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史人物--陳獨秀先進事跡

一代宗師，仲甫先生；科學民主，二旗高擎。南陳北李，建黨豐功；晚年頹唐，浩嘆由衷。昔毛主席“七大”評價，功過分明。“五四運動總司令”、“創(chuàng)造了黨”，兩語千鈞，可為墓銘。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陳獨秀曾是毀譽相參的人物。不過他確是近代新文化運動的旗幟，被毛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建黨之初，他又是國內一代先驅的啟蒙者，追溯中共的建黨不能不提及陳獨秀。陳獨秀原名慶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慶。陳自幼喪父，隨人稱“白胡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得到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后，不成龍，便成蛇”。1914年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有人譏諷為自大，其實此名來源于家鄉(xiāng)的獨秀山。陳獨秀一生用過的名字，據查考有38個之多。在報刊上曾用“三愛”、“仲甫”、“只眼”、“實庵”、“致中”等。簽發(fā)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黨內同志談話常稱呼為“老先生”、“老頭子”，或在黨內文件中干脆簡稱一個“老”字。陳獨秀少年時便痛恨八股，為敷衍母親而去應考，卻高中第一名秀才。進入20世紀后，陳獨秀作為第一代赴日留學生，于1901年自費進入東京專門學校，即早稻田大學的前身，不久又進成城學校，即日本士官學校預備科。回國后，陳獨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參加反清革命運動，并創(chuàng)辦民俗報刊，在當地曾是叱咤風云的人物，后辦《新青年》雜志名揚全國。蔡元培聞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上任以后并不開課，而是專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國內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于北大文科，陳獨秀在箭桿胡同9號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1919年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大力鼓動，被師生視為領袖，曾一度被捕。出獄后他在思想上轉向共產主義，前往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共產黨發(fā)起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開“一大”時，正是由上海組織發(fā)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會。盡管陳獨秀因受聘廣東省教育廳長（后不到職）沒有出席大會，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參加，在缺席情況下被推舉為中央書記。“一大”閉幕后，陳獨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陳獨秀投身革命后，放棄了還算殷實的家產。在北大他月薪300塊大洋。專職任黨的領導后，就靠組織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貼和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維持生活，有時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兩頓稀粥。作為反對封建傳統(tǒng)的先鋒者陳獨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著舊遺風影響。他在總書記任上以家長自居，視其他同志為小輩，遇不同意見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長期居于上海書齋而不到斗爭第一線，思想也逐漸落伍。1927年在國民黨發(fā)動反共的“四·一二”屠殺前后，陳獨秀面對危機領導無方，黨內同志群起反對其右傾錯誤，他便于7月中旬辭職隱居。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新的負責人出于對陳獨秀的尊重，生活津貼和配給秘書等都保持不變，為他的安全還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陳獨秀卻對中國革命日益悲觀，認為紅軍和土地革命均無前途，于1929年又聯合國際上的托洛斯基派，在黨內另建取消派組織。面對這種分裂黨的行動，中央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實踐的檢驗很快證明，陳獨秀的政治主張完全錯誤，他的組織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國民黨抓捕。1937年抗戰(zhàn)開始，陳獨秀出獄后曾說想去延安，毛也懷念舊誼表示歡迎。不過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項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并擁護黨的路線。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作，固我所愿；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此后他蟄居四川，在貧病交迫中鉆研文字學，撰述《小學識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從1921年7月的中國共產黨“一大”，直至“五大”，陳獨秀都是最高領導人，先后有書記、委員長、總書記的職務之稱。過去有的書中說這是由于黨尚處于幼年的不成熟選擇，此種解釋之荒謬可笑，等于說二十年代的中國革命精英們都是幼稚到賢愚不辨的人。盡管陳獨秀后來有嚴重錯誤，當初卻是黨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師，最高領導之職非他莫屬。陳獨秀到日本學習，對占統(tǒng)治地位的軍國主義極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傳來的民主思想。回國后他發(fā)動的新文化運動，恰恰是以民主、科學為大旗，向統(tǒng)治了中國千年的專制、迷信開戰(zhàn)，使一代青年從封建倫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是中國最先進思想的代表，與中共建黨時的其他領導人大都是師生關系。不過由此也滋長了一種負面結果，那就是造成黨內家長制，陳獨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閉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終陷入歧途未能自拔。這當然也不能完全歸咎于他個人，也是社會歷史的積淀使然。人在社會潮流中，不進則退，黨內歷史人物的命運也昭示了這一點。1945年在“七大”預備會上，毛客觀地評價了陳獨秀，稱他“做了啟蒙工作，創(chuàng)造了黨”。1953年毛乘軍艦沿長江東下經過安慶時，專門向當地負責人詢問起陳獨秀在故鄉(xiāng)的遺屬，并指示要給予生活照顧。尊重歷史的人講起中國共產黨成立，確不能忘記這位“創(chuàng)造了黨”的人！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種文字，工宋詩，寫隸書，舊學有根底，新學造詣尤深。