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企腐敗典型案例簡析

國 企 腐 敗 典 型 案 例 簡 析

（文章摘編）

一、案例

案例1：重慶市某國企公司原黨委書記沈某，在擔任公司副職領導和主要領導期間，無視企業“三重一大”決策制度，嚴重違反工程建設公開招標投標、大宗物資采購等相關制度規定，為他人在設備供應、股份轉讓、工程承攬等方面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600多萬元。2011年11月，沈某被依法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案例2：山東省日照市某局原局長李某，在擔任局黨組書記、局長期間，嚴重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和財務管理等制度，利用單位財務管理、業務流程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大肆謀取私利，共貪污公款折合人民幣6400多萬元、挪用公款8700多萬元、受賄折合580多萬元。2011年4月，李某被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案例3：河北省某廳原助理巡視員顧某，在擔任河北省石家莊市某局局長、河北省某廳助理巡視員期間，有章不循、知法犯法，違規插手工程項目，蓄意虛報建設用地面積，惡意騙取建設用地臵換指標，伙同他人侵吞公款6100多萬元，收受他人賄賂210萬元。2010年11月，顧某被依法判處死

刑，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案例4：安徽省宿州市某股份公司原董事長趙某，在擔任董事長期間，臵有關制度規定于不顧，利用職務之便，通過虛假聯營、做假賬等手段貪污公款430多萬元，產生孳息160多萬元；采取虛假出資等手段，將企業資金9800多萬元占為己有；指使他人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涉及金額1億5千多萬元。2010年5月，趙某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200萬元，罰金20萬元，追繳違法所得1億零4百萬元及其非法持有的宿州市某股份公司的股份。

二、簡析

縱觀上述沈某、李某、顧某、趙某4案，他們原作為一個部門或一個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本應帶頭執行民主集中制，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但他們卻無視制度規定，嚴重違反組織程序，濫用職權，貪污、挪用、侵吞公款、收受巨額賄賂，性質惡劣、影響極壞。他們為何會從“人民公仆”或企業高層領導淪為階下囚？

1.制度意識淡薄。沈某在擔任重慶市某國企公司總經理、董事長期間，以“通信行業有其特殊性”為借口，長期不制訂相關物資采購、工程建設公開招標投標制度。李某在擔任山東省日照市某局黨組書記、局長期間，不僅不帶頭遵守制

度，反而肆意踐踏民主集中制，經常臨時動議研究重大事項，任意篡改、編造局黨組會議記錄，隨意調整干部。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意識淡薄，遵紀守法思想缺失，是他們墜入腐敗深淵的重要原因之一。道理不難明白：如果領導干部缺乏制度意識，不僅難以制訂出好的制度，即使有了好的制度也難以得到有效的遵守和執行。

2.制度存在漏洞。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李某在擔任山東省日照市某局黨組書記、局長期間，利用業務流程、財務監管等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環節，通過私設公司、虛開發票等方式，截留、挪用、侵占、騙取國家資金上億元。顧某在擔任河北省石家莊市某局局長、河北省某廳助理巡視員期間，利用土地開發復墾和土地臵換的制度不健全、審批和驗收自由裁量權過大，以及在立項、資金撥付使用等環節缺乏配套制度，鉆制度空子，騙取巨額土地臵換指標款項。這充分暴露出當前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存在制度空白，一些具體制度存在著漏洞和缺陷，缺乏系統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導致一些人鋌而走險，挖空心思尋找制度漏洞、打政策擦邊球，千方百計逃避制度的約束、謀取非法利益。

3.制度流于形式。古語有云：“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當前一些重大違紀違法案件的發生，很

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相關制度流于形式，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執行。顧某在擔任河北省石家莊市某局局長、河北省某廳助理巡視員期間，之所以能在地類變更、申請立項、驗收等環節蒙騙過關，就是相關具有審核把關職能的部門不嚴格按照制度辦事，使制度規定成為擺設。安徽省宿州市某股份公司原董事長趙某在原某自來水公司改制過程中，采取虛假出資、虛增股份、虛構分紅、虛增債務等手段，實現了對自來水公司的絕對控制，這和相關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沒有嚴格按制度辦事、監管缺失有很大關系。可見，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貫徹執行，就沒有生命力，就是一紙空文。

4.違反制度的行為沒有及時受到查處使違紀違法人員孳長僥幸心理，并變得冥頑不化。河北省某廳原助理巡視員顧某在懺悔書中說到：我之所以最終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不會被查處的僥幸心理。重慶市某國企公司原黨委書記沈某在1990年就違反規定在設備采購業務中收受回扣60多萬元，但沒有被及時發現和查處。山東省日照市某局原局長李某違紀違法行為主要集中在2002年至2008年，但在此期間，其嚴重違反制度的行為不僅沒有被及時發現，而且連續7年在公務員年度考核中被評為優秀。

誠然，一個單位有效防治腐敗、營造廉潔內部環境，有很多因素，其中如下幾點顯得尤為重要：

一是要加強廉政教育，運用對典型案件進行剖析、開展警示教育、開展制度法紀教育等形式，提高干部員工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的制度法紀意識、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基礎。

二是要進一步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制訂/修訂規章制度要注重系統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盡可能減少、杜絕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讓心存僥幸的人無空子可鉆。

三是建立和完善強有力的制度執行機制，以強有力的制度執行機制來促進和保障提高制度執行力，讓令行禁止成為從政、從業行為的常態。

四是各級黨組織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對于違反制度規定的要堅持原則、敢抓敢管，決不姑息遷就。（標題為摘編者自擬）

第二篇：揭秘工程腐敗“潛規則”典型案例

揭秘工程腐敗“潛規則”典型案例

某河道水下拋石工程標底審核，水深測量的比例尺本來是1：500，但平面圖的出圖比例尺是1：2000，因此字體細小難辨認，只被當作示意圖使用，計算工程量的依據是拋石壩的斷面大樣圖。我對照平面圖上的水深等高線審查斷面大樣圖，發現水深及坡度均錯誤，屬于重大設計失誤，核減石方約50%。

