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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失衡現象及對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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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失衡現象及對策研究

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失衡現象及對策研究 作者:任志鋒 鄭永廷 來源:《教學與研究》(京)2015年第20151期

摘要: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結構性失衡、功能性失衡、傳播性失衡等現象。這些現象既根源于現代人類文明形態的普遍精神危機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特殊矛盾,又根源于西方文化價值觀滲透與意識形態建設中的錯誤傾向。克服這些現象應樹立現代意識形態觀,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努力將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轉化成意識形態建設優勢。

意識形態領域是社會結構中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并豎立其上的“觀念上層建筑”,是由主流意識形態與異質、殘余、新型意識形態因素構成的觀念系統。這一系統有平衡與失衡兩種狀態,平衡是在主流意識形態主導下意識形態領域主輔有別、層次分明、穩定有序、和諧發展的狀態,失衡是由于主流意識形態遭到沖擊、解構或顛覆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的劇烈變動和增熵趨勢。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保持平衡,管控失衡,是國家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的必然選擇。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并整體保持和諧穩定的平衡狀態,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現象。正確認識這些現象的危害和實質,深入分析問題產生的根源,認真思考應對策略,對于主動做好新時期意識形態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失衡現象

1.結構性失衡。整體來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我國主導意識形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仍居于指導地位、發揮主導作用。但在開放環境、階層分化的背景下,意識形態領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封建意識形態殘余和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因素。問題是,一些人重西方意識形態引入、輕本土意識形態創新,重封建意識形態繼承、輕現代意識形態發展,強調對異質、殘余意識形態包容,忽視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堅守,使我國意識形態在理論研究、社會聲譽和認同踐行上產生了一定的結構性失衡現象。從理論研究來看,一些人割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性與學術性、黨性和人民性的內在聯系,拒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盲目引入或運用西方理論學說,使一些學科和研究領域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概念、范疇、表述的“跑馬場”,一定程度上擠壓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空間。從社會聲譽來看,一些人以“傳統文化”、“普世價值”為名傳播美化封建意識形態和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卻加以貶低。如通過歪曲否定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歷史,夸大革命建設的歷史失誤,為已有定論的歷史人物事件翻案,貶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聲譽;通過夸大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提倡指導思想多元化、“文化選擇論”、“憲政民主論”,貶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現實聲譽。上述兩種失衡給人們認同踐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帶來了挑戰,使一些人產生了厭倦政治、虛無主流的情緒,模糊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甚至在“國外思潮與黨中央宣傳相矛盾時”,傾向于以國外思潮為準,質疑主流宣傳的真實性。[1](P16)2.功能性失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由政治、道德、哲學、文藝作品等各種意識形式所構成,這些意識形式是個人精神生活建設與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的重要依托,為公共權力及其產品提供合法性辯護,為社會成員提供社會化的規范依據和超越性的精神家園,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穩定導向功能。功能性失衡是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各種構成形式在作用對象、功能內容與價值取向等問題上的不協調、不一致。首先,從個人與社會兩個作用對象來看,一些人過于強調各種意識形式對于社會發展的導向功能、社會整合的凝聚功能和社會治理的調節功能,忽視其堅定個人理想信念、引導個人價值規范、培育個人精神家園以及促進個人與社會良性互動等功能,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外在于個人生命發展而無法融入個人日常生活,從而淡化了個人的社會責任、弱化了個人的精神追求、動搖了個人的身份認同基礎,使一些人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紛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圍觀者”,成為沒有精神根底只有普遍焦慮的“漂泊者”,以致“懷舊情緒”、“惡搞調侃”、“拒斥主流”、“躲避崇高”之風在一定范圍內彌漫。其次,物質功能和精神功能是意識形式的兩個基本功能,分別滿足

人類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例如,習近平在談到“好文藝”的標準時就指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2]問題是,近些年一些人過于彰顯物質功能之于精神功能的優先性,過于強調文藝作品作為經濟利益表達、物質享受延伸和商業目的達成的途徑載體,忽視其精神價值和政治立場,制約和沖擊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功能彰顯。再次,批判和建構是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基本價值取向,而一些人過于突出批判取向,機械地將馬克思對階級社會意識形態的批判理論轉嫁為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質疑,片面地將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個別性現象、傾向性問題和階段性矛盾視為因社會主義制度體制所產生的根本性問題,從而出現了一些只解構不建構的“憤青”和只見制度不見人的“泛制度化傾向”。

3.傳播性失衡。我國歷來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制度安排和經費投入等方面為其提供了有效支持,使之具有了其他意識形態傳播無法比擬的巨大規模和強大陣容。但是,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展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形勢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途徑、傳播樣態和傳播效果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現象。從傳播途徑來看,原來通過企事業單位思想政治工作傳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單位傳播逐漸讓位于以報紙、雜志、電視、網絡和手機為載體的社會傳播。[3](P246-253)社會傳播作為一種公共平臺和途徑,既可以服務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可以為異質、殘余意識形態所用,甚至一些社會傳播平臺為了追求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通過將自我標榜為“公共媒體”、“社會良心”或發表非主流意識形態言論吸引眼球。單位傳播與社會傳播的失衡使人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呈現出選擇性、自發性和分散性的特點。伴隨單位傳播向社會傳播的轉變,意識形態傳播進入了“視覺文化時代”,其樣態逐漸由以文字詞語為形式的理性傳播變成了以聲光畫電為形式的感性傳播。特別是當人們將互聯網、智能手機作為獲取信息、消費文化的主要工具時,蘊含異質、殘余意識形態因素的海量信息和象征形式不斷涌入人們的生活環境和精神世界,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造成了沖擊。傳播途徑和樣態的失衡使人們在獲得生活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知識結構碎片化、精神世界娛樂化和理性思維表層化等問題。這些問題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播效果上集中表現為情感體驗與理性認知的失衡,即重情感刺激輕理論教育、重娛樂消遣輕理性自省、重即時體驗輕理想信念。

二、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產生的根源

1.現代人類文明形態的精神危機是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產生的普遍性根源。馬克思說:“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4](P203)意識形態領域作為當代中國人物質生產和社會交往的精神反映,它所面臨和存在的失衡現象只有從這一時代人類生產交往的文明形態出發才能得到全面而整體的了解。按照馬克思主義將生產資料視為區別不同時代的“測量器”和“指示器”的原則,人們一般將20世紀中葉以來由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文明形態變革稱為“新媒體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或“后工業文明”。在這一文明形態中科學技術取得了飛速發展,并通過世界市場的力量將各國緊密連接在一起,使人類獲得了共享發展成果的可能。但技術理性的極度張揚和商品需求的無限刺激不斷強化著人們對“物的絕對依賴性”,消解著富有崇高神圣意味的思想根據、價值尺度和行為標準,產生了以反傳統、反崇高、反主流為主要旨趣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潮,從而使人類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機,即世界符號化與快速流動性帶來的“無根性焦慮”,價值多元化與標準相對性帶來的“選擇性困惑”,理想擬物化與思想易變性帶來的“信仰性缺失”。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這種普遍的精神危機同經濟危機一樣使各國都難以獨善其身。我國作為全球化進程的積極參與者在享有由之所帶來的資本、技術、人才便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普遍精神危機的“受害者”,一定范圍內存在的意識形態失衡現象正是這種危機的具體表現。

2.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是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產生的特殊性根源。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是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及矛盾的集中反映。黨的十八大指出當前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5](p4)具體表現為兩個層面的“緊張關系”:

一是,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各自內部要素之間的緊張關系。從經濟領域來看,以物質利益和普遍競爭為基本規則的市場經濟賦予了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合法性,推動經濟發展目標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滿足溫飽以減少痛苦”轉變為現如今的“滿足欲望以增加享受”。經濟運行規則和目標的轉變催生了一些人的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傾向,沖擊著他們對崇高理想和社會主義道德的堅守。從政治領域來看,一定范圍內出現的公權力“尋租”的腐敗現象以及服務特定集團或個人利益的特權現象,削弱了政治公信力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部分國家治理機制同群眾利益訴求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以及民主參與意識增強的不適應、不協調,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緊張,破壞了意識形態認同的關系基礎。從社會領域來看,隨著社會結構由高度同質化、一體化轉變成各種異質性要素復合體,新的社會階層、生活方式、就業方式不斷涌現,各種代表特定群體的聲音主張在意識形態領域眾聲喧嘩,加大了保持意識形態領域平衡穩定的壓力。