他和胡適等參考日文、英文的標點，為現代漢語確定了一整套標點符號（古漢語不用標點，斷句極難）。陳獨秀一生影響最大的活動，是1915年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這本每期編輯費和稿費總共不超過200塊大洋的雜志，卻喻示著一個嶄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在創(chuàng)刊號上，第一篇文章是陳獨秀撰寫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大文豪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陳獨秀和《新青年》，魯迅的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便在此刊上登出。據毛向斯諾回憶，是《新青年》改變了他的人生取向。毛還認為，在北京時他受陳獨秀的影響最大。陳獨秀以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在當時受到全國進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成為中共上海發(fā)起組的機關刊物，翌年休刊。陳獨秀與家鄉(xiāng)的發(fā)妻高曉嵐共育三子，長子延年，次子喬年，三子松年。高曉嵐長陳獨秀3歲，目不識丁，陳獨秀為辦學想從家中拿錢，夫人堅決不肯，兩人爭吵乃至分居。后來，陳獨秀愛上了“思想新穎”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延年、喬年稍長成，被陳獨秀接到上海，卻寄宿在《新青年》發(fā)行廳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謀生，面黃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媽的高君曼見此情景常落淚，想讓兩個孩子在家里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chuàng)前途。”此后延年、喬年都進入震旦大學讀書，陳獨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費。兄弟二人在父親的熏陶與嚴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一起組織中共旅法組織。回國后兄弟二人都成為中央委員，陳延年曾任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陳喬年曾任北方區(qū)委組織部長。在黨的會議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稱而不論父子情。黨的第一代普遍稱頌陳延年，他工作極刻苦，顧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與人力車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銳的洞察力，認為“老頭子”右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喬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義，為父終生傷感。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民黨想拉陳獨秀出來任職，得到的回答是：“蔣介石殺了我那么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

第二篇：黨史人物--瞿秋白先進事跡

許多人都熟悉作為中國共產黨黨歌的《國際歌》，而最早將它翻譯成中文并附上簡譜的，就是瞿秋白。他從一介書生成長為革命領袖，并曾主持“八七”會議，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在中國30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中，也留下了他的英名。瞿秋白，原號雄魄，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一個破落的士紳之家。自己改名為瞿爽、瞿霜，后由“霜”引申為“秋白”。他自幼多病，讀書卻非常用功。9歲入常州冠英小學，尚未畢業(yè)就考入常州府中學堂，喜歡議論時政。辛亥革命周年紀念日，他在宗祠門上懸掛一只白燈籠，上面書“國喪”兩字，表示了對革命結果的失望和不滿。1916年底，瞿秋白到北京考進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學習俄語、英語、法語，研究文學、哲學、佛學，并去北京大學旁聽陳獨秀等人的課。“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他擔任北京學聯評議部負責人，帶領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參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燒趙家樓的行動。1920年3月，他參加了李大釗倡導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翌年初，他以特約記者的身份到達莫斯科，取俄文名字“維克多爾·斯特拉霍夫”，譯成漢語即“戰(zhàn)勝恐懼、克服困難”之意。當時，他撰寫了《餓鄉(xiāng)紀程》（后人改為《俄鄉(xiāng)紀行》）、《赤都心史》等文，并在北京《晨報》等刊物發(fā)表文章，歌頌十月革命。1921年，他經赴俄的張?zhí)捉榻B加入俄共（布）黨組織，翌年轉為中共黨員。他當時兼任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俄文教習和政治理論課的翻譯，此間曾經兩次榮幸地覲見革命導師列寧。1922年11月，瞿秋白作為陳獨秀的翻譯出席了在彼得格勒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數月后回國，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綱領草案，并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隨后，他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助手和翻譯，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宣言的起草，又到上海大學任教。在黨內，他是第一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研究中國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也首次把辯證法與唯物論、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整體來宣傳。1927年秋大革命失敗時，瞿秋白成為中央臨時政治局的主持人，在陳獨秀離職、黨內處于危急之際確定了展開武裝斗爭的方針和策略。翌年，他赴蘇出席了莫斯科中共“六大”，會后留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團長。1930年夏，黨內出現李立三的“左”傾盲動錯誤時，他回國主持糾正。1931年初，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批評瞿秋白采取“調和主義”，將他排擠出中央領導層。此后他在上海從事文藝工作，1933年進入中央蘇區(qū)。1934年秋紅軍長征時，瞿秋白被留下負責中央分局的宣傳工作。1935年2月，他在突圍時被俘，同年6月18日慷慨就義。

