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代科舉世家與地方政務

清代科舉世家與地方政務

——以婺源縣程允中家族為例

張杰

? 2012-05-04 10:00:11

來源：《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01期

內容提要：婺源程允中家族自康雍之際興起，成為當地著名的科舉世家。以《清代硃卷集成》所載程允中硃卷履歷為經，乾隆等三種《婺源縣志》為緯，通過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傳記資料，論述程氏族人在修建公共工程、從事文化教育和興辦公益善舉等等活動中的表現，進而得出我們的結論：科舉世家是清代地方官在行政事務中的主要依靠力量。

關 鍵 詞：科舉世家 硃卷履歷 地方政務

作者簡介：張杰(1954-)，男，遼寧遼陽人，中國人民大學史學博士，遼寧大學歷史系教授，從事清史、滿族史、邊疆史研究與中國古代史教學。

《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作者在講到清代地方政府特點時，十分強調紳士的作用：“在地方上，當地的小紳士，以及有時可能出現的大紳士，他們左右著眾多的事情”；“地方長官只有在與當地紳士頭面人物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做他的工作。”[1](P17-25)受該書這種觀點的影響，近年來國內學者紛紛撰文論述生監或紳士在地方政務中的作用（如王躍生《清代生監的社會功能》；[2]王先明《清代社會結構中紳士階層的地位與角色》[3]）。筆者認為“生監”或“紳士”的概念過于空泛，無法準確反映清代地方政府的真實活動。本文擬從“科舉世家”這一新的視野出發，以近年來出版的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中所載程允中鄉試硃卷履歷為基本史料線索，并以程允中家族在清代婺源縣九代近百人事跡為例，試論科舉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務中的重要作用。

一、程氏興起與科名仕宦

科舉世家這一概念，是指在清代世代參加科舉考試、取得舉人以上功名、出仕人數較多的家族。清代士人考中進士、舉人之后，有自行刊刻其試卷分送親友之風尚，時人稱之鄉、會試硃卷。鄉、會試硃卷正文之前為作者履歷，“這項記載普遍都很詳盡，而且凡是家世中有功名官職和德行著述的沒有不盡量記上”[4]。因此硃卷履歷就成為研究科舉世家的最基本資料。《清代硃卷集成》一書中載有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舉人、安徽省徽州府婺源縣（今屬江西）人程允中的江南鄉試硃卷履歷，結合乾隆、光緒和民國三種《婺源縣志》中有關程允中家族的傳記資料，將程氏興起與科名、仕宦詳情概述如下。

程氏家族先人自宋朝末年由歙縣遷居婺源后，世居西培崇化坊，故三種《婺源縣志》都將程氏族人寫作城西人或西培人。婺源山多田少，每年農田收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于山，收麻、藍、粟、麥，佐所不給，而以其杉、桐之人易魚稻”。不利的自然環境和生存需要，使家族組織在當地普遍存在，“鄉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數十代，尊卑長幼猶秩秩然”（乾隆《婺源縣志》卷4）。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場所，也是家族組織的重要標志。程氏家族建有祠堂兩處，一處為“程氏宗祠溯源堂”，另一處為“程氏支祠承志堂”。程允中硃卷履歷記載的家族連續世系，是從支祖程克鑒算起。康熙、雍正之際，程克鑒之子程宸“偕兄（程）寅及（程）宇，以巨資創建溯源堂宗祠”（乾隆《婺源縣志》卷17《程宸》）。程氏支祠承志堂乃是程宇之子（程克鑒之孫）程應鵬、程應華、程應鵠、程應鶴、程應鶛所建。由此可知，程允中家族是清代婺源縣新興起的一個家族。

程允中支祖程克鑒（注：本文以程氏支祖程克鑒為程氏第1代，文中所述皆其直系后代事跡，并于首次出現時標明代際關系。），是程氏家族興起的關鍵人物。程克鑒“性伉直，重然諾，鄉里事無巨細，必取衷焉。??甲寅、乙卯間，軍興旁午，供億浩繁，居民多畏葸退縮。（程克）鑒獨毅然身任，部署注措曲中機宜，公事既無詿誤，閭左又復貼然，以是人益德之。晚年篤志課子，皆能有成”（乾隆《婺源縣志》卷25）。史料中所說“甲寅、乙卯”年間戰事，指康熙十三年（1674年，農歷甲寅年）靖南王耿精忠于福建響應吳三桂叛亂，派部將“別犯徽州、婺源、祁門”事件[5]。在戰爭過程中，程克鑒“獨毅然身任”軍需供應，其家中之富有可想而知。清代婺源商人“服遠賈者率販木，木商以其貲寄一線于洪濤飛浪中”（乾隆《婺源縣志》卷4）。程克鑒靠經營木材發家致富，從他的兩個兒子事跡中可以得到證明：長子程寅，“偕弟宸先后食餼，樹幟文壇。長歷江湖，出其緒余，恢宏先業”；次子程宇，“游江湖，重然諾，恢擴先業”（乾隆《婺源縣志》卷

23、卷17）程寅兄弟“長歷江湖”和“恢宏先業”，顯然都在繼續其父程克鑒的水運木材生意，并且獲得了更大的成功，于是才有前面提及的“以巨資創建溯源堂宗祠”之事。

程氏家族憑藉程克鑒父子積蓄起來的財富世代應舉，成為婺源著名的科舉世家。據程允中硃卷履歷統計，程氏家族自程克鑒起至程允中中舉，計9代成員中，擁有科舉功名者達174人。程允中硃卷履歷列名家族男性人口數為410人，有功名者占家族人口42%以上。在獲取功名的174人中，生員134人，貢生33人，舉人7人。程氏家族中第一個獲取貢生功名的是程克鑒之子程宸，“雍正丙午(1726)歲貢生”，他也很可能是程氏家族的第一個生員。第一個獲舉人功名的是程允中曾祖父程組，“乾隆壬子(1792)舉人，內閣中書”[6](P3-4)。

程氏家族獲取功名的人數眾多，其中不少人成為清朝各級政府官員。清朝任用官員首先重用“科甲出身”之人，“文進士、文舉人出身者，均謂之科甲出身”（光緒《大清會典》卷105）。程允中硃卷履歷記載其家族7名舉人入仕情形如下：程組（程氏第6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舉人，官內閣中書、文淵閣檢閱、內閣方略館分校、候選府同知；程肇祺（程氏第5代），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浙江商籍舉人，官德清縣訓導；程鸞渚（程氏第7代），嘉慶十五年(1810)庚午科舉人，揀選知縣；程鸞臺（程氏第7代），嘉慶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舉人，官陜西中部縣知縣，署清澗、石泉、安康知縣；程元愷（程氏第9代），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舉人（后中進士，官湖北安陸縣知縣，作者注）；程達璋（程氏第7代），同治九年(1870)與程允中（程氏第9代）為同榜舉人。清朝任用官員除科甲出身外，其次則為“正途出身”的恩、拔、副、歲、優五貢（其他方式均被視做異途出身）。程允中家族由正途五貢入仕的有5人，其中居官最高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拔貢程尚義（程氏第5代），歷任山東肥城、荏平縣知縣，高唐州知州、曹州府同知，廣西平樂、思恩府知府。另外4人為：歲貢生程宸（程氏第2代）官巢縣訓導；歲貢生程烈光（程氏第6代）官訓導；優貢生程珮琳（程氏第7代），歷官鑲藍旗教習，陜西白河、渭南縣知縣；優貢生程履豐（程氏第8代），署理甘肅秦安縣知縣。程氏族人由生員、例貢、捐納、軍功等異途入仕的有40余人，其中大多任州同知、縣丞、教諭、典史、布政司理問、按察司照磨、鹽運司經歷等政府低級佐貳官員。其中惟一的例外是程榮春（程氏第8代），以軍功官至署理福建福寧、泉州府知府。另外，程氏族人因功名或捐納具備候補、候選、議敘、軍功銜等做官資格的還有70余人（以上數字據《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冊第3-15頁統計）。