二是,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相互之間的緊張關系。從經濟與政治關系來看,經濟領域以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為著眼點,奉行增長供給原則,政治領域則以實現公平正義為旨歸,堅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造成了“增長優先”與“權利優先”的緊張,使一些人形成了“GDP崇拜”、“淡化政治”、“拒斥意識形態”的錯誤認識。從經濟與社會關系來看,基于市場運行的趨利沖動,人們總是以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建立社會聯系,而社會之所以為社會不僅在于物質利益連接,更在于行為主體之間、行為主體與社會之間的價值共享和倫理承諾,于是經濟領域的“功利邏輯”與社會領域的“倫理精神”便發生了碰撞,產生了假冒偽劣、誠信缺失、道德失范等問題。從政治與社會關系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力量不斷發展,使政治運行的集中性、統一性與社會管理的多元性、自主性產生了矛盾,社會治理機制不完善又導致一些地方發生了因政治權力過多介入社會領域與社會訴求難以上達政治決策的“治理悖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設計”與“社會需求”的脫節。總之,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以及社會領域在運行規則、發展目標、價值規范上的緊張關系,構成了觀念上層建筑失衡的現實基礎,造成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失衡現象。

3.和平發展時代主題下的文化價值觀滲透是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產生的外源性根源。冷戰結束、“兩極”格局瓦解使“和平發展”取代“戰爭革命”成為時代主題,但時代主題的轉換并沒有消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兩種制度、兩大價值觀體系之間的紛爭,也沒有消除不同民族國家和文明共同體之間的政治文化藩籬。各國為抓住發展機遇、規避發展風險都格外重視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爭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科技水平、經濟發展和意識形態資源占有上的顯著差距,為發達國家謀求文化霸權提供了優勢支撐。以美國為例,近年來它通過“教義制造、媒體制造、產業制造、敵人制造”等方式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文化價值觀滲透和控制,以期催生和培育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消費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化土壤,消解和排異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達到“領導世界、實現美國世紀”的戰略目的。[6]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文化價值觀滲透的重要目標。近年來,西方敵對勢力利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散布“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亞洲自由之弧”等言論,以期“唱衰中國”、“妖魔中國”和“孤立中國”,并通過媒體宣傳、文化商品貿易和學術交流等方式,向我國思想界兜售“非意識形態化”、“人權高于主權論”、“西方自由主義新聞觀”等主張,以期爭奪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導權。這些都從外部催生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失衡現象。

4.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中的某些錯誤傾向是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產生的內生性根源。近年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取得突出成就,開辟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深化和推進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培育和產生了大批優秀文化產品和現代文化產業。但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仍存在經驗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值得注意的錯誤傾向。經驗主義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輕視與疏離,表現為重視業務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而忽視理論學習和思想建設,重視過去意識形態建設經驗而忽視新時期意識形態建設的發展變化,使意識形態工作處于“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境地,使意識形態建設體制機制、方式方法難以適應開放環境、市場經濟、社會分化和思想多元的現實要求。形式主義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懸置和架空,表現為自我理論武裝上的“觀念偽飾”和社會宣傳教育上的“話語空洞”。一些領導干部將馬克思主義僅僅變成會議、講話、文件中的口號綴語,而不去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迅速認同接納并透徹深刻地予以表述,但卻在實際行動中遠離理論路線、悖逆原則要求。這種自我理論上的“偽飾”使他們在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和對異質、殘余意識形態批判抵制時,往往空話套話連篇而不得要旨、難及要害,從而使一些地區或部門意識形態建設雖表面繁榮實則“空無一物”,損害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形象。官僚主義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懈怠和獨占,表現為片面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7](P550)迷信政治權力對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決定作用,認為只要掌握政治權力就無須擔心會喪失意識形態領導權和主導權,而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臨的沖擊挑戰缺乏憂患意識。此外,官僚主義還表現為割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將意識形態的批判權、解釋權和發展權據為己有,而罔顧群眾實際需要和主體地位。

三、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的應對策略

1.樹立現代意識形態觀,正確評判和把握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的實質。意識形態觀與一定階級或集團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緊密相關,是這種世界觀、方法論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集中體現;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會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觀,而持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觀就會產生什么樣關于意識形態精神實質、功能作用和現狀趨勢的判斷。歷史證明,以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觀是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理論。這種理論在我國經歷了以奪取和鞏固人民政權為主要指向的“革命型意識形態觀”到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要指向的“建設型意識形態觀”,再到以實現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為主要指向的“和諧型意識形態觀”的歷史演進。樹立現代意識形態觀,就是要樹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的“和諧型意識形態觀”,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立場,將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意識形態建設的第一要務,統籌兼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中的指導地位和主導作用。從這種意識形態觀出發,一方面,要看到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的嚴重危害性,這些失衡絕非是局部的、表面的理論觀念之爭,而是道路之爭、命運之爭,是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方向、理論基礎和制度體系的重大問題,必須加以重視和解決。另一方面,還要看到這些現象產生的必然性及其變化的可控性。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和各種矛盾不斷突發,意識形態失衡現象進入了多發期,企圖通過嚴格的思想控制將意識形態領域變成純而又純的一元話語,既無可能也不利于激發和調動人民的積極性,更不利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繁榮發展。因此,正確的態度是要首先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勇敢面對各種異質、殘余意識形態的沖擊挑戰。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8](P232)其次要分清主流與支流,要看到平衡穩定是我國意識形

態領域的主流,不能因為局部的失衡現象就搞得“草木皆兵”,更不能以這些失衡現象為由沖擊或動搖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最后還要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關系,既要看到大多意識形態失衡現象整體上仍屬于階段性產生的、停留在思想認識層面的人民內部矛盾,善于運用說服教育、持續發展的辦法加以解決,又要旗幟鮮明地批判、抵制那些企圖沖擊或替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的錯誤思潮,警惕和防止出現借“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之名放棄意識形態底線的錯誤傾向。

2.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提高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凝聚力和戰斗力。針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及其產生根源,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應圍繞筑牢和構建全球安全屏障和內部和諧機制,著力開展如下工作:

一是加強主體建設。黨員領導干部是意識形態建設的主體,是決定這一建設順利開展及實效取得的關鍵。加強主體建設,根本在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真正將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轉化為自己學習工作的精神支柱;核心在提高理論學習的自覺性,避免陷入庸俗的事務主義,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分析解決意識形態失衡現象的水平;關鍵在增強駕馭和管理復雜環境下意識形態領域的能力,特別是對互聯網領域意識形態建設的目標管理、過程管理、預警管理和協同管理等能力。

二是加強內涵建設。內涵建設是意識形態吸引力、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根本依據,理論研究是內涵建設的主要方式。加強內涵建設,首先要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自洽性研究,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新觀點、新論斷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之間的發展自洽性,以及這些觀點論斷之間的邏輯自洽性,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其次要加強運用性研究,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回應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能力,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再次要加強原創性研究,探索構建富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并將之及時轉化成學術話語和生活話語,強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主導權。

三是要加強渠道途徑建設。包括內外兩個方面:對內要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過程的規律、機制和途徑,按照因勢施教、因群施教、因業施教、因人施教的原則,將社會傳播與單位傳播相結合、感性傳播與理性傳播相結合、新興媒體與傳統途徑相結合,不斷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感性認同和理性認知。對外要注意擺脫兩種“逆差”,即因與西方發達國家在信息傳播資源占有上的差距所導致的“話語逆差”和側重輸出古代中國傳統文化而較少傳遞現代中國文化產品的“歷史逆差”,積極拓展文化走出去的傳播平臺,努力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表達“中國聲音”。3.重視將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轉化成意識形態建設優勢,夯實克服意識形態領域失衡現象的現實基礎。經濟社會發展是保持意識形態平衡穩定的根本出路。但發展成就的取得并不能直接轉化為人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近年來人們常說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就是明證。解決這一問題,一是要妥善處理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如收入分配、勞動就業、醫療保障、教育住房等等,不斷從質和量兩個層面向群眾提供豐富優質的民生資源,努力創建公正合理的民生環境,使人們現實而公平地享受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民生改善,從而實現廣泛的社會正義,為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向意識形態建設優勢轉化奠定堅實的利益基礎。二是引導人們將個人生活幸福同社會主義優越性連接起來,使人們認識到只有在社會主義框架下才能獲得普遍的個人尊嚴和真實的社會權利,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三是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引導人們正確看待自我與社會發展中的階段性、局部性問題,將之與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區分開來,堅定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念。

參考文獻:

[1]樊浩等.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2]習近平.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Z].新華網,2014-10-15.[3]劉少杰.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變遷[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6]姜安.美國制造:意識形態控制走向結構化[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05-24.[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作者單位:任志鋒,東北師范大學;鄭永廷,中山大學)

第二篇:當前我國城中村現象研究之簡要述評

當前我國城中村現象研究之簡要述評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的騰飛。不過,經濟的過快發展,卻由于和落后的管理體制的重重矛盾而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城中村就是我國其中一個特有的管理跟不上發展的現象。本文以國內眾多專家學者的理論研究為基礎,對其進行歸納評述,著重于尋找我國城中村產生的根源,探究其成因,研究當前城中村陷入的種種困境,并試圖分析其出路,提出解決對策。希望能給今后我國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提供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城中村;根源;作用與問題;改造

