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稅費改革的背景與現狀概要

農村稅費改革的背景與現狀

——以湖北J市調查為例

賀雪峰 王習明

當前稅費改革的目的，從中央和理論界來看，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規范農村收費收稅行為。從地方政府特別是從鄉鎮一級來看，他們希望通過農村稅費改革來減少當前農村收糧派款的難度，提高向農民收錢的效率。換句話說，農村稅費改革是在1990年代從一般性技術層面減輕農民負擔屢不見效，村級債務惡性發展，農村發展難以為繼的背景下，被迫采取的一項雖然仍然是技術性的但是技術層面最高級的措施。以下我們結合J市農村的實際來看農村稅費改革的背景，具體措施和發展前景，在此基礎上評論當前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部門的相關討論。

一、背景

國務院在2001年3月24日發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重申，農村稅費改革是繼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為加強農業基礎、保護農民利益、維護農村穩定而推行的又一項重大改革。搞好這項改革，對減輕農民負擔，制止農村“三亂”（亂集資、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增強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村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央將農村稅費改革提升到加強農業基礎、保護農民利益和維護農村穩定的高度，是十分正確的。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除少數年份以外，全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經濟形勢都不很景氣，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而負擔越減越重，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惡性案件不斷發生，比農民負擔更為棘手的村級債務浮出水面，在農民負擔和村級債務的雙重推力下，農民越來越多地脫離農村。當整個國民經濟形勢較好的時候，城市和工業具有一定的勞動吸納能力，但是，中國是有8億農民的農民大國，越來越多農民脫離農村和國民經濟的波動，不僅會構成農村社會不穩定的嚴重問題，而且整個國家的穩定也失去了根基。換句話說，農村稅費改革是在當前農村形勢十分嚴峻，一般性治標辦法已經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推出的一項重大改革。以下我們從理解農村稅費改革背景的角度，來討論為什么當前農村治理要動大手術。

先看一下村級債務和農民負擔的必然性。產生村級債務的原因大致是三個方面起作用的結果，其一是農民因為負擔重而不愿交。其二是鄉鎮通過自己的資源優勢向村組硬要。在“上壓下頂”的處境下，村干部既左右為難，又借機漁利，最終造成了巨額村級債務。

說村級債務和農民負擔的必然性，并不是說村級債務是一個宿命，而是說，國家試圖發揮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就不得不為地方政府發揮作用創造寬松的政策空間。寬松的政策空間為強人創業提供了可能，也為惡人借創業之名行謀私之實提供了機會。恰恰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缺乏自下而上監督的地方各級政府很容易由強人變為惡人。越是改革開放的后期，創業越難，強人創業的成本和風險越大，寬松的政策空間就為強人轉變為惡人提供了謀私機會。這樣，在縣鄉兩級，越是后期，就有越多的地方官員進行那些華而不實、勞而無功的“創業”，實質上不過是借創業之名行謀私之實。這些任期短暫、缺乏監督的縣鄉兩級官員，在對付缺乏組織的農民時，易如反掌，這就是各種表面上符合政策精神，實質上勞民傷財的加重農民負擔行為產生的原因。農民沒有與縣鄉兩級談判的能力，但他們有拖欠稅費乃至離開農村的決心，因為他們相當多數人已經無法承擔起過重的負擔。當前各地事實上并不是依據是否違反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而是一個地方的農民是否到了承受負擔能力的極限并因而引發惡性案件，來判斷一個地方農民負擔的輕重。在沒有到發生惡性案件程度的農民負擔水平線上，縣鄉兩級就會利用實質上寬松的政策來加重農民負擔。這種負擔會一直加重到農民可以承受的極限為止。換句話說，是當前國家對地方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功能與維護地方社會穩定（含減輕農民負擔等）的雙重期待，造成了農民負擔的根本原因。在國家對地方政府的雙重期待不被改變的情況下，減輕農民負擔的可能性就難以存在。

無論如何，農民負擔重和村級債務多是兩個既成的事實，構成這兩個既成事實深層次的原因成為中央下決心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理由，而這兩個事實本身，成為當前農村收糧派款成為天下第一難[1]，從而成為縣鄉村三級期望通過費改稅來減小收糧派款難度，實現農村社會平穩運轉的原因。

農村稅費改革的具體措施之一是稅費征收方式的改革。先看一看當前農村稅費征收的困境，再看一看兩種不同思路指導下借稅費改革來推行的農村稅費征收方式的改革。湖北省委辦公廳在2001年7月23日印發《關于對監利等四個縣市實行農民負擔‘籠子’管理的通報》中，通報了監利縣、漢川市、浠水縣和房縣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初農村稅費征收中出現的七例農民非正常死亡案件。湖北省省長在講話中強調：“今后，凡是因農民負擔引發農民非正常死亡的，都要依法嚴肅查處，并追究當地主要領導的責任。”

看看基層干部怎么說。有一個縣委書記說，現在農民的素質太低，找他們收稅說好話根本就沒有用處。在說好話不能起作用的情況下，鄉村干部只得想出種種招數來收取稅費。據J市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2001年9月30日印發的《九月份農民負擔信訪及舉報情況通報》，農民來信來電話和來訪反映，鄉村干部在收取稅費時，到農民家扒糧，將農民帶到派出所關押，乃至將農民打傷的情況仍然較為普遍。之所以如此高壓下，鄉村干部仍然以中央和省市各級明令禁止的辦法收取稅費，是因為他們認為不如此，就根本收不上來稅費，收不上來稅費，不僅鄉村兩級不能運轉，而且無法向縣市兩級交待。

惡性循環是這樣產生的：沉重的農民負擔讓農民負擔不起因此拒交稅費普遍發生。在農民拒交稅費時，村級組織利用自己仍然存有的信譽來向外借貸以上繳，隨著村級債務的增加，借貸越來越難，支付的利息越來越高。高額的村級債務進一步瓦解了農民對村集體的信心，因此更不愿意上繳各種提留稅費。鄉村兩級不得不加大稅費征收的力度。稅費征收的力度越大，鄉村干部所承擔的風險就越大，承擔大的風險對村干部來說尤其不合算，他們必須要有與所承擔風險相一致的報酬。鄉鎮一級在收取稅費方面越來越依賴積極性越來越差的村干部時，就不得不提高村組干部的報酬，就不得不對村組干部經濟上的謀私行為保持寬容。而村組干部的謀利和高報酬，對于不堪忍受負擔的農民來說，構成了農民更多不繳稅費的理由。鄉村兩級就不得不進一步加大稅費征收力度，這樣最終會將農村稅費征收力度推至極端，惡性事件自然而然發生了。

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指望借農村稅費改革來一攬子解決問題。在目前的狀況下，這些問題能解決嗎？看一看兩種不同思路的農村稅費改革。

二、現狀

當前農村稅費改革的主導思路是中央在安徽省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J市G縣是湖北省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縣。這種改革的要點有二，一是減輕農民負擔，二是規范稅費征收。另一種思路來自基層自發的制度創新，其核心是強化稅費征收的力度，J市S縣E鎮在2001年進行的稅費改革即是如此。E鎮的做法在當前農村很有代表性，E鎮稅費征收方式改革文件稱是S縣唯一試點鄉鎮，其實J市絕大多數鄉鎮也是如E鎮一樣做的，只是大多沒有如E鎮用文件形式印發出來。

第一種思路的問題是忽視了當前農村的實際，這個實際有兩個內容，一是農民負擔減輕之后，縣鄉村三級如何運轉，二是當前嚴重的村級債務如何處理。第二種思路的問題是，在農民負擔不減輕的情況下改革農村稅費征收方式，增加農村稅費征收力度，不僅可能違反中央政策，而且必然造成涉農負擔惡性事件的屢屢發生，并將農民推至無所歸依的邊緣，最終使中國現代化喪失農村基礎和農民基礎。

分別看看兩種不同思路的農村稅費改革。

1、G縣的試點

G縣是湖北省選定的稅費改革試點縣，基本做法與安徽省的做法一樣。據G縣人民政府2001年9月的《農村稅費改革情況匯報》，其主要成效有：一是切實減輕了農民負擔。改革后，按政策性測算，與1999年相比，全縣政策性減免2525.4萬元，下降27.79%。由于取消了合同外的各種負擔，實際減免達5000多萬元，減幅達40%；二是激發了廣大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改革前全縣拋荒地過10萬畝，改革后已落實拋荒地8萬多畝；三是規范了征收行為。截止8月底，征收“兩稅”、“兩附加”2380.36萬元，其中財政部門在納稅大廳（點）征收稅款252萬元，占征收額的10.58%；四是減輕了村組干部的壓力，使村組干部從收糧、收款的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匯報》同時談到農村稅費改革存在以下主要問題：一是技術性的問題如二輪承包面積與實際面積有差距。按統計年報計算的常年產量過高，全縣畝平產量竟達到1034.8公斤。出現新的稅負不公。跨區域“一事一議”工程不好組織實施。農村抗旱工作組織難度大。外出經商務工農民負擔難確定等；

