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荊楚文化素材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十大系列： 荊楚文化炎帝神農文化 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荊楚文化楚國歷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繡工藝、八音齊全的音樂、偃蹇連蜷的舞蹈、巧奪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遺產，代表同期的最高水平。

荊楚文化秦漢三國文化

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云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荊楚文化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熱情、質樸、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筑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荊楚文化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鐘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荊楚文化長江三峽文化

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荊楚文化地方戲曲文化 漢劇角色齊全，長于抒情；楚劇語言質樸，鄉土氣息濃厚；黃梅采茶戲唱腔豐富，感染力強；荊州花鼓戲，聲腔優美雅俗共賞。說唱藝術有湖北大鼓、湖北評書、漢灘小曲、漢川善書等，豐富多彩。

荊楚文化民間藝術文化

宜昌夷陵區的民間版畫、安陸的民間漫畫、丹江口伍家溝村的民間故事、黃梅縣的桃花和木版年畫、陽新的布貼、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內外具有廣泛影響，這些地方被中國文化部命名為“全國民間藝術之鄉”。荊楚文化江城武漢文化

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漢逐步發展成為中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制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荊楚文化現代革命文化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為標志，形

武昌起義 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建筑與歷史

武漢三鎮

煙波江上——黃鶴樓

石破天驚一辛亥革命第一槍

長春真人——長春觀

云夢遺跡——東湖

國之重寶——湖北省博物館

五百羅漢——歸元寺

歷歷漢陽樹——晴川閣

漢口開埠——江漢關

藝術與文學

楚辭大家——屈原

知音難求——俞伯牙與鐘子期

風流天下聞——孟浩然

科學與工藝

蔡侯紙——蔡倫

活字印刷——畢升

茶圣——陸羽

本草綱目——李時珍

生活與傳統

百年老街——江漢路

漢口正街——漢正街

飲食文化

三無不成席——鄂菜 戶部巷——鄂小吃

原標題：煙波江上

現在的黃鶴樓，非崔顥登臨的黃鶴樓。舊址離此還有千米之距。黃鶴樓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樓”之美譽，果不其然，眼下此樓的非凡氣勢，足夠說明登臨者的慧眼。

浩然長江，劈開巴山群峰，攜瀟湘云水，在三楚之地與漢水匯合，造就了隔水而視的武漢三鎮。我腳下的黃鶴樓，位于武漢市的蛇山黃鶴磯頭，樓五層，氣勢浩然。著名的武漢長江大橋，歷經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毅然橫跨在寬闊的江面上，不改舊時容顏，堅挺依舊。

當年，我獨自徘徊于長橋上，尋尋覓覓，然黃鶴樓不見了蹤影，只好走到古琴臺，憑吊了事。現在，武漢三鎮漂浮在一片煙雨里，似一艘從遠古緩駛而來的捕魚船，臨了，泊靠于江邊，懸起了它千歲風燈。猛然有一種沖動從心底騰起，似乎那一位艄公就在我眼前，左手握櫓右手持酒，微笑著與我寒暄。他不就是黃鶴樓嗎?一身的蓑衣，滴著千古辛酸，滴滴含有說不盡的滄桑故事。

當年的詩人崔顥有無與我同樣的感覺，我說不好，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站在黃鶴樓上的那種蒼茫而游動的悲壯心態與我是相似的。他一口氣吟盡心中的塊壘，才得以解脫，甩袖而去。一個真正的詩人，必具備心懷天地的大胸懷，不然他的文字不會感天撼地。這里需要大“我”而非小“我”。我們再來讀一遍他的七律《黃鶴樓》吧:“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真是千古絕唱，不可再復制。連詩仙李白登得此樓，見有崔顥題詩，他連連贊嘆不敢題寫，只好幽默地寫了兩句打油詩:“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這是我們古人的修養和謙和心態，不能不叫人心服。不像如今的某些頭頭腦腦和所謂的文化名人，膽大妄為，不自量力，揮筆便涂鴉，毫無愧疚之心。

古時行路難，少小離家老大回者，十有八九。所以樓頭遠眺的崔顥，只好對江興嘆，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了。古人感情沉靜，少有浮躁心態，懷鄉之情似一條無形的絲線，把游子和故土聯結在一起。而我們則方便了許多，譬如我站在煙雨蒙蒙的黃鶴樓頭，打開手機喊，“喂!聽得見嗎?我現在已經登上黃鶴樓了，武漢三鎮均在一覽之中啊”。的確，我比崔顥優越了許多，鄉關萬里一日可達。然而，今天的我們是不是因為物質的豐富和生活的便利而失去了一些什么?又有誰，會為遠去的黃鶴而黯然神傷呢?倒是有一位壯年男子登樓后對他的同行者說，有名的黃鶴樓也就這樣，登上來了又怎么樣?還不如早早回去灌一肚子清涼啤酒，再來一個足底按摩為好。聞罷此言，心中流出一股很苦的滋味，霎時，無顏面對這一座千年古樓。好在崔顥、李白、王維、白居易、陸游們早已遠去，不然他們會作何感想呢?

黃鶴樓初建于三國東吳黃武二年(公元223年)，之后，屢建屢毀，風雨飄搖。1955年，因興建跨越武漢的長江大橋而遭拆除。三十年之后，再度復建于武昌，以至于今。雖然形貌似古，但已是鋼筋水泥的現代結構，亦實非舊觀，但它的“神”依然存在，可見精神力量之永恒。黃鶴樓，因崔顥的一首詩而名揚遐邇，千古不朽，誠如清代詩人趙甌北所說“樓真千尺回，地以一詩傳”了。

老天也有一付柔腸，剛才登樓時大雨瓢潑，我們撐傘而登，鞋子與褲腿全淋濕了，因登樓艱難，渾身汗水淋淋，而當我們登到頂層時雨小了，變成了蒙松雨，繼而云走天晴，周遭之高樓大廈，腳下的長江大橋，晴川與芳草皆顯出了本色。江上的煙雨，更富柔情和詩意。來往的船只，都是流動的畫面，靜靜的、幽幽的，何來何往?云天沒有答案。怨不得登高遠眺的崔顥如斯感嘆。

舉目，龜蛇二山依然靜臥，長發披肩。龜蛇鎖大江，是詩人毛澤東當時的感受，是心情使然。在我看來，龜山和蛇山，像兩個護江的壯士，枕戈待旦，在保一江的平安和暢通。然而，煙波江上的歷史沿革，依然延續，崔顥的愁緒并沒有消失，也不會消失，因為此愁不僅僅是屬于個體的，而是屬于人生之愁，天地之愁。愁不一定都是壞事，愁有時使人多思、使人清醒，也使人生情和遠慮，在這般亙古恒定的煙波江上，尤其如斯。

查干，蒙古族，生于內蒙古扎魯特旗。曾任內蒙古烏盟文聯主席、中國作協《民族文學》雜志社編輯部主任、副司級專職編委、編審。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國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員。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資深會員、中國朱鹮代言人。中國第二、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終評委。著有《靈魂家園》等多部詩集。散文、評論，散見于全國報刊。部分作品被譯美、英、法、日、朝、匈牙利、波蘭文，介紹國外。二十次榮獲國家、自治區文學大獎。

黃鶴樓：煙波江上使人愁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黃鶴樓瀕臨萬里長江，雄踞蛇山之巔，挺拔獨秀，輝煌瑰麗，很自然就成了名傳四海的游覽勝地。歷代名士崔顥、李白、白居易、賈島、陸游、楊慎、張居正等，都先后到這里游樂，吟詩作賦。古黃鶴樓“凡三層，計高9丈2尺，加銅頂7尺，共成九九之數。”新樓要雄偉多了，5層，加5米高的葫蘆形寶頂，共高51.4米，比古樓高出將近20米。古樓底層“各寬15米”，而新樓底層則是各寬30米。因此，黃鶴樓不是修復，而是重建。它保留了古樓的某些特色，但更多的是根據現在的需要和人們對審美觀點的變化來設計的。

古往今來，歷朝歷代，上至真命天子，下到州官縣府，都喜歡修建樓閣。中國古代的樓閣，或用來紀念大事、或用來宣揚政績、或用來鎮妖伏魔、或用來求神拜佛，其中又以湖北武漢黃鶴樓、湖南岳陽岳陽樓、江西南昌滕王閣最為出名，并稱“中國三大名樓”。

中國古代多在臨水之地建樓，取憑高遠眺，極目無窮之妙。達官顯貴墨客騷人登樓一游，或際會四方之客，或酬唱應和之曲，放悲聲，抒情懷，低吟淺唱，壯懷激烈，皆可乘興而來，盡興而去。故中國歷代名樓皆有名詩佳作千古傳唱。三大名樓能夠享譽海內外，是和文人墨客、遷客騷人的文化活動分不開的。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王勃的“滕王序”、崔顥的“黃鶴樓”在成為千古絕唱的同時，三大文化名樓的盛名也就隨之而來了。

除了赫赫有名的“三大文化名樓”外，我國的名樓還有：位于山東煙臺的“蓬萊閣”、廣西容縣境內的“真武閣”、安徽馬鞍山的“太白樓”、浙江嘉興的“煙雨樓”、廣州越秀山上的“鎮海樓”、貴州貴陽的“甲秀樓”、四川成都的“望江樓”、云南昆明的“大觀樓”、山西永濟的“鸛雀樓”等等。(21CN旅游)

第二篇：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荊楚”概念，其地域范圍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區劃為主，故湖北人往往將本省稱為“荊楚大地”。

所謂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態，從斷代的靜態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當今湖北地區為主體的古代荊楚歷史文化；從發展的動態角度看，它不僅包括古代的歷史文化，還包括從古到今乃至未來湖北地區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荊楚文化”也可以理解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十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繡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云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熱情、質樸、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筑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鐘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地方戲曲文化。漢劇角色齊全，長于抒情；楚劇語言質樸，鄉土氣息濃厚；黃梅采茶戲唱腔豐富，感染力強；荊州花鼓戲，聲腔優美雅俗共賞。說唱藝術有湖北大鼓、湖北評書、漢灘小曲、漢川善書等，豐富多彩。

8、民間藝術文化。宜昌夷陵區的民間版畫、安陸的民間漫畫、丹江口伍家溝村的民間故事、黃梅的桃花和木版年畫、陽新的布貼、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內外具有廣泛影響，這些地方被中國文化部命名為“全國民間藝術之鄉”。

9、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制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10、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第三篇：荊楚文化的主要內涵及其類別