程氏族人任職府、州、縣，掌有地方實權者不多，但頗有些政績。嘉慶二年(1797)，程尚義任山東肥城知縣時，遇上運河潰堤，清政府決定另挑引河，泄水便運糧船，肥城分擔挑挖工程二百余丈。主持工程的官員因經費無著，打算按畝征銀，造成百姓人心惶恐。程尚義向主管官員提出：“愿竭產貸貲，不忍貽百姓累。上憲善其言，得如所行，于是東境貼安。”程尚義前后任州縣官十余年，“民未有犯死獄者，咸以為德化之徵，旋任廣西思恩、平樂知府”（光緒《婺源縣志》卷20）。程珮琳任京城八旗官學教習九年，后升任陜西白河知縣，“時值旱蝗，便宜開倉散賑，更勸富民貸以余粟，全活者多，捕蝗不留余孽。”他后來調任渭南知縣，“邑多盜，謂之刀客，嚴行保甲以清盜源，鄰境有械斗者，單騎馳諭，斗遂息，上憲嘉之，記功優獎。以積勞病歿，任所宦橐蕭條，三年始能歸櫬”（光緒《婺源縣志》卷20》。

上述程氏家族的興起，以及科名和仕宦情況，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鑒父子起，靠經商起家致富，并憑借其財富“篤志課子”，而成為婺源縣著名的科舉世家；其二，程氏家族世代應舉，科名甚眾，出仕人數雖多，然官未過知府，其家族勢力之影響主要在地方。其三，程氏家族科舉功名算不上顯赫，科甲出身者僅1進士6舉人，卻熱衷于出仕，提任各種官職者則多達50余人。在上三點，就成為程氏家族在地方政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前提條件。

二、修建地方公共工程

作為婺源縣的著名科舉世家，程氏家族受到歷任地方官的特殊禮遇。雍正年間，歲貢生程宸是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以致“邑宰下車，敬禮咨訪”（民國《婺源縣志》卷23）。知縣親自登門，足見程氏在地方威望之高。候選鹽運司經歷程若金，因系廣西思恩府知府程尚義之子，“歷任邑宰，皆相器重，時以治體訪之”（民國《婺源縣志》卷40）。程氏家族如此受地方官尊重，除了其族人科名眾多出仕為官外，更主要的是歷任婺源知縣在地方行政事務中，往往離不開程氏家族的支持與合作。

清代地方政府的一個特點是：“它沒有獨立的預算，它們被指望用當地征收的陋規自行支付費用來進行工作”[1](P26)。前面曾提到程尚義任山東肥城知縣時遇上挑挖運河，主管工程官員試圖征收陋規解決費用之事。但征收陋規往往導致嚴重后果，不僅損害地方官聲譽，甚至可能激起民變。故程尚義深知征收陋規之害，才動用個人私財用做工程費用。清代類似程尚義富商出身的地方官畢竟是極少數，在一般情況下，地方官遇到興建公共工程時，都要依賴地方上有影響的富家大族協助解決。程氏家族主持興建的婺源縣公共工程具體如下：

文廟和崇圣祠，均為清代婺源縣學中的主要建筑。雍正二年(1724)，“邑人歲貢程寅、州同程宇捐造崇圣祠”（光緒《婺源縣志》卷10）。程寅之弟程宇及其后代曾多次主持修建文廟、崇圣祠等工程，“嘗協眾改建文廟，又偕伯兄新崇圣祠”（乾隆《婺源縣志》卷23）。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縣內文廟因多年失修，言知縣倡議重建，程宇之孫、侯選同知程文達（程氏第4代）被公推為主持人。程文達悉心籌辦，無間寒暑，建成文廟。程文達又以崇圣祠為祖父程宇所建，“遂與堂兄（程文）遴，捐金數百，煥然一新，以繼祖志”（民國《婺源縣志》卷29）。

書院，為清代地方士子讀書之所。乾隆中期，婺源言知縣于縣內三賢祠舊址重建紫陽書院，繼任唐知縣拓展書院規模，均由程文達負責整個工程。在修筑書院大堂時，經費出現嚴重不足，程文達便慷慨解囊，用自家財產獨立建起書院大堂。嘉慶年間，程文達之弟程文暹再次投入巨資修建書院大堂等附屬工程。吳熊光《重建紫陽書院大堂及二門記》一文，對程氏家族在興建過程中作用記載較細：“乾隆四十一年(1776)，邑人鳩金重新之前門后寢，翼以書舍，時故紳程君應鵬（程氏第3代）冢嗣文達，獨力捐貲營建大堂，規模始備。洎嘉慶九年(1804)，邑人復議增修。程君文暹，應鵬季子也，率其侄暨孫等重建大堂及兩廊二門，視前規加廓焉”（光緒《婺源縣志》卷59）。

婺源地處山區，交通極為不便，縣內許多橋梁道路都為程氏族人獨資修筑。程宇之子貢生程應鵠，在修橋筑路上“揮千金不惜”，他個人出資修建的工程有四項：“弦歌門外之新亭，小北門外之石磡，均獨立建造；諸如香坑口石橋、鎮頭觀音亭，所費甚巨，皆不藉人佽助”（光緒《婺源縣志》卷32）。程寅次子生員程應鳳出錢修筑的工程至少也有四項：“造福洋、石田等處石橋，費千余金；梅田大路、石田水口亭，均行人所倚藉，獨力營建”（光緒《婺源縣志》卷32）。婺源縣南鄉黃家尖嶺，為清代江西與浙江兩省交通要道，道路長期失修，傾塌難行。鹽運使司銜程志章（程氏第5代）“獨力重造石級，置亭設茶”（光緒《婺源縣志》卷34）。由于黃家尖嶺工程過大，直到程志章去世尚未完成，他的兒子廩貢生程守謙繼承父志，“悉成之”（光緒《婺源縣志》卷35）。

程氏還有許多族人，對婺源地方工程捐助銀兩：同知銜程志暉（程氏第5代）“建書院、考棚，均協力捐助”（光緒《婺源縣志》卷35）；州同銜程世杰（程氏第6代）急公好義，“修路造橋，莫不踴躍捐輸”（光緒《婺源縣志》卷34）；程若金（程氏第6代）不辭勞費，“建文廟、葺衙署，創造書院、考棚，修整城垣、尊經閣以及郡乘邑志，無不倡首捐貲”（民國《婺源縣志》卷34）；生員程輝（程氏第8代）遇到“本邑及省垣大興作，每輸鉅金”（民國《婺源縣志》卷24）。婺源地方文獻說程氏家族對地方公共工程“每輸鉅金”，并非溢美之詞，如程世杰修城垣捐銀1400兩，海疆經費捐銀1000兩。程世杰同代族人程光緯興建紫陽書院時“首捐千金”（光緒《婺源縣志》卷33）。道光時，清政府下令各地籌措海疆經費。候選員外郎程錫紱（程氏第6代）“慨然與兄（程）組，共輸千余金”。

