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認定中的新問題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認定中的新問題

刑法修正案

（八）對食品安全犯罪進行了修改，主要涉及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一、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的認定

（一）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中安全標準的理解與適用。食品安全法中存在國家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這三種標準，那么在定罪時應依照哪個標準？筆者認為應依據食品安全的國家標準：第一，這是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所決定的，地方標準的制定會影響刑法的平等適用，加劇地方保護；第二，雖然法律明確規定沒有國家標準或地方標準的“應當”制定企業標準，但該標準僅能夠在企業內部適用，屬于企業的一種自律性標準。

肯定了該罪認定中的國家安全標準，那么對于尚未規定國家安全標準的，該如何處理？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本法規定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公布前，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現行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和有關食品的行業標準生產經營食品。所以，在案件認定中，如果相關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尚未出臺，仍然需要參考現行具體標準來進行罪與非罪的判斷。

除了上述三類標準，筆者認為，“安全標準”還應當包括行業標準。在行業標準的把握上，應當區分該標準是“從嚴”還是“補缺”.對于系從嚴規定的，不應當作為安全標準認定的依據，而對于沒有國家標準的“補缺”性標準則可以作為安全標準的認定依據。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食品不斷出現新品種，單純依據國家標準勢必造成大量新型犯罪難以控制，采用將補充性行業標準作為判斷依據將有利于打擊犯罪；而且行業標準作為行業內統一適用的標準，在判斷上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

（二）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區分。“安全”與“有毒、有害”在認識上必然存在一部分競合。從一定意義上說，有毒、有害的必然是不安全的，但不安全的并不必然是有毒、有害的。從性質上來說，食品安全標準是法定的標準，而有毒、有害是客觀的事實，安全標準低于有毒、有害的標準，所以在具備有毒、有害性時就不再進行“安全標準”的判斷。

二、食品安全犯罪“情節”的具體判斷

刑法修正案

（八）分別在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在刑事責任的加重承擔上融入了對情節的判斷。應當注意的是，雖然修正案

（八）第二十五條對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刪除了“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和“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條件，但是在判斷“其他嚴重情節”或者“其他特別嚴重情節”時，這兩種情形仍然適用，因為刪除并不是對原有條件的否定，而只是通過更科學的表述使得判斷標準多元化。

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對情節嚴重性進行考慮：（1）主觀惡性，如是否為再犯、慣犯；（2）行為性質，主要表現于犯罪手段，如手段本身是否惡劣隱蔽，是否具有集團化的分工；（3）犯罪對象，如生產、銷售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或與嬰兒相關的食品；（4）危害程度，如造成人民群眾恐慌，嚴重影響國家形象等；（5）涉案數額；（6）特殊時期，如在地質災害期間或傳染病防控期間。“其他嚴重情節”是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補充，所以在解釋上雖然不要求內容的相似，但在社會危害性的評價上應當具有相當性。

以上僅提供了“情節”考量的因素，但在適用上仍然必須堅持罪刑相稱，即情節輕重的把握。對此，筆者認為“其他嚴重情節”是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補充，所以在解釋上雖然不要求內容的相似，但在社會危害性的評價上應當具有相當性，即從具體情節來看，行為雖未造成人體嚴重危害，但是從被害人數、涉案金額等方面考慮危害性并不弱于前者方可認定該情節。另外，“其他嚴重情節”分別存在于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基于二者法定刑設置的不同，在情節的具體把握上也應當有所區分。

三、“并處罰金”的具體適用問題

食品安全犯罪作為經濟犯罪，罰金刑的適用具有較好的預防效果，但是該規定也會引起司法實踐中量刑標準缺失的疑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罰金數額標準的，罰金的最低數額不能少于1000元，但并沒有規定最高限額，這使得“并處罰金”的適用空間過大。筆者認為，司法實踐中需要建立一定的“量刑價目表”以明確具體情形下罰金的幅度或數額，實現量刑的規范化，為此需注意以下問題：第一，罰金的適用應當發揮“剝奪違法所得”的功效，在有銷售金額的情況下，罰金數額與銷售金額應當呈現出一定的梯度；第二，在沒有銷售金額的情況下，罰金數額應當考慮生產經營的數量和規模；第三，根據司法解釋，罰金的適用應當綜合考慮影響刑事責任的所有情節。但各個情節對罰金適用的影響力并不相同，應當從罰金刑“特殊預防”的目的出發，對情節進行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判斷，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相關罪名中“并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的規定，即是讓司法者對經濟性與非經濟性因素全面加以考量。

本文來自: 衛生監督員俱樂部（http://www.tmd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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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司法認定非法傳銷犯罪要細化

司法認定非法傳銷犯罪要細化、準確

當前，我國的非法傳銷活動因為屢遭打擊、取締而不斷轉變方式，名目更加繁多，渠道更加廣泛，組織更加嚴密，成員更加復雜，手段更加惡劣，已經發展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為了更有效打擊傳銷犯罪，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罪”，將非法傳銷單獨入罪，然而

