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通往廉潔之路

通往廉潔之路

——使反腐在國企運轉起來

（華南師范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 楊輝）

為什么掌握一國能源命脈的石化一雄的高管會走向自毀之路；為什么擔負守衛“國門”的機場首腦會滑入墮落之谷；為什么老牌的”輕騎帝國”會產生腐敗窩案；為什么肩負國家新型能源開發的中核集團總裁會墜入貪腐之海??，陳同海、李培英、康日新，一個個昔日代表我國各自領域的頂層企業高管沒能經得起利益風浪的考驗在紀檢監察和國資委的反腐倡廉浪潮中倒下。因腐敗而倒掉的國企和因腐敗而倒掉的高管并不代表國企腐敗的倒掉，中國的國企離廉潔還有多遠，中國的國企高管離責任還有多遠，中國的國企反腐最需要做什么？國企在通往廉潔之路還有多少障礙，反腐如何能才在國企中運轉起來？

國企腐敗的軌跡

細觀國企管理層的腐敗行徑，我們可以清晰地勾列出一條曲線即傾吐國有資產，不斷為個人及他人謀取私利，導致讓人痛心的國有財產流失甚至是企業破產，有一部分高管東窗事發后逃之夭夭，極大地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形象。在高管的腐敗軌跡中我們可以清楚滴看到這樣的腐敗節點：

一是渾水摸魚，撈取資本。其表現是企業管理人員在企業重組改制、兼并、破產、資產評估、產權交易等資本運作中，千方百計地藏匿、轉移侵吞國有資產。在這方面學者汪暉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他在《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一文中詳細分析了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被侵吞的個案。通裕集團的主管顧雛軍在出售集團資產過程中對財產估算、收購折扣和企業職工身份置換金問題上進行一系列的暗箱操作，致使另一集團僅以600萬的總價收購了一個資產良好年利稅達6000多萬元的大型國企85%的股權，一時間給公司所在地的揚州的社會穩定帶來了嚴重沖擊。“揚州國企轉制的案例揭示和印證著地方國企改制的一個廣泛存在的模式：企業原管理層為自身收購低估凈資產，但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最終將企業賣給外部投資者，這樣一來，原先管理層對企業資產的壓價就為低價甚至零價的外部收購打開了方便之門”。

二是失察瀆職，視國資如無物。其表現是部分企業管理人員疏于管理，盲目投資以及泄露企業機密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人們依稀記得當年著名央企“中投集團”投資黑石集團的失利之舉，企業管理層不夠重視風險評估，使得對黑石集團的投資虧損超過55億元。此外，在投資摩根士丹利公司過程中也損失數億美元。人們不禁要問“中投”為什么總是“投不中”，我想因該是體制之殤，管理層的失職腐敗所致，視國有資產如無物。人們也不會忘記2009年的力拓對中國鋼企的間諜門事件，正是由于鋼企內部的{“鋼奸”因收受力拓公司的賄賂而出賣鋼協機密致使中國鋼企在礦石定價上損失上百億元，首鋼國際貿易工程公司總經理助理譚以新和其他鋼廠代表被帶走審查。禍起于蕭墻，我們的國企還能經受的住幾起這樣的失察瀆職、泄密“重傷”。

三是大權獨攬，據國企為己有。其表現是領導人員違反“三重一大”決策程序、利用職務便利為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自定薪酬。國有企業雖不是中國獨有，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國企卻是個“怪胎”，我國憲法在第七條中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據此可以看出國有企業的本質屬性，是“全民所有”，但在現實中人民很少享受到經營權和所有權。某些國企的高管卻在獲得企業法定經營權的同時正在一步步蠶食國企的所有權，他們儼然已蛻變為家族式的企業家。中央制定的 《關于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貫徹落實“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的意見》、《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如同耳邊之風。為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自定薪酬，在某些普通民眾看來更是“名正言順”。尤其是近年來壟斷性國企高管的天價薪酬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中央在2009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對國企高管的薪酬也僅僅是“一限了之”。

是“屢反屢腐”還是“屢腐屢反”？

中國式反腐究竟是“屢反屢腐”還是“屢腐屢反”？從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總經理、董事長李培英到古井集團原董事長王效金，從中國石油化總經理董事長陳同海到中核集團原總經理康日新，中國的國企反腐篇章中從來都是省略號。作為國企“全民所有”者的我們在國企“屢反屢腐”的困局中，對國企天價腐敗瞠目結舌、怒不可止。作為普通公民的我們在中央和地方對待國企“屢腐屢反”的高壓勢態中，對政府的立場感到了欣慰。國企的反復腐敗與針對國企的反復反腐是一場勝負已定的斗爭，但是我們需要以什么樣的方式使這場激烈的斗爭以較為平靜的方式收場，以保持社會的持續繁榮與穩定呢？我們是否要繼續保持這種同國企的腐敗分子進行信息不對稱的博弈困局？目前國企反腐所遭遇的尷尬現狀要求我們對其進行嚴厲的制約。

以“硬性權力”制約“軟性權力”

國企的性質在憲法上是服務于我國的國體的，但是部分國企的腐敗現狀卻與政府和民眾的愿望相去甚遠。國企就像一只快要斷線的風箏雖然飛的很高，實現了風箏的“價值”，但是同時也脫離了政府的制約，飛出了政府和民眾的視線，這樣的風箏卻沒有達到愉悅放箏人的最終目的。國企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工具，和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其作用之廣重要性之大不言而喻，但國企的權力卻沒有超出“軟性權力”的范疇，其權力的作用領域還是集中在經濟、生活和社會領域。我們過去一直在上述領域對其進行圍追堵截，相繼出臺一些制約性措施來制約國企的腐敗問題，如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對國企領導人員進行經濟責任審計，從而實現對國企管理層從經濟上作出制約，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貫徹落實“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的意見》對管理層從企業日常生活上作出制約，還有一些地方對管理層所享受的生活和社會待遇做出了制約性的規定。制約何其多，監督何其多？我們的國企反腐收效在哪里？

當時下各式制約、各式審查、各式審計、各式巡視和各式監督的邊際效用逐步遞減或失效時，我們該怎么辦？美國的憲法之父麥迪遜提出以“憲法制約權力”，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提出以“社會制約權力”，針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國企所處于的特殊腐敗困境，以權力制約權力方是良策，而且這種制約就是以政治性的國家所特有的政治層面的“硬性權力”制約經濟性和社會性的國企所持有的“軟性權力”。20世紀最偉大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經濟學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將政治和經濟目標分離看做是實現個人自由的保證??經濟權力雖可以成為一種強大的工具，但它在私人手里絕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權力絕不是支配一個人的全部生活的權力。同樣國企所擁有經濟權力是不完整的，與強大的政府政治權力相比顯得很弱勢。