一. 城中村的內涵與根源

城中村是中國大陸地區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一種特有現象。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諸如長三角、珠三角、沿海或省會城市等經濟較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城市面積迅速擴張,城市周邊的農村逐漸都被納入城市的版圖中,平矮舊房被高樓大廈所包圍,形成了“都市里的村莊”。耕地被征用,農民轉為居民后仍居住于原村落,但形成的居民區都滯后于時代發展步伐,甚至游離于現代城市管理之外,區域上雖說為城市的一部分,各種體制管理卻保留著農村模式,由此成為了一個特殊的存在——城中村。

城中村是多方多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成因包括制度、經濟、文化、政策等等。本文概括眾多學者的研究內容,將從制度政策和經濟利益兩方面分析其產生根源。

(一)制度政策根源

多數學者持這一觀點,即認為城鄉二元制度是城中村形成和延續的制度根源。

劉夢琴認為城中村是制度意義的農村,城鄉二元制度是城中村產生和延續最根本的原因。城中村是村莊因政府征地而“劃入”了城市,但是依然實行農村體制,實質是在同一城市地域內城鄉二元體制并存。并且她認為地方政府在過度追求城市擴張和土地財政的過程中,忽視了對城中村的基礎設施、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制度供給,而制度供給上的失衡加速了城中村的蔓延。

學者陳建軍則從“村籍分配體制”入手,認為土地制度和集體經濟管理體制相聯系的“村籍”分配制度,使得村民保持村籍成為了其最直接的選擇,因為“農改非”所帶來的福利保障并沒給村民帶來太大誘惑,這使得城中村“形散神聚”,難以解構。此外,從我國現行土地管理制度來看,城市所有土地歸國家所有,而城中村土地的使用權歸村落集體所有,土地產權差異化無形地增加了城市建設統一開發管理的難度。不得不說,城中村問題的產生,歸根結底源自于“城”和“村”協商機制的缺失,對城中村居民缺乏必要的尊重和交流體制。

(二)經濟利益根源

相關主體利益的博弈和其中隱藏的巨大利益的驅動也是造成城中村這一產物難以簡單改造的根源之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要產生城中村問題社會基礎存在,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內城中村也將長期存在。

關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學界的主流觀點便認為是村民基于經濟利益在有限的宅基地上無限加蓋貼面樓、握手樓所致。學者崔藝紅認為城中村是城市化背景下政府城市廉租房供應職能缺失的反映,由于我國人地矛盾本就突出,加上城市化過程中政府急功近利,征地無度,導致大量失地農民涌入城市。而地方政府多年來在住房保障制度建設方面進展緩慢,無法提供滿足城市新移民需求的廉租房。另一方面,城中村不含地價與房地產商業利潤的廉租出租屋卻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其低廉的房租使大量底層民眾聚居于此,同時又為城中村原居民帶來了巨大的租金收益,如此一種“雙贏”的結果,也導致城中村問題積重難返。

而在利益博弈方面,崔藝紅認為城中村形成和發展所涉及的利益主體包括政府、村民、村集體和外來承租人。首先,對于當地政府而言,基于對改造城中村所需的巨大財政消耗和改造后村民出路的擔憂,致使其對城中村缺乏治理意識;其次,對于村集體經濟組織而言,追求村民福利的最大化和政績最大化是其利益所在,而城中村宅基地所帶來的不菲收益使其無意于管制村民亂建房屋,對城中村中基礎設施建設也缺乏投資意愿;至于村民和外來承租人的想法,前文已有論述,不再贅述。

應該說,國內學者對于城中村的成因基本達成了共識,也較為客觀地揭示了城中村產生的制度、經濟根源。筆者認為除了從制度、經濟方面研究形成城中村的根源外,還可從文化心理、歷史因素等方面進行研究,另外,不僅要把握各種根源成因,還應注重它們之間的影響聯系,更加綜合地看待城中村現象的存在。

二. 城中村的作用與出現的問題表現

當前眾多專家學者從各個學科領域出發,提出了城中村凸顯的諸多問題和種種不和諧之處,更有甚者,已然將城中村看做是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對于這些觀點,本文并非持反對態度,也非舉雙手贊成,只想在此處說明:任何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合理之處和其價值。城中村能發展至如今地步,必有其原因,如若我們妄圖簡單消滅之,卻忽略了更深層次促使其“成長”的因素,就將違背唯物主義中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問題的觀點。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充分認識到城中村的兩面性,在看到其問題的同時也關注其功能作用。

(一)功能作用

劉夢琴認為城中村具有一定的經濟社會功能,其存在具有歷史合理性。張京祥等人也認為城中村在支撐我國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過程中承擔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孫林學者則對城中村的性質與作用進行了再思考,認識到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傷口,需要用時間來進行愈合。概括起來,各位研究者對于城中村的作用認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可為村民提供收入 這點顯而易見,城中村可從兩方面為村民提供收入,一是村集體經濟的分紅,二就是房屋租金的收益。城中村的居民技能水平低、文化素質不高、社會競爭力小,在“農轉非”過程中根本無法適應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但城中村卻給他們帶來了一條不錯的生活出路,解決了他們的吃飯生存問題,減少了貧困人口的數量,這是其一大功勞。

2.可為外來人口提供廉租出租屋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務工人員從農村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對這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安排,地方政府總是有意無意地忽視乃至漠視。政府在這一塊區域的職能缺失卻被城中村中低廉的出租屋所彌補了,是它們替政府安置了龐大的外來人口,并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其作用不可謂不大。

3.可為農民社會轉型提供過渡平臺

城中村作為一個很特殊的存在,充當了鄉村和城市之間溝通橋梁的作用,作為城鄉之間的緩沖地帶,可以為外來務工人員提供一個接近于原本生活場所的地域,為農民工逐漸轉型為城市人、在城市中尋找心靈慰藉提供一個絕佳的精神家園。

4.可以更加豐富城市的生活方式

陳建軍學者研究了西方后工業化社會的發展歷程和現狀,覺得現代城市生活方式仍存在諸多弊端和問題,而城中村那種城鄉交融的生活方式使城市更加多元化的同時,恰好可以為其實現有益的補充,起到了一種“陰陽互補”的作用。

5.可以促進非正規就業環境的形成

非正規經濟大量發展是城中村經濟產業的重要特征,而其由于門檻層次較低、對技能水平要求不高成為外來打工人員的首選行業,對于解決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具有難以估量的作用。不可否認的是,近三十年來,非正規就業在我國城市就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政府應該充分重視其中蘊含的戰略意義。

6.可以傳承大量傳統文化元素和歷史遺跡

城市化的過程,是一個放棄傳統,追求現代化的過程,雖然政府與不少有識之士都已意識到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繼續保持傳統文化,但在拆遷整改、把農村變為城市的過程中,難免會有許多珍貴的文化元素遭到破壞。孫林學者就認為城中村將成為保留傳統文化、城市特色的最后一塊自留地,保存反映當地傳統文化特色的元素,延續城市的歷史文脈,仍將是城中村的重要功能與作用。

(二)問題表現

城中村雖然有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功能,不過必須承認,城中村也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廣大的學者和研究者們要改造城中村,都是源于其呈現的各種不利于社會發展的問題。

1.規劃設計不合理,建筑雜亂無章 馬曉茗認為城中村開發強度普遍過大,建筑密度過高,間距過小,形成了“貼面樓”、“握手樓”等景觀,與城市布局格格不入,且樓房大多由居民自己請施工隊建造,建筑質量不高,存在安全隱患。規劃設計的不合理,造成了國有土地資產的流失,也妨礙了房地產市場的正常運行。

2.人口構成復雜,社會治安混亂 城中村里有著大量流動、分散的外來人口,而城中村內不健全的社區管理與特殊的人口結構,使其成為整個城市治安管理的薄弱環節。出租屋內往往藏污納垢,惡性治安事件甚至違法活動不斷,已成為各類刑事案件的重災區。

3.基礎公共設施相當缺乏

在劉夢琴看來,城中村公共設施嚴重不足,主要表現為:道路狹窄擁擠,電力、電訊、供水、煤氣管道線路混亂,采光、通風、排水困難,公共活動場地和設施缺乏,環境衛生臟亂差,衛生狀況極其堪憂,消防隱患極大。基礎設施的缺失和不足無疑與政府的不作為有著很大的關系。

4.食利寄生現象 劉夢琴還認為城中村村民的租金收入和不菲的集體經濟分紅,滋生了一大批“食利階層”,有數量的青年人因此固守現狀,缺乏開拓進取精神,成為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二世祖”和自愿選擇不就業的“主觀剩余勞動力”。

5.社會邊緣人群

城中村雖經受著城市文化的洗禮,卻又保留著濃厚的農村文化氛圍,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低微,雖說脫離了農業,但未被城市完全接納,無歸屬感,就形成了獨特的邊緣性心理和邊緣性人群。