程氏家族在興建婺源地方工程時，逐漸形成以下特點：其一，積極參與興建公共工程，已經成為一種長期的家族連續行為，而不是個別人的臨時活動。以上所舉興建地方工程事例中，程氏族人在時間上持續數代、人數上多達幾十人參與。其二，程氏家族在修建公共工程中，往往投入巨額資金獨力承建，僅在橋梁道路上，程氏族人獨力修筑的就有9項之多。沒提到的還有許多，如候選道程文逑（程氏第4代）于嘉慶六年(1801)“獨力重建”縣學明倫堂（民國《婺源縣志》卷36）。其三，程氏家族多由有功名或官職者出面參與興修公共工程，因此被推舉為主持人，如州同知程宇協眾修建文廟，他們在地方上的威望和號召力，往往對工程順利完成起著關鍵的決定作用。由是可知，歷任婺源知縣上任伊始，就前往程家拜訪其頭面人物，恰是因為地方公共工程沒有程氏族人主持參與，是難以完成的。

三、從事地方文化教育

與徽州府中歙縣、休寧等地相比，婺源雖然在經濟上相對落后，卻是宋朝理學大儒朱熹的故鄉，“至今俗尚儒學，誦弦者比戶而是”（何達善《乾隆乙亥邑志序》）。程氏家族正是在這種“俗尚儒學”的文化氛圍中，由經商起家后轉向科舉。作為婺源地方著名科舉世家，程氏有眾多族人從事文化教育，為發揚光大“俗尚儒學”這一優良傳統，培養地方人材，推動地方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

首先，刻苦讀書并以此為榮，是程氏族人從事文化教育的前提。程氏重視教育始于支祖程克鑒，而貢生程應鶛（程氏第3代）的作用最大。程應鶛幼年習儒，“郡、邑試列前茅，未獲雋父命就商，歷游吳越，稱干濟才”。他把經商獲取的財富投入于家族教育，“集兄弟興文會，給膏火以培后學，俱捐貲不吝”（光緒《婺源縣志》卷37）。刻苦讀書在程家蔚然成鳳，有的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監生程耀祖（程氏第5代）“顧日焚膏斷晷，肆力于學，積勞成疾以卒”（光緒《婺源縣志》卷37）。廩生程承詔（程氏第7代）“好學不倦，日理茶務，夜讀書，尤淹貫群史。惜年不永，未竟其功”（光緒《婺源縣志》卷34）。對教育的重視加上族人苦讀，保證了程氏家族功名不斷，為程氏族人從事文化教育事業創造了條件。

其次，程氏不少族人“卓志業儒”，終身以任教為樂。其中事跡較為突出者有：廩生程致祥（程氏第7代）“系出宦門，無豪貴氣。讀書稽古，舌耕四十余年。尤工制藝，奈屢薦不售。后掌教湖山書院，評陟公允，士林欽重”（民國《婺源縣志》卷23）。歲貢生程鸞池（程氏第7代）五次鄉試落第，遂選擇教書為業，“授徒四十余年，不干外事。門下列膠庠、舉賢書、入仕籍者，不一而足”，直到88歲去世（光緒《婺源縣志》卷26）。增生程學源（程氏第8代）6歲時父親去世，家庭生活陷入“一門孤寡，貧乏難存”的困境，年長后母親讓他出外經商以維持溫飽，而程學源“甘枵腹，卓志業儒”。他獲取生員功名后“舌耕奉養，授徒不倦，多沐裁成”（光緒《婺源縣志》卷26）。廩生程執中（程氏第9代）以教書著名，“門下多端士，??從不出入公門，故士林敬服”（民國《婺源縣志》卷23）。

第三，程氏有些族人還出任教官，在其他州縣從事文化教育。清代州縣教諭、訓導（均為八品官），一般由舉人和五貢出身的本省士人擔任。歲貢生程宸曾任安徽省巢縣訓導，任教期間“課士有方”，不僅不收學生禮物，“間資諸生匱乏，且捐俸為巢立學”（乾隆《婺源縣志》卷17）。舉人程肇祺受邀主講河南西平書院，任浙江省德清縣訓導，講學所在“文風丕振”（光緒《婺源縣志》卷25）。廩貢生程道南（程氏第6代），先署銅陵縣教諭，后任無為州學正，“按月課勤宣講，士風因加厚”（光緒《婺源縣志》卷30）。廩貢生程祖訓（程氏第7代）“歷任滁州學正，海州、鳳臺縣訓導”（《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冊第9頁）。

第四，程氏族人在任教或仕宦之余，還勤于著述。舉人程組曾任內閣中書，歸鄉后潛心宋儒之學，著有《資治通鑒札記》、《春秋經傳集解》、《藝蓀堂制藝》、《小蓬菜仙人詩稿》等書（民國《婺源縣志》卷23）。程組之子程詒“著有《南窗寄》、《傲琴譜》四卷”（光緒《婺源縣志》卷30）。歲貢生程鸞池任教之暇，著有《綠滿軒詩文稿》、《史學述要》、《周易述義》等書。此外，據光緒《婺源縣志》卷55《典籍》條記載程氏族人著作有：程文在（程氏第4代）《周禮擷華》20卷；程尚志（程氏第5代）《古經義鈔》、《史鏡》、《算學卮言》3種；程尚志同代人程尚友《近思錄輯要》6卷；程學金（程氏第6代）《金石紀聞》、《書巢吟草》、《消寒詩帖》3種。在程氏族人中，著述多而影響大的是廩生程文遠（程氏第4代），“怡情子史，著作多不收拾，所傳惟《史液》四卷、選訂《文載》一部，《吳門刻燭詩》一帙”（道光《徽州府志》卷11）。

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士人讀書以做官為最終目標。教書授徒多為科場失意窮儒，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他們之中即使有人做了州縣學校教官，因手中無權無錢，并不認真執教，而且經常撰寫楹聯自我嘲諷：“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象官”[7]。程氏族人出自富商宦門，而能夠“卓志業儒”，以教書為樂，與程氏的教育思想有很大關系。程允中之父、附貢生程蕙春教授他的弟弟們讀書時，“見能讀者，教之讀；不能者業商，均成立”（民國《婺源縣志》卷32）。反映程氏讀書目的，除了提高人的素質之外，只是視做謀生手段。教書育人與經商致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同樣有益于社會發展，所以程氏才有眾多族人從事文化教育。婺源有“東方鄒、魯”（光緒《婺源縣志·序》）之美譽，是與程氏族人的努力分不開的。

四、熱衷地方公益善舉

在清代地方政府的日常政務中，有大量的事務屬于公益福利活動。諸如賑濟災荒，解救貧民，出谷平糶，修筑社倉，施藥餌，給棉衣，施茶，助婚，償逋等等，程氏家族都率先響應，因而贏得了“善服賈勇為善”（光緒《婺源縣志》卷38）的名聲。婺源縣內的集善局，是由程氏族人倡議興辦的。貢生程應鶛花在各種福利上的費用“不下累千金”（光緒《婺源縣志》卷37）。鹽運司運同程志章因樂善好施，縣中“給銀建坊”（光緒《婺源縣志》卷34）。程氏族人在婺源地方公益福利活動中，成為最熱衷的參與者，給當地百姓解決了許多具體困難。

