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規范行政執法權做到用權不任性

如何規范行政執法權，做到用權不任性

【概述】《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創新執法體制，完善執法程序，推進綜合執法，嚴格執法責任，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依法行政體制，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決定》就推行跨部門綜合執法制度，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嚴格執行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等方面的制度設計和完善作出了全面部署。這是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與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既往提出的完善行政程序、建設法治政府的方針精神是一脈相承的。2015年12月出臺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則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的總目標：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政執法體制建立健全，法律法規規章得到嚴格實施，各類違法行為得到及時查處和制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經濟經濟社會秩序得到有效維護，行政違法或不當行為明顯減少，對行政執法的社會滿意度顯著提高。早在2004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就明確提出，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繼續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積極探索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推進綜合執法試點；健全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和行政執法主體資格制度，非行政機關的組織未經法律、法規授權或者行政機關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執法權；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依法界定執法職責，科學設定執法崗位，規范執法程序。2008年5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提出，在完善行政執法經費保障機制上，將市縣行政執法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所需經費統一納入財政預算予以保障。嚴格執行罰繳分離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在規范行政執法行為上，要求市縣政府及其部門完善行政執法程序，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對行政執法環節、步驟進行具體規范，切實做到流程清楚、要求具體、期限明確；抓緊組織行政執法機關對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處罰、行政許可條款進行梳理，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對行政裁量權予以細化，能夠量化的予以量化，并將細化、量化的行政裁量標準予以公布、執行。2010年10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提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規范和減少行政審批，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方式創新；繼續推進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合理界定執法權限，明確執法責任，推進綜合執法，減少執法層級，提高基層執法能力；要求改進和創新執法方式，堅持管理與服務并重、處置與疏導結合，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特別強調要加強程序制度建設，細化執法流程，明確執法環節和步驟，保障程序公正。隨著上述政策措施的出臺，全國各地和中央部委先行先試，加大了行政執法的立法力度。2008年4月，湖南省在全國率先推出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成為我國首部系統規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規章。2011年4月，汕頭市政府出臺實施的《汕頭市行政程序規定》，開創了全國地級市行政程序統一立法的先河。與此相配套，汕頭市政府還制定了《汕頭市行政執法案卷評查辦法》等制度規范。國家各部委，如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務部、林業局、發改委等部門也都出臺了行政執法程序規定。2014年6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圍繞完善市場監管體系，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明確了放寬市場準入、強化市場行為監管、改進市場監管執法、改革監管執法體制、完善監管執法保障等重點工作任務，提出到2020年建成體制比較成熟、制度更加定型的市場監管體系。這是新時期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必須與以往出臺的規范行政執法行為的法規政策一并推進，有效落實。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必須理解和把握行政執法的基本原則。一是合法原則。行政執法權的取得必須法定化。行政機關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章，在法定權限內，按照法定程序實施行政行為。如果沒有法律明確規定，任何行政機關不得做出損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織合法權益或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權力職權法定要求各個權力主體必須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行使權力，橫向上、縱向上都不能越權。二是合理原則。體現了行政控權原則、合目的原則、比例原則。行政執法應當平等對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得歧視。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應當符合法律目的，避免行政權力的擴展和濫用。比例原則，就是行政機關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應當是必要、適當的。如果為達成行政目的必須對相對人的權益形成不利影響，那么這種不利影響應當被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和限度內，并且兩者應當處于適當的比例。三是程序正當原則。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國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外，將行使行政職權的依據、過程和結果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公開，并聽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意見。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四是信賴利益保護原則。非因法定事由并經法定程序，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因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必須撤銷或者變更的，應當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進行，并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此遭受的財產損失依法予以補償。五是高效便民原則。高效便民原則，是指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應當遵守法定時限，積極履行法定職責，提高辦事效率，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供優質服務。六是權責一致原則。強調行政機關在享有法定職權時，同時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有權必有責，權責相對稱，用權受監督，違法要受究，侵權須賠償。就現行法律制度來講，我國法律對行政機關確立了國家賠償責任、依法補償責任、監督檢查責任和其他違法責任制度，對于執法人員來說，主要法律責任有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國家賠償追償責任、執法過錯責任，可以說，我國行政法對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的法律責任規定已日趨完善。【制度設計】加強行政執法程序及相關制度建設，是落實《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的重要內容，對于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減少和防止行政執法的主觀隨意性，提高行政執法效率，更好地維護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程序和實體權利，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就規范行政執法行為的重點制度做一討論。第一，改革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制度。落實《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要求，全面清理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最大程度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的許可，最大限度縮小投資項目審批、核準的范圍，最大幅度減少對各類機構及其活動的認定。取消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資質資格準入許可，研究建立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管理制度。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實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審批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加大取消和下放束縛企業生產經營、影響群眾就業創業行政許可事項的力度，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嚴格控制新設行政許可，加強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審查論證。對增加企業和公民負擔的證照進行清理規范。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探索目錄化、編碼化管理，全面推行一個窗口辦理、并聯辦理、限時辦理、規范辦理、透明辦理網上辦理，提高行政效能，激發社會活力。加快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建設，實施在線監測并向社會公開，2015年實現部門間的橫向連通及中央和地方的縱向貫通。加快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工作，支持地方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改革試點。全面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堅決整治“紅頂中介”，推進中介服務行業公平競爭。清理、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破除部門保護、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繼續清理工商登記前置審批，加快工商登記后置審批改革。進一步推進工商注冊登記制度便利化，2015年年底前實現工商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推行電子營業執照和全程電子化登記，實行“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創新市場監管方式，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建立透明、規范、高效的投資項目縱橫聯動、協同監管機制，實行綜合監管，推廣隨機抽查，探索“智能”監管。第二，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是行政機關依據法定職責對行政裁量權予以細化和量化的控制制度，是將實踐中經常遇到的情形及其結果抽象上升為一種規則，對有關行政裁量的法律、法規規章規定進一步細化的經驗構造，是行政機關履行行政執法職能的具體標準。2010年12月，河北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建立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的指導意見》，對建立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的方法和完善相關配套制度作出了規定，該制度具有很好的參照性。行政機關制定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要以法律法規和規章為依據，綜合考慮各地經濟、社會、文化等客觀情況的地域差異性，管理事項的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影響，以及其他可能影響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細化、量化行政裁量權，公開裁量范圍、種類和幅度，嚴格限定和合理規范裁量權的行使。建立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制度應當遵循過罰相當、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可以選擇處罰種類或者有處罰幅度的，裁量權基準制度應當規定選擇處罰種類的具體情形和行政處罰幅度的具體標準。建立行政許可裁量權基準制度應當遵循規范、便民、高效、服務的原則。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許可條件存在一定幅度的，裁量權基準應當列出各種幅度對應的具體情形；法律、法規、規章對作出許可決定的方式沒有明確規定或者規定可以選擇的，應當明確規定作出許可決定的具體方式。建立行政強制裁量權基準制度重點對行政強制的種類、程序和時限進行細化、量化、具體化。對于當事人違法行為顯著輕微，沒有明顯社會危害，涉案財物數額較小，實施非強制性管理可以達到行政目的的，行政機關不得對其實施行政強制措施。建立行政征收裁量權基準制度應當遵循行政征收法定、公平、公開原則，重點對行政征收標準以及征、停、減、緩、免程序和權限進行細化、量化、具體化。建立行政確認、行政裁決、行政檢查、行政給付等類型的裁量權基準制度，也應當明確執法行為的具體條件、標準、幅度、方式等，力求程序簡化；時限縮短、方便群眾。建立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劃分裁量階次，裁量階次不得少于3個。要綜合考評法定裁量和酌定裁量因素，運用數字考量模式等方式，將裁量因素與階次劃分有機結合。建立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要嚴格按照規范性文件的程序辦理，聽取意見、進行合法性審查、集體審議決定、備案登記、向社會公布。第三，相對集中使用行政處罰權制度。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是指將若干個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集中由一個行政機關行使，原有關行政機關不再行使已集中的行政處罰權的制度。早在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就確立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2002年8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對制度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規范。2008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提出，繼續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可以看出，黨和國家對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認識不斷深化，思路更加清晰。已經從行政處罰權集中使用制度試點向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推進綜合執法延伸；明確了食品藥品安全、工商質檢等十大領域來推進綜合執法工作，重點更突出。當前要做好以下幾點：一是推進綜合執法改革和職能到位。落實《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有關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要求，根據不同層級政府的事權和職能，按照減少層次、整合隊伍、提高效率的原則，合理配置執法力量。推進執法重心向市縣兩級政府下移，把機構改革、政府職能轉變調整出來的人員編制重點用于充實基層執法力量。完善市縣兩級政府行政執法管理，加強統一領導和協調。大幅減少市縣兩級政府執法隊伍種類，重點在食品藥品安全、工商質檢、公共衛生、安全生產、文化旅游、資源環境、農林水利、交通運輸，城鄉建設、海洋漁業、商務等領域內推行綜合執法，支持有條件的領域推行跨部門綜合執法。理順城管執法體制，加強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機構和隊伍建設，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理順行政強制執行體制，科學配置行政強制執行權，提高行政強制執行效率。這是推進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總要求和重點措施。當前，要抓住《立法法》修改，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下放到“設區的市”有利契機，結合行政權力清單制度的推行，調整市、縣（區）政府有關執法部門的職責權限，明確劃分有關部門之間的職能分工。對部門交叉、管理分散的行政權力，進行全面梳理，歸并整合，先在—些重點領域實現綜合執法，逐步實現綜合執法全覆蓋。二是積極穩妥制定推進方案。深入研究本地區特定領域行政執法中的情況和問題，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依法提出調整行政執法權的具體方案，制定相應的地方政府規章，對在本行政區域內開展綜合行政執法的適用領域、工作范圍，執行機構的職責權限、管理體制、機構編制、隸屬關系、經費保障及與相關部門的職責劃分等作出具體規范。三是抓好配套制度的銜接。開展綜合行政執法工作，要與行政處罰主體資格制度、行政聽證制度、行政執法人員資格管理制度、罰款決定與罰款收繳相分離制度、行政執法責任制、重大行政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異地行政執法協助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行政執法公示制度等有機結合，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行為。要通過各層次的配套制度建設，科學界定綜合行政執法的權力邊界、運作流程和行為主體和責任承擔，完善市場監管部門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配合、齊抓共管的工作機制。四是加強行政執法保障措施。落實《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有關行政執法保障的要求，各地行政機關履行執法職責所需經費，由各級政府納入本級政府預算，保證執法經費足額撥付。改善執法條件，合理安排執法裝備配備、科技建設方面的投入。嚴格執行罰繳分離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嚴禁下達或者變相下達罰沒指標，嚴禁將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同部門利益直接或者變相掛鉤。第四，行政執法聽證制度。聽證制度是行政機關在作出影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機關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機關聽取意見、接納證據的程序所形成的一種法律制度。行政聽證制度分行政決策聽證和行政執法聽證。1946年美國制定《聯邦行政程序法》，第一次規定聽證程序為行政程序的核心。我國1996年《行政處罰法》將行政執法聽證制度納入行政執法程序之后，《治安管理處罰法》也引入了行政執法聽證制度。行政聽證制度的主要理論依據是正當程序與公共參與。正當程序在行政法領域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通知、聽證及理由之陳述，意即行政機關在作出對公民個人權利或財產有不利影響的決定時，應及時通知當事人，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給當事人充分陳述自己立場和觀點的機會，并使當事人獲知作出該決定的理由。行政聽證制度就是將聽取意見和說明理由兩方面結合起來，保障當事人的權利。公共參與就是行政利害關系人參與行政決定過程，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以增加行政行為的可接受性，提高行政效率。目前，對于行政處罰行為，應依照《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43條的規定組織實施。對于其他行政執法行為，如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征收、行政給付、行政裁決、行政確認等可參照行政處罰法有關聽證程序的規定，在地方性法規或地方政府規章中予以規定。主要內容包括聽證組織機關、應當聽證的行政執法事項、聽證會的前期組織聽證會的舉行程序、聽證結果與運用、違反聽證制度的行政責任等內容。聽證會應當公開舉行，允許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旁聽，但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除外。聽證組織機關應當根據聽證筆錄制作聽證報告，作為行政執行的重要參考。第五，行政指導制度。行政指導，是指行政機關為實現特定的行政目的，在其法定的職權范圍內或者依據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以指導、勸告、提醒建議等非強制性方式，引導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做出或者不做出某種行為的活動。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莫于川教授的話說，“作為新型的增量行政方式之一的行政指導，是一種不具有強制力、注重溝通協調、方式靈活多樣的柔性管理方式，能夠彌補法律缺失，降低執法成本，化解社會矛盾，實現利益均衡，有利于形成行政機關與相對人的協調關系，成為服務型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柔性管理方式”。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第9條明確提出：要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充分發揮行政規劃、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這是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農業法》、《勞動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等行政法規增加了含有行政指導意義的條款，賦予了行政機關行政指導職能。近年來，質監、工商、稅務、城管、環保等行政執法系統，推行行政指導制度，提高了執法成效，改善了管理者和被管理對象之間的關系，提升了政府形象。實施行政指導應當遵循合法、平等、公開、誠實信用、自愿選擇等原則。行政指導主要適用于以下情形：需要從技術、政策、安全、信息等方面幫助當事人增進其合法利益；需要預防當事人可能出現的妨害行政管理秩序的違法行為；需要行政機關實施行政指導的其他情形。在指導方式上，主要是制定和發布引導性政策，提供技術指導和幫助，發布引導性信息，建議、輔導、提醒、規勸、示范等。針對部門行政職能不同，實行分類行政指導。對于行政許可事項，采取登記須知、辦事指南、口頭告知、短信提示等方式為經營者的市場準入提供主動服務；對于辦理年檢、驗照、審驗等日常管理事項，采取發布公告、電話通知、書面通知等方式及時提醒管理相對人；對于在打擊傳銷、危害食品安全、交通違章、違章建筑、消費欺詐等違法行為的執法辦案中，主要通過案例披露、法律宣傳、咨詢解答、說服勸告等方式進行警示教育，預防減少違法行政行為的發生。實施行政指導涉及專業性、技術性問題的，應當經過專家論證，專家論證意見應當記錄在案。行政機關要在梳理法定職責、服務舉措的基礎上制定切實可行的行政指導工作規則，確定實施行政指導的領域和方式，制定與行政指導方式相適應的程序規定、格式文書、檔案管理制度，逐步形成對行政指導的監督、激勵、考核和風險防控等制度。同時，要注重信息化手段在行政指導中的應用，不斷加強行政指導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設。行政指導是一種事實行為，不產生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對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但是如果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指導權，在行政指導中要求當事人必須為一定行為或者不為一定行為，必然會侵犯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就有可能引發行政訴訟。所以行政機關必須很好把握行政指導的性質和內涵，依法依規推進行政指導工作的開展。第六，行政處罰案卷評查制度。2004年國務院出臺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規定：“健全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行政機關應當建立有關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行政執法的案卷。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有關監督檢查記錄、證據材料、執法文書應當立卷歸檔。”所謂行政執法案卷評查，是指上一級人民政府對下一級人民政府，政府對所屬行政執法部門，上一級行政執法部門對下一級行政執法部門，行政執法部門對所屬行政執法機構在行政執法活動中形成的業已結案的行政執法案卷進行檢查、評議并實施監督的活動。近年來，全國各地和系統部門相繼出臺了關于實施行政處罰案卷評查制度的具體辦法、規則，并進行了實踐探索，形成了制度性、經驗性成果。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應對評查工作主體，成立評查機構，制訂評查方案，細化評查程序，明確評查標準，評查結果應用等作出規定。行政執法案卷應當全面真實反映行政執法活動，體現行政執法行為的合法性、適當性和規范性要求。審查重點主要包括：行政執法主體資格、執法程序是否符合法規規定，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執法文書使用符合法定要求，有關記錄內容清楚，格式規范，適用法律、法規和規章準確，裁量適當，行政執法決定的執行符合法定形式與要求，行政執法文書和材料的立卷歸檔符合立卷歸檔有關規定等。行政執法案卷評查設定一定分值的考核標準，將考核內容進行細化，使其更具操作性。根據評查標準，一般可以評定為優秀、合格、不合格三個等次。評查的方法有選送案卷評查法、抽取案卷評查法、綜合案卷評查法和其他案卷評查法。下一步，行政執法案卷評查的對象要從行政處罰執法案卷向行政許可、行政裁決、行政征收征用、行政強制、行政賠償等執法案卷拓展；從注重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自身建設向與其他相關制度的銜接配套延伸。第七，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制度。2001年7月，為加強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制度落實，國務院頒布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隨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監察部等部門先后單獨或聯合出臺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推動各地區、各部門逐步建立健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制度。2012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安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工作聯系的意見》。2011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加強行政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意見》。2012年9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做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中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意見》。經過多年實踐，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制度在維護接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促進依法行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相關法規和司法解釋明確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落實銜接制度的法定職責。要求行政執法機關和公安機關嚴格依法履行職責，對涉嫌犯罪的案件，切實做到該移送的移送、該受理的受理、該立案的立案。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檢查時，發現違法行為明顯涉嫌犯罪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通報。接到通報后，公安機關應當立即派人進行調查，并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決定。行政執法機關在查辦案件過程中，對符合刑事追訴標準、涉嫌犯罪的案件，應當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書》，及時將案件向同級公安機關移送，并抄送同級人民檢察院。行政執法機關對案情復雜、疑難，性質難以認定的案件，可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咨詢，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應當認真研究，在7日以內回復意見。公安機關對發現的違法行為，經審查，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立案偵查后認為犯罪情節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依法應當追究行政責任的，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行政執法機關，有關行政執法機關應當依法作出處理，并將處理結果書面告知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行政執法機關在依法查處違法行為過程中，發現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等違紀、犯罪線索的，應當根據案件的性質，及時向監察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移送。監察機關、人民檢察院應當認真審查，依紀、依法處理，并將處理結果書面告知移送案件線索的行政執法機關。二是公安機關、監察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應當建立聯席會議、情況通報、信息共享等機制。確定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牽頭單位。牽頭單位定期組織召開聯席會議，由有關單位相互通報查處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等違法犯罪行為以及銜接工作的有關情況，研究銜接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加強銜接工作的對策。健全案件通報制度。行政執法機關定期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通報查處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件情況以及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況；公安機關定期向行政執法機關通報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銷案情況；人民檢察院定期向行政執法機關通報立案監督、批捕、起訴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的情況。將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信息共享平臺建設納入電子政務建設規劃，擬訂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工作計劃，明確完成時間，加大落實力度，充分運用現代信息及時實現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之間執法司法信息互聯互通。三是相關法規還強化了行政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促進制度的有效銜接。強化行政監察機關的監督，對行政監察對象有案不移、以罰代刑和對移送案件不依法辦理等問題，實施監察，以監察決定、監察建議等方式予以糾正。對應當向公安機關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查辦案件的行政執法機關不移送或逾期未移送的，由本級人民政府或上級行政執法機關責令限期移送；情節嚴重的，由監察機關對負有責任的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檢察機關發現行政機關應當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隱匿、銷毀涉案物品或者私分涉案財物的，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追究而不移送的，有關行政執法人員涉嫌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第八，行政執法人員管理制度。落實《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有關行政執法隊伍建設的要求，在2016年年底前，各地區各部門對行政執法人員進行一次嚴格清理，全面實行行政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制度，未經執法資格考試合格，不得授予執法資格，不得從事執法活動。健全紀律約束機制，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執法人員素質。逐步推行行政執法人員平時考核制度，科學合理設計考核指標體系，考核結果作為執法人員職務級別調整、交流輪崗、教育培訓、獎勵懲戒的重要依據。規范執法輔助人員管理，明確其適用崗位、身份性質、職責權限、權利義務、聘用條件和程序等。【要點提示】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改革行政執法體制，創新行政監管方式，對于有效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促進區域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地方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應當立足長遠、把握大局，抓住影響行政執法改革的關鍵問題，強力推進改革和創新，加快形成權責明確、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場監管格局。一是正確把握行政執法改革方向。加強市場監管、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的核心是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干預，把該放的權力放開放到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法律法規的規范作用，行業組織的自律作用，實現社會共同治理；方式是建立健全市場監管制度，科學劃分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市場監管職責，落實市場主體行為規范責任、部門市場監管責任和屬地政府領導責任，推進市場監管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法治化市場環境；目標是打破地區和行業壟斷實行寬進嚴管，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立足于促進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監管有力的現代市場體系。二是創新服務型行政執法理念。當代行政管理發展趨勢已經從管理行政向服務行政，從集權行政向民主行政，從剛性管理為主向柔性管理為主轉變。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推行的行政指導制度，行政調解制度，行政審批、行政許可權相對集中和電子政務等，都體現了建設高效能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新趨向。因此，我們在推進依法行政依法監管過程中，要改革傳統思維定式，注意將管理、執法和服務有機結合，剛性執法和柔性執法有機結合，將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有機結合，促進行政執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促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三是區分行政行為和行政指導行為。行政指導行為是行政主體基于國家的法律、政策的規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導行政相對人自愿采取一定的行為或者不作為，以實現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種非職權行為。行政指導的本質是一種非行政權的行為，承受行政指導行為的行政相對人是否接受指導取決于其自愿性，而不是行政權固有的命令與服從的強制性。行政相對人對行政指導行為不具有必須服從的義務，行政相對人接受行政指導行為產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只能視為行政相對人在接受行政指導行為之前已經自愿接受此種后果。行政指導契合市場和社會需求，凸顯部門的服務職能，符合落實執政為民理念、建設服務性政府的要求。行政指導以說服、建議、協商、幫助的方法引導行政相對人的行為朝著行政機關確定的管理目標方向發展，是今后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有效途徑。四是強化行政執法監督責任制。加強執法監督，加快建立統一的行政執法監督網絡平臺，建立健全投訴舉報、情況通報等制度，堅決排除對執法活動的干預，防止和克服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防止和克服執法工作中的利益驅動，懲治執法腐敗現象。完善行政執法程序和制度建設，健全執法部門內部案件調查與行政處罰決定相對分離制度，規范執法行為。建立健全“誰辦案誰負責、誰審核誰負責、誰審批誰負責”的執法崗位責任制。明崗定責，進一步梳理、細化執法職責，把執法職責分解落實到每個執法單位和每個執法崗位。做到權力與責任掛鉤，有效解決有權無責、權大責小和權責脫節等問題。考核問責，進一步完善考核辦法，科學制定考核指標體系，建立內部評議與外部評議相結合，日常考核與年度考核相結合的考核評議模式。評議考核結果要與執法人員的獎懲、晉升掛鉤，作為獎勵、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據。整合監督資源，實現對行政執法主體、依據、內容、程序等的全面監督，形成行政行為的每個環節都受監督的閉環體系。自覺接受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以及監察審計等方面的監督。完善群眾舉報投訴制度，及時處理群眾檢舉和新聞媒體反映的問題，創造條件讓群眾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相關案例】