所以針對“財大氣粗”的國企反腐工作在軟性約束失靈的時候必須用政治“硬權力”做矯枉過正的制約。這種制約首先是對國企“一把手”的絕對任免和制約權。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出“要讓央企領導‘不想貪、不能貪、不敢貪’，而要達到這個效果，必須首先要從破除‘一把手’體制入手，建立起真正有效、威懾力強的制約、監督和問責機制”。

反腐制度與反腐精神

著名政治學家帕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中對意大利的制度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社會資本”理論，認為信任、互惠規范與公民政治參與網絡是制度成功的關鍵。制度對于民主的有效運轉的研究在世界學者中的影響是巨大的。作為民主重要步驟的反腐當然也需要制度使反腐運轉起來。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和針對國企近二十年的改制歷程使得我們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反腐領域亦然，由以往的個人權威式的反腐逐漸過渡到規章制度式的反腐上，而且制度制定正在向各個專業領域縱深發展。近年來中央針對國企反腐領域出臺了一系列的重磅制度規章如：《關于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貫徹落實“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的意見》《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關于中央企業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整改工作的指導意見》、《國企領導 人七項要求》等，此外，江蘇在國企領導人員選撥、上海在國企領導人員去行政化、天津在國企權力制衡、陜西在國企財務監督、湖北在國企廉潔風險控制等方面對國企反腐做出了多種制度性的嘗試，收效良多。這在很大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制度在反腐上的基石性作用，但是制度也有生命和周期，制度能運轉多久，我想說的是制度需要精神來維持生命。

作為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的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論證了西方民族在經過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對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認為某些宗教觀念對于經濟精神的發展，或者說是經濟制度的社會精神氣質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在論述科學精神時寫道“有系統之真知識，叫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因為缺乏上述定義所包含的三種精神所以呈現出“籠統、武斷、虛偽、因襲、散失”等病癥。

同樣在反腐領域中國不僅需要反腐制度做基石還需要反腐精神的支撐。正是由于缺乏國外深入人心的反腐精神，中國的國企腐敗案件才會處于靠美國披露的尷尬境地。雖然在反腐制度仍不健全的環境下談反腐精神有些漫無邊際。但是反腐精神的力量之巨大且其成本之小，代價之低是制度所不及的。反腐制度的制定和運行需要我們努力，反腐精神的構建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或許只有在中國形成公民型政治文化和公民社會中才能得以構建，但中國的國企反腐需要精神的力量。

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政府官員眼中，實業家們不是簡單地作為某個特殊利益的代表出現，像利益集團的代表那樣。他們是以履行職守的官員身份行事，這種職守在政府官員看來是必不可少的”。我國的國企高管不能簡單地以企業利益的代表出現，更應該以為民謀利的“管家”代表出現。通往廉潔之路——使反腐在國企中運轉起來，中國的國企需要像創造財富那樣追求廉潔！

第二篇：通往奴役之路 書評

通往奴役之路書評

《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最知名著作。這本書被翻譯超過20種語言出版，哈耶克稱要將這本書獻給“所有黨派的社會主義者”讀一讀。《通往奴役之路》是對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理論的闡述中最著名，而又最受歡迎的書籍之一。

在我看來《通往奴役之路》其實應是一本政治學著作。哈耶克著書的時間應該是在1941年到1944年。這段時間正值納粹德國大肆侵略別國和施行種族滅絕的反人類罪行。與此同時，蘇聯在斯大林統治下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哈耶克以縝密和清醒的思維態度，告誡世人，不要被當時社會主義者所鼓吹的社會正義、收入平等和就業保障的理想所蠱惑。哈耶克認定法西斯統治與社會主義者鼓吹的“輿論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個體服從集體”等價值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耶克警告知識分子們，除了要進一步推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之外，還必須權衡為了實現這目標所要付出的效率方面和自由思想的權利方面的代價。《通往奴役之路》精辟地論述了極權社會是如何產生的、如何維持的、其運行之規律、以及其所必然導致的結果等等。任何一本書都有一個核心的觀點，哈耶克在這本書中做出的判斷非常醒目的標明在封面上——計劃經濟引導民眾通向奴役。換言之，伴隨著計劃經濟民眾將不斷失去自由最終徹底的變成不自由。

哈耶克在書中反復強調了一個論斷，即西方國家熱衷的國家干預經濟并不是自由主義在和平時期的演進，反而是會向計劃經濟前進。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必然導致極權主義，必然通向“奴役”。同時他認為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最終會導致極權主義。西方當時國家資本主義的思潮違背了自由主義的原則，哈耶克認為“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沒有什么東西能使它成為一個靜止的教條，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一勞永逸的規則。在安排我們的事務時，應該盡可能多地運用自發的社會力量，而盡可能少地借助于強制，這個基本原則能夠作千變萬化的應用。深思熟慮地創造一種使競爭能盡可能地有益進行的體制，和被動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間的差別尤其懸殊。”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馮興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24-24。可以說，計劃經濟就是給所有人強制規定了計劃，個體缺乏自主選擇的權利。個人主義核心就是要求每個人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不論此選擇結果如何。而計劃經濟正是遏制了普通民眾選擇的權利，因此，也是信奉自由主義的作者所反對的。

之后，哈耶克也對計劃經濟的計劃進行了明確的定義。“我們一切批評所針對的計劃只是指那種反對競爭的計劃—用以代替競爭的計劃。這一點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在本書范圍內，不能討論那種用來使競爭盡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計劃。”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馮興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46-46。哈耶克隨后對計劃經濟的必然性進行了論證。在那個時代有人認為壟斷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所以，經濟發展一定會導致壟斷。政府只能在壟斷組織控制生產和政府計劃中做出抉擇。然而，哈耶克認為“在計劃經濟不可避免性的論證中，技術的改變已經在數量逐漸增多的領域中使競爭沒有可能，而留給我們的唯一選擇是由私人壟斷組織控制生產還是由政府管理生產。這個信念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有關產業集中化的學說”--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馮興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47-47。然而產業集中化理論的基礎并不十分牢固。同時各種實證研究證明，科技生產水平的發展并不一定導致壟斷，反而是政府的有意扶植造成了行業壟斷。因此，壟斷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和德國，特別是在被視為代表資本主義必經的演進過程典型國家的德國，自從1878年以來，卡恃爾和辛迪加的發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統的扶植。政府不僅使用了保護手段，而且用直接誘導最后并使用強制的方法，推動管制價格和銷售的壟斷組織。”--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馮興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49-50。反而在社會經濟十分復雜時，自由競爭比中央計劃更加有效。只有充分競爭狀態下，即生產者只能調整自己的活動以適應價格的變化卻不能控制價格的變化時，才能有效利用價格體系調節經濟。反觀德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德國并不是自發形成壟斷，而是依照德國思想家所劃定的路線前進。“因此在社會演進中，沒有什么東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馮興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51-51。