二是農村兩大難題影響改革。一個難題是農村嚴重的拋荒問題。經調查全縣有24，280畝土地拋荒，懸空稅費任務95萬元，其中曹武鎮有10361畝拋荒耕地未能落實。另一個難題是農村債務缺乏有效化解途徑，“以債抵稅”現象普遍。截止2000年，全縣村級債務達1.75億元，村平44萬元，雖然采取了多種化債措施，效果仍不理想；

三是機構運轉艱難。稅費改革后財力缺口太大，鄉鎮運轉所需公用經費沒有資金來源。村組干部則普遍擔心下半年報酬難兌現，各項支出難應付。義務教育經費缺口大，據測算每年教育經費缺口達1，472萬元，另有3，488萬元“普九”債務需要償還。收入的穩定性與支出增長性的矛盾大；

四是農稅任務完成難度加大。截止8月底，全縣“兩稅”、“兩附加”任務完成了2，380.36萬元，占全年任務的36.72%，掉正常進度30.4個百分點。具體原因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基層財政征收力量不足。第二個方面是缺乏有效征管手段，主要是缺乏稅收保全措施，缺乏對“釘子戶”、“抗交戶”強制執行措施。第三個方面是存在稅收任務完成與農稅收入季節性的矛盾，為促進度、保任務，出現了少數村組借貸、貸款交稅的問題，產生了新的不良債務； 五是各種非政策性負擔難以控制，主要是報刊征訂、各種檢查驗收、達標升級和培訓等非政策性負擔，且大多上級提出了硬性要求，如不完成，將會影響工作業績考核，如完成，沒有資金來源，只有增加農民負擔，違反稅費改革政策，基層干部左右為難。

在G縣人民政府2001年7月的同題匯報材料上，G縣對缺乏有效征管手段進行了描述：“主要是缺乏稅收保全措施和對‘釘子戶’、‘抗交戶’的依法打擊和強制執行措施。雖然國家已經出臺了《稅收征管法》，但《農業稅收征管條例》還沒有出臺。如按目前的司法程序，對一戶‘釘子戶’進行司法打擊，需要91天，還存在著成本過高，部門難以協調等問題，征管工作相當被動。如果稅費改革后，在稅收上不能賦予財政部門獨立行使稅收司法處罰權力，不建立相應的司法處理機構，不將‘釘子戶’處理下來，不交稅的人會越來越多，交稅的人越來越少，稅收征管難度將會更大。” 問題正在這里，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雖然大大降低，但收款難度依舊。在收款難的情況下，村組出現借款、貸款交稅并因此產生新的不良債務。G縣在2001年七月的匯報材料上還說“如果上級特別是省政府不能為試點縣撐腰，對各種報刊征訂、檢查驗收、達標升級進行清理與控制，年底將會出現農民負擔反彈的可能。”還是稅費改革試點的當年，農民負擔反彈和稅收征收困難及村級債務加重等等問題又出來了。

G縣應是J市農民負擔最輕、村級債務最少、鄉村運轉最好的縣了。然而，即使G縣，農民拒交稅費的情況也很普遍。以1999年為例，G縣農民合同負擔征收率僅為81%，農業稅也才90%。據G縣測算，2001年稅費改革后，G縣可征“兩稅兩附加”合計6，562萬元，人平159元，畝平82元，比改革前的2000年農民人平負擔199元、畝平負擔101元有較大下降，比1999年農民人平負擔220元、畝平負擔113元有大大下降。問題是即使這已經大大下降的兩稅兩附加的征收情況也不盡人意。這就會使鄉村兩級的運轉陷于困境。以村級為例，在征收上去的“兩稅兩附加”中，村級收入占1/6，即2001年村級應收入1，094萬元，村平2.6萬元。而據G縣鄉鎮調查統計，1999年僅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費三項實際支出即達3，199萬元，村平7.6萬元。稅費改革后，村一級正常運轉都會十分困難。在運轉困難的情況下，村級借貸不可避免，村級負債必然增加。最終，有所減輕的農民負擔又會反彈。一句話，指望通過農村稅費改革來一攬子解決農村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說這種方案不現實的理由有二，一是僅僅減免農民負擔，不能解決縣鄉村三級的正常運轉問題，且嚴重的村級債務會越拖越嚴重。二是這種方案仍然不能解決稅收征收的難題，也很難最終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再來看第二種思路的農村稅費改革辦法。

2、E鎮的做法

E鎮農村稅費改革的思路是稅費征收方式改革。這種稅費征收方式的改革，是J市鄉鎮一級面對當前農村稅費征收日益困難而普遍采取的措施，很具典型性。E鎮政府將他們農村稅費征收方式改革的文件匯總成一本《E鎮農村稅費征收方式改革文件匯編》，以下所錄均出自此本《文件匯編》。

《文件匯編》包括三個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是以E鎮人民政府文件名義下發的四份文件，分別為《關于農村稅費征收方案改革的實施方案》、《關于農村稅費征收方式改革的若干意見（試行）》、《關于建立“債管中心”的實施方案（試行）》、《關于認真做好2001年秋季稅費征收工作的通知》，發文時間均為2001年8月31日，發文號為7-10號；第二個部分是關于農村債務管理辦法的四個附件，制訂時間也是2001年8月31日；第三個部分是農村稅費征收方式改革的宣傳資料，包括一份答問錄和一份致全鎮農戶的公開信。以下大略分獎懲辦法、征收措施、償還債務三個方面摘抄《文件匯編》的相關內容如下：

A．獎懲辦法

1、依法催繳，獎懲結帳。凡農戶一次性交清全年稅費的獎3%。村組干部3次做工作不交稅費的農戶，堅決依法征收。鎮政府同各村各有關職能部門簽訂稅費征收責任狀，年終組織獎懲結帳。

2、秋征期間，包村鎮機關干部按完成秋征任務的比例核發下半年自籌工資。10月15日是秋征得獎最后時限，完成任務達不到90%的，書記、主任要寫出書面檢查，并在全鎮通報批評；達不到80%的，書記、主任自動辭職。村組干部的工資報酬嚴格與工作實績掛勾，其中稅費征收所占比例不能低于50%。

B．征收措施

3、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對特困戶交費實行減、免、緩政策，由各村根據情況自行酌情減免，減免后的稅費由本村平衡消化。

4、對家在農村的有稅費任務的國家公務員、單位工作人員的父母、配偶、子女不交內稅費的，村組申報后，由所在單位停薪用現金抵稅，結清為止。

5、各條戰線、各個部門要全力支持政府稅費征收方式改革，對“欠款大戶”、外出戶要全面實行“負擔卡過關制”。

6、農民在沒有完成各種稅費之前，暫不得自行處理自己生產的糧食。具有合法糧食收購手續的單位和個人，在全鎮各種稅費沒完成之前，不準收購農民抵交稅費的糧食。工商、稅務、公安、司法等部門要緊密配合通力協作，加大查處力度，確保糧食收購市場活而不亂、管而有序。

7、農戶以債權抵交稅費，經審批不得突破當年上交總額的20%，不得串戶抵交稅費。

8、秋征期間組織三個專班，一是大廳收費專班。二是干部工作專班。三是流動征收專班，由地稅分局、經管站、財政所等單位抽調專人組成，下村督導、依法征收、突出重點，抓好征收。C．償還債務

9、為了既保上交，又有序還債，做到上交還債兩不誤，鎮委鎮政府決定采取以下還債途徑：完成當年稅費任務100%，返10%還債；完成95%以上的，返8%還債；完成80%以下的，不返資金還債。

10、各村要全面清理資產，能拍賣則拍賣，能租賃則租賃，所得資金可以全部用于還債。

11、各村還債計劃必須按當年村級收入保上交、保運轉后再作安排。按有序還債的原則，年初將當年計劃償還的債權人姓名、償還金額、安排順序造冊，報“債管中心”作為鎮政府批準還債的參考依據。全體村組干部要以大局出發，積極支持設立債管中心，盡量減少雜音。