荊楚文化的主要內涵及其類別

2007年05月23日

通俗地講，荊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荊楚”概念，其地域范圍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區劃為主，故湖北人往往將本省稱為“荊楚大地”。所謂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態，從斷代的靜態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當今湖北地區為主體的古代荊楚歷史文化；從發展的動態角度看，它不僅包括古代的歷史文化，還包括從古到今乃至未來湖北地區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荊楚文化”也可以理解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荊楚文化的內涵主要包括八大文化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完成了向農耕時代的過渡。尤其是神農架作為當今地球中緯度地區惟一一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區，具有比其他溫帶森林生態系統更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意義，素有“天然動物園”、“物種基因庫”之稱，是最富特色的壟斷性的世界級旅游文化資源。目前，湖南省對炎帝文化的研究和開發非常重視。我們一定要大力開發炎帝神農文化的資源優勢，培育好這一文化品牌。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其800多年的歷史創造了舉世聞名的輝煌文明成果。楚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創新精神，楚莊王、孫叔敖、老子、莊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都是世界級的大名人并深刻地影響著后人；青銅鑄造、絲綢漆器、音樂繪畫等科技文化成果光耀奪目，嘆為觀止；楚丹陽、古郢都、章華臺等楚都城和古建筑之謎有待破解┅┅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古云夢澤、睡虎地秦簡、漢明妃王昭君、漢武帝劉秀等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特別是湖北境內是魏、蜀、吳三國鼎立相互交叉競爭的中心地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瀾壯闊，驚心動魄。據統計，《三國演義》120回其中有70回的故事是發生在湖北，古隆中、赤壁、長坂坡、南漳水鏡山莊、荊州江陵、當陽關陵等著名文化景區，都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熱情、質樸、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美好的民族素質。其民風民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筑風格，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州和長陽、五峰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所謂“清江天下秀，長陽歌舞鄉”、“八百里清江美如畫，三百里畫廊在長陽”就是生動寫照。同時該地區扼長江三峽之咽喉，控渝川湘黔之要沖，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目前，該地區已被國家列為西部大開發范圍。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武當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全人類的珍貴文化遺產。自宋代以降，武當山一直受到皇家的崇祀，特別是明成祖朱棣更將武當山封為“五岳”之上，使其成為“天下第一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九宮山、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先福寺、武漢歸元寺、寶通寺、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秀美雄奇的自然風光，歷史悠久的人文景觀，現代化的水電設施以及宜昌和三峽地區的風土民俗，構成了具有濃厚地方風格的文化流派，形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武漢地方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稱“九省通衢”，早在商周就是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地方文化。明清以后，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的重要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制造業中心和重化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武漢的地方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它主要包括以古琴臺、琴斷口、月湖等為載體的知音文化，以黃鶴樓、長江大橋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近代漢陽兵工廠和現代制造業基地武鋼為代表的工業文化，以謙祥益等漢正街的老字號和現代的武商、中商、中百等為代表的商業文化，以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代表的科技文化，以長江、漢江、龜山、蛇山、木蘭山、東湖等自然山水和風景名勝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漢口老火車站和兩江的輪船碼頭港口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老通城、大中華、小桃園、四季美等老字號餐飲企業和艷陽天、湖錦、三

五、小藍鯨、福盛等新字號餐飲企業為代表的飲食文化，以茂記、冰川、太和、勁松等漢派服裝為代表的服裝文化等。

8、近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中間開花，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董必武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革命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新四軍五師的抗日活動、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涵，是極其寶貴的精神文化資源。

荊州古城

2007年05月29日

江陵，古稱荊州，遠在太古，中國方圓九州，荊州就是一個州的中心之地，春秋戰國時，楚國把楚國都遷到江陵，這里便成了楚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的中心，楚在此建都400多年，歷經20代。

江陵是我國為數不多的有古城墻的城市之一。相傳為“劉備借荊州”時關羽所筑。秦漢以來江陵北至長安、洛陽，南下兩廣，西去四川、云貴的陸上通道必經之路。城南又有長江水運之便，向有“自古兵家重荊州”之說。據《三國演義》載：赤壁之戰以后，曹操退回黃河流域，孫權為鞏固長江下游的統治勢力，占領荊州。孫劉之間的聯盟本來就出于一時利害關系上的考慮，雙方為了奪取荊州這一塊地方，展開了激烈的明爭暗斗。孫權采納了部下魯肅的主張，把荊州借給劉備，以便聯合抗御曹操。劉備取得四川后，不歸還荊州，派二弟關羽據守，關羽出兵襄樊，威逼曹操，孫權乘荊州空虛，派呂蒙襲取荊州，俘殺了關羽。歷史上“劉備借荊州”、“東吳賠了夫人又折兵”、“關羽大意失荊州”等故事都發生在這里。孫劉聯盟破裂后，劉備、張飛興兵伐吳，張飛未曾出兵，被部將張達、范疆所殺。“頭葬云陽，身葬閬中”。劉備兵敗“彝陵”，白帝城托孤。

荊州古城又保存完好的護城墻，成內東西直徑3.75公里，南北直徑1.2公里，總面積4.6平方公里。荊州護城河，又稱水域，時古城的第一到防御線，護城河全長10500米，寬30米，水深4米。護城河西通太湖，東連長湖，與古運河相連，駕舟從內河可直達武漢。

荊州古城在建設部公布的全國現存七大古城墻中，排名第二。與同期公布的江蘇南京、山西平遙、遼寧興城等其它幾座古城墻相比，荊州古城墻的特點一是規模較大，城垣周長為十點八公里；二是全閉合型城垣保持得相對完整，環城四周無一處豁口，且基本上保持了明清古磚城的特有風貌。因此，它曾被國內有關名城保護專家譽之為“中國南方古城的唯一完璧”。

8、荊州八寶飯

在全國八寶飯中獨樹一幟的荊州八寶飯，原是清代的一位御廚從宮廷出來后，到荊州城開設飯館流傳下來的。百余年來，雖時代更疊，然八寶飯的御膳風味不減，人稱“御膳八寶”。這種八寶飯用紅棗、蓮子、苡米仁、桂元內、蜜櫻桃、蜜冬瓜條、糖桂花以及糯米先蒸制成坯，再加白糖、豬油散燴而成。由此又名叫“燴八寶”。吃到口里，覺得潤滑溶消，香甜透味，油而不膩，甜而不厭，于是有“淺盞小勺細品嘗，離席數時回味長”的贊語。

荊楚民歌

2007年06月05日

荊州是楚國郢都的所在地，是楚文化的中心。“郢人善歌”聞名于世。據載，約在“唐虞之世”就產生“楚歌”的雛形了，相傳帝舜南游時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歌中唱道：“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到了周代初年，民歌更是在楚地盛行，僅《詩經》中記載的就有《漢廣》、《江有汜》等篇。劉向《說苑》中的《越人歌》是楚民歌向“楚辭體”發展的標志。屈原在搜集、加工、改造南方民歌的基礎上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楚辭》，其《離騷》的騷體形式，是從民歌的“楚聲”學來的，在藝術上開辟了民歌的發展道路，對荊楚民歌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時至今天，民歌在荊楚大地廣為傳唱，種類繁多，有田歌、號子、山歌、情歌、燈歌、風俗歌等數十種，內容十分豐富。

在荊州各縣市，農民種田必唱山歌，自古以來，相沿成習。據《湖北通志》載：“楚國南郢之地??楊歌，郢中田歌也。其別為三聲子、五聲子、曰樵聲，通謂之楊歌，一人唱，和者以百數。”荊楚田歌非常豐富，有薅草歌、打麥歌、車水歌（車水鑼鼓）、載秧歌、扯草歌等等。每種歌在各地又有多種不同的曲牌和演唱形式。如鐘祥的秧田鑼鼓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由專業歌師傅在田邊演唱，用鑼鼓伴奏，另一種由勞動者自唱自樂，無鑼鼓伴奏。又如天門、沔陽的《薅草歌》由主腔和號子組合而成，一領眾和。領唱者主腔（高腔、悲腔、打鑼鼓），眾人接唱號子（陰陽火、拗驢子過橋等）。《薅草歌》的旋律高亢優美，富有江漢平原淳樸的田園風味。它的主要曲牌后來發展為荊州花鼓戲的主要唱腔，膾炙人口，流傳全國。

荊楚民歌的內容相當廣泛，有歌頌黨和領袖的，有反映愛情生活、婚喪民俗的，也有調劑情緒逗樂的。楚紀南故城所在地及楚墓集中地的紀南、馬山、八嶺、川店等鄉，民歌相當豐富。江陵民歌五大調即喇叭調、伙計調、嘚調、叮當調、啊吙調，樂曲聲調高亢，節奏明快，旋律優美，地方特色濃郁，在全國廣為流傳。有首江陵民歌道：“未曾開口喜在心，我唱個歌兒吐真情，唱個松柏萬年青，唱個星星永遠明，毛主席是我的大恩人。”

反映愛情婚姻生活的民歌在荊州各地數量最多。如江陵傳統民歌《火燒把》：“郎在高山薅粟苗，姐在家中把火燒，磨子推，籮篩搖，冷水調，豬油包，鍋里焰，灶里燒，腳踏門檻手叉腰，口里喊，手又招，喊我的情哥回來吃火燒，看我的火燒泡不泡。”公安民歌《栽秧歌》“泡種下秧一百一，手拿黃秧七十七，谷兒懷胎還要水，姐兒懷胎還要郎，郎是姐兒的救命王。”把生產勞動與男女愛情緊密結合起來了。在這類民歌中，既有反映小女婿的風俗給婦女帶來痛苦的，也有反對父母包辦婚姻，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公安有首民歌唱道：“桃花謝噠麥兒黃，男人沒能女人長，搭起板凳親個嘴，一聲媳婦一聲娘，我幾時長得你這么大。”

荊州各地自古就有用民歌表現婚禮儀式的習俗。如江陵的《拜堂歌》、監利的《撒床歌》、石首的《鬧洞房》等至今在民間廣為流傳。在松滋慶賀寺一帶還流傳著一種比較古老的《婚姻儀式歌》共30首，用民歌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婚姻儀式的全過程。此外，在荊州唱孝歌也很普遍。遇有喪事，歌師傅至喪家點燈設像，伴棺守夜，邊跳邊唱，稱為“跳喪舞”。以后改為圍桌坐唱，稱為“坐喪鼓”。喪鼓孝歌由于曲調委婉、纏綿動聽，歌師傅用來為長輩祝壽，稱為“壽三鼓”，以后又轉向茶社酒樓，成為一種賣唱曲藝形式，稱為“跳三鼓”，其功能逐步向娛樂方向發展。

荊州民歌異彩紛呈，生命力是無限的。今天，荊楚民歌從內容和形式都融匯進了中國歌謠大合唱的音旋律中，為我們的現代生活增添著美麗的光彩。

荊楚簡帛與荊楚文化

2007年11月01日

荊楚簡帛的研究已形成國際性學術熱潮，這除了楚簡不斷有新的發現之外，更重要的是荊楚簡帛內涵豐厚，吸引力強。我國簡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荊楚和西北兩大地域，在荊楚和西北兩大地域中又以荊楚居多。早在南齊時代，荊楚北部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盜的古墓出土竹簡書，經鑒定，認為正是《周禮》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記》。20世紀40年代初，在湖南長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書。從50年代起荊楚簡帛不斷地出土面世，共計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來，馬王堆漢簡帛書、睡虎地秦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張家山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里耶秦簡等大宗簡帛出土和發現，不斷給學術界帶來驚喜。

荊楚簡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書籍、文書各具特色，種類甚多，內容豐富。犖犖大者，有如下數端。

道家思想是荊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荊楚簡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簡本和馬王堆帛書本。竹簡《老子》屬于選本，抄寫于戰國中期，是所見最早的本子，與今傳本相比，沒有關于“道”的理論，以及“小國寡民”理想社會的闡述，沒有“絕仁棄義”、“絕圣棄智”等與儒家主要學說相抵牾的內容，偏重于實用，當為楚國官方的一種傳習讀本。馬王堆帛書《老子》有甲、乙本，分別抄寫于劉邦稱帝前和稱帝后，除德經在前道經在后與今本不同外，內容結構基本一致，能解決今本章節、字句的許多爭議，是所見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還有郭店楚簡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簡《恒先》篇，這是兩篇荊楚傳習的十分珍貴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別闡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論及道家虛靜理論和天地起源問題。道家在戰國中后期分為黃老學派和莊子一派，黃老學派在戰國時代影響頗大，因其著作失傳而導致后世知之甚少。馬王堆帛書《黃帝內經》的發現，使世人獲得了重新認識黃老學派的機會。