第三篇：黨史人物--任弼時先進事跡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幾個月后，就有一位不滿十七歲的青年成為黨員。此后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奮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與毛、劉、周、朱并列，成為領導全黨的“五大書記”之一，這就是任弼時。他雖英年早逝，其精神卻在黨內影響至深。任弼時，原名二南，1904年出生與湖南湘陰縣一個貧苦教員之家。5歲就隨父親讀書，7歲入明德小學，12歲去長沙考入師范附屬高小，后入長郡中學，在校內受五四運動影響，積極參加游行宣傳等愛國活動。1920年，他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xù)學業(yè)，聯系旅法勤工儉學未成，便加入毛、何叔衡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準備去那里勤工儉學。經研究會介紹，他到上海參加俄語學習班，在那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任弼時與劉少奇等一同赴蘇俄。他們通過赤白軍交戰(zhàn)的火線，歷經種種艱辛到達莫斯科，進入培養(yǎng)革命干部的東方勞動者大學。1922年初，任弼時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秋回國。此時，蘇俄局勢艱難，開始他一天只能領到200克黑面包，卻忍饑刻苦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回國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因張?zhí)组L期離職，兩年間由他代理中央書記。當時他才二十來歲，卻敢于向黨中央領導陳獨秀提意見，有一次氣得陳獨秀把他的意見書當面撕碎。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同志深感他與陳獨秀爭論時的觀點正確。“八七會議”上他被選入政治局，成為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隨后四年間，他一直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任弼時進入江西中央蘇區(qū)，因缺乏經驗犯過“左”的錯誤，后來通過實踐又在工作中大力糾“左”。1933年，任弼時奉派湘贛邊區(qū)，在長征中是紅六軍團和后來的紅二方面軍的最高政治領導人。1937年秋，任弼時隨八路軍總部東進抗日前線，在政治方面負總責，翌年春又作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爭取國際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從人事安排到誰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處理問題周到，待同志和藹可親，被稱為“黨內的老媽媽”。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時，任弼時任大會秘書長。會后，他與毛、劉、周、朱并列為中央五大書記。1947年春，他拖著病體與毛、周恩來轉戰(zhàn)陜北并擔任中央支隊司令員。行軍每到一處，他都要親自安排住房，布置警衛(wèi)，組織物資供應，還參與決策研究。時稱他是中央隊伍中身體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1948年春，中央進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時的血壓很高，心律又嚴重不齊，卻仍時時支撐著協(xié)助周恩來工作，協(xié)調各戰(zhàn)略區(qū)的物資調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隨中央進入北京，主持召開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赴蘇聯治療。1950年4月回國后，他沒按醫(yī)囑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戰(zhàn)爭打響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長時間研究戰(zhàn)局并思考對策，病情突然惡化，次日去世。葉劍英在追悼他時這樣評價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走著漫長的艱苦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黨員中，任弼時是出身“青年團”的年輕的老革命家，后來又一直以刻苦堅韌著稱。這位有著“駱駝”性格的堅強戰(zhàn)士，少年時期身處思想活躍卻生產水平相對落后的湘境，決定“畢業(yè)之后，欲志于工業(yè)”，走工業(yè)救國之路。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會制度不改變，興辦工業(yè)以強國并無可能。從而走出國門，到蘇俄尋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終生革命的道路。中國革命之所以艱難，不僅由于外部敵人強大，同時也在于內部消極因素眾多。任弼時在黨內之所以長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種不良傾向作斗爭。這種斗爭又不是過“左”地整人，而是抱著幫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態(tài)度。任弼時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堅定地支持毛。1938年赴莫斯科時，他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的共產國際表態(tài)支持確立毛的領導地位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詢私情，對江青一直堅持原則，不給特殊照顧，康生一類人對他一直是敬畏交織。任弼時能嚴格要求別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氣，只講奉獻不求索取，正如古語所說：“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更令不從。”兩次被捕受嚴刑，第一次受到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電刑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大革命失敗后，任弼時長期擔負著到各地恢復黨的地下組織的危險工作。1928年末，他作為中央巡視員到安徽接頭時被捕，國民黨當局卻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預定的假口供托人帶給在上海的妻子陳瓊英，以便配合組織營救。審訊時，他受到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等酷刑，卻咬定編出來的假身份。敵特按他所說到上海查對，因組織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綻，三個月后獲釋。1929年未，他在上海主持江蘇省委工作時，又被租界當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張月票，而票面上寫的使用人住處已是火災中燒掉的房子，無從查對。外國警探懷疑有假，便使用電刑，竟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任弼肘蘇醒后仍堅不吐實，這種頑強態(tài)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產黨，繼續(xù)關押拷打。