綜上所述,城中村具有實際意義的經濟社會功能,有其存在的價值所在。然而,在眾多研究人員中,卻只有少量注意到了城中村的功能作用,固然,城中村的問題不少,但筆者認為凡事都需從正反兩方面辯證統一地看待,在斥責城中村為“城市的毒瘤”之時,切不可忘卻其做出的貢獻,其歷史合理性應該受到更多關注和論證,任何企圖簡單消滅、去除城中村的改造之路只能走近死胡同。

三. 城中村改造的難點分析和對策建議

研究問題最終是為了解決問題。城中村需要治理和改造,這點毋庸置疑。合理改造城中村,對于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社會的穩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輕視的意義。然而,顯然城中村的改造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各專家學者也普遍認為這其中所遇的阻力不能小覷,蘊含的難點之多、之大需仔細思量斟酌。(一)難點分析

1.改造成本高,投資回報小

首先,樂建明、顏哲等人便認為改造城中村需要高昂的拆遷安置成本、廣大的回遷安置面積,與之對應的卻是其中可用于銷售的面積小,投資回報小,導致房地產投資開發商鮮有涉足者。因而,他們把如何降低城中村改造成本,保證合理的投資回報率看做是城中村改造能否順利推進的最大制約因素。

2.利益的協調

其次,張俠、趙德義等學者認為改造城中村牽涉到舊村居民、開發商與政府三方,這三方面是相輔相成,又是相互牽制的,因此就涉及到了一個利益的協調問題。他們認為,在改造過程中兩方面的利益協調最為關鍵:一是資金來源,即如何合理確定開發商利潤分成的問題;二是拆遷補償,即如何合理補償舊村居民、確保其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問題。張俠等人將此作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主要難點,筆者表示贊同。

3.土地安置難以管制

陳建軍研究發現,在利益驅動下,部分城中村村干部聯合開發商,私下圈地賣地,違法占用集體土地甚至農用地進行開發建設,違規面向社會銷售,而部分城市居民置政府的消費警示不顧,貪圖便宜,購買了上述得不到法律保護的房屋,使此現象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推進。

4.村民的阻力問題

還有不少的研究者認為來自于城中村原村民的阻力也是阻礙城中村改造的重要因素。目前,城中村村民收入主要靠集體經濟和出租屋租金,而在許多城市,改造后村民依舊要過著以出租收入為主的生活,沒有實現其生存方式的轉變,潛意識他們便會抵觸改造。另外,村民的社會保障體制存在著很大缺陷,改造后大部分村民仍無法參保和享受城市居民待遇。這問題不解決,誓必將影響到村民參與改造的積極性,給改造工作帶來不小的阻力。

(二)改造對策

針對城中村出現的問題和所呈現的各種改造難點,各位學者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提出了許多的建議對策,筆者在此將其簡單歸納為觀念轉變、政策制定、模式選擇三方面。

1.觀念轉變

這里的轉變觀念包括兩方,一方是以當地政府為代表的改造者,他們必須站在歷史角度尊重城中村的客觀存在及其價值,不能簡單將城中村視為“貧民窟”,絕不可以抱著從物質空間上“消滅”、“清理”城中村的想法,一蹴而就的態度是不正確的,應該充分認識城中村產生的根源和其延續的可取性。另一方就是原城中村居民這些接受改造者,在改造過程中,不能單一地使用強制命令手段,還要注重村民思想觀念的更新,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給村民灌輸先進的城市文化,致力于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水平和技能水平,切實幫助他們徹底擺脫對土地和出租屋的依賴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改造工作將事半功倍,否則,不顧村民意愿,一切只會舉步維艱。

2.政策制定

城中村問題的產生與體制上的缺漏有莫大關系,因此城中村的改造更需要政策的推動、扶持和保障。學者們提出了不少改造措施,有的基于如何消除城鄉二元體制的差異和社會邊緣性及階層分異問題,強調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有的較關注土地利用、規劃管理及建設景觀等問題,還有的則強調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試圖建立完善的城市管理體制和政策框架,從而加強城市整體管理。總而言之,政府或改造單位必須因地制宜,制定出各村改造的優惠政策,出臺包括土地處置、村集體經濟改制、社會保障體制一系列完備的配套政策規范,為改造城中村創造良好的、系統化的政策環境。

3.模式選擇

在城中村改造模式選擇上,學者們經過長久的研究,提出了三種模式:①以村民或村集體為改造主體的非市場化模式;②以政府為主導的半市場化模式;③以開發商為主導的市場化模式。三種模式各有特點,有利有弊,如何抉擇應取決于當地城中村實際情況而行。

① 政府主導型

即政府在整個城中村改造中從立項、拆遷、安置、建設、監督、管理、協調等各個環節都發揮主導作用。但采用此模式時政府卻難以做到保持資金平衡,還容易采取行政手段進行干涉,往往會損害村民利益,因此越來越少地出現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

② 村集體主導型

村民在政府指導與支持下,自籌資金,自行完成改造。該模式優點在于村民起主導作用,可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并能最大限度地體現其意愿,且政府也能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上更好地給予優惠和協助;缺陷是村民缺少開發建設經驗,極易會因降低物質空間的改造品質而導致中途失敗。該模式也只適用于村集體及村民籌資能力強,村規模較小的情況,并不普遍。

③ 開發商主導型

政府通過市場,引入競爭招標機制,吸引房地產開發商進行城中村改造。此模式的優勢是開發商資金雄厚,開發經驗豐富,既緩解了政府資金的局限性,又可避免行政力量的過多介入,減少官民沖突;不足的是,開發商利字當頭,容易在改造過程中為追求經濟利益而做出損害村民和城市利益的舉動。因此,如若采用該模式,政府必須在其中扮演合理引導和嚴格控制的角色。

四. 結語

通過對眾多專家學者觀點的研究,筆者對城中村現象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寫下這篇述評后,仍有些許啟示想法不吐不快。

1.城中村的誕生有經濟、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當我們從各個角度揭示城中村的成因時,應注意將各個根源相互聯系論證,因為它們之間本就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只有用更綜合地眼光看待這種種因素,才更能從本質上剖析城中村的成因。

2.在批判城中村所帶來的各種各樣社會問題的同時,不應忘記它的存在具有歷史合理性。城中村的治安問題層出不窮,可同樣,它的貢獻作用不可缺少。應一分為二地看待每件事物,城中村也不例外,它具有兩面性,在面對城中村時,應該關注到其背后的成因,真正理解廣大村民的需求和制度的缺陷。只有做到這樣,方可談如何改造城中村,而非如何消滅城中村。

3.城中村的改造方法多種多樣,出路也并非只有一條,前文只是給出了幾種最主要的模式選擇。如何取舍,取決于當地實際情況,做到因地制宜即可,不能死守形式。另外,在改造之前、之后,還要做到有效管理城中村,一定要以人為本,將城中村村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切實保障其應有的合法權益,還應注意協調好政府、開發商、村民的關系,力求在共同努力下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城市。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統籌考慮、綜合發展,讓我國的城中村改造真正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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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當前基礎教育失衡發展的現狀及對策

當前基礎教育失衡發展的現狀及對策

通過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逐步解決區域內教育資源配置的失衡現象,盡可能均衡地分配義務教育資源,是政府制定公共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則。長期以來,在基礎教育資源配置上,無論區域間,還是區域內部都存在著明顯的失衡現象。因此,在當前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進程中,我們必須立足于不同地區的實際,采取積極進取、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區規劃、分類指導、分步實施的方針,建立起合理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逐步解決教育資源配置的失衡現象,以推進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大面積提升我國基礎教育的總體水平。

一、我國基礎教育概述

1、基礎教育的概念

基礎教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目前中國事實上的基礎教育,是指初中以前的所有教育形式,狹義講來指九年義務教育,廣義講來還應該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會生活知識教育等。有人也把高中階段的教育歸入基礎教育范疇,但是目前中國還沒有普及這種類型的教育,所以,在事實上高中階段的教育還不是基礎教育。隨著中國發展水平的提高,預計到2020年,會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

2、基礎教育的目的197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的高級教育計劃官員討論會上,對基礎教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認為“基礎教育是向每個人提供并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基礎教育的知識、觀點、社會準則和經驗”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一個人能夠發揮自己的潛力、創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獲得幸福,并成為一個有益的公民和生產者,對所屬的社會發展貢獻力量”。基礎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關鍵部分。正如萬丈高樓平地起一樣,沒有良好的基礎教育,不可能產生優秀的高等教育。