刑法“題。

對完善非法傳銷行為的法律規制大有裨益行政立法。就行政立法而言和變相傳銷行為理機關一般把傳銷行為認定為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投機倒把行為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安行政拘留。刑事立法方面銷經營活動的通知》、于嚴厲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的意見》、重的傳銷或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的批復》和《直銷法》第225條)第明確規定,而且對于打擊組織領導傳銷罪(七)”的規定較為籠統，,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據國家有關規定予以認定并進行處罰,也將少數傳銷頭目的傳銷行為定性為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進行治,目前打擊傳銷犯罪的法律依據包括：2000。在上述法規及司法解釋中4項進行處罰，“傳銷”，規定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導致對該罪的司法認定及法律適用方面存在很多問,《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中規定：《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條例》“進行罰款處罰。此外7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銀行《關,”的主體以及各自的職責也很模糊。刑法第3條第,公安機關在打擊傳銷活動中依1998年發布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2005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情節嚴重”。工商行政管款第11項規定的《國務院關于禁止傳《禁止傳銷條例》“、”情節特別嚴重“修正案(七”對傳銷“其他(《刑法》”沒有)“增設了”“

修正案

1年以及只是將非法傳銷犯罪活動按照非法經營罪對于如何界定非法傳銷行為的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是對傳銷的第一次刑事立法,使執法部門在查處傳銷違法犯罪案件時有了更加充分、有力的法律依據。

不容非法經營非法傳銷擾亂市場秩序

非法傳銷與非法經營有較大區別。非法經營罪和傳銷罪無論在內涵外延還是在犯罪構成方面均存在一定差異，簡單將非法傳銷行為歸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存在不妥之處。非法傳銷案件并不都構成非法經營罪。

業欺詐手段，拉人頭、收入門費牟利。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是擾亂市場秩序，實際的商品交易，用非法經營罪懲處傳銷犯罪行為，司法解釋的形式將某些非法傳銷行為視為

些情節嚴重的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論處

化了刑法的保障機能。它只是簡單地解決了傳銷行為的定罪問題，體量刑問題，沒有明確規定區分違法與犯罪界限的的識別和認定。同時，用非法經營罪規制傳銷，也無法體現罪名的區分功能，通過罪名所傳遞的信息,人們可以大致地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②其次，非法經營罪沒有揭示出傳銷詐騙的本質特點，不利于將傳銷犯罪與其他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現象予以區分。現實生活中，也有人以為刑法上沒有

規制，而肆無忌憚地進行傳銷違法行為。如果單獨設立

和教育功能，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有利于引導群眾遠離傳銷，有利于群眾自己舉報揭發傳銷窩點

罪名，更方便更有針對性地打擊非法傳銷活動。大多數傳銷案件沒有侵犯國家管理秩序，“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使非法經營罪演變成一個新的”“傳銷罪”，誤以為傳銷最多是行政處罰，不受刑法“設立專門的非法傳銷罪，有利于民眾了解傳銷的危害，”標準，“傳銷罪”“。③有必要增加傳銷罪這一首先，它是通過商且有經營活動和司法機關通過”,并將某“口袋犯罪”,從而弱與罪刑法定原則不協調。并沒有解決傳銷行為的具情節嚴重不便于人們對傳銷犯罪，則有利于發揮罪名的威懾

將傳銷進行有效規制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專門法律加以規制。如日本1978年通過的《無限連鎖鏈防止法》第五條規定：“開設或經營無限連鎖鏈者處以三年以下徒刑或三百萬日元以下的罰金或并罰，以勸誘加入無限連鎖鏈為職業者處以三年以下徒刑或三百萬日元以下罰款”。其第七條規定：“勸誘加入無限連鎖鏈者處以二十萬日元以下罰款”。韓國《直銷法》第32 條第2 項明令：“任何多層次銷售組織及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從事金錢經營，或打著經營產品和服務的幌子從事金錢經營。違反者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眾議院2002年通過的《反金字塔式促銷法》、加拿大

國香港地區制定的《多層次推銷禁止條例》

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國完全可以將非常傳銷單獨入罪，從而進行有效的規制。

解析非法傳銷罪罪刑規范

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關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的意見》第二條規定,傳銷和變相傳銷行為主要表現為

事無店鋪活動,參加者之間上線從下線的營銷業績中提取報酬

以認購商品(含服務)等變相交納入門費的方式

此獲取回報;三是先參加者從發展的下線成員所交納費用中獲取收益

先后順序決定;四是組織者的收益主要來自參加者交納的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的費用;五是組織者利用后參加者所交納的部分費用支付先參加者的報酬維持運作其他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或以高額回報為誘餌招攬人員從事變相傳銷活動。

節嚴重的才構成犯罪，情節嚴重的認定應結合傳銷涉案金額、用的手段、傳銷造成的影響等多方面因素綜合考量。

本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凡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本罪追究的主要是傳銷的組織策劃者，多次介紹、誘騙、1 億韓元以下罰款1993年頒布的《多層次傳銷法》、我:一是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從;二是參加者通過交納入門費或,取得加入、介紹或發展他人加入的資格傳銷發展人員數量、”。此外，美國 ,且收益數額由其加入的這里只有情,并以;六是對非法傳銷行為均單獨定罪加以處罰，可見借鑒 傳銷中使脅迫他人加入傳銷組織的積極參與者，對一般參加者，則不予追究。根據最高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2 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故對專門從事傳銷行為的公司，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不以單位犯罪論處，而對其組織者和主要參與人以自然人犯罪定罪處罰。此外，對于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組織領導傳銷罪”中的組織領導者該如何認定，主要看是否有組織領導行為，如果在傳銷啟動期間，實施了確定傳銷發源地、工、提出宣傳口號、提供活動經費等行為的作，對新加入者鼓動、威逼利誘等，充當打手脅迫他人加入的，屬于組織領導者。④