一、案例概述2016年，國務院第119次常務會議取消了150多項中央指定地方實施審批事項，加上2015年已取消的62項，兌現了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兩會”上作出的清理取消行政審批事項200項的承諾。此次放權的亮點，在于變“部門端菜”為“群眾點菜”。“點菜單”里既有近年來人大代表的建議和政協提案，也有新聞媒體及群眾來信來訪中反映的審批問題，更有以專業調查搜集來的80多萬個企業的意見。堅決整治“紅頂中介”毫不手軟。“紅頂中介”被老百姓詬病已久，盡管其中利益糾葛異常復雜，清理難度極大，但這場“自我革命”沒有止步不前。經過清理，國務院各部門共430余項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中，近70％的中介服務事項，不再作為審批的必要條件。3年多來，國務院大力推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讓每一項權力都曬在陽光之下。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全國31個省份已全部公布省級政府部門權力清單，其中24個省份公布了責任清單，17個省份公布了市縣兩級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推行地方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促進了簡政放權，提高了政府運作效率。清權、減權、制權、曬權，權力清單是對政府部門權力“大起底”。有的省級部門行政職權削減5000項左右，減幅達一半，有的地方還建立“行政權力數據庫”，確保權力行使有章可循、有規可依。越來越多的措施登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舞臺。不僅要使各級各部門和每一位領導干部都明確手中有哪些權力、每項權力該如何行使，讓社會公眾都清楚遇事找誰、怎么辦理，同時更要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固化權力運行流程，實施動態監督管理，為權力行使加上制度和科技的“雙保險”。放下該放的，管好該管的。行政執法，是管好該管的“基本面”。3年多來，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成效不斷顯現，“大蓋帽”形象有了顯著改善。

二、案例評述應當說，這些年來，尤其是經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洗禮，以及政府簡政放權的自我革命，“公章長征”的事情有所減少，臉好看了，門好進了，話也好聽了。但在不少地方，群眾仍然面臨“中梗阻”的問題，“最后一公里”現象也依然存在。癥結到底出在哪里？從權力運行本身反思，群眾辦事難，與制度不完善、問責機制不健全、一些干部手中自由裁量權過大不無關系。在不少地方，由于沒有明確而細致的權力清單和程序規定，一些工作人員想怎么辦就怎么辦，甚至故意刁難、拖延。有的則想著拿好處、吃“回扣”，明里暗里拿權力變現。正常渠道沒法辦，老百姓只好考慮托關系，找熟人，塞點“辛苦費”，送點土特產。“敲門敲斷手，蓋章跑斷腿，電話永遠沒人接，等終于見到領導了，吃飯唱歌帶洗腳，領導一摸紅包薄，結果事兒又黃了。”網上流傳的這個段子，生動地刻畫了群眾辦事求人的無奈心理。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破解“辦事難”，必須管住管好權力，讓其規范化運行。最近，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要求，哪些權力是要保留的，各項行政職權的行使主體是誰，都有哪些運行流程，權力清單都要作具體而微的規定，并向老百姓公布。《意見》還要求強化權力監督和問責，不按權力清單履行職責的單位和人員，將被依法依紀追究責任。通過這些制度設計，行政權力將納入法治的軌道。權力清單的出臺，讓“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有了更堅實的制度依托，“任性”的權力將被套上制度的“轡頭”。具體說，百姓找政府辦事，該找什么部門、該走什么程序、政府該怎么辦、多長時限內辦結，都由制度、清單規定得清清楚楚。政府工作人員不能刁難、拖延，否則百姓就可投訴，相關人員就會被問責，政府工作人員的自由裁量權被限制到最低。“民者，國之根也。”解決老百姓“辦事難”的問題，是黨員干部應有的責任，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推行權力清單制度，促進辦事規范化、法治化，將開啟“辦事不求人”時代。可以說，每一份權力清單，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諾書，都是對法治中國這本巨著最具體的注解。辦事不求人，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最鮮活、最生動的情形之一。用法治的陽光，清除灰色地帶，增強服務意識，才能讓“辦事難”成為歷史的塵埃。就這個角度而言，中辦、國辦出臺《意見》，用權力清單管住“任性”的權力，乃是人心所向、勢之必然。當然，改革永無止境。推出權力清單，解決“辦事難”，僅僅是邁出“讓百姓辦事不求人”的第一步。怎樣提高辦事效率，如何提高便利程度，諸如這些問題，也是“讓百姓辦事不求人”必須邁過的坎。“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沿著法治軌道，發揮制度效力，管住權力“任性”，我們就能在每一個事項、每一個環節中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啃下“辦事難”這塊硬骨頭。

原文載《政府法治建設問題聚焦》，中國檢察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主編：欒政明，副主編:韓哲。P39-53。整理：蘇州市公安局信訪處“不念，不往”。

第二篇：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同志們：

根據先進性教育的計劃安排，由我來講講“廉潔從政”問題，這充分說明了廉潔從政對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重要意義，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講課的題目是《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中心十分明確，希望各位領導干部規范用權，廉潔從政。下

面：我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新成效；第二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及原因分析；第三個問題：領導干部要自覺做到規范用權、廉潔從政，并與大家共勉。

一、與時俱進，堅定信心，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新成效

反腐敗是當前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正確認識反腐敗形勢是正確決策的前提，是堅持反腐敗信心的基礎，我們必須從政治的高度、戰略的高度認識和把握當前的反腐敗斗爭的新形勢。

（一）立足國情，表明了反腐敗的堅強決心

反腐敗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可以說我黨自建黨以來，就把反對腐敗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特別近幾年來，更是堅定了懲治和預防腐敗的信心和決心。在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同志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黨必須十分注重防范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維護黨的隊伍的純潔。既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其長期性，堅定信心，扎實工作，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把反腐敗斗爭深入進行下去。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黨的十六大報告在全面總結我們黨開展反腐敗斗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嚴正指出了腐敗的嚴重危害性和懲治腐敗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

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越是長期執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要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抓緊抓實。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胡錦濤同志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輕視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堅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工作，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必須深刻認識到，執政基礎最容易因腐敗而削弱，執政能力最容易因腐敗而降低，執政地位最容易因腐敗而動搖。只有切實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我們黨才能始終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才能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永遠立于不敗之地。胡錦濤同志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深刻闡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

以2004年為標志，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在戰略上出現了“三個轉向”：第一，大力加強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動防御為主轉向主動進攻為主；第二，大力加強制度建設，由權力反腐為主轉向制度反腐為主；第三，大力加強監督工作，由事后監督為主轉向事前監督為主。

（二）懲糾并舉，保持了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

黨中央高度重視反腐敗，尤其體現在對腐敗案件的堅決查處上。因為查處腐敗案件是反腐敗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動，是懲治腐敗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眾評價反腐敗斗爭成效的重要標志。只有嚴厲查處腐敗案件，才能狠狠打擊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才能鼓舞人民群眾同腐敗現象作斗爭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們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近幾年來，中央嚴厲懲處了一大批腐敗高官，比較典型的有：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案，原河北省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案，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書記、省長張國光案，原云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案，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書記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案，原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徐國健案，原貴州省副省長劉長貴案，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案，原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長王鐘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長孟慶平案，原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副主席哈吉案，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凱案，原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潘廣田案，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案，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麥崇楷案，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丁鑫發案等。并突出重點，在以下幾方面加大力度。

1、重點打擊干預經濟活動的違法犯罪

市場經濟應是公平、競爭的法制經濟。如有意違背這基本原則，不恰當地干預經濟活動，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擊這方面的違法犯罪，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反腐敗的重點所在。原

河北省委書記、人大主任程維高，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就是插手經濟活動而被中央查處的省部級領導干部中的典型。程維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務，把河北省的建設工程項目當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給誰就給誰。程維高的許多問題，與南京某建筑公司有著密切關系，堂堂省委書記竟被一些人稱為“河北最大的‘包工頭’”。程維高熱衷于介紹甚至指令建筑

工程的承發包，并把這些工程都交給了他早年在那里做過父母官的這家建筑公司。程維高被開除黨籍。與程維高有著驚人相似情節的是，同樣是原省委書記的劉方仁也熱衷于插手工程發包，大搞“人情工程”、“條子工程”，然后從中獲取好處，先后幫助貴州某集團公司總經理和一企業主貸款、開發房地產、承攬工程，事后共受賄161萬元人民幣、1.99萬美元。劉方仁被判處無期徒刑。

2、嚴肅懲處用人領域中的不正之風

近年來，我們黨堅持“德才兼備”標準選拔任用了大批優秀干部，但另一方面，“買官賣官”現象時有發生，并成為近年來我國腐敗現象中的突出問題和群眾強烈不滿的熱點問題之一，基層曾經流行這樣一句話：“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2004年2月，中組部對原吉林省靖宇縣委書記李鐵成、原遼寧省寬甸縣委書記商殿舉、原安徽省蒙城縣委書記孫孔文、原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長馬招德等４起領導干部受賄“賣官”案件進行了通報。李鐵城被判有期徒刑15年，商殿舉、孫孔文、馬招德案正在進一步審查之中。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任阜陽市委書記期間，經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書記和組織部長找來，當場口述干部任命名單，并作為組織部意見提交書記辦公會。其中一次，王懷忠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任命意見，讓組織部長作為組織部的意見向書記辦公會匯報，對有不同意見或考察明顯不合格的干部，仍強行安排。被稱為“批發權力的市委書記”---原廣西東興市委書記劉德新利用撤區設市時科（局）領導干部需要重新任命的機會，收受了近30名下級黨政干部的90余萬元人民幣后，順水推舟將他們送上他們想要的位子，簡直是“你出錢，我給權”，玩著權錢交易的游戲。劉德新被判處無期徒刑。最近查實的原山西省翼城縣委書記武保安自2003年9月擔任縣委書記至2004年5月的短短一年內，利用干部調整之機，涉嫌受賄共計人民幣118萬元。此外，其家庭財產和支出明顯超出其合法收入計570萬元，這是一起性質惡劣的買官賣官案。武保安的賣官之道為，首先在各種會議上大造調整干部的輿論，其次大談自己的調整思路、用人標準，并征求干部對個人的意見，然后武保安對有想法的人進行不止一次的談話，在談話后，及時奉送大額賄金的，在安排職務時，論賄行賞，對于賄金不大或不合自己心意的，則束之高閣。武保安案正在進一步審查之中。

3、狠剎賭博歪風

近年來，貪官豪賭的越來越多。賭博本身是一種惡習，而一擲千金地花納稅人的血汗錢狂賭更是惡習加罪惡。在國內，震驚全國的白洋淀特大賭城案涉嫌賭博、瀆職、變造公文、賄賂等數罪的官員涉及省部級干部1人，廳級干部3人；有12人受到黨政紀處分，10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更有甚者，一些貪官攜巨額公款赴港澳和境外狂賭，原湖北省駐港宜豐公司總經理金鑒培貪污挪用公款1.44億港元進賭場；原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長青拿5000萬元公款到澳門豪賭；原鞍山市千山區水利局長李敬仁25次赴澳門賭掉78萬元；原沈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市財政局長李經芳、市建委主任寧先杰不僅在澳門豪賭，還4次登上著名的澳門賭船“東方公主號”在公海賭博，曾3天賭掉上千萬元。近年來，僅公開報道的典型案例就有數十名官員和國企老總裁在澳門賭場，所輸金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難怪澳門賭場老板“夸獎”內地腐敗官員說：“他們賭得大方，賭得爽！”，可見這類腐敗分子在賭場把在內地潛藏在心中的欲望發泄得登峰造極。

從2004年末開始的由中央17個部委參與的打擊賭博專項行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力度最大、范圍最廣、參與部門最多的一次打擊賭博的集中行動。僅在2004年里，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就某個具體賭博案件或個別泛濫嚴重地區的批示就達40多次。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明確提出，對黨員干部“參與賭博的，應予以免職，再依據規定處理；到國（境）外賭博的，要從嚴懲處。”最近，中紀委又通報了5起黨員干部參賭被查處的相關情況，原廣東省肇慶市委副書記、市長鄧耀華2001年至2004年3月，由他人出資多次到境外賭博。原廣東省惠州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長吳華立2002年1月至2004年3月頻繁出境賭博，且涉案金額巨大。原山東省濟南市拆遷辦正處級調研員于長亮采用挪用公款，從企業、個人以及金融機構借、貸款等手段，籌措資金共計人民幣560余萬元，全部用于賭博和償還賭債。原江蘇省金壇市郵政局人事教育部副主任程宏，利用職務之便，先后多次挪用職工的養老保險金和干部風險抵押金共計人民幣47萬余元，進行賭博活動，至案發前尚未退還。原河北省容城縣張市糧站主任王福榮參與聚眾賭博，將糧站的售糧款共計人民幣39萬多元全部用于賭博。從專項行動開始以來，有關部門暫停了57條到周邊國家的出境游線路。目前中國周邊4個國家的146個賭場處于歇業狀態，有些已開始考慮轉產。

（三）標本兼治，開創了反腐斗爭的新路子

2005年1月3日，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強調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科學判斷形勢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好地防治腐敗的必由之路，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實施綱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科學地總結了我們黨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經驗，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明確了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工作原則，提出了有效反對和防止腐敗的一系列措施和辦法。《實施綱要》強調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統一于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之中，發揮整體效能；強調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強調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辦法治理腐敗，注重反腐倡廉體制機制制度創新。《實施綱要》體現了標本兼治、注重治本，加大預防腐敗工作力度的精神，反映了新形勢下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觀要求。進一步加大預防腐敗的工作力度，必須繼續在加強教育上下功夫，使領導干部自覺拒腐防變，常修為政之德，切實做到勤政為民、廉潔從政；繼續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發揮法規制度的規范和保障作用；繼續在強化監督上下功夫，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必須以改革統攬預防腐敗的各項工作，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懲治和預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兩個方面。《實施綱要》提出，要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中充分發揮懲治的重要作用。加大預防腐敗的工作力度，決不是要放松懲治腐敗的工作。不僅不能放松，而且要繼續抓得緊而又緊。進行有效預防本身就要求實行嚴肅懲治，而實行嚴肅懲治本身又有利于進行有效預防。要通過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懲處腐敗分子，嚴肅黨的紀律，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教育。要針對暴露出來的苗頭性問題和薄弱環節，及時制定規范，堵塞漏洞，發揮辦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設性作用，著力減少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增強干部群眾對懲治腐敗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合力。

二、形勢嚴峻，不容松懈，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

新時期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重大成果，黨政機關和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得到有效遏止。但是，我國現在仍處于腐敗現象的多發和高發期，反腐敗形勢仍十分嚴峻。從違紀違法案例分析，當前，腐敗現象呈現出“六個化”。