【原因分析】

水下拋石屬于隱蔽工程，由于所拋塊石淹沒在水下，看不見、摸不著，因此一直是腐敗的高發地。以往暴露的腐敗一般發生在施工期間，施工單位與監理串通，偷工減料，弄虛作假。審計署公布2003審計工作報告就存在類似情況：“審計長江堤防隱蔽工程，抽查5個標段發現，虛報水下拋石量16.54萬立方米，占監理確認拋石量的20.4%，由此多結工程款1000多萬元。”而在本案例里，通過設計來做假，更具隱蔽性，再通過操縱招投標，獲得的腐敗金額更加巨大。

【解決方案】

防止腐敗從設計開始做假，應引起重視。建設部頒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圖設計文件審查管理辦法》，是對勘察設計實施監督的一項重要的制度。建設部再頒布《建質［2004］203號》文件，對施工圖設計文件審查管理作出更詳細的規定。但該制度仍然存在缺陷，由于審查機構的業務來源是由建設單位來控制，無疑影響到審查機構的獨立性。二

某排水泵站工程預算審核，建設單位以任務緊迫為由直接發包。擬建在一棟商住樓的首層，基坑開挖支護設計為：以高壓旋噴水泥樁形成止水帷幕（附加鋼管插筋），開挖后噴射混凝土鋼筋網護壁，安裝槽鋼腰梁支撐，最后施工池體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全

部拆除一段箱涵，以攪拌水泥樁重新施工復合地基，樁的深度為12米，間距為1.5米。審核發現如下問題：

（1）該設計與實際地形不相符，旋噴根本無法施工，基坑支護設計不合理；

（2）被拆除的箱涵的基礎已作處理，復合地基的設計太保守。提出申請將設計圖紙送建設局總工室審查，審核中心的領導以任務緊迫為由拒絕。在審核報告里注明各個設計參數，要求在結算時按照實際調整造價。

一天下午，領導要求審計人員陪伴他巡查該工地，車僅路過沒有停留，而是帶審計人員參加施工單位的酒席，共兩桌，建設、計劃、財政等部門的一些領導在座，他們一致同意采用大包干合同，于是要求將審計報告里的相關說明刪除，我拒絕。后來獲悉，施工圖是由施工單位設計的，設計單位只負責蓋章，昂貴的旋噴樁和支護措施等一些項目被取消，改為簡易的人工挖孔樁的施工方法，攪拌樁的施工情況不明。由于采用大包干合同，結算價不再按實調整。

【原因分析】

由施工單位設計施工圖的情況常出現于政府工程，搞多套完全不同的陰陽圖紙，先以一套造價高的圖紙報批，后以另一套造價低的圖紙施工，最后又以虛假的竣工圖應付各個部門，從而牟取暴利。政府工程的腐敗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一兩個人身上，必須通過政府各個部門的配合才能完成。在本案例中，雖然審核人員發現問題，提出預防措施，并堅持原則拒絕配合腐敗的發生，但通過政府各人部門官員的配合，腐敗仍能順利地實現。

【解決方案】

每年政府建設項目投資的數額巨大，監督不好就容易出現漏洞，甚至造成巨大的投資損失，因此要完善政府投資項目的評價體系，人大常委會要加強對政府投資項目的監督，目前可探索組建專家機構，每年對一些重大政府投資項目進行重點審查。改革的方向是：審計部門應獨立于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例如由人大常委會領導，保證獨立地履行監督職能。

三

某道路工程結算審核，一份現場簽證的內容是增加早強劑若干噸，理由合適，并由監理工程師和建設單位科長簽字。

審核疑點是：早強劑的總用量是無法一次計量的，正確的簽證應只記錄使用早強劑的路段范圍，至于摻入率應該由設計單位發出。

我將早強劑的總用量與混凝土的總用量聯系起來，計算出早強劑摻量為水泥的20%還多，是正常用量的10倍以上，證明該簽證嚴重失實。在復核一位同事的審核報告時發現了上述漏洞，經初步查問，監理工程師承認并不清楚數量，解釋是建設單位的主管科長簽字蓋章后才拿給他的。

后來，該審核報告沒有再經我復核就獲批準，那位同事解釋：領導不讓追查。

【原因分析】

在本案例中，建設單位的主管科長違反《增加工程現場簽證單》的批準程序，是建設單位參與腐敗的常見手法。監理工程師的執業準則是“守法、誠信、公正、科學”，前提條件是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

建設單位掌握著監理業務的發包權，監理單位由于擔心失去日后的業務而對建設單位言聽計從，自然失去獨立性，監理工程師變成了橡皮圖章。

至于審核部門的領導，對審核中發現的腐敗現象，運用手中的權力實施掩蓋，直接干預審核報告的真實性，使審核部門變成領導者個人意志的領地，失去監督的職能，助長腐敗風氣的蔓延。

【解決方案】

民生銀行的風險控制之道值得借鑒：“總行行長和分行行長都沒有貸款權，不參與任何貸款的評審，其職責是貫徹董事會的決策，并制定銀行的游戲規則。實施?首席信貸執行官?制度，全國跨分行設置8大評審中心，直屬于總行，總行評審中心和8大區域評審中心均獨立動作。技術層面的操作應獨立化、專業化。”

四

某水利工程標底審核，使用水下不分散混凝土施工，審核發現單價高達1200元/立方米，于是要求建設單位提供單價分析、設計參數和材料說明書。

建設單位僅提供一份經銷商完成的單價分析，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800千克，絮凝劑50千克（價格為22元/千克），中砂和碎石的用量也遠多于正常的配合比，單位高達1600元/立方米。建設單位拒絕再提供任何資料，并通過科員、副科員、科長逐級向我施加壓力，強烈要求沿用他們以前批準的單價。設計單位同樣拒絕提供絮凝劑的相關資料，審核中心的領導聽取匯報后，要求我必須按時完成審核報告。

上網查詢，只查到一條信息，還是那家施工單位發布的，它是絮凝劑的獨家經銷產商，聯系一位大學同學，他與絮凝劑的研制單位同屬一個大企業，愿意幫打聽價格。回復時，說不能讓知道真實的價格，雖然相隔2000公里，但是研制單位已經知道正在審核的情況，報價是25元/千克，比經銷商的申報價格還高。經過大量調查，還是無法知道絮凝劑的真實價格，無奈地完成水下混凝土的單價分析，但依然核減超過50%。