從以上所引E鎮稅費征收方式改革的文件來看，E鎮為了在當前農村稅費征收面臨諸多難題的情況下，將稅費征收上來，可謂將各種辦法都想到了，用這種辦法強制去收款，遲早會“點子低”鬧出惡性事件來。問題是，E鎮或當前鄉鎮一級不用如此辦法，根本就無法將農民的稅費征收上來。

據S縣經管局和財政局2001年11月14日對E鎮稅費征收方式改革的調查，E鎮以上改革的最大成果是加快了稅費征收進度。截止10月30日，全鎮完成稅費秋征任務499.6萬元，占應交總額556萬元的89.8%。除5個村欠交稅費56.5萬元外，全鎮其余20個村均已完成稅費征收任務。因為征收措施得力，2001年E鎮征收費用僅為3.6萬元（獎勵進納稅廳交稅費農戶的5.7萬元除外），而2000年E鎮征收費用近20萬元。因為稅費征收主要依托包村鎮干部，村組干部不直接收款，防止了村組截留、挪用稅費款的發生，保證了鎮一級的收入。問題是村級沒有收入，村均超過百萬元的村級債務不能消化。S縣經管局在調查報告中說，由于資金不足，E鎮債管中心未能啟動，不能兌現稅費征收前的承諾，不能達到“有序還債”的目的，還會對2002年清收造成影響。此外還有兩個問題，一是雖然2001年全鎮有80%的村完成了稅費征收任務，但各村都有“釘子戶”拒交的情況，這些拒交的錢得由村組借貸上交或將村提留和共同生產費墊付上交。這都會造成新的村級虧空，形成村級債務。更糟糕的是，2001年秋征期間，E鎮即發生數起包村鎮干部打傷農民事件，其中至少有一起農民因打傷引發上訪的例子。派出所也介入其中，將至少一位農民拘留。S縣2001年9月到J市農民負擔管理辦公室具名上訪說鄉村干部因征收稅費打傷村民的就有3例，這還不包括下述金牛村劉加云之妻被打傷的事。一旦人被打傷引發事端，E鎮稅費征收方式的改革也就會走到盡頭。

我們在J市農村調查，幾乎所有鄉鎮在夏征秋征期間，都采用了諸如以上E鎮辦法中的一些或全部，只是一般鄉鎮很少將這些辦法如此明文地作為文件印發且匯編成冊。這種僅僅強化稅費征收以保持鄉鎮正常運轉的改革，是鄉鎮一級在下頂上壓的艱難處境中迫不得已的“制度創新”，這種自發的“制度創新”較國家農村稅費改革，肯定要糟糕的多。這種創新不僅不能解決長遠的農村問題，而且不能解決一時的農村問題。當然，這種創新是大大地違反了中央關于農民負擔政策的。

三、過程

如前所述，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目標有二，一是減農民負擔，二是降低征收成本。當農民負擔很輕的時候，農民的皇糧國稅意識使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初的稅費征收成本很低，在1980年代，稅費征收成本并未成為困擾鄉村治理的問題。問題只在1980年代后期以來的整個1990年代。1988年以來農民負擔不斷增加，交不起和不愿交稅費提留的農民越來越多。好在1990年代前半期，糧食購銷體制未放開，以國有糧食系統購銷為主體的糧食收購體制，讓鄉村組織與糧食部門密切配合，鄉村組織負責催糧，而糧食部門并不與售糧農民現場結算，而是與鄉村兩級（主要是村一級）結算，所謂“戶賣村結”。“戶賣村結”的好處是，鄉村兩級向農民收取稅費時，不必直接面對千家萬戶的農民，從而可以降低稅費征收成本。但是糧食收購中“戶賣村結”的問題很多，特別是在農民負擔越來越重，而鄉村收費越來越濫的情況下，農民越來越不愿將糧食賣給國有糧食部門，“催糧”成本節節上升。1998年中央進行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同時嚴禁任何部門在農民交售糧食時搭車收費，推行“戶賣戶結”。在J市，“戶賣戶結”并未徹底執行，但因為糧食購銷“順價銷售”失敗，農民很快就沖破了鄉村組織通過“催糧”來“派款”的圍堵，在2000年前后，鄉村組織終于要直接面對千家萬戶分散農戶進行細致的、煩瑣的收款工作了。說鄉村組織要面對收款工作，是籠統的說法。鄉和村是不一樣的，村一級是自治組織，并無理由為鄉一級的收款勞神。分項來說，農業四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契稅、耕地占用稅）與農發基金應該由鄉鎮財政所征收，各鄉鎮財政所也設有農稅員。1999年我們到G縣宋河鎮調查，僅僅5萬多人的一個鎮，財政所就有40多位工作人員，想是按一個村配有一個農稅員來安排的，農稅當然應該由財政所收。屠宰稅和車船使用稅應該由地稅所收。雖然一些小鄉鎮未設地稅所，但都在其周邊鎮設有地稅所并因此地稅隸屬周邊鄉鎮地稅所管轄。地稅所也是一個好單位，設立以來，都買了車，做了樓房。鄉鎮統籌是鄉鎮政府安排使用由經管站管理的。經管站在1990年代也是一個大單位，特別是在1990年代后期，鄉鎮經管站一般有10多位工作人員。至于其他集資攤派，也應由鄉鎮部門向農戶征收。

問題在于，分散的千家萬戶的農民不是鄉鎮可以應付得了的。沒有村組干部的協助，鄉鎮來的收稅收費人員，村民理都不理。村民還可以一走了之，鄉鎮賠不起與每一戶農民捉迷藏的時間。G縣2001年實行農村稅費改革之后，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了，農民上繳稅費的意愿也大大增強，但G縣試圖以財政所農稅員為主體來征收稅費（兩稅及兩附加），事實證明效果不好，這是可以預見的效果。2001年A鎮試驗以財政所與經管站為主體到農村收稅，至9月底，才收上來9萬元，開支卻有3.43元。G縣一個鎮由財政所逐戶據實征收特產稅，一年下來，收上來3萬多元特產稅，花費3萬多元征收成本。

在2001年進行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大大減輕的情況下，由鄉鎮為主體收稅才如此效果，就可以想象此前農村稅費征收如何離得開村組干部。無論催糧還是派款，村組干部都是鄉鎮離不開的基礎。

因為村組干部收款比鄉鎮收款有效，鄉鎮就按村下達稅費任務。實際上，自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鄉鎮一直是按村下達稅費任務的。即使是后來一再強調要據實征收的屠宰稅和農業特產稅，一直到我們調查的2001年，仍然是按村分的任務且這個任務是只增不減的。按村下達任務的好處，可以調動村組干部收款的積極性和責任性。在J市目前階段的問題是，在村平近百萬元的債務面前，村組干部的責任性早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他們只有完成收款任務以得到應該歸自己報酬的積極性。實踐中鄉鎮也是越來越將報酬與村組干部收款的多少掛起勾來。即使如此，村組干部也沒有能力足額收取稅費了。村組干部的公信力還受到懷疑，且有越來越多村組干部希望自己收款以后，抵以自己以前借給村中的債權從而好脫離村組干部這個苦差。這是E鎮搞稅費征收方式改革的背景，也是E鎮所謂“有序還債”的背景。無論如何，在村級債務和農民負擔發展到今天的J市農村，村組干部已無法足額收取農民的稅費，就開始將所有鄉鎮單位及工作人員安排到村包村收費。早在1998年，曾集鎮就根據包村鎮干部所包村收款情況發放工資，到2001年，我們調查的大部分鄉鎮都自發將曾集鎮的經驗創造了出來。前述E鎮的稅費征收方式改革上也有這一條（第2條）。B鎮和官當鎮的做法更為徹底，由鎮直單位包村，完不成包村收款任務的，由鎮財政直接扣除財政下撥經費。我們2001年10月底到B鎮調查時，B鎮經管站剛從村中收稅費搬師回營不久。經管站有10多人收稅費半個月，期間全部吃住在村，好不容易才完成所包兩村的上繳任務。這樣的征收成本自然很高。例如E鎮2000年秋征成本即近20萬元，這還只是直接成本。

到了2001年，雖然稅費任務仍然是下達到村的，但終究村組干部不再完全對收款負責了。麻煩在于，來與村組干部并肩收款的鄉鎮工作人員和鎮直單位，并不是那些真正應該下來找農戶收款的人和單位。B鎮財政所在2000年還包了村，到2001年就未再包村，據說是因為財政所包村收款危害太大，在收不齊村里應繳款時，財政所可以用鎮財政經費上繳，這個錢還是交給自己，這就達不到由鎮直單位包村收稅費的原始目的了。