傳銷活動發展的基礎是依靠出售信任資源發展下線，嚴重破壞人際間的誠信基礎，通過從思想上蠱惑人心，刑事犯罪及治安問題，通常是貨幣，侵犯了多個社會關系和法律客體，場經濟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

產所有權，隨機客體是社會管理秩序。

非法傳銷犯罪法律適用要準確

“修正案(七)”

嚴重的，依規定構成非法傳銷罪，在最高院《批復》未廢止的情況下，該情形可能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比較而言，于后者，而且，在非法傳銷行為構成犯罪又因傳銷行為觸犯他罪的情況下，以一重罪論處還是按

理案件過程中，應針對不同的犯罪主體、下幾種情況：

1、組織、領導以騙取財物為目的、以傳銷活動為外表的傳銷活動同時觸犯集包裝傳銷模式、從經濟上引誘參與者深陷其中，呈現出“經濟邪教其中，非法經營罪與非法傳銷罪的法定刑相差很大，”修正案“以非法傳銷罪和其它罪數罪并罰的疑問。采購傳銷產品、制定傳銷規則和分配辦法、組織分;在傳銷實施中，積極參與傳銷人財物的管理工 參與者喪失倫理道德觀念，引發大量”的特征，破壞社會穩定，犯罪對象是公民個人財產，它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次要客體是公民財前者的法定刑明顯高存在是按《批復》筆者以為，法院在審侵犯的不同客體和客觀方面來定罪處罰，具體分一主要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生效后，對于組織、領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者，情節嚴重或者情節特別

資詐騙、合同詐騙或者普通詐騙等犯罪的，應當以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處罰。⑤

2、對于傳銷公司中的組織者或經營者，不能認定以騙取財物為目的，如果符合國務院頒布的《禁止傳銷條例》第二條、第七條有關規定的行為，其經營行為違反國家規定、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符合非法經營罪構成要件的，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3、對于一般的傳銷參與人員，他們既是違法者又是受害者，應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指導，結合案件具體事實加以認定，僅僅是一般違法的，最高院以司法解釋或批復的形式加以明確。

“修正案（極參與傳銷組織、實施傳銷行為者未予入罪。

入傳銷組織的人員。

仍繼續發展人員從事傳銷的，這些積極參與者都是骨干，影響執法的力度和有效性。其實，積極參與傳銷組織、實施傳銷行為與組織、領導實施傳銷的組織行為之社會危害性大體相當，果認為后者達到嚴重社會危害程度，似無道理，建議在主體范圍的確定上將積極參與者也納入進來。

對于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就是沒有溯及力。筆者認為，刑法不得溯及既往，這是罪刑法定的必然結果，在新刑法所規定輕于舊法的規定時，新刑法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作為刑法典，應當適用刑法總則第十二條的規定，較好地保護了行為人的權益。

可以給予行政處罰和教育，符合共同犯罪的，按照共同犯罪處理。建議)”將“非法傳銷罪”的主體確定為組織、領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者，而對積積極參與者是指多次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加其通常是發展人員較多、領取高額不法獎金的，或屢次被執法機關查獲或采用誘騙、脅迫等不法手段發展下線的人員。一般在實踐中，在傳銷組織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若不對其進行嚴厲打擊，則會在有些情況下，前者的社會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后者。如有必要予以刑法規制，則將后者排除于非法傳銷罪之外 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既體現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又 七

第三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問題淺析

【論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面對近年來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應運而生，這充分顯示出黨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場、懲治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信心和決心。為了做好法律規范之間的銜接，充分利用刑事審判職能，預防和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現狀，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處理差異，提出司法實踐中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問題，然后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四點建議。筆者認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礎。當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與《食品安全法》實施的銜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擊力度。然后結合《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有關部門盡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實施細則，健全完善食品監管、預警、風險檢測等各項機制，努力做好各部門間的工作協調配合，共同構建食品安全防控體系。

【關鍵詞】：食品安全 犯罪 問題 理性之策

一、司法現狀：在罪與非罪和寬嚴量刑間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臺和實施，預示著應該盡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為一個新課題，展開討論和研究。筆者認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產、銷售過程中發生的犯罪活動，它直接危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從犯罪構成上看，該類犯罪的犯罪主體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單位；主觀方面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包括國家有關食品質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又包括社會公共安全；客觀方面表現為生產、銷售偽劣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非法經營行為等，并應達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屬性和特征，理論界沒有統一認識，因此，在處理食品安全事故的過程中，往往難以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為逍遙法外。同時，司法實踐中，往往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歸屬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之中，而忽視了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處理結果大相徑庭的情況。下面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處理的情況，窺視一下司法現狀：

——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虎頭蛇尾。2004年，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在全國引起轟動，造成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嬰兒12人，輕、中度營養不良的嬰兒189人，重度營養不良患兒28人。雖涉案20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但是最終主要被告人生產商池長板只是以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罰金5萬元，銷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罰金2萬元，這與該案所產生的嚴重后果顯得不太相稱，與民眾期望相去甚遠。[2]

——沒有記者暗訪，“毒火腿”案何去何從？浙江金華火腿全國聞名。2003年10月底，因記者暗訪發現永泰火腿食品廠曹錫平、曹錫洪兄弟用兌入“敵敵畏”農藥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別獲刑。“毒火腿”真的是記者暗訪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廠這一家生產？這些問題很難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為何之前對此無人問津？雖然內情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由此判斷，曹錫平、曹錫洪兄弟因300只未銷售出的“毒火腿”而領刑，只是代人受過而已。[3]

