第一篇：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決途徑

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決途徑

作者：楊清濤 來源：《市長參考》 添加日期：10年03月20日

利益是人們從事一切活動的最終動機和目的，社會中種種關系都受利益關系所決定和制約。干群關系，從根本上看也是一種利益關系，以往黨群、干群之間，政治關系、思想關系、情感關系成分相對多一些．盡管這些關系也體現了利益關系，但畢竟是間接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利益觀念的強化，在黨群和干群的多重關系中，利益關系變得更為突出。相當多干群矛盾的發生、發展，歸根到底在于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利益關系發生了變化。一部分領導干部貪圖享受、蛻化變質，官僚主義嚴重，貪污腐敗，嚴重脫離群眾，極大地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導致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而且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作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公共事務的領導者和管理者，在當前我國社會急劇轉型、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各種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大背景下，各種社會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必然會大量地反映到領導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上，通過于群利益矛盾表現出來。近年來，上訪、告狀、請愿、示威甚至暴力沖突之所以逐年增多，十群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一個重要的誘發因素。可以說，干群利益矛盾已成為我國社會矛盾中的突出問題，成為黨和政府及人民群眾所關注的焦點問題。

一、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表現

在我國，領導干部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實際占有和支配著大量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在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起支配作用；而人民群眾除了名義上擁有最終的所有權之外，實際上則處于從屬和被支配地位。因此，一般而言，在干群利益矛盾中，領導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矛盾的緊張程度。對此問題，劉少奇早在50多年前就曾有過明確的闡述，他說：“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一切沒有辦好的事情，領導上都有責任。人民會來責問我們國家、黨、政府、經濟機關的領導人，而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負責任。”基于這種認識，從干群利益矛盾的主導因素進行分析，當前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1．干部隊伍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必然會損害群眾利益，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國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政治頑癥。對于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具體表現及危害，江澤民曾經做過深刻分析，他說：“搞形式主義，要害是只圖虛名，不求實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認真領會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習慣于做表面文章、喊口號；有的沉湎于文山會海、應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層；有的熱衷于沽名釣譽、嘩眾取寵，應付上級，應付群眾；有的搞各種名目的所謂達標評比活動，形式上熱熱鬧鬧，實則勞民傷財；有的只說空話、套話，不干實事；有的報喜不報憂，掩蓋矛盾和問題，以致釀成惡果。”而“官僚主義作風，要害是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把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概括為：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等等。執政黨的地位給了我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和機會，同時也更容易使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沾染官僚主義習氣。列寧說：“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在當前，的確有少數領導干部嚴重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盛行，對群眾的疾苦和呼聲漠不關心，甚至貪污腐敗、以權謀私，嚴重損害群眾利益。還有的在工作中大搞形式主義，為了自己的官位和利益，撈取所謂“政績”，搞“盆景工程”、“馬路工程”，虛報產量、產值和城鄉居民收入，不僅損害群眾利益，也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

2．黨政機關部門利益化趨向明顯，使得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弱化，與民爭利問題突出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按照

市場規則從事經營活動，通過為社會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務，既獲得了自己的生存發展，又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實踐證明，市場是一種比計劃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為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決定作用，客觀上就必須要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這種職能轉變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政府退出微觀經濟活動領域，不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活動，與此同時，強化和改善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第二，弱化政府的經濟職能，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第三，從過多地關注效率，轉變到在確保效率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公平。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質，就是通過市場權力和政府權力的合理分工，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協調發展。但是，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政治體制改革明顯滯后，政府職能轉變遠遠沒有到位，由此導致政府職能定位不準，市場權力和政府權力之間的邊界模糊，一些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追求物質利益的沖動強勁，而服務社會、服務人民的意識淡漠。尤其是少數政府部門和領導干部基本喪失公共服務職能，公共權力主要用于維護部門利益和小團體利益，這就是理論界所說的部門利益化問題。每年的“審計風暴”揭露出來的中央各部委嚴重存在的資金違規、違法、違紀問題，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2008年8月27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做工作報告時披露，“53個中央部門存在問題資金近300億元”，一些部門“數以億計的救災資金被挪用用來發放工資、蓋家屬樓，甚至炒股、炒樓”。從中央到地方，有些政府部門用違規資金建超豪華辦公樓和其他樓堂館所的違紀案件不時被曝光，奢華之風觸目驚心。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游的“三公消費”可謂是愈演愈烈，有專家估計每年這三項經費總額在6000億—9000億元之間。過高不合理的行政費用，必將大大增加國家財政開支，使得社會建設事業投入不足。為了維持過高的行政費用，有的政府部門把服務功能變相轉化為“創收”功能，導致糾正行政性“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舉措收效甚微，政府部門收費服務、不收費不服務甚至只收費不服務的現象大量存在，以至于老百姓把一些地方政府稱為“罰款政府”、“收費政府”，而不是服務型政府。還有的地方黨政機關領導干部自己或通過親屬開辦公司，從事生產經營性活動，他們“下海”不“棄政”，以權力進入市場，在官言商，官商不分，既是市場經濟的“裁判員”，又是市場經濟的“運動員”，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當然也就損害了包括其他生產經營者在內的廣大群眾的利益。以上情況充分說明，當下某些黨政機關部門利益化趨向明顯，以履行職權為名，行與民爭利之實，嚴重侵害了群眾利益，惡化了政(黨)群、干群關系。

3．部分官員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侵害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改革過程中，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明顯滯后，對權力缺乏有力的監督和制約，使得一些黨政官員把權力市場化，利用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進行權力“尋租”，搞權錢交易。官員腐敗實質上是一種權力腐敗，而且這種權力腐敗在社會轉型期一直呈泛濫之勢，至今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是誰利用價格雙軌制，獲取價格差，牟取暴利?1992年，在我國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后，是誰利用制度的漏洞和經濟秩序混亂狀況，通過市場權錢交易，進行權力尋租?到90年代中后期，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又是誰利用制度漏洞和監管缺陷，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是一些手中掌握并濫用權力的黨政官員，即腐敗分子，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與一部分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還有一些不法商人，通過權錢交易，實現了原始積累，成為改革開放中的非法暴富階層。腐敗行為已經嚴重地影響我國社會分配公平，擴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利益的“失衡”和“斷裂”，激化了社會矛盾。從本質上看，腐敗行為并不能創造新的社會財富，它只是利用公共權力對現有的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增加少數人財富，惡化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擴大收人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平。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基尼系數明顯上升，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原因。可以說，官員的腐敗行為本質上無異是對社會財富的一種強盜式掠奪，是對全社會勞動的無償占有，所侵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腐敗分子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關系，是當前我國社會最具對抗性的社會利益矛盾關系。雖然腐敗分子是少數，但已經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使得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極為緊張，成為影響當前我國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特點及成因

