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民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論民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摘要: 當前,企業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同時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也引起了廣泛討論。而中國近代社會中的企業家的作用、價值長期被遮蔽、漠視甚至扭曲。我們對近代企業家這個群體的認識,充滿了符號化、簡單化,我們帶著偏見去認識他們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也就不可能真正繼承他們強烈和崇高的社會責任感。我們可以說實業救國的道路走不通,但應該尊重那段歷史中的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因此研究近代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的緣由,無論是啟迪現代企業家,還是紀念民國企業家,都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民國 企業家 社會責任

或許我們現在的大多數人對民國時期的企業家沒有什么概念，認為企業家就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具有巨大商業規模的精英，其實不然，企業家不僅是商業精英，更多的是因為他們對祖國的一腔熱愛之情，對整個社會的責任。民國時期較為著名的企業家有張謇、榮德生、范旭東、盧作孚等等。他們不僅把自己所創辦的企業看的很重要，他們更把民族的興旺、社會的危亡看成自己的生死。不以盈利為唯一目標，重視社會信譽，以服務社會為自己的最高選擇?！坝谰命S”團體制定的“四大信條”。民生公司在抗日戰爭特別是宜昌大撤退的巨大犧牲和出色表現，都是最好的證據。“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既不與草木同腐”這是張謇的名言，榮德生的座右銘是“立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北R作孚信奉的是“忠實的做事，誠懇的待人。”

一、社會責任感，不以盈利為唯一目標。

張謇是清末的狀元，他的科舉之路并不順利，經歷了20多次的科舉考試才中的狀元，但是他深感官場的險惡，遂下決心興辦實業，要以實業來救國。清末，中國人穿的衣服大部分是粗布，像漂亮的布匹只有達官貴人才能穿得起。張謇深感痛心，于是決定興辦紗廠，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面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于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張謇在發展實業的同時認識到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來源于教育。當時的中國教育水平低下，最為一個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中國人，他決心必須要把中國的教育水平提上去，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其中在張謇創辦的學校中最為著名的是現在的復旦大學和同濟大學。張謇的功業還包括建立中國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據統計，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許多學校與事業單位的興辦在當時都是全國第一。他為民族工業和教育事業的貢獻，被人們稱為“狀元實業家”。對于張謇的概述我們看可以看到民國時期的企業家對社會的強烈責任感，他們能用自己全部的家產來為我們國家的教育事業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這是多么崇高，多么令人敬佩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啊。

二、以服務社會為己任，首先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范旭東也是一個社會楷模，他不僅自己受到了現代知識的熏陶，更學以致用，投身于化學行業，為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旺貢獻自己的力量。范旭東1914年從歐洲回國后，決心首先發展精鹽生產。他積極研究精鹽生產技術，著手籌辦久大精鹽公司。當時，我國長江中下游，食鹽運銷由官商合伙壟斷。鹽商挾資財，勾結官府，左右鹽政，魚肉人民。外國人嘲笑中國人是“食土民族”，而且在去英國的堿廠考察時只讓參觀鍋爐房，這深深刺激了范旭東。范旭東決心自制精鹽，他與擔任過鹽務署長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鹽公司的申請。消息傳開，即遭到舊鹽商的反對，但社會輿論極力支持，當局不得不予以批準。