儒學一直是荊楚文化重要的內涵。春秋時楚人就有傳習《詩》、《書》、《禮》、《樂》的傳統，楚莊王的臣下申叔時就是著名的儒學家。在討論楚太子教育問題時，他提出了善、德、忠、信、節、義、禮、孝、仁、文、武、罰、賞(《國語·楚語》)，其核心內容是“聳善而抑惡”，追求“心”之“善”，開后世思孟學派心性學和“性情”論的先河，成為荊楚傳習儒家學說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中的《緇衣》(各一篇)、《性情論》(《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窮達以時》、《六德》、《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踐作》等篇都不同程度體現出儒家思孟學派的心性學說和民本思想。

荊楚是一個擅長詩賦的地域。早在春秋時代，楚國就提倡詩教，貴族士大夫多擅長四言詩，常以《詩》中章句作為外交和人際交際的一種表情達意的方式。戰國時代楚辭在荊楚崛起，出現了以屈原、宋玉為首的作家群體，創造了燦爛的楚辭楚賦作品，對荊楚文化以至整個中華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上海博物館館藏戰國楚竹書就有詩、賦、音樂方面的簡文。《詩論》是儒家文學評論性質的論文佚篇。楚簡中除《詩論》所見《詩經》詩篇外，還新發現了6篇佚詩，十分珍貴。《詩樂》(或稱《曲目》)有7支簡，記40種詩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詩曲詩詞的音高，寫在一篇或一組(數篇)篇名前，由宮、商、征、羽4個音階與穆、和等九個變化音調組合而成，如宮音有宮穆、宮群、宮汗、宮祝。楚地流傳的這種詩曲的調名來源尚難考究。

馬王堆出土帛書《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是史書的重要發現。《春秋事語》以“記言”為主，可能是《國語》的一種不同本子。《戰國縱橫家書》27篇，有16篇屬久已失傳的佚篇，是戰國史的新資料，《戰國策》、《史記》關于蘇秦時代的錯誤，由此得到糾正，此書被稱之為“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中還有一部戰國楚文字字書，是楚地傳習的，也是我國所見最早的字書。

在戰國漢初的荊楚簡帛中，有關天文、歷法、占卜的數術書籍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20世紀40年代初在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的楚帛書，講一年十二個月的宜忌，屬于“月諱”一類的歷忌數術書，其所配的圖，應是所見楚國最早的一種“式”(數術家用以占驗時日的一種工具)或“圖式”。江陵九店戰國楚簡《日書》，是目前發現的最早選擇時日吉兇的數術書。云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也分甲乙兩種，內容更為豐富。馬王堆帛書的數術書超過半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主要以星象云氣占行師用兵，與天文關系最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圖是世界天文學史上最早對彗星所作的精確觀測和準確描繪。兩種《陰陽五行》和三種《刑德》更是令人關注的數術書。

江陵周家臺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均發現有歷譜。前者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歷譜；后者為漢高祖五年至呂后二年間歷譜。這些歷譜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漢時期歷法演變過程的珍貴資料。湘西龍山里耶秦簡中的木牘乘法口訣表，是訖今我國最早的乘法口訣表、算術史上的珍貴實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是早于《九章算術》的一部數學著作，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數學發展水平，書中保留了一些不見于《九章算術》的數學史資料，彌足珍貴，在數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張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遺址也出土了東漢簡牘乘法表。

在簡帛中，法律文書是一項大宗內容。包山楚簡涉及法律文書，分有篇題和無篇題兩種，《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獄》四篇是有篇題的。無篇題的一類是訴訟記錄和摘要；另一類是各地匯總上報案件的簡要記錄。包山楚簡的法律文書，屬于戰國中期楚國司法活動的檔案資料，是研究楚國法律的寶貴資料。云夢睡虎地秦簡以發現秦律而著稱于世。《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訴訟法、民法、軍法、行政法、經濟法諸方面，在中國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夢龍崗秦簡，是繼云夢睡虎地秦簡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書的重要發現。江陵王家臺秦簡《效律》的內容與云夢睡虎地秦簡大致相同。張家山漢簡也以發現漢律而聞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頒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達20余種，部分律名與云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相同，包含了漢律主體《盜律》、《賊律》的內容。

總之，荊楚簡帛本身就是荊楚文化的一道靚麗景觀。我國自20世紀初以來，出土簡牘總計34萬余枚，而荊楚一地的簡牘就占半數以上，多達18萬余枚，兩次帛書大發現也均出自荊楚。戰國楚簡帛、秦簡、西漢前期簡帛、三國吳簡以及西晉簡牘，這五個時段的簡帛，均以其獨特的豐富內涵，不斷地形成諸多國際性學術熱點，促進了我國學術文化的繁榮和發展。(羅運環)

荊楚文化的哲學底蘊

2007年05月25日

在一體多元的中華文化中，荊楚文化自春秋戰國時期起，便放射出璀爛奪目的光芒。從主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的尹吉甫，到主張“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從幫助越王勾踐“施民所善、去民所惡”的文種，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從張揚“南方之強”的老莊，到兩度作楚蘭陵令而晚年退居蘭陵從事著述的荀況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荊楚文化之樹獲得了豐厚的滋養。荊楚文化所表現的致思方式，在中華文化中，也具有獨特的性格魅力。

荊楚文化的哲學智慧首先體現在極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對楚文化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老莊哲學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寬容精神深刻地影響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經》揭示了寬容是正義的前提條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則的心態。莊子反復措意于大小之辯，在通過對大和小、有限和無限的比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觀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學“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這種包容的態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蘊的第一個特色。正如現代著名文學史家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所指出：“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及莊、列之徒承之，其旨遠，其義隱，其為文也，縱而后反，寓實于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托詞喻物，志行芳潔，符于二《南》之比興。而敘事記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莊》、《騷》之間這種“用心恢奇，逞辭荒誕”、“宏逸變幻”的特征，既是楚國江漢川澤自然環境的折射，又是“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國語·楚語下》)的文化包容意識的體現。

荊楚哲學的第二個特色是重義理，善思辨。無論是先秦時的老莊學派，還是兩漢荊州新學、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學以及近代江漢新學，其學術特征均重哲理與思辨，具有較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產生于江漢瀟湘間、以澤國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學說，表現出了崇尚虛無，活潑進取，“大抵遺棄塵世，渺視宇宙，以自然為主，以謙遜為宗”的特征。他們學“究天人之際”，深探“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宇宙精神，體現了人與天、地、道同大的自覺意識，又具有齊同物我、平視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學者將先秦道家視為中國軸心時代“哲學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學，它的思辨性還表現在對“有”與“無”這對哲學范疇的理解上。道家對短暫的“物”與永恒的“道”的分別，不僅為同時代的其他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與古希臘的哲學理論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的區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與思辨性。道家的這種思辨性哲學思維方式，與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極大的關系。在不少論者看來，《楚辭·九歌》中的“東皇太一”，就是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則是“道常無名”、“吾強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統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對“太一”進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這樣還原老子哲學創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學的意義，充其量就是處于神話思維向理論思維、原始思維向哲學思維過渡階段的地位。因此，我們更應該看到老子將“道”從神話思維的具體表象中抽象出來，把“太一”天神進行抽象化工作對于中國哲學的開創性意義。

荊楚哲學的第三個特點是否定性。它的否定性表現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否定，是對現存的、或公認的規范的突破。這以先秦道家對三代以來的禮樂傳統深刻的批判為代表。老子稱禮為“忠信之薄而禍亂之首”，莊子也多方指斥仁義，擯棄禮樂，這與同時代諸子對傳統的認同是大相徑庭的。當然，否定的理論，如果還僅停留在口頭上，徒然只有聳人耳目之效，是不足驚奇的，而實際方面的否定，則顯示了某種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對中原禮樂文化的態度方面，楚國文化既有對中原文化的本原無知，也有對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覺對抗。在長期浸潤中原禮樂文明的人看來，楚人不以為忤，而且不過是“南蠻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覺地打出“蠻夷主義”的旗幟，以“我蠻也，不以中國之號謚”來對抗周天子的責問。但這種敢于以自己的意志來否定中原禮法的束縛的行為，正表現了一種大膽突破、大膽否定的創新精神。在老莊思想中，否定思維第二個層次是表現為對“無”的功用的肯定。“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沒有，就是消亡，就是對現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臘的智者那里，“無”也是不可思議的。但老莊則別具慧眼，他們從“無”中發現了“有”的有限性，而“無”則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發揮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習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在莊子與惠施所辯難的大瓠與樗樹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們“大而無用，眾所同去”的工具價值，而莊子看到的則是“無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遙游》中，莊子借連叔之口，表達了唯有審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審美主體性原則。他說：“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確，生理的局限，會使我們喪失對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會使我們喪失對“道”的領悟，這也就像蓬間雀對高飛九萬里的鯤鵬的隔膜一樣。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維特征，就不僅僅是對現實的簡單批判、簡單的舍棄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對事物的否定中達到揚棄的目的，是對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時代思維水準的創造性展示。(張武 梅珍生)

荊楚文學的“水”性特征

2007年05月25日

荊楚，水鄉澤國也。誕生于斯的文學，具有水的柔性，水的靈性，水的奔放與浩瀚。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云：“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故所作文，多為言志、抒情之體。”劉師培雖不是第一個從南北地域文化論其文學差異者，但他明確指出了荊楚文學與南方“水勢浩洋”之密不可分的關系。

荊楚文學的柔性品格從被稱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就已見出端倪，“候人兮猗”，在“兮——猗”這種迂徐舒緩的感嘆聲調之中，似乎注定了水鄉澤國文學柔性的節奏、旋律、音調與獨特韻味，《楚辭》以及漢代“楚歌”中“兮”字的大量運用就是明證。“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漢廣》)《詩》之《周南》、《召南》都鮮明地呈現出江漢之民間文人的尚情之風。“哀窈窕而思賢才，泳漢廣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屈原《九歌》清高麗曲，備盡情態。宋玉《高唐》、《神女》超越巫覡文化的原始形態，以賦的形式塑造出“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既溫柔多情，又莊重矜持的美妙絕倫的女神形象。到南朝時的《西曲歌》，繾綣深厚，動人心緒。“雜曲歌辭”中尤以《西洲曲》韻味最濃，詩中景色清麗，情思清怨，與《木蘭辭》堪稱南北民歌之雙璧。音調的柔和，節奏的舒緩，情感的纏綿悱惻，構成荊楚文學中“綺靡以傷情”、“耀艷而深華”(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的柔性品格。

人體現著自然，文學亦體現著自然。“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班固《漢書·地理志》)《老子》、《莊子》本是詩化的哲學，以具體生動的形象言深奧的哲理，詩意濃厚。但老、莊在闡明其思想觀念時亦多以水為喻，《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莊子》亦言“水靜猶明”，“水之性，不雜則清”。可見老莊尚柔弱的哲學思想觀念之形成與濕地文化因素有密切關聯。

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南方濕熱的氣候，容易形成獷放和倜儻不羈的習性，而叢林水澤，氤氬之氣更易激發奇幻狂想，也正是這種奇幻狂想與楚人的浪漫精神成就了荊楚文學奔放、浩瀚的氣勢。《孟子·盡心上》云：“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荊楚文學，則必觀其氣勢的奔放與浩瀚。而最能體現其奔放與浩瀚者，以莊周之篇、屈子之騷為最。《莊子》展開極為豐富的想象，在其《逍遙游》、《齊物論》、《外物》等篇中，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涯之辭”來闡明道家的玄妙哲理，塑造出“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鯤鵬形象與吞鉤之魚奮起掙扎而形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侔鬼神，憚千里”的驚心動魄的景象。屈原以其如椽巨筆,自鑄偉辭，創作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抒情長詩《離騷》，從詩中抒情主人公與眾多神靈形象的刻劃，從繽紛萬種的“美人香草”意象的措繪以及主人公升天神游的神奇之境的構想，皆突現出詩人想象力的神奇之處。它以空前的規模、宏大的結構，構成氣勢恢弘的巨幅畫卷。劉勰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則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龍·物色》)