（一）在金額數量上，呈現出高額化

腐敗分子對私利的追求已從實物形態轉向貨幣形態，已不單單滿足于對一般生活資料的占有，開始利用權力采取各種非法手段攫取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有目的地聚斂錢財、積累原始資本。有的高級領導干部違紀違法、腐化墮落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為建國以來所罕見。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在擔任省長助理及副省長的四年時間，索賄受賄共計人民幣544萬元，另有161萬余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在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受賄共計人民幣4109萬元。原云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在任職期間，受賄折合人民幣119萬元；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其子接受對方錢物，共折合人民幣2049萬元；利用職權為其情婦謀取不正當利益3000余萬元。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非法受賄共計人民幣1700萬元。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目前據查證已貪污涉案金額達2.5億元。最近查處的河北省外經貿廳原廳長兼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李友燦，從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索賄受賄共計人民幣4744.44萬元，相當于河北省一個中等縣的財政收入，平均每月受賄170多萬元，平均每日受賄5萬元，有一次1670萬元放在16外旅行包里，從河北到北京拉了3趟才拉完，而且一個人搬完。李案前，湖北省進口汽貿公司董事長王俊、副總經理馬波也因盜賣汽車進口配額受賄、貪污人民幣4200萬元，原來上千萬元的案子，令人咋舌了。李的行徑使善良的人們感到自己想象力的貧乏，其受賄金額已經破了“全國紀錄”，成為目前全國個人受賄金額最大的案件。

（二）在職級層次上，呈現出高層化

由于黨中央對懲治腐敗始終保持著高壓態勢，一些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違法違紀案件得到嚴懲。據統計數據顯示，當前的腐敗犯罪、犯罪分子的職務呈現高層化趨勢。從1993年起,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年遞增9左右，受黨紀政紀處分的黨員干部年遞增12。90年代共有3.2萬多名縣處級以上干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地廳級以上2000多名、省部級以上90余名。從最近兩年統計數據分析，2003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72649件，結案172571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75458人。其中，縣（處）級干部6043人，廳（局）級干部411人，省（部）級干部21人；被開除黨籍并移送司法機關的共8691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干部412人，省（部）級干部6人。2004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62032件，結案160602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64831人。其中縣（處）級干部5916人，廳（局）級干部415人，省（部）級干部15人；被開除黨籍并移送司法機關的有4775人。其中廳（局）級干部298人，省（部）級干部11人。

（三）在范圍領域上，呈現出復合化

腐敗活動往往從單一型向復合型轉變。過去比較多的是權錢交易，現在已發展到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身。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完全拋棄共產主義信念，力求仕途升遷，燒香拜佛，并取法號“妙全”；為滿足個人私欲，向6名企業家索要人民幣共計1700萬元；為方便與“女大仙”相會，專門在北京購置了房產。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在河北省號稱“二書記”，是一個在改革開放年代里政治上和經濟上雙重的暴發戶，他32歲當上正廳級干部，最終的目標是能成為一方封疆大吏而進入國家領導層。他當時被河北省委和國家稅務總局確定為省級后備干部。在“兩規”前夕，還打電話給“大師”問會不會出事？他在經濟上的受賄、貪污更是次數多、金額大。

腐敗分子瘋狂斂財，與其生活上的腐化有著密切關系。李真為自己配有3位秘書、2名服務員、1個警務人員。另外還有紅顏知己。他們國稅局除在秦皇島、承德、廊坊建有高檔培訓中心外，還在北京建有一個極為豪華的辦事處，主要為自己服務。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喜歡穿名牌服裝，在搜查其家時僅高檔西裝100多套，有一雙皮鞋價值人民幣8000多元。原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先后30余次到澳門、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賭博；原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與多名女子保持不正當的兩性關系，向她們送錢送物；原沈陽市國資局局長郭久嗣花在“三陪”小組身上的錢將近百萬元。這些人生活作風敗環，嚴重玷污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極其惡劣。

（四）在行為主體上，呈現出團伙化

廈門遠華案和慕綏新、馬向東、李真、馬德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都是典型的“窩案”、“串案”。查處一案，牽出一串，帶出一片，呈現出明顯的團伙性。如廈門遠華案有近200名黨員干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150多名被追究了刑事責任，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長、福建省團委書記、廈門市委2位副書記、廈門市委常委、廈門市2位副市長、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廈門海關正副關長、廈門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廈門市商檢局副局長等一大批中高級領導干部。慕綏新、馬向東案共牽出106起嚴重違紀違法案，涉及400余人。其中慕綏新先后收受沈陽市48個部委辦和14個縣市區中的共計62個單位以各種名義送的錢物；馬向東收受了186個人的錢物。全案僅司法機關立案偵查的就達84人，包括原沈陽市市長、常務副市長、檢察院檢察長、法院院長和3名副院長、市政府秘書長和3名副秘書長以及財政、建委、煙草、國稅、地稅、國資、物價、電信、土地等9名局長在內的一批中高級領導干部。李真案共牽出48起案件，涉及160余人。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案，所轄10個縣（市、區）主要領導牽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僅綏化市各部門“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以看出，當前一些腐敗案件已經呈現出個人的“單打獨斗”向團伙性發展的趨勢，通過政治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和經濟上的金錢關系，腐敗分子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現出隱蔽化

隨著社會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腐敗力度的不斷加大，有些腐敗現象由直接轉向間接，或者打著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騙性、隱蔽性。一些腐敗分子撈取錢財不單單是利令智昏，一時沖動，而是有計劃、有預謀，處心積慮，精心策劃。如大搞“曲線腐敗”。有的利用職權為家屬、子女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聚斂巨額家庭財產；有的借國有、集體企業轉制、改制之機，通過壓低資產評估、濫用擔保和投資權利以及企業破產報損等手段，將國有財產據為己有。慕綏新的前妻、女兒、女婿在沈陽注冊十幾家公司，通過慕綏新手中的權利，聚斂了7000萬元的財產。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通過為兒子辦公司獲取500余萬元不正當利益，通過為他人辦事由其妻子、兒子收受錢財達3000余萬元。原深圳市委副書記劉濤利用職務之便，向4家國營企業領導打招呼，使其兒子獲得建設工程，從中牟取暴利，其中僅一只項目就輕易獲利人民幣2000萬元。現在還有一些腐敗分子為了逃避監督，借機到外地吃喝玩樂，甚至出入色情場所，嫖娼、賭博，搞起了“異地腐敗”。有的腐敗分子的作案動機更具隱蔽性，大搞“期權腐敗”。

（六）在作案空間上，呈現出涉外化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的腐敗分子利用對外經濟合作交流的機會謀取非法利益。他們有的把作案地點選在國外、境外，有的腐敗分子將贓款轉移到國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員逃往國外、境外，滯留不歸。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為港商在內地承攬工程、協調貸款后，收受港商25萬美元。原河北省滄州市委書記薄紹銓為港商承攬工程后，讓女兒在香港收受港商20萬美元，直接匯入其在日本銀行賬戶。原沈陽市市長馬向東在香港的秘密賬戶存有40萬美元贓款，中紀委對馬向東立案“兩規”后，其妻章亞非又將186萬美元轉移到馬來西亞。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在得知組織上調查他的問題后，將72萬美元、131萬港幣轉達移到香港，存入外國銀行，將收受他人的41萬美元存到新加坡。在中央紀委查辦的幾起大要案中還有數十名涉案人員逃往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愛爾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及香港澳門地區，有的至今未歸。潛逃到美國的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早在1996年通過其在美國的親戚繆某購置了曼哈頓中城一座5層大樓，該樓房靠近著名的帝國大廈和時報廣場，目前，該樓房的市場價值約四五百萬美元。據統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約有4000多名腐敗官員外逃，帶走大約500億美元資金。

以上特點足以說明目前腐敗現象的嚴重性。這些現象，正降低著政治治理的公正，衰減著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擾著市場經濟的規則，污染著社會道德風氣，威脅著黨和政權的建設。為什么在反腐敗斗爭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一些消極腐敗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如此嚴重呢？當然，腐敗現象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不能期望現在乃至將來能使腐敗現象滅絕，但決不能對此掉以輕心甚至熟視無睹，并且必須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對策。原因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多種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體制存在缺陷。有人說：經常出現的問題要從規律上找原因，反復出現的問題要從體制上找原因。當前，社會還處在轉型期，舊體制不合理新體制不規范，使得腐敗現象仍有滋生的土壤。一是權力運行體制不科學。“議行合一”，權力設置不當，權力分配過于集中。“一元化”領導、“一把手”負責往往變成黨委說了算、“一把手”說了算。程維高在河北一統天下，獨斷專行。用書記的權力插手干涉行政政務；變著法子把紀委書記搞下臺；調動司法力量，把郭光允同志關進勞教所；一拍板，就讓人發通知把17個縣的書記同時給免了。二是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資源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仍十分明顯。所謂的“審批經濟”可以一言而概之。這樣，審批者難免從理性經濟人的本性出發設租獲利。李友燦唯一的權力即掌握河北省汽車進口配額的審批。2001年賣到3-4萬元一個，2003年炒到13萬元左右一個。管制和壟斷是腐敗的溫床，它給了李設租撈錢的絕好機會，而且撈得如此容易。如此明目張膽，如《天下無賊》中的臺詞“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其實，配額亦可拿來拍賣，既可增加國家收入，又能杜絕尋租漏洞。三是財政管理體制不規范。科學合理的財政管理體制尚在建立過程中，資金預算缺少剛性，約束力不強，“收支兩條線”未能全面真正落實，國庫集中支付還處在探索起步階段。所以，“賬外賬”“小金庫”難以及時發現和杜絕，這些“賬外賬”“小金庫”往往是腐敗的源頭。有人認為，改革公共財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是反腐敗和加強監督的最好結合點。如預算改革將各級政府的行為細節展現在陽光下，“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四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盡管我國早已向市場經濟邁進，但現行用人體制仍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中轉圈。干部選拔缺乏公平競爭的規則，主觀隨意性大，長官意識多，提名環節不清，考察了解失真。權力來自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口號，以致給跑官要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從而出現了“帶病上崗”“帶病提拔”等現象。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目前的教育說服力、影響力減弱，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內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外，最關鍵的還是言行不一，講做脫節，因為人們寧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對自己一套，對別人一套雙重人格的現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在《四川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換一種方式為人民服務》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門流水官”，這說明他有清醒的頭腦，應該是一個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達昌因涉嫌濫用職權，挪用資金1億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亮，在上任的時候大打廉政牌，不論大會小會，言必談廉政。有時候，講到動情之處，竟然眼眶濕潤。石發亮提出的口號是“一個‘廉’字值千金”。他還把這句話細化成“兩個原則”：“不義之財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卻大開獅口，瘋狂受賄索賄幾百萬元，最多一次索賄80萬元；“不慮小過，必有大禍”，這是原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說的話，可就是他卻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數百萬元，先后包養7名情婦，終被判處無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惡”，“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現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為怪了。

（三）監督缺乏力度。“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大凡腐敗分子的墮落，無一不是從權力失去監督開始的，這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現實。而目前的監督體制、社會氛圍、復雜程度都使監督面臨巨大的挑戰和難言的尷尬。從監督體制來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監督別人又要受制于別人的尷尬狀況，極大地影響了監督效能的發揮。從社會氛圍來看，“批評領導，怕官位不保；批評同級，怕關系不好；批評下級，怕選票減少。”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的現象，已使人們見怪不怪，甚至坦誠直言、敢于批評監督的人被當成了另類；有的還招致打擊報復。河北省石家莊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舉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被送進勞教所；河南省舞鋼市原八臺鎮黨委副書記呂凈一因舉報該市市委書記李長河而幾近滅門；海南省萬寧市工商局干部陳少青署名舉報該局局長葉東雄的腐敗劣跡，并由此引發了海南省工商系統的“反腐風暴”。可就當腐敗者鋃鐺入獄之際，“反腐英雄”卻屢遭打擊，先是被貶到邊遠鄉鎮；接著遭不明身份歹徒毆打致重傷；葉東雄的親信們還利用競崗中民主測評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陳少青的“不信任”票將其淘汰……迫不得已，陳少青打算辭去公務員職務，帶老婆孩子回鄉務農或遠走他鄉打工謀生。從監督對象、客體的復雜程度來看，易發環節多，涉及范圍廣（八時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異地，甚至跨國），透明度差，隱藏性強，有的還遭遇法律障礙（如保護隱私等），所以，導致實施監督難而又難。如此這般，監督乏力已不難理解了。胡長清曾說：“組織的監督對我來說，如同是牛欄關貓，進出自由”。原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也說過：“官做到我這一級，就沒有什么人能管得著。”

（四）價值取向扭曲。應該說以上幾方面主要是客觀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內因，即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一樣，打倒自己的還是自己。那么打倒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覺得出在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錢的多少作為衡量人生價值大小的標尺，就會不擇手段攫斂錢財，而忘卻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把職位的高低作為顯示人生價值的標志，就會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嚴廉恥于不顧；如把享樂安逸的程度作為度量人生價值的標桿，就會及時行樂，尋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賭，驕奢淫逸。腐敗分子、腐敗行為各式各樣，但從內因來說，無不是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

三、抓住關鍵，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一）要正確認識權力，有一個好心態

權力是什么？《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有兩條：一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量，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二是指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會主席的權力”。這兩個解釋實質都點出了權力就是一種支配力量，只不過支配的范圍和力度有大小罷了。那么，這種“支配力量”意味著什么呢？

權力就是責任。權力與責任成正比關系，有多大的權力，就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重，平時常說的權責統一就是這個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市委任書記專門就“黨員領導干部要擔責任”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講到，我們領導干部既要“對上”負責，做到政治上時刻清醒，決策上堅決執行，全局上得力謀劃；更要“對下”負責，承擔起“興一方經濟”、“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責任。為什么要擔責任，就因為每一位領導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因而就必須承擔起應盡的責任。

權力意味奉獻。領導干部擁有一定的權力，承擔著相應的責任，如果想不辱沒這份權力，創出應有的業績，那就需要一種奉獻精神。這不是一句空話、大話，而是一句大實話。首先，領導干部要深思熟慮、深謀遠慮，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謀劃好職責范圍內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紕漏、更富成效；同時，又要有審視全局的意識，為整體發展多提建議、多出點子。如果沒有一種奉獻精神，很難做到守得住寂寞、靜得下心思、動得好腦筋。其次，領導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時八小時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別是遇到急難險重的工作、突發性的事件，更是要沖鋒陷陣奔赴一線。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勞動。張思德是隊長，所以比別人干得多，以致犧牲。鄭培民樂奉獻，才對從米籮到糠籮一點不介意，反而對湘西是那樣情深意長。再次，領導干部要無微不至、剛柔相濟，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經濟發展的大事，社會穩定的要事，群眾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鄭培民同志關心孩子之事。）碰到壞人壞事，看到歪風邪氣更要剛正不阿，堅決斗爭，不怕丟選票，不怕掉烏紗。這更需要奉獻精神。

權力是雙刃劍。權力在本質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器，也可以變為謀取一己私利的私產；既可以鍛煉人，使人建功立業，也可以腐蝕人，使人身敗名裂。正因為如此，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再次強調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能不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對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是一個很現實的考驗。”面對各種誘惑，作為領導干部，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充分認識目前所處環境帶來的挑戰和行使權力時的風險，時時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如果在權力面前不能正確把握自己，“權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禍國殃民。重慶市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忠縣的黃金鎮政府，竟然修成了“天安門”城樓的樣式，耗資400余萬元。安徽省亳州市（縣級市）原市委書記李興民，為了炫耀其榮登市委書記寶座，舉行了一次亳州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閱兵式，在閱兵儀式上，亳州市各行各業，只要有統一服裝，公檢法司、土地、工商、稅務等執法單位一律統一制服，武警組織方隊在前，中小學放假參加閱兵，整個閱兵鬧劇持續了三個小時，全市耗費200多萬元。無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嘆，有權者如果不把權力用在正道上，一個勁想著用炫耀權力的方式來享受權力，就有可能引發某些官員的權力癡呆癥。再比如有一些行業已經成為“高危”行業，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門。有數據顯示，自1997年以來，交通廳長“落馬”的黑名單上，已有新疆、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蘇、安徽等九個省份，這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廳長現象”，河南更是創下了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的犯罪紀錄。這些廳長的“一支筆”往往掌管著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元的資金，權力不可謂不大，但正因為權大，而使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權大者”趨之若騖，最終使“權大者”中糖彈（錢彈）而倒下。這足以說明權力雙刃劍的秉性。

如果能對權力有正確的認識，就會有一個好心態。說起好心態，非常重要，因為有些問題往往是心態失衡的結果。如果能深知權力是責任，是奉獻，是雙刃劍，那么就大可不必為權小位低而心態失衡。因為，在你接受、增大權力的同時，就意味著責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風險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說過：一個不想以權謀私的人，就不會去謀權。即便你就是為了多擔責任，多作奉獻，更好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話，那也盡可以在現有的崗位上干出實績，得到組織的認可；在公開選拔中憑借實力，讓組織挑選，而沒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謀求權力。事實證明，那些不擇手段跑官要官者，無不是以私利為目的，或想名氣好聽，或想條件變好，或想鈔票增多等等。如果我們領會了權力的真諦，又不想褻瀆權力，那么在權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態吧！況且，我們也應該知足常樂了。

（二）要科學制衡權力，有一套好制度

黨的十六大提出“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權力制衡”要求，強調“從決策和執行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實事求是地說，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已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學制衡權力的制度也不健全，還未形成剛性的操作性強的科學合理的體系，需要我們花大力氣進一步探索，進一步完善。

第一點，要進一步探索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權力架構。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來看，決策、執行和監督相分離是有效規范部門職能，合理配置權力資源，科學制衡公共權力的必然要求。這方面，發達國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推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核心，就是要推進政府系統決策、執行相分離的改革，像英國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專門的執行局，來承擔政府服務性的職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決策、自己執行，即“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管理模式，有關數據顯示，英國政府有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完成的。再舉一個例子，有一篇國內記者到外國考察的報道，那位記者被邀請參加某發達國家一座城市議會的周例會旁聽，他發現市長在會上向議員們匯報的9項工作中，有的僅涉及1000美元的開支，而如果議會不批準，市長連花這1000美元的權力都沒有。這跟我們那些腐敗分子動輒挪用揮霍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構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問題的核心在哪里呢？關鍵在于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制衡。從我們國內來看，已經有不少地區邁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聯合執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關部門的執行權集中起來，實現“辦、管”分離，解決自定規矩、自己執法的問題。如深圳區就是探索得比較早、比較多的。從我們上虞來看，在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上，也是以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為原則，以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的。像我們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標中心和招標投標監督辦、國家建設項目專業審計分局等機構，就體現了“監、管、辦”相分離的基本精神，對于規范建設工程、土地使用權出讓、國有集體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行為，起到了非常大的規范制約作用。招投標中六套表格的設計啟用，也是體現了這種精神。今年，王永昌書記兩次在大會上提出政府投資項目要實行代建制。