隨著范旭東制堿、制鹽的成功，環境問題也逐漸凸現出來，但是范旭東最初就是循著中國傳統的循環經濟的環境思路展開的，注重廢物利用。注重工廠的生產與社會環境的協調，并且開始關注工業廢水的處理問題。一篇署名紀的文章談了精鹽制造過程中產生的廢鹵利用問題, /久大因制過精鹽的廢棄物, 如湖海,棄置了未免可惜, 于是便有制造碳酸美牙粉!牙膏漱口水種種物品之舉, 此種物品均由鹽鹵中提出, 故名精鹽為-正品., 而此各物曰-副產 , 關于工業安全問題的產生, 《海王》刊文認為是/由手工業進于機器工業時代以后,集團工作興盛之結果0,雖/災害之發生,本為難免之事,惟在盡最善之努力,務求其減少而已0“范旭東企業人，已經認識到,工業安全問題與機器的普遍使用有關,是機器生產的產物,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應當以此為借口,忽視問題的解決,應當盡最大努力去減少工業事故。范旭東企業人認為,在關注工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時,還應關注工人的身體健康問題,要考慮生產效率和生產質量問題,更考慮保證工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 /工業與衛生關系,可以說十二分的密切,講求工廠環境衛生的結果,可以使廠內工人工作效率在無形中增加, 因而在質量上,出品都可得充分的進展。

三、不以盈利為唯一目標，與祖國的興衰同存亡

盧作孚不僅是一位富于開拓精神和管理才干的現代型企業家，而且還是一位思想深刻、勤于著述的學者。尤其是他的經濟思想，即豐富全面，又頗具獨特理論價值.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盧作孚早年也曾深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啟蒙思想家學術思想的影響, 追求光明.他認為：社會改革之道,不外推廣教育以開民智,振興實業以蘇民困。為了實現自己的志向, 他主張結合志同道合之士、埋頭苦干, 發展實業，影響社會，改變國家面貌。由此, 逐漸形成了他的“教育救國”、“實業救國” 的理論基礎。

他的公司被定名為“ 民生公司”.公司的宗旨為“服務社會, 便利人群, 開發產業, 富強國家”.為了實現自己“ 實業求國” 的理想,1933 年, 盧作孚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民生公司的靈魂即“ 民生精神”.他對這一口號的闡述是:“個人為事業服務, 事業為社會服務, 個人的工作是超報酬的, 事業的任務是超經濟的”.盧作孚一生最驚心動魄的事跡，就是1938年10月武昌淪陷后親赴宜昌，組織了宜昌大撤退。將自己民生航運公司幾乎所有船只用于搶運戰略物資到后方。而且為了讓更多的人可以迅速撤退，他不僅把原先的臥鋪該為坐票，更讓船票減小到原來的一半，為中國的抗戰做出了寶貴貢獻。但民生公司卻損失慘重。

盧作孚還把這種社會責任感滲透到企業內部管理中去。他不是把員工看作是為他賺錢的工具，而是看作與他一起進行救國救民事業的同伴。他極其善待員工，在民生公司，辦有圖書室、文化學習班、業務學習班、技術學習班、閱覽室、游藝園，有各種運動隊、歌詠隊，公司承擔了員工的吃飯、穿衣、住宿以及大部分的醫療費用。千方百計地滿足員工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需求，幫助員工與公司一起成長。

四、現代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

我們不能全盤否定現代的商人，而絕大多數也僅僅是商人而已，他們沒有那種與祖國榮辱息息相關的社會責任，更多的是考慮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最近的一段時間，我們發現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問題，像毒豆芽、膠囊，酸奶中出現臭皮鞋問題等等，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現代商人只顧自己眼前利益，他們更不會忙碌了許多年卻一分不剩的用在社會的發展上?；蛟S這和大的歷史背景有關系，因為現在是和平年代，但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如果戰爭來臨，他們會不會拋棄自己的企業的利益而為國家貢獻自己全部的力量呢？但是我們也不能全盤否定現代商人，還有一些人是比較具有這種責任感的，像陳光標等。

參考文獻：1.李志英《民國時期范旭東企業集團的環境意識與實踐》

2.汪洋《近代企業家責任》

3、王勇《盧作孚與民生精神》

4.熊秋良《傳統文化與范旭東的創業精神和經營思想》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97年05期

5.傅國涌《民國企業家：滄桑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南方人物周刊（廣州）2009年16期

