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徽黨史人物

安徽黨史人物

1.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創辦《新青年》雜志，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曾當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參加共產國際大會，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停職。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歲。

2.孫立人，字撫民，號仲能，漢族，安徽舒城三河鎮(今屬肥西)人，生于安徽廬江金牛鎮。先后畢業于清華大學、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軍銜，第一次緬戰時任38師師長，在孟關杰布山隘，孟拱河谷等地擊敗日軍。第二次入緬作戰時任新一軍軍長，是抗日戰爭中軍級單位將領中殲滅日軍最多的將領。有“叢林之狐”、“東方隆美爾”之譽。內戰時曾于四平、公主嶺等地擊敗林彪。

孫立人致力于國軍現代化，整編撤退來臺之國軍，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與預備軍官制度。1955年遭蔣介石認定叛變被軟禁，隨著孫案的爆發，孫立人的一切事跡，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歷史刪除。

1988年臺監察院認定孫立人無叛亂意圖，2014年7月，臺灣監察機構承認1955年郭廷亮“假藉長官名義為匪工作”間接為其平反。

3.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安徽宣城涇縣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對外工作的開拓者之一。革命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蘇區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解放后歷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1943年7月5日，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4.王雪琴（1889－1938），原名慶鶴，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區丁莊村人。1921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學。畢業后出任江蘇省贛榆縣0行政科長。后來在江蘇省立第七師范學校任教員。爾后又擔任蕭縣縣0第一科長，主管行政事宜。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上海、太原失守以后，淮北局勢逆轉。12月王雪琴接任蕭縣縣長，受命于危難之際。王雪琴主持成立蕭縣民眾抗日動員委員會，舉辦抗日訓練班，軍民抗日熱情高昂。1938年5月15日，日寇占領濉溪口以后連夜向蕭縣境內進犯。在向祖莊東北望城岡方向突圍時，被日軍發現。敵人集中火力追擊，王雪琴與耿繼賢等遇難。這次戰斗共有二三千抗日官兵為國捐軀。新中國成立后，王雪琴等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5.馮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8月22日），譜名基善，表字煥章，安徽巢縣（今巢湖市夏閣鎮竹柯村）人，生長于直隸省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民國軍閥，國民革命軍陸軍元帥，西北軍領袖。曾任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第十一師師長，陸軍檢閱使。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將其所部改組為國民軍，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后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參加北伐，1926年9月17日馮在綏遠五原誓師，任國民革命軍聯軍（后改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司令，1927年5月5日，馮玉祥率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出師潼關，進入河南，策應武漢方面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協同作戰。1927年7月7日，馮玉祥禮送共產黨出境。1933年8月3日，馮玉祥辭去同盟軍總司令職。后因與蔣介石集團發生利害沖突，舉兵反蔣，自美回國乘船途經黑海時，因輪船失火于1948年8月22日遇難。

6.衛立煌（1897～1960），國軍名將，中華民國高級將領，愛國人士。字俊如，又字輝珊，安徽省合肥縣東鄉衛楊村人（今安徽省合肥市淝河鎮衛鄉村）。國軍陸軍二級上將軍銜。取得了中原大戰中擊敗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圍、鄂豫皖“圍剿”、鎮壓“閩變”分路暨主功、擊敗岡村寧次收復鄭州、緬北滇西反攻戰役（含強渡怒江戰役）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忻口會戰亦破壞了日軍的作戰計劃。建國后曾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等職。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歲，安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中的“虎將”。

7.戴安瀾（1904年11月25日－1942年5月26日），原名戴炳陽，字衍功，自號海鷗，安徽省無為縣人，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第200師師長，著名抗日將領，以遠征緬甸聞名。1904年出生，1924年加入北伐軍，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翌年參加北伐。1939年12月在廣西昆侖關與日軍第5師團激烈鏖戰，戴安瀾指揮有方，重傷不下火線，擊斃日軍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贏得著名的昆侖關大捷。1942年3月戴安瀾率200師西出云南，打退了日軍20多次沖鋒，殲滅敵軍4000多人，5月16日戴安瀾于指揮所部撤退途中，不慎中彈負傷，至5月26日逝世，享年38歲。

8.程恩普（1882-1943），字稚周，清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第六子。20歲入安徽武備陸軍學堂學習，光緒三十一年（1905）東渡日本，入同文書院，結識孫中山，參加同盟會。孫中山見他才智超人，十分器重，委他與孫毓筠（少侯）同主安徽革命事宜。不久，派他與呂蔭南等回國，組建國內革命組織。他回國后，利用父親長江水師提督之便，在官兵中發展安仁會會員，進行革命鼓動工作，翌年回東京復命。辛亥革命的烈火在阜陽燃起后，他又為討袁用盡家產。許多老同盟會員得知他的窘狀，相幫助他，他謝絕道：“犧牲乃革命黨人之本分，若計較得失，與術工投機者何異？”“9.18”事變后，國難日深，恩普憂憤交加，疾病日重，于民國33年（1944年）7月25日嘔血逝世，時年61歲。

9.潘善齋（1877—1951年）新華區潘寨人，黃埔軍校畢業后，歷任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連、營、團長，4.12政變后，被提升為三十三軍教導師師長，民國16年駐阜陽，與駐防阜陽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秦慶霖發生摩擦，他密告秦“暗藏北洋軍閥五色旗，心懷異端，強令農民種鴉片，毒害地方”。秦慶霖師被解決后，他關心地方水利建設，捐資興建永安閘，抗日戰爭時期，調升為國民革命軍騎兵第二軍副軍長，參與指揮保衛阜陽的戰斗。民33年，解甲歸里，被任為導準委員會主任，蒞任后，常冒雨監督修提，1951年病逝。