——廣州蘇丹紅“元兇”罰人未懲企業。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生產、銷售含有“蘇丹紅”成分食品添加劑數量為23萬余公斤，銷售金額400余萬元，譚偉棠、馮永華作為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直接責任人員，因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處罰金，應該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該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的經營行為，同樣侵害了市場經濟秩序，理應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數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園“陳餡月餅”和“毛發醬油”事件在“報道是否屬實”的爭執中“消化”；北京蜀國演義酒樓用福壽螺替換海螺，致70多人引發廣州管圓線蟲病，以酒樓民事賠償宣告結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從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鹽、油到各種中高檔食品，幾乎無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夠追究責任人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

——三鹿案件的查處，彰顯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決心與力度，但罪名的適用卻引起各界爭鳴。2009年3月，涉及面廣、影響范圍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張玉軍、耿金平、田文華等人分獲重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處罰金。該案的查處，昭示了司法機關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對同一犯罪事實根據不同的參與環節，分別適用三個罪名引起爭議。特別是對三鹿總裁田文華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存有疑問，有的同志認為“三聚氰胺雖非劇毒，但根據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質，起碼是非食品有害物質。這樣，三鹿高管完全應該適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華的辯護律師梁子侃則認為，三鹿案發后，無論是調查組還是媒體，都稱之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華的罪名是重大責任事故罪可能更妥當。[6]

二、實踐困惑：罪名競合的選擇與犯罪情節的認定

分析司法實踐現狀，之所以出現處理結果迥異，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護等人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和對犯罪情節的認定上。

（一）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

我國刑法規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經營罪以及侵犯知識產權類犯罪等。刑法在此設置了兩種形式的罪名競合：

一是法條競合。法條競合是指一種犯罪行為因刑事立法對法條的錯綜規定，導致數個法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在其內容上發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生產、銷售本節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本節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法條競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之間存在重合和交叉關系。

二是想象競合。想象競合也叫觀念的競合，是指基于一個犯罪意圖，實施一個危害行為，而觸犯兩個以上異種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條規定：“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行為人為了牟取利益，實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時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類罪名和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罪名，這就是一種想象中的競合。

首先，在法條競合時，要求重法優于輕法，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條文認定犯罪的標準不一致，而致實踐中不好操作。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慎重起見，司法機關往往習慣于以“疑罪從無、疑案從輕”的原則選擇輕法。

其次，由于行為人在犯罪的各個環節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選擇適用罪名的差異。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團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產的嬰幼兒奶粉進入市場后，導致眾多嬰幼兒引發泌尿系統疾病、多人死亡”這一事件，雖然從原料的購置到奶粉的生產、銷售是三鹿集團一個完整的生產線，但是，因行為人在不同環節參與的程度不同，而致觸犯的罪名不同：張玉軍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麥芽糊精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劑，構成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給三鹿集團提供含有添加劑的原奶，構成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團及主要責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劑的原奶生產嬰幼兒奶粉，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如此細致的劃段定罪，給司法實踐出了一道難題：是適用共同犯罪理論？還是每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進行劃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選擇性罪名，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包括生產偽劣產品罪、銷售偽劣產品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三個罪名。從理論上講，選擇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開使用，但是根據現有的立法規定，司法實踐中并不存在獨立的生產偽劣產品罪。因此，在實踐中遇到類似的問題時應如何解決？

第四，對想象競合犯，要求從一重罪處罰，但是由于該類犯罪所侵害的客體不同，可能導致犯罪主體和附加刑的差異，且有時可能很難作出孰輕孰重的判斷，這時，對罪名選擇也就大傷腦筋。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較，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點（三年以上）高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時，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單位可以構成犯罪，且有罰金附加刑，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不存在這種情況。假如一個犯罪行為在這二者之間產生競合，該如何選擇罪名呢？當然，還需要根據具體的犯罪情節來考慮，但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難題。

（二）犯罪情節的認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構成，一般都需要一個特定的客觀要件，上面已對幾個罪名進行了列舉，不再贅述。理解和把握這些要件是確定罪名和科學量刑的關鍵。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職能機構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違法分子得不到應有懲罰，無法實現打擊犯罪活動的目的。下面著重談一下實踐中經常遇到的三個問題。

第一，“銷售金額”的認定問題。

“銷售金額”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也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及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判處罰金的主要依據。但是，“銷售金額”恰恰又是司法認定中的一個難點：首先，只有著手銷售才會產生銷售金額，而在司法實踐中查獲的多數是在生產環節，銷售金額無從談起。如我們上面提到的金華“毒火腿”案，由于記者暗訪發現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將進入市場銷售時，一舉查獲，根本不存在銷售金額。其次，即使有銷售行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隱蔽，特別是一些小企業、小作坊沒有正規的經營賬目，造成偵查取證困難，具體銷售金額同樣難以查實，這是大多數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處的主要原因。生產偽劣產品按貨值金額高于銷售金額的三倍的標準，且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這相對于銷售者來說顯失公平，也有違于立法的本意。同時，偽劣產品尚未銷售的，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處罰時，并處或單處的罰金刑應如何計算？只能面對罪不能罰的尷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衛生標準問題。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經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同時廢止，《解釋》中規定的不符合衛生標準的依據將不復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臺新的標準。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規定了食品安全標準，并在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給食品生產經營者確定了具體經營要求和禁止性規定，并未對食品衛生標準作出解釋。雖然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法規定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公布前，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現行食用農產品質 3 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和有關食品的行業標準生產經營食品”，但并未對司法程序的依據作出解釋。法律法規之間的不銜接，給司法實踐帶來了疑難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鑒定問題。