第二篇：論民國企業家創業精神

論民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摘要：在那段能過一天就一天的亂世變局里，有這么一群人，他們在晚清政府腐敗的環境下，或軍閥**的狀況下，或列強橫行國土的時勢下，依然抱著一種“實業救國”的理想而耗盡一生的精力。這群人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受人尊敬的階層。傅國涌認為他們是“商之大者，為國為民。一群以實業報國為終生理想的大商人，鑄就了現代工商業的傳統和靈魂。” 關鍵字：民國；民營企業家；社會責任

以前在思考“一個國家崛起”的問題時，很少會想到商業史。所以對商人階層缺乏了解。自從這學期選修了“民國企業家創業史”這門課后，開闊了眼界，對這個動蕩的年代也有利新的認識。民國亂世，企業家們空有濟世理想，卻很難著手實現，于是他們就放下抱負，專注于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于是，就出現了像張謇、榮氏兄弟、穆藕初等一批“實業救國”的企業家。

一、“狀元企業家”——張謇

張謇（1853-1926）：我國民族企業家的精神領袖，民營企業家的一代教父。讀過歷史教科書的人肯定都會懂得張謇的“狀元辦廠”事跡。但是未必有很多人知道這個“狀元辦廠”在當時的意義和其對我國民營企業家所產生的巨大啟蒙精神。飽讀詩書的張謇在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但不久的中日甲午戰卻改變了這個剛剛高中，滿懷治國之道的年輕人的命運。1896年（光緒22年）張謇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從此走上了 “實業救國”的道路。他創辦的大生紗廠也對當時的民營企業起著帶頭作用。大生通過股東大會，分析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努力和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早期中國股份制企業成長發展的狀況；對實行的“官利”分配制度進行了探討，認為“官利”制度的實行，受當時整個社會高利貸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

張謇還有一個創世之舉，那就是他致力于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將近20年下來，南通已成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縣城。1920年，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 “在登岸以前，我們就已感受到她的現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奔馳，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回響—一個歡快勞動的日子又宣布開始了。在江岸邊建有現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運輸線四通八達。”而張謇另一個值得記住的地方還有一個，就是南通的建設。張謇的實業精神，體現在南通的建設上。通過對南通的建設投入，“父教育”與“母實業”的建設思想。開啟了南通的民智和端正了南通人的風氣。當時梁啟超對南通的評價是：中國最先進的城市。張謇由此有一個綽號叫“張南通”。南通模式是如此的迷人和讓人感奮，在很長時間里它成為企業家的夢想。也是在1920年代，老買辦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立一個類似南通的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自己的工廠里搞了一個“勞工自治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并首先致力于師范教育。1902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第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此后陸續興辦一批學校，有的甚至成為現在中國的一流大學。張謇又開辟了一條“教育救國的道路”。

二、“棉花大王”——穆藕初

穆藕初（1876-1943）：吳曉波在《跌蕩一百年》中專門論述過他的事跡。吳曉波認為他是當時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是“棉花天王”。穆藕初33歲的時候，深感中國棉紡業的落后，下決心到當時棉業最發達的美國德克薩斯州讀書，這一讀就是整整8年。穆藕初學成歸國后，籌辦了上海德大紗廠。一年后，德大生產的棉紗在北京商品陳列質量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一夜成名。棉紡織業在當時是中國第一大產業，聚集了張謇、榮家兄弟和周學熙等眾多頂級企業家，穆藕初后來居上，居然能迅速崛起，與他在美國學到的棉花專業知識和科學管理方法是分不開的。

穆藕初另外值得記住的有兩個地方：一是他翻譯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而且翻譯的中文版竟然比歐洲版出得還要早。穆藕初或許是歷史第一批在中國實踐科學管理原理的企業家。而另一個值得記住的是，他是昆曲得以留存的恩人。穆藕初長得風流倜儻，一表人才，平生喜歡昆曲、書法、學佛、養魚和斗鳥，是一個少見的才子型企業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贊助成立了昆劇保存社和昆劇傳習所，這些機構在昆劇的流傳上居功至偉。昆曲大師俞振飛在懷念他時說：“我國戲劇自清末皮黃崛興，昆曲日益式衰，經先生竭力提倡，始獲茍延一脈，至于今日?！?/p>