第二點，要切實執行市委關于重大事項集體決策的規則。2004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上虞市鄉鎮、街道，市直部門（單位）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試行）》，這只文件肯定發到了各個單位，但每個單位是否都認真組織學習并正在落實，恐怕還是一個問題。應該說，這項制度，是目前保證我們領導班子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最有力武器。盡管各單位以前也根據各自實際，制定有各種執行民主集中制的議事規則，但是，市里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的出臺，對我們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要求。這項規則對重大事項的范圍進行了明確界定，對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項的事權議題、人事議題和財權議題都作了列舉式的說明。對重大事項的決策程序進行了明確規范，如研究決定重大事項的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領導集體成員到會方可舉行，其中分管此項工作的領導集體成員必須到會；如不得搞臨時動議，凡只有議案，沒有科學論證材料的，視為上會材料不全，不得進入集體決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項的會議討論時，主要負責人不應首先表明自己的觀點，須聽取其他領導集體成員的意見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再如，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會議后，須形成會議紀要，并將決策結果進行公開，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等。對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有關單位如果不認真貫徹執行，市委組織部將按規定作出相應處理，市紀委（監察局）對違反規則并產生嚴重后果的，將按黨紀、政紀條規作出紀律處理。我在這里再強調一下，希望各位領導干部，特別是各單位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視、切實落實，會議以后，務必再認認真真、原原本本地加以學習，并結合實際，制定完善各單位相應的重大事項集體決策制度，真正做到按制度用權、照規矩辦事。

第三點，要大力推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四不直接管”也就是：“一把手”不直接管財務、不直接管人事、不直接管購物、不直接管工程，而是由副職分工負責，“一把手”進行監督把關。實施“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對重要權力進行適度分解，科學制衡，從程序上保證權力在透明、公正的框架內運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已經在一些地區試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上虞市委、市政府對此也高度重視，2003年，市委印發了第30號文件《關于加強對黨政“一把手”監督管理的實施意見（試行）》，其中關于監督管理主要內容的第五條明確規定：在財務管理上，鄉鎮（街道）由鄉鎮長（辦事處主任）審批，部門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財務的副職審批，委托審批的部門行政“一把手”仍為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當初發這個文件的時候，我們原本是想明確部門由“一把手”委托分管副職審批，后來考慮到“一把手”是法人代表，權與責必須統一，結果改成了文件中這樣表述：“部門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財務的副職審批”。）全市有不少部門的“一把手”從自覺接受監督、切實規范用權的角度出發，把財務審批權委托給了副職，像教體局、交通局、水利局、審計局等都做得很好，市委任書記也在有關會議上予以充分肯定。我想，我們的“一把手”應該有這樣的覺悟，應該能放得開手腳，既充分信任授權，又加強監督檢查。（有的小單位不愿意這樣做，歸根結底是一個信不信得過，擺不擺得平的問題。）

至于在管人方面，更要注意權力制衡，以預防和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現在，民主推薦、常委會、全委會票決制已較普遍實行，應該說是好的，但我認為僅有這些制度仍十分不夠，因為有時的民主推薦簡直跟指定差不多，而票決時幾乎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2004年第6期《黨建研究內參》上刊登了瑞安市委《關于規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的探索》一文，文中說：問卷調查發現，造成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失誤的原因，制度機制方面的占59.04，心里偏向等主觀原因占40.96。進一步分析制度機制，屬于制度缺陷的占47.85，執行不嚴的占27.32，監督不到位的占17.37，管理幅度過寬的占7.46。上述數據表明，制度缺陷是用人不當甚至用人腐敗的主要因素。

在這制度缺陷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陷就是初始提名制度缺失。干部工作實踐表明，初始提名是選拔任用干部的首要環節，也是關鍵環節，直接影響和作用于其他環節。干部一旦被提名，基本上就意味著被任用。問卷調查分析，選拔任用程序成分因子中，提名指向因子權重為89.04，決定機構意見因子權重為10.96。再進一步分析，推薦提名對干部任用的重要性為51.96，考核考察為23.5，討論決定為16.64，任前公示為7.9。2000—2002年，瑞安市298名正科級干部，初始提名者被最后任用的292位，占97.99。所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關鍵要從規范提名程序入手。因而，從2002年8月開始試行“提名程序規范化、民主化改革”。改革的具體內容不再展開，其實質性內容就是加強對初始提名程序的規范，目的就是加強對用人權的制衡。剛才說的是程序問題，還有一個規則問題，對權力的制衡很重要。最近看到《當權力監督民主》一文，說的是黑龍江省的“政壇地震”，繼田鳳日、韓桂芝之后又有5個副省級和一批地市、廳局級干部紛紛落馬。有人問，這些人當時如何能被選上、且能高票通過？其中一個細節，即選舉方法竟然是同意的不劃任何標記，不同意的劃“×”，棄權的劃“O”。以致許多代表根本就不帶筆，有的竟干脆不穿外套以表明未帶筆。如此“民主監督”竟成了“監督民主”，“民”其實很難“主”了。通常說“只有民主監督，才不會人亡”，其實更本質的是“只有權力制衡才不會政息”。沒有完善的權力制衡制度，其結果是“監督”幾近虛設，“民主”幾成兒戲。

（三）要大力加強監督，有一個好環境

“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一哲理大家可能都認同，監督有多種途徑、形式，如黨內監督、法律監督、民主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詳。那么，如何才能使監督真正有序、有力、有效，這決非易事。關鍵要有一個好環境：即被監督者歡迎監督，接受監督；監督者要敢于監督，善于監督；社會各界也要支持監督、配合監督。唯有如此，才能使監督改變身份，有個好名聲：變做壞事為做好事，變得罪人為關心人、保護人。

首先，是被監督者要有“畏懼”兩字，誠心誠意地歡迎、接受監督。陳毅有一首詩，大家都知道。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懼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縮。”鄧小平在《共產黨員要接受監督》一文中說：“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也不好。”最近任書記推薦給我們看的一篇文章中，第二個部門講的就是“畏”字哲學，它一開頭就說：行廉政，慎腐敗，心中應該有個“畏”字。這些都告誡我們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時時心存“畏懼”兩字。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初”，牢記“一著不慎，全盤皆輸，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微”，牢記“千里之堤，潰于蟻穴”，“1的錯誤會導致100的失敗，也就是100－1＝0”；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獨”，牢記“要使人不知，除非己不為”，還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否則，雖然可一時痛快，然而等著他的必將是波濤覆舟、滅頂之災。如果真正心存“畏懼”了，那你一定會歡迎監督，接受監督，因為你知道被監督是對自己的愛護、保護，既可以防患于末然，也可以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甚至可以懸崖勒馬、迷途知返。李真在懺悔書中有這樣幾句話，他說，組織上對我的查處，如果發生在5年前，絕不會如此嚴重，但若發生在5年后，肯定會比現在更嚴重。這很能說明問題。（我市某部門一個原主要領導被判刑后……）

其次，是監督者要有“無私”兩字，鐵面無私地敢于、善于監督。作為承擔監督職責的監督者，在行使監督權的時候，常常由于受這樣那樣的牽制，監督工作不能很到位。這里我不想探討有關監督體制、機制和制度方面的問題，重點講講監督者要心存“無私”兩字，只有去除私心雜念，不計個人得失，才能大膽實施監督、善于開展監督，正如俗話說的，無私才能無畏。如果老是想著自己的面子、票子、帽子、位子甚至兒子，就無法挺直腰桿，難以做市委任書記所講的“鐵面干部”。臺州市黃巖區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已提為臺州市紀委副書記）李友星有一句名言，“怕死就不當紀委書記”。1993年到2003年間，李友星參與查辦的案件達940起，涉及副科級以上干部129人，直接為國家、集體挽回經濟損失2000余萬元。在查辦這些大案要案中，李友星經常接到恐嚇電話或威脅；有的公開叫囂要把他“放倒”；有人開摩托車撞他；還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脅他身患絕癥的80歲老母親。李友星同志能這樣說、這樣做，絕對是“無私”支撐著他。那樣的高度的。

當然，我們領導干部往往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須要有雙重要求，既要歡迎、接受監督，又要大膽實施監督。這里尤其要說的是，在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這一個矛盾體中，被監督者是內因，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被監督者拒監督于千里之外，便會千方百計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有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會各界要有“理解”兩字，積極主動地支持、配合監督。現在，社會上有一些不太正確的認識，如認為嚴格監督是“小題大作”、未與人為善、影響經濟建設、影響發展環境等等，有的甚至說情、放風，人為制造障礙。其實有的需要“小題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車私駕等問題，管起來是小事情，但恰恰會吃壞了形象、駕壞了作風，甚至釀成大錯。如王國鑫一事。至于怎樣才是“與人為善”，也要有正確的理解。如在“風起于青萍之末時”，不加指出糾正，說不定就會掀起軒然大波，一般錯誤發展成違紀，違紀發展成犯罪，那樣，就決不能是與人為善，而是與人為惡了。至于我們在定性量紀時，能輕則輕，也是我們的原則，但這里的前提是“能輕”。至于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許一時有影響，但從長遠來看、整體來看，恰恰需要我們營造一個公正清廉的環境，如果一個地方規則意識、法制意識不強，歪風邪氣上升，貪污賄賂成風，那才會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呢！還有一般情況下，監督者的監督是對事不對人的。因此，社會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監督的好處，體諒監督的難處，并盡可能地參與監督，形成合力，增強實效。

說到這里，我還想說一個問題，即目前的監督乏力和今后的監督有效，無不與“實事求是”“說真話”有關。正因為缺少“說真話”的氛圍，所以，被監督者不愿說真話，監督者不敢說真話，當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聽真話。這可能也是我們漫長的封建歷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黨校大門進去的中間立著“實事求是”的字碑，有人總結了幾句話：“迎著實事求是來，圍著實事求是走，背著實事求是學，離了實事求是干”。嗚呼哀哉！

同志們，我們每一位領導干部務必做到常思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懷律己之心，老老實實做人，堂堂正正處世，清清廉廉為官，運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勤勤懇懇地服務于人民，為把我市建設成為濱江生態型現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第三篇：把握形勢 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同志們：

根據先進性教育的計劃安排，由我來講講“廉潔從政”問題，這充分說明了廉潔從政對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重要意義，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講課的題目是《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中心十分明確，希望各位領導干部規范用權，廉潔從政。下面：我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新成效；第二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及原因分析；第三個問題：領導干部要自覺做到規范用權、廉潔從政，并與大家共勉。

一、與時俱進，堅定信心，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新成效

反腐敗是當前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正確認識反腐敗形勢是正確決策的前提，是堅持反腐敗信心的基礎，我們必須從政治的高度、戰略的高度認識和把握當前的反腐敗斗爭的新形勢。

（一）立足國情，表明了反腐敗的堅強決心

反腐敗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可以說我黨自建黨以來，就把反對腐敗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特別近幾年來，更是堅定了懲治和預防腐敗的信心和決心。在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同志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黨必須十分注重防范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維護黨的隊伍的純潔。既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其長期性，堅定信心，扎實工作，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把反腐敗斗爭深入進行下去。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黨的十六大報告在全面總結我們黨開展反腐敗斗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嚴正指出了腐敗的嚴重危害性和懲治腐敗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

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越是長期執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要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抓緊抓實。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胡錦濤同志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輕視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堅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工作，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必須深刻認識到，執政基礎最容易因腐敗而削弱，執政能力最容易因腐敗而降低，執政地位最容易因腐敗而動搖。只有切實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我們黨才能始終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才能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永遠立于不敗之地。胡錦濤同志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深刻闡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

以2004年為標志，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在戰略上出現了“三個轉向”：第一，大力加強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動防御為主轉向主動進攻為主；第二，大力加強制度建設，由權力反腐為主轉向制度反腐為主；第三，大力加強監督工作，由事后監督為主轉向事前監督為主。

（二）懲糾并舉，保持了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

黨中央高度重視反腐敗，尤其體現在對腐敗案件的堅決查處上。因為查處腐敗案件是反腐敗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動，是懲治腐敗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眾評價反腐敗斗爭成效的重要標志。只有嚴厲查處腐敗案件，才能狠狠打擊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才能鼓舞人民群眾同腐敗現象作斗爭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們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近幾年來，中央嚴厲懲處了一大批腐敗高官，比較典型的有：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案，原河北省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案，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書記、省長張國光案，原云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案，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書記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案，原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徐國健案，原貴州省副省長劉長貴案，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案，原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長王鐘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長孟慶平案，原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副主席哈吉案，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凱案，原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潘廣田案，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案，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麥崇楷案，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丁鑫發案等。并突出重點，在以下幾方面加大力度。

1、重點打擊干預經濟活動的違法犯罪

市場經濟應是公平、競爭的法制經濟。如有意違背這基本原則，不恰當地干預經濟活動，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擊這方面的違法犯罪，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反腐敗的重點所在。原河北省委書記、人大主任程維高，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就是插手經濟活動而被中央查處的省部級領導干部中的典型。程維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務，把河北省的建設工程項目當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給誰就給誰。程維高的許多問題，與南京某建筑公司有著密切關系，堂堂省委書記竟被一些人稱為“河北最大的‘包工頭’”。程維高熱衷于介紹甚至指令建筑工程的承發包，并把這些工程都交給了他早年在那里做過父母官的這家建筑公司。程維高被開除黨籍。與程維高有著驚人相似情節的是，同樣是原省委書記的劉方仁也熱衷于插手工程發包，大搞“人情工程”、“條子工程”，然后從中獲取好處，先后幫助貴州某集團公司總經理和一企業主貸款、開發房地產、承攬工程，事后共受賄161萬元人民幣、1.99萬美元。劉方仁被判處無期徒刑。

2、嚴肅懲處用人領域中的不正之風

3、狠剎賭博歪風

（三）標本兼治，開創了反腐斗爭的新路子

2005年1月3日，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強調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科學判斷形勢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好地防治腐敗的必由之路，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實施綱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科學地總結了我們黨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經驗，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明確了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工作原則，提出了有效反對和防止腐敗的一系列措施和辦法。《實施綱要》強調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統一于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之中，發揮整體效能；強調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強調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辦法治理腐敗，注重反腐倡廉體制機制制度創新。《實施綱要》體現了標本兼治、注重治本，加大預防腐敗工作力度的精神，反映了新形勢下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觀要求。進一步加大預防腐敗的工作力度，必須繼續在加強教育上下功夫，使領導干部自覺拒腐防變，常修為政之德，切實做到勤政為民、廉潔從政；繼續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發揮法規制度的規范和保障作用；繼續在強化監督上下功夫，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必須以改革統攬預防腐敗的各項工作，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懲治和預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兩個方面。《實施綱要》提出，要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中充分發揮懲治的重要作用。加大預防腐敗的工作力度，決不是要放松懲治腐敗的工作。不僅不能放松，而且要繼續抓得緊而又緊。進行有效預防本身就要求實行嚴肅懲治，而實行嚴肅懲治本身又有利于進行有效預防。要通過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懲處腐敗分子，嚴肅黨的紀律，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教育。要針對暴露出來的苗頭性問題和薄弱環節，及時制定規范，堵塞漏洞，發揮辦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設性作用，著力減少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增強干部群眾對懲治腐敗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合力。

二、形勢嚴峻，不容松懈，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

新時期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重大成果，黨政機關和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得到有效遏止。但是，我國現在仍處于腐敗現象的多發和高發期，反腐敗形勢仍十分嚴峻。從違紀違法案例分析，當前，腐敗現象呈現出“六個化”。

（一）在金額數量上，呈現出高額化

（二）在職級層次上，呈現出高層化

（三）在范圍領域上，呈現出復合化

腐敗分子瘋狂斂財，與其生活上的腐化有著密切關系。李真為自己配有3位秘書、2名服務員、1個警務人員。另外還有紅顏知己。他們國稅局除在秦皇島、承德、廊坊建有高檔培訓中心外，還在北京建有一個極為豪華的辦事處，主要為自己服務。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喜歡穿名牌服裝，在搜查其家時僅高檔西裝100多套，有一雙皮鞋價值人民幣8000多元。原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先后30余次到澳門、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賭博；原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與多名女子保持不正當的兩性關系，向她們送錢送物；原沈陽市國資局局長郭久嗣花在“三陪”小組身上的錢將近百萬元。這些人生活作風敗環，嚴重玷污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極其惡劣。

（四）在行為主體上，呈現出團伙化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現出隱蔽化

隨著社會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腐敗力度的不斷加大，有些腐敗現象由直接轉向間接，或者打著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騙性、隱蔽性。一些腐敗分子撈取錢財不單單是利令智昏，一時沖動，而是有計劃、有預謀，處心積慮，精心策劃。如大搞“曲線腐敗”。有的利用職權為家屬、子女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聚斂巨額家庭財產；有的借國有、集體企業轉制、改制之機，通過壓低資產評估、濫用擔保和投資權利以及企業破產報損等手段，將國有財產據為己有。慕綏新的前妻、女兒、女婿在沈陽注冊十幾家公司，通過慕綏新手中的權利，聚斂了7000萬元的財產。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通過為兒子辦公司獲取500余萬元不正當利益，通過為他人辦事由其妻子、兒子收受錢財達3000余萬元。原深圳市委副書記劉濤利用職務之便，向4家國營企業領導打招呼，使其兒子獲得建設工程，從中牟取暴利，其中僅一只項目就輕易獲利人民幣2000萬元。現在還有一些腐敗分子為了逃避監督，借機到外地吃喝玩樂，甚至出入色情場所，嫖娼、賭博，搞起了“異地腐敗”。有的腐敗分子的作案動機更具隱蔽性，大搞“期權腐敗”。

（六）在作案空間上，呈現出涉外化

以上特點足以說明目前腐敗現象的嚴重性。這些現象，正降低著政治治理的公正，衰減著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擾著市場經濟的規則，污染著社會道德風氣，威脅著黨和政權的建設。為什么在反腐敗斗爭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一些消極腐敗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如此嚴重呢？當然，腐敗現象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不能期望現在乃至將來能使腐敗現象滅絕，但決不能對此掉以輕心甚至熟視無睹，并且必須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對策。原因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多種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目前的教育說服力、影響力減弱，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內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外，最關鍵的還是言行不一，講做脫節，因為人們寧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對自己一套，對別人一套雙重人格的現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在《四川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換一種方式為人民服務》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門流水官”，這說明他有清醒的頭腦，應該是一個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達昌因涉嫌濫用職權，挪用資金1億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亮，在上任的時候大打廉政牌，不論大會小會，言必談廉政。有時候，講到動情之處，竟然眼眶濕潤。石發亮提出的口號是“一個‘廉’字值千金”。他還把這句話細化成“兩個原則”：“不義之財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卻大開獅口，瘋狂受賄索賄幾百萬元，最多一次索賄80萬元；“不慮小過，必有大禍”，這是原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說的話，可就是他卻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數百萬元，先后包養7名情婦，終被判處無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惡”，“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現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為怪了。