江南草長，洞庭始波。荊楚大地如詩如畫的秀麗山水，自然滋養出文學藝術的精靈。《管子·水地》云：“楚之水淖弱而清”，文學藝術的精靈注定要與“淖弱而清”的楚之水相匹配。“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樂府詩集·江南》)，“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村若香”(陰鏗《渡青草湖》)，“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漢江臨泛》)。水鄉澤國是純美文學的淵藪，它觸動詩人、文學家們的情感意緒，啟迪他們的靈心慧眼。屈宋以降，劉義慶在荊州居官八年而著《世說新語》，為古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作；鮑照在江陵前后越三十年，其詩以“俊逸”稱著；“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杜甫《戲為六絕句》)，即使羈留北地，也不忘故土，其《哀江南賦》，寫一代興亡，傳千古絕唱。至唐宋，荊楚可謂俊彥云集，詩星薈萃。為“初唐五言律第一”(胡應麟《詩藪》)的杜審言，為盛唐詩壇開宗立派的孟浩然、岑參，還有張繼、戎昱、陸羽、皮日休、宋祁、米芾等荊楚詩人詞客，均為唐宋文學之名家。

唐宋之際，隨著南北文學的相互交流與推進，荊楚文學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云：“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為最”，因“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南北之界別“寢微矣”(《飲冰室文集》卷十)。宋以后，已有“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之說，但文學的精靈青睞于“人杰地靈”的荊楚，故有明代公安三袁、竟陵鐘譚。袁氏三兄弟敏銳感受到時代的文化思潮，力主“性靈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成為當時文壇的領軍人物。竟陵之鐘、譚，亦主張“詩道性情”，成就斐然。

“兵形像水，惟文亦然。水之發源、波瀾、歸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終，不已備乎？”(劉熙載《藝概·文概》)自古至今，荊楚文脈不斷，文星璀璨。以上所論，不過擇其大要而已。（孟修祥）

荊楚文化價值的現代視角

2007年05月25日

通常認為，文化有兩種現象，一是“物化”現象，即文化方面各種各樣的物質產品；一是“人化”現象，即人的精神及其產品。其實，第一種現象也是“人化”現象，因為物質產品都是人創造的，是人的力量的對象化。人創造了文化，文化也創造了人，對文化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共生關系的認識與把握，是審視文化價值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現代視角。最能體現荊楚文化特點、表現其艱苦創業的“篳路藍縷”，正是這種文化與人的關系的真實寫照。楚國歷經數代國君與國民的奮力開拓，成就了“楚地千里，飲馬黃河，問鼎中原”的霸業，然其最初，只是周王朝在歧視政策下封于蠻荒之地的一個蕞爾小邦。熊繹的部眾在睢山、荊山之間的窮鄉僻壤耕墾，過著古樸的生活，而燦爛的楚文化的起點，也就在這狹小的天地之中。“篳路藍縷”的精神不僅為楚國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它所帶來的“文治教化”方面的財富也是巨大的。在文化經驗和智力不斷積累的過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質也在不斷提升，而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始終是人及其精神。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精神影響下，君臣一德、上下一心，先人們勞動的艱險和技巧的神奇常常令后人驚嘆，它所帶來的文化心理和素質的沉淀和積聚，生生不息而又日漸更新，形成了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民族文化精神。對“篳路藍縷”的進一步研究，如果從人的精神視角、包括文化心理和素質的意義上去考察，不僅會加深對“以人為本”的文化價值論的自覺，而且會更好地推動荊楚文化放出新的光彩。

在中華民族整體文化的沃土上，區域文化猶如群芳斗艷，文化傳統的發掘和張揚遍及各個省區。現代文化價值論呼喚和追求文化個性特征和獨特品格。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國文化的精神可以用“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這兩句話來概括。這兩點，荊楚文化都有突出的表現，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自強不息”一般體現在開國創業時，隨著政權的鞏固與發展，尤其是物質條件得到較大改善時，懈怠的情緒就會產生，國家就會走向衰亡。“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的就是一般情況。而荊楚文化的獨特性就在于不僅在開國時“自強不息”，在亡國時，這種精神在楚國先民身上不僅沒有泯滅，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輕時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后來雖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時，面對已經無望的國家，終不能離開故土，于悲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羅江。屈原死后無數楚國先民也正因具備這種獨特的精神文化氣質，使得“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魯迅語)。屈原的文學、哲學和他一生的奮斗理想，也體現了荊楚文化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特點，他植根本土，交融齊魯，宗儒、道、法幾家學派而又貫通之，特別是他那濃厚的民本思想和他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性格特征和感情素質，使這位愛國詩人擁有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也因此使他成為楚國最具有個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屈原以降的2400年，荊楚大地上出現過無數的風流人物，在他們身上那種呼之欲出的情系故土、終身奮斗于斯的文化精神，是應作為荊楚文化的一種獨特性進一步加以研究的。

現在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而且也是現代文化價值論題中應有之義的，就是文化的競爭意識。在我國歷史上，各個區域文化之間的相互融通、此消彼長，實際上也包含著競爭的因素，因為沒有競爭就沒有文化的發展。荊楚文化的精神特質，在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上顯示了強大的競爭力，除了已經講到的“篳路藍縷”的進取精神、“博采眾長”的開放精神、“眷戀故土”的愛國精神之外，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更在文化競爭力的發揮中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一切不僅使楚國于蠻荒之地中立足、壯大，更于楚國先民奮斗的過程中，構成了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艱苦創業、發憤興邦，不管時代條件如何變化，這種精神都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始終擁有它，就能在任何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

民族精神的傳承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的。“篳路藍縷”的那個“時代”可以過去，但這種創業精神要傳承下來，就必須在新的時代、通過新的創造體現出來，從中認識、挖掘、吸取永不過時的精神。發掘和弘揚民族文化傳統，決不能將其看成是歷史凝結的不變結晶體，看成是某種一勞永逸的任務。民族文化重要的在于它的“透鏡”作用，通過它去認識世界，并從外部環境中選擇、評價、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對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傳承。把優秀的傳統文化看成是過去的東西而不予重視，或者只是夸耀自己文化遺產的歷史有多么多么悠久、而無其他作為，都不符合文化的發展規律，也不利于構建當代文化的競爭意識。

當今世界的競爭主要是指國際社會中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而在此過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時是能定輸贏的。當前文化競爭中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結合，特別是如何使優秀的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有益和有效的資源。對于資源的利用要努力創造傳統文化的品牌，更要重視大力鑄造民族文化精神，而這種文化精神的發揚又要博采眾長。因此，立足荊楚文化，融合中華民族文化，借鑒世界先進文化，就成為當代對傳統文化研究的視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荊楚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郝孚逸)改革開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發展與展望

作者：賈海燕

楚文化多被視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①。它作為一種區域文化研究在上世紀30年代就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它乘勢而起，成為一門顯學，是借改革開放之東風，于上世紀80年代才出現的。楚文化的興起使長期流行的中原文化中心說受到有力之沖擊與補正，楚文化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國內外學人的廣泛關注②。由此，中國文化二元耦合說在當今學術界占據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改革開放30年，楚文化研究以湖北、湖南、安徽四省為主要陣地、經歷了起步與拓展、走向輝煌、縱深探索的歷程。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了若干重要的研究基地和一批老、中、青相結合的研究隊伍。由楚文化研究橫向擴展的長江流域文化和以湖北為主體的荊楚歷史文化的研究同時也得到了廣泛開展。

楚文化最初指楚國或荊楚地域的歷史文化，是中國文化之一脈，地域文化之一系。它在上世紀中前期就有起步，但它的蓬勃發展卻是與改革開放緊密相連的。這要從著名的民族史學家、楚史大家張正明先生說起。

張正明先生原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辦公室供職，1957年被打成“右派”。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他得到平反。這時，湖北曾侯乙墓和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相繼發掘，精美的出土文物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認為楚國歷史文化研究將成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個重大熱點。于是，他來到湖北，著手組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聯系發展鄂、湘、豫、皖四省乃至全國的專家學者，從事楚文化研究。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是最早以楚文化研究為對象的學術團體。始建于上世紀80年代初，組建不久就開始招收培養碩士研究生，因此，它有一定數量的科研人才，具有持續發展的潛能。該院雜志《江漢論壇》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即辟有楚文化研究欄目，是楚文化研究和宣傳的固有陣地。

楚文化研究從一開始起就受到當地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持。這時的楚文化研究的熱點主要涉及有墓葬考古、楚系簡帛文字、楚人族源、都城考辨、喪葬禮制、老莊哲學、屈原辭

一、改革開放初期的起步與拓展 賦、科技藝術等，出現了考古學和歷史學以及民族學、語言學、哲學、文學、藝術史學等多科并進的趨勢，囊括了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風俗文化，較文革時或文革前有了較大的拓展。所有的這些研究，得益于楚文化考古的成果，更得益于文化界的思想大解放。這顯然與以前的楚文化研究不同，“兩千一百年來，除了楚哲學和文學，此外就無楚學可言了。”③

這時從事楚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科研力量。湖北作為楚國歷史文化的中心區域，楚文化的科研力量較為強大。它除了楚文化考古隊伍以及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外，還有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湖北大學、荊州師專等一大批科研人員參與，其中就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武漢大學教授石泉先生，他窮畢生精力對楚國歷史地理做了大量的研究。當然，楚文化研究也離不開全國其他領域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其中關注較多的著名學者有季羨林、任繼愈、龐樸、馮天瑜、李學勤等。

這一時期，考古的重大發現層出不窮，是楚文化研究發展的原動力。長久以來根據有限傳世文獻對楚國的記載，以及老莊屈賦的魅力，還不能說明楚國歷史文化在中華民族漫漫歷史長河中的重要地位，更不能改變由來已久的中原文化中心說的陳詞。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的挖掘，以及60年代江陵故楚都紀南城的發現，或許只能令人心存疑慮，70年代末期及以后楚文化考古的發掘則令人刮目相看，心中已然豁然開朗了。

這一時期在鄂、湘、豫、皖四省，大量的楚文化遺址、墓葬相繼被發現挖掘，一份份考古發掘報告陸續發表。如隨州曾侯乙墓的發掘以及相繼發表的《江陵雨臺山楚墓》、《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信陽楚墓》等。

1978年出土的隨州曾侯乙墓是20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曾侯乙墓雖不是楚墓，卻是出自楚系墓葬，它對于認識楚文化豐富的內涵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銅禮樂器和漆木器等，總數達1.5萬件，其文物風格明顯異于當時中原墓葬出土的同類器物，從而引起人們對楚文化的強烈關注。該墓出土的碩大無朋、精妙絕倫的曾侯乙編鐘是出土文物精品中的精品，其體態的大氣和工藝的精湛以及十二個半音音階令世人嘆為觀止，反映了中國先秦音樂的最高成就。1982年荊州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了一批戰國中期的絲織繡花珍品，使距今2300多年楚人的華美服飾再現于世。這批絲織具有花紋大、幅面小、圖案美、織造精致、色澤鮮艷等優點。其種類幾乎囊括了先秦絲織品的全部品種，堪稱戰國絲織寶庫。1987年，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了2000余件精美的隨葬器物，其中有我國保存最早、最好的漆畫。