不論在何種社會，經濟發展最終的目的應該是實現效用的最大化。而每一個人的效用，包括了無數的變量。同時，不同人的生活環境，價值觀，教育水平等等都不盡相同，因此，每個人的效用函數嚴格意義上都是不相同的。社會經濟中，政府不能簡單地宣稱“個人的效用最大化”作為單一的目標。這種目標已經預先假定我們每個人是擁有相同的效用函數。但是一個人的效用包括了一系列的變量，是一個多維的向量空間。但是，集體主義者依照一個單獨的變量來規定我們的一切活動。并且他們認為這個效用函數是很完備的，不論任何人，此效用函數對其都適用。現實中肯定不是如此，并且有些東西對某些人效用為正，對其他人來說效用就為負，且不同變量的權重也不盡相同。舉個簡單地例子，對于高收入者來說，時間對其的效用就比金錢更大，但在低收入人群看來，金錢效用遠遠大于時間。因此計劃經濟政策很有可能一刀切，犧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成全了另一部分人。計劃經濟通常要求民眾為某一“更為高尚”的利益做出犧牲，而這類高尚利益通常被簡化為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民眾等口號。于是，當計劃經濟的領導人要求部分人犧牲利益時，除了受害人之外的所有人都會認可和支持，因為這被視為是善良公民應有的義務。如果受害人不愿做出犧牲，就被認為是反對國家和人民的。民眾受到社會道義的綁架，不得不犧牲自己。哈耶克的觀點也非常明確，即計劃經濟體制的原罪在于對個人自由的損害。個人主義者認為應該允許個人遵循自己的價值判斷，而且，個人的目標體系應該至高無上且不屈從于他人的指令。但是集體主義者認為，在需要的情況下，應該要求個人按照集體的需要而不是個人的價值和偏好，集體的需要應該至高無上且優于個人的喜好。

如果集體的需要隨意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則個人的自由將會蕩然無存，只要集體需要個人做出犧牲，這種屈從就是“理所當然”的。并且所有的抗辯都會淹沒在“集體利益高于一切”的口號中。哈耶克的簡練地總結為一句話，“當這個制度由一個集體主義信條支配時，民主不可避免地將自行毀滅。”--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馮興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70-71。哈耶克的觀點固然有些偏頗，但也說明了計劃經濟集體主義的弊病。扼殺了人類自由的本性，以及突破現有框架進行突破創新的欲望。而且某些犧牲是完全不合理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農村價格剪刀差。利用低廉的農產品價格補貼城市發展，犧牲農民的利益。更可怕的是利益集團制定出有利于自身損害普通民眾的政策。這些也是中國現在發展需要注意的。但是集體的某些政策確實是為了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比如社會保障制度。因為自由競爭的經濟在某些條件下會實現帕累托最優的均衡狀態，但是帕累托最優僅僅是效率上的判斷，并不代表分配上的公平。哈耶克奉行自由主義，他認為個人只要是憑自己能力奮斗，而沒有藉由體制或政府管制獲得的特權，其所獲得的財富都是合理合法的。不管落得何種下場，貧窮或富貴都是可以接受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確有遏制民眾自由生活的行為，但是在公共物品等方面，經濟學已經證明了市場行為是難以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的。政府的行政命令在這些方面可能更加有效。當然，前提是命令必須是深思熟慮，不以謀私利為目的的。

哈耶克在法治與民主上也進行了一定了論述。所謂“法治”，并不是人民守法，政府行法就足夠了。法治在根本上是中立性的，它與民主政治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雖然真正的法治在近代是由民主政治衍生出來的。法治對于民主政治，只是一種必要條件，并非成分必要的條件。這也就是說，沒有法治一定沒有民主政治，但有了法治，而其他條件未滿足時，不必是民主政治。由此可證，法治一定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更不一定是到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法治之下，政府的政策，應以固定的法律為依據。在行使專斷權力的政府統治之下卻并不如此。在這種政府統治之下，政府可能把生產導向其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法律條文是可以預先制定的。但是，在法治之下，這些法律制定，并非為了特殊的個人達到其特殊的目標，或滿足其特殊的需要，這些法律只是滿足每個人各種不同目標的工具。這些法律的制定，應該是長期的規劃。在規劃中，我們不能明確知道這些規律是否只有利于某些特殊人物，而不是有利于其余的人。法律的公平精神由此體現。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動是否在法律的意義上合法這一問題無必然聯系，它們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行為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動肯定不在受法治原則的支配。“通過賦予政府以無限制的權力，可以把最專斷的統治合法化；并且一個民主制度就可以以這樣一種方式建立起一種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專制政治來。”--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馮興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83-83。我是十分認同哈耶克對此問題的看法。一個國家如果立法出現問題，那么法律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的社會關系需要調整，人們對規則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對于立法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但是我國目前立法存在著許多問題。下位文件與上位法相抵觸，或者不同部門規范性文件相互矛盾沖突。而且某些已經存在的社會關系，沒有法律規范來調整。而且我國的立法過程通常表現為由上而下，更多的體現了黨和上級的意志，這其實與立法民主精神相違背。同時，立法時更多的體現了部門地方利益。這其實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惡法，立法目的就是對特定的人有利。中國過去過度依賴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因此政策往往具備法律的權利義務內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動改革的進程中，誰先獲得了政策優惠，誰就可以在市場上領先一步而獲益，而誰掌握政策權限，誰就有更大的支配權。由于歷史傳統、體制改革等因素，我國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公共權力高度集中于國家，而且我國的管理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共，中央的權力又集中于主要領導人。雖然這種體制曾經起過較大的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其弊端日益凸現。由于權力高度集中，黨的領導職已經逐步取代國家機構的管理職能，使國家機構的權力逐漸向黨組織集中，黨組織日益成為整個國家體制的中心。權力的高度集中，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政關系逐漸轉化為黨內的上下級關系。中共也經常對立法進行直接干預。但是，近些年來中國的提出了法治的口號，改革正在進行中，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正在提請大會審議。立法是國家的重要政治活動，立法法則是規范國家立法活動的重要法律，這是一部憲法性法律，其法律層級僅次于憲法。通俗來說，立法法是管法的法。從“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意味著立法本身受到更加謹慎嚴格的對待，在“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這樣的目標下展現問題意識，并勇敢堅決地做出改變。