（三）監督缺乏力度。“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大凡腐敗分子的墮落，無一不是從權力失去監督開始的，這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現實。而目前的監督體制、社會氛圍、復雜程度都使監督面臨巨大的挑戰和難言的尷尬。從監督體制來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監督別人又要受制于別人的尷尬狀況，極大地影響了監督效能的發揮。從社會氛圍來看，“批評領導，怕官位不保；批評同級，怕關系不好；批評下級，怕選票減少。”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的現象，已使人們見怪不怪，甚至坦誠直言、敢于批評監督的人被當成了另類；有的還招致打擊報復。河北省石家莊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舉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被送進勞教所；河南省舞鋼市原八臺鎮黨委副書記呂凈一因舉報該市市委書記李長河而幾近滅門；海南省萬寧市工商局干部陳少青署名舉報該局局長葉東雄的腐敗劣跡，并由此引發了海南省工商系統的“反腐風暴”。可就當腐敗者鋃鐺入獄之際，“反腐英雄”卻屢遭打擊，先是被貶到邊遠鄉鎮；接著遭不明身份歹徒毆打致重傷；葉東雄的親信們還利用競崗中民主測評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陳少青的“不信任”票將其淘汰……迫不得已，陳少青打算辭去公務員職務，帶老婆孩子回鄉務農或遠走他鄉打工謀生。從監督對象、客體的復雜程度來看，易發環節多，涉及范圍廣（八時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異地，甚至跨國），透明度差，隱藏性強，有的還遭遇法律障礙（如保護隱私等），所以，導致實施監督難而又難。如此這般，監督乏力已不難理解了。胡長清曾說：“組織的監督對我來說，如同是牛欄關貓，進出自由”。原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也說過：“官做到我這一級，就沒有什么人能管得著。”

（四）價值取向扭曲。應該說以上幾方面主要是客觀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內因，即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一樣，打倒自己的還是自己。那么打倒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覺得出在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錢的多少作為衡量人生價值大小的標尺，就會不擇手段攫斂錢財，而忘卻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把職位的高低作為顯示人生價值的標志，就會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嚴廉恥于不顧；如把享樂安逸的程度作為度量人生價值的標桿，就會及時行樂，尋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賭，驕奢淫逸。腐敗分子、腐敗行為各式各樣，但從內因來說，無不是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

三、抓住關鍵，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一）要正確認識權力，有一個好心態

權力是什么？《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有兩條：一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量，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二是指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會主席的權力”。這兩個解釋實質都點出了權力就是一種支配力量，只不過支配的范圍和力度有大小罷了。那么，這種“支配力量”意味著什么呢？

權力就是責任。權力與責任成正比關系，有多大的權力，就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重，平時常說的權責統一就是這個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市委任書記專門就“黨員領導干部要擔責任”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講到，我們領導干部既要“對上”負責，做到政治上時刻清醒，決策上堅決執行，全局上得力謀劃；更要“對下”負責，承擔起“興一方經濟”、“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責任。為什么要擔責任，就因為每一位領導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因而就必須承擔起應盡的責任。

權力意味奉獻。領導干部擁有一定的權力，承擔著相應的責任，如果想不辱沒這份權力，創出應有的業績，那就需要一種奉獻精神。這不是一句空話、大話，而是一句大實話。首先，領導干部要深思熟慮、深謀遠慮，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謀劃好職責范圍內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紕漏、更富成效；同時，又要有審視全局的意識，為整體發展多提建議、多出點子。如果沒有一種奉獻精神，很難做到守得住寂寞、靜得下心思、動得好腦筋。其次，領導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時八小時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別是遇到急難險重的工作、突發性的事件，更是要沖鋒陷陣奔赴一線。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勞動。張思德是隊長，所以比別人干得多，以致犧牲。鄭培民樂奉獻，才對從米籮到糠籮一點不介意，反而對湘西是那樣情深意長。再次，領導干部要無微不至、剛柔相濟，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經濟發展的大事，社會穩定的要事，群眾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鄭培民同志關心孩子之事。）碰到壞人壞事，看到歪風邪氣更要剛正不阿，堅決斗爭，不怕丟選票，不怕掉烏紗。這更需要奉獻精神。

權力是雙刃劍。權力在本質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器，也可以變為謀取一己私利的私產；既可以鍛煉人，使人建功立業，也可以腐蝕人，使人身敗名裂。正因為如此，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再次強調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能不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對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是一個很現實的考驗。”面對各種誘惑，作為領導干部，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充分認識目前所處環境帶來的挑戰和行使權力時的風險，時時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如果在權力面前不能正確把握自己，“權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禍國殃民。重慶市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忠縣的黃金鎮政府，竟然修成了“天安門”城樓的樣式，耗資400余萬元。安徽省亳州市（縣級市）原市委書記李興民，為了炫耀其榮登市委書記寶座，舉行了一次亳州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閱兵式，在閱兵儀式上，亳州市各行各業，只要有統一服裝，公檢法司、土地、工商、稅務等執法單位一律統一制服，武警組織方隊在前，中小學放假參加閱兵，整個閱兵鬧劇持續了三個小時，全市耗費200多萬元。無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嘆，有權者如果不把權力用在正道上，一個勁想著用炫耀權力的方式來享受權力，就有可能引發某些官員的權力癡呆癥。再比如有一些行業已經成為“高危”行業，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門。有數據顯示，自1997年以來，交通廳長“落馬”的黑名單上，已有新疆、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蘇、安徽等九個省份，這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廳長現象”，河南更是創下了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的犯罪紀錄。這些廳長的“一支筆”往往掌管著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元的資金，權力不可謂不大，但正因為權大，而使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權大者”趨之若騖，最終使“權大者”中糖彈（錢彈）而倒下。這足以說明權力雙刃劍的秉性。

如果能對權力有正確的認識，就會有一個好心態。說起好心態，非常重要，因為有些問題往往是心態失衡的結果。如果能深知權力是責任，是奉獻，是雙刃劍，那么就大可不必為權小位低而心態失衡。因為，在你接受、增大權力的同時，就意味著責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風險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說過：一個不想以權謀私的人，就不會去謀權。即便你就是為了多擔責任，多作奉獻，更好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話，那也盡可以在現有的崗位上干出實績，得到組織的認可；在公開選拔中憑借實力，讓組織挑選，而沒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謀求權力。事實證明，那些不擇手段跑官要官者，無不是以私利為目的，或想名氣好聽，或想條件變好，或想鈔票增多等等。如果我們領會了權力的真諦，又不想褻瀆權力，那么在權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態吧！況且，我們也應該知足常樂了。

（二）要科學制衡權力，有一套好制度

黨的十六大提出“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權力制衡”要求，強調“從決策和執行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實事求是地說，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已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學制衡權力的制度也不健全，還未形成剛性的操作性強的科學合理的體系，需要我們花大力氣進一步探索，進一步完善。

第一點，要進一步探索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權力架構。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來看，決策、執行和監督相分離是有效規范部門職能，合理配置權力資源，科學制衡公共權力的必然要求。這方面，發達國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推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核心，就是要推進政府系統決策、執行相分離的改革，像英國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專門的執行局，來承擔政府服務性的職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決策、自己執行，即“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管理模式，有關數據顯示，英國政府有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完成的。再舉一個例子，有一篇國內記者到外國考察的報道，那位記者被邀請參加某發達國家一座城市議會的周例會旁聽，他發現市長在會上向議員們匯報的9項工作中，有的僅涉及1000美元的開支，而如果議會不批準，市長連花這1000美元的權力都沒有。這跟我們那些腐敗分子動輒挪用揮霍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構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問題的核心在哪里呢？關鍵在于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制衡。從我們國內來看，已經有不少地區邁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聯合執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關部門的執行權集中起來，實現“辦、管”分離，解決自定規矩、自己執法的問題。如深圳區就是探索得比較早、比較多的。從我們上虞來看，在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上，也是以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為原則，以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的。像我們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標中心和招標投標監督辦、國家建設項目專業審計分局等機構，就體現了“監、管、辦”相分離的基本精神，對于規范建設工程、土地使用權出讓、國有集體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行為，起到了非常大的規范制約作用。招投標中六套表格的設計啟用，也是體現了這種精神。今年，王永昌書記兩次在大會上提出政府投資項目要實行代建制。

第二點，要切實執行市委關于重大事項集體決策的規則。2004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上虞市鄉鎮、街道，市直部門（單位）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試行）》，這只文件肯定發到了各個單位，但每個單位是否都認真組織學習并正在落實，恐怕還是一個問題。應該說，這項制度，是目前保證我們領導班子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最有力武器。盡管各單位以前也根據各自實際，制定有各種執行民主集中制的議事規則，但是，市里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的出臺，對我們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要求。這項規則對重大事項的范圍進行了明確界定，對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項的事權議題、人事議題和財權議題都作了列舉式的說明。對重大事項的決策程序進行了明確規范，如研究決定重大事項的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領導集體成員到會方可舉行，其中分管此項工作的領導集體成員必須到會；如不得搞臨時動議，凡只有議案，沒有科學論證材料的，視為上會材料不全，不得進入集體決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項的會議討論時，主要負責人不應首先表明自己的觀點，須聽取其他領導集體成員的意見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再如，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會議后，須形成會議紀要，并將決策結果進行公開，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等。對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有關單位如果不認真貫徹執行，市委組織部將按規定作出相應處理，市紀委（監察局）對違反規則并產生嚴重后果的，將按黨紀、政紀條規作出紀律處理。我在這里再強調一下，希望各位領導干部，特別是各單位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視、切實落實，會議以后，務必再認認真真、原原本本地加以學習，并結合實際，制定完善各單位相應的重大事項集體決策制度，真正做到按制度用權、照規矩辦事。

第三點，要大力推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四不直接管”也就是：“一把手”不直接管財務、不直接管人事、不直接管購物、不直接管工程，而是由副職分工負責，“一把手”進行監督把關。實施“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對重要權力進行適度分解，科學制衡，從程序上保證權力在透明、公正的框架內運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已經在一些地區試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上虞市委、市政府對此也高度重視，2003年，市委印發了第30號文件《關于加強對黨政“一把手”監督管理的實施意見（試行）》，其中關于監督管理主要內容的第五條明確規定：在財務管理上，鄉鎮（街道）由鄉鎮長（辦事處主任）審批，部門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財務的副職審批，委托審批的部門行政“一把手”仍為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當初發這個文件的時候，我們原本是想明確部門由“一把手”委托分管副職審批，后來考慮到“一把手”是法人代表，權與責必須統一，結果改成了文件中這樣表述：“部門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財務的副職審批”。）全市有不少部門的“一把手”從自覺接受監督、切實規范用權的角度出發，把財務審批權委托給了副職，像教體局、交通局、水利局、審計局等都做得很好，市委任書記也在有關會議上予以充分肯定。我想，我們的“一把手”應該有這樣的覺悟，應該能放得開手腳，既充分信任授權，又加強監督檢查。（有的小單位不愿意這樣做，歸根結底是一個信不信得過，擺不擺得平的問題。）

至于在管人方面，更要注意權力制衡，以預防和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現在，民主推薦、常委會、全委會票決制已較普遍實行，應該說是好的，但我認為僅有這些制度仍十分不夠，因為有時的民主推薦簡直跟指定差不多，而票決時幾乎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2004年第6期《黨建研究內參》上刊登了瑞安市委《關于規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的探索》一文，文中說：問卷調查發現，造成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失誤的原因，制度機制方面的占59.04%，心里偏向等主觀原因占40.96%。進一步分析制度機制，屬于制度缺陷的占47.85%，執行不嚴的占27.32%，監督不到位的占17.37%，管理幅度過寬的占7.46%。上述數據表明，制度缺陷是用人不當甚至用人腐敗的主要因素。

（三）要大力加強監督，有一個好環境

“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一哲理大家可能都認同，監督有多種途徑、形式，如黨內監督、法律監督、民主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詳。那么，如何才能使監督真正有序、有力、有效，這決非易事。關鍵要有一個好環境：即被監督者歡迎監督，接受監督；監督者要敢于監督，善于監督；社會各界也要支持監督、配合監督。唯有如此，才能使監督改變身份，有個好名聲：變做壞事為做好事，變得罪人為關心人、保護人。

首先，是被監督者要有“畏懼”兩字，誠心誠意地歡迎、接受監督。陳毅有一首詩，大家都知道。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懼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縮。”鄧小平在《共產黨員要接受監督》一文中說：“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也不好。”最近任書記推薦給我們看的一篇文章中，第二個部門講的就是“畏”字哲學，它一開頭就說：行廉政，慎腐敗，心中應該有個“畏”字。這些都告誡我們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時時心存“畏懼”兩字。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初”，牢記“一著不慎，全盤皆輸，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微”，牢記“千里之堤，潰于蟻穴”，“1%的錯誤會導致100%的失敗，也就是100－1＝0”；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獨”，牢記“要使人不知，除非己不為”，還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否則，雖然可一時痛快，然而等著他的必將是波濤覆舟、滅頂之災。如果真正心存“畏懼”了，那你一定會歡迎監督，接受監督，因為你知道被監督是對自己的愛護、保護，既可以防患于末然，也可以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甚至可以懸崖勒馬、迷途知返。李真在懺悔書中有這樣幾句話，他說，組織上對我的查處，如果發生在5年前，絕不會如此嚴重，但若發生在5年后，肯定會比現在更嚴重。這很能說明問題。（我市某部門一個原主要領導被判刑后……）

當然，我們領導干部往往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須要有雙重要求，既要歡迎、接受監督，又要大膽實施監督。這里尤其要說的是，在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這一個矛盾體中，被監督者是內因，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被監督者拒監督于千里之外，便會千方百計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有 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會各界要有“理解”兩字，積極主動地支持、配合監督。現在，社會上有一些不太正確的認識，如認為嚴格監督是“小題大作”、未與人為善、影響經濟建設、影響發展環境等等，有的甚至說情、放風，人為制造障礙。其實有的需要“小題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車私駕等問題，管起來是小事情，但恰恰會吃壞了形象、駕壞了作風，甚至釀成大錯。如王國鑫一事。至于怎樣才是“與人為善”，也要有正確的理解。如在“風起于青萍之末時”，不加指出糾正，說不定就會掀起軒然大波，一般錯誤發展成違紀，違紀發展成犯罪，那樣，就決不能是與人為善，而是與人為惡了。至于我們在定性量紀時，能輕則輕，也是我們的原則，但這里的前提是“能輕”。至于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許一時有影響，但從長遠來看、整體來看，恰恰需要我們營造一個公正清廉的環境，如果一個地方規則意識、法制意識不強，歪風邪氣上升，貪污賄賂成風，那才會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呢！還有一般情況下，監督者的監督是對事不對人的。因此，社會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監督的好處，體諒監督的難處，并盡可能地參與監督，形成合力，增強實效。

說到這里，我還想說一個問題，即目前的監督乏力和今后的監督有效，無不與“實事求是”“說真話”有關。正因為缺少“說真話”的氛圍，所以，被監督者不愿說真話，監督者不敢說真話，當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聽真話。這可能也是我們漫長的封建歷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黨校大門進去的中間立著“實事求是”的字碑，有人總結了幾句話：“迎著實事求是來，圍著實事求是走，背著實事求是學，離了實事求是干”。嗚呼哀哉！

同志們，我們每一位領導干部務必做到常思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懷律己之心，老老實實做人，堂堂正正處世，清清廉廉為官，運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勤勤懇懇地服務于人民，為把我市建設成為濱江生態型現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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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本站推薦）

同志們：

根據先進性教育的計劃安排，由我來講講“廉潔從政”問題，這充分說明了廉潔從政對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重要意義，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講課的題目是《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中心十分明確，希望各位領導干部規范用權，廉潔從政。下面：我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取得新成效；第二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及原因分析；第三個問題：領導干部要自覺做到規范用權、廉潔從政，并與大家共勉。

一、與時俱進，堅定信心，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取得新成效

反～是當前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正確認識反～形勢是正確決策的前提，是堅持反～信心的基礎，我們必須從政治的高度、戰略的高度認識和把握當前的反～斗爭的新形勢。

（一）立足國情，表明了反～的堅強決心

反～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可以說我黨自建黨以來，就把反對～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特別近幾年來，更是堅定了懲治和預防～的信心和決心。在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同志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黨必須十分注重防范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維護黨的隊伍的純潔。既要充分認識反～斗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其長期性，堅定信心，扎實工作，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把反～斗爭深入進行下去。對任何～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黨的十六大報告在全面總結我們黨開展反～斗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嚴正指出了～的嚴重危害性和懲治～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的堅強決心。

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越是長期執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要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抓緊抓實。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胡錦濤同志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輕視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堅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工作，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必須深刻認識到，執政基礎最容易因～而削弱，執政能力最容易因～而降低，執政地位最容易因～而動搖。只有切實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工作，我們黨才能始終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才能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永遠立于不敗之地。胡錦濤同志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深刻闡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的堅強決心。

以～年為標志，中國的反～斗爭在戰略上出現了“三個轉向”：第一，大力加強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動防御為主轉向主動進攻為主；第二，大力加強制度建設，由權力反腐為主轉向制度反腐為主；第三，大力加強監督工作，由事后監督為主轉向事前監督為主。

（二）懲糾并舉，保持了懲治～的高壓態勢

黨中央高度重視反～，尤其體現在對～案件的堅決查處上。因為查處～案件是反～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動，是懲治～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眾評價反～斗爭成效的重要標志。只有嚴厲查處～案件，才能狠狠打擊～分子的囂張氣焰，才能鼓舞人民群眾同～現象作斗爭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們懲治～的堅強決心。近幾年來，中央嚴厲懲處了一大批～～，比較典型的有：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案，原河北省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案，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書記、省長張國光案，原云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案，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書記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案，原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徐國健案，原貴州省副省長劉長貴案，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案，原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長王鐘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長孟慶平案，原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副主席哈吉案，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凱案，原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潘廣田案，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案，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麥崇楷案，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丁鑫發案等。并突出重點，在以下幾方面加大力度。

1、重點打擊干預經濟活動的違法犯罪

市場經濟應是公平、競爭的法制經濟。如有意違背這基本原則，不恰當地干預經濟活動，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擊這方面的違法犯罪，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反～的重點所在。原河北省委書記、人大主任程維高，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就是插手經濟活動而被中央查處的省部級領導干部中的典型。程維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務，把河北省的建設工程項目當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給誰就給誰。程維高的許多問題，與南京某建筑公司有著密切關系，堂堂省委書記竟被一些人稱為“河北最大的‘包工頭’”。程維高熱衷于介紹甚至指令建筑工程的承發包，并把這些工程都交給了他早年在那里做過父母官的這家建筑公司。程維高被開除黨籍。與程維高有著驚人相似情節的是，同樣是原省委書記的劉方仁也熱衷于插手工程發包，大搞“人情工程”、“條子工程”，然后從中獲取好處，先后幫助貴州某集團公司總經理和一企業主貸款、開發房地產、承攬工程，事后共受賄161萬元人民幣、1.99萬美元。劉方仁被判處無期徒刑。

2、嚴肅懲處用人領域中的不正之風

近年來，我們黨堅持“德才兼備”標準選拔任用了大批優秀干部，但另一方面，“買官賣官”現象時有發生，并成為近年來我國～現象中的突出問題和群眾強烈不滿的熱點問題之一，基層曾經流行這樣一句話：“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