二、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與失衡的現狀。

我國基礎教育包括幼兒教育、小學教育、普通中學教育(初中、高中)。1949年以前,中國的基礎教育十分薄弱,教育發展最高年的1946年,全國只有幼兒園1300所,小學28.9萬所,中學4266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非常重視發展基礎教育,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普及教育。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礎教育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85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了“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地方各級政府,尤其是縣、鄉兩級政府辦學的積極性。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使中國的基礎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軌道。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了到本世紀末中國基礎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基本方針。1999年初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這一計劃是教育戰線落實“科教興國”偉大戰略的具體舉措,是在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及《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基礎上提出的跨世紀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施工藍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為構建21世紀充滿生機活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指明了方向。

新中國成立50年來,中國的基礎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截止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幼兒園18.14萬所,在園幼兒2403.03萬人;有小學60.96萬所,在校學生13953.80萬人;普通初級中學63940所,在校生5363.03萬人;普通高級中學1.39萬所,在校生938萬人;有特殊教育學校1535所,在校生35.84萬人(其中在普通學校附設特殊教育班及隨班就讀學生22.55萬人)。

基礎教育不均衡現狀:

1.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發展不均衡。

2、同一地區重點校與薄弱校發展不均衡

3、各門課程發展不均衡

4、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發展不均衡

“招生方式”與“擇校生”問題。在高質量教育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小學升初中究竟采取何種招生方式,是一個比較有分歧的問題。當優質初中無法滿足學區內小學畢業生就近入學的需求時,如果采取通過考試選拔的做法,等于將“應試教育”的壓力下移至小學階段。近年來,根據義務教育的基本原則,國家要求在已經“普九”的地區實行小學升初中取消考試、實行就近入學的政策,其初衷十分明確,就是要打破學校和學生的身份界限,減輕學生過重的學習負擔,以便更好地實施素質教育。但是,在初中學校質量差距大的地區執行就近入學比較困難,并不能使社會滿意,于是許多地區實行了“電腦派位”的做法。但是,越是薄弱初中比例較大的地區,這種做法就越不一定公平,實際上有些類似于“電腦抽獎”。由于校際之間的差距,加之各地執行政策的差異,即使在各地實施免試就近入學或“電腦派位”等政策之后,義務教育階段以繳費為主要手段的“擇校生”現象反而大量出現,而且在大中城市、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問題尤為突出。

2.“薄弱學校”問題。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中小學資源分布很不均衡,基礎教育階段存在了一大批薄弱學校。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在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時期,教育系統深受市場經濟的影響,不同地區的經濟實力及同一地區校際資源的差距,直接決定學校建設水平和辦學質量上的差距。一些地方開始實行教師結構工資之后,校際教師待遇差距迅速擴大,學校之間教師隊伍建設的基礎條件出現失衡,生源狀況隨之分化,在應試制度的壓力之下,擇校范圍逐步加大。加上與生源相聯系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持續短缺、校辦產業普遍不景氣和逐漸衰退等因素,擇校收人就成為學校主要的經濟創收手段,這進一步拉大了學校創收水平的差距,薄弱學校的生存發展空間受到很大制約。近年來,各地政府在改造薄弱學校、縮小學校差距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過分強調學校硬件設施層面,注重學校外部條件和環境的改造,而對學校“軟件”建設重視不夠,因而成效不十分明顯,在很多地方,改造薄弱學校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三、我國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對策

導致我國基礎教育非均衡發展的狀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歷史形成的,需要通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逐步加以解決;有的是制度性原因,由于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會加劇現實中的教育不公。相對于縮小歷史形成的發展差距而言,通過政策調整來實現均衡發展,增進教育公平,是更為容易實現的。在調研的基礎上,我們初步歸納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對策建議:

(一)在基礎教育階段,應當處理好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的關系、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的關系,區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

按照教育法律,義務教育的本質屬性是社會公益性的,在已經“普九”的地區,必須強化政府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行為,確保公辦教育的主體地位,這是在基礎教育領域努力推進均衡發展戰略的重要環節,政府有責任在確定教育現代化目標時,承諾減少(至少是不再人為擴大)公立學校之間不應有的巨大差距,逐步擴大和體現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性。至于基礎教育領域中的幼兒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等非義務教育,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和我國的具體實踐,兼有社會公益性和成本分擔服務性(依據WTO中服務貿易總協議的條款,某些基礎教育領域的服務“市場準人”還可分為“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和“商業存在”等類別),應當積極形成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共同、平等發展的新格局。

今后,義務教育可供選擇的學校基本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公辦學校,完全實行學區就近入學。從長遠看,按學區免試就近入學是方向,其有效操作的前提是盡可能削減薄弱初中的比例,只有學區內的初中辦學條件和教育質量逐漸均衡了,才能減少學生和家長對“電腦派位”的后顧之憂;另一類是少量民辦學校,允許通過比照成本的教育收費(甚至較高收費,但

不得以營利為目的)和良好的教育質量,滿足某一部分人群的擇校需要。在非義務教育和部分允許民辦教育介入的義務教育領域,無論是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盡可能百花齊放,辦出特色,形成個性與晶牌,使學生家長或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長、智力和經濟承受能力等,選擇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學校。

(二)推進中小學標準化建設,深化體制改革,合理配置資源,實現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規范化辦學。

推進中小學的標準化建設,是提高我國基礎教育整體水平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建議各地都應大力推進中小學標準化建設工作,通過學校建設標準的法律規定,約束政府合理分配教育資源,使每所中小學校都能按照法定標準,擁有大體均等的物質條件和師資隊伍條件,從而在義務教育領域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幫助和支持薄弱學校達到法定標準的同時,對原來基礎很強的學校硬件建設也應有個上限,限制類似于“正反饋”的過量投資,以遏制在少數學校辦學條件高投資的攀比現象,制止追求“奢華”的不良風氣。

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保證教育的公正、公平性;學校要嚴格執行有關方針政策,杜絕各種不正之風,均須依靠制度創新。建議繼續通過法律、行政和經濟等宏觀調控手段,深化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盡快在學校建立健全收支兩條線、財政撥款和專項公開、學校財務公開、精確預算管理等制度,加強對學校收費的全面審計和統籌管理,形成社區和家長有效監督與參與學校運作的機制,發揮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的作用。

(三)推進學制改革,實行完全中學初、高中脫鉤,建設一批“九年一貫制學校”。

從根本上解決擇校矛盾,必須建立與義務教育性質相適應的學校制度和學校結構。實行完全中學的初、高中脫鉤,建立“九年一貫制學校”,至少可以在制度上保障義務教育階段的完整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矛盾。目前占全國人口35%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基礎教育階段的入學高峰已經由初中移向高中,高中入學矛盾比較尖銳,這實際為“脫鉤”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一批重點中學的初中部搬出,高中部擴大,一方面解決了普通高中入學難問題,另一方面緩解了初中段“擇校”激烈的矛盾。但應當看到,目前部分“脫鉤”初中改制成為民辦學校后實行高收費,有些公辦學校在改制過程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需要及時制定應對的措施。

建議通過聯辦一批小學和初中,建設“九年一貫制學校”,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小學升初中的“擇校”矛盾。小學與初中的“強強聯辦”應當不是方向,否則,又形成新的“重點九年一貫制學校”,“弱弱聯辦”的情況自不必考慮,這兩種方式無疑均會擴大義務教育階段的辦學差距。今后,主要是初、高中分離后的薄弱初中與“基礎好”的小學聯辦,“基礎好”的初中與薄弱小學聯辦,有可能建立一批“九年一貫制學校”。如果這類學校能夠占有較大比重,將為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和大面積推行素質教育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例如,某地“九年一貫制學校”大多是聯辦了一強一弱兩所學校,對于改造薄弱學校、縮小校際差距發揮了明顯的作用,間接地促進了“擇校收費”問題的解決。

但是,由于“九年一貫制學校”發展之初存在的班級建制不規范問題,特別是小學六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之間的班額缺口很大,因此初中招生問題依然存在。另外,“九年一貫制學校”中也出現新的“擇校”問題,一旦薄弱初中與“基礎好”的小學聯結,小學生四、五年級紛紛轉學;“基礎好”的初中與薄弱小學聯結,學生從四、五年級競相轉入;“擇初中”演變為“擇小學”。這些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解決。而且,隨著特大都市逐步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未來“十二年一貫制學校”的試驗與目前初、高中脫鉤改革可能產生一定的沖突,也需要引起重視。

(四)積極以多種方式推進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招生方式改革。

當前,為體現基礎教育的公平、公正原則和緩解“擇校收費”問題壓力,部分地區設計將辦得較好的初中的全部招生指標或部分招生指標,根據小學在校生人數,按比例分配給附近的各個小學,德智體擇優選送(不得舉行統考),完善選送程序,增加透明度,實行社會監督。