10.張炳恒（1925--1980）安徽省阜南縣方集鎮王莊人，抗美援朝志愿軍特等功臣。

1951年參加革命，志愿軍第十五軍第四十五師第一三五團第二營機炮連班長。在上甘嶺戰役的第二天，他為了壓制敵坦克對前沿陣地的威脅，用自己肩膀代替炮架，施行近距離射擊，連續擊毀敵坦克3輛，有力地配合步兵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在這次戰役中，他這門炮共殲敵105名，毀敵火力點31個，擊毀敵輕重機槍38挺、高射機槍12挺、戰防炮1門、無后座力炮5門，毀傷敵坦克7輛(毀4輛)，擊毀彈藥庫1座。立特等功。

張炳恒1953年回國，1960年入信陽步兵學校深造，同年12月畢業。1980年5月12日，張炳恒不幸身亡，終年55歲。

11.杜楓，1921年出生于安徽省蕭縣杜集（現屬淮北市），1939年6月加入朔里抗日宣傳隊。1940年任杜集鄉青救會主任、代理鄉長。同年7月組織上送他到豫皖蘇邊區聯合中學讀書，11月調到地方武裝教導隊學習。1941年1月加入中國0。后分配到懷遠縣大隊二中隊任文化教員，參加三個月反頑斗爭。轉移津浦路東后曾任泗南縣峰山區中隊政治指導員、泗南總隊教導隊政治指導員、泗南縣獨立團三營副教導員。日本投降后調任軍分區騎兵中隊指導員。解放戰爭開始后，被分配到淮北獨立三團三營任副政委。后任淮北挺進支隊三團三營教導員。1948年11月在碾莊圩戰斗中負重傷。出院后曾任團政治處組織股長、代理營教導員，參加渡江戰役。

建國后，杜楓先后擔任八十五師政治部-科長、組織科長、船營大隊政治委員、水兵師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1957年入北京政治學院學習，1959年回到福州軍區先后任團政委、師政治部副主任、南昌步校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10月調任福州軍區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中，杜楓受到嚴重-。后來又到上饒、贛州等軍分區任副政委、顧問等。1982年得到徹底平反，1984年離休，享受副軍級待遇，1991年病逝。

第二篇：黨史人物

黨史人物

【字體：大中小】

更新時間：2011-01-26

鄧止戈(1096年12月～1991年11月)，又名鄧國忠，別名余澤平，出身于四川省筠連縣手工業家庭，高小畢業。

1927年8月加入共產黨參加革命，曾任中共貴州省第一屆省工委委員、貴州抗日救國軍參謀長、紅六軍團參謀、紅軍十八師新兵團參謀長、陜北公學大隊長兼軍事科主任、貴州省工委第二屆書記、華南局群眾工作委員會委員、研究室研究員、華東土改工作團委委員、華南革命大學三部副主任、西南服務團四支隊政策、西南革大教育長、西南局黨校副校長、中央第七中級黨校副校長、中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長、四川省社科院顧問、省政協常委，副省級干部離休。

1924年止戈在四川筠連高小畢業，就到敘府(宜賓)進陸軍第九師劉文輝的軍事干部養成所。1925年進劉文輝辦的軍官講習所學習。1926年隨軍駐雅安。1927年8月，經駐邛崍縣的二十四軍第六混成旅張志和部秘書官百中(地下黨員)介紹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冒著生命危險在國民黨軍中策劃武裝起義。1928年春被派到潼南參加鄺繼勛組織的武裝起義，后在涪陵、豐都、江津、合川等地國民黨軍中組織策劃了4次起義。1930年參加忠、豐、涪邊區的武裝斗爭。1931年春去重慶，組織上派去鄰水清理組織，在鄰水被叛徒楊大明出賣，抓入重慶監獄。1933年春軍閥劉湘辦“國難大赦案”，經獄中地下黨支部吳誼介紹，出獄找到了組織。組織上又派去江北九龍場二十一軍暫編師余安民部作兵運工作，7月被叛徒、特務張嘉珞發現告密，師長余安民率手槍排抓他，事前他已感不妙跑脫，劉湘嚴勵通緝捉拿。止戈逃走后重慶組織已遭破壞，盲目奔波來到了瀘州，幸運遇著一個李老師，就介紹止戈去袁品文部，這時的袁部因起義失敗，投奔貴州省長兼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進駐湄潭縣，編為第三師任副師長(無師長)。止戈離開四川瀘州，到袁部任參謀，黃大陸是該師的參謀長，他們二人的思想比較一致。止戈同黃大陸商量幫助袁，為革命打下基礎。他們先從建設好湄潭著手，不久湄潭出現了新氣象。這時王家烈不放心袁部的第三師，便調到貴陽進行了整編。黃大陸、鄧止戈也隨軍調到貴陽。

鄧止戈在貴陽，同在上海參加“左聯”回到貴陽搞革命活動的谷友莊取得聯系，也同從畢節到貴陽的繆正元有結識。1934年夏，林青、繆正元、秦天真從畢節等地轉移到貴陽進行地下工作。這時又有趙促成、王石安(織金人)從上海來到貴陽活動，通過谷友莊的關系同這4位地下黨員取得聯系，當時在貴陽的高言志、李逸生同秦天真他們有交往，4位共產黨員和搞地下活動的這5人結合在一起。經過大家商議，建立了一個群眾性的革命組織——九人工作委員會，叫“九人工委”，作為當時領導貴州革命活動的臨時組織形式(不是黨的一級組織機構)。“九人工委”是以黨員為核心，林青為領導，鄧止戈是軍事干部出身搞軍運。