三、“家族企業”——榮氏兄弟

榮氏兄弟：榮家在我國是一個傳奇的家族。一直到現在仍然是我國商業上舉足輕重的家族。哥哥榮宗敬（1873-1938）和弟弟榮德生（1875-1952）是商業界上的一對最佳組合。他們單獨一個創業的話，憑才能或許都已經能做到像張謇那樣的成績。但上天偏偏讓他們成為兄弟而一起創業，這或許注定了榮氏家族在我國商業史上的一個不滅的傳奇。榮宗敬的“雄才創業”和榮德生的“老成持守”代表了創業和守業的兩種方向，兄弟兩人一攻一守，進退自如。這種搭配能讓榮氏在時勢機遇到來的時候，能應勢而上，創造輝煌。而在險像橫生的形勢下，仍能保命自守。這種生存智慧以家族傳統的形式流傳下去。經歷幾次危機，在晚清、民國和共和國時代變遷中，在革命和動蕩的時勢下，榮氏家族仍能得以保存。因此，榮氏家族可以算是我國商業史上最長命的家族。企業是社會的一分子，永遠不可能離開社會環境而單獨生存發展。對于個人來說，做個有錢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憂天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才能為社會所接受和認同。對于企業來說，追求經濟效益是企業發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業只要找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點，并適當地回饋社會，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甚至支持。而這些支持，將進一步促進企業的良性發展。就像中國人說到海爾，在自豪中，也有著特別的尊敬。因為，我們看得到，海爾集團一直秉承“真誠到永遠”的理念，在不斷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也一直積極投身公益事業，反哺社會。多年來，海爾集團在扶貧、救災、助殘、教育、體育等方面做出積極的投入，為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卓著的貢獻。而談到海爾這樣的貢獻，我們又不得不提起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張瑞敏說的好：“企業最重要的是為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盡到社會責任后，利潤將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不能把利潤作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標，否則，可能就得不到利潤。”事實上，他就是帶著這樣的思想發展海爾，最終也使得海爾成為民族工業的驕傲。與此相對的，近來發生過的“毒奶粉”事件可說是一個震撼力極強的反例了。產生的原因自是不用說了。在“發展觀”的驅動下，傳統信仰大廈坍塌，社會道德滑坡，然而健康的商業道德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如果有什么損害消費者利益卻可以更多賺錢的法子，少有企業家去制止、舉報，反而趨之若鶩，視社會責任與職業道德為無物。因此，說到底，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得如何，企業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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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民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廈門航空雜志2011年06期 吳曉波《跌蕩一百年》中信出版社2008年

傅國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張謇：一名偉大的失敗英雄》南方網2009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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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企業家社會責任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什么？

那么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什么？第一就是賺錢。賺不了錢，社會責任如慈善捐輸等都免談，因為不能持久。

當然錢要賺得恰當，起碼手段要合情合法，不能做不道德的事，在掙扎求存時如此，賺了錢之后更要潔身自愛，因為有了錢就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既包括有益于社會的事，也包括壞事。今天不少女孩子想嫁給有錢的男人，其實這是很危險的。沒有錢要包二奶也不容易，有錢人拈花惹草就方便多了。有錢真是很危險的事！

賺錢的同時還必須尊重員工，要有社會良知，不做毒奶粉之類的事，還要盡可能不破壞生態環境。如此種種，都是企業起碼該做的事。

上世紀90 年代初，因家里的晨興集團在蘇州興建銅版紙廠，我就到世界各地參觀了一些先進的造紙商。有一天在蘇格蘭視察工廠，那位廠長先生告訴我，因為用水很多，紙廠就建在河邊。造紙后的污水經過處理，回流河道時比上游進來的水還要乾凈，所以下游的魚比上游的更多。這件事給我相當啟發。這方面中國起步晚一些，提高有關方面的意識尤為迫切。