問題是，既然財政所、地稅所、經管站不到農村收稅，養著那么多人干啥！要知道，這些部門是鄉鎮最好的部門，花錢也最多的部門。

四、視點

那么，農村稅費改革到底應該如何搞？我們來看一看當前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部門的幾種不同說法。

從政策研究部門的主張看，他們關注的焦點限于稅費改革技術層面，其要點有五：一是實行有利于農業和農民休養生息、減輕農民負擔的輕稅政策；二是有利于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調整；三是有利于實現農村稅負負擔的公平、公正、公開；四是有利于農民監督；五是簡便易行[2]。這種思路正是當前正在試點的農村稅費改革的思路。至于技術方面如何操作，應設何種稅種，鄉村各占多少比重等等的爭論很多，但思路并無不同。溫鐵軍也贊同以上技術層面的改革，但他進一步提出了進行農村基層制度創新的思路，具體有以下4點：一是進行農村財產制度改革，具體地說就是在穩定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保留10%-15%公地的前提下，賦予農民永久土地使用權，同時允許各地農村基層實行“生不增，死不減”；二是允許農民自發組織不依托任何部門的社區合作和專業化合作組織；三是徹底實行村民自治；四是撤鄉并鎮，改鄉政府為鄉公所。由各村級農協組織民主討論決定建立更高一級的農協組織，并由其負責協調現有涉農部門職能和服務[3]。

從稅費改革方面看，溫鐵軍建議的核心一是建立鄉公所，二是建立農協組織。前者與徐勇的建議不謀而合，后者與秦暉的觀點相類似。

溫鐵軍的思路在單純技術層面費改稅以減輕農民負擔、規范稅費征收思路的基礎上，試圖從更為基本的方面即從鄉村組織功能的方面來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周業安提出從民主建設方面來認識農村稅費改革的問題，他認為公共財政就是民主財政，公共財政的建設就是鄉鎮民主建設。他因此認為，當前之所以基層民主可能流于形式，財政扭曲行為得不到控制，關鍵在于納稅人沒有財權。只有從落實納稅人的財權入手，才可能使鄉鎮民主建設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具體建議有四：一是在落實省級人大的地方稅和收費立法權的條件下，落實鄉鎮人大的集體集資和公用事業付費方面的立法權；二是預算執行過程中，鄉鎮人大代表有權檢查資金的用途，并對項目本身具有質詢權和否決權；三是為防止人大代表的道德風險行為，必須改進村民直選和罷免人大代表的法定程序；四是在改革鄉鎮人大制度的同時，實行鄉鎮政府干部的直選，建立面對人大負責的基層政府組織[4]。

程曉農的思路也是由農民負擔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他認為，制止亂攤派的命令也好，試行“費改稅”也好，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性安撫手段，根本解決辦法，只有減少農民必須養活的基層干部人數以及他們的開支數量。他說：“不久前，國內有學者提出，可以考慮回到1949年以前的鄉村體制，徹底撤銷鄉村兩級組織，由農民自治，選舉鄉保長。這樣的建議就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這又涉及到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關系到農村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他認為，削減農村基層干部數量，實行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就是農村改革以來解放農民的第二場“革命”，比土地按戶承包還要深刻得多。因為這場“革命”不僅首次觸及到基層“吃皇糧”干部的根本利益，而且可以真正按農民的需要和可負擔能力來設定基層政府的規模、人數和功能[5]。

還有一種農村稅費改革的思路，是通過調整農村與城市的分配制度和政策，通過調整城鄉居民分配關系，實現城鄉居民的平等負擔。

綜合以上思路，在如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稅費改革問題上，有兩個方向的思考：一是溫鐵軍和徐勇等人所主張的鄉公所方向，一是程曉農和周業安等人主張的民主政治特別是鄉鎮直選的方向。我們更傾向于第一種方向的思考，原因是第二種思考方向不僅涉及到對當前中國現代化背景、中國政治體制狀況等方面的評論，而且涉及到對當前農村特殊處境下面鄉村民主政治社會基礎的懷疑。具體討論如下：

第一，鄉村民主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而當前農村的外部環境，包括經濟形勢、農民收入、鄉村債務，都相當不好；第二，當前農民的流動性及鄉鎮一級相當大的地域范圍，使得我們不能用靜止的想象的農村情景來替代農村的現實。換句話說，無論是人大代表的選舉，還是鄉鎮長直選，很可能不是農民通過選舉約束了鄉鎮政府和鄉鎮財政，而是黑金政治和派系政治的興起，農村不穩定的經濟條件下又增加了不確定的政治條件；第三，選舉的鄉鎮雖然可以抵制上面安排下來的構成當前農民負擔罪魁禍首的升級達標工程，但也很可能在此阻斷國家向鄉村滲透的能力；第四，僅就鄉鎮民主而言，鄉鎮長直選和鄉鎮人大在財政監督上實權化是兩個可供選擇的方向，我們傾向第二個方面的選擇。尤其在市縣兩級，可以大大發揮人大代表會議對市縣政府財政監督的決定作用。

五、小結

從以上討論中，我們試圖得出關于稅費改革的以下三點結論。

1、在當前土地作為農民生存保障基礎的情況下，分散經營的農民只有很少的剩余可以征收，征收只有很少剩余農戶的稅費，征稅成本必然很高。當農民感受稅負較重時,鄉鎮一級到農村征稅沒有現實性。換句話說，在農村征稅對象的剩余很少且分散在千家萬戶的情況下，離開了村組干部，征稅效果將大打折扣除。希望通過稅費改革來達到由鄉鎮財稅機構直接向農民征稅的想法是不切實實的。

2、稅費改革前必須考慮財政收入能否維持縣鄉村三級的正常運轉。換句話說，在進行稅費改革前，必須對縣鄉村工作的機構及功能進行清理，建立與財政收入（含上級轉移財政收入）相一致的機構規模與事權。此外，必須對村級債務、鄉鎮債務進行認真清理，否則，這些債務將使稅費改革無法進行。

3、企圖通過鄉鎮一級民主來減輕農民負擔保障農民權益的設想，離當前中國農村的實際太遠，是一種過于理想的設想。在村一級，如何用民主化的辦法來治理村莊也面臨嚴峻考驗。不過，村一級民主十分重要，因為村級民主是在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建設中實行“一事一議”的前提。“一事一議”既對村民自治提出了要求，為村民自治提供了實踐的機會。歸結為一句話，我們認為費稅改革必須與鄉鎮一級的消極行政和消極財政相結合，實現行政思想的轉變。

第二篇：農村稅費改革

1.對農村稅費改革中出現的幾個新問題的思考馬昊

2.農村稅費改革中存在的問題與治理對策-好期刊|省級期刊|國家級期刊...3.論農村稅費改革中的稅收原則運用(1)(4)_愛論文

4.論農村稅費改革中的稅收原則運用財政研究論文-中國教育文摘

5.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影響及其后果――以安徽省為例_Nong Cun...摘要：【本文將對改革以來農村財政與稅收制度的變化過程及特點進行描述，對改革進程和問

題進行簡要評價，展望未來農村財政與稅收制度可能發生的一些變化。】

關鍵詞：【農村稅費改革，財政制度，稅收制度，農業稅，財政收入。】

一、農村財政制度改革進程

（一）鄉鎮財政制度建立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農村進行了重大的經濟體制改革，隨著以家庭承包制為

核心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實行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已越來越不適應農村社會經

濟發展的要求。1982年，全國人大《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的報告》提出“改

變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體制，設立鄉政權。人民公社將只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組織

形式”。1983年，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取消人民公社體制，建立鄉級政權機構，并相應建立

鄉財政。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提出：“隨著鄉政府的建立，應當建立鄉一級財政和相應的預決算制度，明確收入來源和開支范圍”。從1983年開始，我國農村正式開始建立鄉政府和鄉財政的工作。到1986年底，全國7.2萬

個鄉鎮中，80%以上的鄉鎮建立了鄉財政；1992年底，全國96.1%的鄉鎮建立了鄉財政；1996

年底，這一比重達到97.5%。

（二）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演變

所謂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指的是縣級政府與鄉鎮政府在財政管理權限、特別是財政收支上的劃