幸虧周恩來領導的特科通過關系營救，才使他獲釋。此后多年，他經常感到頭暈和身體虛弱，加上日夜勞累、血壓高，看東西時常眼花。長征時，他領導紅二萬面軍，年僅三十出頭，可是干部戰(zhàn)士們從外貌看多以為他已有五十歲。任弼時也經常向身邊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長，所以抓緊時間工作。任弼時擔任中央秘書長時，正值陜甘寧邊區(qū)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黨中央號召軍民開展大生產，任弼時以身作則，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長要了一部紡車。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婦一樣盤腿而坐，練習紡線，成績提高很快。1943年，他參加中央機關在楊家?guī)X舉行的軍民紡線比賽，獲得了第一名。中央機關的同志說起任弼時，都認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則上從不讓步。一次，江青買了些不該買的東西要求中央特會科報銷，并耍潑大吵大鬧。任弼時支持管財務的同志堅決頂住，江青在鬧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識大體的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毛得知后，對任弼時的這種態(tài)度表示贊同。江青卻長期懷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間還對任弼時的家屬進行迫害。1947年，賀龍曾感慨地說過：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譽、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時是內向人物，他是向內發(fā)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認識，加強修養(yǎng)。賀龍的這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干部們普遍厭惡康生這種人，而對任弼時則由衷敬仰。

第四篇：黨史人物--李達先進事跡

在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學者型人物，他就是后來成為著名哲學家的李達。雖然后來他一度脫黨，卻經毛親自批準再度回到組織里來，并成為一個沒有預備期的“特殊”黨員。李達，字永錫，號鶴鳴，湖南零陵嵐角山鎮(zhèn)（今屬冷水灘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師優(yōu)級師范學校讀書。1913年赴日本留學，后因病回國。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后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理科，并在那里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0年回國后，他與陳獨秀、陳望道等人共同發(fā)起在上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并代理小組書記。他主編了《共產黨》理論月刊，參加了《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號那間有特殊意義的屋子中，作為上海小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他分工負責中共中央局宣傳主任，后又擔任上海平民女校業(yè)務主任（校長），主編《新時代》雜志，是中共黨內早期的理論家和宣傳鼓動家。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達與陳獨秀的矛盾日益尖銳，并辭去了中央局宣傳主任。翌年因在建黨和發(fā)展黨等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他脫離黨組織，回湖南從事教育啟蒙。此間他仍和中共黨內的舊友保持著關系，并配合著做些革命的宣傳工作。1927年，長沙發(fā)生反共“馬日事變”后，李達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學和暨南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中國大學、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湖南大學等處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間，李達雖在黨組織之外，在思想上仍堅信共產主義，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輟，他的著作成為毛和其他許多革命者學習研究哲學的重要書籍。1949年，李達利用他的聲望參加并策動湖南和平起義。同年他應中共中央電邀北上入京，見到闊別已久的老友兼同鄉(xiāng)毛，并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黨的創(chuàng)始人，脫黨后又回到黨內，一個畫了近30年的圈終于圓滿。新中國成立后，李達擔任過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湖南大學、武漢大學等校的校長、一級教授，以及中國哲學會第一任會長等職務。1966年夏，在武漢大學校長任上受到點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一個革命的政黨，必須有一個革命的理論作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緊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當時只有極少數赴日本的留學生接觸過一點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還不是原著），共產主義思想傳播幾乎是與黨的建立同時進行，理論準備非常不足。在這種近乎于邊干邊學、“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條件下，非常需要專門從事革命理論研究和宣傳的大師。李達與相約建黨的李大釗、陳獨秀以及董必武、周恩來等人相似，都曾留學日本，并最早接觸了馬列主義，不過這些人建黨后都以主要精力從事黨務和社會活動，只有李達能專心于理論，并且成果斐然。作為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達與其說是個政治家，還不如說是個學問家，這從他在黨的“一大”中所處的地位便可見端倪。在“一大”上，黨綱還是由國際代表起草，不過李達已發(fā)表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當時因黨員只有五十幾個，各地組織尚未健全，因此只選出了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領導機構。李達之所以當選，與他進行會議籌備有關，更由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超過其他代表。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李達的寓所召開“二大”，大會通過了許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達之手。后來李達到大學當專職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頗有影響。