現對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具有的主要特點及成因做如下分析： 1．干群利益矛盾整體性質仍然是非對抗性的 正確認識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的性質，就是要弄清它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對抗性矛盾還是非對抗性矛盾。我們并不否認，現階段干群利益矛盾關系的嚴重性，集中表現在少數腐敗官員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利益矛盾的對抗性；但是從整體上看，干群利益矛盾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屬于非對抗性矛盾。雖然干部隊伍中出現了玩忽職守、以權謀私、揮霍浪費、吃喝玩樂現象，造成了對群眾利益的侵害，甚至出現了違法亂紀、貪污受賄、貪贓枉法等嚴重的腐敗現象，形成了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上的對立，但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數干部始終能夠堅持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嚴于律己、勤政廉政。因此，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雖然存在著局部的對抗性，但在整體上仍然是非對抗性矛盾。2．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性

一是在我國各種社會利益關系當中，干群利益關系是基礎的關系，干群利益矛盾是社會轉型期最主要的社會利益矛盾，直接關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影響和制約著人民內部其他矛盾的解決。二是在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已成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之一。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力度不斷加大、利益關系不斷復雜、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社會大背景下，作為領導者、管理者的各級領導干部，他們同群眾之間的利益矛盾便成為一切社會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現，這就是說各種利益矛盾往往通過干群利益矛盾表現出來，雖然有些社會矛盾并不直接表現為干群利益矛盾，但這些矛盾也要通過各級領導干部加以處理和調解，期間出現偏差是難以避免的，這也會間接地表現為干群矛盾。再加之目前部分領導干部貪圖享受，蛻化變質，搞“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嚴重地脫離了群眾，極大損害了群眾利益，更加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因此，干群利益矛盾已成為我國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系統中的一個突出的矛盾問題，成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共同關注的社會焦點問題。

3．干群利益矛盾表現領域的普遍性及其復雜性

干群利益關系是我國一種最基本的社會利益關系，因此，干群利益矛盾作為一種較為普遍的利益矛盾，廣泛地存在于社會各個層面和領域。上到中央機關，下到村民自治組織，無論是黨政部門，還是企事業單位、城市社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干群利益矛盾問題。而且干群利益矛盾也有相當的復雜性：既有個別單位的具體的干群利益矛盾問題，也有干部與群眾作為兩大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問題；既有體制性、政策性因素導致的，也有領導者工作失誤造成的；除了干部是主要的責任因素外，也有群眾不合理利益要求方面的因素；作為領導者來講，既有主觀上以權謀私、專橫跋扈而造成對群眾利益的損害，也有出于為群眾謀利的動機，但因方法不當、經驗不足造成對群眾利益的傷害；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整體上屬于非對抗性，但又存在著局部的對抗性。4．干群利益矛盾成因的多重性 干群利益矛盾并不是社會轉型期所特有的現象，它之所以在我國現階段表現得較為突出，在整個社會矛盾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其一，舊的社會分工仍然存在和改革中干群之間利益的分化。社會發展程度導致現實社會中還必然存在著舊的社會分工，包括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分工，有分工就會有差別，有差別就會有矛盾。在勞動仍然是謀生(謀利)手段的當代社會，在干部與群眾這一社會分工當中，領導干部是居于謀取利益的有利一端。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政府并非神造之物，它并沒有公正無私的天性，政府也是一種人類組織，其中決策者和普通人一樣具有自利的本性，他們也會追求個人私利，甚至有的人為了集團和個人利益而不顧公共利益。這種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來考察政府及個人決策行為的觀點，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認同，但是它卻有助于我們破除對政府及其官員行為理想化的假設。尤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背景下，我國黨政部門及領導干部政治行為的利益化傾向也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利益化傾向，除了追求經濟利益外，還包括官員為了自己升遷，去追求一些勞民傷財、加重群眾負擔的所謂“政績”。同時還必須看到，在改革所引發的利益關系調整與分化過程中，各級官員是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相對而言，廣大工農群眾則受益較少，甚至相當一部分人因利益受損而成為弱勢群體。干部與群眾舊的社會分工的存在．以及現階段干群之間有較大的利益差別，加之市場化背景下黨政部門及干部的逐利傾向強化，才是干群利益矛盾發生的社會性原因。

其二，對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在部分干部身上之所以出現官僚主義、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對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難以保證各級領導干部去正確行使權力。各級領導干部是公共權力的掌握者、行使者，他們行使公共權力的價值目標本來應該是社會公共利益和群眾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監督機制弱化的情況下，如果領導者個人“官德”水準低的話，就會造成公共權力價值目標的扭曲，即領導干部利用公共權力來謀取私利，損害群眾利益，引發干群利益矛盾和沖突。制度(體制)本質是一種社會規范，我們推進政治制度改革、完善政治體制，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通過完善化的制度(體制)來規范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行為(即從政行為、領導行為)，來保證廣大群眾對干部的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政治體制還不完善，尤其是基層民主還不成熟，廣大群眾還難以通過行使選舉權、罷免權、監督權來對干部權力進行有效制約。這正是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行為不規范、損害群眾利益以及干群利益矛盾長期存在和突出的重要的體制性原因。

其三，思想觀念因素的影響。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干部與群眾思想觀念上存在的問題，也是影響當前干群利益關系、加重干群利益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干部隊伍的思想狀況而言，現實的情況是，確實有一部分人背離了黨性和人民性，忘記了黨的根本宗旨和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滿腦子是“當官做老爺”的封建殘余思想，是“有權不用、過期作費”的撈一把的思想，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就是沒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權力觀、政績觀、利益觀，缺乏宗旨意識、群眾觀念、奉獻精神。領導干部在這種思想觀念支配下，輕者為了私利不惜侵占、損害群眾利益，為了“政績”不惜加重群眾負擔；重者則導致濫用權力，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墮落為腐敗分子，完全站在了人民利益 的對立面。同時，對于廣大群眾來說，也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質。總體而言，群眾中絕大多數人是好的，他們奉公守法。但群眾中也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有的人政策觀念不強，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利己主義思想滋長，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不能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有的人不學法、不知法、不守法，信鬧不信理，信“訪”不信“法”，遇事往往采取過激方式或違法行為。群眾中這些落后的思想觀念和行為，都會不同程度地造成干群利益矛盾。從上述可見，干部與群眾存在的錯誤思想觀念，是現階段干群利益矛盾產生的重要的主觀性原因。