鄧止戈在貴陽，因黃大陸參謀長的關系，到尤禹九旅任參謀，尤旅調畢節駐防，止戈隨軍到畢節。根據“九人工委”的分工，鄧止戈的任務是搞軍運。1934年夏來畢節時，止戈找到畢節搞軍事工作的王冠蘭、楊一民，王、楊告訴止戈他們已同畢節專區有武裝的安岳階、鄧廣乾、周質夫、席大明等有了聯系，鄧止戈告訴他們要加深對地方武裝的工作，同時了解尤禹九部在畢地的情況。止戈留在部隊接交人員、宣傳抗日、進行地下活動和聯系武裝的工作。隨后建立了黨支部，鄧止戈任書記、楊杰任組織委員、邱在先任宣傳委員，這是畢節又建起來的第二個黨支部。

1935年初，尤禹九旅調駐安順、水城一帶，止戈隨軍離開了畢節。到了安順，又會見了黃大陸，兩人商量武裝斗爭，因黃在部隊任師的參謀長，不便同“九人工委”開會商談，是以單線聯系。1935年1月中央確認了林青們發展的黨組織及開展的工作，批準建立“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林青任省工委書記兼遵義縣委書記，鄧止戈、秦天真為省工委委員。省工委的建立，是貴州省第一次建立地方黨組織的領導機構，從此，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1935年1月貴州省工委建立，這時止戈是省工委委員，分管武裝工作，為策應后面來的紅軍，派止戈于8月第二次來畢節，積極開展畢節的地下工作，開辦讀書會，建立學習小組閱讀進步書籍，培養積極分子，開展反蔣抗日活動，畢節的進步活動又活躍起來了。鄧止戈兩次到畢節，在川滇黔邊區已聯系了幾支武裝，有席大明、周質夫、阮俊臣部，在畢節也了解不少的敵情。當紅軍二、六軍團向畢節進軍，止戈在城策應糧草、住地、組織群眾迎接紅軍。止戈組織了群眾在城外夾道歡迎紅軍入城。

鄧止戈兩次到畢節聯系的武裝，席大明、周質夫的隊伍同紅軍入城，阮俊臣的部隊在川黔邊活動。1936年2月14日，軍團領導在畢節建立了貴州抗日救國軍，鄧止戈任參謀長。2月下旬形勢發生變化，二?六軍團接到中央命令轉移北上，繼續長征，抗日救國軍帶領留城的二支隊隨紅軍長征，編入二軍團五師領導的十四團和六軍團十八師的新兵團等部。鄧止戈任六軍團參謀、新兵團參謀長，在長征中作戰負傷，隨軍北上直到延安。1938年2月，根據貴州工作的需要，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找鄧止戈、秦天真談話后，派回貴州工作，貴州省工委由鄧止戈、秦天真、黃大陸、李策4人組成，鄧止戈任書記，3人為委員。鄧止戈由延安派回貴陽領導貴州的工作。

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鄧止戈、秦天真從延安來到貴陽后，省工委繼續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進一步壯大抗日進步勢力，明確黨委和支部的領導和成員。1939年的4月、9月，在晴隆縣和貴陽近郊分別辦了黨員訓練班，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員的水平。

1940年3月鄧止戈去重慶找中央南方局匯報請示，4月回到貴陽后成立鄧止戈任書記的貴州臨時省工委，陳于丹、張述成、肖次瞻、杜守敦為委員。鄧止戈把工作安排好后，撤回延安。

1949年，鄧止戈隨軍南下，解放大西南，任西南服務團四支隊政委，四支隊人員參加四川的解放，大多留在當地工作，止戈留在了四川。

鄧止戈于1991年11月3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5歲。

林青(1911～1935)，原名李遠方，字肅如，號矛戈，畢節縣人。出身于城鎮貧民家庭，小學畢業后在百貨店當學徒，因不堪老板虐待，出走重慶當演員。在劇團受到進步思潮的影響，進步很快。1927年四川軍閥鎮壓群眾支持北伐軍的集會，制造重慶“三?三一”慘案時，林青因參加而被捕，經營救出獄后，考入西南美術專科學校學習。1929年，在重慶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被中共組織派往上海，在滬東共青團區委工作，不久轉為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后，與在上海的畢節人繆正元(共青團員)等組織“朝陽音樂社”，在工人中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2年在組織工人罷工時，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以共產黨嫌疑罪判刑兩年。1933年出獄后，因找不到組織關系，與繆正元同回家鄉。

1933年冬，林、繆二人回到畢節后，與在畢節中學任教并領導抗日救亡活動的老同學秦天真一起，組織建立“畢節草原藝術研究社”，以思想進步的教師和學生為基礎，廣泛聯系勞苦大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1934年1月，由林青介紹、繆正元監誓吸收秦天真加入中國共產黨。三名黨員組成了畢節黨支部，林青任支部書記。黨支部討論通過林青提出的四條行動綱領：

一、發動武裝斗爭，創造條件建立蘇維埃政權；

二、加強黨對“草原藝術研究社”的組織領導，推動群眾性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三、加強黨的建設，發展黨的組織；

四、繼續設法與黨的上級機關取得聯系。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草原社成員發展到200多人，并把活動范圍擴展到農村。

黨支部的活動引起了畢節縣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并準備對支部成員下毒手。為了保存實力，1934年夏，林青等支部成員和部分骨干離開畢節，轉移到安順、貴陽等地進行革命活動。林青等在貴陽利用各種社會關系，以學校為主開展活動。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文學藝術研究會”等，通過宣傳抗日，開展文藝活動和組織閱讀革命書刊，把進步青年和愛國志士吸引到黨支部的周圍。林青始終把黨的組織建設放在首要地位，通過各種活動，考察和培養了徐健生、李策等一批骨干分子，逐步把他們吸收到黨組織中來。根據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支部決定，成立一個以黨員為核心，有革命進步人士參加的九人工作委員會，以貴陽為中心，面向全省開展革命活動，發展黨的組織，并派黨員鄧止戈、黃大陸等在國民黨部隊搞兵運工作。1934年底，全省建立黨支部和黨小組10多個，黨員已發展到40多人。