在定標會上，主管局長抱怨審核的單位過低，大聲批評不夠虛心接受專家的意見。奇怪的是，每家投標企業竟一致地以我的審核單價對水下混凝土報價。后來獲悉，中標企業又以同樣的單價將水下混凝土分包給主管部門指定的有背景企業。

【原因分析】

在當時，水下不分散混凝土絮凝劑是一種新型材料，用量應是水泥重量的2%，可使混凝土獲得良好的水中抗分散性，完成在水中自落、自動密實的施工過程，適合用于水下混凝土工程。目前，UWB－II型絮凝劑的價格約5元/千克，可以判斷當時的報價22元/千克是虛高。可是，由于產品銷售的壟斷性以及應用領域的廣泛性腐敗，材料的真實價格一直被蒙蔽，施工單位輕易地牟取暴利。

【解決方案】

最近，長江水利委員會副主任沈泰，因在工程管理中腐敗而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由于水利工程的特殊性，建設、設計、監理、施工、檢測、驗收等單位的均屬于水利系統的小圈子，容易成為水潑不進的利益共體。“自查”就成為建設單位腐敗的擋箭牌，監督的人不少，投入也很多，效果卻欠佳。

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報告的作用在于，把所謂的“自查”放到了陽光之下，讓腐敗圈子立即現形。政府的改革應想方設法多搭建一些陽光平臺，讓社會各方面都有監督渠道。畢竟，金錢只能買通少數人，“內部人”，不可能買通所有社會大眾。

五

某玻璃幕墻工程結算審核，在每層窗臺位置安裝一條裝飾條，圍繞建筑物一圈，竣工圖注明是不銹鋼裝飾條，并蓋著建設、設計和監理單位的公章。裝飾條的形狀是四分之一圓形，半徑為0.22米，不銹鋼材料在工藝制作和安裝方面都存在較大難度，如果使用鋁合金材料，就能較好地與玻璃幕墻的鋁合金框架配合，而且造價便宜很多。根據上述分析，我對裝飾條的材料產生懷疑，經過現場踏勘，證實裝飾條的確是鋁合金材料，僅此一項核減金額達數百萬港元。

【原因分析】

由于鋁合金經過噴涂處理后與不銹鋼的外觀近似，因此造價低的鋁合金被冒充為造價高的不銹鋼，鋁合金裝飾條的審核單價是317.78元/米，不銹鋼裝飾條的合同單價是1000元/米。在本案例里，改變了在竣工圖虛增工程量的慣用手法，只對竣工圖的一種材料做假，就能騙取巨額的工程造價。

【解決方案】

竣工圖是竣工驗收的重要組成部分，設計和監理單位是具有獨立性的中價企業，保證竣工圖的真實性是他們的職責。針對目前普遍存在竣工圖做假的情況，有必要在工程造價審核中增加審查竣工圖的程序。

六

2004年，深圳市紀委通報了大工業區管委會黨委書記李國棟違規干預和插手工程招投標等嚴重違法問題。

在興建大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工程中，李國棟明知興瑞辰公司負責人劉某“串標”，仍指使下屬在評標時為劉某掛靠的公司打高分，讓劉某中標。隨后，劉某將工程轉包他人，從中非法獲利320萬元。我參與了該項目的結算審核，它采用工程量清單招標，固定單價合同，工程量可調整。審核發現，根據竣工圖計算的鋼筋工程量比招標清單增加很多，建設單位解釋是咨詢公司在編制招標清單時失誤所致。

在施工期間，設計出圖專用章的監制單位由市建設局變更為市國土規劃局，因此招標圖和竣工圖所蓋的圖章肯定是不同的。

審查發現，招標圖和竣工圖都蓋著最新版的設計出圖專用章，證明送審的招標圖紙并不是真件。但由于所有政府部門都沒有對招標圖紙存檔，因此無法判斷它與招標圖紙是否一致。

【原因分析】

由于對招投標的監督管理上存在漏洞，才讓腐敗分子有機可乘。例如在本案例中，雖然發現鋼筋的含量偏高，并查明送審的招標圖紙并不是真件，但無法判斷假冒的招標圖紙的鋼筋是否被弄虛作假地改動過。假如建設單位聯合設計、監理、施工單位在竣工圖上弄虛作假，加大鋼筋的規格和增加數量，然后利用假冒的招標圖紙作掩護，不需要通過仿造設計變更或現場簽證等慣用腐敗手段，就可輕而易舉地騙取巨額的工程造價，非常隱蔽。

【解決方案】

有關職能要加強監督檢查，整頓建筑市場的規避招投標、圍標、串標等問題，積極推進建筑領域的預防腐敗工作，從源頭上鏟除工程招投標因人為因素可能帶來的腐敗問題。還應重視招標文件、答疑、招標圖紙的存檔，包括電子文檔資料，由一個專責政府部門保管，其他部門均共享使用。建立讓個人承擔責任的制度，對于偽造竣工資料問題，必須查出具體的責任人，不能以集體的名義應付處罰。

七

某大廈工程的總概算約6億元，工程結算總造價約10億元。該工程聘請了一家著名的香港工料測量師公司擔任全過程造價控制，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合同單價比其它同期同類的項目高出很多，導致每個單項工程的結算造價都大大超出合同價。例如，玻璃欄板不銹鋼扶手，送審單價為2838.14元/米，審核單價為1155.12元/米。

【原因分析】

排除項目管理者的因素來分析該工料測量師公司的失誤，明顯的失誤是香港的工料測量師不熟悉深圳市的計價辦法，但根本性的失誤是放棄了“公正性、獨立性”。香港的工料測量師制度無疑是較完善的，但離開了“公正性、獨立性”之后，它就暴露出隨意性大的缺點。

例如，（1）沙比利飾面衣柜，規格1.5×0.6×2.75米，前后出現兩個新增單價3200元/個、3500元/個。（2）沙比利飾面文件柜，規格8.5×0.4×2.75米，前后出現兩個新增單價38500元/個、34000元/個。由此可見，我們在學習借鑒境外的科學性和先進性事物的時候，一定要辯證地分析它的整體性。