三、正確處理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徑

1．以深化利益關系調整為切入點，充分兼顧和滿足廣大群眾的利益需求

干群利益矛盾的實質是干部與群眾利益關系的不平衡性。如上所說，改革中干群之間的利益分化和差別，是我國現階段干群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重要的社會背景，因此，處理干群利益矛盾要從調整干群利益關系入手。但是這種調整，不是要減少或降低干部群體的利益水平，而是要按照統籌兼顧、利益協調的原則，在保證干部群體正常、合理的物質利益增長(包括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的同時，更好地兼顧和滿足以工農基本群眾為主體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必須通過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利益保障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并加大其利益保障力度，對改革中利益受損群體給予相應的利益補償，真正使普通百姓在改革發展中得到實惠。2．以教育和管理干部為重點，繼續加強干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

江澤民指出：“領導同群眾之間發生了矛盾，領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決矛盾的主要責任也在領導。”因此，在處理和解決干群利益矛盾時，要把重點放在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上。通過教育，使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政績觀，增強群眾觀念，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牢記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堅持群眾利益無小事，以群眾的利益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為了解決和滿足群眾的實際利益問題去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當然，實事求是地講，干部也應該有自己物質利益上的考慮，也可以有功名方面的追求。但是這種考慮和追求，是要通過自己辛勤工作，通過做出符合群眾利益要求的、讓群眾滿意的、真實的業績來實現；而不要做表面文章，圖一時風光，更不能弄虛作假，以犧牲群眾利益、加重群眾負擔來換取個人的功名利祿。這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各級領導干部職業道德(即所謂“官德”)規范的本質要求，也是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內容。加強干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規范干部的行政行為(某種意義上也是其謀利行為)，既要重教育更要重管理。要通過建立和完善以群眾評議為主的干部考核評價制度(包括干部廉政考核、政績考核等)，建立和完善干部的獎懲制度，尤其對弄虛作假、決策失誤導致群眾利益受損的干部實行嚴格的問責、懲戒制度，來實現對干部的制度化管理，從而為規范干部的行政行為、調整干群利益關系、化解干群利益矛盾提供制度性基礎。在重點對干部進行教育和管理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教育，使廣大群眾提高對黨和國家有關改革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正確認識和處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尤其要教育群眾增強政策觀念、法律意識，在政策和法律的范圍內來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3．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根本點，不斷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當前的干群利益矛盾，從根本上講，應靠推進政治改革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靠加強群眾對權力的監督來解決。只有不斷地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實現廣大群眾對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的批評監督，使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干部真正地為人民利益去工作。大量事例充分證明，導致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一些干部濫用權力并造成對群眾利益的侵害。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干群利益矛盾的根本問題，是通過不斷改革政治體制和擴大群眾的民主權力，保障黨和國家機關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保障各級領導干部的公仆性質。因此，要圍繞著如何加強群眾對權力的監督，確保干部正確行使手中權力這個重要問題，來深化各項政治體制改革。一是深化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對干部的選舉權、監督權、罷免權，建立良好的公共權力的賦予機制和監督制約機制，讓干部

知道權力是群眾賦予的，理應對群眾負責和為群眾服務并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以改變有些干部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群眾負責的現象。二是不斷改革和完善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制度。通過建立和完善聽證制度、民主對話與協商制度、專家論證制度，積極擴大群眾參與決策的范圍，暢通群眾利益訴求的渠道，尤其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更要廣搜民情、廣聽民意、廣集民智，以提高政府民主化、科學化的決策水平，使決策更加符合群眾利益和要求。三是實行和完善政務公開制度(包括黨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校務公開等)。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讓各級各類干部的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以大大減少干部不適當利用或濫用權力謀取私利的機會。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那些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權力不能任意運作，才能使“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不再僅僅是我們的領導機關和干部們的一種口頭承諾，而是有切實的制度保障。4．以反腐敗斗爭為突破點，減少干群利益矛盾的對抗性

正因為腐敗行為是對人民群眾利益的嚴重侵害，才造成了少數腐敗分子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根本利益沖突，引發了包括干群利益矛盾在內的一系列社會矛盾的產生，影響了社會和諧與穩定。因此，必須把反腐敗斗爭作為處理當前日益突出的干群利益矛盾的突破點。只有反腐才能得民心，只有廉政才能順民意，才能順利處理好干群利益矛盾，密切干群關系、黨群關系。第一，要走制度反腐的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重在預防的方針，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不斷推進制度建設。通過不斷深化干部人事、行政審批、財稅管理、投資體制、國企改制、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及相關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堵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體制漏洞，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第二，加大對大案要案的查處力度。當前，尤其要在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理和礦產資源開發、司法、企業改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對一些影響惡劣、群眾反映強烈的腐敗大案要案堅決查處，從重嚴懲腐敗分子，這不僅可以形成對腐敗分子的強大社會震懾力，更可以彰顯黨和政府反腐倡廉的決心，提升廣大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信心。第三，反腐敗斗爭應堅持走群眾路線。反腐敗既要依靠專門機構，更要依靠群眾，加大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參與度。正如上面提到的，必須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建設，賦予群眾以切實的民主權力。只有將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加以制度化，自上而下的專門機構監督才是可靠的、高效的；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參與，我們黨所領導的反腐敗斗爭才能取得勝利。(作者單位：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第二篇：我國當前“三農問題” 的主要表現與解決途徑

摘要：本文指出了我國當前農業、農村和農民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對各級政府未來的“三農”政策提出了一些誠懇的建議。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解放以來，我國歷屆政府都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經過50多年社會各界的艱苦努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僅用世界上不足7%的耕地養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在農村率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調整了我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改善了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提高了糧食和其它農副產品的產量，逐步緩解和根除了我國糧食和其它農副產品一直供不應求的局面，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我國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我國其它領域的經濟改革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我國目前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還相對比較低，還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這一矛盾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國目前正處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不少經濟政策還不能做到成龍配套，互相協調。因此，近年來，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農業、農村和農民在經濟發展中遇到了一些新問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這些問題應該引起黨和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并逐步加以解決，否則將會影響到我國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影響到我國社會的長期穩定。

歸納起來，我國目前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1、耕地面積和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大幅度減少。

近年來，我國農業出現了耕地面積和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大幅度減少的態勢，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近年來，我國政府為了保護生態環境，積極推行退耕還林和退耕還草等生態退耕政策，致使我國一些地區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大幅度減少；其二是，由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新增建設用地占用了大量耕地；其三是，由于目前從事農業生產所能獲得的利益十分微薄，影響了部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我國相對富足地區的一些農民主動退出農業生產領域，從而造成不少耕地撂荒，減少了農作物種植面積。

2、短期內農作物的單產難以有大的突破。

農作物的單產會受到土壤條件、肥料優劣、灌溉條件、籽種質量、田間管理、氣候條件、農業生產技術及自然災害的影響。

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農家肥明顯不足，長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地大面積板結，土壤條件惡化，不利于農作物生長。