刑事案件的鑒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鑒定，如故意傷害案件的傷情鑒定，是由司法機關授權的機構行使，這樣才能充分維護刑事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對“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鑒定，《解釋》第四條規定由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機構行使，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則？衛生行政部門的鑒定結論是否能夠直接運用于刑事審判？這是司法人員經常討論的問題。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論體系的確立

完整的理論體系是預防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基礎。2009年年初，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羅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記者專訪時講到，法律和法規體系不完善，讓人有空子可鉆，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食品生產領域的摻雜使假為什么屢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以及執法不嚴格。[9]面對頻發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過多層次的調查研究，形成一套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論體系，規范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完善犯罪情節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擊，才能維護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場秩序。

（一）針對《食品安全法》的實施，盡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規定

第一，從食品“衛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簡單的詞語更換，而是一種新理念的樹立，是將食品事件正式納入了社會安全的范疇。

在以前的司法實踐中，很難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食品衛生事件牽扯在一起。現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實施，使二者產生了必然的聯系。因此，建議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節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內容。第二，《食品衛生法》已經廢止，與之相應的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亦應隨之修改，可變更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這樣就與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不再存在法條競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國食品行業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對于一般的違法行為加大了處罰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隨之調整，應對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擴大罰金刑的倍數，徹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機會。第四，《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的檢驗機構的設立作出了規定，建議刑事司法鑒定，應在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批準設立的機構中，由司法機關的委托認可后選擇確定。

（二）修改“銷售金額”要件

實踐證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單純把“銷售金額”作為量刑依據是不科學的，盡管《解釋》做了補充規定，學術界對此也頗有爭議。有的同志認為，應該將“銷售金額”改為“經營金額”；[10]有的同志則認為，可根據生產和銷售的不同環節，同時適用“經營金額”與“銷售金額”兩個標準。[11]筆者認為，適用“經營金額”同樣不可取，所謂經營包括買進和賣出兩個環節，因此，設定“經營金額”，有可能造成犯罪數額的重復計算。設定犯罪數額要件，要根據具體的犯罪行為來確定，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中，一直是適用“貨值金額”進行處罰，因此，我們可以將“貨值金額”確定為生產偽劣產品罪的犯罪標準，這樣，一方面可以與《食品安全法》的處罰相銜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的不科學的說法。而對銷售偽劣產品的或即生產又銷售偽劣產品的，應定銷售偽劣產品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標準仍沿用“銷售金額”。需要說明的是，設置的“貨值金額”犯罪標準可以稍高于“銷售金額”。對于其他的將“銷售金額”作為罰金刑標準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項內容，即“產品未銷售的，并處或單處貨值金額的**至**倍罰金”。

（三）規范對單位犯罪的處罰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數都將單位列為了犯罪主體，但是，不知何種原因，查閱了大量相關案例，均將單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單位的刑事責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場主體間的公平競爭，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保衛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團是中國食品工業百強、中國企業500強、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就是這樣的大型企業，在其觸犯法律時，仍不惜以其破產為代價而予以嚴厲懲處，這向全社會發出了一個訊號：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違法行為都將受到嚴懲。由此，筆者認為，各地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均應以人民的利益為重，主動放棄一些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不為違法行為做保護傘、開綠燈，加大對企業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和懲治，堅決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動。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機制

不法食品企業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禍首，但社會監管和防范體制的不健全，卻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可乘之機；消費者的維權意識不強，又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市場空間。因此說，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要從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隱患，不能單純地依靠司法機關的打擊和懲治，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從理順監管體制、建立風險監測制度、統一食品標準、加強食品添加劑管理、強化食品企業責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下一步需要各有關的部門盡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實施細則，健全完善監管、預警、風險檢測等各項機制，努力做好工作間的協調和配合，共同構建食品安全防控機制。同時，應不斷加強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識。要經常性地通過各種媒體發布食品安全信息，宣傳食品安全法律知識，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產經營企業等。應嘗試把食品安全納入職業教育規劃，努力培養食品安全專業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識列入中小學的教育課時，引導學生不買街頭無證商販出售的各類食品；加大對公眾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眾掌握簡單的食品質量識別方法和正確的食品加工烹調方法等等。只有我們把預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

【參考文獻】：

[1] 2009年3月1日新華社記者張景勇、周婷玉、吳晶撰寫的《食品安全法誕生歷程：從“基層民聲”到“國家大法”》一文。[2]根據新浪網的資料整理。

[3]根據金華新聞網的資料整理。

[4]根據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內容整理。

[5]王文琦撰寫的《問題奶粉是偽劣還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廣州日報》。

[6]南方報業網2009年2月2日《田文華上訴否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要求撤銷》一文。

[7]高銘暄《刑法專論》（上卷），國防工業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頁。

[8]同注（7），392頁。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雜志。

[10] 《人民法院報》（理論專刊）2001年12月17日楊萬明、劉為波撰寫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網絡資料，《也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銷售金額》，作者解春。