回到企業第一個責任乃是賺錢。唯有成功的企業，才能持續地做以下幾件事：上稅，創造就業，為社會提供必須或想要的產品與服務。企業還會牽動經濟發展，為社會進步創造先決條件。30 年前的中國很窮，很多社會事業都不能開展，今天情況就不一樣了。

做好了以上的事，企業就算是盡了對社會的基本責任，社會也不應該強加于他們其他的要求。在今日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里，競爭愈來愈激烈，若然企業被迫做太多公益事業，就很難在全球競爭中不被淘汰，更遑論制勝。這是社會人士--特別是沒有商業經驗之人--要認清楚的客觀事實。

再者，唯有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企業家才能在國際社會上較有發言權。上世紀90 年代我成為出任以瑞士為總部的世界經濟論壇之理事會成員的第一位亞洲人，也是第一個出任其在達沃斯年會的聯席主席的華人，此外又被推舉為亞洲協會全球副理事長等。究其原因，首先是我的生意比較成功，賺了不少錢。試想想，別人會邀請失敗的生意人出任此等公職嗎？當然單是有錢是不夠的，你必須有學問、有思想、有見地、言之有物；還要懂得按國際慣例處事為人，才能獲得一點在世界舞臺上的發言權。

上世紀90 年代初，我深感華人在國際場合上沒有聲音，就有意識地培養一些比我年輕的東南亞中壯年華人企業家，用我的影響力，邀請他們在不同場合演講，從而把華人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公諸于世。可惜在97 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里，最大的受害者正是他們。錢沒有了，西方人士也就不再邀請他們發言。作為商人，唯有擁有了財富，加上前述的其他要素，別人才會聽你的話。

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是什么？

除了為公司賺錢，為社會創造財富之外，企業家的另一個社會責任乃是，要樹立正面的社會形象，做一個被人尊敬的企業家。中國社會在未來的十數年里，若能產生一大批受人敬重的企業家，那么國家的前景就是秀麗的。反過來說，若然生意人都是被社會唾棄的，那么社會矛盾必定日深，政府被迫插手，最終對國家不好，對自己也不利。因為社會失去了和諧，老百姓充滿了怨氣，暴力之事就容易出現；失去了合宜的營商環境，商人成了社會公敵，企業就難以持續發展，有錢人還要為自己的生命財產擔憂，那就相當可怕。

因此，就是為了自身利益，企業家也必須盡力成為被人尊敬的人。這樣，錢有了，社會聲譽也有了，自然就活得比較快樂，也能使社會更加和諧。如此一個較平順的社會，也就為企業繼續創富提供了最好的環境，實在是多贏的局面。也就是說，做被人尊敬的人不只是企業家在社會上立身處世所必須的，對自身利益而言也是如意算盤。

正如西諺所言，別人對你的尊敬是需要自己努力贏得的，不是要求別人就有的（Respect is earned andnot demanded）。有不少事企業家要自發地去做，才能夠取得廣大群眾的支持與尊敬。在行業外，要叫人知道你是有思想的，大至全球小至社區的某些重要議題，你都是有識之士，是有見地的人，并且是有社會良知，對社會有責任心的；在行業內，不只能賺錢，并且是有創新性的，能夠處于龍頭地位，就更具有影響力。

無可否認，有些行業是比較容易被人尊敬的，就如商業銀行家（不是投資銀行家），大制造業首腦等，從事高科技的也不錯。一般來說，做服務性行業的較不容易被人敬重。這關乎公眾對行業的認知與觀感，是比較難以說清的問題。除了少數例外（就如1997 年之前的香港），做房地產的在全球各地都是較不受尊重的。為此，若然房地產商能夠做到被眾人尊敬，那個社會就是相當進步的了！