同時,將重點高中的招生指標按一定比例分配給各個初中學校,淡化學校之間的競爭,效果明顯。某省90年代初在某區進行了高中招生指標與鄉鎮初中辦學水平綜合評估掛鉤,將指標分配到初中學校的改革試驗,有關縣(市、區)進行了中考特長測試加分。近年來,又進行了部分優秀初中畢業生保送進入優質高中(省級示范高中)學習及部分初中畢業生直升中等職業學校學習的改革,取得了較好效果。某市招生方式改革的核心是,貫徹“多次機會、雙向選擇、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指導思想,建立和健全初中學生素質綜合評價體系,改進考試內容、評價方式和分流方式。把重點高中招生指標的10%-15%分到各個初中學校,由初中學校根據民主程序推薦優秀畢業生,推薦生參加統一升學考試,可在降一個分數段(8分)以內錄取。某市以取消“百分制”,實行“等級制”為突破口,對初中招生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一是按照“基礎教育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原則,初中招生工作在市教委宏觀指導下,各區縣具體組織實施;二是取消“百分制”,實行“等級制”,推行“小學畢業生素質發展水平報告單”制度;三是堅持“公辦不擇校,擇校找民辦”的原則。在保證公辦學校有一個“位子”的前提下,允許小學畢業生選擇民辦學校就讀。

(五)以推動本地高中教育的整體發展為目標,進一步規范示范高中建設,擴大優質高中資源的供給能力。

“示范高中”的建設,不應當造成新的教育發展不平衡,而應當使處于各層次的學校在動態發展過程中謀求更高水平的平衡和循環。發揮輻射、牽動作用是示范性高中的主要標志,示范性高中要牽動一個區域、一定范圍內高中教育的發展,辦好示范高中的最終目標是辦好每一所高中,堅決克服以“示范學校”、“窗口學校”及“教育現代化試驗學校”為名,行“重點學校”之實的現象,防止繼續拉大學校之間的差距,產生一批新的薄弱學校。

例如,某市從1998年開始啟動了示范高中建設工程,計劃分期建設60所左右規模大、條件好、質量高的示范高中,進一步擴大普通高中特別是優質高中的教育供給,并通過示范高中建設帶動高中教育整體發展,使優質高中招生規模占到高中招生總額的70%以上。有的區通過改建、擴建、撤并高中和初中分離等方式,擴大和盤活高中優質教育資源,消滅辦學規模較小的高中校,力爭在5年內建設8~10所占地50畝以上,辦學條件較好、辦學質量較高的普通高中,到2005年,使70%的高中學生能在優質高中學習。通過發揮高中的示范、基地、輻射作用,實現全區對優質高中的資源共享。

(六)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建立起人才培養與流動的優化機制,在“重點學校”和其他學校之間,實行校長和骨干教師的定期相互輪崗制度。

很多地方對學校教師隊伍建設問題非常重視,通過派遣優秀的師范院校畢業生和選調優秀教師到薄弱學校任教,或采取優秀的骨干教師定期、輪流到薄弱學校示教、掛職等方式,幫助薄弱學校盡快提高師資隊伍的整體水平。例如,某省對中小學教師培訓工作予以高度重視,從2002年起,實施高等師范院校“專升本”計劃,鼓勵應屆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生直接進入本科階段定向培養,畢業后到受援縣任教;根據受援縣的需要,編制高等師范院校定向招生計劃,為受援縣重點培養本科學歷層次的高中各學科教師;各級各類院校尤其是師范院校每年有計劃地舉辦受援縣骨干校長和教師培訓班,培訓費予以減免;為穩定受援縣中小學骨干教師隊伍,省內任何教育部門和中小學不得聘用未經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批準擅自離崗的受援縣中小學教師。

今后,要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要求,借鑒國外高質量普及義務教育的經驗(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采取經常性的輪換,既有城鄉間的輪換、又有不同學校間的輪換。通過教師輪換制度,實施政府對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有效調控),通過體制改革試點,在歷史上形成的重點學校和同一區域內其他學校之間,對各校的校長和骨干教師進行統籌調配,執行按照一定的比例和年限相互輪崗的制度。例如,某市從2000年起,首先

在部分重點學校、實驗學校試行教師輪崗制度,凡197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城鎮中小學在職教師,原則上都要安排到本區(縣)的農村學校、薄弱學校輪崗,城區符合條件的教師也可以跨行政區到郊縣農村學校輪崗,輪崗期間,行政關系、工資關系等仍保留在原單位,工資、獎金、福利、醫療等待遇不變。該市職稱辦和教育行政部門也專門做出規定:從城鎮到農村學校輪崗的教師,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評聘教師職務;輪崗時間在兩年以上并在教育教學工作中表現優秀的,可以破格評聘高一級教師職務;凡評聘高級教師職務的,原則上都要有一年以上在薄弱學校或農村學校任教的經歷。

(七)推進薄弱學校改造工程,進一步擴大優質教育資源,不斷增強教育實力。

薄弱學校改造是一項整體工程,除了硬件建設需要有較大的投入之外,軟件建設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因此,當前薄弱學校改造的基本任務是:在重點建設方面給予傾斜政策的同時,大力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提高教師的基本素質,最終實現深化教育改革、更新教育觀念、改善學校管理、樹立良好師德、改進教育方法、培養優良學風的目標。例如,某省從2001年開始啟動了“加強大中城市薄弱學校建設”工程,明確要求:財政投入的教育經費要向薄弱學校傾斜;教育主管部門可從有創收能力學校預算外收人中統籌20%,用于薄弱學校建設;積極培養薄弱學校的學科帶頭人,形成一支較為穩定的教育教學骨干隊伍;薄弱學校教師福利待遇由教育行政部門統籌解決;骨干學校教師評聘職稱職務都必須有在薄弱學校任教的經歷。再如,某市以公辦初中為重點,大力加強初中建設。在城市地區抓住城市危房改造的歷史機遇采取調整、兼并、重組、置換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擴大公辦初中校占地面積和建筑面積,把公辦初中校辦大辦強。

從上述地方教育部門采取的政策效果看,只要能樹立推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戰略思想,就能找到良好的政策措施。關鍵是要政府部門痛下決心,進一步準確定位政府在改革與發展教育過程中的功能,以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基本出發點,明確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方向,制止一切“標志性”、“政績性”重點學校建設的行為,加大宣傳力度,促進社會參與,就能真正找到符合本地實際的“高水平、高質量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提高基礎教育整體質量的有效途徑。

第四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分析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分析

一、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總體態勢

馬克思曾說過:“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思想陣地,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雖沒有迷漫的“硝煙”,但同樣“驚心動魄”。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在信息化飛速發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環境下進行的,更加嚴峻復雜,尖銳激烈。我們要高度關注和準確把握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深入細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各種利益群體分化嚴重,原有的體制性弊端凸顯,社會矛盾集中體現在民生領域、信仰危機、體制改革等三個方面。

二、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值得關注的問題和呈現出的特點

1、換屆工作中的不和諧聲音。近一段時期以來,隨著省、市、縣區、鄉鎮黨委換屆,人大換屆等工作的開展,出現了一些換屆工作中的問題,像80后縣長(館陶縣長閆寧)。雖然閆寧當選是個別現象,但也讓社會上流言四起,質疑聲不斷,官方曖昧的解釋也不能讓民眾信服,給社會留下了猜測的空間。更有甚者,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長的呂清海全票當選僅僅上任49天,就閃電落馬。相關部門在干部提拔時是否嚴肅、認真,有沒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帶病提拔”、邊腐邊升,久為公眾詬病,但這些現象并未絕跡。如果不引起警惕,恐怕諸如呂海清此類的市長也會在別的地方出現。另一方面,投贊成票的代表們真正了解候選人嗎?呂清海全票當選,連一個質疑聲都沒有,哪怕一張棄權票也沒有。“用對一個人,激勵一大片;用錯一個人,打擊一大片。”有時,用錯人、選錯人,會危害一方,貽害久遠。相關部門在選人、用人時,應公開透明,經得起人們目光的挑剔,更嚴格按程序辦事,莫埋下“帶病提拔”的病根;而人大代表們也應珍惜手中的選票,保持清醒判斷,別再出現全票選了一個貪官的丑聞。

2、公共道德危機。佛山小悅悅向我們敲響了公共道德危機的警鐘,小悅悅事件指向的,既是民眾的道德匱乏、社會的法治缺失,更是彌漫在整個社會的中國式冷漠,這一中國式冷漠,固然有民眾的道德因素,卻更多更直接地和整個社會的公共恐懼癥相關。所謂公共恐懼癥,是在脫離私人空間之后,由于種種原因而成的人的扭曲、變形狀態,由于扭曲,人人皆有的四端良善之心、是非善惡,瞬間消失。正如有評論所言,公共恐懼癥來自“‘我們’不存在”這一嚴酷現實。如果人的存在、存在有何權利與義務,都必須得到某系統的認可,如果每一個正常人的判斷常識,依據自然法而來的道德倫理都被這種國家的泛濫道德傾向掩埋。如果一個公民,因為維權,被安上個罪名就遭受非法囚禁,甚至探視都有風險,正常倫理又怎樣確立并滋潤社會?所以,讓小悅悅事件不再發生,最緊要之處,在于公權力的反省,是什么力量讓社會道德不彰、人心失衡,是什么讓本有道德熱情的民眾一進入公共空間就體會到恐懼,并讓這種恐懼一步步吞噬了靈魂。