[12]高銘暄的《我國刑法單位犯罪幾個問題》一文。

第四篇：對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信用卡詐騙犯罪的看法

簡論信用卡詐騙犯罪的認定及防控措施

匡梓精、曠聰云

引言：2011年6月，海峽兩岸警方與柬埔寨、印尼等國警方開展統一收網行動，成功摧毀了一個特大跨境、跨國電信詐騙犯罪集團，一舉抓獲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598名（其中大陸居民186名、臺灣居民410名、柬埔寨居民1名、越南居民1名），搗毀詐騙窩點106處，繳獲銀行卡、電腦、手機等一大批作案工具1。該案的告破警示了我們目前的高科技詐騙犯罪處于猖獗狀態，嚴重的干擾了社會的經濟秩序。筆者注意到，該詐騙犯罪集團在作案中雖然使用了眾多的欺詐手段，但是其犯罪的最終實現都是通過使用信用卡。因為犯罪分子與被害人之間是沒有直接接觸的，犯罪分子往往是通過各種方法騙取被害人的信用卡信息，進而使用高科技手段取走被害人的錢或者欺騙被害人自己將錢匯往其指定的信用卡賬號。因此，這種利用信用卡進行犯罪的行為應該越來越引起我們的重視。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信用卡進行犯罪并不等于就是信用卡詐騙犯罪，而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量刑相比其他犯罪差別較大，比如，在湖南省，盜竊10萬元依法應當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信用卡詐騙10萬元，只能在10年以下量刑，一般而言只能判到5至6年。事實上，司法實踐中由于信用卡詐騙犯罪經常和其他犯罪糾結在一起，很難去區分，因此，正確區分信用卡詐騙犯罪和其他犯罪對于實踐和理 1 參見網易，《公安部成功破獲跨境電信詐騙集團抓捕598人》，網址http://news.163.com/11/0611/23/76A9RLBL00014JB5.html，于2011年7月11日訪問。

論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信用卡詐騙犯罪的犯罪構成

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信用卡管理法規，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2

1、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其既損害國家的信用卡管理制度，也損害銀行以及信用卡的有關關系人的公私財物所有權。但是從我國刑法將該罪劃分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來看，該罪侵犯的主要客體還是國家的信用卡管理制度。

2、客觀要件

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了四種信用卡詐騙犯罪情形：

（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惡意透支的。該條并且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9年12月頒布施行的《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冒用他人信用卡及惡意透支的情形進行了明確，該解釋規定：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騙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 2 張軍，《刑法分則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版，第610頁。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兩院的解釋還規定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其中非法占有為目的是指

（一）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的；

（二）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

（四）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歸還的行為。

3、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年滿18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

4、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上只能是由故意構成，并且必須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如果行為人卻無詐騙故意，即使違反有關信用卡管理規定獲取了財物，也不能以犯罪論處。如不知是偽造、作廢的信用卡而使用，善意透支，誤用他人信用卡等，均不能作犯罪論處。需要注意的是，此罪的主觀故意是一種詐騙，如果行為人是基于其他的犯罪故意而使用信用卡來最終實現其犯罪目的，在實踐中是不能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犯罪的，筆者將在后面進行論述。

二、司法實踐中認定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困惑

案例一：2010年8月26日，被告人朱某應被害人曾某的要求，以其朋友王某的身份證為曾某在中國建設銀行某支行開設了一張銀

聯儲蓄卡，在辦理手續時，朱某偷偷用自己的手機號碼開通了該卡的手機銀行業務。同年9月8日晚，朱某與被告人何某、胡某在一起玩時，朱某查看到曾某的儲蓄卡內有10余萬元錢，遂向胡某和何某提出，此款系他朋友的，一起從卡上轉點錢用，何某、胡某表示同意。次日凌晨，朱某通過手機銀行從曾某卡上轉出106000元至胡某的卡內，當日，三人從胡某卡內取出二萬元，朱某、何某各拿一萬元，次日，胡某獨自從卡內取出了一萬五千元，并刷卡消費了一千元。同月11日，公安機關將朱某、何某抓獲，胡某則到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公訴機關以盜竊罪起訴至法院，法院最終以信用卡詐騙犯罪進行判處。

對于該案的處理有較大的爭議，一種意見認為，該案應該定信用卡詐騙犯罪，理由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的規定，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屬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所稱“冒用他人信用卡”，應當以信用卡詐騙犯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該案應該定盜竊犯罪，理由是該案的犯罪分子主觀上是一種秘密竊取的故意，其只是使用了信用卡進行實現其犯罪目的，因此，應當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案例

二、2000年一月某一晚九時許，日光大廈保安人員胡某正在值班，是時某業主揀拾到工商銀行銀聯卡一枚，并將其交付給胡某。胡某得卡后，遂生歹意，于次日私自前往銀行，猜套出密碼，并取走

并款項兩萬九千余元人民幣。后案發，后公安局以盜竊罪將其逮捕，檢察院以職務侵占罪起訴，辯護人以不當得利不構成犯罪為其辯護，法院最后以信用卡詐騙罪進行判處。

關于該案的處理出現了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該定盜竊罪，理由是胡某采取猜套密碼的方式秘密竊取被害人的錢財，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應該以盜竊罪進行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定職務侵占罪，理由是胡某在作案過程中利用其當保安的職務便利，獲取了非法利益，應當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第三種意見認為應該定信用卡詐騙罪，理由是胡某冒用他人信用卡，應當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案例