我國人民公社時期依靠集體的力量興修的不少農田水利設施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由于多年來疏于維護管理，其功能已經減弱甚至消失，難以在目前的農業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農戶是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的主體，是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組織形式，一家一戶的農民缺乏獨立興修規模水利設施的能力。因此，我國一些地區的農業灌溉條件有所惡化，在短期內得不到改善。

在我國相對比較富足的東南沿海地區，農業收入在整個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農業收入已經不再是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部分農民對農作物的田間管理不再像原來那樣精細，對農作物的單產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

我國目前農業生產技術大部分地區已經比較穩定，在短期內很難有大的突破，加上新技術推廣時會遇到許多障礙，因此短期內農作物的單產依靠農業生產技術難以有大的作為。

由于受厄爾尼諾現象和溫室效應的影響，我國的災害性天氣近年來有所增加，我國目前松散的一家一戶式的農業組織形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農業的防災救災能力。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短期內，我國農業農作物的單產難以有大的突破。

3、農產品總產量有逐步降低的趨勢。

4、農產品的價格較長時間持續地低迷。

5、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和質量問題日漸突出。

目前，我國農民使用的農業生產資料主要包括種子、化肥、農藥、柴油、農用薄膜、農用機具和灌溉用水用電。近年來，我國農資市場上種子、化肥、農藥、柴油和農用機具價格普遍上漲，增加了農產品的直接生產成本。

近年來，種子、化肥、農藥及農用機具等主要農業生產資料的質量狀況令人擔憂，劣質和假冒農業生產資料坑農事件屢見不鮮，嚴重地擾亂了我國正常的農業生產秩序，對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

6、農民的稅費負擔大部分地區偏重。

目前，我國農民應該繳納的稅費種類包括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和“三提五統”

。“三提”是“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

；“五統”指“五項統籌”，包括教育附加費、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民政優撫費和民辦交通費。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三項稅種占農民應該繳納稅費總金額的比重并不大，各地征收起來也相對比較規范。但我國目前城鄉稅制差別很大，農民與工人比起來稅收負擔就顯得比較重，工人的工資性收入超過800元后才開始繳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比較高，而農業稅種起征點為零，農民除非遇有重大自然災害，農產品嚴重歉收，政府才會實施農業稅收減免政策，通常情況下，農民必須按稅法的規定交稅。“三提五統”的費用比較高，占農民應該繳納稅費總金額的比重比較大，各地實施起來也不規范。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村委會嚴重違反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巧立名目，擅自向農民攤派收費，侵犯了農民的合法權益，加重了農民負擔。中央雖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加強管理，嚴禁向農民亂攤派，亂收費，但亂收費現象時有發生，屢禁不止，難怪一些農民用“頭稅輕，二稅重，攤派是個無底洞”

來形容我國目前農村的稅費狀況。個別地區過去稅費征收很不規范，為了自己征管方便，屠宰稅竟按農民家庭中的人頭來攤派。筆者家鄉有一位農民，因為自身條件比較差，一直沒娶上媳婦，孤身一人也要向村委會繳納計劃生育費和教育附加費，聽起來覺得很不合理。

7、農產品的生產成本有所增加。

近年來，由于主要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農民的稅費負擔加重，致使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增加。

8、農民的農業收入普遍減少。

近年來，由于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一直低迷，農產品的總產量有所減少，主要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農民的稅費負擔加重，從總體上來說，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民的農業收入普遍減少。

9、農民的非農業收入靠農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內很難有較大的增長。

對于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大多數的農民而言，農民的非農業收入主要包括林業收入、牧業收入、副業收入、漁業收入、儲蓄收入及家庭成員外出打工的工資性收入。

在目前我國的經濟技術條件下，我國的不少地區發展林業、牧業、副業或漁業生產會受到當地自然條件、氣候、資金、技術及營銷環境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短期內在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可能會取得比較大的成果。但對于我國大部分地區大多數的農民而言，短期內難以有大的突破。

我國大部分地區的大多數農民收入本身就很微薄，近年來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所花費的費用很高，農戶在銀行的存款基數比較小，加上近年來銀行的存款利息率非常低，尚需繳納利息稅，一般農民家庭的儲蓄收入非常低。

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農民進城打工的條件有所惡化，一是活兒難找，二是工資低，三是要錢難。農民家庭通過家庭成員外出打工來大幅度提高家庭收入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對于我國大部分地區的大多數農民而言，農民的非農業收入靠農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內很難有較大的增長。

10、農民的收入偏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

11、不同區域之間農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由于受自然條件、資源條件、政府政策、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資本資金、生產技術、市場條件、商品農業、訂單農業、鄉鎮企業及思想觀念的多重影響，目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和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民普遍比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富裕，不同區域之間農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2、現有農田的分配方式不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

我國不少地區過去在給農民分配土地時，為了盡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減少農民的意見，村委會根據耕地的質量、位置將一片片整齊的農田劃分成不少條條塊塊來平均分配，從而造成農戶擁有的農田總面積并不多，但過于分散，每塊農田都很小的局面，既不利于耕作，又不利于田間管理，大型農機的作用也得不到有效發揮。

13、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在農村推廣起來非常艱難。

目前，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在我國農村推廣起來非常艱難，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的農民仍然沿用祖先傳授下來的傳統方法從事農業生產，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受到習慣勢力的影響；其二是我國的大部分農民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文化素質比較差，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較弱，從事農業生產時在種什么，種多少，怎么種等一系列問題上習慣于仿效別人，隨大流，難以做到科學決策；其三是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農業技術人員奇缺，對農民的日常農業生產活動缺乏必要的技術幫助和指導，對農民缺乏系統的農業生產知識培訓；最后是農業生產周期比較長，農業生產的成果又受到許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任何一項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需要的時限都比較長，其好處在短期內難以明顯地顯現出來，對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造成了障礙。

14、農民非農業就業機會很少，農村富余勞動力難以實現大規模有效地轉移。

目前，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業領域轉移主要有上大學、參軍、進城打工和在鄉鎮企業工作等四種途徑。

能夠考上大學或參軍留在部隊上長期工作的農民子女畢竟是少數，對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業領域轉移起不到多大作用。

對于農民進城打工，目前我國許多城市存在有不少歧視性限制，盡管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并著手解決農民工問題，但短期內農民進城打工的條件難以有比較大的改善。農民進城打工就業難，掙錢難，客觀上造成不少農村良家婦女在城市的娛樂業和服務業提供陪侍服務，影響了社會風化和精神文明建設。

我國東南沿海和中部不少地區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不少農民及其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就業機會，促進了農業富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在我國西部地區和邊遠不發達地區，受資金、技術或觀念的限制，鄉鎮企業猶如鳳毛麟角很不發達，難以安排大部分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農民非農業就業機會很少，農村富余勞動力難以實現大規模有效地轉移。