書長以及財政、建委、煙草、國稅、地稅、國資、物價、電信、土地等9名局長在內的一批中高級領導干部。李真案共牽出48起案件，涉及160余人。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案，所轄10個縣（市、區）主要領導牽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僅綏化市各部門“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以看出，當前一些～案件已經呈現出個人的“單打獨斗”向團伙性發展的趨勢，通過政治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和經濟上的金錢關系，～分子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現出隱蔽化

隨著社會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力度的不斷加大，有些～現象由直接轉向間接，或者打著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騙性、隱蔽性。一些～分子撈取錢財不單單是利令智昏，一時沖動，而是有計劃、有預謀，處心積慮，精心策劃。如大搞“曲線～”。有的利用職權為家屬、子女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聚斂巨額家庭財產；有的借國有、集體企業轉制、改制之機，通過壓低資產評估、濫用擔保和投資權利以及企業破產報損等手段，將國有財產據為己有。慕綏新的前妻、女兒、女婿在沈陽注冊十幾家公司，通過慕綏新手中的權利，聚斂了7000萬元的財產。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通過為兒子辦公司獲取500余萬元不正當利益，通過為他人辦事由其妻子、兒子收受錢財達3000余萬元。原深圳市委副書記劉濤利用職務之便，向4家國營企業領導打招呼，使其兒子獲得建設工程，從中牟取暴利，其中僅一只項目就輕易獲利人民幣2000萬元。現在還有一些～分子為了逃避監督，借機到外地吃喝玩樂，甚至出入～場所，嫖娼、賭博，搞起了“異地～”。有的～分子的作案動機更具隱蔽性，大搞“期權～”。

（六）在作案空間上，呈現出涉外化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的～分子利用對外經濟合作交流的機會謀取非法利益。他們有的把作案地點選在國外、境外，有的～分子將贓款轉移到國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員逃往國外、境外，滯留不歸。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為港商在內地承攬工程、協調貸款后，收受港商25萬美元。原河北省滄州市委書記薄紹銓為港商承攬工程后，讓女兒在香港收受港商20萬美元，直接匯入其在日本銀行賬戶。原沈陽市市長馬向東在香港的秘密賬戶存有40萬美元贓款，中紀委對馬向東立案“兩規”后，其妻章亞非又將186萬美元轉移到馬來西亞。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在得知組織上調查他的問題后，將72萬美元、131萬港幣轉達移到香港，存入外國銀行，將收受他人的41萬美元存到新加坡。在中央紀委查辦的幾起大要案中還有數十名涉案人員逃往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愛爾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及香港澳門地區，有的至今未歸。潛逃到美國的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早在1996年通過其在美國的親戚繆某購置了曼哈頓中城一座5層大樓，該樓房靠近著名的帝國大廈和時報廣場，目前，該樓房的市場價值約四五百萬美元。據統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約有4000多名～官員外逃，帶走大約500億美元資金。

以上特點足以說明目前～現象的嚴重性。這些現象，正降低著政治治理的公正，衰減著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擾著市場經濟的規則，污染著社會道德風氣，威脅著黨和政權的建設。為什么在反～斗爭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一些消極～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如此嚴重呢？當然，～現象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不能期望現在乃至將來能使～現象滅絕，但決不能對此掉以輕心甚至熟視無睹，并且必須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對策。原因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多種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體制存在缺陷。有人說：經常出現的問題要從規律上找原因，反復出現的問題要從體制上找原因。當前，社會還處在轉型期，舊體制不合理新體制不規范，使得～現象仍有滋生的土壤。一是權力運行體制不科學。“議行合一”，權力設置不當，權力分配過于集中。“一元化”領導、“一把手”負責往往變成黨委說了算、“一把手”說了算。程維高在河北一統天下，獨斷專行。用書記的權力插手干涉行政政務；變著法子把紀委書記搞下臺；調動司法力量，把郭光允同志關進～所；一拍板，就讓人發通知把17個縣的書記同時給免了。二是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資源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仍十分明顯。所謂的“審批經濟”可以一言而概之。這樣，審批者難免從理性經濟人的本性出發設租獲利。李友燦唯一的權力即掌握河北省汽車進口配額的審批。2001年賣到3-4萬元一個，～年炒到13萬元左右一個。管制和壟斷是～的溫床，它給了李設租撈錢的絕好機會，而且撈得如此容易。如此明目張膽，如《天下無賊》中的臺詞“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其實，配額亦可拿來拍賣，既可增加國家收入，又能杜絕尋租漏洞。三是財政管理體制不規范。科學合理的財政管理體制尚在建立過程中，資金預算缺少剛性，約束力不強，“收支兩條線”未能全面真正落實，國庫集中支付還處在探索起步階段。所以，“賬外賬”“小金庫”難以及時發現和杜絕，這些“賬外賬”“小金庫”往往是～的源頭。有人認為，改革公共財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是反～和加強監督的最好結合點。如預算改革將各級政府的行為細節展現在陽光下，“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四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盡管我國早已向市場經濟邁進，但現行用人體制仍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中轉圈。干部選拔缺乏公平競爭的規則，主觀隨意性大，長官意識多，提名環節不清，考察了解失真。權力來自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口號，以致給跑官要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從而出現了“帶病上崗”“帶病提拔”等現象。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目前的教育說服力、影響力減弱，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內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外，最關鍵的還是言行不一，講做脫節，因為人們寧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對自己一套，對別人一套雙重人格的現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在《四川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換一種方式為人民

服務》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門流水官”，這說明他有清醒的頭腦，應該是一個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達昌因涉嫌濫用職權，挪用資金1億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亮，在上任的時候大打廉政牌，不論大會小會，言必談廉政。有時候，講到動情之處，竟然眼眶濕潤。石發亮提出的口號是“一個‘廉’字值千金”。他還把這句話細化成“兩個原則”：“不義之財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卻大開獅口，瘋狂受賄索賄幾百萬元，最多一次索賄80萬元；“不慮小過，必有大禍”，這是原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說的話，可就是他卻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數百萬元，先后包養7名～，終被判處無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惡”，“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現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為怪了。

（三）監督缺乏力度。“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大凡～分子的墮落，無一不是從權力失去監督開始的，這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現實。而目前的監督體制、社會氛圍、復雜程度都使監督面臨巨大的挑戰和難言的尷尬。從監督體制來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監督別人又要受制于別人的尷尬狀況，極大地影響了監督效能的發揮。從社會氛圍來看，“批評領導，怕官位不保；批評同級，怕關系不好；批評下級，怕選票減少。”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的現象，已使人們見怪不怪，甚至坦誠直言、敢于批評監督的人被當成了另類；有的還招致打擊報復。河北省石家莊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舉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被送進～所；河南省舞鋼市原八臺鎮黨委副書記呂凈一因舉報該市市委書記李長河而幾近滅門；海南省萬寧市工商局干部陳少青署名舉報該局局長葉東雄的～劣跡，并由此引發了海南省工商系統的“反腐風暴”。可就當～者鋃鐺入獄之際，“反腐英雄”卻屢遭打擊，先是被貶到邊遠鄉鎮；接著遭不明身份歹徒毆打致重傷；葉東雄的親信們還利用競崗中民主測評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陳少青的“不信任”票將其淘汰……迫不得已，陳少青打算辭去公務員職務，帶老婆孩子回鄉務農或遠走他鄉打工謀生。從監督對象、客體的復雜程度來看，易發環節多，涉及范圍廣（八時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異地，甚至跨國），透明度差，隱藏性強，有的還遭遇法律障礙（如保護隱私等），所以，導致實施監督難而又難。如此這般，監督乏力已不難理解了。胡長清曾說：“組織的監督對我來說，如同是牛欄關貓，進出自由”。原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也說過：“官做到我這一級，就沒有什么人能管得著。”

（四）價值取向扭曲。應該說以上幾方面主要是客觀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內因，即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一樣，～自己的還是自己。那么～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覺得出在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錢的多少作為衡量人生價值大小的標尺，就會不擇手段攫斂錢財，而忘卻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把職位的高低作為顯示人生價值的標志，就會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嚴廉恥于不顧；如把享樂安逸的程度作為度量人生價值的標桿，就會及時行樂，尋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賭，驕奢淫逸。～分子、～行為各式各樣，但從內因來說，無不是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

三、抓住關鍵，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一）要正確認識權力，有一個好心態

權力是什么？《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有兩條：一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量，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二是指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會主席的權力”。這兩個解釋實質都點出了權力就是一種支配力量，只不過支配的范圍和力度有大小罷了。那么，這種“支配力量”意味著什么呢？

權力就是責任。權力與責任成正比關系，有多大的權力，就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重，平時常說的權責統一就是這個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市委任書記專門就“黨員領導干部要擔責任”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講到，我們領導干部既要“對上”負責，做到政治上時刻清醒，決策上堅決執行，全局上得力謀劃；更要“對下”負責，承擔起“興一方經濟”、“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責任。為什么要擔責任，就因為每一位領導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因而就必須承擔起應盡的責任。

權力意味奉獻。領導干部擁有一定的權力，承擔著相應的責任，如果想不辱沒這份權力，創出應有的業績，那就需要一種奉獻精神。這不是一句空話、大話，而是一句大實話。首先，領導干部要深思熟慮、深謀遠慮，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謀劃好職責范圍內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紕漏、更富成效；同時，又要有審視全局的意識，為整體發展多提建議、多出點子。如果沒有一種奉獻精神，很難做到守得住寂寞、靜得下心思、動得好腦筋。其次，領導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時八小時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別是遇到急難險重的工作、突發性的事件，更是要沖鋒陷陣奔赴一線。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勞動。張思德是隊長，所以比別人干得多，以致犧牲。鄭培民樂奉獻，才對從米籮到糠籮一點不介意，反而對湘西是那樣情深意長。再次，領導干部要無微不至、剛柔相濟，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經濟發展的大事，社會穩定的要事，群眾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鄭培民同志關心孩子之事。）碰到壞人壞事，看到歪風邪氣更要剛正不阿，堅決斗爭，不怕丟選票，不怕掉烏紗。這更需要奉獻精神。

權力是雙刃劍。權力在本質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器，也可以變為謀取一己私利的私產；既可以鍛煉人，使人建功立業，也可以腐蝕人，使人身敗名裂。正因為如此，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再次強調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能不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對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是一個很現實的考驗。”面對各種誘惑，作為領導干部，必須

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充分認識目前所處環境帶來的挑戰和行使權力時的風險，時時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如果在權力面前不能正確把握自己，“權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禍國殃民。重慶市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忠縣的黃金鎮政府，竟然修成了“～”城樓的樣式，耗資400余萬元。安徽省亳州市（縣級市）原市委書記李興民，為了炫耀其榮登市委書記寶座，舉行了一次亳州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閱兵式，在閱兵儀式上，亳州市各行各業，只要有統一服裝，公檢法司、土地、工商、稅務等執法單位一律統一制服，武警組織方隊在前，中小學放假參加閱兵，整個閱兵鬧劇持續了三個小時，全市耗費200多萬元。無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嘆，有權者如果不把權力用在正道上，一個勁想著用炫耀權力的方式來享受權力，就有可能引發某些官員的權力癡呆癥。再比如有一些行業已經成為“高危”行業，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門。有數據顯示，自1997年以來，交通廳長“落馬”的黑名單上，已有新疆、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蘇、安徽等九個省份，這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廳長現象”，河南更是創下了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的犯罪紀錄。這些廳長的“一支筆”往往掌管著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元的資金，權力不可謂不大，但正因為權大，而使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權大者”趨之若騖，最終使“權大者”中糖彈（錢彈）而倒下。這足以說明權力雙刃劍的秉性。

如果能對權力有正確的認識，就會有一個好心態。說起好心態，非常重要，因為有些問題往往是心態失衡的結果。如果能深知權力是責任，是奉獻，是雙刃劍，那么就大可不必為權小位低而心態失衡。因為，在你接受、增大權力的同時，就意味著責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風險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說過：一個不想以權謀私的人，就不會去謀權。即便你就是為了多擔責任，多作奉獻，更好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話，那也盡可以在現有的崗位上干出實績，得到組織的認可；在公開選拔中憑借實力，讓組織挑選，而沒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謀求權力。事實證明，那些不擇手段跑官要官者，無不是以私利為目的，或想名氣好聽，或想條件變好，或想鈔票增多等等。如果我們領會了權力的真諦，又不想褻瀆權力，那么在權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態吧！況且，我們也應該知足常樂了。

（二）要科學制衡權力，有一套好制度

黨的十六大提出“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權力制衡”要求，強調“從決策和執行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實事求是地說，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已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學制衡權力的制度也不健全，還未形成剛性的操作性強的科學合理的體系，需要我們花大力氣進一步探索，進一步完善。

第一點，要進一步探索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權力架構。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來看，決策、執行和監督相分離是有效規范部門職能，合理配置權力資源，科學制衡公共權力的必然要求。這方面，發達國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推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核心，就是要推進政府系統決策、執行相分離的改革，像英國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專門的執行局，來承擔政府服務性的職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決策、自己執行，即“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管理模式，有關數據顯示，英國政府有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完成的。再舉一個例子，有一篇國內記者到外國考察的報道，那位記者被邀請參加某發達國家一座城市議會的周例會旁聽，他發現市長在會上向議員們匯報的9項工作中，有的僅涉及1000美元的開支，而如果議會不批準，市長連花這1000美元的權力都沒有。這跟我們那些～分子動輒挪用揮霍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構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問題的核心在哪里呢？關鍵在于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制衡。從我們國內來看，已經有不少地區邁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聯合執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關部門的執行權集中起來，實現“辦、管”分離，解決自定規矩、自己執法的問題。如深圳區就是探索得比較早、比較多的。從我們上虞來看，在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上，也是以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為原則，以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的。像我們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標中心和招標投標監督辦、國家建設項目專業審計分局等機構，就體現了“監、管、辦”相分離的基本精神，對于規范建設工程、土地使用權出讓、國有集體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行為，起到了非常大的規范制約作用。招投標中六套表格的設計啟用，也是體現了這種精神。今年，王永昌書記兩次在大會上提出政府投資項目要實行代建制。

第二點，要切實執行市委關于重大事項集體決策的規則。～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上虞市鄉鎮、街道，市直部門（單位）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試行）》，這只文件肯定發到了各個單位，但每個單位是否都認真組織學習并正在落實，恐怕還是一個問題。應該說，這項制度，是目前保證我們領導班子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最有力武器。盡管各單位以前也根據各自實際，制定有各種執行民主集中制的議事規則，但是，市里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的出臺，對我們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要求。這項規則對重大事項的范圍進行了明確界定，對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項的事權議題、人事議題和財權議題都作了列舉式的說明。對重大事項的決策程序進行了明確規范，如研究決定重大事項的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領導集體成員到會方可舉行，其中分管此項工作的領導集體成員必須到會；如不得搞臨時動議，凡只有議案，沒有科學論證材料的，視為上會材料不全，不得進入集體決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項的會議討論時，主要負責人不應首先表明自己的觀點，須聽取其他領導集體成員的意見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再如，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會議后，須形成會議紀要，并將決策結果進行公開，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等。對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有關單位如果不認真貫徹執行，市委組織部將按規

定作出相應處理，市紀委（監察局）對違反規則并產生嚴重后果的，將按黨紀、政紀條規作出紀律處理。我在這里再強調一下，希望各位領導干部，特別是各單位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視、切實落實，會議以后，務必再認認真真、原原本本地加以學習，并結合實際，制定完善各單位相應的重大事項集體決策制度，真正做到按制度用權、照規矩辦事。

第三點，要大力推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四不直接管”也就是：“一把手”不直接管財務、不直接管人事、不直接管購物、不直接管工程，而是由副職分工負責，“一把手”進行監督把關。實施“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對重要權力進行適度分解，科學制衡，從程序上保證權力在透明、公正的框架內運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已經在一些地區試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上虞市委、市政府對此也高度重視，～年，市委印發了第30號文件《關于加強對黨政“一把手”監督管理的實施意見（試行）》，其中關于監督管理主要內容的第五條明確規定：在財務管理上，鄉鎮（街道）由鄉鎮長（辦事處主任）審批，部門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財務的副職審批，委托審批的部門行政“一把手”仍為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當初發這個文件的時候，我們原本是想明確部門由“一把手”委托分管副職審批，后來考慮到“一把手”是法人代表，權與責必須統一，結果改成了文件中這樣表述：“部門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財務的副職審批”。）全市有不少部門的“一把手”從自覺接受監督、切實規范用權的角度出發，把財務審批權委托給了副職，像教體局、交通局、水利局、審計局等都做得很好，市委任書記也在有關會議上予以充分肯定。我想，我們的“一把手”應該有這樣的覺悟，應該能放得開手腳，既充分信任授權，又加強監督檢查。（有的小單位不愿意這樣做，歸根結底是一個信不信得過，擺不擺得平的問題。）

至于在管人方面，更要注意權力制衡，以預防和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現在，民主推薦、常委會、全委會票決制已較普遍實行，應該說是好的，但我認為僅有這些制度仍十分不夠，因為有時的民主推薦簡直跟指定差不多，而票決時幾乎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年第6期《黨建研究內參》上刊登了瑞安市委《關于規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的探索》一文，文中說：問卷調查發現，造成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失誤的原因，制度機制方面的占59.04%，心里偏向等主觀原因占40.96%。進一步分析制度機制，屬于制度缺陷的占47.85%，執行不嚴的占27.32%，監督不到位的占17.37%，管理幅度過寬的占7.46%。上述數據表明，制度缺陷是用人不當甚至用人～的主要因素。

在這制度缺陷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陷就是初始提名制度缺失。干部工作實踐表明，初始提名是選拔任用干部的首要環節，也是關鍵環節，直接影響和作用于其他環節。干部一旦被提名，基本上就意味著被任用。問卷調查分析，選拔任用程序成分因子中，提名指向因子權重為89.04%，決定機構意見因子權重為10.96%。再進一步分析，推薦提名對干部任用的重要性為51.96%，考核考察為23.5%，討論決定為16.64%，任前公示為7.9%。2000—2002年，瑞安市298名正科級干部，初始提名者被最后任用的292位，占97.99%。所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關鍵要從規范提名程序入手。因而，從2002年8月開始試行“提名程序規范化、民主化改革”。改革的具體內容不再展開，其實質性內容就是加強對初始提名程序的規范，目的就是加強對用～的制衡。剛才說的是程序問題，還有一個規則問題，對權力的制衡很重要。最近看到《當權力監督民主》一文，說的是黑龍江省的“政壇地震”，繼田鳳日、韓桂芝之后又有5個副省級和一批地市、廳局級干部紛紛落馬。有人問，這些人當時如何能被選上、且能高票通過？其中一個細節，即選舉方法竟然是同意的不劃任何標記，不同意的劃“×”，棄權的劃“O”。以致許多代表根本就不帶筆，有的竟干脆不穿外套以表明未帶筆。如此“民主監督”竟成了“監督民主”，“民”其實很難“主”了。通常說“只有民主監督，才不會人亡”，其實更本質的是“只有權力制衡才不會政息”。沒有完善的權力制衡制度，其結果是“監督”幾近虛設，“民主”幾成兒戲。