3、社會保障和工資體系的不合理。社會保障覆蓋面小,失業保險的覆蓋面人數僅為1.2億人,只占就業人數的1/5左右。其中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更低,對占全國總人口75%左右的農民的社會保障支出僅占社會保障總量支出的13%,比例明顯偏低;沒把廣大農民工納入城市社會保險范圍,用人單位為降低用工成本不愿為農民工參保繳費,農民工本人不敢主張權利,另外農民工流動性強,如果在一個單位工作不滿1年,按政策不能享受相關待遇;統籌層次低,養老和醫療等主要的社會保險制度被分割在多個統籌單位(多為縣市級統籌)內運行,各統籌單位之間政策不統一,難以互聯互通,養老保險關系無法轉移接續。勞動者的社保關系在跨省、甚至省內跨地區轉移、接續等方面存在著政策性壁壘。工資關系中存在同工不同酬,亂發補貼等現象,影響了社會和諧,給仇富、仇官現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趨勢性問題

一、西方思想的滲透加劇,對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造成嚴重沖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力量的優勢,常常利用意識形態影響力等無形力量,進行文化滲透。在國內鼓吹多黨制、憲政制,削弱我黨的執政地位。

二、我國改革開放處在關鍵時期,經濟關系的變化,利益關系的調整,使人們的思想觀念出現多樣化、多變性和差異性的特點。體制轉軌,結構調整的深刻變化,社會思想空前活躍,各種文化觀念相互交織和激蕩,其結果往往導致人們對過去統一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由認同走向迷惑或質疑,由此產生了思想觀念和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利益至上原則等觀念的盛行。

三、而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逐步推進,人們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長,迫切需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在加快改革中實現全面繁榮和快速發展。我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權,就必須在壯大經濟實力的同時,使國家文化軟實力有一個大的提高。新形勢下的意識形態工作是全面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極其重要的環節,貫徹落實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才能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全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

第五篇:淺談小學教師性別結構失衡現象

淺談小學教師性別結構失衡現象 【摘要】

隨著社會經濟和教育的發展,我國中小學教師隊伍中女教師的比例增長迅速,男女教師性別結構失衡的問題也隨之突顯出來。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文分析了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及對小學生的影響,并對此現象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性別失衡現象、性別失衡影響、相應的對策

小學教師性別結構是小學教師組織中的性別構成及其比例關系,是小學教師隊伍組織結構的重要組成。同時也是影響教育教學活動潛在因素和學生人格成長及其身心健康發展的重要內容。因此,小學教師性別失衡現象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一些教育專家也專門對此類現象進行了分析研究,甚至有的地方還根據專家意見采取了相關措施試圖改變這一現象。然而至今,小學教師性別結構失衡現象仍然十分突出。我在濰坊東明小學實習期間發現男教師比例少之有少,有的整個級部就有一個男老師甚至沒有。因此本文將從小學教師性別失衡的原因、性別失衡的影響以及相應的對策幾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小學教師性別失衡的原因

1、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

中國傳統觀念認為男士是成大事者,像老師這樣的職業是留給“小女子”的。國家有關部門盡管提高了小學教師待遇,但是在當今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還是難以養家糊口。小學教師社會地位相對來說比較低,與公務員的社會地位更是有一定的差距!社會對于男性從事小學教師工作認可度也不高。因此一些男士自然恥于從事小學教師工作。

2、工資收入與工作付出差距大。

隨著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孩子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對于教師的社會期望也越來越高,但是老師工資卻沒有成為正比,尤其是小學教師。如今的小學教師壓力越來越大,現在的小學教師不僅僅是教書育人這么簡單,還需要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并負有相關責任。有的地方小學教師甚至成了學生的第二任父母,各個方面都有所照顧!因此需要付出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去完成工作。然而收入呢?還是那樣微乎其微!因此有大部分男士對于小學教師敬而遠之。

3、教師工作成果的長期性和間接性。

教師的工作成果具有間接性和長期性,小學教師也不例外。這主要表現在培養學生的時間上。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師的工作成果正是這句話的真實寫照。老師的工作主要是培養人才,只有當人才服務于社會時才能夠體現出教師的勞動成果。而對于那些成就感較強的男士自然而然不會選擇教師職業。

4、師范生管分配的政策早不復存在。

現在要成為一名真正的教師需要層層選拔并且條件比其他職業要多。在準備期間男士的備考定力必然會輸給女士。因此這些條件會使一大部分男士放棄從事教師這一行業。

5、環境的影響。

小學教師多為女教師,由于女性非常集中,造成學校團體內部互相猜忌,經常產生矛盾。男教師長期處在這種環境中,接觸的都是孩子和女性,因缺少同性間的交往而感到孤獨。工作久了,女性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自我評價降低,心理扭曲變形,從而產生當小學教師是錯誤選擇的心理。雖然一些學校采取措施,但心理失衡使得一些男性教師選擇調離小學,造成基礎教育教師隊伍的不穩定狀態。

二、小學教師隊伍性別失衡的影響

小學教師隊伍性別失衡現象對小學教育教學以及學生的發展都產生不利影響。對于具體影響做一下闡述:

1、教師隊伍失衡影響學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俗話說的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小學教師隊伍中女性教師非常集中,這種性別失調對學校工作產生諸多不利影響。影響到了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學校中一些工作需要男教師去做,可是往往這時卻很難找到人。濰坊高新區某小學去年有好幾名女老師結婚后相繼懷孕。生育時間都趕在一起!該校校領導稱,現在女教師扎堆生育成了學校的負擔,校方不得不私下采取相應的措施。還有一名英語教師懷孕后身體狀況不佳,導致三個班級好幾天上不了英語課。校領導說,在那么短的時間內無法找到合適的代課教師,當時真的是束手無策。

2、小學教師性別失衡影響兒童身心全面發展。小學教育階段是兒童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重要階段,然而教育又是心靈之間的溝通、靈魂之間的交融、人格之間的對話。教師與學生朝夕相處,必然對其性格形成、心理發展等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小學生具有向師性的特點并且他們正處于心理模仿期,女教師的性格、心理和行為方式很容易影響學生的性格、心理和行為方式。

從小處在“女兒國”這樣的教育環境里,接觸的是大部分是女教師,不利于男孩子的陽剛氣質的形成,然而陽剛氣質是男性應該具有的優秀品質,如自信、勇敢、果斷、大方等,這些都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獲得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心理學家馬斯洛描述的自我實現的人,正是一些具有陽剛氣質的人,這些人在現代社會競爭中更有利于自我潛能的發揮。然而在“女兒國”教育環境下,男孩子該有的陽剛氣質正被女性教師與生俱來的溫柔一點點地吞噬。而這種教育環境也會使女孩子缺少與異性相處能力的基本訓練。

3、小學教師性別失衡影響小學生道德行為的發展

處于小學階段的兒童在道德行為具有言行脫節、易反復的特點。并且,抑制能力未能很好發展,對模仿卻很感興趣,然而兒童辨別能力較差,因此對于身邊的好壞行為全都模仿。有的時候小學生在道理上能理解某一行為的準則,但行動上卻意識不到,無意識地會做出違反紀律的行為。這就對小學教師提出了雙重要求。不僅要有意識地培養小學生良好的行為動機而且還要從自身做起,為小學生樹立良好的榜樣,讓他們學有榜樣、行有準繩,以形成牢固的行為習慣。在東明小學的實習活動中,聽女指導老師說,有一次她帶學生去郊游碰見了小偷,為了保護孩子,就帶著大家遠離小偷,并告訴孩子:“這是壞人,大家一定要遠離他們”。我當時聽后并沒有發表意見,之后仔細想了想,盡管老師的動機是在保護孩子,但這種做法卻包含著一種消極因素。如果孩子將教師的話記在心里,以后見到類似的情景會不會集體回避呢?答案是肯定的。這樣會慢慢演化成一種事不關己的心態,很容易滋生兒童自私、冷漠的行為品質。然而造成這種行為結果,當然和女教師的溫柔的細膩的天性不無關系。行為主義理論家和社會學習理論家都強調強化和榜樣作用的重要性。如果兒童做出一種符合社會要求的行為,例如與別人分享玩具,同情關心別人,我們往往報之以贊許的目光、或點頭的微笑、或者其他的獎勵方式,這就是強化。通過強化同時也就增加了以后良好道德行為產生的可能性。小學時期是兒童道德發展的重要時期,如果不能較好地培養,則將會給兒童以后的成長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4、小學教師性別失衡會影響小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展 小學生階段是小學生創造性思維發展的重要階段。不呆板機械的模仿的別人,而是由自己提出自己的想法;有獨立從事創造性活動的勇氣;個人的見解具有個性、新穎、不俗氣的特點;對新問題、新認識是敏感的、容易接受的。這些都是創造性思維的表現。小學生創造性思維發展的可能性只有通過合理的教育措施,才能使之變成發展的現實性。然而女教師的溫柔善良、慢條斯理的天性品質,是與創造性思維所提倡的新奇、變通等特點不相容的,因此很容易影響小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學校男教師太少,就像 “單親家庭”缺少父愛一樣,學生的心理、思維非常容易出現缺陷。因此在一所學校里,需要有一定比例的男教師,剛柔相濟,才能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如果女教師過多,那些男教師所具有的性格和生理特點,如關心時事、個性剛毅、敢于冒險等,女教師是無法替代的,然而這也是培養兒童創造性思維不可或缺的。