分。鄉鎮財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同時期的鄉鎮財政管理體制具有不同的形式。

1.1983~1993年：包干制財政體制為主

1994年之前，鄉鎮財政管理體制基本上隨著中央與地方財政管理體制的變化而變化。在鄉鎮

財政建立之初，主要采取的是“統收統支”和“定收定支”體制。

2.1994~2000年：分稅制與包干制并存

1994年，我國對財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開始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在重新劃分稅種、稅源和各級政府事權的基礎上，將主要稅收收入來源的增值稅的75%部分和消費稅的全部劃

為中央收入，[1]并實行稅收返還制度。實行這一體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中央財政占全國財

政收入的比重，以此提高中央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觀調控能力。

3.2000年以后：鄉鎮財政職能的弱化

2000年開始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后，雖然一些地方對鄉鎮財政體制進行了調整，但基本上還維

持原有的體制。然而，鄉鎮財政的職能卻不斷弱化，特別表現以下兩個方面：

①為配合農村稅費改革，許多地方進行了“鄉財縣管”的試點。

②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由“以鄉為主”改為“以縣為主”。

（三）鄉鎮財政在全國和地方財政中地位的變化

鄉鎮財政制度建立后，財政規模不斷擴大。鄉鎮財政預算內收入由1986年的194.31億元增

加到1992年的471.95億元，增長了1.43倍，年均增長15.9%，遠高于同期全國財政收入8.6%

和地方財政收入10.6%的年均增長速度，表明那個時期以分權為特征的財政體制改革也延伸

到了鄉鎮一級。1994年后，鄉鎮財政的相對地位不斷下降。2002年，鄉鎮財政預算內收入達

到1459.4億元，比1992年增長了2.09倍，年均增長12%，大大低于同期全國財政收入18.4%的年均增長速度,也低于地方財政收入13.5%的年均增長速度。這種變化表明，1994年以提高財政集中程度為特征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同樣波及到了鄉鎮一級。

二、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進程

（一）農業稅：從調整到消亡

1.農業稅的設立與延續

1958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這個條例成為了我國統一的農業稅制度。盡管農業稅存在著種種弊端，但《農業稅條例》里的基本內容一直沿用到農村稅費改革前沒有大的變化和調整。

2.農業特產稅的設立

1983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對農林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若干規定》，對農林特產單獨征收農林特產農業稅，其目的是為了平衡農村各種作物的稅收負擔，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1994年，我國對稅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農林特產稅也進行了相應改革和調整，原農林特產稅與原產品稅和原工商統一稅中的農林牧水產品稅目合并，改為農業特產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征收對象包括：煙葉收入、園藝收入、水產收入、林木收入、牲畜收入和食用菌收入以及省級人民政府確定的其他農業特產品收入。農業特產稅稅率包括全國統一稅率和地方自定稅率。

3.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調整

2000年，我國開始進行以省為單位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進行調整。

農業稅調整的基本做法是：按照農作物的常年產量和規定的稅率依法征收。計稅土地面積原則上以農民第二輪土地承包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為依據，計稅常年產量一般以稅費改革前5年平均產量為依據，農業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

4.農業稅的最終消亡

2004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從2004年起，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同時，國家決定從2004年起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2005年，除河北、山東和云南3省外，全國28個省份完全停止征收農業稅。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已實行了近半個世紀的《農業稅條例》，農業稅最終被取消。

（二）農村稅費改革

2000年，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個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

三個取消是：取消鄉鎮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

兩個調整是：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

一項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稅附加比例最高不超過農業稅正稅的20%；農業稅附加全部返還給村級組織，用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農業稅附加實行鄉管村用；村內興辦其他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籌資實行上限控制。

三、對農村財稅制度改革以及若干問題的簡要評價

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革中，我國已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農村財政稅收制度。由財政稅收制度所反映的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變為“多予少取”，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由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但是，農村財政稅收制度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許多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和研究。

（一）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價格剪刀差等政策從農業攫取剩余，來支持勞動力低成本下的工業發展戰略，這一時期，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表現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國家幾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統購統銷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費包括：①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等。[2]②鄉統籌和村提留，鄉統籌即前面所說的鄉鎮統籌收入；村提留是村級組織向承包集體土地經營的農戶收取的費用，主要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③“兩工”，即義務工和積累工，是農民以勞務的形式向鄉村政府和組織提供的社會負擔。④各種形式的集資、收費、攤派。

（二）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從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

建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割并向城市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期里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盡管總體上說，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規模不斷擴大，農村獲得了大量的轉移支付，但財政資源配置仍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人口的規模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落后狀況，因而未充分考慮農村人口在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社會公平。在改革后很長一段時期里，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考核機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滯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上城鄉二元結構和差距得以延續甚至強化。

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狀況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來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這種改善也得益于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我國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開始建立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轉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顧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比重過大，難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公共財政制度的不斷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不斷調整和完善，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轉移支付比重不斷提高。

（三）縣鄉財政缺口的彌補：缺乏有效、穩定的制度安排

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財政資源匱乏，而且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以及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巨大，因此，作為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承擔者的縣鄉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財政缺口。財政缺口的定義是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財政支出與財政資源之間的差額。

財政缺口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和辦法來彌補，主要有：①減少需要地方政府開支的責任范圍；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權限；③增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數量；④在增加收入權限不變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通過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

改革以來，在彌補縣鄉財政缺口方面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穩定的制度安排，盡管近年來中央財政明顯加大了對農村的轉移支付。

（四）財政體制：受制于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前，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統收統支”集權型的財政體制。改革后至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前，財政分權的程度不斷擴大，按地方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分權程度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始終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現行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權威，政府層級間的關系通過領導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現為強烈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質的村級組織也是如此。

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下級政府的實際可支配財力以及支出職責基本上由上級政府確定，這就非常容易導致下級政府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背離，下級政府的支出職責常常超出其財力，政府層級越低，這種背離的程度越大，很難按公共財政的原則來配置政府間的支出職責。上級政府或行政部門往往利用其行政權威，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強制性地表示上級政府和領導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標，而在要求下級政府完成各項任務的同時，上級政府往往并不給予

相應的財政支持。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為特征的高度分權時期，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分離仍然表現的十分明顯，而不完善的分稅制體制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離。不完善的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改革以來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財政膨脹、鄉村債務規模擴大、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與過度供給并存，等等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我國農村繼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規范分配關系，加快解決“三農”問題做出的重大決策。農村論文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明顯減輕，農村干群關系明顯改善，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但由于農村稅費改革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調整，難免會出現一些新問題，對此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

一、農村稅費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

1.鄉村正常運轉困難。一是鄉（鎮）機構正常運轉問題突出。農村稅費改革取消鄉統籌費后，鄉村兩級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支出由各級政府財政預算安排，給予保證；修建鄉村道路所需資金不再固定向農民收取，鄉級道路建設資金由政府負責安排。這一改革涉及到農村財政投入體制的重大調整，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各項事業支出與財政收入之間矛盾，收支存在較大缺口，使得一些鄉（鎮）正常運轉困難。二是村級組織的正常運轉艱難。稅費改革后，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有限，村干部報酬、辦公等經費明顯不足，一些集體收入薄弱的村，村干部報酬無法完全兌現，正常的辦公費用開支也無法保證。

2.“一事一議”籌資投勞難以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村提留費，村內興辦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資金主要采取“一事一議”的辦法來解決。然而，“一事一議”在實際操作時很難落實，存在“有事難議”和“議后難執行”等問題。如有的村外出勞力多，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難以召集；有的村會議開成了，但因意見不統一，方案難以通過；也有的村即便“議”成了，資金也難以收齊，影響農村公共事業發展。同時“有事不議”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個別村興辦公益事業的方案未經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就直接向農民籌資籌勞，致使農民負擔反彈。

3.鄉村兩級債務化解難。由于歷年興辦農村教育、鄉村道路和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事業使鄉村兩級背上沉重的債務。農村稅費改革取消村提留、鄉統籌和教育集資后，鄉村兩級失去償還債務的資金來源，償債能力明顯削弱，加上財政轉移支付補助資金不足，鄉村債務化解困難，個別地方甚至逐年增加。

農村稅費改革配套措施落實緩慢。對于目前鄉（鎮）機構龐大、人員多，農村中小學結構布局不合理，村組干部享受補貼人數偏多，村級開支不合理等問題改革的措施不力、力度不大、效果不明顯。