15、個別地區村干部素質比較差，干群關系比較緊張。

根據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我國農村村民委員會由全體有選舉權的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提高了廣大農民參政議政的能力，對村干部的素質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一些地區由于種種原因，村干部的素質比較低，政策觀念非常差，缺乏號召力，缺乏對村民的服務意識，工作作風簡單粗暴，在計劃生育和稅費征收問題上經常與農民發生沖突，有的甚至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干群關系比較緊張，影響了政府在農民中的良好形象。

16、鄉鎮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遇到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的嚴峻挑戰。

上一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的鄉鎮企業和農村中的其它非公有制企業異軍突起，價格和體制的比較優勢大大促進了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目前，隨著我國引進外資規模的逐步擴大，外資和中外合資企業的逐步建立，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深化，鄉鎮企業遇到了資金規模、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理念的嚴峻挑戰，一些鄉鎮企業在原地徘徊，難以做大做好，難以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17、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亟待加強。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農村為我國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大規模的原始積累資金，促進了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推進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同城市比起來嚴重滯后，交通、通訊、電力、供水、供暖、廣播電視、文化娛樂、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設施遠遠不能滿足廣大農村居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對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筆者不是農業問題專家，也不是管理農業生產的政府公務員，但筆者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對我國一些地區農村的生產、生活狀況和農民的甘苦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為此筆者通過此文提出如下建議，供我國各級政府和主管“三農”

工作的領導在制定農業政策和解決“三農問題”時參考。

一、政府應立即采取措施，保護好我國人民賴以生存的寶貴的耕地。

1、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必將會進一步發展。政府應組織有關部門對現行的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設計規范進行修改，將如何優化線路設計從而減少對農田的占用特別是對良田的占用的內容納入設計規范。

2、嚴格執行城鄉工業用地審批制度，原則上城鄉工業用地嚴禁占用農田，必須占用時政府應收取高額的補償費用。

3、嚴禁中等以下城市占用農田設立各種經濟技術開發區。過去已經批準設立的開發區，如果至今沒有得到充分開發利用，造成大批農田長期閑置時，應堅決予以取締，同時做好所占農田的復墾工作。

4、中等以下城市嚴禁建設大規模的城市廣場，對大城市的城市廣場建設規模應適當控制。

5、加強城鎮房地產開發管理，提倡高層住宅建設，控制低層住宅和平房建設，禁止占用大批農田的別墅區建設。對征用土地后房地產開發應有時間限制，對已經征用但長期得不到開發的土地應堅決收回。

6、農村住宅建設應盡量減少農田的占用，杜絕良田的占用，對農民的住宅面積根據家庭人口多少應適當加以控制。

7、對目前部分地區撂荒的耕地應做好復墾工作。

8、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提倡農民對比較適宜農作物生長的荒地進行開墾并在相關政策上給予優惠。

二、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作物單產水平。

1、盡量推廣機耕和深耕耕作方式，結合“秸稈還田”

增加農家肥施用量，從而改善土壤條件。

2、鄉鎮政府、村委會應組織村民做好已有農田水利設施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的維護管理工作，使其在目前的農業生產中充分發揮作用。對農民采用合作、入股等方式興修水利設施在政策上應予支持，在資金、技術上應予幫助。

3、各級政府、農業主管部門和農業科研部門要加強優良品種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的科研和推廣力度，依靠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促進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國家應加強農產品價格的宏觀調控，保持農產品價格平穩，既要防止“谷賤傷農”，又要防止通貨膨脹。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的價格主要受其供求關系和價值規律支配。國家可以采取經濟和財政手段對農產品的價格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保持農產品價格基本平穩或適度上漲，防止“谷賤傷農”，同時也要防止農產品的價格短期內大幅度上漲。農產品的價格短期內大幅度上漲會引發與農產品相關的其它商品價格的上漲，而我們日常生產、生活中的許多商品是與農產品密切相關的，這就容易導致通貨膨脹，從而引起我國經濟的動蕩，影響我國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

四、國家應繼續加強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和質量的長期控制管理，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近期，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強制措施，加大了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和質量的管理力度，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和質量的管理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各級政府和各個相關部門的長期密切配合，才能抓緊抓好。國家應該繼續加強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和質量的長期控制管理，依法打擊不法奸商的投機欺詐行為，從而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五、各級政府要以農村稅費改革為契機，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帶領廣大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

2004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從今年起逐步減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

溫家寶總理的鄭重承諾引起了我國社會各階層的強烈反響。有人認為，農業稅在農民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政府逐步取消農業稅這一舉措也就意味著平均每個農民每年少交幾十塊錢的稅，對農民脫貧致富意義并不大。但我認為，對于富裕的城市居民而言，幾十塊錢僅僅意味著可以買一條普通品牌的香煙，可以聽一場中等檔次的音樂會，對富足地區的部分富裕農民來說也不算什么，但對于我國的大部分普通農民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的農民而言，幾十塊錢意味著可以使一個失學兒童重新回到校園，可以為整個家庭購買一年的醬醋油鹽。更重要的是，逐步取消農業稅這一政策的出臺，反映了中央政府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一種態度，意味著農民需要關心、幫助，農業生產需要保護；意味著政府多年重點宣傳的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真正取得了實效。我認為逐步取消農業稅這一政策的出臺，一定會受到社會主要階層特別是農民的歡迎，各級政府應抓住這一契機，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積極推進農業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領導廣大農民再次創業，帶領廣大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

六、積極發展農村第二和第三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增加農民非農業收入。

農民的收入包括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兩部分。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受農產品總產量、農產品價格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制約，短期內增加農業收入的空間比較小，不確定因素比較多，難度也比較大。針對這種狀況，目前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應該主要轉移到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收入上來。

1、各級政府應積極采取措施，幫助農民解決現有鄉鎮企業發展中遇到的資金、技術和管理問題，推進鄉鎮企業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提高鄉鎮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而促進現有鄉鎮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

2、積極向農民提供有發展前途的適合當地生產的產品生產信息，積極支持農民通過合作、入股、合伙等方式創辦新的鄉鎮企業，創辦初期政府在貸款、稅收政策上應給予一定的支持。

3、結合產品結構調整，利用當地豐富的農產品資源，支持農民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以提高農產品的經濟附加值。

4、加強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小城鎮個體工商戶的發展，繁榮小城鎮商品經濟，從而帶動周邊農村的經濟發展。

5、加強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堅決取締農民進城務工的歧視性規定，改善農民進城務工的宏觀環境，保障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保障農民進城務工的工資性收入能按時足額發放。

6、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建立開放統一的農產品市場體系，構筑農產品營銷網絡，開辟農產品綠色通道，在農村、城鎮設立農產品營銷主體，培育農產品經紀人，支持農產品在當地規模收購，跨地區遠距離銷售