總體來說，哈耶克這本《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好書，其中的很多觀點在當時看來是深刻的也是犀利的。直面歷史，不得不承認哈耶克的擔心在諸多共產主義國家的歷史實踐中成為不斷重復的人類災難。不管是蘇聯的“肅反”，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還是中國的“文革”，在個人自由沒有保障的國度里一旦爆發起大的運動，受害最深重者必將是普通民眾。而每年餓死無數人的朝鮮勒緊褲腰帶也要每年花費巨資進行導彈試射，這與中國60年代德國30年代的做法又何其相似。《通往奴役之路》對我們這些在愛國主義教育下長大的人來說，提供了一個思考問題的新角度，我們能夠看到中國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我國現在的政治經濟體制中仍然存在著過去計劃經濟的弊端殘余，比如法治的不健全，比如對于物權保護的欠缺，比如集體主義對于個人效用的壓迫。同時，這本書的很多內容也過于偏激了，將社會主義同法西斯主義等同我并不十分贊同。但其的初衷應該是對極權主義的批判，而非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看到中國正在逐步改進一些錯誤，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第三篇：通往奴役之路讀后感

《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各種著作中最為公眾熟悉的。但由于其激烈的反社會主義立場，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國家被列為”禁書”。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世界上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不搞社會主義了，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讀一讀馬克思主義的死敵 ——哈耶克的這本書，對我國讀者從正反兩個方面來認識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有益處的。

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其作者是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先生。1974年，當瑞典皇家科學院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一個兩個組合（哈耶克和貢納爾?繆爾達爾），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繆爾達爾是瑞典福利國家的理論創始人之一，并擔任過內閣部長，親自參與福利國家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從當時的政治潮流看，瑞典人對他給予表彰，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哈耶克卻是現代福利國家最激烈的批評者，早在40 年代他就指出，這是“通往奴役之路”。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院士們還是決定讓他們聯袂獲獎。他們覺得，諾貝爾獎是一項純科學的獎項，所以政治立場上的對立不應該影響兩人一起走上領獎臺。不過，瑞典皇家科學院也承認，在所有分享同一年獎金的經濟學家中，這兩人確實是共同點最小的。）

《通往奴役之路》喚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哈耶克一直被人們視為經濟學界的“叛逆者”、“異端”。

他早年就已名揚天下，但在30年代，哈耶克在初到倫敦時在羅賓斯的支持下孤身一人拿凱恩斯的學術觀點開刀，終因一時疏忽，敗下陣來。《通向奴役之路》出版時，從社會主義擁護者，到資本主義改良者，甚至到祈求政府救助的貧民，無不對他予以抨擊，哈耶克由此聲譽日下。咸魚翻身，其書必有其智慧、閃光的一面。其書論述了市場與計劃兩個方面，旗幟鮮明地告訴人們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唯有走市場之路，方可擺脫奴役。今天，當我們靜下心來重讀這本《通向奴役之路》時，必會覺得意味深長，感慨良多。

在本書引論中，哈耶克大聲疾呼，西方世界的民主國家，有重蹈德國覆轍的危險。因為一股祟尚社會主義之風，正在這些國家到處彌漫，而作為文明基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卻漸漸被人淡忘。哈耶克這里所說的個人主義，不是指惟我獨尊、自行其是，而是充分尊重個人的興趣和選擇，每個人都能各顯其能，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自由也不意味為所欲為、無所顧忌，而是說人們干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被強按著牛頭喝水，身不由己。

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是對自由的最大威脅，它天生就具有獨裁主義傾向。當法國作家們在描繪社會主義的藍圖時，就認為只有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獨裁較之政府管制更為有害，它從根本上危及到個人自由。因此，以自由為靈魂的民主主義，勢必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它們除了“平等”二字以外，別無共同之處．但即便是平等，二者也有云泥之別。民主主義是從自由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的平等，只能是從奴役和抑制中實現，因此社會主義的民主，只是徒有虛名。

哈耶克堅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把實行私有制的社會，稱作“富人得勢的世界”，而實行公有制的社會，在他看來，是“只有得了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私有制社會，窮人的機會雖然比富人少一些，但只要通過個人努力，同樣可以發財致富，雖然每個人的收入不可能均等，但走向致富之路的機會卻是均等的，這是真正的社會平等。可在公有制社會里，盡管窮人名義上是公有財產的主人，但實際上，哪一部分財產也沒他的份。不僅如此，由于事無巨細都被當局牢牢控制．老百姓只得低聲下氣，任人擺布，靠當權者的“恩施”過日子。哈耶克于是問道，究竟是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好，還是“只有得了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好呢?

在哈耶克看來．一切類型的計劃經濟都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并沒有多少區別，它們都是集體主義。哈耶克認為，迄今為止，對配置資源來說，競爭最為有效，計劃是與競爭鮮明對抗的，它只有被用來彌補市場缺陷時，才能與競爭結合起來。如果完全限制競爭，而用計劃取而代之．那么結果必將一塌糊涂。哈耶克歷數了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

計劃會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在市場經濟中，信息浩如煙海，情況復雜多變，一個人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法面面俱到，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因此，分散決策勢在必行，由當局用單一的計劃來控制經濟，只會弄巧成拙。而且，在計劃體制下，企業家的收入和升遷，并不僅僅取決于業績，而往往由上級主管部門說了算。這樣，企業家與其“眼睛朝內”，在企業埋頭苦干，還不如“眼睛朝上”，多與上級部門聯絡感情。加之在計劃體制下責權不清，企業無論虧賺，都與企業家沒有多大關系，所以，他們在決策時，通常并不從企業利益出發，而是投上級所好，看他們眼色行事。事已至此，企業又何談經濟效益呢?

更糟糕的是，經濟計劃必然導致政治集權。假如要制定一項登山計劃，由于個人的偏好不一致，在選擇目的地上，難免意見分歧。或許有人想看泰山的日出，有人想欣賞華山的險峻，也有人想一睹黃山的風姿??結果大家七嘴八舌，吵成一團，計劃胎死腹中。要想計劃順利進行，就得推出一個權威，由他獨攬大權，最后一錘定音。這樣，“獨裁”就不可避免。而且，要大規模地推行計劃，獨裁的效果最為明顯。因此哈耶克說，獨裁和計劃是一對孿生兄弟，相伴相隨，形影不離。

政治上的專制，又會產生“當代蒙昧主義”。所謂“當代蒙昧主義”，是指“思想的統一性”。在中央計劃體制下，當局為了達到一定目的，總是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一日復一日地向人們灌輸同樣的思想。結果全體人民形成了同樣的思想模式，最后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思想支配一切。“當代蒙昧主義”之所以站得住腳，主要在于當局炮制了一種“高尚的謊言”，使得人們相信：當局要建立的道德標準．是惟一正確的；當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正是他們所希求的。比如，30年代德國政府為了消滅猶太人，找出了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大造輿論，在人們頭腦中形成一個觀念：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惡的，必先誅之而后快。雙手沾滿鮮血的德國青年，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罪孽，反而洋洋自得，充滿崇高的使命感。他們空有健康的軀殼，卻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想。