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的對策措施

深化農村稅費改革事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安定穩定的大局，對稅費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1.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長期以來，農村公共事業多由鄉村集體和農民負擔，而城市的公共事業全部由政府財政投入，導致城鄉差別拉大。按照中央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思路，今后應按照國家對農業農村“多予少取”的原則，改革現有的農村公共財政體制，把屬于農村的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建設資金納入國家財政預算，通過轉移支付的辦法給予專項補助和支持。一是將農村教育、道路修建、民兵訓練、計劃生育、文化設施等公共事業支出改由中央、省級政府承擔，縣級政府負責管理，鄉鎮政府負責具體實施，解決農村公益事業滯后問題。二是國家要繼續加大對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鄉村基層組織正常運轉。

2.加強立法，健全和完善“一事一議”制度。為了確保“一事一議”籌資投勞辦法的落實，必須通過立法制定《村內“一事一議”籌資投勞管理條例》，將“一事一議”籌資投勞的議事程序、議事范圍、上限標準和民主管理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作出具體規定。村集體興辦公共事業時應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報鄉鎮人民政府審批，同時報縣級主管部門備案，張榜公布后向村民籌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要有村民代表直接參與管理監督，財務開支和勞務使用情況及時向村民公布。

3.認真清理，分類化解鄉村債務。要實行化解債務政府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狠抓工作落實。在確保不發生新的債務的前提下，認真清理核實鄉村集體債務。在此基礎上，分類處理，逐步化解。在采取收欠還債、核銷減債、變現還債、降息化債、劃轉債務等辦法的同時，大力發展鄉村集體經濟，增加收入，提高償債能力。

4.落實稅費改革配套措施，加快稅費改革步伐。一要加快鄉（鎮）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壓縮、分流人員，按照精減、統一、高效的原則，合理設置機構和人員編制；二要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職，減少村干部人數，節省村級開支；三要推進農村教育改革，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調整農村中小學布局，精簡教師隊伍。

5.探索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有效途徑。在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工作中，要建立減輕農民負擔長效機制，不折不扣地執行減輕農民負擔法規和政策，落實各項護農惠農措施，防止農民負擔反彈。同時積極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培植優勢產業和支柱產業，發展“一村一品”特色農業，增加農民收入。

第三篇：農村稅費改革

農村稅費改革

一、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

2000年，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個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

三個取消是：取消鄉鎮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

兩個調整是：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

一項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稅附加比例最高不超過農業稅正稅的20%；農業稅附加全部返還給村級組織，用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農業稅附加實行鄉管村用；村內興辦其他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籌資實行上限控制

二、改革成效

農村稅費改革在全國范圍推廣實施以來，各地政府機關基本能認真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農民的大部分稅費進行了減免，農村的稅費有了大幅度的減少，一些亂收費現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農民和政府相關機構負責人對“農村稅費改革”認知度較高。大多數農民知道中國目前有“農村稅費改革”這項措施，并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內容有一定了解。而官員對此項改革的了解比農民更多。

農村稅費的收取在“農村稅費改革”后比稅改前大幅度減少。農稅改革中重新核定計稅面積，農業稅稅費總額較之稅改前有所下降，鄉鎮轄區稅費總額上交額度明顯減少。“農村稅費改革”政策的出臺規范了對農民的征稅，為“減輕農民負擔”做了制度性的保證。稅費改革前，農民需繳納各種各樣的稅與費。主要有：農業稅、農業附加稅、農業特產稅、農業特產稅附加、屠宰稅、村提留、鄉統籌、教育附加費、教育集資、書雜費、義務工農業稅等。稅費改革后，國家取消其他費與雜稅，農民只需繳納一項農業稅。2004年3月5日，溫家寶同志在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的時候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2004年的主要任務時說，要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實現農民增收和農業增產。五年內取消農業稅。不少有條件的省份已在本省內取消農業稅。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經表決決定，農業稅條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國農民告別了有2600年歷史的“皇糧國稅”。

三、存在的問題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稅費改革后存在的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

鄉村負債數額大，債務化解難

由于地方經濟發展緩慢，財政困難，保穩定與謀發展矛盾突出，同時不少地方和相關部門債務風險意識淡薄，監督不到位,管理混亂，多年來，興修農田水利、村村通水泥路項目貸款、道路修建養護、農村教育、救濟等費用形成了巨額鄉村債務。

基層收入甚微，機構正常運轉困難

大部分鄉村集體財力微薄，鄉鎮只剩下為數極少的工商稅，取消了原先納入財政預算和財政財務開支的稅費項目，鄉鎮可用財力極少。縣對鄉鎮只能保人員工資發放，對村的轉移支付更少。尤其是邊遠貧困山區，行政成本高，工作條件差，工資補助沒保證，干部思想不

穩定。

歷史欠賬較多，遺留問題難解決

稅費改革后，由于歷史欠賬較多，興辦集體公益事業有事難議、難做，稅費尾欠難解決，轉移支付資金分配使用及跟蹤監督不夠。

學校經費捉襟見肘，義務教育投入不足

農村學校實行了“一費制”，取消了教育集資，使得農村教育基礎性工作所需資金投入嚴重不足。

農村欠稅無法償還，墊稅包袱無力解決

稅費改革后，鄉村兩級墊付的農業稅數額巨大，無力解決。

債權無法清回，資產難以盤活

應收未收款項由于逾期時間長，不良債權比較大，沒有得力辦法消赤減債，導致資產難以盤活，想辦的事沒法辦

四、取消農業稅后對鄉鎮財政的影響

減少財政收入，制約基層政府功能發揮

首先，收入缺口較大。農業稅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農業主產區，農業稅是鄉鎮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基層政府的主要財力保障。據河南省調查了解，農村稅費改革以來，鄉鎮財政的常規收入一般是三部分：一是財政部門收取的農業稅費部分，主要以農業稅為主體；二是地稅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稅收和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三是國稅收入（增值稅）的留存部分。一般占國稅收入的1/4.對于農業為主的地區和中西部貧困地區來說，農業稅一般占當地財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達到70%—80%，地稅和國稅的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所以取消農業稅使鄉鎮收入銳減，給基層政府帶來財政困難。例如，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河南省南陽市全市鄉鎮財政支出增加額6.59億元，與收入增加額2.48億元相抵后，造成財政支出缺口4.1億元，平均每個鄉鎮缺口177.7萬元。唐河縣缺口7127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56.4萬元；新野縣缺口4237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02.6萬元。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非規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內的減收，鄉鎮財政勢必留下較大的資金缺口。其次，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時，鄉鎮道路建設、優撫、五保戶贍養、計劃生育、民兵訓練支出基本上轉移到鄉鎮財政的預算中開支，增加了財政困難。農業稅取消后，相當一部分縣鄉失去了一個主體稅種，一些鄉只能主要依靠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來維持機構運轉，根據稅費改革的相關精神和農業稅有關政策，中央的轉移支付主要是鄉鎮彌補稅費改革帶來的地方財政缺口。實際上，鄉鎮財政的支出遠遠大于以農業稅為主的財政收入，而這個差額部分，中央轉移支付不能覆蓋到。而當前縣級財政又普遍困難，難以擠出財力安排鄉鎮轉移支付，由于受到財力約束，制約了基層政權功能的有效發揮，也影響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無力支持經濟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

在稅費改革以前，我國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大多是以農業稅為資金保障的。今年取消農業稅造成了鄉鎮財政更加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直接影響到農村公益事業的長足發展。農業基礎設施無法更新和管理維護，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社會保障事業更加難以實施，農業新品種和農業技術服務推廣更加困難。

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

為了解決教師工資的按時足額發放，鄉鎮學校教師工資從2001年起直接由縣財政通過教師工資專戶統一進行，這有效解決了教師工資的拖欠問題，但并未解決基礎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同時由于取消了農業稅，取消了向學生的亂收費，從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更加明顯。一方面在上級轉移支付力度不夠的情況下，原缺口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加劇了鄉鎮財政的困難，影響鄉級政權其他職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師未來工資標準提高的負擔也有可能

累加在鄉財政，所以鄉財政的困難可能更大。還有不少地方上劃到縣財政的教師工資只包括國家統一規定的固定工資、活工資、教齡津貼和其他津貼，一些原來地方規定或認可的相關費用或補貼（如教師誤餐補貼、交通費、班主任工資補貼等等）仍然由所在鄉鎮負擔。取消農業稅前這些開支實際上已經難以調減，成為鄉鎮財政的負擔，現在沒有了農業稅，缺口立刻呈現，資金更是沒有了著落。此外，中小學校危房改造資金原則上要求由縣財政直接負擔，上級的相關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補貼的方式，主要用于中小學多種用途的專項補助，因此，難以顧及全面情況。實際上中小學危房改造的支出現狀，基本上是由縣、鄉，甚至村共同負責。取消農業稅，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鄉鎮財政將更加困難，鄉村小學的硬件建設和維護得不到有效保證，必然影響義務教育的質量和普及。