以考古發現為契機，楚文化研究得到了強勁的發展。中國考古學會于1980年在武漢召開第二次年會。1981年4月，湖北省楚國歷史文化學會成立。同年6月，鄂、湘、豫、皖四省成立“楚文化研究會”。1983年12月，湖南省楚史研究會成立。1985年6月，中國屈原學會成立。楚文化研究已從考古學擴大到整個歷史、文化領域。

楚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資料，文獻方面多感不足。出土考古資料(包括實物資料和文字資料)的富有，使楚文化研究能做到在把握傳世文獻材料的同時，充分運用考古資料，包括最新的資料和相關研究成果，使研究建立在翔實的資料基礎之上。這是楚文化研究卓然成長的前提條件。

這一時期，楚文化研究除了大量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外，學術著作亦燦然可觀。從學術成果來看，除了臺北學者文崇一撰寫的《楚文化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1967）以及香港學者饒宗頤撰著的《荊楚文化》、《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1985）以外，其他大量的專著和文集多是80年代以后在中國大陸上發表的。如湖北社科院歷史所編撰《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河南省考古學會編《楚文化研究論文集》（中州書畫社，1983）、黃德馨著《楚國史話》（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3）、張正明編《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顧鐵符著《楚國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考古大事記》（文物出版社，1984）、河南考古學會編《楚文化覓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張正明著《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李玉潔著《楚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石泉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王光鎬著《楚文化源流新證》（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宋公文著《楚史新探》（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何光岳著《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等。

1987年，張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是中國大陸研究古代地域文化的第一部著作。該書充分占有了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首次全面系統地對楚文化的源流、特質、內涵、外延以及地位和影響等重要問題作了精辟論證。它是開風氣之作，是楚文化研究的“元典”著作，“五個時期”、“六大支柱”之說，成為學界共識④。1988年，由張正明先生編撰的《楚文化志》面世。它首次以志的形式，橫向地對楚文化進行了全面系統地總結。它與《楚文化史》經緯交錯，楚文化研究的大體框架初步完成。

1988年11月，由中、美、日等國學者共同發起的楚國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武漢舉行，中外學者80余人與會。這是楚文化研究走向全面繁榮的最好證據。

1993年湖北荊門葛店1號楚墓出土了有字竹簡730枚，共計13000余字。全部內容均為先秦文獻，有道家文獻2篇，儒家文獻14篇。其中簡本《老子》有甲、乙、丙三種，是迄今為止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抄寫本。這批竹簡所承載的文化信息之豐富和重要，幾乎全部代表當時時代精神和學術思潮的主流學術著作。葛店楚簡甫一問世，立刻受到國內外漢學界的高度關注，成為熱門話題。1998年5月，在美國達慕斯大學召開了第一次葛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這種國際性的會議先后召開過3次，海內外單項課題的學術研討會召開20余次，10多個國家的著名大學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等都相繼為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了有關葛店楚簡的研究課程。

楚文化考古的不斷發掘與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其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它糾正了歷史上對楚文化的一些偏見。在過去對楚文化的研究中，很多人認為楚國除了所謂的土著文化巫學外，基本沒有自成體系的文化。對于外來文化，還有人認為楚一般不予接受，存在門戶之見。

八、九十年代楚文化不斷地發現和研究，改變了這些看法。楚文化不但有博大精深的哲學和形式浪漫的文學，今天它還向人們展示在青銅、絲織、漆器、美術、樂舞等方面精采絕艷的藝術，以及它在政治上、學術上“廣納百川、為我所用”的開放精神。就連在宇宙來源的問題上，葛店楚簡《太一生水》給我們演繹了宇宙本原“太一”生水后，又借助于水生天地萬物的新的宇宙生成學說，這與儒家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演化論大為不同。

1996年，楚文化研究再度迎來一個輝煌時刻。由張正明先生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學文庫歷時8年全部出版。《楚學文庫》18卷，包括《楚史》（張正明著）、《楚文學史》（蔡靖泉著）、《楚哲學史》（涂又光著）、《楚經濟史》（劉玉堂著）、《楚藝術史》（皮道堅著）、《楚文化的南漸》（高至喜著）、《楚國的城市與建筑》（高介華、劉玉堂著）、《楚文化的東漸》（劉和惠著）、《楚系青銅器研究》（劉彬徽著）、《楚國的礦冶髹漆和玻璃制造》（后德俊著）、《荊楚歌舞樂》（楊匡民、李幼平著）、《楚系墓葬研究》（郭德維著）、《楚辭文化背景研究》（趙輝著）、《楚系簡帛研究》（滕壬生著）、《楚人的紡織和服飾》（彭浩著）等，文庫全面、深入、系統地展示了波瀾壯闊、風采絕艷的楚國歷史畫卷，是對楚史、楚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總結。它首次提出

二、20世紀90年代的輝煌業績 了“楚學”這一概念，意味著對楚文化的研究已開始把歷史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而這也正是這三大學科進一步發展的方向。這套文庫出版的價值已超出了推進楚文化研究的意義，對其他古史、古文化研究是一種新的啟示，即所有古史古文化研究都應當作多種方法的整體的及分門別類的思考⑤。《楚學文庫》在社會學界引起極大反響，著名學者季羨林、張岱年、任繼愈、龐樸、劉夢溪、俞偉超、鄒衡、瞿林東等人先后都對該文庫編輯出版的重要意義和學術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

1997年，石泉先生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楚國歷史文化辭典》專著問世。辭典浩浩144萬余字，由59位專家學者歷時5年共同編撰而成，它集眾家之長，充分吸收了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將楚國的800年的歷史分人物、政治法律、經濟、軍事、外交、科學技術、風俗禮儀、哲學思想、文學與語言、藝術、地理、考古文物和古文字等13門類，共6480個辭條，對楚國歷史文化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匯納百川、細致入微的全面關照。它既如主編石泉先生在該書中所說：“以一個先秦古國的歷史文化為內容，編撰辭書，還是一個全新的嘗試，于國內、國外皆屬創舉”，又如著名學者馮天瑜所評：“是楚文化這一碩果累累的學術領域左右采獲、綜匯熔鑄的集成之作。”⑥

除上述著作之外，90年代楚文化研究還有頗多創獲。文物出版社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有《曾侯乙墓》、《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包山楚墓》、《包山楚簡》、《當陽趙家湖楚墓》等。專業性或綜合性的楚文化論著有羅運環著《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何光岳著《楚滅國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后德俊著《楚國科學技術史稿》（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姚漢榮、姚益心著《楚文化尋繹》（學林出版社，1990）、黃德馨著《楚爰金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彭德主編《楚藝術研究》（湖北美術出版社，1991）、郭德維著《曾侯乙墓綜覽》（文物出版社，1991）、陳偉著《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高應勤著《楚文化考古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方培元主編《楚俗研究》

一、二集（湖北美術出版社，1999）、馬世之著《中原楚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宋公文、張君著《楚國風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王崇禮著《楚國土木工程研究》（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等。多人合著的有張正明、皮道堅主編的《楚美術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1996），此外還有張正明、劉玉堂合著的《中華文化通志》中的《荊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新西蘭的巴納、香港的饒宗頤、北京大學的李零分別有楚帛書的研究專著問世。這些報告和論著相對以前來說，內容大多是以前未曾涉足過的領域，編纂與出版質量更為提高。研究楚文化的論文更是舉不勝舉，在《考古》、《文物》、《江漢考古》、《湖南考古輯刊》、《江漢論壇》、《武漢大學學報》、《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中南民族大學學報》、《東南文化》、《南方文物》、《華夏考古》、《中原文物》、《文物研究》、《中華文化論壇》等期刊上，幾乎每期都有楚文化方面的論文。這些論文對楚文化研究也比以前更為深入。

研究楚文化的外國專家學者也在逐漸增多，以鄰邦日本為最，次為西歐、北美以及韓國、新西蘭等地。學者們對楚國的銅器和藝術關注頗多，有較深的研究。隨著對外開放，對外文化交流與旅游事業的發展，社會各界對楚文化感興趣的人也越來越多。“楚史楚文化研究的進一步工作，正朝著縱深與普及兩個方向發展。”⑦

從20世紀末開始，在荊楚各地特別是湖北興起了興辦楚文化研究機構的熱潮，表現在許多大學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培養楚文化研究的中堅和后備力量，并集體出版重量級學術著作。

2001年3月，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其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正式成立楚學研究所，全面加強楚文化研究。該所由著名楚學大師張正明先生（這時他已從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退休）主持，是湖北省乃至全國重要的楚學研究基地。多年來，該所立足故楚腹地湖北，充分發揮自身學科優勢，致力于楚學及楚文化研究，取得了眾多優異成果。該所在培養研究生的同時，還進行“楚文化與其他相關文化之比較”課題的研究，張正明晚年的《秦與楚》（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就是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

由原荊州師專、湖北農學院、江漢石油學院等聯合組建的長江大學也于21世紀初組建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近些年來，該中心已出版學術專著20多部。2003年12月，由董澤芳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荊楚文化研究叢書》包括《楚辭影響史論》（孟修祥著）、《楚藝術圖式與精神》（王祖龍著）、《文子探索》（王三峽著）、《楚國思想史》（徐文武著）、《楚學札記》（魏昌著）、《袁宗道集箋校》（孟祥榮著）、《楚國史》（魏昌著）、《楚國宗教概論》（徐文武著）8本專著，對荊楚文化研究領域的新材料、新發現多方涉獵，分別從歷史、文學、藝術、哲學、思想、宗教等方面挖掘探討荊楚文化的深刻內涵和現代價值。

湖北荊楚文化研討會是湖北省前政協主席王生鐵積極倡導的結果。一年一次的研討會

三、近十年楚文化研究的擴展與探索 是荊楚文化發達興旺的一個標示。這時來自湖北各地的荊楚文化愛好者濟濟一堂，共同探討楚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這一時期，楚文化研究的學術專著有蔡靖泉著《楚文化流變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王祖龍著《楚藝術圖式與精神》（武漢出版社，2003）、楊權喜著《楚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鄭剛著《楚簡道家文獻辨證》（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尹振環著《楚簡老子辨析》（中華書局，2001）、何新著《楚帛書與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時事出版社，2007）、丁四新著《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一、二、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等。這些著作主要從以前楚文化較少研究的領域著手，顯現出楚文化縱深發展的趨勢。與以前一樣，對老莊哲學、屈宋辭賦的研究專著也很多，不一一列舉。

楚文化研究的縱深發展，還表現在它的研究領域向長江流域文化橫向擴展。這種理念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起步。隨著大量考古新發現的面世以及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吳越文化等區域文化研究的漸次推進，使這些并世共存的具有較強聯系性的區域文化既可做集中宏觀地展現，也可作橫向內部的微觀比較，還可以與中原文化做“外部”的等量級比較。1991年，“長江文化”研究工作正式啟動。1993年，季羨林在參觀荊州博物館和湖北省博物館后深受震動，撰文指出：“長江文化至少可與黃河文化并駕齊驅”⑧。1995年，“長江流域文化暨楚文化國際學術研究會”在武漢舉行，把多學科、多層面、全方位研究長江文化提上了日程。