【解決方案】

參與政府投資項目的社會中介企業，例如：勘察、設計、造價咨詢、招標代理、監理、試驗檢測等單位，如果缺乏獨立性，就很容易成為腐敗的幫兇。應將它們與施工單位的發包管理分開由不同部門負責，例如分別設立中介企業發包管理部門、施工單位發包管理部門、項目施工管理部門，目的是保證社會中介企業的獨立

第三篇：腐敗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動心得體會

腐敗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動心得體會

XXXX局 XX

X月X日，本人參加了單位組織的腐敗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動，參觀了XX警示教育基地，看完XX個腐敗分子的案例后感慨良多，我深刻認識到必須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做一個廉政、勤政、為民的好干部。

一、始終保持良好的學習習慣。學習是每一名黨員干部的必修課，特別是要學習《黨章》和中共中央關于“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的要求，只有不斷加強學習才能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思想和能力才能得到提高。從那些腐敗干部的案例來看，正是他們在學習上靜不下心來，總是以工作忙為借口，推三阻四，敷衍了事，結果是“只聞學習口號響，不見學習水平漲”。活生生的事實告訴我們，不學習，思想就得不到改造，心就不靜，心不靜，欲望就容易膨脹，就拒絕不了誘惑，一遇到誘惑就容易被誘惑的繩索絆倒。因此，我們黨員干部必須要經常認真學習，從書本上學，從實踐中學，學到真本領，努力做一個新時期優秀的黨員干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要始終保持艱苦奮斗優良傳統。這些成為腐敗分子的黨員干部，正是因為淡忘了艱苦奮斗作風，貪圖享受，熱衷于追求個人和小家庭的安樂，拋棄黨紀法規，貪污腐化，最終走上犯罪的道路。我們一定要引以為戒，要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恪守黨的宗旨，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始終不渝地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

三、要始終清醒明白權力是什么。權力是組織和人民賦予我們用來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不是謀取一己私利的工具。權力也確實能為權力掌握者帶來自身實惠，但我們要始終記住權力是把“雙刃劍”。用權為公，可以造福社會，贏得人民的贊譽；用權為私，既損害人民利益，又傷害了自己，終為人民所唾棄。

四、要始終做到慎獨、慎初、慎微。要認識到那些犯罪的腐敗分子不是一開始就陷入犯罪的深淵的，大致都有一個腐敗軌跡，那就是“循序漸進”。在開始時，沒有能把握自我，總以“別人不知”、“就此一次”來自我蒙騙。作為黨的干部就必須常懷律己之心，做到警鐘長鳴，防微杜漸，過好節慶關、親情關、友情關、小節關，管住身手、抗住誘惑、守住底線，真正做到“算好清廉七筆帳，走好人生每一步” 通過這次的警示教育學習活動，我進一步認識到只有通過全面的、經常的教育，牢固樹立正確利益觀，才能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礎，筑嚴思想政治防線。作為一名國家干部，怎么管好自己的心、管好自己的手，怎么處理拒絕誘惑至關重要。一旦我們喪失應有的警覺，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就很容易被糖衣裹著的炮彈所擊中，成為貪圖享受，追求糜爛生活的人，這樣的人終究必將與高墻相伴。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時刻提醒自己要不斷的學習，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廉潔奉公，這樣才能對社會負責，對家庭負責。

20XX年X月XX日

第四篇：“村官”腐敗典型案例解剖

“村官”腐敗典型案例解剖

“村官”腐敗典型案例解剖

在我國對高官腐敗采取高壓態勢的同時，可能被忽視的最小職務的“村官”卻屢屢制造涉案金額數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貪污大案，“村官”腐敗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些腐敗案件已引起廣大群眾的上訪和社會的不穩定，也引起了中央領導和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6月底，中央成立新聞宣傳督導團和專家咨詢團，開展全國首次大規模的對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督查調研。據8月2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湖南、遼寧的調研組通過直接入戶調查，在走訪了6個市7個縣的基礎上，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并力求尋找解決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的制度和機制。以下是調查的主要內容： “村官”腐敗手段多樣化，民怨比較大

1.“村官”腐敗數量大。2003年以來，湖南省共立案查處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2996件；2004年以來，遼寧省共立案查處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2975件。

2.腐敗“村官”中一把手居多。兩省村干部違紀違法的主體，以黨支書兼村主任的“一把手”居多，占總數的90%以上。3.腐敗案件涉及范圍廣。“村官”腐敗案件主要是非法占有土地補償款，救災救濟、扶貧優撫款物以及糧食直補、退耕還林、宅基地等款項；以低價私自出租、轉讓、發包集體所有耕地、林地等。

4.“村官”腐敗手段多樣化。主要有7種：借宗族勢力，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權利；濫用職權，“卡拿索要”；獨斷專行、辦事不公；發包土地、工程，優親厚友；參與賭博、揮霍公款；在任職期間外出打工，村務空掛；進行不正當競選。5.“村官”腐敗區域分布相對集中。主要在經濟發達的城鄉接合部和封閉的欠發達村。

6.腐敗“村官”缺乏法律意識。目前一些村干部的綜合素質不強，有的平時不學法，遇事不懂法。村民自治負重前行，“村官”難以監督

1.村民自治遭遇“386170部隊”。湖南農村主要是“386170”部隊，即婦女、兒童、老人，對監督村干部十分不利。

2.5%的村尚未實行村務公開。湖南省民政部門的調查數字顯示，截至目前，湖南省有5%的村未實行村務公開。3.村務管理無章可循。過去基層政府主要精力放在民主選舉上，對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許多地方還在制訂方案和試點階段。

4.基層情況復雜，腐敗“村官”關系網廣泛。許多村民反映，村干部的違紀違法問題查處難度大，主要是人情干擾。各部門對監督治理“村官”腐敗顯得乏力

1.監管的部門之間不協調。組織部門管黨建，民政部門管選舉，農委(農經)管集體資產和離任審計，違法違紀歸紀檢監察部門，刑事案件歸公安。

2.基層農經管理部門審計力量薄弱。以遼寧省撫順市為例，該市基層農業經管站的編制只有兩個人，平時應付各種報表都很緊張，遇上村委會集中換屆(離任)審計，根本審計不過來。