三、2006年3月，被告人王某在崇義縣劉某的電站工作期間，先后收到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銀行卡中心郵寄給該電站負責人劉某的兩封信，私自將信件拆開，發現并獲取了信件中的信用卡和相關資料及密碼，之后將信件和信用卡等物藏于家中。而后，被告人王某冒用劉某之名與中國銀行銀行卡中心電話聯系了解信用卡的使用情況，并將信用卡激活。隨后，王某冒用劉某信用卡支取現金。自2006年3月至6月，被告人王某先后冒用劉某信用卡支取現金、刷卡消費，共支取和花費信用卡資金計人民幣38634.20元。

對被告人王某構成何罪，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王某構成盜竊罪。認為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代劉某簽收后取得信件的行為并不構成對信封內的信用卡和密碼的完全占有，因為信件作為封緘物，其內容物的占有應視為原所有者，被告人王某對信件中 的信用卡和密碼只能構成輔助占有，因此，被告人王某私自開拆信件秘密取得信用卡及密碼的行為違反了財物占有人的意志,侵犯了劉某對信用卡等的占有,應認定為盜竊行為，其后被告人王某冒用劉某的名義，通過支取現金和刷卡消費的形式使用信用卡，非法取得較大數額的財物，根據《刑法》第196條第3款的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盜竊罪定罪處罰，因此被告人王某構成盜竊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王某構成信用卡詐騙罪。認為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代劉某簽收后已經合法取得信件的占有，因而其取得信用卡和密碼的行為為非法侵占，被告人王某在非法侵占取得劉某的信用卡以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冒用劉某的名義，以支取現金和刷卡消費的形式，騙取了較大數額的財物，根據《刑法》第196條的規定，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從上述的幾個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實踐中對于信用卡詐騙犯罪的認定是比較復雜的。雖然說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信用卡詐騙犯罪的規定是比較系統和全面的，但是由于信用卡詐騙犯罪容易與盜竊等相關犯罪糾結在一起，造成了在實踐中不好把握。

三、司法實踐中如何準確把握信用卡詐騙犯罪

筆者認為，在一個案件中，要定信用卡詐騙犯罪還是其他犯罪，最根本的是把握兩點：

1、行為人主觀上是什么犯罪故意？也就是說，要注意區分行為人究竟是基于單純的信用卡詐騙犯罪故意還是基于其他的犯罪故意，信用卡詐騙行為是否只是實現其其他犯罪故意的手段。如果信用卡詐騙行為只是實現其他犯罪的一種手段，就要視具體

情況來定罪。從目前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來看，可以印證筆者的觀點。如刑法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為盜竊罪，司法解釋規定拾得信用卡并使用的為信用卡詐騙罪。為什么會這樣規定？因為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因為使用信用卡的行為是盜竊行為的后續行為，因此，應該定盜竊罪。而拾得信用卡本身并不違法，但是行為人卻拿著信用卡去冒用，冒用的行為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應該定信用卡詐騙罪。

2、注意按照刑法理論中有關牽連犯、吸收犯等理論來進行處理。筆者在此通過對前述案例的分析來說明如何準確認定信用卡詐騙犯罪。

關于案例一的處理似乎第一種意見很有道理，因為三被告人的行為似乎符合兩院的司法解釋的規定。但是，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因為該案的被告人朱某在替被害人曾某辦理信用卡時就偷偷用自己的手機號碼開通了該卡的手機銀行業務，說明朱某在此時就已經具有了竊取他人錢財的故意，朱某后面伙同他人轉走被害人錢財是這個犯罪故意的延續，因此，朱某通過手機銀行轉走被害人錢財只是實現其最初犯意的手段。而兩院司法解釋規定的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情形并不屬于該案例的情形。現在互聯網上有很多所謂的釣魚網站，一旦有人上鉤，該網站經營者即可竊取到被害人的信用卡資料，然后迅速通過網絡將被害人的錢轉走；還有現在較為猖獗的電話詐騙，犯罪分子一般是多人，一些人冒充銀行職員，一些人冒充警察之類的，謊稱有人在拿被害人的信用卡進行非法活動，為了確保被害人 的錢財安全，要求被害人在電話中輸入信用卡賬號、密碼等相關信息，從而獲取被害人的信用卡資料并轉移走被害人錢財。這些情形就是該司法解釋規定的比較典型的情形。

關于案例二，筆者認為被告人胡某構成信用卡詐騙犯罪。理由是：第一，被告人胡某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因為胡某取得信用卡的行為并不是秘密竊取，而是基于他人的委托，胡某后來獲得錢財在主觀上并不是秘密竊取的故意，而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故意。因此，不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第二，被告人胡某不構成職務侵占罪。因為胡某侵吞的并非是其所在單位的錢財，雖然說胡某的行為跟他的職務有一定的關系，但是他并不是利用職務侵吞單位財產。因此，胡某的行為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構成要件。第三，被告人胡某趁保管他人信用卡之便，冒用他人信用卡，符合信用卡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