十數年來，有關研究長江文化的論文、專著相繼問世。如李學勤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張正明、邵學海主編的《長江流域古代美術（史前至東漢）》（6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可謂楚文化研究的延續。歷經9年努力，55卷本、總字數2000余萬字的《長江文化研究文庫》也最終于2007年8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充分闡明長江同樣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該文庫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文化研究中心（即楚文化所）策劃編輯，由著名學者季羨林、湯一介、俞偉超、張正明、章開沅、袁行霈、馮天瑜等擔任主編，20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撰寫。其中《長江流域服飾文化研究》（劉玉堂、張碩著）、《長江流域的歲時文化》（夏日新著）、《長江流域美術史》（邵學海著）等一大批與楚文化相關的專著一一面世。

2006年，武漢大學羅運環教授主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荊楚文化》是鴻篇巨著《中華地域文化大系》19部中的一部。該書系由季羨林擔任總顧問，馮天瑜、林干擔綱總主編。《荊楚文化》的編輯成員由武漢大學多名教授組成，本書既吸收了以往的荊楚歷史文化研究成果，又不忘搜集近年來楚地出土的考古資料，更有自己的見解主張，可謂抗鼎之作。全書設計時段，上至荊楚土著初民與遠古文化（200萬年前），漸次論及楚國與荊楚區域的各個時代，直至晚清民國初年。全書內容橫向分為：荊楚文化的生態環境；初民、民族、移民與荊楚文化；教育與楚才；語言文字；文學大觀；表演藝術；造型藝術；科學技術；史地學術；巫術與宗教；生活與習俗；宗教思想；荊楚文化的轉型等13章，共103萬字。它以較為齊全的門類和浩繁的篇幅多方位多視角地對荊楚文化進行了細致入微地關照，剖析了數千年來荊楚地區人們文化生活的內在架構，揭示了荊楚區域文化的變遷和理路。

2006年，由皮明庥主編、武漢出版社出版的《武漢通史》，填補了楚文化領域城市通史研究的空白。《武漢通史》集武漢20多位學院派專家和鄉土派方家五載之功，以7卷10冊，煌煌420萬字之巨，多維縱深的闡釋了武漢歷史文化的獨特內涵，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在楚文化研究起步之初，它就既關注楚文化的內在價值，也關注其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更關注楚文化的現代價值。

文化服務于現實，服務于未來，它必須不斷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這是增強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精神動力，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基本要求。時代要求楚文化工作者更加關注楚文化的現代價值和運用，以便更好地為現代社會服務。譬如，當前湖北發展正面臨著新的重大戰略機遇，在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總體格局中，湖北要力爭走在前列，成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因此，湖北要在建設經濟強省的同時，還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資源優勢，從文化大省發展成為文化強省，在實現經濟崛起的同時實現文化的崛起⑨。

楚文化研究的現代價值主要體現在楚文化研究的內在價值，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荊楚文化研究為主，兼顧湖北地方文化研究，包含“八大文化體系”、“四種精神特質”。

有關荊楚文化的內在體系，現在學者大多歸納為“八大文化體系”，分為楚國歷史文化、秦漢三國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名寺文化、長江三峽文化、江城武漢文化、現代

四、楚文化現代價值的研究及反思與展望 革命文化⑩。

對精神特質探討，結論大同小異。前湖北省政協主席王生鐵將它分為四種精神：一是篳路藍縷即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二是追新逐奇即銳意進取、不斷開拓的創新精神。三是兼收并蓄即融匯南北、海納百川的開放精神。四是崇武愛國即崇尚武裝、熱愛祖國的愛國精神{11}。張正明則簡單的概括為：“一是不憚躐等破格的進取，二是不分此畛彼域的開放，三是不厭追新逐奇的創造。”{12}羅運環則提煉為：“荊楚文化的開放性、兼容性、進取精神(含艱苦創業、自主創新、愛國興國等具體精神)，以及浪漫主義特色和多元的價值取向等，是荊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點。”{13}

楚文化的現代價值研究的表現形式，一方面表現在對荊楚人文精神的影響，加強荊楚文化的普及工作是其中重要一環。

2001年3月，由武漢市楚文化學會組織編寫的《楚文化知識》叢書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付梓問世，這是近年來楚史專家在完成以純學術研究見長的《楚學文庫》之后，以通俗的形式系統宣傳楚文化的一次有益的嘗試。全書共20冊，有《再現楚國：武漢東湖楚城》（程濤平著）、《重現異彩———楚文化考古重大發現》、《懷楚情思：歷代詩人詠楚國》（蔡世驥著）、《通衢大道：楚國的城市建筑與交通》（笪浩波著）、《光耀東方：楚國的科技成就》（后德俊著）、《勵精圖治：楚國的名君》（郭德維著）、《惟楚有才：楚國的名人賢士》（田錫富、張碩著）、《流光溢彩：楚國的漆器竹簡玉器絲綢》（許道勝、李玲著）、《文明之光：楚國的青銅器》（萬全文著）、《楚市商賈：楚國的商業與貨幣》（劉玉堂、張碩著）、《觀象授時：楚國的天文歷法》（武家璧著）、《千古絕響：楚國的文學》（何念龍著）、《濃郁楚風：楚國的衣食住行》（黃鳳春著）、《激情浪漫：楚國的藝術》（邵學海著）、《鐵馬冰河：楚國軍事史話》（劉玉堂、賈繼東著）、《楚地精魂：楚國的哲學》（劉韶軍著）、《楚制典章：楚國的政治經濟制度》（顧久幸著）、《尊龍尚鳳：楚人的信仰禮俗》（胡雅麗著）等，多方位的展示了楚文化的全貌。

《荊楚文化普及叢書》也是較為成功的范例。2007年11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荊楚文化普及叢書”分階段出版，第一階段暫分四冊，由《荊楚百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周芷、吳艷榮著）、《荊楚百件大事》（陳紹輝等著）、《荊楚百處名勝》（夏日新著）、《荊楚百位名人》（張碩著）組成，充分展現了荊楚大地源遠流長的人文歷史和優越獨特的物質文化環境。它融學術性和普及性于一身，是展示、普及荊楚文化的通俗讀物，為廣大群眾了解博大精深的荊楚文化提供了機會。

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另一方面體現在它對地區經濟的影響。文化開發利用不僅要有社會效益，還要有經濟效益。經過30年的的打造，荊楚文化品牌已自成體系。文化產業、旅游產業、報刊雜志、會展業等都已初具規模。如1992年9月江陵舉行的“楚文化節”，文化搭臺，經貿唱戲，貿易額達到10多億元。以古代楚文化為現實服務已經成為時尚。

荊楚文化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如繪畫、歌舞、戲曲等方面都得到廣泛的運用。周韶華的國畫，周小禾的壁畫，葉淺予的美術行，湖北省歌舞團的《編鐘樂舞》，武漢市歌舞團的《九歌》，東湖魔山的楚天臺及楚文化樂園，東湖的楚文化旅游區的開發，武漢音樂學院的樂曲，江陵成立的楚都文化開發中心等，是全國頗為知名的佳作，都產生了持久的轟動效應和經濟效應。

30年過去了，一些專家學者也在對楚文化研究進行一定程度地反思。邵學海在《楚文化研究的歷史學考察—以楚文化現代價值研究為中心》一文中認為：“楚文化研究在諸多領域取得豐碩成果，它從一個側面，為我們認識中華文明核心的形成過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結構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區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為迎合‘地方主義’的需要，在學術上勢必阻礙我們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寬廣道路，影響我們正確認識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的關系，以至影響我們客觀看待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過程。”{14}夏日新研究員從另一角度認為，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揚地域傳統文化中積極一面的同時，也需注意剖析本地區傳統文化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不相適應的一面，提升區域的文化內涵{15}。

文化發展繁榮需要政策作為導向，需要政策作為支撐。反過來，文化發展對社會的走向也產生至關重要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改革開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發展繁榮就是最好的例證。當前，黨和國家制定了促進文化大發展的方針政策，沿著楚文化研究的優良傳統，楚文化的研究一定能夠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注釋：

①{13} 羅運環：《論荊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點》，《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

②⑥ 馮天瑜、張巖：《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集成之作—評〈楚國歷史文化辭典〉》，《武漢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③ 張正明：《楚學的現狀與發展》，《社會科學動態》1989年第1期。④ 劉玉堂：《張正明先生的學術人生》，《江漢論壇》2007年第12期。⑤ 李倩：《楚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1期。⑦ 馮天瑜、環宇：《〈楚國史〉簡評》，《荊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6期。⑧ 季羨林：《中國古史應當重寫》，《群言》1993年第6期。

⑨ 羅豪才：《弘揚荊楚文化促進社會和諧推進祖國統一》，《世紀行》2007年第10期。⑩ 劉玉堂、劉紀興：《楚文化與先進文化建設》，《中國老區建設》2005年第4期。{11} 王生鐵：《楚文化的六大精神支柱及其精神特質》，《光明日報》2004年4月20日。{12} 張正明：《弘揚楚文化之四種境界》，《今日湖北》2004年第1期。{14} 邵學海：《楚文化的歷史學考察》，《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6期。{15} 夏日新：《從楚文化研究談地域文化的興起》，《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4期

考古報告與簡報

34．荊州地區博物館等：《湖北江陵荊南寺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第8期。

35．沙市市博物館：《湖北沙市周梁玉橋遺址試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10輯，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37．湖北省博物館江陵考古工作站：(1981年湖北省秭歸縣柳林溪遺址的發掘》，《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6期。

41．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江陵發現的楚國彩繪石編磬及其相關問題》，《考古》1972年第3期。

42?湖北省博物館：《當陽季家湖楚城址》，《文物》1980年第10期。

57．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岳山大隊出土一批春秋銅器》，《文物》，1982年第10期。

58．江陵縣文物工作組：《湖北江陵楚冢調查》，《考古學集刊》第4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59．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60．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江陵藤店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9期。62．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江陵太暉觀楚墓清理簡報》，考古，1973，6 63．湖北省博物館等(發掘小組)：《湖北江陵拍馬山楚墓發掘簡報》，《考古》1973，3 64．荊沙鐵路考古隊：《江陵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8年第2期。

94．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公安石子灘春秋遺址及墓葬》，《文物》1993年第3期。

沙市“白云望親”橋跨河 古橋重建煥新姿

作者：楚網

記者安嬌姣/文 杜波/圖

現今的古白云橋。

上世紀50年代的白云橋。

記者采訪市民。

古白云橋龜碑。

“老沙市人對古白云橋都有感情，特別是周邊的居民，這是他們的必經之路。”昨日，本報開設了“尋訪荊州古橋”欄目后，第一期報道就立即引起了廣大市民的關注，紛紛向本報推薦身邊的古橋。

家住沙市區白云橋社區的吳姨爹一直是本報的熱心讀者，看到尋橋欄目報道后，立馬想到了身邊的古白云橋。本期，社區記者將帶您一起探訪古白云橋背后的故事。連通河岸的捷徑

歷史上的沙市是個多橋的城市，因為河多淵多的緣故，橋成了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近年來，連通荊州城區與沙市城區的要道荊沙河，經過治理后，河兩岸變得更亮更美了。除了附近的居民，橫跨在荊沙河上的古白云橋更是這條河歷史變遷的見證者。

昨日上午，接到讀者熱線后，記者立即來到荊沙路古白云橋段。雖然此處沒有鬧市的繁華，但連通共青路和荊沙路的古白云橋的人氣卻很高，過往的路人很多。記者發現，一分鐘內，就有十幾名路人過橋。

“這是我們的捷徑，如果不過橋，要耽誤不少時間咧!”一位路人告訴記者，如果不走這座橋，則要繞到武德路或新白云橋才能過岸 原跡曾被飛機炸毀

祖籍河南新野，現年80歲的徐紀章，算得上是個沙市通。1947年搬到沙市后，一直都居住在此，對本地的歷史有所了解。

“原先的橋可不是這個樣子的，那時算是一座殘橋，東面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毀了。”徐紀章指著橋說，那時，橋身很矮，沒有護欄，河水也很清，年輕時的他，喜歡從橋上跳進荊沙河洗澡。

徐紀章的描述與現在的古白云橋差異很大。而今的橋，形制是仿古式的拱橋，兩岸的橋頭皆有4個古椅，橋身兩側有浮雕面板的護欄和金瓜造型的須彌座。除了橋面是依次增高的臺階外，乍看上去，這就是大了一號的會仙橋。

臨荊沙路的橋頭處，還有一個烏龜碑，碑后的文字記載著此橋重建的故事：白云橋原名龍陂橋，系一石砌三孔拱橋??