3.鄉鎮一級監管不力。從對兩省的調研情況來看，鄉鎮一級，對村干部監管則持“三不”態度，即“不能管，不敢管，不愿管”。如何管“村官”還莫衷一是

1.不宜建立“三合一”村級組織架構。一些基層干部認為，目前村級組織“三合一”(黨支部、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體制，導致村干部的權力膨脹，實行“一肩挑”更容易形成“一言堂”。2.通過選舉選拔好干部。多數干部認為，民主選舉好于任命制，選舉的干部則必須對下負責。

3.嚴格實行“村務公開”。實施“村務公開陽光工程”，加快拒腐防變機制建設。

4.加大民主監督力度。目前，在湖南衡南、懷化等地，有些地方的群眾開始評選“最不滿意的村干部”。

5.理順村干部管理體制。建立由紀檢監察部門牽頭抓總，組織、民政、涉農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密切配合的體制，將村干部管理工作納入黨風廉政建設體系，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結論

從上述調查來看，“村官”腐敗的問題確實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并且還在蔓延，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村官”腐敗有這樣那樣的原因，但農村反腐敗機制和機構的“真空”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不少基層的農村財務的審計和紀檢、監察部門“鞭長莫及”，僅靠“自下而上”的監督在目前條件下還管不住小小的“村官”，必須加強“自上而下”的監管延伸國家的反腐機器。治理“村官”腐敗，不僅要加強村民自治建設，更要關注基層執政體制的結構性缺陷，消除黨、政、法“三不管”的盲區。在這方面，一些縣市已開始嘗試進行對村級干部的任中和離任審計，以形成對村干部監管的長效機制，據稱效果不錯，值得各地借鑒。

第五篇：對國企改制典型案例的剖析

對國企改制典型案例的剖析

陳文科(湖北省社科院 研究員 博士導師)

摘 要：國企產權改革變形是轉軌期我國改革變形的一種主要形式。實踐證明，我國國企以明晰產權關系為中心的股份制改革，有待于深化和完善，前些年大批進行的國企改制任務遠未完成，與建立規范的現代產權制度目標還有較大距離。國企改制中國有資產流失的幾起典型案例警醒人們，國企改制仍是改革的難點，而治理“改制”和“產權變更”名義下的改革變形，更是我國現階段改革的難點。

關鍵詞：產權制度改革；股份制；政府職能 一、四起國企產權改革變形典型案例的共性特征分析

四起國有企業“改制”后國有資產流失案例分別是：（１）《武漢冠生園國有資產流失調查》①；（２）《“首家改制國企”股權變更造成國有資產大流失》②；（３）《河南鎮平縣企業改制怪現象——領導別墅成林，九成國企搞垮》③；（４）《國有資產縮水之謎——凈資產３２００多萬元的長葛市發電廠，僅以１５００多萬元的底價成交》④。在上述國企“改制”變形即產權改革變形典型案例中，既有大城市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又有縣域經濟中的中小型國有企業；既有一般競爭性行業領域的國有企業，又有政策壟斷領域的電力企業；既有產品缺乏市場，歷史包袱沉重，扭虧無望，處于困境的國有企業，也有原先產品有市場，因經營不善而陷于困境的國有企業，又有改制前是一個地方的主要盈利企業；既有面上的改制企業，又有各類“試點”企業（參見表１）。以上四例，無疑均是國企產權改革中的一種扭典和變形，是背離國企股份制改革初衷和目標，并與違紀、違法等腐敗行為交織在一起的改革變形。其共同特征有三：

一是由政府職能部門和企業經營管理者暗箱操作“改制”規則、程序，對廣大職工信息不公開，或出售，或股權變更，或產權轉讓，操作程序均違規、違法。如武漢冠生園變賣的暗箱操作在民營企業與原廠長和區政府職能部門（體改委、企業辦）之間進行；河南長葛市發電廠“改制”的暗箱操作在原廠長和政府職能部門（市財政局、國資辦）之間進行，原廠長等企業管理人員甚至直接參與了資產評估機構改制項目申報、改制方案制定等不應參與的事項；而嘉化廠兩階段“改制”的暗箱操作則是在上級職能部門認可的前提下，更多地在原廠長及其親信、家屬之間進行。至于河南鎮平縣對國企的全方位“改制”，主導角色更是國企頭上的各個“婆婆”，多個政府職能部門以高息貸款形式牽住了企業改革的“牛鼻子”，最終把“改制企業”引向了死胡同。

二是國有企業原經營管理者用足“改制”的一切權利，以各種形式侵占國有資產或使國有資產“縮水”，進而達到個人及親屬占大股或控股，乃至蛻變為純粹私人企業的目的。從武漢冠生園的原廠長韓建強到嘉陵化工廠原廠長李守昌，再到長葛市發電廠原廠長梁佰嶺，無一不如此。只是侵占或“縮水”的形式、程度略有不同。韓建強把優質資產的繁華地段土地和廠房賣給民營企業后，自己則占有“冠生園”品牌的無形資產和大量生產設備；李守昌則通過獲取大量法人股和“債轉股”以增資擴股，增加股東等，控制了“改制”后嘉化公司８０％的股權，完成了整個“蛇吞象”過程；梁佰嶺先是直接委托評估機構，把握了企業國有資產評估大權，后又通過以“改制”獲取的獎勵和優惠兩項，一次性取得了國有凈資產１５００多萬元，當然也就使長葛市發電廠國有凈資產一次性“縮水”１５００多萬元。

三是國企“改制”變形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還與部分政府職能部門監管不力，乃至失職、瀆職及尋租等腐敗行為密切相關。武漢冠生園“改制”后國有資產的“一分為三”，除了原國企負責人與民營企業老板的私下交易外，就在于原區體改委、企業辦負責人的無所作為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官僚主義，以及對職工權益的漠視。重慶嘉化廠“改制”先是不遵循全體職工出資入股的“游戲規則”，緊接著又有瞞天過海的“股權變更”，原企業法人一次又一次地化國企資產為私有，以致所謂中國“首家改制國企”很快陷入了改革黑洞，使一個頗有市場前景的中型國企被搞垮，這不能不與上級主管部門的放縱或支持相關。河南長葛市發電廠“改制”從方案批準（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６日）到“改制”完成（同年１２月３１日）八個月中，其間國務院有關部門于２００３年８月聯合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暫停經營發電或電網業務的中央和各級電力企業改制為職工持股的企業，但長葛市有關職能部門拒不執行通知，而產權轉讓也沒有按規定進入產權交易市場，競價轉價，全力支持原廠長在獲得國有資產３０％的獎勵和２５％的優惠政策后，以１５００萬元底價購買了凈資產３２００多萬元的企業全部國有資產。這也是一起政府職能部門瀆職，聽任國有資產流失的嚴重行為。至于鎮平縣部分政府職能部門利用國企改制之機放高息貸款，先搞垮，后拍賣國企，再侵占國企的最后一塊“陣地”——土地，也是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手段，大蓋領導別墅，已不僅僅是改制不力和失職、瀆職問題，而是發國難財，為個人和小團體牟利的地地道道的腐敗行為。二、四起國企產權改革變形典型案例的個性特征分析