1935年1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后，林青為尋找紅軍與黨取得聯系，從貴陽到榕江、思南等地輾轉到遵義，在紅軍召開群眾大會上，巧遇在上海同獄的難友吳亮平(時吳在紅軍中擔任紅一軍團地方工作部長、中央縱隊秘書長)，他帶林青去見中央組織部長、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羅邁(李維漢)。林青向李維漢詳細匯報貴州的工作，隨后李維漢代表中央承認貴州地下黨，并批準成立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任命林青為省工委書記兼遵義縣委書記，鄧止戈、秦天真為工委委員。李維漢還向林青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鼓勵全體黨員要在白色恐怖下英勇頑強地堅持斗爭。林青回到貴陽，商討執行中央對貴州工作指示的意見。商量建立以林青為首的軍事小組，由秦天真具體負責，深入各地發動武裝斗爭，吸引國民黨軍，掩護紅軍。在人民群眾中，采取印發傳單，利用各種場合，宣傳共產黨員和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傳播紅軍勝利的消息，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圍剿紅軍的陰謀，發動群眾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在斗爭中積極培養和發展黨員，壯大黨的組織。到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個縣和貴陽地區10多所學校建立了縣委、支部或小組，形成以省工委為核心的黨的體系，領導全省各族人民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

由于叛徒出賣，1935年7月19日，地下黨機關設在貴陽萬寶街的聯絡點被破壞，劉雪葦和林青先后被捕。失去組織聯系的中共黨員董亮清在獄中當看守，決定幫助他們越獄逃走。但一次只能押解一人，越獄的機會也只有一次。董亮清和他們商量時，林青告訴劉雪葦，自己被打成重傷，不能恢復，出去對革命事業也不能再作貢獻。并以工委書記的名義，決定劉雪葦越獄。預定越獄時間來到時，林青竭盡全力搖響獄窗，大聲喊叫，把監獄看守吸引到自己身旁，幫助劉雪葦越獄。

劉雪葦越獄成功后，國民黨特務對林青下了毒手。1935年9月11日，林青帶著腳鐐手銬被押上刑車。刑車通過貴陽市區時，被折磨得傷痕累累的林青，昂首挺胸，高唱《國際歌》，高呼“打倒出賣國家民族的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國民黨軍警為了封住林青的口，便慘無人道地用刺刀戳穿他的雙腮卡住他的牙關，使他鮮血直流不能說話。林青大義凜然，壯烈犧牲，時年僅24歲。

秦天真,又名鼎鐘，在貴陽省立一中求學期間任“貴州學生抗日救國團”主席團主席，高中畢業回到畢節任中小學教員。

1933年冬，繆正元、林青從上海回到畢節，同秦天真一起組織了上百人的“草原藝術研究社”進行進步活動，宣傳抗日，團結進步師生反帝反封建，傳播馬列主義。1934年1月，林青、繆正元根據秦天真的要求和表現介紹其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貴州地下黨畢節第一個支部，林青任支書，繆、秦為成員。

1934年夏，繆正元、秦天真到貴陽后，以林青為主成立了“九人工作委員會”。秦天真在貴陽情況較熟，分管組織，積極培養反蔣抗日斗爭的進步青年。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到達遵義，批準建立“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由3人組成，林青任書記，鄧止戈、秦天真為委員。1935年春季，秦天真發展了一批在革命工作中合乎條件的人員入黨，黨的地方工作、軍事工作向深度、廣度推進。

1935年7月19日、20日兩天，敵方抓捕了黨員林青、劉茂隆(又名劉雪葦)等9人及黨的外圍組織的10余人，8月底省工委決定停止發展黨員，整頓鞏固組織，單線聯系，隱蔽斗爭，向農村轉移，由秦天真暫時主持省工委的工作。

1936年5月秦天真去到都勻高言志那里，通過在貴陽抗日運動中有交往的龔澤霖在桂系中供職的關系，把秦天真(化名余漢生)介紹給貴州抗日救國軍總司令閻崇階，閻愛才，委秦天真任“貴州抗日救國軍”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在該部干了半年，秦天真為找黨組織離開了六寨到上海，找到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中組部長博古(秦邦憲)，向博古匯報貴州地下黨的情況后，博古又介紹他們去延安向中央匯報，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央常委張聞天接見了秦天真，中組部決定秦天真到中央黨校學習。

1938年2月中旬，根據貴州工作的需要，派秦天真回貴州工作，貴州省工委由鄧止戈任書記，秦天真為委員。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秦天真回到貴陽期間，經省工委決定，先后發展了黨員，恢復建立了貴州的黨組織，具體由秦天真辦理，首先恢復了貴陽縣委，秦天真兼貴陽縣委書記。1939年4月省工委為培訓黨員骨干，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分別在晴隆、貴陽濫田壩、木頭寨辦了黨員訓練班。此外，在黨的領導下，以黨員為核心的文化工作開展得有起色。

1940年4月，根據南方局的決定，叫秦天真到南方局報到，7月秦天真到中央黨校學習。1944年秦天真調中央黨校任第5支部書記。

抗戰勝利后，1946年4月中央組織部決定調秦天真等去山東工作，6月國民黨發動向解放區進攻的魯南戰役，秦天真被派去組織戰區群眾，接待部隊，支援前線，為部隊籌集糧食，發動群眾做煎餅、騰房子、送茶水、補衣等。魯南戰役打了10多天取得了勝利，秦天真的后勤工作完成較好。魯南戰役勝利后，開展土改工作。秦天真接受任務后帶領一批干部到曲阜工作。土改中有的農民想分“三孔”，秦天真作了動員說服工作，土地分給了農民，農民通情達理不分“三孔”了。秦天真得到了上級的通報表揚。