他雖操一口湖南鄉(xiāng)音，語言卻簡潔流暢，學識淵博，在課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講述馬克思主義。因為他當時不是黨員，常被圈內的進步師生們稱譽為“帶翅膀的”（以“飛”喻“非”）布爾什維克紅色教授。李達雖因意氣用事一度脫黨，埋頭于書齋卻使他對革命理論的研究具備了獨有的超脫條件。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他托人將新出版的哲學書送給老友潤之，毛得到后如獲至寶，當成撰寫自己哲學著作的重要參考資料。應該說，《毛選集》中的雄文雖然主要是對黨的第一線斗爭實踐的總結，也匯聚了李達在學術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體智慧的結晶。李達是典型的學者型人物，愛坦率地表明觀點，不喜歡隨聲附和，話不投機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陳獨秀鬧翻，進而脫黨，與此不無關系。他組織上脫黨后，黨內舊友仍與之長期保持著聯系。1947年秋天，毛、周恩來曾幾次邀請李達去解放區(qū)，因他健康狀況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國革命勝利在即，李達身體康復，地下黨轉來一封信函———“吾兄為我公司發(fā)起人之一，現本公司生意興隆，望吾兄速來加入經營。”看到此信，他心情無比激動，當年的潤之老友還在掛念著自己這個“發(fā)起人”。他轉道香港經天津到達北平后，與準備參加新政協(xié)的代表們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輛專車把身穿藍布長袍和布鞋的李達單獨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同向他詢問了湖南情況，隨后毛單獨留他話舊。毛和李達不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早年在以“湖南亞高學府”而馳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李達就曾擔任該校的教師。在故友重逢后的長談中，李達表示要重新加入到黨的行列里來。毛說：“你在早期傳播馬列主義，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以后你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教書，一直堅持了馬列主義的理論陣地，寫過很多書，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黨是了解你的。”毛當夜留李達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閱了一夜的文件。接著，黨中央鄭重地為李達舉行了入黨儀式，毛做他的歷史證明人，劉少奇做他的入黨介紹人，并且經中共中央特許，沒有預備期。李達非常尊重和敬佩毛，無論是在領袖才能還是學識上，都視為難得的人生知己。本來，毛要留他在北京參加中央的工作，李達卻覺得不一定能適應機關環(huán)境，還不如繼續(xù)從事自己所熱愛的對哲學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漢等一些大學擔任校長和教授。他與毛是諍友，不為賢者諱，不為尊者隱，甚至直言批評過毛。毛于1950年底發(fā)表了哲學著作《實踐論》，李達很快買來認真研讀，他由衷地贊嘆毛的哲學才華，并寫出了《〈實踐論〉的學習提綱》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贊揚的同時，他認為《實踐論》中的一段話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有失公允。為此，他直言不諱地在信中提出。毛接信后反復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專家共同探討，隨后親自給李達寫回信，肯定了李達的觀點，答應在出選集時一定加以修改。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李達見到南巡的毛，兩位老友發(fā)生了一次激烈爭執(zhí)。李達痛心地指出，當時吹噓的高指標是唯心主義的產物，并當面對毛說：你發(fā)燒四十度，下面就會發(fā)燒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燒傷那些舉燭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達再次指出“頂峰論”違反辯證法。毛當時雖不同意李達的意見，卻在南巡時還問起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嘆息不已，1969年召開“九大”時還專門提起此事。

第五篇：黨史人物--王稼祥先進事跡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歲月中，黨內有一位頗具獨立見解的杰出領導人——王稼祥。戰(zhàn)爭年代中，他帶著危及生命的重傷長期堅持工作；和平時期，他又為黨的國際交往聯絡提出了真知灼見。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涇縣厚岸村，在家鄉(xiāng)讀小學后又入教會中學。1925年，他赴滬入上海大學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團。同年10月，王稼祥赴蘇，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28年，他由團轉黨（當時團員轉黨，團齡也算作黨齡）。在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1930年回國后，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干事，隨后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蘇區(qū)，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相當于外交部長）。1933年4月，他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無法取出彈片，只好采取保守療法。翌年1月，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他腹部通著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他提出要毛擔任黨和紅軍的領導。后來，毛多次稱贊這“關鍵的一票”。遵義會議后，王稼祥與毛、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指揮全軍行動。過雪山草地時，他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到達陜北后，他因傷情惡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療。1937年夏，他轉赴莫斯科治傷并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傷口惡化病倒而無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蘇聯治療。1947年，王稼祥回東北解放區(qū)，任東北局城工部長。1949年，他擔任新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1951年回國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56年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幾十年間，王稼祥總是在腹部帶著熱水袋工作。解放以后，他提出過許多寶貴見解。在1958年“大躍進”中，他拒絕隨風附和。