5、小學教師性別失衡會影響下一代競爭意識的養成。

小學教師隊伍中缺乏男性,失去的將不僅是孩子未來的“陽剛之氣”,更主要的可能會因此而使孩子喪失總體競爭意識和競爭潛力。然而這些特質恰恰是當今國際戰略競爭中必不可少的。當代政治家和教育家們都斷言,未來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競爭的關鍵是素質競爭。孩子們不僅需要女性的溫柔與細膩,而且也需要男性的粗獷與豪放,更需要男性那種主動、進攻性的競爭特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能夠立足于世界列強當中,最關鍵的是取決于這個民族的戰略競爭意識,而這種戰略競爭意識需要自小培養,遠非一日之功。一個從小處在“女兒國”教育環境中長大的孩子不可能會突然一改“溫柔”形象而迅速變得富于競爭性起來。

三、小學教師隊伍性別失衡的對策建議

小學教師隊伍性別結構對于兒童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必須要改變小學教育教師性別失衡的現象。基于此我對于該現象提出以下建議: 1.政策干預,加強男性師資力量的培養

首先,對于從事小學教育的所有高校師范生實行免收學費、給予補貼等優惠政策。溫總理曾在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建立相應的制度”。這個具有示范性的舉措,就是讓教育成為全社會最受尊重的事業;就是要培養大批優秀的教師;就是要提倡教育家辦學,鼓勵更多的優秀青年終身做教育工作者。這一優惠政策應該延伸到全國的普通師范院校中。因此師范院校可以利用這一大好機遇,設立專業培養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優秀男學生報考師范院校小學教育專業,畢業后到小學從教,徹底改變小學教育教師性別失衡的現象。其次,具體安排和強化招生計劃,實行定向、委托培養的方式。師范院校爭取小學教育專業在滿足城市需要的基礎上,再逐步擴大到面向鄉鎮,實行定向培養。為此,生源計劃要從現有國情出發,細化到縣、或者鄉鎮,并要求各縣招生辦切實執行好。在執行免收學費、補貼生活費和設立定向培養補助費的情況下,應要求畢業生按照招生計劃對口就業,不對口就業的應向國家返還所享受的補償,以緩解小學教育男性教師偏少狀況。再次,高校師范學院應該注重培養教師職業情感。教師情感是教師自我提高,完成神圣職業使命的內在驅動力。師范院校在開展學科專業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的同時,還要對男生進行投身基礎教育事業的情感教育。幫助男生認識男教師在未來歷史發展趨勢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培養對教師職業的興趣,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使男生增強對教育事業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在走向工作崗位時能獲得愉快的情感體驗。應讓學生意識到,積極的教育職業情感不僅僅是為了教育的發展,更體現教師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對教師來說,教師職業是謀生的手段,但絕不是其職業意義的全部。教師通過艱辛的創造性勞動,把學生培養成才后,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感受到職業樂趣和成就感,這是從事其他任何職業所無法享受到的快樂與幸福。2.政府應該實施宏觀調控,規范小學教育經費投入機制 工資待遇低是造成小學教育男性教師偏少的重要原因。小學教師在待遇方面,由于小學教育屬于義務教育,很少有學校能給教師發放課時津貼,因而工資偏低。盡管最近幾年工資有所提高,但是在快速發展的當今社會確實顯得微不足道!尤其對于將來是家庭頂梁柱的男性教師來說更是顯得少之又少!因此國家可以從長遠考慮,逐步地建立國家、地方、學校三級經費投入機制。這種機制要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一是根據小學教育發展的實際需要,隨著各級政府財力的不斷增強,分階段地逐步提高小學教育經費的保障水平。二是要制定明確的小學教育公用經費標準、教師工資標準,并明確具體實施辦法。三是為了保障經費投入機制的科學性和可行性,在機制的形成過程中,要公開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讓大家都參與到該行動中來。把這一政府行動變成社會行動,這樣不僅有利于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利于小學教育經費的運轉。有充足的經費做保障,小學教育男性教師數量的增加也就指日可待了。

3、提高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

男性當小學教師往往會被認為是“沒出息”的傳統觀念,加上社會地位比較低,因此從事小學教師職業的男性越來越少。公務員工資待遇有的也是很少,但是它的社會地位高。因此有些男性寧愿拿相同的工資也去當公務員。盡管近幾年全國“兩會”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建議,希望在法律上確立中小學教師的公務員身份。但是至今還未完全實施。因此,政府應該使教師職業保持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良好的社會聲望,將小學教師的身份確認為公務員,納入國家公務員行政管理系統之中,并給予特殊的教育補助津貼等福利待遇。從而吸引更多的男性加入到教師隊伍中來!

4、小學教育管理者樹立“以人為本”管理理念,小學教師隊伍中缺少男教師不無與教育管理有關,因此小學教育管理者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要能夠理解人、尊重人和愛護人,并且為人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在社會生活中經常有這樣的事情:不同的成績會來于具有相同能力的人,甚至能力強的人會不如能力的差人做的好。探究其中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管理者樹立了“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在對人的尊重和激勵方面做的很好。因此,作為小學教育領者,就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尊重和激勵廣大教師,從而增強小學教育對男性教師的吸引力。

首先,建立有效的精神激勵制度。

眾所周知,在企業中要想長久留住人,無論他的職位高低,都必須使員工在心理和情感上對工作環境,包括對同事和領導的人際關系具有好感。要達到這種程度,就有必須對員工的精神給予激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相互尊重的,然而作為一名管理者更要尊重、愛護之心對待自己的員工,這樣的話員工也同樣會以仁愛之心對待企業,只有這樣才擁有較強的凝聚力,形成團隊精神。心理學家馬斯洛說過尊重的需要是每個人所必須的,包括自己對自己的尊重和外界對自己的尊重。因此,小學教育管理者對教師尤其是男教師也需給予尊重,讓他們獲得真正的自信。對于男老師外在的榮譽、地位、贊揚也可適當的給予適當的滿足,以求相得益彰。對教師的精神激勵方法多種多樣,主要通過傾聽、溝通、適當地贊美和鼓勵職工參與管理等方式來實現。

其次,建立制度與情感相融合的管理模式。

優秀的組織管理模式往往是創造精神與團隊精神的兼容,是每個人的個性與組織共性的統一,要求寬嚴相濟,制度和情感相輔相成。制度管理也稱剛性管理或理性管理。規章制度是為實現小學教育目標,對小學各項工作和對各類人員的要求加以系統化、條理化,規定出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和工作規程。規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可以保證小學正常的教育工作秩序,做到事事有章可循、人人依章辦事,將小學各項工作納入制度化管理的軌道。而情感管理,又稱柔性管理或非理性管理。情感管理是指在發揮組織、計劃和規章制度的管理作用以外,以人為中心,以情為主線,重視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意志、心態、形象等因素的管理,挖掘成員的潛能,形成群體價值觀和凝聚力,共同實現教育目標的管理模式。情感管理的核心是高度重視人的情感因素,尊重人、愛護人、發展人、強調人的共識、合作和積極參與管理。因此要求管理者重視把非理性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看成是管理的一種力量,積極的運用自身的因素去感染、影響教師,并且形成巨大的推動力。制度管理與情感管理相融合,則要求小學教育管理者要把目光轉向“人”、“情”和其他的非理性因素,把理性與非理性管理相結合。不僅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又有重視滿足教師的需要和情感交流;而且還要嚴格有序,和靈活有情,充分地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只有堅持以人為本、以情為主、以理為基礎、情理相融,才能提高管理的效率,也能更好地吸引大量的優秀男性教師。

中國的未來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歸根結底靠的是人才發展,人才培養關鍵還在于小學教育,而教育的關鍵是教師。然而小學教師隊伍的性別失衡現象對小學生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把相應的措施落實,讓學生有更好的發展,更快的達到素質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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