四起典型“改制”案例，其改革變形又各有“特色”，分別代表了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改革變形。這里既有淺層次的扭曲式改革變形，又有中層次的倒錯式改革變形和深層次的逆轉式改革變形，而且以中、深層次的改革變形為主⑤。

１． 武漢冠生園“改制”：民企參與國企改制的倒錯式改革變形

引入民營企業資本來重組國企，或引導民營企業購買國企，是現階段很多地方普遍實行的一種產權改革形式。如果真正規范運作，也不失為老字號國企——武漢冠生園起死回生的一種出路。問題在于，民營企業武漢添地集團購買武漢冠生園在四個方面背離了改制目標，是典型的倒錯式改革變形。

一是有關部門引入民企添地集團參與武漢冠生園改制，本意是盤活資產和安置職工。實際上，民企只是購買了國企的優質資產，并不承擔相關的債權債務和職工安置的責任，卻留下巨債，并由政府墊錢來安置職工。

二是民企參與改制并非兼并，而僅限于購買部分優質資產，雙方屬于一次性買賣關系，因而民企添地集團不應獲得只有兼并企業才能享受的８％的資產購買優惠政策。

三是區政府職能部門低估優質國有資產，使并末真正參與改制的民企大獲其利。按照武漢長城會計師事務所２００１年６月的評估報告，武漢冠生園１９畝土地和廠房的價值為１８００萬元左右，而江漢區企業辦認定為１５００萬元左右，以致讓民企一次性獲得３００萬元的優惠。

四是原企業負責人在金蟬脫殼之后，利用私藏隱匿的部分國有資產（大部分機器設備）和冠生園品牌，又“創建”一個同名的私營企業。這同中央電視臺今年２月１２日《焦點訪談》報道的“左手倒右手，國有變私有”，指山東一家國有企業主要管理人員在國企的土地上同時經營自己的私人企業，基本上是一回事。

２． 重慶嘉化“改制”：全體職工出資入股購買國企的逆轉式改革變形

通過職工出資入股購買國企，實現國有獨資企業的多元投資、多元化產權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變革，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重慶嘉化廠從“改制”伊始，置國企股份制改革的“游戲規則”于不顧，一直由原廠長暗箱操作產權變更，一步步化公為私，使本應是職工全員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原廠長的私人企業或家族企業。重慶嘉化“改制”的變形，隨著“改制”的進程而加快，變形程度也在加深，其改革結果與改革目標南轅北轍，國有變私有，是典型的逆轉式改革變形。首先，“改制”初期或者說第一次“改制”中，原廠長利用指導“改制”的公司章程，暗箱運作公司法人股分配，使本人及親屬獲得大量公司法人股，從而得以少量出資達到占大股并控股的目的。按照公司章程，公司注冊資本（總股本）１０５３萬元，其中職工實際出資入股３５６萬元，另有６９７萬元的公司法人股。在公司法人股分配中，原廠長與妻子分獲１３９萬元和４０萬元的企業法人股，二者合計占全部法人股的２６％（其中原廠長占２０％，其妻占６％）。這里公司法人股分配規則變形，不僅在于分配的暗箱操作，廣大職工股東不清楚分配標準和過程，更重要的在于公司法人股的分配標準完全為原廠長所歪曲利用。企業法人股作為國家優惠減免部分凈資產入股，根據按照貢獻大小、職務高低、工齡長短等分配，其中按工齡長短分配的比例方占一半的規則，由于原廠長在任期內嘉化廠由贏利走向瀕臨破產，以其“貢獻”，不應分得２０％公司法人股，其妻并非公司高層，更不應獲得６％的配股。正因為憑借所獲的“超額”公司法人股，原廠長及妻子分別只出資２７萬元、６８萬元，而分別占有嘉化公司總股權的１５．８％、１９．２５％。其次，在“改制”半年后，原廠長又暗箱操作“債轉股”以增資擴股、增加股東，實質上是“股權變更”，使一般職工股占總股本的比重急劇下降，使其及親信、家屬占總股本的比重大幅上升。這就是原廠長背著廣大職工股東，以嘉化有限公司的名義通過工商注冊變更登記，將注冊資本由１０５３萬元變為２５８８萬元。在總股本２５８８萬元中，除公司總股本由１０５３萬元增加到近１４００萬元外，新增的兩大股東——嘉華貿易總公司和青城貿易公司以“債轉股”的形式，分別投資入股８９８萬元、１２０萬元。這次“股權變更”的暗箱操作在于兩點：一是新增兩大股東并不“新”，實際上是以原嘉化廠一個經營部為基礎成立，并由原廠長任法人代表的子公司。二是“其余法人股”的加入，使原廠長及親信、親屬進一步持大股和全面控股。除新加入的股東外，在原有１０５３萬股本分布里，全廠員工占有的資本股和其他股總數只占到８１９萬股，另有２３４股收入“其余股東”名下。去掉這２３４萬并不透明的股份和原廠長及親屬的股份，全廠一般職工占到的總股本為４００多萬股，已經不到１０５３萬股的半數，只占此次增資擴股后總股本２５８８萬元的百分之十幾，相反，原廠長及親信、家屬所持股本占總股本的比重達８０％以上。如果說第一次“改制”后嘉化廠至少還維持了一個“職工全員持股”公司的外部框架，那么，經過暗箱操作“股權變更”的第二次“改制”，則使名義上的嘉化股份有限公司變成了原廠長及家屬絕對控股的私人合伙企業或家族企業。