[A]哈耶克論證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體系必然走向獨裁專制與腐敗。舉個例子，你的東西如果是與他人公有的，最終大家都要用的時候，必然力大(權高)者得。除非你認為所有人都像你一樣的公平善良，那公有制也許是個好主義。所以，現在把改革的矛盾歸罪于市場經濟真是莫大的諷刺。同志們要清醒：我們要法治，要清晰權利，要反腐敗。要讓每個普通人知道自己的權利在哪里，如果被侵犯了，有個地方可以清晰簡單的評理。

[B]1974年10月10日，在諾貝爾獎盛大的頒獎晚宴上，哈耶克說了這樣一番話：“如果當初有人來問我是否應當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我會毅然決然地予以反對。”一個理由是，他擔心“這樣一個獎項會使更多的人追逐科學的時髦。”第二個理由是，諾貝爾獎將賦予那些經濟學家以不應有的權威。經濟學跟自然科學不一樣。一個物理學家，即使獲得了物理學獎，也只能影響本專業的物理學家們。而經濟學家主要會影響外行：政治家、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公眾。大家都愿意聽聽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對于治理經濟，甚至治理國家有什么好主意，而獲獎者自己也很容易以為，自己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結果，就出現所謂“知識的僭妄”。按照他的說法，現實世界中的很多不很合適的政策，其實都是經濟學家狂妄自負的產物。

[C]“自由的精神就是對自己是否正確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哈耶克

[D]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當時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一個書香門第。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退役進入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學。1921年獲法學博士之后，他轉而研究經濟學并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跟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們做過助理研究員。1924年返回維也納，與幾個才華出眾的年輕經濟學家們（包括摩根斯但和哈怕勒這些后來非常有名的人）一起，從師路德維克? 馮?米塞斯。幾年后，哈耶克以維也納大學講師身份受到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列奧尼?羅賓斯之邀去倫敦經濟學院任教，并發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價格與生產》。這使他在英語學術世界初露頭角。1930年代，哈耶克因不同意凱恩斯貨幣理論而卷人了與凱恩斯和斯拉法的論戰。稍后，哈耶克又在米塞斯與蘭格關于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中成為自由市場制度最堅決的衛道士。一直以經濟思想史見長的哈耶克此時轉入政治思想史并從中獲取抨擊集體主義與科學主義的武器。這些論文后來以《科學的反革命》一書著稱于世。該書追溯現代集體主義與計劃經濟思潮的淵源至十八世紀的圣西門與孔德。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名噪一時，成為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時為他在后來世界性的自由主義運動中奠定了領袖地位。五十年代，哈耶克離開英國到芝加哥大學任”社會與道德科學”講座教授。這一時期，他繼續從事思想史研究，終于在1960年完成了他”不惑之年”的主要著作《自由憲章》。該書成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宣言。60年代，哈耶克返回歐洲，在西德任教，并發表其晚年時期主要著作，《法律、立法和與自由》三卷。至此，哈耶克著作等身，所著文章均被認為運思深遠，入木三分。他的不少著作當時不為世人理解。直到1974年，諾貝爾獎評委會授予他經濟學獎，承認了他”在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理論上的開創性工作以及對經濟。社會與制度之間相互關系的透徹分析。”到了80年代末期，鑒于中央計劃型社會主義經濟的失敗，人們對哈耶克思想的尊重達到了頂峰。哈耶克被認為是自亞當?斯密以來絕無僅有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要觀點，也是最基礎的觀點：財產權是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及其它一切權利的基礎，失去了財產權，就失去了一切！

人天生有很多權利，首當其沖，最為關鍵的是“生存權”。

生存權，如果用動物的眼光看，就是食物權，而從人類角度看，因為人類的科技文明的進步，社會分工的細化，演變成了“財產權”，人類的財產權，就是人類的食物權，也就是人類的生存權。只要食物權一丟，那你的其它一切，不管是什么就全丟了。

如果你對這個觀點有意見，我無需跟你進行任何辯論，我們只需做一個小小的實驗：將你的食物權，將你的家人的食物權，將你的親戚朋友的食物權交給我，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你們不得進食喝水，然后，我可以將其它任何權利都給你，你想怎么辱罵我、打我都行，哪怕你殺了我，只要我至死都沒說同意你們進食喝水，我死后，一樣會有你、你的家人親戚朋友一大群人陪葬；

只要一天后，最多三天后，當你的家人朋友餓得渴得奄奄一息時，你就會乖乖地向我下跪，向我叩頭，懇請我給你們一口活命的飯，此時，我不管提出什么讓你尊嚴喪盡的無理、無恥條件，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會不會答應我？

反過來，如果你自己擁有了食物權，我只罵你一句，你會答應嗎？

這個道理你懂，我懂，獨裁者更懂，所以，獨裁者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將民眾們的米袋子騙到手，后面的一切就好辦了。

因此，獨裁者有它的一套騙術：資本家富有，但人少，窮人錢少，但人多，只要能將多數的窮人騙倒，就OK了，于是：

1.閉口不談絕大部分資本家原先也是從窮苦工人努力奮斗走出來的基本事實：

.每一個時代的資本家，或是發明了新技術，或是經營管理上，其實都是社會發展帶頭人，；

.窮人只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都可以發家致富;

.每個人都應該努力，成為時代或是在科技上，或是在管理上，成為各行務業的領頭人，也就成了資本家；

.資本家只要一松懈，不再是時代的領頭人，他必將回到窮人的隊伍；

.在自由平等的社會，致富之路對每個人都是暢開的，就象運動場一樣，跑道對每個人都開放，比得只是誰跑得快；

2.資本家中有壞人，這是一定的，就象民眾中有殺人犯一樣，獨裁者就專找幾個通過投機專營的做典型，再加上有些資本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良習性，如“二奶”，“開快車撞死”等，將這些事羅列出來，給大家一個“資本家壞”的心里印象（媽的：這些事窮人也在天天干，但獨裁者就是故意不說）；