賑濟災民，平糶糧價。婺源山多田少，本地糧食不能自給，遇上水旱災荒就更加困難。乾隆八年(1743)，婺源發生嚴重旱災，糧價漲至斗米三百錢，貢生程應鶴（程氏第3代）從外地販米“三十余石，以賑族里”（乾隆《婺源縣志》卷20）。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婺源縣又發生兩次嚴重水災，當地官員擬設米局平糶糧價，都察院都事程文邃（程氏第4代）“首先踴躍捐輸”（民國《婺源縣志》卷29）。程氏族人賑濟災民的活動，屢屢見于當地文獻紀錄：增貢生程應鵬凡遇水旱災荒，“皆捐賑，邑里多所全活”（乾隆《婺源縣志》卷20）；候選道程文逑每遇歲饑，“屢捐米百余石平糶”（民國《婺源縣志》卷36）；附貢生程尚友（程氏第5代）“居恒好施，遇災歉，力任周恤”（光緒《婺源縣志》卷28）；嘉道年間，當地疊遭水旱，同知銜程志暉“并捐貲平糶”（光緒《婺源縣志》卷35）；道光年間歲荒，鹽運司運同程志章“首輸千金賑濟”（光緒《婺源縣志》卷34）。婺源地方的賑災事務中，幾乎每次都有程氏族人的慷慨捐獻。

樂善好施，周濟鄉鄰。候選鹽運司運同程文暹家中備有滅火器具，見到領居失火，“則以器往，復捐金賞能救災者，尤厚恤遇災之家”（民國《婺源縣志》卷31）。生員程先（程氏第5代）發現鄉里“處士”王某貧困無以為生，就經常予以周恤，“又慮其年老無嗣，贈金使娶”；鄉里舉人王某，向程先貸銀數百兩做生意，結果未賺錢還虧蝕了本錢。程先得知后，找到王舉人“焚券慰之”（民國《婺源縣志》卷31）。廩貢生程守謙（程氏第6代）有某舊友“突生事端，幾至身名莫保，得謙一諾三百金，俾兩造冰釋”（光緒《婺源縣志》卷35）。巡檢程馨年（程氏第8代）辭官還鄉后，睦親族和鄰里，“嘗焚貸券一萬八千余金，鄉里義之”（民國《婺源縣志》卷42）。程氏族人的這些善行，受到當地百姓的稱贊，說程氏“有求必應，負欠不追，背德不校”（光緒《婺源縣志》卷32）。

族醫送藥，治病救人。封建社會醫學落后，地處山區的婺源更是缺醫少藥，很多人患病后得不到有效治療而喪失生命。州同程志熙（程氏第5代）少習儒業，以老父患瘋疾，遂絕意科名，發憤研究醫術。程志熙后來成為遠近聞名的醫生，掌握精湛的技藝，“多活人”，而且將他畢生從醫經驗上升為理論，寫成《脈論》、《治病雜論》兩書留給后人（光緒《婺源縣志》卷29）。除程志熙外，程氏族人因業醫而出名的還有：候選道庫大使程振基（程氏第6代）“業歧黃，施藥餌，??人皆德之”（光緒《婺源縣志》卷40）；議敘八品銜程立猷（程氏第7代）“尤專外科，費鉅貲買藥敷治，見功不受謝，全活無算”（光緒《婺源縣志》卷35）；銅陵縣教諭程鐘麟“精歧黃，活人無算。季學使藝昌按臨池郡，宿下血，延治數劑頓瘥”（光緒《婺源縣志》卷20）。

經商仕宦，不忘善舉。程氏族人外出經商時，也盡其所能興辦福利。候補同知程尚忠（程氏第5代）長年經商江浙地區，“丙午(1786)吳郡（蘇州）大饑，繼之以疫，領袖設糜施棺，又嘗修同鄉義冢，葺吳地宗祠，示不背本云”（光緒《婺源縣志》卷28）。監生程承諭（程氏第7代）“曾販糴江西，同舟有病死者，（程承）諭獨施棺殮之”（光緒《婺源縣志》卷30）。增生程葆醇（程氏第7代）于道光十二年(1832)赴南京參加鄉試，“過吳門，輸金同善堂以施棺槥”（光緒《婺源縣志》卷34）。程氏族人之熱衷公益由是可見。

五、結論

根據《清代硃卷集成》所載程允中家族九代人世系、功名、官職，以及乾隆、光緒、民國《婺源縣志》中程氏家族近百人的傳記資料，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

首先，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鑒于康熙年間經商起家，其子程寅兄弟“以巨資創建溯源堂宗祠”，利用家族組織結族人，憑借家族財富鼓勵族人讀書應考，使程氏家族成為婺源地方著名科舉世家。程氏家族科名不斷，依然保持經商傳統，族人業商者頻繁見于地方文獻記載，程同春（程氏第8代）還被縣中各界“公舉商會正會長”（民國《婺源縣志》卷20）。程氏家族有強烈的入仕愿望，據程允中硃卷統計，出仕為宦和擁有官銜的人數超過上百人。家族的地方聲譽，雄厚的財力資金，入仕的極度渴望，這三個方面就構成了程氏家族踴躍參與地方政務的根本原因。

其次，清代地方行政經費的不足，是程氏家族參與地方政務的客觀條件。清代地方官由于回避制度規定均為外省人，他們來到任職地方后，若想在不征收陋規情況下，解決經費不足困難，開展正常有效的行政工作，而且在地方得到好官聲，必須贏得當地上層集團的支持。類似程氏家族這樣的科舉世家，恰恰是地方官員所必須爭取和依靠的主要對象。婺源歷任知縣頻繁拜見程氏代表人物，是看中程氏家族擁有的財富和在地方上聲望，以及程氏族人急公好義不辭辛勞的熱情，與他們能夠在地方政務中發揮地方官無法做到的作用。

第三，程氏出仕眾而官職低的特點，使程氏族人熱衷于參與地方政務。程氏家族獲取科舉功名和官銜人數都超過上百人，但科舉功名不為顯赫，僅1進士7舉人；為官職務不高，任知府者只有2人（程尚義和程榮春）。這種情況既限制了程氏家族向外發展勢力，又促進程氏族人在縣內政務中投入更大的熱情。程氏族人響應地方官員號召，主持修建文廟、書院等文教設施；他們輕財重義，修橋筑路，賑災濟貧，穩定地方秩序；許多人從事文化教育，講學著述乃至研究醫學，為百姓施醫送藥解除病痛。程氏家族所做的這一切，有力的推動了婺源地方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效保護了程氏家族利益，進一步增強了程氏在地方的影響。

最后，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活動，有力證明了科舉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務中的決定性作用。強調“紳士”在地方行政中的關鍵作用，曾盛行于美國史學界，但始終存在著較大分歧。如張仲禮主張：“紳士的地位是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和官職獲得，凡是上述身份者即可成為紳士集團成員”[8]。何柄棣則爭辯說：“生員要排除在紳士之外，理由是他們的社會地位絕不能和具有較高功名的人相比”[9](P3-4)。我們選取“科舉世家”這一新的視角，更能準確說明清代地方政務活動中的實際情況，而且有助于推動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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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地方政務工作自查報告