案例三中的被告人王某實際上構成了兩罪，即侵犯通信自由罪和信用卡詐騙犯罪。王某的行為并不能按照盜竊罪處理，因為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非郵電工作人員非法開拆他人信件并從中竊取財物案件定性問題的批復》第二條規定，非郵電工作人員非法開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權利，情節嚴重，并從中竊取財物數額較大的，應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依照刑法關于盜竊罪的規定從重處罰。該案中，王某并沒有從信件中直接竊取到財物，而是在隨后另外的犯罪行為中獲取了財物，因此，王某的行為不符合該批復第二條的規定，不能按照盜竊罪處理。而根據該批復第三條規定，非郵電工作人員非法開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權利，情節嚴重，并從中竊取匯

票或匯款支票，冒名騙取匯兌款數額較大的，應依照刑法關于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和詐騙罪的規定，依法實行數罪并罰。在該案中，王某的行為雖然跟第三條規定極為類似，但是我國刑法是禁止類推的，筆者認為對于王某只能是按照牽連犯的規定從一重罪處理，以信用卡詐騙犯罪判處是合適的。

四、對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防控措施

信用卡詐騙犯罪是一種較為新型的犯罪，該類犯罪的犯罪分子一般屬于高智商，并且團伙作案多，涉案金額比較大，因此，社會危害性較大。因此，對該類犯罪進行重點防治是極為必要的。具體來說，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1、加大對信用卡詐騙犯罪分子的打擊力度。從我國目前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來看，對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量刑并不是太重，筆者在前面也提過，相比于盜竊等犯罪，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量刑幅度算輕的，但是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危害性并不小，希望這個能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就目前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高發狀態來看，要加大對信用卡詐騙犯罪的打擊力度，從而起到良好的一般預防的作用。

2、加大對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的宣傳力度。政府要通過電視和網絡等媒體加大對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的宣傳力度，使人們及時了解到犯罪分子通常的詐騙手段，從而提高警惕，不再受騙。并且要提醒民眾注意保護自己的信用卡信息資料，不要讓這些信息輕易外傳。

3、加大對電信營運商、銀行等相關單位的監管力度。目前一些詐騙分子得以得手的原因是因為犯罪分子利用了電信等單位的漏洞，如一些犯罪分子通過軟件可以將自己的號碼顯示成某些政府機關的號碼，這就說明電信的系統存在某些漏洞。還有一些單位設計的轉賬或者取款的程序過于簡單，也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從而造成客戶損失。因此，對于在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當中存在過錯的相關單位要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并且要承擔相應的損失。只有這樣才能阻斷犯罪分子的犯罪途徑。另外就是政府必須要求相關單位加強對客戶的提醒義務。筆者發現，現在的騰訊公司經常在聊天界面上出現反詐騙的提示信息，一些銀行也在ATM機旁邊貼出紙條進行提醒，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五篇：嚴懲食品安全犯罪

嚴懲食品安全犯罪：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報記者 張景義

劉雯雯 制圖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這樣強調：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交代，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惡性食品安全事件頻現，讓百姓不敢吃

三聚氰胺牛奶、地溝油、蘇丹紅咸鴨蛋、硫黃饅頭、有毒膠囊……這些過去聞所未聞的名詞，已經變得越來越耳熟能詳了，讓人頗覺無奈。

這種無奈的背后，是近年來重大、惡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斷出現的現狀，是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嚴峻形勢的憂心忡忡。

專家指出，食品安全事件不斷，首要原因是不法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當利益與道德相沖突時，一些企業往往會選擇利益。其次是監管不力。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實行的是分段管理制度，但有時由于部門之間信息溝通不暢，造成環節之間脫節，給不法企業留下可乘之機，從而出現?幾個部門管不了一頭豬?的尷尬現象。

?舌尖上的安全?一再失守，失去的不僅是部分民眾的健康和生命，還有可能失掉民眾的信任，失掉政府的公信，最終失掉人心。食品安全，不僅揪著老百姓的心，也牽動著中央高層的心。2014年初，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蒙古一家乳制品企業考察時就強調：?食品企業要生產出高質量的放心食品，確保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提及食品安全問題時也強調：?決不能再出現問題奶粉那樣的信任危機。?

人民法院重典治亂，讓百姓放心吃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面對頻頻發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嚴厲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給人民一個滿意的交代，成為司法機關工作的重中之重。據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裴顯鼎介紹，過去幾年里，人民法院持續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不斷加大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讓老百姓從不敢吃到放心吃。

首先，狠抓執法辦案第一要務。過去三年來，危害食品、藥品安全案件數量大幅上升，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況下，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合理調配審判力量，確保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順利審結。如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袁一和程江萍非法銷售?地溝油?案、山東省利津縣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范光非法銷售?瘦肉精?案、福建省仙游縣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陳金順等非法經營?病死豬?肉案等等，有力地打擊和震懾了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活動。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對一些大案要案掛牌督辦、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等方式，確保案件順利審判。

其次，針對實際問題深入調研。近年來出現的新類型危害食品、藥品犯罪，給審判工作帶來不少法律適用方面的疑難、復雜問題。為更好地完成審判任務，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專題座談會、個別訪談、收集案例和實地考察等形式展開調研。2013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是長期調研工作的一個重要成果。該《解釋》通篇體現?嚴?和?厲?兩個字，對當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展示強大的威懾力。另外，注重司法公開與法制宣傳。各級人民法院通過發布審判信息、直播庭審、接受媒體采訪、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會公布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果，營造了良好輿論氛圍，充分發揮了刑事司法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功能。

治亂須用重典。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審判職能，重拳出擊，必將為百姓餐桌筑上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