3.調動強大的宣傳工具，惡意丑化資本家；

4.宣傳到一定程度，開始拋出：你之所以窮，全是因為資本家壞；再繼續宣傳，強行向民眾灌輸；

5.時機徹底成熟，提出“公有制”：為了防止再發生類似的財富集中到個人手上的事情，將大家的財富全部集中，由人民代表進行管理分配，照顧到每個窮人，這是個最好的模式；

6.徹底反對民眾擁用“財產權”，為此，專門制造了一個非常非常讓人惡心的詞：罪惡的私有制！

因為窮人本就沒有多少財產，又在做著“分一份”的白日夢，資本家財富多，但人少力量小，于是，全民的財富全部被收繳，收“米袋子”完成了；

“米袋子”一收，接著，什么都好辦了，民眾呼一聲“萬歲”，給一口飯，喊一聲“××主義好”，給一口飯，誰敢不從，誰敢不聽？凡有意見者，“無產階級專政”正等著；

為了繼續這種欺騙與壓榨，所有的“公有制”國家，無一例外的都采取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嚴厲的言論自由管制，采取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殘酷的人權壓制！民眾強行“被代表”了，被“人民”了！

至此，獨裁制確立，奴役之路完成！

民眾做著“統治階級”的美夢，實際從自由人變成了徹徹底底的奴隸。

民眾原想“均貧富”，最終得了個“均赤貧，均饑餓”。

到底誰富了？反正在“公有制”國家，絕對不會告訴你誰富了，但大家心里一定清楚誰富了

第四篇：通往奴役之路書評[模版]

《通往奴役之路》讀后感

第一部分：作者生平

哈耶克的研究遍及各個領域，商業周期、金錢、未知經濟、特權和社會發展等等都是他思想的組成部分，為了探索自由的真諦，他先后從經濟學進入心理學，又進入政治哲學。

▲他創建了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學術團體“朝圣山學會”。

▲他是與凱恩斯針鋒相對的理論對手。

▲他是預言干預主義可怕后果的先知。

▲他是撒徹爾-里根經濟革命的三大教父之一。

客觀而言，他是現如今最難以解讀但卻值得尊敬的人物。

第二部分：成書背景

1938年，哈耶克加入英國國藉，次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由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量出現及其意識形態的漫延，英國經濟學術界也掀起了有關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孰優孰劣的大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哈耶克憑借他雄厚的自由經濟市場知識以及多年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思考，雄辯地指出了計劃經濟理論存在的缺陷，并進一步提出：全權社會主義如果實現，將會帶來政治道德和經濟上的全面奴役，最終成就了他的奠基之作《通往奴役之路》。

第三部分：個人讀后感

知道這本書還是因為我們之前的學姐跟我們說，院長很喜歡哈耶克。當時對這位名人還是那么的好奇，知道拿起他的這本《通往奴役之路》，看完后我也不得不佩服他了。不過他帶給我的更多的是震撼和疑惑，因為書中的很多理論和觀點全面顛覆了我之前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以及計劃經濟的認識。在初中，高中的政治課本和歷史課本中所學到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是好的，是讓我們中國逐步富強，走向現代化的好政策，是符合我們的社會發展的需要的；資本主義則是剝削人的，是西方國家的首選。我們一直有一個觀點：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但是，看完這本書就會發現，哈耶克將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扯到一塊去了，就仿佛是同一母親的兩兄弟，只是性格完全不同而已。

有時候看新聞報道，我也會產生好多疑問，最多地集中于一點就是：一直以 1

來我都不是那么清澈地了解為什么美國政府（或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對我們（中國）會如此的敵視和抗拒？第一個能讓我們想到的是——彼此的意識形態上有差別，我們信奉是社會主義，而他們（美國人）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我們也稱美國的資本主義為帝國主義，因為我們認為，事實也是如此，美國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我們最初所知道的）個人資本主義，已經是帶有霸權和壟斷性質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我有時候就在想，難道思想意識的不同就會導致你死我活的敵視？不過，因為自己對政治的敏感對不夠，所以就對為什么美國政府不友好的真正原因無從得知。但在看完《通往奴役之路》后，我有了一點自己的想法。個人主義的思想來自于自由、民主的思想，個人主義的體現就是對個體自由和全體民主的實現。個人主義首先來自于思想領域，它在經濟領域的形式就是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集體主義的思想要后與個人主義，聰明絕頂的法國人最先萌發了這種思想。它所要實現的終極目標是平等（盡管這是人為定義最終通過集體主義所能實現的），這也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唯一共同的地方。在經濟領域的形式就是計劃經濟，也就是社會主義。而書中的第三章討論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應該說是計劃在經濟領域的不同表現形式。個人主義所要實現的是平等，集體主義所要實現的也是平等，但它們各自卻走著完全相反的道路：個人主義在充分尊重和保障個人自由的和集體民主的前提下實現平等，而集體主義則是在以全體利益為優先的前提下實現平等。

其實，如果用這種社會主義的表現方式不同來看待美國人的態度，應該就可以說得通了。西方人的價值觀或美國人的價值觀

認為：社會主義和自由是不可能結合的，即你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你就選擇了放棄自由，你就選擇了一條奴役之路。這也正是哈耶克所要告訴大家的。他論證社會主義會有許多種表現形式，如民主社會主義、民族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等等，而這其中有一種極端的，那就是社會主義會發展成為納粹制度——法西斯主義，或是說極權主義。由此，我想美國人就會自然地認為社會主義=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下自然就不會有自由，這與美國人所信奉的個人主義的靈魂——自由主義是從根本上向背離的，是不容的。所以，美國人的結論就是社會主義是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脅，它存在一天，美國人的自由和民主就時刻處于危險之中。因此美國政府總是采取敵視的態度對我們中國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還有一點，我在網上找到，“哈耶克曾親歷德國”。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在心理上和思想上或多或少肯定給哈耶克留下了陰影，導致他在對待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的問題上有些偏激。

此外，哈耶克還從經濟控制與極權主義誰戰勝誰納粹主義的社會主義根源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者等方面論證了他對社會主義的觀點。哈耶克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這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損失，在科學技術遠沒有發達到使中央計劃部門可以估計各種產品或勞務對于不同社會成員在各個時刻和場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計劃部門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產什么”和‘怎樣消費”的正確決策的；這樣的決策過程會造成很大浪費，也就是說，有相當多的產品將無法實現自身的價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官員得不到足夠的“激勵”去獲取每一個公民對各種消費品的“評價”。而在生產受到中央計劃控制的體制中，如哈耶克在書中指出的，即便消費者有權選擇買什么和不買什么，消費品的價格也將是嚴重扭曲的。這就是蘭格的“計算機社會主義”理論沒有提供答案的所謂“激勵問題”和“信息問題”。哈耶克認為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和可以預見的將來，只有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經濟制度才能夠解決激勵與信息問題。哈耶克把“個人主義”同“自私自利”加以區分，他所說的個人主義對“有效率的生產”和“有效率的消費”而言僅僅是指社會尊重個人獨立作出消費和生產決策的權利，并實行相應于此種權利的經濟制度。