還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企業家還該用賺來的錢回饋社會，多做造福人群的事。你叫它慈善事業也好，公益事業也可以。但在這方面，有一些原則是社會應該明白的。我個人認為，社會上對企業捐獻不能有過高要求。如上文所言，企業的目的與責任都是賺錢，為股東謀最大金錢利益。無論私人企業還是上市公司，生意的擁有權都是屬于股東的，賺來的錢也是股東們的，我們必須尊重私有產權。社會所期望的，應該是任何模式的企業之擁有者，也就是股東，在慈善與公益事業上多多捐獻。

一般來說，上市公司的管理層運用公司的資源投入公益事業時，只該做對企業發展，包括對公司形象有好處的公益活動，捐獻數字相對企業規模也不能太大，做得足夠合宜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公益事業不是企業（enterprises）的社會責任，而是企業家（entrepreneurs）的社會責任。今日中國經濟發展還算是初階，除了私人企業之外，不少上市公司還有一位或是數位主要股東，在公眾眼中，捐錢成了所有股東，特別是上市公司大股東，應該自己選擇的社會責任。

企業家捐輸的案例

那么有什么公益事業是該做的呢？從較富裕國家的經驗看，一般有錢人都是由解決社會迫切需要的扶貧和救災等開始。之后就是捐助為著社會長遠發展好的，卻又是不能或不該完全依賴政府的事，包括支持教育、科研、醫療和環保等。當社會積聚了較多財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較為豐富了，那時一些成功企業家就會在文化、藝術等方面捐助，另一些就會就著自己的興趣或理想做一點貢獻，捐助的事情也就會做得更為細致。例如，一位認為中美關系特別重要的商人，會支持大學或智庫在這方面的研究；擔心城市發展防火工作做得不夠好的，就會推動防火意識，或者協助公共建設提升這方面的水平。還有一些企業家覺得錢賺夠了，就更可能半職或全職出任某些公職。

第四篇：社會責任論

社會責任論

一、社會責任論的產生

20世紀，由于階級與歷史的局限性，自由主義理論的問題漸漸凸顯，其所提倡的?觀點的自由市場?，而現實卻是報業所有權的集中和?一城一報?的局面。社會責任論者西奧多〃格拉澤曾說：?20家公司控制著6100萬份日報的一半多的日發行量；20家公司掌握著這個國家11000種雜志的多半收入；三家公司操縱著大部分電視收入和電視觀眾；還有10家大廣播電臺，11家圖書公司和4家電影公司。?（1）自由主義理論陷入無法扭轉的矛盾中。

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帶來了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政府干預理論的提出。在新聞學界的即為社會責任理論。1944年初，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哈欽斯組成?新聞自由委員會?，邀請了12位著名學者擔任委員，這就是后來被人們譽為?20世紀最著名學術團體?的?哈欽斯委員會?。委員會用兩年多的時間，對美國新聞自由現狀進行了艱辛的調查，前后聽取了58家報紙、雜志、廣播電臺、電影界人士的證詞，收集了225人的意見，提出了176份文件和分析資料，召開過17次委員會全體會議后，終于在1947年3月2日，發表了第一期報告《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傳播學者克里斯蒂安曾指出：?我們稱為新聞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就誕生于這些有說服力的綜合性研究中。?（2）報告清楚道明了新聞自由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乃是缺乏責任的約束。?新聞自由的危險，部分源自新聞業經濟結構的變化，部分源自現代社會的工業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更是由于操縱新聞的人不能洞見一個現代化國家對新聞業的需求以及他們不能判斷責任和不能承擔需要新聞業肩負的責任所造成的。?（3）這一報告，確立了大眾傳播社會責任思想的問世，也宣告了一個相較于傳統自由主義傳播理論更成熟的新聞自由觀的誕生。它最先明確了大眾傳播責任的原則，從根本上奠定了社會責任學說的理論基礎。1957年，隨著《大眾傳播的責任》問世，社會責任傳播理論逐漸為世人所知，從此新聞界開始了以自由與責任為主題的社會責任傳播理論研究和思想傳播。