聽附近的老居民講，這座古橋始建于明朝，因臨近張孝子之墓，取“白云望親”之意，故名白云橋。而后毀于抗戰期間，1986年重建。重建后注重人性化 記者了解一種說法，古白云橋的原跡是明朝的石匠彭浩之設計和參加建設的，如果沒有被毀，至今應該有近500年的歷史了。

而今重建后的古白云橋也非常雄偉，設計中也增加了很多人性化元素。除了中間的石階可以走人外，護欄內側還有兩條斜坡可以方便過往的行人推車。

記者對比老照片發現，雖然現在的古白云橋是仿古形制，但與老照片中的樣子相比已發生了巨變。照片中的古橋只有一個孔，拱的弧度也不大，橋面是平面的，沒有臺階。橋上可能有泥土，石頭縫里夾雜著大量的草。

現在的古白云橋全部用石頭砌成，護欄板上雕刻著精美的圖案，與會仙橋的風格相同：有的刻著仙鶴、有的刻著一朵祥云、有的刻著龍。橋身離水面很高，橋下有二個橋墩，有三個拱洞。據說，是為了方便船只通行。

熊家冢遺址博物館掛牌成立

作者：cwh

考古專家稱，該墓地主要由主冢、陪冢、殉葬墓、車馬坑以及祭祀坑、主冢饗堂與回廊建筑遺存等6部分組成。其中，主冢長寬均達67米，規模為楚墓之最；主冢有殉葬墓92座，分四行排列，氣勢恢宏；陪冢有殉葬墓40多座。特別是在主冢西南面有車馬坑40余座，其主車馬坑長達130多米，呈兩排排列，全國罕見。

目前，現已發掘了41座殉葬墓、6座祭祀坑、6座馬坑、5座小型車馬坑，大車馬坑已揭露出43乘車共164匹馬，其中屬于“天子六乘”的車馬就有3乘，出土了以玉器為主的各類精美文物2200多件套。其規模宏大的主冢、陣容豪華的車馬坑、身份顯赫的墓主、闊綽的祭祀場景，可與陜西秦始皇兵馬俑媲美。

湖北荊州市長李建明說，博物館建設將秉承“現場發掘、現場保護、現場建館”的原則，努力將其打造成一座5A級風景旅游區，再現楚國高等級貴族墓葬的完整格局，展現荊楚文化魅力。

專家稱，由于秦朝推行焚書坑儒政策，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記載幾乎絕跡，了解這段歷史主要依靠考古發現。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道德經》等典籍，改寫了中國思想史；曾侯乙編鐘、編磬及鐘架筍梁、編鐘配件和磬匣上的銘文，揭示楚國及屬地樂學的發展水平。(完)

荊州獲“中國三國文化之鄉”稱號

作者：荊楚文化網

歷史文化名城荊州又添一張靚麗名片。中國民間文學協會于2011年9月18日正式授予荊州“中國三國文化之鄉”稱號，同時在荊州設立“中國關公文化研究基地”和“中國楚文化研究中心”。

有著三國歷史文化遺存和深厚三國民間文化積淀的荊州市，被譽為“三國名城”，在《三國演義》120回故事中，有72回就寫到荊州。

2009年，荊州被授予“湖北關公文化之鄉”后，就開始利用本地三國文化資源優勢，申報“中國三國文化之鄉”。三年來，這個市先后投資近億元修復古城荊州、關公廟，擴容關公廣場，修繕關公祠，搜集整理與三國史實有關的民間傳說，為三國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發揮了重要作用。

荊州是“楚國故都 三國名城”，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具有豐富的文化遺存和文化資源。全市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90處，其中楚文化遺址74處，三國遺址110余處，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與傳說100多則。

中國民協副主席葉舒憲高度評價“荊州是一片專門用來種植文化的土地，遺存、遺跡、民俗文化極為豐富。無論是在歷史文化資源還是在當代資源保護、傳承、研究方面，都具備了中國三國文化之鄉及關公文化研究基地和楚文化研究中心的條件。” 參考湖北日報訊（記者劉勝萍）通訊。荊州著力推進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建設

作者：荊楚文化網

從荊州市推進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獲悉，2010年，荊州市將以實施“一總三案”為抓手，抓好三大重點項目的前期準備、申報和推進建設工作。

據悉，三大重點項目分別為熊家冢綠化及排水工程、洪湖岸邊是家鄉項目、洪湖烏林溫泉項目，這些項目均已納入全省啟動計劃中，大部分建設任務在今年。荊州將圍繞這幾個項目的建設，重點做好協調服務和檢查督辦工作，重點落實項目責任主體，推進項目用地、規劃、環評等前期工作，加快項目建設力度。

今年我市還將以部省共建國家大遺址保護荊州片區為抓手，積極推進四大景區和兩大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首先是推進熊家冢遺址博物館建設及景區開發。制定和完善總體規劃及控制區，完成遺址博物館的設計，啟動排水及綠化工程建設。同時，將推進關公文化園的建設及東門景區的建設。整合城墻、張居正街、張居正故居等資源，以市場運作方式融資建設。

此外，荊州還將推進紀南城遺址公園建設和海子湖開發，推進市游客集散中心和旅游碼頭兩大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并以環“一江兩山”交通沿線生態景觀工程建設為抓手，改善沿線環境面貌。

依托熊家冢 荊州打造巴楚水城生態旅游

作者：網站管理員 荊州新聞網消息:9月30日上午，荊州區人民政府與荊州巴楚水城生態旅游開發有限公司簽約儀式在荊州賓館舉行。荊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易法新、副市長郭躍進及相關部門負責人參加了簽約儀式。

熊家冢墓大批文物的出土,使荊州這塊有著楚文化、三國文化和水文化等豐富資源的風水寶地迎來了大批投資商。重慶黃印煤業集團有限公司秦得春女士作為一名家鄉人,對荊州這塊熱土有著不解的情緣。經對熊家冢周邊地區的多次考察,萌生了在此開發生態旅游的濃厚興趣,欲投資4億資金在此建立“巴楚水城”生態旅游景點。荊州市委書記應代明、市長王祥喜對“巴楚水城”生態旅游項目給予了特別批示,由副市長郭躍進專門負責此項工程,并表示為其提供最好的投資環境,要求荊州區人民政府相關部門給與最優惠的政策扶持和支持,權力打造“巴楚水城”生態旅游,使其成為荊州的一項精品旅游景點。

巴楚水城是以熊家冢景區的開發為依托,為熊家冢景區做配套的大型綜合性休閑文化旅游項目,用地面積約1000畝。這里將有最具特色的商務中心、會務中心、別墅區、兒童樂園、老年會所、高爾夫練習場、書畫寫生培訓基地、戶外拓展營、垂釣中心、楚文化展示區、楚王廟、水上樂園等。

簽約儀式上,荊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易法新對巴楚文化項目作了具體要求,荊州區委書記張震龍對荊州區相關部門作了相關部署。

開發“楚宮宴” 利用楚文化這一資源發展經濟

作者：網站管理員

發展楚文化，需要尋找楚文化與市場的切入點。近日，江漢商報刊登我市專家學者就楚文化走出閨中的熱議后，荊州市民陳漢宜致電稱，荊州不妨打造天下第一御宴“楚宮宴”，利用楚文化這一資源發展經濟。

陳漢宜認為，荊州要充分挖掘旅游購物、旅游餐飲等相關產業的潛力。中國的楚文化在湖北，湖北的楚文化在荊州。楚宮宴具有比其它宮廷宴更豐富的文化內涵，不僅原料廣泛，烹調方法多樣，而且有樂師演奏、宮女起舞，讓人們在無拘無束、自由灑脫、奇妙瑰麗的歌舞中，感受“巫文化”的原始野蠻和力量，還能從豐富多彩的飲食器皿中，領略楚民族在藝術上的造詣和思想上的修養。

陳漢宜稱，宮廷宴，是宴所錄，皆有所本，無據者臆說概不取也。以《楚辭》、《周禮》、《爾雅》、《食憲鴻秘》、《隨園食單》等古籍為本，以其食記為經，以其軼聞為緯。每一個宴席，都是一個歷史的回顧；每一道菜肴，都是一個故事的敘述。在楚國宮廷飲食和周天子宴請諸侯的“周代八珍”的基礎上，結合楚地食俗的楚宮宴，不用味精和一切食品添加劑，取雞湯的鮮、鴨湯的香、骨湯的濃，追求原汁原味、天然綠色、營養健康的中華食文化理念。

陳漢宜相信，楚宮宴一旦開發成功，荊州的楚文化將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愛，荊州的楚文化游將吸引更多游客。

新聞提要：4月8日上午，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市委書記應代明希望加大對荊楚文化的研究、開發，為荊州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更大的原動力。

荊州新聞網消息(記者 王躍)拓展研究新平臺、開辟交流傳播新渠道,4月8日上午,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市委書記應代明希望加大對荊楚文化的研究、開發,為荊州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更大的原動力,為加快荊州由人文資源大市向文化旅游強市的轉變、實現文化荊州走向世界發揮更大的作用。

華中師范大學校長馬敏,省版權局原局長邱久欽,省屈原文化研究會會長蔡靖泉、荊州市領導應代明、易法新、孫賢坤、張文政出席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第一次會議。

荊州市委書記應代明說,荊州是一塊人杰地靈的文化沃土,荊楚文化堪當與古希臘文化媲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研發價值,應代明希望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充分利用荊楚文化的豐厚資源,充分展示荊楚文化的獨特魅力,著力從荊楚文化“篳路藍縷”的傳承中探尋荊州建設與發展的精神動力;要切實增強振興荊州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傳承燦爛文明,建設先進文化,促進跨越發展。特別要進一步提高荊州的知名度與美譽度;要在促進荊州精神文明建設上求作為,進一步提高荊州的文明度與和諧度;要在推動荊州科學發展上求作為,多為發展獻計獻策,進一步提高荊州的發展力和影響力。要不斷拓展對外交流、交往的新領域,不斷開創文化建設工作的新局面,組織、協調社會文化界,開展更多有重大價值和影響的對外交流,深入研究、促進合作,在新的形勢下,加快推進文化與經濟加速交融,為加快荊州由人文資源大市向文化旅游強市的轉變、實現文化荊州走向世界發揮更大的作用。

省出版局原局長、省荊楚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邱久欽宣讀了省政協原主席王生鐵的賀信。荊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易法新,華中師范大學大學校長馬敏為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揭牌。市人大副主任、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會長孫賢坤發表講話,并向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顧問、名譽會長、名譽理事頒發了聘書。省政協原主席王生鐵擔任首席顧問,市老領導謝作達擔任名譽會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孫賢坤擔任會長。