“效率損失”并不是哈耶克抨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依據。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許多人相信：資本主義“盲目生產”所造成的浪費不一定比社會主義“計劃失誤”所造成的浪費小。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進一步論述說：“那推動人類思想發展的原動力，之所以能夠正常運轉，并不在于每個社會成員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寫作，而在于每一種觀點或判斷是否可以被人們批評。只要不同意見不受壓制，總會有人站出來懷疑和探究那些支配著同時代人思想的觀點，并以新的觀點投入到辯論和宣傳中，去經受考驗。”哈耶克認為這種知識積累過程和思想發展過程是不可能被“計劃”或“組織”出來的。“認為人類心靈應當有意識地控制它自己的發展，這種觀點是混亂的??當我們試圖控制它的時候，我們僅僅是在為它套上枷鎖，并遲早會引致思維的呆滯與推理能力的衰退。”

我承認，在看完通往奴役之路后，我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有了一個更新的認識。不再單純地踏實地相信社會主義是完美的，但也不再認為資本主義就一無是處。我不會再因為他國是資本主義就對他們產生偏見與敵視，我懂得了冷靜的公正的去看待每個國家的制度。哈耶克不完美，他的書也不完美，但看完他的書，我們會學著全面的客觀地去看待事物，去向完美努力！

第五篇：讀 《通往奴役之路》

讀《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是在我讀關于中國當下勞工問題相關資料時，了解到的。一直都想讀一下，中間，因為各種原因，拖了很久，直到今天——六月的最后一天，才將這薄薄的一本書讀完。讀完以后，還是很有一點啟發的，這中間既有計劃體制何以必定導向極權政治的深層經濟、政治、社會、思想原因，也澄清了許多司空見慣的謬論。盡管哈耶克是在1944年完成這部批判“國家計劃等于全民奴役”的作品的，但他對于計劃經濟之下，自由、民主、法治覆亡的精彩論述，仍值得我們深思。特別是，在1949年以后，我國實行了長達30年完全的計劃經濟，而直到1992年才正式宣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直到今天，計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人的生活，與此相對，經濟計劃之下，人的被奴役、法治的被擱淺、自由的被踐踏、民主的被虛化等問題仍深深困擾著民眾。在此背景之下，讀《通往奴役之路》所引起的思考，就多了一層現實的東西。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世界上為數眾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開始相信中央計劃經濟可能是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哈耶克在這時出版這本書，警告人們，中央計劃經濟是“用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來鋪設一條國家通往地獄之路。”在這里，我們要追究，何以當時的眾多學者和知識分子包括底層的民眾越來越傾心于中央計劃經濟呢？何以在英國——自由主義和人權觀念最為堅實的國度，中央計劃思想竟會逐漸泛濫呢？哈耶克認為“自由主義的衰退，正是它的造成的，”即人們越來越不滿于自由市場經濟下，產生的種種問題，譬如經濟危機、貧富差距，以及社會上存在的特權、壟斷，這些在自由經濟的語境下，都被算在了自由競爭的頭上。如果細心思考的話，自由競爭使得人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私有財產使人們獲得經濟自由的同時，人被更大程度地解放了，然而正是自由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人們產生了更大的欲望——通過有意識的計劃可以使人們規避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從而獲得完全的保障。國家對于經濟的干預無疑在二戰以后，在世界范圍內增強了，其顯著表現就是福利國家的興起，這也算是契合了人們的心愿吧，不過，1973年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滯脹，則宣告了國家大規模干預經濟的模式存在著深刻的弊端，而這，也正是哈耶克所主要攻擊的。

哈耶克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分析了中央計劃經濟的弊端，理論主要針對的是社會主義理論，實踐主要針對德國、俄國。

對自由主義信條造成主要威脅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主要前提是，伴隨著自由競爭和技術進步，越來越多的行業會逐漸由壟斷組織所控制——規模化生產的低邊際成本和大企業的先進技術使得競爭沒有可能。而哈耶克則認為與其說壟斷是競爭的結果倒不如說壟斷是政府具有偏向性政策的結果。譬如，如果說壟斷時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后的結果，那應當是資本主義越發達的地方，越早出現大型壟斷組織，但事實是，壟斷組織首先是在比較年輕的工業國家美國和德國出現的。而德國大型壟斷組織的出現，和政府周密的扶植政策密不可分的。換言之，使得壟斷組織能夠長期在某一領域居于壟斷地位而免于受其他競爭者挑戰的，與其說是因其規模和技術而導致的競爭的不可能，到不如說是政府高度保護性的政策使得競爭變得不可能。而英國也只是在過渡到經濟保護政策以后，壟斷組織才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的。哈耶克在本書中認為事情之所以會這樣，是德國以及之后的許多國家追隨19世紀的思想家的思想的結果，即“沒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不可避免的是思想。”我覺得除了思想方面的因素，具體的現實更可能是加劇眾多國家逐漸傾心于國家計劃的原因。而現實就是，1929年，大蕭

條之后，使眾多西方國家走出經濟危機的并不是古典傳統經濟理論中的政府的不作為，而恰恰是政府的大有作為使得人們逐漸走出失業的陰影，與此同時，兩個典型的中央計劃國家德國和俄國的迅速崛起，也讓人們感受到了“計劃的魅力”，二戰的特殊情況，加重了國家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系列的事件，使人們覺得似乎19世紀的思想家們關于中央計劃經濟的鼓吹和對自由經濟的詰難是對的。現實和思想的互相促進加劇了這一過程。

然而計劃的核心魅力在哪里呢？它勾起了無數人理想狀況下的狂熱。在自由經濟狀況下，事物出于一種自生自發秩序之中，這不僅意味著任何人都沒有對局面的控制能力，更意味著無數人關于經濟的完美設想不能強有力地推行下去，這實在是令很多人沮喪的——明明有更完美和更高效的方式，卻無法實施。而計劃可以彌補這一方面的缺憾，它可以迅速集中大量的資源完成某一個單方面的目標，這種速度和效率是自由狀態下所根本不能想象的。正是計劃的這一優勢，使得許多胸懷理想的人幻想借助國家計劃迅速實現某個理想或者社會抱負，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的目標只有借助計劃才能充分實現。然而，這里有一個致命的矛盾——社會的最優和某一領域最優的矛盾。無數的人都希望通過計劃來實現他們認為的最重要的社會目標，而除非他們的價值觀是統一的，他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否則他們就無法在具體在哪些方面集中資源得出統一結論。而這時，就只有靠一個人或者幾個人來做決定，但事實是，我們完全沒有理由相信一個人或者是幾個人能夠清楚社會資源運用的最優解是什么。這樣出于美好愿望的結果只能是資源運用的非效率，比如和運輸量不匹配的公路，和一個城市經濟發展不匹配的政績工程，這統統都是資源的誤用。