鄉村債務負擔沉重，化解的難度增大

鄉鎮負債是當前全國農村面臨的突出問題。它一般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顯性債務有銀行存款、農金會或其他基金貸款、統籌中借款和其他；隱性債務一般有欠發工資。、欠發業務費、欠付樓堂館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橋等公益項目資金、財政擔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債務。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全國鄉鎮負債2000—2200億元，平均每個鄉鎮400萬元。河南省南召縣16個鄉鎮負債總額2.94億元，平均每個鄉鎮1308萬元，最多的2841萬元；337個行政村負債總額1.01億元，平均每村628萬元，而2004年全縣財政收入4798萬元。鄉鎮債務的成因主要是①分稅制下“財權上收，事權下移”，使鄉鎮逐漸沉淀了大量債務；②要求鄉鎮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種達標升級和“一票否決”任務而不得不加重農民負擔，高息借貸；③個別鄉鎮的負責人為了得到升遷或保住烏紗帽，不顧本身條件，超越財政承受能力，大興木土，搞一些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債臺高筑。④機構臃腫，財政供養人口多。我國共有鄉鎮政府45462個，全國每四○個農民養活一個鄉鎮干部，平均為1：40，可見財政負擔的沉重。巨額赤字和債務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形成的財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預算管理的規范化剛性約束，這些債務沒有消解的希望。取消農業稅后，如果沒有上級大力度的轉移支付，債務更是無法化解。

五、對農村財稅制度改革以及若干問題的簡要評價

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革中，我國已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農村財政稅收制度。由財政稅收制度所反映的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變為“多予少取”，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由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但是，農村財政稅收制度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許多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和研究。

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價格剪刀差等政策從農業攫取剩余，來支持勞動力低成本下的工業發展戰略，這一時期，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表現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國家幾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統購統銷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費包括：①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等。[2]②鄉統籌和村提留，鄉統籌即前面所說的鄉鎮統籌收入；村提留是村級組織向承包集體土地經營的農戶收取的費用，主要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③“兩工”，即義務工和積累工，是農民以勞務的形式向鄉村政府和組織提供的社會負擔。④各種形式的集資、收費、攤派。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從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

建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割并向城市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期里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盡管總體上說，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規模不斷擴大，農村獲得了大量的轉移支付，但財政資源配置仍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人口的規模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落后狀況，因而未充分考慮農村人口在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社會公

平。在改革后很長一段時期里，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考核機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滯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上城鄉二元結構和差距得以延續甚至強化。

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狀況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來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這種改善也得益于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我國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開始建立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轉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顧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比重過大，難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公共財政制度的不斷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不斷調整和完善，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轉移支付比重不斷提高。

縣鄉財政缺口的彌補：缺乏有效、穩定的制度安排

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財政資源匱乏，而且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以及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巨大，因此，作為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承擔者的縣鄉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財政缺口。財政缺口的定義是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財政支出與財政資源之間的差額。

財政缺口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和辦法來彌補，主要有：①減少需要地方政府開支的責任范圍；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權限；③增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數量；④在增加收入權限不變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通過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

改革以來，在彌補縣鄉財政缺口方面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穩定的制度安排，盡管近年來中央財政明顯加大了對農村的轉移支付。

財政體制：受制于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前，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統收統支”集權型的財政體制。改革后至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前，財政分權的程度不斷擴大，按地方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分權程度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始終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現行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權威，政府層級間的關系通過領導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現為強烈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質的村級組織也是如此。

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下級政府的實際可支配財力以及支出職責基本上由上級政府確定，這就非常容易導致下級政府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背離，下級政府的支出職責常常超出其財力，政府層級越低，這種背離的程度越大，很難按公共財政的原則來配置政府間的支出職責。上級政府或行政部門往往利用其行政權威，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強制性地表示上級政府和領導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標，而在要求下級政府完成各項任務的同時，上級政府往往并不給予相應的財政支持。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為特征的高度分權時期，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分離仍然表現的十分明顯，而不完善的分稅制體制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離。不完善的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改革以來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財政膨脹、鄉村債務規模擴大、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與過度供給并存，等等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篇：農村稅費改革

并從2001年開始，逐步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推廣.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鄉統籌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兩調整”，是指調整現行農業稅政策和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現行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可以簡要概括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具體是以下七個方面:①取消鄉統籌費.即取消現行按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村兩級辦學經費(即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費.②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③取消屠宰稅.停止征收在生產環節和收購環節征收的屠宰稅.原來隨屠宰稅附征的其他收費項目也要一律停征.各地不得以任何名義變相收取屠宰稅.④逐步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全省采取逐年減少的方式,用3年時間逐步取消.投勞任務較少的地方,也可以一步取消.⑤調整農業稅政策.主要是重新確定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調整農業稅計稅常產,合理確定農業稅稅率.全省農業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⑥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⑦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福建

2003年，全省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實施了“五取消、一穩定、一改革”措施，即：取消鄉統籌費、取消除煙葉及原木收購環節特產稅外的其它特產稅、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以及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穩定農業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2005年，在全省范圍內全面免征農業稅及其附加，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并對2003年已經收取的“三提五統”進行全面清退，對農民各種稅費尾欠暫緩征收。

按照中央的部署,農村稅費改革2000年首先在安徽省全省試點,2002年全國有22個省(市、區)選擇部分縣、市進行試點,從2003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全面推開。

云南省2002年選擇蒙自、江川、瀾滄三個縣做試點, 2003年全省推開。

第五篇：農村稅費改革后黨群關系現狀的報告

農村稅費改革后黨群關系現狀的報告我們興隆鎮是襄樊市和棗陽市的“東大門”，東與隨州接壤，西連棗陽城區，版圖面積250平方公里。全鎮現轄33個行政村，1個街道居委會，171個村民小組，總人口5.8萬人，現有耕地面積11萬畝，其中水田5萬畝，旱地6萬畝。自農村稅改革以來，全鎮農稅額度一降再降，村組干部一減再減，涉農收費得到全面規范，農民負擔大幅減輕。農村“三濫”情況得到扼制，以前緊張的干群關系、黨群關系逐步得到改善。特別是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出臺和當前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極大地刺激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農民收入得到大幅提高。農民在政策上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在增收渠道上離不開政府的引導，這使得當前黨群關系朝著良性方向發展。

一、以農村稅費改革及配套改革為契機，全面扭轉緊張的黨群、干群關系。通過近三年的堅持不懈的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及配套改革，我鎮各項改革均已取得顯著成效，農民負擔大幅減輕，農民群眾對各項改革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

1、農村稅費改革： 稅改前，1997年我鎮六項農民負擔總額為705.28萬元；1999年我鎮六項農民負擔總額為722.77萬元 ；2001年鎮六項農民負擔總額為719.16萬元。稅改后，2002年稅費改革中我鎮實際落實到戶的稅賦總額共計586萬元（其中農業稅4888261元，農業稅附加977649元，畝平61.19元）比九九年減少136.18萬元；比2001年減少132.56萬元;2003年我鎮實際落實到戶的稅賦總額共計576萬元（其中農業正稅483.64萬元，農業稅附加96.73萬元）；今年全鎮農民稅賦總額為331萬元，這比稅費第一年的2002年減少255萬元，比稅改前的2001年減少388萬元。

2、鎮機關改革。興隆鎮原有干部職工79人，其中鎮“四大家”實職領導23人，一般干部40人，工勤人員4人，借、聘用人員12人；改革后，現有干部職工44人，其中“四大家”實職領導15人，中層干部16人，一般干部9人，工勤人員4人。現有人員比改革前精減47％。

3、鎮直機關單位改革。改革前，興隆鎮事業單位原有干部職工174人，改革后定編為54人，分流120人。

4、領導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貨幣化改革前，興隆鎮年平均交通費15.88萬元，改革后，年交通費核定為6萬元，交通費減少62％；差旅費改革前年平均8.6萬元，改革后為6.5萬元，降低24％；招待費改革前年均24.2萬元，改革后為13萬元，減少44％；各項總額改革前年均50萬元，改革后為28萬元，降低43.3％。

5、水費改革。2003年是水費改革第一年，全鎮農民負擔水費核定為136.83萬元，畝平32.54元，其中市管水庫農民負擔水費35.6萬元，畝平26元，比改革前畝平減少58.58元，水費改革后，全鎮農民負擔水費明顯減輕。