一、領導重視，組織機構健全

(一)調整充實政務公開工作領導小組。因人事變動，為認真做好2013的政務公開工作，鎮人民政府及時調整充實了政務公開工作領導小組。由鎮長任組長，黨務書記任副組長，鎮級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為成員，并下設辦公室具體負責牽頭、督導政務、村(居)務公開事宜。同時，各村按要求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明確了鎮級涉農單位負責人為本單位的直接責任人，健全了全鎮政務公開組織機構，政務公開網絡基本形成。

(二)政務公開工作制度完善，責任落實。為使政務公開工作不走過場，不流于形式，結合我鎮實際，制定了政務公開的相關制度和紀律要求，將政務公開工作列入綜合目標考核，并落實專人負責政務信息公開的網絡管理、維護、更新、編輯、發布等工作，做到信息公開、依法申請、審查審核、涉密保密等責任落實，從而實現操作有依據，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使我鎮政務公開工作做到了有計劃、有督查、有落實，基本形成了從鎮到村有人管、有人抓。

(三)深化政務公開內容，加大便民服務力度。鎮政務公開領導小組具體指導各單位的政務公開工作,嚴格公開程序，堅持公正透明、廉政勤政、為民便民的原則,使廣大群眾能及時了解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鎮政府的重要活動、重大項目建設及群眾最關心的熱點、難點等事關民生的問題，政務公開工作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

二、工作開展情況

(一)注重信息公開的時效性。今年以來，按上級要求和結合本鎮實際，特別注重信息公開的時效性和真實性。嚴把政務信息公開審核關，按審批程序予以公開，特別是網上公開的政務信息由各部門負責人審核后交分管領導審簽發布，保證符合國家法律政策規定，保證了公開內容真實性、時效性。同時，建立了監督評議制度，自覺接受社會各屆的監督，主動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不斷改進工作質量，提高辦事效率，切實保障了廣大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增強了工作的透明度，促進了工作的開展。

(二)突出公開重點。將重點工作、涉農收費項目及標準、重大建設項目的招投標、領導調研、生育指標安排及社撫費征收、低保、救災救濟、醫療救助、各類補助補償資金的發放等方面情況和各職能部門工作職責、辦事依據、辦事條件、程序、期限、監督辦法和辦事結果，行政執法部門的收費、罰款標準和收繳情況以及人民群眾關注的其它難點、熱點問題和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情況、財政收支情況、干部交流、考核、獎懲等情況作為重點公開內容。

(三)設置規范性公示欄。在政府辦公樓院壩內醒目處設立永久性政務公開欄,對機關職能部門和人員的崗位職責，黨委班子成員分工，重點工作和重大事項等進行公示。同時，在政府大廳內設置鎮干部去向公示牌，方便群眾辦事一目了然，做到了便民、透明。

(四)公示聯系電話和舉報電話。公開效能舉報電話和全體機關干部聯系電話，充分發揮各方面力量的監督作用，對群眾提出的疑問、意見和建議,及時反饋相關單位和部門處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

(五)嚴格公開程序。除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縣委、縣政府重大決策和鎮黨委、鎮政府的重大項目建設等主動向群眾公開外，其他政務動態信息嚴把審查關，確保所發布信息全面、真實，嚴禁泄密事件的發生。

三、主要成效

全年在公示欄公開16期/次，上報各類工作信息及簡報67期，其中被縣委辦時政要聞欄目和縣內要聞欄目分別各采用2條;在省政務信息網上公開75條。通過政務公開，進一步促進和加強了機關工作作風建設和部門行風建設，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凝聚了人心，使行政行為得到廣大群眾的有效監督，有力地推進了依法治鎮工作進程。

四、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方法

一是業務知識有待進一步提高;二是公開的形式還有待創新，綜合服務水平還有待提高。在今后工作中，將繼續加強領導力度和硬件投入，加強人員技能培訓，拓寬信息采集渠道，特別是涉及新農村建設、重大項目建設、醫療救助、農村低保等事關民生民本方面挖掘信息，進一步加大公示力度，豐富公開形式和方法，以便捷的手段和靈活的方法為群眾服務，進一步推動我鎮信息化建設，不斷提高政務公開工作水平。

第三篇：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

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

7月30日上午，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的第一場活動在千年學府岳麓書院開啟。著名學者、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劉海峰教授登上岳麓書院講壇，縱論“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教授現場致辭：

尊敬的劉海峰先生，尊敬的各位來賓，朋友們上午好！我是岳麓書院朱漢民，非常感謝各位冒著炎炎酷暑來到岳麓書院，希望這座千年庭院能夠給大家帶來一些清涼和智慧，首先讓我介紹一下來到岳麓書院講壇的主講嘉賓劉海峰先生，劉海峰先生現任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教育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設置評議委員會專家，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副理事長等等，他在教育學和科舉領域里面，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作為研究科舉史的權威專家和教育部高考改革專家，劉海峰教授將暢談中國科舉的歷史興衰，評解中國國學的歷史和出路。出席今天講座的有鳳凰網，電臺、電視臺，以及社會各界的朋友們，對大家的到來，一并表示特別的感謝。

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大家已經注意到，在7月份以來，我們的岳麓書院講壇以及整個岳麓書院，正在和鳳凰網的一個合作，我們剛才看了一個PPT，我們正在主辦一個“致敬國學——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的活動，在劉先生講學之前，我想利用這樣一個時間，把大典的情況向大家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致敬國學——首屆全球華人華人國學大典，是一項大型國學的推廣活動，每兩年舉辦一屆，今年是首屆。7月11號在中華世紀壇舉辦了一個啟動儀式和新聞發布會。我們邀請了著名學者李澤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等學者和各界名流，共同見證了這場中華文化史上的國學盛事。

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是由國際儒學聯合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史學會、中國哲學史學會、中國唐代文學學會、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共同提供學術支持。那么這個活動將從7月開始，一直延續到9月底，在這個期間，我們將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全球華人國學獎評獎，這是我們的一個重頭戲；岳麓書院講壇，就是我們今天開展的這樣一個活動，是一個開端；岳麓書院祭孔大典，以及國學盛典的頒獎儀式、典禮，其中還包括全國國學院長高峰論壇等等，這個活動在今年9月29號在岳麓書院舉行，屆時將現場揭曉國學終身成就獎、國學研究成果獎、國學傳播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作為國學大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首屆全球華人國學獎，設立了這樣一個終身成就獎和國學研究成果獎以及傳播獎三大獎項，希望通過這三個獎項，表彰在全球范圍內，為國學的研究和傳播，作出突出貢獻的各界人士，其中國學終身成就獎的評選對象，為長期從事國學研究，在國學研究領域里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德高望重的健在前輩學者。這兩大獎項，我們邀請了國內外200多名在國學領域的，或在漢學領域的知名專家和學者，組成一個推舉委員會，我們已經把推薦信發出去了，而且正在陸陸續續收到這些專家的推薦。