1948年11月6日，中央軍委發起了淮海戰役，張國華部隊作戰的幾個縣，由秦天真參加支前的領導工作，他深入發動群眾，帶領當地群眾保證了部隊的糧食供給以及運送傷病員等工作，受到野戰軍總部的表揚，隨后調任十八軍張國華部的民運部長。秦天真組織民運部的全體人員，超在部隊之前征糧，他們發動群眾查找大地主私藏的糧食，又經群眾加工成米，擺在部隊過的路邊，由戰士裝入米袋前行，一地糧食解決后，又超部隊之前在另一地籌糧，保證了部隊的供給，促進十八軍乘勝前進。

1949年11月15日貴陽解放后，22日成立貴陽市軍管會，蘇振華省委書記任主任，秦天真為委員兼市政接管部長，經二野軍令、周總理簽署，政務院任命秦天真任貴陽市長。1950年2月6日，貴陽市召開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秦天真當選為主席。1951年5月在第三次人民代表會上秦天真當選為貴陽市長。在省委的領導下，秦天真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堅決徹底消滅反動勢力，鞏固新生的政權，對貴陽市的這段工作打開了局面，奠下了工作基礎。

1950年秋，秦天真擔任禁毒委員會主任委員，布置清繳，收繳了鴉片、嗎啡5萬多兩和大批煙具進行燒毀，對2名煙犯頭目槍決。市政府還采取措施，取締妓院，處理抗拒的鴇母，對妓女進行改造、醫治，引導勞動就業。

貴陽市解放時僅20多萬人，不到5千戶，糧食產量不足，工業落后，失業工人1萬多，閑散居民5萬多，秦天真感到擔子重，竭盡全力抓恢復生產，重建國民經濟。在農村抓農業生產、進行五大任務、土地改革的工作。到1952年國營商業、私營工商業均增長較快，五大任務、土地改革完成，農業生產顯著增長，國民經濟有效恢復和發展。改革了中華路干線，治理貫城河、興建黔靈湖，建設延安路，開通了公共汽車。

秦天真在任貴陽市委書記、市長6年多的期間，為開展貴陽市的革命和建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為貴陽市后來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6年6月，因受劉雪葦案的牽連，秦天真被免去貴陽市委書記、市長的職務。后來調任省建委主任、省交通辦公室主任、省鐵路筑路委員會主任。秦天真為工作出發含冤中承擔了貴州的鐵路建設、施工等工作。1958年3月19日調秦天真任籌建工學院籌委會主任，以貴醫舊址為臨時校址，同時在蔡家關建設新校址，師資等學校人員在籌建中備齊，保證了按時開學上課，這時秦天真又經省人委任命為工學院院長，11月省委批準秦天真任中共工學院委員會書記。1960年省委決定秦天真任院長。1964年底，秦天真調職，任命為省文獻辦公室主任。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省委決定對秦天真隔離審查。1980年9月，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查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從政治上平反，使因這一錯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包括劉雪葦得到了平反恢復了名譽，受劉雪葦而牽連的秦天真同時也平了反，長達24年之冤總算澄清了。

1973年3月，省委決定秦天真任省科教辦公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11月省政協召開第四屆委員會，秦天真當選為省政協常務副主席。1979年5月經中央批準秦天真增補為省革委副主任。1980年1月在省第五屆人代會第二次會議上秦天真當選為副省長。1983年8月中共貴州省第五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一屆省顧問委員會，秦天真當選常委、副主任。在這段任職期間，秦天真盡職敬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指示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對貴州地下黨、游擊隊政策的落實，秦天真是當事人、領導人，為此他實事求是站出來說話出證，如貴州地下黨第一支武裝的領導人范敬章的黨籍、活動，他寫了證明得以落實。到1984年，恢復地下黨員黨籍的有幾百人，認定幾千人為游擊隊員的革命身份，追認300多人為革命烈士。

1981年初省委根據中央關于征集、整理黨史資料，研究黨史的指示，委托徐健生、秦天真牽頭，8月省委正式行文決定，黨史研究委員會徐健生任主任、秦天真等3人為副主任，秦天真主持日常工作，后來又任領導小組顧問。全省各級的黨史工作，在建立組織機構，安排好人員的基礎上很快就開展起來，并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在開展黨史工作的同時，省政府又建立了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秦天真被任命為編委會第一任主任，在秦天真的領導下，全省的新方志工作很快就展開，經幾年的時間各級新方志紛紛出版，修志工作日新月異地向前推進。他在1985年4月離休，離休后仍關心黨史和地方志的工作。

秦天真于1998年9月在貴陽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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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黨史人物--李達先進事跡