1962年初，他大膽地建議應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在國際斗爭中不要四面樹敵。這些觀點被康生等批判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隨后，王稼祥難以再領導中聯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殘酷批斗和關押。因毛一再肯定他的歷史功績，1973年在黨的“十大”上他又被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發(fā)起“批林批孔”運動，預感到黨和國家又要遭受新災難，憂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麗喚他起床時，發(fā)現他已全身冰涼。從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總戴著一副金絲眼鏡。年輕時留學蘇聯五年，他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王稼祥當年英語、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在國外學習得心應手。但他與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們那樣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毛在黨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注：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王稼祥卻始終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際問題，面向世界時又總是立足于中國的實際。近代中國社會發(fā)展極不平衡，既有模仿國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產方式上的廣大農村。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較為發(fā)達的城市，這樣促使許多自認為先進者卻脫離本國實際。所以他們縱然有千條萬條妙計，結果卻無從施展。王稼祥能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有正確的選擇，在國際問題上能提出許多真知灼見，恰恰是這種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他的可貴之處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卻又能反復比較和思考中國的實際。這樣，處理國內問題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處處考慮到中國的利益。王稼祥于3o年代初從莫斯科回國后，很快就擔任重要職務。一些人曾認為他是堅決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其實，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從。在反“圍剿”斗爭中，他感到莫斯科來的德籍顧問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按蘇聯的那套條令組織紅軍作戰(zhàn)，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瞎指揮，因而對當時被排斥的毛產生了敬仰之情。紅軍長征開始后，王稼祥由幾個擔架員抬著行軍。走進廣西時，他見部隊由贛南出發(fā)時的8萬多人只剩3萬多，焦急萬分。這時，毛生病也坐擔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臺！毛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接著，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領導。他的提議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這一見解，并得到普遍贊同。當時，在正反兩方面實踐的檢驗下，大家都懷念當初毛指揮時的勝利局面，更換領導人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1935年1月，紅軍占領了貴州遵義。敵軍追兵一時還未跟上，部隊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這一機會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發(fā)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后，王稼祥接著發(fā)言，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來領導紅軍。在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黨在毛領導下終于轉危為安。遵義會議后，王稼祥成為指揮紅軍的三人小組成員。到了險要難行的路段，他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硬是支撐著下來自己走——爬雪山時，他就是在警衛(wèi)員的攙扶下走過來的。中央機關的同志回憶，每天大家到了宿營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擔架才能跟上來。在沒有止痛藥和只能靠鹽水消毒的情況下，他能到達陜北并一路上堅持工作，這真需要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在黨的歷史上，王稼祥在職務上幾次起落。30年代他是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1945年召開“七大”時，一些代表對他有意見，經毛親自動員，他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后來，他在東北局擔任部長，過去的下級成了他的領導，仍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他于“八大”再度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職務。但是王稼祥沒有消沉，仍然對黨和國家的前景特別是國際處境潛心研究。黨內的老同志回憶，王稼祥一向不好玩，總愿意沉思問題，屬于“搖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王稼祥當年提出的一些見解，使人很久后還有振聾發(fā)聵之感。如在各國共產黨都稱頌蘇聯是“老大哥”時，他就提出黨際關系準則應該是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這些原則在1982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時寫入了報告中。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時，歸咎于其個人品質。王稼祥則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錯誤不是什么個人品質問題，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60年代，我國自己節(jié)衣縮食援助某些國家時，他又預言結果將是不利的。雖然許多意見當時未被采納，但是經過歷史風雨的檢驗，今人不僅佩服其真知灼見，更敬重他能獨立思考并敢于暢言的膽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