國學傳播獎的對象是在公共傳播領域或者基層講學領域，為傳播國學作出重要貢獻的政府、單位和個人，單位包括媒體、企業、公益組織，采取推委會提名+網友提名+表決的形式，評選出這樣一個大獎，我們將共同期待在9月29號，這樣一個頒獎的典禮。應該說這種大規模的國學評獎，在過去還沒有過，官方也沒有過，民間也極少見，但是我們認為國學是我們當代，非常重要的學術領域，因為它要承擔中華文明的傳承、中國文化的建設這樣一個重大使命。一個民族只有文化自信，才能雄視于世界之林。現在中國的崛起，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軍事上，但是我們認為，在文化上、在價值觀念上，這些伴隨著我們整個中華崛起，只有中華文明的崛起，才是我們整個中華崛起的完成，國學的地位得到應有的尊重，這是我們的共同目標。所以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提出來的，我們希望秉承人文和道義，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打造國內最具影響力、國際上最具知名度、華人世界最有公信力的文化盛典，所以我們弘揚國學，就是要喚起國人對國學的崇敬感，鳳凰網總裁李亞先生和我們提出：致敬國學，就是要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搖旗吶喊，就是要向全社會乃至全球華人，續接我們的文化，為我們躁動的心靈找尋精神家園，為我們的世界留下一片純凈的天空，一個民族只有對傳統文化充滿溫情、心生敬意，才能夠接續文化血脈，才能夠提升文化生活的品質，繼而加強整體社會的凝聚力。今天我們舉辦的岳麓書院講壇，將會在長沙、北京、上海繼續舉辦，我們是一個流動式的講壇，今天是第一講，那么從今天開始到年底，我們將會邀請國內外的一批著名學者，面向大眾開壇布道，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學問，除了分享精彩思想以外，我們還會針對大家關心的一些話題，盡可能地讓國學走進生活、走近大眾，真正讓國學落地，讓不同年齡的人群，在不同年齡的人群中生根發芽。希望有更多的同道、更多的朋友參與進來，共同參與國學，延續我們的文化血脈，呵護我們的精神家園。我在這里要特別說一下，這次岳麓書院講壇，得到了國家電網的特約支持，我代表主辦方向他們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

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著名學者、廈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劉海峰院長為我們做精彩講座，他演講的題目是《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現在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劉海峰教授。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第一講: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全文）

一、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教授現場致辭：尊敬的劉海峰先生，尊敬的各位來賓，朋友們上午好！我是岳麓書院朱漢民，非常感謝各位冒著炎炎酷暑來到岳麓書

二、國學大典岳麓講壇第一講 主講人：劉海峰教授

內容：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科舉制選擇了中國1300多年人才 今天很榮幸能夠來到岳麓書院，參加我們首屆全球華人大典，我有幸來做第一講，漢民院長和岳麓書院對我的信任，其實我跟岳麓書院，是有非常深的淵源的，以前也多次來過岳麓書院、來過湖南大學，你看我這個PPT里面，這里面首張就是湖南大學報，2003年發表過我的一篇隨筆《岳麓之會感懷》，因為我在1994年以后就陸陸續續來過岳麓書院多次，曾任岳麓書院的兼職教授，1996年年底來岳麓書院，受教育部之命，來論證湖南大學的校史，當時有兩個專家來參加，也就是在岳麓書院這里開會，后來陸陸續續還來幾次，所以我在這篇文章的最末談到，我終于意識到岳麓書院已經成為自己精神的一處文化家園，所以我很高興能夠再次來到岳麓書院，來做這期講座。我和鳳凰衛視集團也有一定的特殊關系，除了接受過鳳凰衛視中文臺的一些采訪和一些陸陸續續的，零星的采訪、訪談以外，還在2006年在鳳凰衛視中文臺的世紀大講壇，做了一次專題演講，也就是在當時的6月份，也是高考或者說招生考試的季節做了一場講座，我們今天這個講壇，實際上給我出的命題就是《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們岳麓書院這樣一個千年庭院、千年學府來講千年科舉，我覺得有特別的意義，講講千年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與我們的國學有最直接的關聯。

科舉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并且反映了中國整個帝制社會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因為科舉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它同時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又產生了非常重大和深遠的影響，或者說科舉既是中國傳統文化這片土壤中的生成物，反過來它又改造了中國這個傳統文化之地，使中國的文化更具特色。那我今天談的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談一下，我認為科舉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第二是科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第三是談廢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這樣三個問題。

先談第一個問題，科舉制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創造之物，有人把它稱之為四大文明禮儀中的一個重要發明，我曾經把它概括為，它實際上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在精神文明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發明。科舉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制度，為什么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產生這種制度，當然像韓國、越南也曾經仿照中國。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在我們中國文化環境里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生成有特定的文化積淀，實際上已經奠定了科舉制度產生的思想、文化。這種制度產生了“舉賢才”的理念，特別是儒家的文化、儒家的理論產生精英治國，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論語·子張》，講到孔子的弟子子夏說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門師生主張賢能治國的理想，按中國古代最通俗的（理解），學就是學習，仕就是當官，對于學習好的人應該去做官，反過來做官的人必須要經過教育，這個“仕而優則學”在其他國家里面沒有這種，至少在近代以前就沒有，而我們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比如現在當官有局限性，但是在當時那個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在沒有世襲制的體制下，或者我們說在“學而優則仕”的情況，所以它不靠跑官、買官，不靠其他的手段，靠學習來當官，這是一個很先進的理念，就是說不在于出身的高貴與否，而是看自己的學問、能力、高下，來決定是否能夠從政，這是一個很先進的理念，孔子也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叫“學也，祿在其中矣。”祿在其中，這個理念跟仕而優則學實際上是一碼事。在孔子之后其他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孟子、荀子這些人也還提倡，跟我講的“學而優則仕”的理念是相同的一些看法，比如說《荀子·王霸》里面就講道：一個人的出身，不管你出身高貴與否，如果你懂得禮儀、即文學，就是說品學兼優的人，他就應該做，也就是說應該給他高位，但是如果卿相士大夫的孩子，如果你沒有學好，品行不夠好，就不能再讀。（《荀子·王霸》：“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為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社會階層，上下是可以流動的，這些理論實際上跟科舉制度是完全相符的，中國傳統社會遵孔子為圣人，當然在春秋戰國時期還有其他諸子百家理念，有部分也涉及到“學而優則仕”的概念，比如《墨子·尚賢》篇，還有百家的學者提到這個觀點，特別是墨子提到“古者圣王之為政，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他有能力就應該給他提出來，他特別提出來，他特別提到“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不是所有人都能當官，有能力的人就應該上來，沒能力的人就應該下去，這個在當時是很直截了當的提到，社會階層流動的理念，等于說是人人生而平等，沒有誰生來就是應該當官的，應該根據人的才學、才能的高下作為社會地位的標準，這個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賢能制”，我說科舉制度在中國出現了，它實際上有前面的理論文化基礎。人們生來就有為官、當老百姓的各種可能，根據一個人的才學。也就是說科舉制度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正是因為有舉賢才、尚賢這些觀念，所以到漢代開始才出現“察舉制”，體現在他的筆試，來測他是否能當官，后來在地方的察舉中，也加入了考試的因素，從魏晉到南北朝逐漸加大，后來到隋代的時候才加大到科舉。這個考試制度為什么會產生？科舉以考試作為選拔的主要證明依據，那么它為什么會產生？這個也是和我們中國社會的特性相關，就是中國人向來講究人際關系的協和，有中華制度的背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人向來重視人情、關系，中國社會從古代以來就是一個人情社會，實際上到現在還是一個人情社會，人情社會特別重視人情關系和面子。在東晉的時候，葛洪在《抱樸子》中說到中國的科舉制度的產生，就是體現在考試舉制，就是跟我們的人情有關，他必須要用剛性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考試的因素逐漸加大，到隋代才出現了科舉制。如果從隋煬帝公元605年開始設立進士科算起，嚴格意義的科舉是從605年開始，科舉制度在中國經過了1300多年，它的完善到了宋代以后，制度化完善以后，特別是到明清進入鼎盛以后，科舉制已經成為“至公”的。從明代開始，各個省的貢院，包括我們以前湖南的貢院，人們認為用科舉這種選拔人才的辦法，是最公平的方法，在明代甚至有人這么說，“我朝二百年公道，賴有科場一事。”甚至有人說“科舉天下之公，科舉而私，何事為公”，科舉變為天下最公平的事，就像我們現在，像今年高考出現個別省份的舞弊現象，有很多人認為高考差不多是我們現在中國，最公平的制度之一，跟幾百年前人們談的話題類似，如果大家都作弊，科舉就沒什么制度可言，科舉是通過公開報名、公開競爭，雖然它有一定弊端，但是在1300年間，選擇了我們民族大部分政治家、文學家、教育家或者是學者，包括我們岳麓書院在歷史上，著名的人物大部分都是通過科舉制度，包括朱熹也是進士，岳麓書院大部分都是進士，科舉制選擇了我們歷史上1300多年大部分的人才。