在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學者型人物，他就是后來成為著名哲學家的李達。雖然后來他一度脫黨，卻經毛親自批準再度回到組織里來，并成為一個沒有預備期的“特殊”黨員。李達，字永錫，號鶴鳴，湖南零陵嵐角山鎮（今屬冷水灘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師優級師范學校讀書。1913年赴日本留學，后因病回國。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后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理科，并在那里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0年回國后，他與陳獨秀、陳望道等人共同發起在上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并代理小組書記。他主編了《共產黨》理論月刊，參加了《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號那間有特殊意義的屋子中，作為上海小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他分工負責中共中央局宣傳主任，后又擔任上海平民女校業務主任（校長），主編《新時代》雜志，是中共黨內早期的理論家和宣傳鼓動家。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達與陳獨秀的矛盾日益尖銳，并辭去了中央局宣傳主任。翌年因在建黨和發展黨等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他脫離黨組織，回湖南從事教育啟蒙。此間他仍和中共黨內的舊友保持著關系，并配合著做些革命的宣傳工作。1927年，長沙發生反共“馬日事變”后，李達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學和暨南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中國大學、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湖南大學等處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間，李達雖在黨組織之外，在思想上仍堅信共產主義，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輟，他的著作成為毛和其他許多革命者學習研究哲學的重要書籍。1949年，李達利用他的聲望參加并策動湖南和平起義。同年他應中共中央電邀北上入京，見到闊別已久的老友兼同鄉毛，并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黨的創始人，脫黨后又回到黨內，一個畫了近30年的圈終于圓滿。新中國成立后，李達擔任過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湖南大學、武漢大學等校的校長、一級教授，以及中國哲學會第一任會長等職務。1966年夏，在武漢大學校長任上受到點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一個革命的政黨，必須有一個革命的理論作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緊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當時只有極少數赴日本的留學生接觸過一點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還不是原著），共產主義思想傳播幾乎是與黨的建立同時進行，理論準備非常不足。在這種近乎于邊干邊學、“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條件下，非常需要專門從事革命理論研究和宣傳的大師。李達與相約建黨的李大釗、陳獨秀以及董必武、周恩來等人相似，都曾留學日本，并最早接觸了馬列主義，不過這些人建黨后都以主要精力從事黨務和社會活動，只有李達能專心于理論，并且成果斐然。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李達與其說是個政治家，還不如說是個學問家，這從他在黨的“一大”中所處的地位便可見端倪。在“一大”上，黨綱還是由國際代表起草，不過李達已發表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當時因黨員只有五十幾個，各地組織尚未健全，因此只選出了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領導機構。李達之所以當選，與他進行會議籌備有關，更由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超過其他代表。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李達的寓所召開“二大”，大會通過了許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達之手。后來李達到大學當專職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頗有影響。他雖操一口湖南鄉音，語言卻簡潔流暢，學識淵博，在課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講述馬克思主義。因為他當時不是黨員，常被圈內的進步師生們稱譽為“帶翅膀的”（以“飛”喻“非”）布爾什維克紅色教授。李達雖因意氣用事一度脫黨，埋頭于書齋卻使他對革命理論的研究具備了獨有的超脫條件。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他托人將新出版的哲學書送給老友潤之，毛得到后如獲至寶，當成撰寫自己哲學著作的重要參考資料。應該說，《毛選集》中的雄文雖然主要是對黨的第一線斗爭實踐的總結，也匯聚了李達在學術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體智慧的結晶。李達是典型的學者型人物，愛坦率地表明觀點，不喜歡隨聲附和，話不投機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陳獨秀鬧翻，進而脫黨，與此不無關系。他組織上脫黨后，黨內舊友仍與之長期保持著聯系。1947年秋天，毛、周恩來曾幾次邀請李達去解放區，因他健康狀況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國革命勝利在即，李達身體康復，地下黨轉來一封信函———“吾兄為我公司發起人之一，現本公司生意興隆，望吾兄速來加入經營。”看到此信，他心情無比激動，當年的潤之老友還在掛念著自己這個“發起人”。他轉道香港經天津到達北平后，與準備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們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輛專車把身穿藍布長袍和布鞋的李達單獨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同向他詢問了湖南情況，隨后毛單獨留他話舊。毛和李達不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早年在以“湖南亞高學府”而馳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李達就曾擔任該校的教師。在故友重逢后的長談中，李達表示要重新加入到黨的行列里來。毛說：“你在早期傳播馬列主義，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以后你在國民黨統治區教書，一直堅持了馬列主義的理論陣地，寫過很多書，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黨是了解你的。”毛當夜留李達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閱了一夜的文件。接著，黨中央鄭重地為李達舉行了入黨儀式，毛做他的歷史證明人，劉少奇做他的入黨介紹人，并且經中共中央特許，沒有預備期。李達非常尊重和敬佩毛，無論是在領袖才能還是學識上，都視為難得的人生知己。本來，毛要留他在北京參加中央的工作，李達卻覺得不一定能適應機關環境，還不如繼續從事自己所熱愛的對哲學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漢等一些大學擔任校長和教授。他與毛是諍友，不為賢者諱，不為尊者隱，甚至直言批評過毛。毛于1950年底發表了哲學著作《實踐論》，李達很快買來認真研讀，他由衷地贊嘆毛的哲學才華，并寫出了《〈實踐論〉的學習提綱》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贊揚的同時，他認為《實踐論》中的一段話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有失公允。為此，他直言不諱地在信中提出。毛接信后反復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專家共同探討，隨后親自給李達寫回信，肯定了李達的觀點，答應在出選集時一定加以修改。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李達見到南巡的毛，兩位老友發生了一次激烈爭執。李達痛心地指出，當時吹噓的高指標是唯心主義的產物，并當面對毛說：你發燒四十度，下面就會發燒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燒傷那些舉燭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達再次指出“頂峰論”違反辯證法。毛當時雖不同意李達的意見，卻在南巡時還問起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嘆息不已，1969年召開“九大”時還專門提起此事。