（三）要大力加強監督，有一個好環境

“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這一哲理大家可能都認同，監督有多種途徑、形式，如黨內監督、法律監督、民主監督、群眾監督、～監督等，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詳。那么，如何才能使監督真正有序、有力、有效，這決非易事。關鍵要有一個好環境：即被監督者歡迎監督，接受監督；監督者要敢于監督，善于監督；社會各界也要支持監督、配合監督。唯有如此，才能使監督改變身份，有個好名聲：變做壞事為做好事，變得罪人為關心人、保護人。

首先，是被監督者要有“畏懼”兩字，誠心誠意地歡迎、接受監督。陳毅有一首詩，大家都知道。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懼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縮。”鄧小平在《共產黨員要接受監督》一文中說：“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也不好。”最近任書記推薦給我們看的一篇文章中，第二個部門講的就是“畏”字哲學，它一開頭就說：行廉政，慎～，心中應該有個“畏”字。這些都告誡我們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時時心存“畏懼”兩字。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初”，牢記“一著不慎，全盤皆輸，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微”，牢記“千里之堤，潰于蟻穴”，“1%的錯誤會導致100%的失敗，也就是100－1＝0”；只有心存畏懼，才能“慎獨”，牢記“要使人不知，除非己不為”，還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否則，雖然可一時痛快，然而等著他的必將是波濤覆舟、滅頂之災。如果真正心存“畏懼”了，那你一定會歡迎監督，接受監督，因為你知道被監督是對自己的愛護、保護，既可以防患于末然，也可以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甚至可以懸崖勒馬、迷途知返。李真在懺悔書中有這樣幾句話，他說，組織上對我的查處，如果發生在5年前，絕不會如此嚴重，但若發生在5年后，肯定會比現在更嚴重。這很能說明問題。（我市某部門一個原主要領導被判刑后……）

其次，是監督者要有“無私”兩字，鐵面無私地敢于、善于監督。作為承擔監督職責的監督者，在行使監督權的時候，常常由于受這樣那樣的牽制，監督工作不能很到位。這里我不想探討有關監督體制、機制和制度方面的問題，重點講講監督者要心存“無私”兩字，只有去除私心雜念，不計個人得失，才能大膽實施監督、善于開展監督，正如俗話說的，無私才能無畏。如果老是想著自己的面子、票子、帽子、位子甚至兒子，就無法挺直腰桿，難以做市委任書記所講的“鐵面干部”。臺州市黃巖區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已提為臺州市紀委副書記）李友星有一句名言，“怕死就不當紀委書記”。1993年到～年間，李友星參與查辦的案件達940起，涉及副科級以上干部129人，直接為國家、集體挽回經濟損失2000余萬元。在查辦這些大案要案中，李友星經常接到恐嚇電話或威脅；有的公開叫囂要把他“放倒”；有人開摩托車撞他；還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脅他身患絕癥的80歲老母親。李友星同志能這樣說、這樣做，絕對是“無私”支撐著他。那樣的高度的。

當然，我們領導干部往往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須要有雙重要求，既要歡迎、接受監督，又要大膽實施監督。這里尤其要說的是，在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這一個矛盾體中，被監督者是內因，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被監督者拒監督于千里之外，便會千方百計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有 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會各界要有“理解”兩字，積極主動地支持、配合監督。現在，社會上有一些不太正確的認識，如認為嚴格監督是“小題大作”、未與人為善、影響經濟建設、影響發展環境等等，有的甚至說情、放風，人為制造障礙。其實有的需要“小題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車私駕等問題，管起來是小事情，但恰恰會吃壞了形象、駕壞了作風，甚至釀成大錯。如王國鑫一事。至于怎樣才是“與人為善”，也要有正確的理解。如在“風起于青萍之末時”，不加指出糾正，說不定就會掀起軒然大波，一般錯誤發展成違紀，違紀發展成犯罪，那樣，就決不能是與人為善，而是與人為惡了。至于我們在定性量紀時，能輕則輕，也是我們的原則，但這里的前提是“能輕”。至于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許一時有影響，但從長遠來看、整體來看，恰恰需要我們營造一個公正清廉的環境，如果一個地方規則意識、法制意識不強，歪風邪氣上升，貪污賄賂成風，那才會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呢！還有一般情況下，監督者的監督是對事不對人的。因此，社會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監督的好處，體諒監督的難處，并盡可能地參與監督，形成合力，增強實效。

說到這里，我還想說一個問題，即目前的監督乏力和今后的監督有效，無不與“實事求是”“說真話”有關。正因為缺少“說真話”的氛圍，所以，被監督者不愿說真話，監督者不敢說真話，當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聽真話。這可能也是我們漫長的封建歷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黨校大門進去的中間立著“實事求是”的字碑，有人總結了幾句話：“迎著實事求是來，圍著實事求是走，背著實事求是學，離了實事求是干”。嗚呼哀哉！

同志們，我們每一位領導干部務必做到常思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懷律己之心，老老實實做人，堂堂正正處世，清清廉廉為官，運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勤勤懇懇地服務于人民，為把我市建設成為濱江生態型現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第五篇：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同志們：

根據先進性教育的計劃安排，由我來講講“廉潔從政”問題，這充分說明了廉潔從政對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重要意義，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講課的題目是《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中心十分明確，希望各位領導干部規范用權，廉潔從政。下面：我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取得新成效；第二個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及原因分析；第三個問題：領導干部要自覺做到規范用權、廉潔從政，并與大家共勉。

一、與時俱進，堅定信心，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取得新成效

反～是當前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正確認識反～形勢是正確決策的前提，是堅持反～信心的基礎，我們必須從政治的高度、戰略的高度認識和把握當前的反～斗爭的新形勢。

（一）立足國情，表明了反～的堅強決心

反～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可以說我黨自建黨以來，就把反對～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特別近幾年來，更是堅定了懲治和預防～的信心和決心。在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同志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黨必須十分注重防范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維護黨的隊伍的純潔。既要充分認識反～斗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其長期性，堅定信心，扎實工作，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把反～斗爭深入進行下去。對任何～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黨的十六大報告在全面總結我們黨開展反～斗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嚴正指出了～的嚴重危害性和懲治～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的堅強決心。

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越是長期執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要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抓緊抓實。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胡錦濤同志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輕視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堅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工作，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必須深刻認識到，執政基礎最容易因～而削弱，執政能力最容易因～而降低，執政地位最容易因～而動搖。只有切實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工作，我們黨才能始終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才能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永遠立于不敗之地。胡錦濤同志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深刻闡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們黨懲治～的堅強決心。

以～年為標志，中國的反～斗爭在戰略上出現了“三個轉向”：第一，大力加強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動防御為主轉向主動進攻為主；第二，大力加強制度建設，由權力反腐為主轉向制度反腐為主；第三，大力加強監督工作，由事后監督為主轉向事前監督為主。

（二）懲糾并舉，保持了懲治～的高壓態勢

黨中央高度重視反～，尤其體現在對～案件的堅決查處上。因為查處～案件是反～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動，是懲治～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眾評價反～斗爭成效的重要標志。只有嚴厲查處～案件，才能狠狠打擊～分子的囂張氣焰，才能鼓舞人民群眾同～現象作斗爭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們懲治～的堅強決心。近幾年來，中央嚴厲懲處了一大批～～，比較典型的有：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案，原河北省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案，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書記、省長張國光案，原云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案，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書記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案，原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徐國健案，原貴州省副省長劉長貴案，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案，原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長王鐘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長孟慶平案，原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副主席哈吉案，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凱案，原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潘廣田案，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案，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麥崇楷案，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丁鑫發案等。并突出重點，在以下幾方面加大力度。

1、重點打擊干預經濟活動的違法犯罪

市場經濟應是公平、競爭的法制經濟。如有意違背這基本原則，不恰當地干預經濟活動，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擊這方面的違法犯罪，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反～的重點所在。原河北省委書記、人大主任程維高，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就是插手經濟活動而被中央查處的省部級領導干部中的典型。程維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務，把河北省的建設工程項目當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給誰就給誰。程維高的許多問題，與南京某建筑公司有著密切關系，堂堂省委書記竟被一些人稱為“河北最大的‘包工頭’”。程維高熱衷于介紹甚至指令建筑工程的承發包，并把這些工程都交給了他早年在那里做過父母官的這家建筑公司。程維高被開除黨籍。與程維高有著驚人相似情節的是，同樣是原省委書記的劉方仁也熱衷于插手工程發包，大搞“人情工程”、“條子工程”，然后從中獲取好處，先后幫助貴州某集團公司總經理和一企業主貸款、開發房地產、承攬工程，事后共受賄161萬元人民幣、1.99萬美元。劉方仁被判處無期徒刑。

2、嚴肅懲處用人領域中的不正之風

近年來，我們黨堅持“德才兼備”標準選拔任用了大批優秀干部，但另一方面，“買官賣官”現象時有發生，并成為近年來我國～現象中的突出問題和群眾強烈不滿的熱點問題之一，基層曾經流行這樣一句話：“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

送，提拔重用。”～年2月，xx案件進行了通報。李鐵城被判有期徒刑15年，商殿舉、孫孔文、馬招德案正在進一步審查之中。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長xx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任市委書記期間，經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書記和組織部長找來，當場口述干部任命名單，并作為組織部意見提交書記辦公會。其中一次，xx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任命意見，讓組織部長作為組織部的意見向書記辦公會匯報，對有不同意見或考察明顯不合格的干部，仍強行安排。被稱為“批發權力的市委書記”---原xx市委書記xx利用撤區設市時科（局）領導干部需要重新任命的機會，收受了近30名下級黨政干部的90余萬元人民幣后，順水推舟將他們送上他們想要的位子，簡直是“你出錢，我給權”，玩著權錢交易的游戲。xx被判處無期徒刑。最近查實的原xx縣委書記xx自～年9月擔任縣委書記至～年5月的短短一年內，利用干部調整之機，涉嫌受賄共計人民幣118萬元。此外，其家庭財產和支出明顯超出其合法收入計570萬元，這是一起性質惡劣的買官賣官案。xx的賣官之道為，首先在各種會議上大造調整干部的～，其次大談自己的調整思路、用人標準，并征求干部對個人的意見，然后xx對有想法的人進行不止一次的談話，在談話后，及時奉送大額賄金的，在安排職務時，論賄行賞，對于賄金不大或不合自己心意的，則束之高閣。xx案正在進一步審查之中。

3、狠剎xx歪風

近年來，貪官豪賭的越來越多。xx本身是一種惡習，而一擲千金地花納稅人的血汗錢狂賭更是惡習加罪惡。在國內，震驚全國的白洋淀特大賭城案涉嫌xx、瀆職、變造公文、賄賂等數罪的官員涉及省部級干部1人，廳級干部3人；有12人受到黨政紀處分，10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更有甚者，一些貪官攜巨額公款赴港澳和境外狂賭，原xx公司總經理xx貪污挪用公款1.44億港元進xx；原xx有限公司總經理x拿5000萬元公款到澳門豪賭；原鞍山市千山區水利局長xx25次赴澳門賭掉78萬元；原xx市常務副市長xx、市財政局長xx、市建委主任x不僅在澳門豪賭，還4次登上著名的澳門賭船“東方公主號”在公海xx，曾3天賭掉上千萬元。近年來，僅公開報道的典型案例就有數十名官員和國企老總裁在澳門xx，所輸金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難怪澳門xx老板“夸獎”內地～官員說：“他們賭得大方，賭得爽！”，可見這類～分子在xx把在內地潛藏在心中的欲望發泄得登峰造極。

從～年末開始的由中央17個部委參與的打擊xx專項行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力度最大、范圍最廣、參與部門最多的一次打擊xx的集中行動。僅在～年里，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就某個具體xx案件或個別泛濫嚴重地區的批示就達40多次。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明確提出，對黨員干部“參與xx的，應予以免職，再依據規定處理；到國（境）外xx的，要從嚴懲處。”最近，中紀委又通報了5起黨員干部參賭被查處的相關情況，原廣東省肇慶市委副書記、市長鄧耀華2001年至～年3月，由他人出資多次到境外xx。原xx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長xx2002年1月至～年3月頻繁出境xx，且涉案金額巨大。原xx省濟南市拆遷辦正處級調研員xx采用挪用公款，從企業、個人以及金融機構借、貸款等手段，籌措資金共計人民幣560余萬元，全部用于xx和償還賭債。原xx市郵政局人事教育部副主任xx，利用職務之便，先后多次挪用職工的養老保險金和干部風險抵押金共計人民幣47萬余元，進行xx活動，至案發前尚未退還。原xx市糧站主任xx參與聚眾xx，將糧站的售糧款共計人民幣39萬多元全部用于xx。從專項行動開始以來，有關部門暫停了57條到周邊國家的出境游線路。目前中國周邊4個國家的146個xx處于歇業狀態，有些已開始考慮轉產。

（三）標本兼治，開創了反腐斗爭的新路子

～年1月3日，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體系實施綱要》，強調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體系。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科學判斷形勢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好地防治～的必由之路，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實施綱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科學地總結了我們黨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經驗，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明確了懲治和預防～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工作原則，提出了有效反對和防止～的一系列措施和辦法。《實施綱要》強調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統一于懲治和預防～體系之中，發揮整體效能；強調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強調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辦法治理～，注重反腐倡廉體制機制制度創新。《實施綱要》體現了標本兼治、注重治本，加大預防～工作力度的精神，反映了新形勢下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觀要求。進一步加大預防～的工作力度，必須繼續在加強教育上下功夫，使領導干部自覺拒腐防變，常修為政之德，切實做到勤政為民、廉潔從政；繼續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發揮法規制度的規范和保障作用；繼續在強化監督上下功夫，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必須以改革統攬預防～的各項工作，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問題。

懲治和預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兩個方面。《實施綱要》提出，要在懲治和預防～體系中充分發揮懲治的重要作用。加大預防～的工作力度，決不是要放松懲治～的工作。不僅不能放松，而且要繼續抓得緊而又緊

。進行有效預防本身就要求實行嚴肅懲治，而實行嚴肅懲治本身又有利于進行有效預防。要通過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懲處～分子，嚴肅黨的紀律，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教育。要針對暴露出來的苗頭性問題和薄弱環節，及時制定規范，堵塞漏洞，發揮辦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設性作用，著力減少～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增強干部群眾對懲治～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懲治和預防～的合力。

二、形勢嚴峻，不容松懈，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

新時期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取得了重大成果，黨政機關和干部隊伍中～現象蔓延的勢頭得到有效遏止。但是，我國現在仍處于～現象的多發和高發期，反～形勢仍十分嚴峻。從違紀違法案例分析，當前，～現象呈現出“六個化”。

（一）在金額數量上，呈現出高額化

～分子對私利的追求已從實物形態轉向貨幣形態，已不單單滿足于對一般生活資料的占有，開始利用權力采取各種非法手段攫取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有目的地聚斂錢財、積累原始資本。有的高級領導干部違紀違法、腐化墮落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為建國以來所罕見。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在擔任省長助理及副省長的四年時間，索賄受賄共計人民幣544萬元，另有161萬余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在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受賄共計人民幣4109萬元。原云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在任職期間，受賄折合人民幣119萬元；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其子接受對方錢物，共折合人民幣2049萬元；利用職權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3000余萬元。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非法受賄共計人民幣1700萬元。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目前據查證已貪污涉案金額達2.5億元。最近查處的河北省外經貿廳原廳長兼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李友燦，從2001年8月到～年4月，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索賄受賄共計人民幣4744.44萬元，相當于河北省一個中等縣的財政收入，平均每月受賄170多萬元，平均每日受賄5萬元，有一次1670萬元放在16外旅行包里，從河北到北京拉了3趟才拉完，而且一個人搬完。李案前，湖北省進口汽貿公司董事長王俊、副總經理馬波也因盜賣汽車進口配額受賄、貪污人民幣4200萬元，原來上千萬元的案子，令人咋舌了。李的行徑使善良的人們感到自己想象力的貧乏，其受賄金額已經破了“全國紀錄”，成為目前全國個人受賄金額最大的案件。

（二）在職級層次上，呈現出高層化

由于黨中央對懲治～始終保持著高壓態勢，一些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違法違紀案件得到嚴懲。據統計數據顯示，當前的～犯罪、犯罪分子的職務呈現高層化趨勢。從1993年起,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年遞增9%左右，受黨紀政紀處分的黨員干部年遞增12%。90年代共有3.2萬多名縣處級以上干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地廳級以上2000多名、省部級以上90余名。從最近兩年統計數據分析，～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72649件，結案172571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75458人。其中，縣（處）級干部6043人，廳（局）級干部411人，省（部）級干部21人；被開除黨籍并移送司法機關的共8691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干部412人，省（部）級干部6人。～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62032件，結案160602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64831人。其中縣（處）級干部5916人，廳（局）級干部415人，省（部）級干部15人；被開除黨籍并移送司法機關的有4775人。其中廳（局）級干部298人，省（部）級干部11人。

（三）在范圍領域上，呈現出復合化

～活動往往從單一型向復合型轉變。過去比較多的是權錢交易，現在已發展到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身。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完全拋棄共產主義信念，力求仕途升遷，燒香拜佛，并取法號“妙全”；為滿足個人私欲，向6名企業家索要人民幣共計1700萬元；為方便與“女大仙”相會，專門在北京購置了房產。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在河北省號稱“二書記”，是一個在改革開放年代里政治上和經濟上雙重的暴發戶，他32歲當上正廳級干部，最終的目標是能成為一方封疆大吏而進入國家領導層。他當時被河北省委和國家稅務總局確定為省級后備干部。在“兩規”前夕，還打電話給“大師”問會不會出事？他在經濟上的受賄、貪污更是次數多、金額大。

～分子瘋狂斂財，與其生活上的腐化有著密切關系。李真為自己配有3位秘書、2名服務員、1個警務人員。另外還有紅顏知己。他們國稅局除在秦皇島、承德、廊坊建有高檔培訓中心外，還在北京建有一個極為豪華的辦事處，主要為自己服務。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喜歡穿名牌服裝，在搜查其家時僅高檔西裝100多套，有一雙皮鞋價值人民幣8000多元。原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先后30余次到澳門、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賭博；原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與多名女子保持不正當的兩性關系，向她們送錢送物；原沈陽市國資局局長郭久嗣花在“三陪”小組身上的錢將近百萬元。這些人生活作風敗環，嚴重玷污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極其惡劣。

（四）在行為主體上，呈現出團伙化

廈門遠華案和慕綏新、馬向東、李真、馬德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都是典型的“窩案”、“串案”。查處一案，牽出一串，帶出一片，呈現出明顯的團伙性。如廈門遠華案有近200名黨員干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150多名被追究了刑事責任，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長、福建省團委書記、廈門市委2位副書記、廈門市委常委、廈門市2位副市長、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廈門海關正副關長、廈門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廈門市商檢局副局長等一大批中高級領導干部。慕綏新、馬向東案共牽出106起嚴重違紀違法案，涉及400余人。其中慕綏新先后收受沈陽市48個部委辦和14個縣市區中的共計62個單位以各種名義送的錢物；馬向東收受了186個人的錢物。全案僅司法機關立案偵查的就達84人，包括原沈陽市市長、常務副市長、檢察院檢察長、法院院長和3名副院長、市政府秘書長和3名副秘