第三篇：我國當前“三農問題” 的主要表現與解決途徑

。

七、規范農村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選拔一支高素質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

村民委員會是我國農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負責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發展本村的公益事業，起著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作用。

針對我國農村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和實際工作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筆者認為我國政府應采取如下措施，規范農村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選拔一支高素質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

1、教育廣大農村村民認真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選舉有一定道德修養和文化素養，能夠公開、公平、公正地處理村務問題，能夠帶領廣大村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村民擔任村民委員會干部。

2、防止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或被選舉權，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行為發生。防止當地社會邪惡勢力的骨干成員通過不正當手段當選村民委員會干部。

3、充分發揮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領導和指導村民委員會做好工作。

4、鄉鎮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要加強指導、支持和幫助。

5、地方人民政府應定期對村委會干部進行必要的培訓，以提高村委會干部的政策水平和辦事能力。

6、地方

民政府主管領導應認真聽取廣大人民群眾對農村村委會日常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對村民依法罷免村委會干部應予支持。

7、建立健全村委會工作監督機制，鏟除滋生腐敗的溫床，防止村委會干部利用職權謀取私利。

八、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條件，為農村的經濟發展提供基本保障。

1、采用靈活多樣的籌資模式，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進一步改善農村交通、通訊、電力、廣播電視、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條件。

2、改變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民直接飲用井水、河水或湖水的狀況，在人口相對稠密的地區積極推進水處理廠建設，逐步使廣大農民能飲用到自來水，從而保障農民的身體健康。

3、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沒有下水道設施，污水直接排放，廁所缺乏基本的衛生條件，希望能夠引起各級政府的重視，盡早改變這種落后狀況。

4、目前，我國北方大部分地區小城鎮和農村冬季普遍采用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分散供暖方式，即浪費了能源，又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政府應考慮在有條件的地區推廣冬季集中供暖模式，實屬利國利民之舉。

總之，目前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較低，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63%，是我國最大的一個社會群體。政府對“三農”

問題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并積極采取措施著手解決或幫助農民解決，否則會影響我國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影響我國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

第四篇：如何解決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矛盾

題目： 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思考和分析我國當前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和解決這些矛盾的途徑。

一、社會的基本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

這兩對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始終，并規定了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和動力。制約著社會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決定社會歷史的一般進程，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即生產關系基本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政治制度等即上層建筑基本適合經濟基礎要求；另一方面，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高，距離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還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方面的需要。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中還有不夠完善的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還存 在某些落后的、不適合實際情況的東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以上情況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特點。這些矛盾處理的不好，加上歷史的原因，各地區、各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多種所有制及分配方式的存在及個體收入的差距拉大等，就會引發甚至加劇各類社會矛盾。

為此，我們黨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并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堅持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使中國社會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

二、我國當前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

1．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平衡

經濟不平等既是階層分化的物質基礎，又是階層分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我國目前十大社會階層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收人水平是最高的，辦事人員階層和個體工商戶階層收人水平居中，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和產業工人階層收人水平較低，而農業勞動者階層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收人最低。

2.人民群眾對物質和文化需求的不斷提高，但當前生產力無法及時滿足。主要體現在：

①義務教育、公共醫療已成為當前多數社會成員重要的公共需求，并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突出

②在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就業和社會保障已成為全社會重要的公共需求

③公共安全越來越開始成為全社會成員普遍的公共需求

④隨著利益關系的變化，合理的、正當的利益表達和利益訴求開始成為廣大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公共需求

3.人民群眾參與政治積極性不高

社會階層分化是民主政治化進程中的重要動力，處理不好也是導致社會政治紊亂的關鍵因素之一。由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導致一些傳統的社會基礎性階層地位不斷下降，比如產業工人階層地位下降，政治參與熱情不高。近年來的調查表明，許多職工認為自己政治上沒有地位，不是“主人翁”而是“主人空”，他們普遍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等宣傳比較反感。

4.社會階層結構不合理，存在激化人民內部矛盾的潛在危險

按照社會學的一般理論，理想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態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結構，這種結構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而我國目前社會階層呈現出的是傳統社會中頂尖底寬的金字塔型結構，這種結構由于缺少龐大的社會中間階層而不利于社會穩定。

三、兩種矛盾間關系：

（1）.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它們表現為二者的矛盾運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這種矛盾運動循環往復、不斷推動社會發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逐步走向高級階段。（2）.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構成二者的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在實際運行中是極為復雜的。

①在同一性質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中，上層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沒有反映經濟基礎要求的部分都會同經濟基礎發生矛盾。

②在不同性質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中，矛盾更為復雜，主要表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同舊上層建筑的殘余、未來上層建筑的萌芽之間的矛盾；新舊上層建筑之間、新舊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等。

③當一種社會形態處于上升發展階段時，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一般是相適應的；當一種社會形態處于沒落時期，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變革的客觀要求則是不適應的，其矛盾則變成對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3）.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規律，就是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這里的“一定要適合”表明：經濟基礎狀況決定上層建筑的發展方向，決定上層建筑相應的調整或變革，而不允許上層建筑長時期落后于或不適應自己的發展；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須取決于和服從于經濟基礎的性質和客觀要求，而不允許上層建筑脫離經濟基礎的發展狀況和水平。

四、解決這些矛盾的途徑

針對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特點，我們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同時，改革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中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大力發展生產力，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化解各類矛盾，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和諧穩定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具體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落實科學發展觀，科技創新為先鋒，堅持改革開放，合理引進外資??

（2）政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保證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目標得以實現。（3）文化：發展科教事業，培養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努力拼搏，為國家做有益的貢獻，另一方面還應促進與文化產業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產業鏈，產生規模效應和互動效應。

（4）社會：①推進社會公平。②完善社會組織，③集聚社會資本，培養責任、信任和誠實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5）生態文明：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可持續發展為依據、以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為著眼點，在開放利用自然的過程中，人類從維護社會、經濟、自然系統的整體利益出發，尊重自然、保護自然。

總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只能緩和，不能最終消失，我們要立足發展經濟，全面提高國家綜合實力，提高公民素質，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的新布局—— 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拓展為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這是總攬國內外大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新部署。相信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正確領導下，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將會更加和諧！

王 世 益

天津大學 工業工程（本科班）

二O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五篇：淺談當前我國城管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及解決途徑

淺談當前我國城管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及解決途徑

在寫這篇文章前，我在許多討論問題為主的論壇上對城管的相關問題本想和廣大群眾做一些探討，但是遺憾的是一提到城管喊打喊罵者眾，理性探討的少，讓我的心情很沉重。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與廣大市民日常生活聯系緊密，在服務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前，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形勢下，城管執法工作所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存在的矛盾和困難也呈上升趨勢。這些問題，都是社會轉型時期不可避免出現的問題，是新時期形勢下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和積極解決的問題。