據介紹,荊州市荊楚文化對外交流協會,是一個由荊州市從事荊楚文化研究、傳播、交流的專家、學者以及相關企事業單位自愿組成的專業性團體,其主要宗旨是弘揚和傳播荊楚文化精神,尋求海內外合作伙伴,積極開展荊楚文化的研究、開發和交流活動。

第四篇：荊楚文化的八大特點

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八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

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2、楚國歷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繡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

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云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熱情、質樸、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筑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鐘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

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

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制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五師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第五篇：誠信文化素材

山東金鄉縣是誠信文化的發源地。誠信美德就在金鄉人身上代代相傳。雞黍之約，是山陽（今金鄉縣雞黍鎮）人范式與汝南張劭誠信相交，殺雞煮黍以待的歷史典故。被視為講誠信、重承諾的典范。

《說文解字》說：“誠，信也”，“信，誠也”。就是誠實、守信，反對隱瞞欺詐、偽劣假冒和弄虛作假。以誠待人，以信取人，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美德。

企業都是靠誠信經營做大做強的金鄉人的誠信與道德水準交相輝映，無形中為招商引資注入了新內涵。

近些年來，金鄉大力開展全民誠信教育活動，提高全民誠信意識，展示作為“中國誠信之鄉”的良好風范。正如金鄉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李金禮所說，誠信名片亮出來，就能釋放內在的經濟元素，使企業快速成長、做大做強，就能為招商引資鋪路搭橋。

誠信文化是金鄉文化的主流和精髓。為弘揚金鄉誠信文化，促進和諧社會建設，擦亮“誠信金鄉”品牌，我縣開展了誠信文化理論研究、誠信文化弘揚推廣、誠信文化體制機制建設等一系列工作。

在誠信建設過程中要堅持條塊結合、點面結合，把誠信建設和全縣其他工作有機結合，把誠信理念貫穿到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中，做到工作地良性互動，相互促進。

經濟學家說，一流企業拼文化，三流企業才拼資金。在金鄉，以按照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辦事、誠信經營、打造精品為標志的核心價值觀，已經滲透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獨具特色的誠信文化體系已經成為企業克難攻堅的不竭動力。

誠實守信，作為一種道德倫理的最基本品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我國優秀文化的精華。

誠信于個人乃立身之本，于國家乃立國之基。個人失去信用，人際關系喪失，難以在社會上生存。社會失去信用，爾欺我詐成為一盤散沙。政府失去信用，權威掃地政令癱瘓，國家失去信用，將被世界拋棄。所以說，誠信是人類社會里，個人、政府、社會和國家之間的粘合劑。對此，在今天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實踐過程中，在今天飽受各方失信的種種痛苦之后，我們算是深切地感受到了誠信的豐富內涵和巨大價值。

誠信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幾乎各國文化都有自己的表述。孔子《論語》中，關于“信”字，據人統計，出現過38次，高于“善”、“義”、“勇”等。可見，中國古代儒家文化里對“信”還是很看重的。

福山認為，如果缺乏這類以誠信為責任的社會中間組織，一邊是強大的政府，另一邊是原子化的個人，這種狀態對于經濟發展很不利。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私營企業內部那種靠血緣凝聚的信任，已經不夠用了，當私營企業超越家族性的血緣關系的桎梏，走向非血緣關系的廣闊天地時候，信任就是其中的粘合劑。沒有信任，經濟繁榮就是一句空話。經濟的市場誠信

加強企業誠信建設，要組織行業協會和同業工會制定“信用行為規范”，開展“社會信用承諾”活動，加強行業自律，健全和完善企業納稅信譽的等級平頂制度、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制度，建立企業質量信用檔案。研究表明，商業信譽與經濟發展水平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商業信譽度越高。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曾指出過這種正相關關系，之后的學者也專門論證過斯密的假說，國內的張維迎等學者就曾對我國進行過實證分析，發現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的 社會信任度明顯高于不發達地區。

另一方面，商業信譽度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交易成本的降低。在一個高信任度的商業社會里，首先，交易之前的信息搜尋成本和甄別成本相對較低。如果你處在一個彼此信任的社會里，你會對你的交易對手更加放心，你會更加相信他提供給你的信息。其次，交易后的 監督成本和履約成本也較低，你會相信一個信守承諾的人，即便在事后失敗的情景中，也會去履行自己事先的承諾，盡自己應盡的職責和義務。成本的降低，自然就提高了經濟效率。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歷來是講求商業信譽的。孔子所提倡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信”列其中。中國商業史上著名的徽商、晉商等，都是以誠信為本的。中國絕大多數的老百姓，血液里浸染著儒家 文化的色彩，骨髓里深藏著誠信文化的基因。所以，中國不是沒有誠信文化的歷史，也不是沒有誠信文化的土壤和根基。

企業一旦失信，后果無法彌補：雙匯瘦肉精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積攢聲譽、創立品牌可謂千辛萬苦、嘔心瀝血，需要多年乃至數十年之功，可稍有松懈、管理不善便可能土崩瓦解，且只需數天時間。從三鹿到雙匯，其自我拆臺、自我毀滅的發展之道，難免讓人“哀其不幸”。

誠信之源，蒜都水鄉

金鄉區位優越，北望泰山，東依微山湖，西連菏澤，南接徐州。105國道、濟徐高速縱穿南北，日東高速、濟廣高速和建設中的環省高速、京滬高速鐵路傍區而過，內河航道與微山湖、京杭運河直接相連，距濟寧曲阜機場20公里。金鄉總面積886平方公里，人口63萬，隸屬山東省濟寧市。被譽為“中國大蒜之鄉”、“中國圓蔥之鄉”、“中國金谷之鄉”和“中國誠信之鄉”。

金鄉文化底蘊豐厚，誠信文化、軍事文化、運河文化、紅色文化在這里交融。始建于漢代的“二賢祠”、唐代的文峰塔、山陽書院、明代的奎星樓、李白手書壯觀碑等人文景觀，見證著金鄉的歲月滄桑。金鄉名人輩出，西漢名將彭越、兵書《三十六計》始作者南朝宋將檀道濟、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杰就出生在這里。金鄉是誠信文化的發源地，東漢時期發生在這里的“雞黍之約”的故事被載入《漢書》，金鄉人范式成為我國古代講誠信、重情誼的典范，影響著一代又一代金鄉人。劉鄧大軍為千里躍進大別山而在這兒發動的著名的羊山戰役，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奪取全國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被載入新中國的光輝史冊。

面對新的發展機遇，睿智卓識的金鄉人科學謀劃，運籌帷幄，確立了“全黨抓經濟、突出抓工業、重點抓項目”的工作思路，大力實施工業化、城鎮化“雙輪驅動”戰略，大手筆、高起點規劃出“五大板塊”，加快發展“七大產業”，迎來了金鄉迅猛發展的良好契機，金鄉大地活力迸射，處處充滿勃勃生機。

世界大蒜看中國，中國大蒜看金鄉。金鄉把大蒜產業作為全縣農業經濟主導產業來抓，打造金鄉大蒜“金字品牌”。積極占領國際國內兩大市場，大蒜出口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量占全國出口總量的70%，年創匯2億多美元，大蒜及其制品出口創匯十年增長了230多倍。金鄉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大蒜價格形成中心、大蒜產業科研中心和大蒜集散、流通、加工中心。金鄉大蒜被評為中國馳名商標，獲歐盟地理標識認可，取得進軍國際市場的“綠色護照”。面對當今國內外綠色農產品新的發展理念，金鄉超前謀劃，轉型發展有機大蒜產業，嚴格按照有機標準規范種植，打造世界最大有機大蒜種植基地，引領中國大蒜由傳統種植模式向有機大蒜種植的全面轉型。

大力發展林果、瓜菜、畜牧養殖等產業，金谷、圓蔥、白梨瓜、棉花等農產品在國內外享譽盛名。堅持用工業化的理念謀劃農業，發展大蒜等農副產品精深加工，培育規模以上龍頭企業268家，拓展了農民增收致富的領域和空間。

按照“揚古城文化神韻、展現代城市理念、造運河和諧水鄉”的總體城市規劃要求，構建“一城四區，四河繞城，六湖映城，一軸三心”的城市框架，到2020年建成區面積28.38平方公里，人口達到25萬人，著力打造城水相依、親水休閑、生態宜居的活力金鄉、魅力金鄉、人文金鄉。

“五大板塊”、“七大產業”，規劃出金鄉發展的宏偉藍圖。以資源優勢帶動產業優勢，用國際化理念規劃產業、規劃園區，建設大工業管理體制下的重點項目。

入軌就與國際接軌，起步就與世界同步。由上海化工研究院設計，建設世界一流的濟寧化學工業開發區。充分利用金橋、花園、霄云寺三個煤礦豐富的煤炭資源，實施高端創新、低碳循環產業發展戰略，延伸煤化工產業鏈條。目前，總投資36.3億元的濟礦民生焦化、投資5.38億元陽光顏料、投資3億元的焦爐煤氣熱電聯產等重點項目已落戶投產。逐步形成煤化工、生物化工、精細化工、化工新材料等產業協調發展的產業集群，創建我國煤化工產業現代化創新型綠色生態示范區。

以大蒜產品精深加工為主導，以特色食品產業鏈為目標，高標準建設濟寧食品工業園區。園區規劃面積11.6平方公里，是全國唯一的現代食品工業園區，廣東蒜酥、蘇州稻香村等12家投資過億元項目已相繼入駐園區。堅持規模化、優質化、保健化的發展方向，逐步建成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循環型食品工業園區。

金鄉經濟開發區是國務院批準的省級經濟開發區，行政區劃面積66平方公里。重點培植壯大機電制造、紡織服裝、包裝印刷等產業集群，金曼克、邦賽車業、金貴酒業、金櫻紡織、金江彩印、聚億管業等一批資本聚集度高、技術創新能力強、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骨干企業迅速崛起，金鄉工業化進程正在加速推進。

為實現物流大縣總體目標，聘請中國物流策劃研究院高標準規劃建設魯西南商貿物流園區。依托產業優勢，堅持商貿物流并重，打造領軍濟寧、舞動山東的產業市場，形成以金鄉為中心、輻射蘇魯豫皖邊區、在全國乃至世界有影響力的商貿物流中心。

三十六計羊山，七十二鋪古鎮。以羊山特有的山水景觀、古鎮和紅色旅游資源為依托，全新打造羊山古鎮國際軍事旅游度假區。景區規劃面積15平方公里，總投資12.4億元。游客在這里游古鎮古村，進行生態觀光、軍事訓練體驗，感受紅色文化的魅力，領略漢文化的厚重底蘊。金鄉人民正以淳厚質樸、誠信好客的熱情，敞開大門，迎接八方賓朋。創新、跨越、騰飛！金鄉的發展之路，濃縮了敢為人先、與時俱進、和諧發展的思想精華。金鄉，被評為達沃斯?魅力中國“最具發展潛力縣”。

金鄉是投資的熱土、創業的樂園。金鄉確立了“放開比開放更重要，開明比精明更重要，服務比扶持更重要，誠信比承諾更重要”的招商理念，你發展，我鋪路；你有難，我幫助；你賺錢，我保護！在土地優惠、稅收獎勵、規費優惠、服務保障等方面，提供最為優惠的政策。實行“一費制”管理，做到“一門受理，一廳辦公，一口收費，一次辦結”，無論從軟件服務，還是從硬件建設上，都為投資者提供全方位的信心保證。金鄉正以海納百川的博大情懷真誠守望著創業者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