３． 河南長葛市發電廠“改制”：國有獨資企業改國有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的扭曲式改革變形 撇開國務院有關部門關于電力企業改制暫停的緊急通知不論，河南長葛市發電廠作為國有政策壟斷企業改制的方向必然是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１６字方針的要求，實行國有控股下的產權多元化。但從“改制”全部運作來講，該廠由國有獨資企業改職工持股的有限責任制公司，從主要環節到改制結果，一再違規操作，都發生了嚴重扭曲，是一種典型的扭曲式改革變形。

扭曲變形之一，是該企業的產權轉讓未按規定進入產權交易市場，從資產評估到轉讓運作均在原企業經營管理者與國資管理部門之間私下進行。根據國務院辦公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轉發的國資委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非上市企業國有產權轉讓要進入產權交易市場，不受地區、行業、出資和隸屬關系的限制，并按照《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公開信息，競價轉讓。即使是協議轉讓，也應該是在拍賣、招投標不成功之后，才可以選擇的方式。但長葛市有關部門在企業產權作出界定后的僅１０天，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就拋開了公開信息、競價轉讓等轉讓程序，匆忙批準將發電廠改為“恒光熱電有限責任公司”。

扭曲變形之二，是原企業廠長作為產權轉讓主要當事人，始終參與了產權轉讓操作的主要過程。根據國家相關規定，向本企業經營管理者轉讓國有產權，應由直接持有國有產權的單位負責或其委托中介機構進行，經營管理者不得參與轉讓國有產權的決策、財務審計、清產核資、底價確定等重大事項，嚴禁自賣自買國有產權。但是該企業改制中，評估機構是由企業直接委托的，原廠長等企業管理人員至少參與了改制項目申報、改制方案的制定、資產申報等重大事項。

扭曲變形之三，是原廠長等企業經營管理者在通過高達３０％的獎勵和２５％優惠，獲得了剩余國有凈資產的一半。其中：對有功人員獎勵３０％，共９６０多萬元；用現金一次性買斷優惠２５％，共５６０多萬元。在３０％獎勵中，領導班子分配６４％，中層干部分配２０％，有功人員分配１６％。其獎勵和優惠幅度之大，缺乏按要素分配的可信依據。而正是通過獎勵和優惠后，原廠長在“恒光公司”３５位股東中名列首位，其認繳注冊資本９１０多萬元，占職工持股公司注冊資本的１９．４６％。

４． 河南鎮平縣國企“改制”：企業先借貸改革，然后一賣了之的大面積逆轉式改革變形

對于河南鎮平縣這樣一個改制前的工業強縣而言，采取包括國營改民營、出售、租賃等在內的多種形式的改制，并通過借貸解決改制企業資金困難，以把大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引向市場經濟，如果目標明確，規范運作，將會收到應有的效果。問題在于，作為“特試縣”的國企改制一開始目標不明，借貸機制扭曲，以至陷入了企業借貸（政府放貸）——企業還貸——變賣企業的三部曲。至于９０％國有企業破產后，該縣部分政府職能部門利用拍賣企業的土地大蓋洋房別墅，則是一種“發國難財”的腐敗行為，與真正的國企改制無關。鎮平縣國企“改制”變形，屬于縣域范圍內大面積、成建制的改革變形，也是與政府職能部門集團化腐敗相交織的一種逆轉式的深層次改革變形。其改革變形范圍之廣、程度之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府職能部門不是承擔對國企改制監管職能，而是向企業放高利貸以獲取部門利益。所有向企業放高利貸的政府部門，包括縣財政局、經貿委、社會保險局、民政局等，大都承擔有監管國企改制的職能，卻不務正業，以向企業放高利貸為主業。僅民政局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兩年就向本縣十幾家國企放高息貸款近千萬元，結果國企的主管部門與國企之間由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變成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二是某些政府職能部門與企業負責人內外勾結，打造企業的“死亡鏈”。鎮平縣大量國企在改制中走向“死亡”，既有外因，又有因內。從外因看該縣國企負責人在“改制”期間，被迫向政府職能部門和個人以高息借貸，且期限又大都是１－２個月，屆時放貸者向法院起訴，法院執行的結果必然是變賣企業土地。從內因看，企業借來的高息貸款，又大都在改制過程中被企業負責人以各種名義據為已有。可以說，短期的高息貸款是該縣大多數國企死亡的催生劑，企業一賣了之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廣大企業職工，而是部分政府職能部門和原企業負責人。三是鎮平縣作為河南省國企改革的“特試縣”，缺乏“面上有方案，點上有典型”的系統改革設計，而是各自為政，且又放任自流，是“走到哪里，改到哪里”的無目標改革，結果是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成建制地參與國企改制變成了成建制地集團化腐敗。

三、防止和治理國企產權改革變形的幾個理論和政策問題

１． 在產權交易市場中公開透明地評估國有資產，防止國有資產“低估”式縮水

無論采取何種改制形式，國有資產評估總是改制第一關或第一環節。在建立混合所有制，或者租賃、破產、出售等改制中，凡是出現國有資產流失的，往往與資產評估環節出問題相關。從總體上看，國企改制中國有資產評估問題主要有二：一是我國相當部分地方對國有資產的評估，特別是對中小企業國有資產的評估，并未全面進入產權交易市場。而對資產評估機構來說，沒有公開的產權交易市場，就缺少可信的價格信號。二是即使在公開競價交易中，由于大部分地方、大多數國有企業因歷史負債和經營效益不好等因素，急待出售、租賃，容易導致買方壓價，以至有相當一部分被評估的企業，或為追逐買主，或為尋找有實力的經營者，往往向買主讓利以急于脫身。由于以上問題，導致國有企業資產評估中的“三低估”現象，即：對企業現有資產（特別是土地、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低估，對企業目前經營效益低估，對企業國有資本收益預期低估。要解決國有資產“低估”式縮水，最重要的是從資產評估機構評估及政府職能部門認定向公開公正的產權交易市場競價招標評估轉變。