第四篇：黨史人物--陳獨秀先進事跡

一代宗師，仲甫先生；科學民主，二旗高擎。南陳北李，建黨豐功；晚年頹唐，浩嘆由衷。昔毛主席“七大”評價，功過分明。“五四運動總司令”、“創造了黨”，兩語千鈞，可為墓銘。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陳獨秀曾是毀譽相參的人物。不過他確是近代新文化運動的旗幟，被毛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建黨之初，他又是國內一代先驅的啟蒙者，追溯中共的建黨不能不提及陳獨秀。陳獨秀原名慶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慶。陳自幼喪父，隨人稱“白胡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得到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后，不成龍，便成蛇”。1914年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有人譏諷為自大，其實此名來源于家鄉的獨秀山。陳獨秀一生用過的名字，據查考有38個之多。在報刊上曾用“三愛”、“仲甫”、“只眼”、“實庵”、“致中”等。簽發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黨內同志談話常稱呼為“老先生”、“老頭子”，或在黨內文件中干脆簡稱一個“老”字。陳獨秀少年時便痛恨八股，為敷衍母親而去應考，卻高中第一名秀才。進入20世紀后，陳獨秀作為第一代赴日留學生，于1901年自費進入東京專門學校，即早稻田大學的前身，不久又進成城學校，即日本士官學校預備科。回國后，陳獨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參加反清革命運動，并創辦民俗報刊，在當地曾是叱咤風云的人物，后辦《新青年》雜志名揚全國。蔡元培聞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上任以后并不開課，而是專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國內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于北大文科，陳獨秀在箭桿胡同9號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1919年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大力鼓動，被師生視為領袖，曾一度被捕。出獄后他在思想上轉向共產主義，前往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共產黨發起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開“一大”時，正是由上海組織發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會。盡管陳獨秀因受聘廣東省教育廳長（后不到職）沒有出席大會，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參加，在缺席情況下被推舉為中央書記。“一大”閉幕后，陳獨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陳獨秀投身革命后，放棄了還算殷實的家產。在北大他月薪300塊大洋。專職任黨的領導后，就靠組織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貼和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維持生活，有時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兩頓稀粥。作為反對封建傳統的先鋒者陳獨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著舊遺風影響。他在總書記任上以家長自居，視其他同志為小輩，遇不同意見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長期居于上海書齋而不到斗爭第一線，思想也逐漸落伍。1927年在國民黨發動反共的“四·一二”屠殺前后，陳獨秀面對危機領導無方，黨內同志群起反對其右傾錯誤，他便于7月中旬辭職隱居。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新的負責人出于對陳獨秀的尊重，生活津貼和配給秘書等都保持不變，為他的安全還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陳獨秀卻對中國革命日益悲觀，認為紅軍和土地革命均無前途，于1929年又聯合國際上的托洛斯基派，在黨內另建取消派組織。面對這種分裂黨的行動，中央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實踐的檢驗很快證明，陳獨秀的政治主張完全錯誤，他的組織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國民黨抓捕。1937年抗戰開始，陳獨秀出獄后曾說想去延安，毛也懷念舊誼表示歡迎。不過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項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并擁護黨的路線。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作，固我所愿；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此后他蟄居四川，在貧病交迫中鉆研文字學，撰述《小學識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從1921年7月的中國共產黨“一大”，直至“五大”，陳獨秀都是最高領導人，先后有書記、委員長、總書記的職務之稱。過去有的書中說這是由于黨尚處于幼年的不成熟選擇，此種解釋之荒謬可笑，等于說二十年代的中國革命精英們都是幼稚到賢愚不辨的人。盡管陳獨秀后來有嚴重錯誤，當初卻是黨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師，最高領導之職非他莫屬。陳獨秀到日本學習，對占統治地位的軍國主義極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傳來的民主思想。回國后他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恰恰是以民主、科學為大旗，向統治了中國千年的專制、迷信開戰，使一代青年從封建倫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是中國最先進思想的代表，與中共建黨時的其他領導人大都是師生關系。不過由此也滋長了一種負面結果，那就是造成黨內家長制，陳獨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閉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終陷入歧途未能自拔。這當然也不能完全歸咎于他個人，也是社會歷史的積淀使然。人在社會潮流中，不進則退，黨內歷史人物的命運也昭示了這一點。1945年在“七大”預備會上，毛客觀地評價了陳獨秀，稱他“做了啟蒙工作，創造了黨”。1953年毛乘軍艦沿長江東下經過安慶時，專門向當地負責人詢問起陳獨秀在故鄉的遺屬，并指示要給予生活照顧。尊重歷史的人講起中國共產黨成立，確不能忘記這位“創造了黨”的人！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種文字，工宋詩，寫隸書，舊學有根底，新學造詣尤深。他和胡適等參考日文、英文的標點，為現代漢語確定了一整套標點符號（古漢語不用標點，斷句極難）。陳獨秀一生影響最大的活動，是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這本每期編輯費和稿費總共不超過200塊大洋的雜志，卻喻示著一個嶄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在創刊號上，第一篇文章是陳獨秀撰寫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大文豪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陳獨秀和《新青年》，魯迅的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便在此刊上登出。據毛向斯諾回憶，是《新青年》改變了他的人生取向。毛還認為，在北京時他受陳獨秀的影響最大。陳獨秀以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在當時受到全國進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翌年休刊。陳獨秀與家鄉的發妻高曉嵐共育三子，長子延年，次子喬年，三子松年。高曉嵐長陳獨秀3歲，目不識丁，陳獨秀為辦學想從家中拿錢，夫人堅決不肯，兩人爭吵乃至分居。后來，陳獨秀愛上了“思想新穎”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延年、喬年稍長成，被陳獨秀接到上海，卻寄宿在《新青年》發行廳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謀生，面黃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媽的高君曼見此情景常落淚，想讓兩個孩子在家里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此后延年、喬年都進入震旦大學讀書，陳獨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費。兄弟二人在父親的熏陶與嚴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一起組織中共旅法組織。回國后兄弟二人都成為中央委員，陳延年曾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喬年曾任北方區委組織部長。在黨的會議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稱而不論父子情。黨的第一代普遍稱頌陳延年，他工作極刻苦，顧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與人力車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銳的洞察力，認為“老頭子”右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喬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義，為父終生傷感。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想拉陳獨秀出來任職，得到的回答是：“蔣介石殺了我那么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