6、村組改革。改革前，興隆鎮原有33個村251個村民小組，村組干部700多人，改革后現有33個村170個村民小組，村組干部203個，比改革前精減了86%。

7、債務化解。截止2003年7月底，興隆鎮村級債務總額6754.97萬元，村平204.7萬元。根據省、市化解農村債務有關精神，截止去年底，興隆鎮33個村，已全部結束債務清理核實工作，共核實債權并換據2000份，金額2500萬元；核實債務并換據17000份，金額4900萬元；清理中刪除不合理債權126萬元，債務137萬元，化解債務1500萬元，占總額的26％。綜合以上情況來看，我鎮農村稅費改革及其配套改革是成功的，農民群眾對稅費改革政策熱烈擁護，對全鎮稅費改革及配套改革成果充分肯定。基層黨組織在這次農村“第三次革命”中功不可沒，廣大黨員干部在這次農村稅改革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站在廣大群眾的利益上，大力宣傳稅改政策，嚴格執行稅改政策，重朔了農村干部的形象，扭轉了以往緊張的干群關系和黨群關系。

二、認真學習“三個代表”的實質內涵，把“三個代表”作為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重大法寶。農村稅費改革的空前成功，改變了以前緊張的黨群、干群關系，但要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從根本上扭轉以前的不利局面，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農村基層所有的工作提升到“三個代表”的高度，把“三個代表”當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三個代表”忠實實踐者的身份去宣傳、去執行國家農村政策，去引導群眾走向富裕的康莊大道。一是把群眾的安危冷暖作為大事掛在心上。關心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是代表群眾利益的重要體現，是黨員領導干部的重要職責。近年來，鎮委、鎮政府制定了領導干部包村、駐點、包戶等辦法，鎮“四大家”領導實行每人聯系一個薄弱村、扶持一個貧困戶和一個企業（項目）制度。在全鎮抽調干部，由領導牽頭組成工作隊，深入到全鎮村組。在幫扶中，既搞“雪中送炭”，解決燃眉之急，又努力在發展生產上下功夫，變“輸血”為“造血”，使脫貧致富項目得到落實。全鎮還在國家干部中廣泛開展了“一幫一”結對幫扶活動，為下崗職工、農村貧困戶捐資獻物扶志，群眾稱之為“結了一門親，救了一家人”。二是把黨的群眾路線作為戰勝困難的一大法寶。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是我們黨戰勝各種困難，搞好一切工作的一大法寶。近年來，鎮委、鎮政府認真探索和實踐了依靠群眾戰勝困難的方法和途徑。把來自基層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作為鎮委、鎮政府思考問題、開展工作最基本的依據，鎮委、鎮政府重大決策、重大舉措出臺前都十分注意傾聽～，依靠群眾破解難題，爭取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收到很好效果。結合“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要求每位領導干部每年都必須拿出一定的時間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帶領群眾脫貧致富。三是把加快發展作為代表群眾利益的根本措施。發展才是硬道理。在我鎮，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的是經濟利益的實現程度。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消滅貧窮，盡快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為此，我鎮采取了切實可行的措施：一是調整農業結構，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切實增加農民收入。二是實施了工業強鎮戰略，重點培植了汽車運輸、紡織、餐飲服務石材加工、精制糧油等產業，成為拉動工業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三是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使之成為我鎮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3年，全鎮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9.9％、10.1％、4.5％。四是把文明創建作為實現群眾利益的重要方面。關心群眾利益不但要注重滿足其物質生活的需要，還要注意滿足其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為群眾創造一個健康、文明的生活和發展環境。一是抓黨建促發展。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基層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二是開展文明創建活動。圍繞爭創國家級文明城鎮創建目標，實施小城鎮建設工程，抓好行業單位的環境改造、優質服務等工作。在城鄉開展文明村鎮和“十星級文明戶”創建活動。三是開展豐富多采的文化活動，提高群眾生活質量。組織好重大節日期間的群眾文化活動，積極發展文化書屋，豐富群眾文化生活。

三、正視當前農村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把解決矛盾當作取信于民的重要手段來抓好落實。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大幅減輕，農民增收水平大幅提升，農村經濟發展成果顯著，農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經濟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矛盾的產生，有些矛盾已經相對突出，甚至影響到基層黨組織工作的正常開展。一是農村債務大、群眾要求化解債務的呼聲高與債務化解途徑相對較少所產生的矛盾。農村債務化解雖然作為農村稅費改革的重大內容在基層廣泛開展，但從目前的進展來看，效果甚微。就我鎮來講，2002年稅費改革時，全鎮鎖定農村債務為1.2億，全鎮33個村，村村負債，最高的村債務高達580萬，最少的村債務也有79萬，這些債務的形成，許多是由于過去農村政策偏離經濟發展規律而造成，如普九達標、集資辦企業等等。這些債務涉及面廣，情況復雜，數額巨大。另一方面，鎮村兩級集體經濟組織薄弱渙散，沒有一個切合實際的化解方式、方法。這一矛盾在當前農村基層反映相當強烈，上訪告狀層出不窮，部分群眾甚至采取圍堵基層黨委政府大門的過激措施來要求化解農村債務。二是農村生產的快速發展與基礎設施相對薄弱產生的矛盾。突出表現在農村用水、村鎮交通等方面。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生產用水按方量計稅，要求用水者與管水者直接對話，而農民對預交水費具有普遍抵觸情緒，這就造成了用水者與管水者的直接矛盾。群眾在生產迫在眉睫時往往不去找管水者，而是找基層黨委政府解決用水難題。稅費改革后，農村“兩工”逐步取消，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只有通過“一事一議”籌資來解決，由于其程序規范，過程緩慢，使得部分村組不愿意申報“一事一議”，使得農村基礎設施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和改善，這些阻礙了基層群眾的正常生產。三是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農民法律知識相對匱乏所產生的矛盾。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為農村各種經濟合同糾紛和民事糾紛。四是農村勞動力富余與就業渠道相對缺乏所產生的矛盾。五是農民致富要求強烈與致富渠道相對較少所產生的矛盾。六是農村弱勢群體數量龐大與社會優撫資金相對短缺所產生的矛盾。這些矛盾有些是隱性矛盾，有些已經相當突出，如何解決好這些矛盾，是我們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一種重要手段。稅費改革后，基層群眾對干部群眾的綜合素質要求比較高，這就要求我們黨委政府有一個素質高超的干部隊伍和一套嚴謹務實的工作方法，以及一系列引導群眾致富奔小康的政策和措施。近幾年來，我鎮把解決這幾大矛盾作為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和改善干群關系的一大手段來抓，取得了明顯成績。一是引進系列工程，全面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如已建成的白土節水農業和即將開展的竹林水庫擴建工程，以及華陽河渠道硬化工程。這些工程的建設，使全鎮農業基礎設施得到了加強和鞏固。另一方面，我們抓住孝襄高速公路建設和漢丹鐵路復線建設、316國道拓寬工程的機遇，全面改善村鎮交通網絡，大興水利，得到了全鎮群眾的熱烈擁護和高度贊賞。二是大力建設“一建雙聯”基地，引導農民致富奔小康。先后建立“白土萬畝油桃開發公司”、“白鵝養殖公司”、“汽運產業發展總公司”、“霸山石材開發公司”、“金健米業公司”、“新村漁業公司”等多個股份公司，網絡全鎮千家萬戶，走“上聯市場，中建公司，下聯農戶”的模式，全方位、多渠道的增加農村就業方式，引導群眾致富奔小康。2003年，全鎮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000元，人均增收280元。三是廣泛開展“說事”制度，緩解基層各種隱性矛盾。四是開展“無職黨員設崗定責”，樹立無職黨員在群眾中的帶頭模范作用。五是加大社會優撫力度，積極籌措資金，新建兩所福利院，使農村五保戶集中供養率達到95％，烈軍屬優撫金100％的發放到位，各種災害補助全部按上級要求落實到位。六是加大信訪力度，對群眾來訪實行“四大家”領導接待日制度，對群眾上訪的各類問題實行領導包保責任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實。七是積極盤活村組閑置資產，穩妥化解農村債務。八是堅持學習制度，全面提升黨員干部隊伍素質。九是抓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建立社會治安網絡體系，嚴厲打擊各類犯罪活動，掃除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確保一方平安，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通過這一系列的有效手段，我鎮黨群、干群關系得到根本扭轉，基層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黨員干部的威信重新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