一、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政治和文化原因，改革開放以來，為謀求盡快擺脫89**以前的尷尬政治局面，國家政策向GTP數字傾斜，城市建設看著日新月異，人們收入差距日益加劇，作為城市底層老百姓和農村人口在缺乏掙錢條件的前提下，要求增加收入的欲望也日益強烈，所以和政府已經接受了的西方走在前面的形成的城市樣貌模式理念矛盾日益加劇，一方要維持城市所謂的形象，一方不管不顧的要生存或盡可能的掙錢，2者沖突不可避免，受儒家文化熏陶已久的中國人大多數在無直接利益相關的情況下無疑是大多數會站在相對弱勢的老百姓一方的，城管就是這個矛盾的夾縫中尷尬的一群人。

（二）是缺乏相關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處罰權主要是相關政府部門的多部門讓權。因此作為城管既沒有中央上級部門，也沒有下屬單位，處境極為尷尬。而且行政處罰法只賦予行政機關相關的執法權，而城管是否屬于行政機關，是沒有相關法律支持的，我們城管在執法的過程中主要是使用驅趕、罰款和沒收攤販物品等手段試圖消滅攤販經濟。這樣不但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還會產生另外的問題。作為法律意義上沒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為政府的代理人，其職責應該是消除攤販經濟的外部性。但是許多城管隊員在執法過程中暴力沒收屬于攤販的物品。他們沒收的物品大多屬于小商販的勞動所得，屬于商販們的私有財產，從產權的角度說，其產權界定應該屬于商販，因此，除法院強制執行外，其他機構無權沒收屬于商販們的私有財產。因此產權界定不清楚是導致城管暴力執法和攤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三）齊抓共管機制尚未形成。

1、綜合整治靠突擊。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職能部門齊抓共管，協同作戰。在城市創建的目標下，遇有重大活動時,往往習慣用“運動式”的方法搞城市管理，在一定時間內集中力量進行突擊整治，短期內能取得立桿見影的效果。這期間部門之間協調配合、推諉扯皮少，市領導及相關單位也大力支持，一旦階段性創建任務完成，各職能部門各自為政,缺乏統攬機構來組織落實長效管理，形成治理—反彈—再治理—再反彈的局面。

2、基層政府管理城市的作用未得到有效發揮。城市管理點多面廣，尤其在現場、現行方面，管理重心太高，往往出現“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問題。作為城市管理主要責任人之一的區（街辦）、社區、城中村（組），沒有管理城市的具體責任和壓力，因而不能很好地發揮自身的重要作用，投入到基層城市管理工作中，致使管理脫節、斷鏈，城市管理網絡不健全。從我們調查的情況看，很多違章占道現象背后，都有街辦、村組、駐街單位的背景。如我市某街道辦事處和村組的干部，有的還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為了個人或小團體利益，帶頭違規“種房”、違章占道經營，甚至帶頭向政府提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見；等有關部門查處時，他們一面以照顧困難名義為違章者說情開脫，私下又支持違章者與職能部門對抗，使城市管理工作處于十分尷尬的位置。

（四）執法難度大。

1、執法手段單一。根據《行政處罰法》和部分行政法規的規定，違章者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可以依法將查封、扣押的財物拍賣或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繳罰款或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從我國目前法律、法規的規定來看，具有上述行政強制措施權的只能由法律設定，而且只有司法機關和工商、稅務、海關等少數行政機關可以實施。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設定了各類行政處罰，但對違章者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后續監管措施，沒有賦予城管行政執法部門任何有效手段。

某年5月26日，某省十屆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在審議《某省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建議表決稿）》時，專門就是否取消有關“暫扣物品”的相關條款進行單項表決，最終刪除了建議表決稿中“可以暫扣其經營的物品和裝盛器具”內容；而對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僅設置了實施罰款和責令清理、改正的行政處罰措施。

現實的執法情況是，違章者對執法人員的管理根本就不理睬，罰款沒錢，責令清理、改正我不干。執法人員沒有什么辦法強制其交罰款或強制其清理，也不能暫時限制其自由帶回機關處理。這樣一來，除了做工作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辦法加以管理。

2.城管隊員構成中零時聘用人員居多，許多缺乏服務意識，城管作為城市管理者，宗旨應該是服務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

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服務者，而把自己當成管理者。因此在執法過程中帶有許多個人主義，容易情緒化。

2、執法效果不佳。目前，城市違反市容環境、秩序的違法行為出現以下特點。第一，普遍性。違法違章現象大量存在，具有點多線長面廣的特征。第二，動態性。表現在時間上、空間上和性質上的不確定，沒有規律可以掌握，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第三，反復性。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違法行為呈現出多發性、反復性和經常性，被糾正或教育后，又重新開始，始終得不到徹底解決。這些情況，使得我們的執法人員窮與應付，疲于奔命。

3、執法人員安全無保障。近年來，城管部門加強了對執法人員的教育，要求執法人員決不能與群眾發生沖突，決不允許發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起到了較好效果。但是，不法商販、“釘子戶”暴力抗法事件時有發生。據不完全統計，2003年以來，城市就發生情節嚴重的暴力抗法N起。實際上全省乃至全國各大中城市和鄂州市的情況大同小異，甚至更嚴重。由于城管執法機關自身缺乏強有力的強制手段，發生暴力抗法時，只能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由于多種原因，一般都是按普通民事糾紛處理，很多都不了了之。在實踐中，一些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脅，有的甚至殃及家庭；有的受傷的隊員幾乎都沒有得到任何賠償，給其身心帶來了極大創傷，造成在日常執法過程產生了畏難情緒，而違法行為者卻越來越目無法紀，無視執法人員，從而形成了“加大執法力度”，就造成暴力抗法，一暴力抗法執法人員就松懈，一松懈就亂，一亂就緊”的怪圈。這種情況下，城管執法人員只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出事，執法效果可想而知。

（五）執法環境差。

1、違章行為當事人認識上有誤區。他們沒有意識到城市管理法規也是行政法規體系的組成內容，與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一樣，違反了要承擔法律責任。城管執法人員在執法中碰到最多的申辯理由是：“我又不偷不搶，在街邊擺東西謀生，犯什么法！”他們在內心深處沒有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導致不主動配合執法，有時糾纏、拒絕、阻礙甚至少數“釘子戶”暴力抗法的事件不斷發生。