二、社會責任論與自由主義理論的關系

社會責任論是在自由主義傳播理論的基礎上產生，而又超越自由主義傳播理論的范圍。其與自由主義理論有諸多相異之處： １、自由主義傳播理論把政府看作集權統治的繼續；社會責任論則視政府為民主政治的產物。２、自由主義傳播理論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社會責任論則希望政府應主動地去促進自由，必要時，政府應與大眾、媒體三者協同一致，共同發揮傳播的功能。３、自由主義傳播理論所揭示的自由是消極的，我們通常稱之為?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社會責任論的自由則是積極的，它要求擁有能夠達到人們所希望的目標的必需條件。４、自由主義傳播理論認為新聞自由純粹是個人的權利，強調?開明的自我利益?，因此為了滿足一己的理性與天賦，要除卻一切加諸個人的限制；社會責任論則強調?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之福利?，權利與義務（責任）已由個人轉移到社會，由理性移轉到良心與宗教倫理。它的目標在于促使社會更易于發揮各種功能，使人類獲得最大的快樂。

三、社會責任論內容

自由委員會在其總結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的報刊》中要求報刊對全社會負責，對報刊提出五項要求：

1、?對每日的事件給予真實的、全面的和理智的報道，并將它們置于能顯示其意義的特定的前后聯系之中?，這個要求即為：新聞必須真實全面；報道必須理智；新聞要做出合乎真實的解釋。

2、報刊要作為?交換評論和批評的論壇?。

3、報刊要反映?社會各組成群體的一幅典型畫面。?

4、報刊負責提出和闡明社會的目標和價值。

5、報刊使人們?方便的得到當天的新聞?。

之后，社會責任論還對報刊自身、公眾、政府發出了呼吁。

首先，它提出報刊提供了公眾需要的信息和討論的種類、數量和質量，應該呈現出專業精神。特別的，報業應該具有信息和討論的一半傳遞著所有的責任感，應該作出高質量的不會得到即刻經濟回報的高質量的內容，應該加入積極的相互的批評，應該試著提高專業才能。廣播工業應該控制節目遠離廣告。其次，它也指出公眾也對報業負有某些責任。首先是公眾要知道大眾媒介的巨大作用，并且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知道報業還差多遠能夠滿足社會需要。一旦公眾知道這些事情，其行為就能在三種途徑上改進媒介。首先，非贏利機構應該幫助報業執行它需要的任務。例如，學校應該操作廣播電臺或者制作電影，為了那些商業媒介認為他們不適宜服務的受眾。第二，教育機構應該為先進的研究、大眾傳播領域批評性的出版物提供中心；現在的新聞學院應該給學生提供廣播教育。第三，應該建立一個獨立的機構來評價新聞業務并且每年都給予報道。最后，它還要求政府應制定反壟斷法來制止新聞媒介的過度集中，保持大眾傳媒業的競爭；同時鼓勵傳播行業的新投資者，以此試圖維持思想和意見的自由市場；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證公眾及時全面了解政府的政策及政策指定的目的；必要時政府可以創辦自己的媒介以保證上情下達，政令暢通；切實保障言論自由。

四、社會責任論的意義

社會責任理論對新聞從業人員而言，具有重要的價值。首先，它能夠讓新聞工作者產生一種積極的情感，即自己是在為社會作貢獻，是在為大眾利益工作。從而不會以金錢利益為準則，不會用閑言、色情及暴力等來迎合某些受眾的低級趣味；其次，新聞工作者以社會責任理論作指導，可以避免盲目性，就如夜間的航船有燈塔為其導航一樣；再次，它能夠消除政府對新聞界進行干涉的威脅，而使媒體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自律。