第五篇：黨史人物--任弼時先進事跡

中國共產黨創建幾個月后，就有一位不滿十七歲的青年成為黨員。此后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奮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與毛、劉、周、朱并列，成為領導全黨的“五大書記”之一，這就是任弼時。他雖英年早逝，其精神卻在黨內影響至深。任弼時，原名二南，1904年出生與湖南湘陰縣一個貧苦教員之家。5歲就隨父親讀書，7歲入明德小學，12歲去長沙考入師范附屬高小，后入長郡中學，在校內受五四運動影響，積極參加游行宣傳等愛國活動。1920年，他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學業，聯系旅法勤工儉學未成，便加入毛、何叔衡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準備去那里勤工儉學。經研究會介紹，他到上海參加俄語學習班，在那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任弼時與劉少奇等一同赴蘇俄。他們通過赤白軍交戰的火線，歷經種種艱辛到達莫斯科，進入培養革命干部的東方勞動者大學。1922年初，任弼時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秋回國。此時，蘇俄局勢艱難，開始他一天只能領到200克黑面包，卻忍饑刻苦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回國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因張太雷長期離職，兩年間由他代理中央書記。當時他才二十來歲，卻敢于向黨中央領導陳獨秀提意見，有一次氣得陳獨秀把他的意見書當面撕碎。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同志深感他與陳獨秀爭論時的觀點正確。“八七會議”上他被選入政治局，成為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隨后四年間，他一直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任弼時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因缺乏經驗犯過“左”的錯誤，后來通過實踐又在工作中大力糾“左”。1933年，任弼時奉派湘贛邊區，在長征中是紅六軍團和后來的紅二方面軍的最高政治領導人。1937年秋，任弼時隨八路軍總部東進抗日前線，在政治方面負總責，翌年春又作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爭取國際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從人事安排到誰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處理問題周到，待同志和藹可親，被稱為“黨內的老媽媽”。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時，任弼時任大會秘書長。會后，他與毛、劉、周、朱并列為中央五大書記。1947年春，他拖著病體與毛、周恩來轉戰陜北并擔任中央支隊司令員。行軍每到一處，他都要親自安排住房，布置警衛，組織物資供應，還參與決策研究。時稱他是中央隊伍中身體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1948年春，中央進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時的血壓很高，心律又嚴重不齊，卻仍時時支撐著協助周恩來工作，協調各戰略區的物資調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隨中央進入北京，主持召開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赴蘇聯治療。1950年4月回國后，他沒按醫囑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長時間研究戰局并思考對策，病情突然惡化，次日去世。葉劍英在追悼他時這樣評價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走著漫長的艱苦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黨員中，任弼時是出身“青年團”的年輕的老革命家，后來又一直以刻苦堅韌著稱。這位有著“駱駝”性格的堅強戰士，少年時期身處思想活躍卻生產水平相對落后的湘境，決定“畢業之后，欲志于工業”，走工業救國之路。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會制度不改變，興辦工業以強國并無可能。從而走出國門，到蘇俄尋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終生革命的道路。中國革命之所以艱難，不僅由于外部敵人強大，同時也在于內部消極因素眾多。任弼時在黨內之所以長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種不良傾向作斗爭。這種斗爭又不是過“左”地整人，而是抱著幫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態度。任弼時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堅定地支持毛。1938年赴莫斯科時，他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的共產國際表態支持確立毛的領導地位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詢私情，對江青一直堅持原則，不給特殊照顧，康生一類人對他一直是敬畏交織。任弼時能嚴格要求別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氣，只講奉獻不求索取，正如古語所說：“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更令不從。”兩次被捕受嚴刑，第一次受到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電刑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大革命失敗后，任弼時長期擔負著到各地恢復黨的地下組織的危險工作。1928年末，他作為中央巡視員到安徽接頭時被捕，國民黨當局卻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預定的假口供托人帶給在上海的妻子陳瓊英，以便配合組織營救。審訊時，他受到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等酷刑，卻咬定編出來的假身份。敵特按他所說到上海查對，因組織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綻，三個月后獲釋。1929年未，他在上海主持江蘇省委工作時，又被租界當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張月票，而票面上寫的使用人住處已是火災中燒掉的房子，無從查對。外國警探懷疑有假，便使用電刑，竟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任弼肘蘇醒后仍堅不吐實，這種頑強態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產黨，繼續關押拷打。幸虧周恩來領導的特科通過關系營救，才使他獲釋。此后多年，他經常感到頭暈和身體虛弱，加上日夜勞累、血壓高，看東西時常眼花。長征時，他領導紅二萬面軍，年僅三十出頭，可是干部戰士們從外貌看多以為他已有五十歲。任弼時也經常向身邊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長，所以抓緊時間工作。任弼時擔任中央秘書長時，正值陜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黨中央號召軍民開展大生產，任弼時以身作則，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長要了一部紡車。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婦一樣盤腿而坐，練習紡線，成績提高很快。1943年，他參加中央機關在楊家嶺舉行的軍民紡線比賽，獲得了第一名。中央機關的同志說起任弼時，都認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則上從不讓步。一次，江青買了些不該買的東西要求中央特會科報銷，并耍潑大吵大鬧。任弼時支持管財務的同志堅決頂住，江青在鬧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識大體的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毛得知后，對任弼時的這種態度表示贊同。江青卻長期懷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間還對任弼時的家屬進行迫害。1947年，賀龍曾感慨地說過：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譽、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時是內向人物，他是向內發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認識，加強修養。賀龍的這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干部們普遍厭惡康生這種人，而對任弼時則由衷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