2、市民對城市管理工作不理解。部分市民對城市管理執法工作不理解，不配合。當執法人員對違法行為實施必要的處罰時，經常有一大幫圍觀群眾，出于“ 同情弱者”的簡單心理，亂“打抱不平”，亂起哄，喝倒彩，甚至還指責執法人員欺侮老百姓，徹底否定城管執法人員的執法行動，助長了違法行為人的底氣，形成了不利于城管執法的社會氛圍。給城管執法部門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

3、市民的整體文明素質不高。一些市民的環境衛生習慣較差，社會公德意識薄弱，講文明、樹新風的觀念還十分淡薄。一些干部群眾參與城市管理的熱情不高，不少人只抱怨不參與，只指責不自責，袖手旁觀而不身體力行。

二、對策建議

（一）積極探索城市管理長效機制。

1、政府應該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風貌新理念，不用照搬國外的城市模型，大膽放寬城市非重點區域的管理，給弱勢群體以一定的城市生存空間，探索新的城市管理模式。

2、充分認識攤販經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轉型經濟過程中的必然產物，他在我國目前市場經濟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國當前存在著龐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勢群體。廣大農民和城市下崗工人等收入低，無法與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商人等一樣付高額的租金在大商場、超市經營，擺攤經營成為市場準入低、成本少的謀生手段。同時由于價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階層也很喜歡在攤販購買東西，這樣可以降低他們的生活成本。小攤販作為弱勢群體以極低的成本維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勵的。在我國市場經濟的轉型中，攤販經濟能夠吸納一部分未就業人群，同時為許多人提供價格低廉的服務。這不僅緩解了社會的矛盾，同時方便了人們的生活。因此說攤販經濟在我國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作為一個服務型政府不能單純把他們當做城市的包袱，畢竟他們的很多人是政府政策性的城市化擴建過程中給推到城里生存的，政府是有責任在城里給他們以一定的生存空間的，不能單純的把他們推給市政部門去堵，做城市發展規劃中就應該集中一定的財力和人員考慮，例如考慮多建設幾個符合城市發展要求的綜合市場。不能因為基礎建設投資大，短期內政府領導政績見效不明顯，或者說相對來說把錢投在這些地方對領導們來說性價比不高就只是做一般性被動式的應付。

3、發揮街道、社區基層城市管理的重要作用。貫徹“統一領導，分級負責，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原則，推進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明確城區各街道辦事處為城市管理的主要責任單位之一，促使他們將工作的重心放在日常城市管理上來，負責本轄區城市管理的組織實施和監督檢查。社區（居委會）、城中村村委會在街道辦事處的領導下，組建工作專班，切實負責本轄區的日常城市管理工作。各駐街單位也應按照確定的范圍和職責，承擔相應的城市管理任務。同時，將城市管理的責任履行情況，納入各區、街辦和市直各部門的工作責任目標考核體系，發揮“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作用。

（二）建立執法保障機制。借鑒長沙、宜春等城市做法，在公安局內整合成立城市管理警察支隊，專門配合支持城管執法。

其主要任務是把維護治安秩序與預防和處理暴力抗法結合進行，他們并不直接參與日常的城管執法，而是根據執法需要，派警察跟隨執法，發生暴力抗法時，由警察根據情況或當場處理，或帶離現場，或依法采取其他強制措施，以有效制止暴力抗法事件發生，震懾違法者，既提高執法效率，保障文明執法的效果，同時又能保證經營戶平等競爭，守法經營。在審判工作方面，城管執法機關有不少需要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案件，能否迅速有效的執行，直接關系行政處罰的權威與效果。同時，隨著城管執法工作的加強，所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也呈上升之勢，這些都需要法院的支持。可以建立一個協調機構，法院行政庭、執行局為主，統籌安排，簡化手續，加強城管執法案件的強制執行力度，并對城管執法機關進行執法指導，減少因執法行為不規范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保障城管執法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堅持疏堵結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需求必然有供給，像修鞋，修自行車、縫補衣服、賣早點等，很難根本杜絕。從事此類經營活動的人員和接受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進城務工農民、下崗工人和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這就要求管理者要從現階段城市發展水平及人們的經濟狀況出發，研究疏堵結合的長效管理辦法。可采取“三不”和“三分”的原則來處理，即在不影響交通，不影響市容，不影響群眾生活秩序和治安的前提下，區分行業，區分區域和地點，區分時間進行規范管理和疏導。

1、區分行業：如將修鞋、擦鞋、修自行車、縫補衣服等群眾生活需要的服務項目，開展“送市場、送方便”等活動，納入社區服務體系，由社區進行管理。對非法食品加工設攤，占道賣盒飯等則堅取締。

2、區分區域和地點：如在人口眾多，農貿市場不能滿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地方，由街道利用空置土地設置臨時性的農貿市場，引導游動攤販進場經營。在小區里適當設置一些小型公共廣告欄，疏導小廣告，減少管理工作量。

3、區分時間：針對早點、夜市等飲食攤群衛生狀況差、出攤占道、油煙噪音擾民等問題，我們正在研究疏導管理的辦法，按照統一開市、閉市時間等“8個統一”的要求，對城區早點、夜市進行定點規范，既可兼顧困難群眾就業需求，方便市民生活，又可緩解執法人員與個體經營者的矛盾。

4.解決攤販經濟和城管之間的矛盾，關鍵應該從制度層面上解決攤販經濟的外部性。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我們可以采用分區域管理的辦法，對于那些擺攤會造成通行不便，嚴重影響市容的地方，比如廣場、車站和主干道兩側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圍很大，因此應該絕對禁止在該區域擺攤。這種地方的管理應該有政府相關部門綜合執法來進行。而對于那些妨礙行人和影響市容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圍中等，應該在區或鎮政府的管理下，在對攤位的規模、經營時間和經營范圍有一定的限制的情況下有條件的進行擺攤。而對于那些像住宅區，社區等其外部性主要影響本轄區的居民的地方，應該把權力界定給社區，由社區和攤販進行協商，把外部性內部化。

（四）營造良好輿論氛圍。一個國家法律化程度不僅取決于依法執法的力度，更主要通過國民的法律素質及守法自覺性來體現出來，兩者相輔相成。

1、樹立良好的城管執法形象。需要城管執法人員進一步規范執法行為，倡導文明執法，不斷加大執法宣傳力度，樹立城管執法新形象。

2、加大對城管工作的宣傳力度。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從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有利于文明城市建設，有利于城管執法出發，善于把城管執法的重點難點轉化為百姓關注的熱點和新聞媒體的賣點，客觀、真實、準確地報道城管動態，增強城管執法的影響力和公信力。

3、強化市民教育。要在群眾中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文明城市的教育活動，在全社會宣傳“城市管理，人人有責；管好城市，人人受益”的觀念，促使廣大群眾增強自律意識，自覺遵守、維護社會公共秩序，愛護城市環境，理解城管。重視城管，實現全民參與、齊抓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