民主和計劃是不相容的。民主與計劃的矛盾主要在于民主議會在產生一個包羅萬象的計劃時的無能，這就必須使得政府擺脫民主程序的羈絆，自由地制定計劃，自由地實施計劃，換言之，計劃必然產生經濟上的獨裁。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獨裁，在民主之下的中央計劃經濟只能是混亂不堪——經濟領域的過于龐大使得無法通過表決來達成一致意見。從根本上講，人們之所以對于龐大的全社會的經濟資源的配置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不僅僅因為任何人的智力和想象力的有限使得他不能形成一個可以衡量全社會的價值尺度，還因為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有限經驗所形成的價值尺度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這意味著，人們所能達成一致的僅限于某些一般性的規則和十分有限的共同目標，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根本性的不同，使得表決無法形成一個包羅萬象的經濟計劃。然而，一旦經濟上產生了獨裁，獨裁就勢必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坦率的講，民主只有在人們可以自由地處置私有財產的競爭體制下，才能實現。而獨裁的結果是，人們自由的喪失，人們重新回到等級森嚴的“身份”社會中。

法治和計劃是不相容的。計劃要求的是獨裁者無限的權力，法治要求的是將權力關在規則的籠子里。具體的講，法治要求必須有一種一般的規則，這種規則首先是針對政府本身，然后是針對所有公民。規則的存在，意味著，人們在一件事未發生以前，就可以根據規則預見到政府或者其他公民會采取什么行動，從而根據這種預見來調整自己的行動。而計劃經濟下，政府不可能根據一般性的規則辦事，因為，計劃當局面對的是復雜的經濟運行，從一般性的規則當中根本找不到答案，它必須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行動，而且具體的行動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可能直接和決策者的情緒、偏好、利益相關，人們根本就無法預測政府的所作所為，因為政府是不受限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不再通過努力預測各種不確定因素和盡量做出準備，而是設法使得決策者做出有利于人們的決策，這意味著，對于不同的人的差別對待，人們又回到了等級森嚴的社會中，在這樣的社會里，只有掌權的人才能致富，人人都是被權力奴役的工具，這種奴役程度又因為現代先進的技術設備達到古代所不能達到的地步。

也許有人會有疑問，為什么經濟控制會有這么嚴重的后果——對社會全方位的控制、對人全方位的奴役。從根本上說，私有財產是我們能自由做出選擇的最后保障。哈耶克認為控制一切經濟活動的人，等于控制了我們可以用以實現目標的所有手段，這意味著，我們作為個人，將不再有能力去選擇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們將失去所有自由。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說，資本主義之所以是萬惡，最根本的是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勞動者必須接受資本家的奴役和剝削，因為他別無選擇。這里有一個致命的漏洞，即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是眾多的，勞動者有著充分的選擇權，正是勞動者自由的選擇權保證了勞動者不可能被無限地奴役，因為他可以轉向其他人。但是，當所有資本都被集中在國家手中時，不管資本名義上的所有者是誰，勞動者必須為一家雇主——國家勞動，他沒有任何的選擇權，而國家資本的實際管理者可以憑自身利益、偏好、情緒施行任何的差別待遇，因為，國家對于經濟的控制是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個人一旦擺脫國家，將無路可逃。

擺在人們面前的是兩條路：自身命運由幾個人決定或者是自身命運由自身的才能和運氣決定。前者以失去選擇的自由為代價來獲得語義上的絕對平等，后者以相對不平等為代價來獲得選擇上的自由。不可否認的是，在競爭的社會里，窮人的機會比富人的機會要少得多得多，但是也只有在競爭的社會里，窮人才能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掌權者的恩惠獲得成功，因為，他至少有選擇的自由。由于生產資料私有，沒有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而在完全的中央計劃經濟中，誰掌握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誰就有掌控我們的全權。這種掌控，不僅僅是外在行動上的掌控，還包括精神上的掌控。賦予計劃正當性的不是計劃本身，而是為計劃量身定做的理論，這種理論不僅僅是獨裁者自我陶醉的麻藥，還是統一價值觀的社會麻藥，這種麻藥不是理性的邏輯說服，而是信條的重復，在全社會被高度管控的國度，謊言不用重復一萬句就已經成為了真理，而且是被民眾心悅誠服地接受為真理，這種業已成為真理的麻藥使得一切不合理事物成為理所當然。

人們被全方位的掌控意味著，不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是“不服從者不得食。”服從組織、服從上級、服從集體、服從領袖變成至高的信條。而相應的，國家也許諾給人們一種保障，這種保障是絕對平均的，換言之，人們獲取的酬勞，不因為他們對社會的用處不同而不同，人們的所作所為只是一種齒輪式地例行公事，因此，希望人們能竭盡全力只是一種幻想。保障的代價不僅是選擇的自由還是效率的低下。在當下社會，絕對平等的保障沒有了，但是在特定領域內的保障即特權十分嚴重，隨著有保障的人和無保障的人的差距（地位、薪金）越來越大，一套新的社會價值標準就會形成，人們不再被自身的能力被評價，而是被是否獲得某種確定的保障為評價標準。每年有眾多的高校畢業生希望進入體制內，根本原因就在于這種特權性質的保障。

在總結何以德國、俄國最終走上計劃經濟、極權政治的道路時，哈耶克認為，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過于發達，而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這也充分說明，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法治、自由只有在以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才能充分實現，而在資本主義不夠發達、資產階級不夠強大的地方，民主、自由、法治必然是不穩固的，自由、民主觀念必然是不能深深扎根于民眾心中的。通讀《通往奴役之路》，最使人玩味的就是，一切道德的熱忱、理想主義的狂熱、天

堂般的夢幻都可能是通往地獄的前兆，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當個體被群體裹挾、當群體被某些人的狂熱裹挾、當某些人被自己一廂情愿的某種理想裹挾，后果是災難性的。我們需要反思的不是何以會有如此狂熱的人，譬如希特勒、毛澤東等人，而是無數的個體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何以會被群體所裹挾，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失去自己的價值判斷？低水平的小農經濟，歷史上長時間的專制，文化上長時間的對圣王的渴求，畸形的民族優越感所引發的的狹隘的民族主義，都是民族狂熱的原因。但這一切，都已成為歷史，在自由競爭經濟之下，在現代觀念的洗禮之下，在越來越多人的公民素質提高之下，人們必定會有自覺運用自身理性的勇氣和能力，這也是啟蒙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