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在《世界文明史》一書，在談到中國的科舉制時說：“這些官員是經由人類所發展出的選擇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贊賞的方法所選舉出來的，這個方法柏拉圖會很感興趣，雖然這個方法已經失敗，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圖一定會因為中國這套辦法而喜愛中國。就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法最能調和貴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機會，但只有那些適合做官的人才有機會作官。事實上，這個方法實施一千多年來，給中國帶來好多好處。”他還認為“這個制度是有缺點的，凡由人類所構想和推行的政府機構，有哪個是沒有缺點的？所以這個制度的缺點是人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國，則比中國還差！”因為在傳統社會，其他西方國家或者其他各大洲的國家，根本就沒有這種通過考試公平競爭的制度，這是我談第一個問題，就是科舉制是在中國傳統文化，這么一個環境里面產生的。

第四篇：論科舉考試制度與高考制度改革

論科舉考試制度與高考制度改革

浦陽初中韓英

摘要：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我國古代有科舉制度，當代有高考制度。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古代一種以考試方式進行的選官制度，歷經隋朝的起源、唐朝的完善、宋朝的改革、明代的鼎盛，最終在清代走向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之久，給中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現代高考制度是選拔多方面的人才，而不僅僅是為了當官，它也給當今社會帶來了不同的影響。本文從科舉制度與當代高考制度的含義、產生背景、影響來比較古代科舉制度與當代高考制度。

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一種通過公開考試選拔官吏的政治制度，其內涵是公開考試，競爭擇優錄取人才。高考是考生選擇大學和進入大學的資格標準，是國家考試之一。是由國家統一組織調度，國家或省專門組織命題，統一時間考試。古代科舉制度與當代高考制度均產生了不同影響。

古代科舉制度含義：古代科舉制度是古代封建統治者為選拔人才資源，而設置的一種考試制度，讓讀書人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學而優則仕的一種制度。科舉制的殿試部分是由皇帝親自主持、以分科考試形式錄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古代科舉制度產生的背景：魏晉以來，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來選舉人才。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成績選拔人才。我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即公元605年，到1905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在中國歷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隋文帝分科舉人奠定了科舉考試的制度基礎，而隋煬帝始置進士科，成為科舉考試制度確立的重要標志。至于武則天創設武舉，則使科舉考試制度進一步完備。這樣，隋文帝、隋煬帝和武則天便成為中國考試思想發展史上三個重要的歷史人物

古代科舉制度的影響：

（一）科舉制度的積極影響

1.科舉制沖破了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門閥、加強并鞏固中央集權的作用。

由于科舉制采用考試的辦法來選拔官吏，而且堅持“自由報考，統一考試，公開張榜，擇優錄取”的原則，使政權在一定意義上向全社會開放，從而根本打破了之前數百年來世族門閥壟斷仕途、把持國家大權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門閥、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

2.科舉制有利于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有利于擴大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有利于提高官員的文化素質和政府的行政效率，從而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

科舉制不再唯門第、財產是問，而是通過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士來選拔官吏，這就在較大的社會范圍內為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才能之士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提供了一個比較公平的競爭平臺和機會，客觀上為社會各階級、階層的上下流動創造了條件，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可以說，科舉制一直是促進社會下層向上層流動，導致社會結構變動的重要力量，這種流動，有利于統治階層不斷吐故納新，實現新陳代謝，從而保持較強的生機和活力。

3.科舉制度造就了全民向學的社會風氣，促進了封建教育的發展和文化的普及。

科舉制把讀書、考試、做官三者聯系，把學、位、識有機結合，這就意味著在科舉制度下，士人要入仕、要取得功名利祿就必須參加科考，而要參加科考就必須讀書。這種全民向學的社會風氣，無疑促進了封建教育的發展和文化的普及。此外，由于讀書人中除少部分入仕從政外，絕大多數仍滯留在民間，于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便成為在民間進行文化傳播的重要傳播者，這也極大促進了古代教育的發展和文化的普及。我們可以看看唐代，那個時候正是科舉制度建立不久，尚且處在完善的階段，唐朝是當時世界上的GDP排名第一的國家，但是在此之前的隋末還是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經濟總體上的排名卻并沒有給人民帶來真正的實惠。

（二）科舉制度的負面影響

隨著科舉制度的不斷發展，由最初的維護統治選舉人才的良好初衷，成為八股文束縛人身的工具，科舉制度又使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造成教育目的的異化，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由于科舉不考科技而專考儒學，造成人們的觀念上，“四書五經”成為學問的全部，自然科學技術則被視為無足輕重及至與傳統利益相悖逆的東西。造成現實中科技問題與科考、與功名毫無關系，因而對科技關注和感興趣的人極少，大多數讀書人整天關注和學習的就是科考要考的儒家經典。最終嚴重阻礙了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造成了中國科技的逐漸落后。

2.科舉制度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

由于科舉主要考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嚴重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明清又實行八股取士，使讀書人的視野更加狹窄，知識分子大多成為了范進式的腐儒庸才。

3.科舉制度的功利性及政治化，造成了很多家庭悲劇。

很多讀書人，特別是底層的窮苦書生，為了讀書入仕，變賣家產，甚至賣兒賣女。更有甚者，新科及第，受不良風氣影響，拋妻棄子，另立新歡。當然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但科舉制度在其中多少起了些推動作用。另外，到了清朝以后，官場舞弊日益嚴重，科舉漸漸變得政治化，成了一些高官以權謀私的工具。