書長以及財政、建委、煙草、國稅、地稅、國資、物價、電信、土地等9名局長在內的一批中高級領導干部。李真案共牽出48起案件，涉及160余人。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案，所轄10個縣（市、區）主要領導牽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僅綏化市各部門“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以看出，當前一些～案件已經呈現出個人的“單打獨斗”向團伙性發展的趨勢，通過政治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和經濟上的金錢關系，～分子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現出隱蔽化

隨著社會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力度的不斷加大，有些～現象由直接轉向間接，或者打著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騙性、隱蔽性。一些～分子撈取錢財不單單是利令智昏，一時沖動，而是有計劃、有預謀，處心積慮，精心策劃。如大搞“曲線～”。有的利用職權為家屬、子女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聚斂巨額家庭財產；有的借國有、集體企業轉制、改制之機，通過壓低資產評估、濫用擔保和投資權利以及企業破產報損等手段，將國有財產據為己有。慕綏新的前妻、女兒、女婿在沈陽注冊十幾家公司，通過慕綏新手中的權利，聚斂了7000萬元的財產。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通過為兒子辦公司獲取500余萬元不正當利益，通過為他人辦事由其妻子、兒子收受錢財達3000余萬元。原深圳市委副書記劉濤利用職務之便，向4家國營企業領導打招呼，使其兒子獲得建設工程，從中牟取暴利，其中僅一只項目就輕易獲利人民幣2000萬元。現在還有一些～分子為了逃避監督，借機到外地吃喝玩樂，甚至出入～場所，嫖娼、賭博，搞起了“異地～”。有的～分子的作案動機更具隱蔽性，大搞“期權～”。

（六）在作案空間上，呈現出涉外化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的～分子利用對外經濟合作交流的機會謀取非法利益。他們有的把作案地點選在國外、境外，有的～分子將贓款轉移到國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員逃往國外、境外，滯留不歸。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為港商在內地承攬工程、協調貸款后，收受港商25萬美元。原河北省滄州市委書記薄紹銓為港商承攬工程后，讓女兒在香港收受港商20萬美元，直接匯入其在日本銀行賬戶。原沈陽市市長馬向東在香港的秘密賬戶存有40萬美元贓款，中紀委對馬向東立案“兩規”后，其妻章亞非又將186萬美元轉移到馬來西亞。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在得知組織上調查他的問題后，將72萬美元、131萬港幣轉達移到香港，存入外國銀行，將收受他人的41萬美元存到新加坡。在中央紀委查辦的幾起大要案中還有數十名涉案人員逃往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愛爾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及香港澳門地區，有的至今未歸。潛逃到美國的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早在1996年通過其在美國的親戚繆某購置了曼哈頓中城一座5層大樓，該樓房靠近著名的帝國大廈和時報廣場，目前，該樓房的市場價值約四五百萬美元。據統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約有4000多名～官員外逃，帶走大約500億美元資金。

以上特點足以說明目前～現象的嚴重性。這些現象，正降低著政治治理的公正，衰減著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擾著市場經濟的規則，污染著社會道德風氣，威脅著黨和政權的建設。為什么在反～斗爭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一些消極～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如此嚴重呢？當然，～現象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不能期望現在乃至將來能使～現象滅絕，但決不能對此掉以輕心甚至熟視無睹，并且必須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對策。原因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多種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體制存在缺陷。有人說：經常出現的問題要從規律上找原因，反復出現的問題要從體制上找原因。當前，社會還處在轉型期，舊體制不合理新體制不規范，使得～現象仍有滋生的土壤。一是權力運行體制不科學。“議行合一”，權力設置不當，權力分配過于集中。“一元化”領導、“一把手”負責往往變成黨委說了算、“一把手”說了算。程維高在河北一統天下，獨斷專行。用書記的權力插手干涉行政政務；變著法子把紀委書記搞下臺；調動司法力量，把郭光允同志關進～所；一拍板，就讓人發通知把17個縣的書記同時給免了。二是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資源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仍十分明顯。所謂的“審批經濟”可以一言而概之。這樣，審批者難免從理性經濟人的本性出發設租獲利。李友燦唯一的權力即掌握河北省汽車進口配額的審批。2001年賣到3-4萬元一個，～年炒到13萬元左右一個。管制和壟斷是～的溫床，它給了李設租撈錢的絕好機會，而且撈得如此容易。如此明目張膽，如《天下無賊》中的臺詞“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其實，配額亦可拿來拍賣，既可增加國家收入，又能杜絕尋租漏洞。三是財政管理體制不規范。科學合理的財政管理體制尚在建立過程中，資金預算缺少剛性，約束力不強，“收支兩條線”未能全面真正落實，國庫集中支付還處在探索起步階段。所以，“賬外賬”“小金庫”難以及時發現和杜絕，這些“賬外賬”“小金庫”往往是～的源頭。有人認為，改革公共財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是反～和加強監督的最好結合點。如預算改革將各級政府的行為細節展現在陽光下，“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四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盡管我國早已向市場經濟邁進，但現行用人體制仍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中轉圈。干部選拔缺乏公平競爭的規則，主觀隨意性大，長官意識多，提名環節不清，考察了解失真。權力來自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口號，以致給跑官要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從而出現了“帶病上崗”“帶病提拔”等現象。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目前的教育說服力、影響力減弱，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內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外，最關鍵的還是言行不一，講做脫節，因為人們寧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對自己一套，對別人一套雙重人格的現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在《四川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換一種方式為人民

服務》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門流水官”，這說明他有清醒的頭腦，應該是一個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達昌因涉嫌濫用職權，挪用資金1億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亮，在上任的時候大打廉政牌，不論大會小會，言必談廉政。有時候，講到動情之處，竟然眼眶濕潤。石發亮提出的口號是“一個‘廉’字值千金”。他還把這句話細化成“兩個原則”：“不義之財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卻大開獅口，瘋狂受賄索賄幾百萬元，最多一次索賄80萬元；“不慮小過，必有大禍”，這是原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說的話，可就是他卻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數百萬元，先后包養7名～，終被判處無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惡”，“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現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為怪了。

（三）監督缺乏力度。“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大凡～分子的墮落，無一不是從權力失去監督開始的，這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現實。而目前的監督體制、社會氛圍、復雜程度都使監督面臨巨大的挑戰和難言的尷尬。從監督體制來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監督別人又要受制于別人的尷尬狀況，極大地影響了監督效能的發揮。從社會氛圍來看，“批評領導，怕官位不保；批評同級，怕關系不好；批評下級，怕選票減少。”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的現象，已使人們見怪不怪，甚至坦誠直言、敢于批評監督的人被當成了另類；有的還招致打擊報復。河北省石家莊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舉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被送進～所；河南省舞鋼市原八臺鎮黨委副書記呂凈一因舉報該市市委書記李長河而幾近滅門；海南省萬寧市工商局干部陳少青署名舉報該局局長葉東雄的～劣跡，并由此引發了海南省工商系統的“反腐風暴”。可就當～者鋃鐺入獄之際，“反腐英雄”卻屢遭打擊，先是被貶到邊遠鄉鎮；接著遭不明身份歹徒毆打致重傷；葉東雄的親信們還利用競崗中民主測評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陳少青的“不信任”票將其淘汰……迫不得已，陳少青打算辭去公務員職務，帶老婆孩子回鄉務農或遠走他鄉打工謀生。從監督對象、客體的復雜程度來看，易發環節多，涉及范圍廣（八時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異地，甚至跨國），透明度差，隱藏性強，有的還遭遇法律障礙（如保護隱私等），所以，導致實施監督難而又難。如此這般，監督乏力已不難理解了。胡長清曾說：“組織的監督對我來說，如同是牛欄關貓，進出自由”。原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也說過：“官做到我這一級，就沒有什么人能管得著。”

（四）價值取向扭曲。應該說以上幾方面主要是客觀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內因，即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一樣，～自己的還是自己。那么～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覺得出在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錢的多少作為衡量人生價值大小的標尺，就會不擇手段攫斂錢財，而忘卻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把職位的高低作為顯示人生價值的標志，就會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嚴廉恥于不顧；如把享樂安逸的程度作為度量人生價值的標桿，就會及時行樂，尋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賭，驕奢淫逸。～分子、～行為各式各樣，但從內因來說，無不是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

三、抓住關鍵，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

（一）要正確認識權力，有一個好心態

權力是什么？《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有兩條：一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量，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二是指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會主席的權力”。這兩個解釋實質都點出了權力就是一種支配力量，只不過支配的范圍和力度有大小罷了。那么，這種“支配力量”意味著什么呢？

權力就是責任。權力與責任成正比關系，有多大的權力，就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重，平時常說的權責統一就是這個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市委任書記專門就“黨員領導干部要擔責任”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講到，我們領導干部既要“對上”負責，做到政治上時刻清醒，決策上堅決執行，全局上得力謀劃；更要“對下”負責，承擔起“興一方經濟”、“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責任。為什么要擔責任，就因為每一位領導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因而就必須承擔起應盡的責任。

權力意味奉獻。領導干部擁有一定的權力，承擔著相應的責任，如果想不辱沒這份權力，創出應有的業績，那就需要一種奉獻精神。這不是一句空話、大話，而是一句大實話。首先，領導干部要深思熟慮、深謀遠慮，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謀劃好職責范圍內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紕漏、更富成效；同時，又要有審視全局的意識，為整體發展多提建議、多出點子。如果沒有一種奉獻精神，很難做到守得住寂寞、靜得下心思、動得好腦筋。其次，領導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時八小時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別是遇到急難險重的工作、突發性的事件，更是要沖鋒陷陣奔赴一線。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勞動。張思德是隊長，所以比別人干得多，以致犧牲。鄭培民樂奉獻，才對從米籮到糠籮一點不介意，反而對湘西是那樣情深意長。再次，領導干部要無微不至、剛柔相濟，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經濟發展的大事，社會穩定的要事，群眾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鄭培民同志關心孩子之事。）碰到壞人壞事，看到歪風邪氣更要剛正不阿，堅決斗爭，不怕丟選票，不怕掉烏紗。這更需要奉獻精神。

權力是雙刃劍。權力在本質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器，也可以變為謀取一己私利的私產；既可以鍛煉人，使人建功立業，也可以腐蝕人，使人身敗名裂。正因為如此，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再次強調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能不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對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是一個很現實的考驗。”面對各種誘惑，作為領導干部，必須

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充分認識目前所處環境帶來的挑戰和行使權力時的風險，時時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如果在權力面前不能正確把握自己，“權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禍國殃民。重慶市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忠縣的黃金鎮政府，竟然修成了“～”城樓的樣式，耗資400余萬元。安徽省亳州市（縣級市）原市委書記李興民，為了炫耀其榮登市委書記寶座，舉行了一次亳州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閱兵式，在閱兵儀式上，亳州市各行各業，只要有統一服裝，公檢法司、土地、工商、稅務等執法單位一律統一制服，武警組織方隊在前，中小學放假參加閱兵，整個閱兵鬧劇持續了三個小時，全市耗費200多萬元。無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嘆，有權者如果不把權力用在正道上，一個勁想著用炫耀權力的方式來享受權力，就有可能引發某些官員的權力癡呆癥。再比如有一些行業已經成為“高危”行業，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門。有數據顯示，自1997年以來，交通廳長“落馬”的黑名單上，已有新疆、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蘇、安徽等九個省份，這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廳長現象”，河南更是創下了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的犯罪紀錄。這些廳長的“一支筆”往往掌管著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元的資金，權力不可謂不大，但正因為權大，而使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權大者”趨之若騖，最終使“權大者”中糖彈（錢彈）而倒下。這足以說明權力雙刃劍的秉性。

如果能對權力有正確的認識，就會有一個好心態。說起好心態，非常重要，因為有些問題往往是心態失衡的結果。如果能深知權力是責任，是奉獻，是雙刃劍，那么就大可不必為權小位低而心態失衡。因為，在你接受、增大權力的同時，就意味著責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風險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說過：一個不想以權謀私的人，就不會去謀權。即便你就是為了多擔責任，多作奉獻，更好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話，那也盡可以在現有的崗位上干出實績，得到組織的認可；在公開選拔中憑借實力，讓組織挑選，而沒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謀求權力。事實證明，那些不擇手段跑官要官者，無不是以私利為目的，或想名氣好聽，或想條件變好，或想鈔票增多等等。如果我們領會了權力的真諦，又不想褻瀆權力，那么在權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態吧！況且，我們也應該知足常樂了。

（二）要科學制衡權力，有一套好制度

黨的十六大提出“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權力制衡”要求，強調“從決策和執行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實事求是地說，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已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學制衡權力的制度也不健全，還未形成剛性的操作性強的科學合理的體系，需要我們花大力氣進一步探索，進一步完善。

第一點，要進一步探索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權力架構。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來看，決策、執行和監督相分離是有效規范部門職能，合理配置權力資源，科學制衡公共權力的必然要求。這方面，發達國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推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核心，就是要推進政府系統決策、執行相分離的改革，像英國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專門的執行局，來承擔政府服務性的職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決策、自己執行，即“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管理模式，有關數據顯示，英國政府有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完成的。再舉一個例子，有一篇國內記者到外國考察的報道，那位記者被邀請參加某發達國家一座城市議會的周例會旁聽，他發現市長在會上向議員們匯報的9項工作中，有的僅涉及1000美元的開支，而如果議會不批準，市長連花這1000美元的權力都沒有。這跟我們那些～分子動輒挪用揮霍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構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問題的核心在哪里呢？關鍵在于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制衡。從我們國內來看，已經有不少地區邁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聯合執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關部門的執行權集中起來，實現“辦、管”分離，解決自定規矩、自己執法的問題。如深圳區就是探索得比較早、比較多的。從我們上虞來看，在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上，也是以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為原則，以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的。像我們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標中心和招標投標監督辦、國家建設項目專業審計分局等機構，就體現了“監、管、辦”相分離的基本精神，對于規范建設工程、土地使用權出讓、國有集體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行為，起到了非常大的規范制約作用。招投標中六套表格的設計啟用，也是體現了這種精神。今年，王永昌書記兩次在大會上提出政府投資項目要實行代建制。

第二點，要切實執行市委關于重大事項集體決策的規則。～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上虞市鄉鎮、街道，市直部門（單位）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試行）》，這只文件肯定發到了各個單位，但每個單位是否都認真組織學習并正在落實，恐怕還是一個問題。應該說，這項制度，是目前保證我們領導班子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最有力武器。盡管各單位以前也根據各自實際，制定有各種執行民主集中制的議事規則，但是，市里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的出臺，對我們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要求。這項規則對重大事項的范圍進行了明確界定，對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項的事權議題、人事議題和財權議題都作了列舉式的說明。對重大事項的決策程序進行了明確規范，如研究決定重大事項的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領導集體成員到會方可舉行，其中分管此項工作的領導集體成員必須到會；如不得搞臨時動議，凡只有議案，沒有科學論證材料的，視為上會材料不全，不得進入集體決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項的會議討論時，主要負責人不應首先表明自己的觀點，須聽取其他領導集體成員的意見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再如，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會議后，須形成會議紀要，并將決策結果進行公開，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等。對這項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規則，有關單位如果不認真貫徹執行，市委組織部將按規，但若發生在5年后，肯定會比現在更嚴重。這很能說明問題。（我市某部門一個原主要領導被判刑后……）

其次，是監督者要有“無私”兩字，鐵面無私地敢于、善于監督。作為承擔監督職責的監督者，在行使監督權的時候，常常由于受這樣那樣的牽制，監督工作不能很到位。這里我不想探討有關監督體制、機制和制度方面的問題，重點講講監督者要心存“無私”兩字，只有去除私心雜念，不計個人得失，才能大膽實施監督、善于開展監督，正如俗話說的，無私才能無畏。如果老是想著自己的面子、票子、帽子、位子甚至兒子，就無法挺直腰桿，難以做市委任書記所講的“鐵面干部”。臺州市黃巖區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已提為臺州市紀委副書記）李友星有一句名言，“怕死就不當紀委書記”。1993年到～年間，李友星參與查辦的案件達940起，涉及副科級以上干部129人，直接為國家、集體挽回經濟損失2000余萬元。在查辦這些大案要案中，李友星經常接到恐嚇電話或威脅；有的公開叫囂要把他“放倒”；有人開摩托車撞他；還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脅他身患絕癥的80歲老母親。李友星同志能這樣說、這樣做，絕對是“無私”支撐著他。那樣的高度的。

當然，我們領導干部往往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須要有雙重要求，既要歡迎、接受監督，又要大膽實施監督。這里尤其要說的是，在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這一個矛盾體中，被監督者是內因，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被監督者拒監督于千里之外，便會千方百計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有 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會各界要有“理解”兩字，積極主動地支持、配合監督。現在，社會上有一些不太正確的認識，如認為嚴格監督是“小題大作”、未與人為善、影響經濟建設、影響發展環境等等，有的甚至說情、放風，人為制造障礙。其實有的需要“小題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車私駕等問題，管起來是小事情，但恰恰會吃壞了形象、駕壞了作風，甚至釀成大錯。如王國鑫一事。至于怎樣才是“與人為善”，也要有正確的理解。如在“風起于青萍之末時”，不加指出糾正，說不定就會掀起軒然大波，一般錯誤發展成違紀，違紀發展成犯罪，那樣，就決不能是與人為善，而是與人為惡了。至于我們在定性量紀時，能輕則輕，也是我們的原則，但這里的前提是“能輕”。至于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許一時有影響，但從長遠來看、整體來看，恰恰需要我們營造一個公正清廉的環境，如果一個地方規則意識、法制意識不強，歪風邪氣上升，貪污賄賂成風，那才會影響經濟建設和發展環境呢！還有一般情況下，監督者的監督是對事不對人的。因此，社會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監督的好處，體諒監督的難處，并盡可能地參與監督，形成合力，增強實效。

說到這里，我還想說一個問題，即目前的監督乏力和今后的監督有效，無不與“實事求是”“說真話”有關。正因為缺少“說真話”的氛圍，所以，被監督者不愿說真話，監督者不敢說真話，當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聽真話。這可能也是我們漫長的封建歷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黨校大門進去的中間立著“實事求是”的字碑，有人總結了幾句話：“迎著實事求是來，圍著實事求是走，背著實事求是學，離了實事求是干”。嗚呼哀哉！

同志們，我們每一位領導干部務必做到常思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懷律己之心，老老實實做人，堂堂正正處世，清清廉廉為官，運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勤勤懇懇地服務于人民，為把我市建設成為濱江生態型現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把握形勢規范用權自覺做到廉潔從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