２． 規范管理層收購，防止“股權贈與”范圍無限擴大

在目前我國國企改制中，管理層收購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必要性是指企業家短缺，優秀企業家是稀缺資源，且盤活國企功不可沒，以國企管理層收購企業不一定比外資、民資收購差。可能性是指資本短缺，大量國企改制和龐大的國有資本待售，在引進外資和吸納民間資本之外，通過對其“股權贈與”方式使管理層具備了持大股以收購國企的基本條件。從實際操作來看，管理層收購后的國企變化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由國有獨資企業變為職工全員持股，企業經營管理者持大股或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另一種是通過一次性買斷，由國有獨資企業變為原主要經營管理者完全控股的民營企業（也大都采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無論哪種情形，往往都與通過“股權贈與”的形式給管理層“讓利”（包括獎勵和優惠）相關。現在的問題，不在于對管理層持大股或控股的爭議，而在于管理層持大股或控股中“股權贈與”所占的比重，即對管理層的“股權贈與”應否把握一個“度”。此外，對管理層，即優秀企業家的激勵是否只有“股權贈與”進而收購原經營的國企這樣一種途徑？

筆者傾向于對國企管理層收購的“股權贈與”應把握一個度。從明晰產權關系講，這個“度”意味著掌握企業國有資產經營權的管理層所獲得的“股權贈與”，大體體現了其按勞分配貢獻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貢獻，而又不至于以經營權者侵蝕國家（全民）的所有權益。從運作層面看，對其“股權贈與”無非達到兩個目的：一是使其“有能力”收購國企，而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收購后企業經營管理者能夠持大股，而不是搞職工平均持股。根據國外股份公司運作和國內股份制改革的經驗，企業經營管理者持股占企業總股本１０％左右即可控股，在股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甚至還低于這個比例。據此，國企改制中對管理層的“股權贈與”或“讓利”以占企業法人股的１５％為限。否則，與普通職工股所占總股本的比例二者差距懸殊，廣大職工難以接受。

尤其要強調的是，“股權贈與”超過一個“度”之后，管理層實質上就利用經營權去侵蝕所有權，而無限擴大其享受“贈與”的股份，進而將收購的國企變為管理層乃至原企業一把手控股的民營企業，也就是私營企業（包括私營獨資、私營合伙、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股份有限公司等）。在這種情況下，管理層控股原國有企業，主要不是憑借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所應得的股份，而是憑借經營權侵蝕所有權所獲得的“贈與”股份。當然，這種“收購”式的國企改制取向很值得研究。借鑒發達國家公司治理模式，我國國企改制的主要取向應是使國有資產所有者成為大股東，減少和控制股權贈與，在國企代理人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中，可以選擇年薪制、股票期權等也都是企業改制道德風險較低的激勵方法，切切不可把“股權贈與”作為獎勵管理層的主要方式乃至唯一方式。

３． 公開民企參與國企改制全過程，防止借“改制”之名，以“小蛇”、“病蛇”吞大象

從前述案例及我國民企廣泛參與國企改制的實際情況看，實力不強的“小蛇”、“病蛇”之所以能夠“吞大象”，大都是由于民企參與國企改制的暗箱操作所致。如武漢冠生園的改制，民企一次性買冠生園的優質國有資產，就是在“參與國企改制”名義下原廠長和民企的一種私下交易。令人憂慮的是，“蛇吞象”之后，“象”被吃掉了，而暗箱操作的土壤還會哺育出新“蛇”。如武漢冠生園的原廠長憑借“吞象”所獲的設備和無形資產，變成一條“蛇”（盡管是怪胎的蛇）后，將有可能去“吞”別的“象”了。由此可見，既要積極引導民企參與國企改制，又要通過政府行為公開化、改制過程公開化這樣兩個“公開化”，防止以“改制”的名義，搞“小蛇”、“病蛇”吞大象，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政府官員的腐敗。公開規范民企參與改制，至少要抓住以下幾個環節：第一，對參與國企改制的民企要進行資產評估。如同對建筑企業進行資質評估方可進入建筑市場一樣，通過基本的評估，方可進入產權交易市場，以參與對國企改制的招標競標。第二，民企必須參與產權交易市場招標競標。在產權交易市場中，各類企業、資本一律平等，從內資到外資，從管理層收購到民營企業一律平等，均不能搞特殊化，搞私下交易。第三，一旦確定民企參與國企改制，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就應按照“改制方案”實行全程監控，發現某個程序、環節違規乃至違法，必須立即糾正，對拒不糾正者應采取制裁措施乃至中止方案實施。

４． 當前尤其要注意防止存續性企業和政策性破產企業的改制變形

在當前深化國企改革中，對后續性企業和政策性破產企業的改革是難中之難。其原因有二：一是這兩類企業是我國國企改革一度有意繞開或難啃的“骨頭”。從存續企業來看，主要是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國有企業采用分立的改制方式，將核心業務及相關優良資產剝離、重組、改制上市后剩下的未上市部分。國企改制分立即“分兵突圍”的辦法，雖然滿足了企業順利上市的一時之需，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使得國企的種種矛盾被濃縮于存續企業之中。而實施政策性破產的最后一批２０００家國企，大多是地處偏遠地區的軍工企業和資源枯竭的礦山，早該退出市場。二是這兩類企業都是職工生活非常困難甚至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的企業。不只是政策性破產企業職工生活非常困難，就是存續性企業，由于分立改制將大量非核心業務、低營利能力資產和富余人員“隔離”于存續企業，加之大量離退休人員、下崗職工集中于存續企業，存續企業的生產、生活的雙重困難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這兩類企業改制不可避免或將更多地選擇破產和出售作為主要方式。

要穩定地推進這兩類企業的產權改革，防止其改制變形，要注意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在思想認識上，不能因其“難”，就“一賣了之”或“一破了之”。要“難”中求“改”，在“難”中突破。否則，匆忙“賣”之、“破”之，就會有人乘機以各種形式侵吞或變相侵吞國有資產。第二，在改制步驟上，仍然要把國有資產，包括有形的、無形的資產進行正確評估，盡最大努力使其在“賣”中、“破”中不至于造成不必要的低估或流失。第三，在改制重點上，要以人為本，強化職工權益保障。

原載《江漢論壇》2005年第5

注釋：

① 參見中央電視臺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４日《焦點訪談》欄目的相關報道。② 參見《新京報》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４日的相關報道。③ 參見新華社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１日電的相關報道。④ 詳見《經濟日報》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的相關報道。

⑤ 陳文科：《論治理改革畸變現象》，《經濟日報》１９８９年４月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