總之，科舉制度是我國歷史上的一項重要的選官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余年，對我國乃至世界歷史的發展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為一種用考試的辦法來選拔人才的制度，我認為其積極作用應遠遠大于它的負面影響的。科舉制度歷經如此長時間的發展和完善，其本身并沒有多少缺陷，之所以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主要是由它所處的社會制度及社會環境決定的。科舉制度對今天行政官員的選拔制度依然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值得我們去研究、學習。

（一）當代高考制度的積極影響：

1.高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中國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在高考的考場上，無論是富人家的子弟，還是窮人家的孩子，無論是有權有勢的學生，還是貧賤低微的學生，無論是發達地區的學生，還是貧困山區的學生，面對高考的考卷，他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用同一個標準，公平地展開了競爭。分數線這個簡單單一的標準，讓無數的孩子享受到了真正的平等，也有無數的人，通過高考，徹底地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正是高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中國社會的公平與公正，一個父輩可能是大字不識的農家孩子，通過高考就能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來可能進入國家機關，成為一個有較高收入、較高社會地位的人。

2.高考打破了社會特權的世襲與壟斷，縮小了社會階層的差距。

在國家對高校畢業生實行統一招生，統一分配的那些年月里，考上大學就等于是有了鐵飯碗，分數線上下的人命運將是何等不同啊！現在國家雖然不分配了，高校畢業幾乎等于失業。按說人們不會再熱衷于考大學了，可是其實不然，在激烈地白熱化的就業競爭中，學歷高的，名牌大學的畢竟更有競爭優勢，君不見文憑學歷的競爭又開始向研究生、博士發展。如果用研究生的升學率來評估高校的話，大學一定會像中小學一樣把應試教育發展到極致。高考的唯一優勢就在于用一種最簡單易行的辦法來為國家公平公正地大規模地選拔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本來公平公正選拔人才的辦法可能有很多，但都不如高考簡單易操作，幾張

考卷而已。任何一種選拔，只要人們想公平公正，首選必然是考試。在這個因為官員腐敗而引發的社會誠信全面崩潰的時代，高考似乎是中國唯一的選擇。

（二）當代高考制度的消極影響：

1.它直接造成了“應試教育”，從而造成了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學生被培養成沒有創新精神的考試機器，只重視選拔與甄別功能而不重視全面提高公民素質。

全中國的孩子，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在老師和家長的強迫下為了一學期數次的考試而學習。門門功課都要學好，每次考試都在向滿分努力，這樣一來，學生幾乎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學習教材和與考試有關的教輔資料上。很少有時間來培養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孩子自主探索的機會被作業和考試完全地剝奪了。從六七歲入學到十八九歲高中畢業，人生極為珍貴地十二年歲月，沒有培養起任何探究和鉆研的習慣，只學會了讀死書,不掌握任何研究現實問題、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沒有對任何一個領域產生真正地興趣，沒有任何主動學習的欲望。這樣的人以后是不可能成為人才的。只要我們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所有在某個方面，某個領域有建樹的人才，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所培養起來的興趣和良好習慣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一個到了二十歲還沒有獨立嘗試過研究一個問題的人，將來怎么可能成為一個科學家，一個到了二十歲還沒有品讀過文學經典的人，將來怎么可能成為一個大作家，這就是為什么當代那些有名的作家幾乎都不是大學畢業生，而大學專門學習文學的人卻寫不出一部作品的原因。

學校教育，按照預設的統一的教學目標、內容、方法，迫使所有的孩子都在按一個模式發展，從根本上忽視了學生的個體差異。現在的高中，在每個班里都有這樣一些學生：他們每天從早晨上第一節課開始，直到晚上十點下晚自習，一直無所事事地坐在課堂上徒勞地等待，沒有學習任何東西，沒有一點點長進和收獲。那他們在干什么呢？他們為什么不聽講，不學習呢？原因很簡單，對于課堂上老師所講的東西他們已經無力接受，既聽不懂，看書也看不懂，他們沒有學習高中課程的能力，更為嚴重地是，他們沒有任何學習地欲望或者想法。這樣的學生為數不少，可能比每年考上重點名牌大學的學生還要多。但沒有人看到他們的存在，對他們和家長而言，也別無選擇。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給這些孩子提供適合他們學習和發展的機會，他們雖然無力學習現有的課程但并不是說他們就是“廢人”，事實上，他們走上社會以后還是各行各業的合格地勞動者，可惜地是他們在學校里浪費了不少時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復雜，但總地來說就是學校教育方式不適合這一部分學生的學習造成地，也許從一年級開始，他們就是“差生”“學困生”。我們的教育在成就了一部分人的同時，毀掉了另一部分人。

綜上所訴：當代高考制度的改革已經是勢在必行，不過是一個漫長的時間的過程。我們的經濟在最近的三十年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我們的一些制度已經不適應現代的發展需要，并且非常不合理。

我們需要整飭國人的思想，梳理自己的頭腦中的思想渣滓，讓我們全新的面對歷史，面對科舉，其實科舉不像是我們所譴責的那么不堪，至少我們現在可以仔細研究當代的教育，其實并不和科舉差了幾分，相反科舉培養出來的人才，甚至比我們在應試教育下培養出來的更具有創造性，創新性呢。

科舉制度的問題對于現代高考制度的比較，發現高考改革自然是教育改革首當其沖，在做好必要的心里的準備的同時，我們不妨多思考種種可能存在的問題，借鑒可以借鑒的，支頤鄣袖，以裨時闕。

第五篇：大講壇新聞稿：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

教科大講壇主題講座：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

2017年5月4日下午，在特教樓T2504，教育科學學院研究生學術講座“教科大講壇”如期舉行。此次講座邀請的是來自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郭軍副教授。

此次教科大講壇主題為“科舉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郭軍老師結合各個朝代的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家，從官學與教育、私學與教育、選士制度與教育、科舉與教育、中國傳統宗教與教育五個方面進行講解。

首先，郭軍老師為大家講解官學與教育:從西周的“學在官府”、“官守學業”，政教合一，官師合一為我們解讀學校教育的萌芽，接著郭老師為大家講解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思想體系，以及齊國的稷下學宮，郭老師還講解了荀子在稷下學宮講學的故事，以及法家的發展，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的李斯等。郭老師語言幽默風趣，引經據典，結合歷史背景為大家講解官學與教育的發展，同學們都聽的聚精會神。

接著，郭老師為為同學們講解私學與教育，著重為大家講解了書院的發展以及目前的保存現狀。

講座最精彩的部分，是郭老師為大家講解，選士制度、科舉與教育。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辦太學，實行察舉制，任賢舉能，到魏晉南北朝實施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在隋朝產生、發展于唐宋、衰落于明清。郭老師從各個朝代的歷史現狀、統治者的思想，客觀的為大家講解科舉制和選士制度，還結合一些同學們熟知的故事和電視劇為大家講解，比如從范進中舉看科舉制和文人墨客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從秀麗江山長歌行看漢光武帝的發家史以及東漢的選士制度。在講座的后半場，郭老師還出示明代的狀元卷給同學們觀看。并從客觀的角度深入的分析了科舉制為中國教育帶來的發展與促進，以及科舉制衰落的原因和利弊關系。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本次講座中，郭老師利用自己教育史的雄厚知識理論為同學們帶來了非常精彩的講解，激發了同學們對中國教育史和傳統文化教育的濃厚興趣，同學們都意猶未盡，在熱列的掌聲中，本次講座圓滿結束。

本次通訊稿：屈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