五、社會責任論的體現 五月十九日，中國舉行為期三天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哀悼日，各地媒體以黑字大篇幅報道全國哀悼日情況。汶川大地震后，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10日發表鄭永年撰寫的評論文章說：

自四川汶川地震發生以來，中國的媒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隨著媒體自由度的增加，中國在世界上呈現出空前的開放性和透明度。這次出色的抗震救災的報道正改變著人們的刻板看法。

中國媒體及時、客觀、開放、透明的報道，在第一時間傳達了災區的信息，不僅保持了社會安定，消除了各種謠言、驚慌的報道，也大大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媒體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眾面前的話語權，它不僅為中國政府和媒體贏得了國際信譽，也讓一些有偏見的國外組織、媒體和政要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難以妖魔化中國。無疑，中國媒體這樣出色的表現是社會、媒體和政府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4）

注釋：

（1）(美)丹尼〃埃利奧特編《負責的新聞業》第87頁 臺灣賢明出版社1986年

（2）羅伯特〃蘇穆爾編輯《新聞業的諸種責任》 第41頁Notre Dame大學出版社1984（3）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編 《自由與負責的新聞業》 第1頁 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47年

(4)中新網6月10日（5）《社會責任論的傳播哲學闡釋》胡興榮（6）《試論西方傳媒》黃建新 楊振宇

第五篇：社會責任論

社會責任論

在20世紀，純粹的自由至上主義逐漸發生轉變，代之而起的是“傳媒的社會責任理論”，他由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在40年年代提出，在50年代被西方大多數國家普遍接受，并逐步取代自由至上主義成為西方大多數國家的主導性理論。它是對自由主義的修正、發展，這理論有一個大前提：自由與責任相伴而生。位于政府之下，擁有特權地位的傳媒。

社會責任理論大體上同意對傳媒6大功能的解釋，但他不同意某些解釋和傳媒履行這些智職能的方式，所以它更像是一種發展，變化，他更強調傳媒的“責任”二字，它希望傳播的是“好的”內容。但這種理論的提出并不是為了否定自由、民主、個人，而是為了鞏固它。主張有限制的新聞自由，運用適當的法律來制定標準。歸根結底他也是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在一方面緩和了媒介、政府、大眾之間的矛盾。

時代不同，面臨的問題也不同，與此同時我們的思想觀念，現實情況也有很大的不同，以及西方國家與我們國家的社會制度不同，從而對責任的歸屬與理解也不同。因此，我們在讀經典理論的時候要保持警惕，不能讓自己的思想被帶跑偏。我們要從中學習經驗，吸取優點，豐富自身。

從抗戰時期各方力量都在用報紙宣傳著自己的思想，事實也證明這確實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國媒體一向被視作執政黨與政府的輿論宣傳工具,起著政治宣傳、群眾動員的作用。因此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與政治責任有很多時候存在著一致性,中國媒介社會責任的對象往往也是其政治對象。政治責任體現的是聽從黨和政府的工作指導,不折不扣的宣傳各項路線、方針、政策;而社會責任則要求傳媒一切服務群眾、為了群眾。

因此，當我們的言論越來越自由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去把握我們說出口的每一句話，發出去的每一篇報道。新聞傳播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個環節都應該要做到“真實、準確”，但在社會中，往往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各種權力、利益的混雜，以及大眾各種各樣的想法，這些因素都往往都會影響著媒介的方向以及他的正確性、真實性。但如果他失去了兩者，那么它的存在便和我們背道而馳。因此，無論是政府、社會、受眾都間接或直接的承擔著責任。作為大一的我們現在還處于學習階段，我們學習新聞的理論，學習他的歷史，可以說我們很懵懂對這個該行業的認知很淺，盡管我們不會在很大的平臺上的發表觀點，但無論是任何平臺，我們都要為自己說出口的每一句話，寫的每一個字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