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述影響憲法發揮作用的條件

憲法是確認**制度，保障基本**，規范國家權力，集中體現統治階級意志和各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國家根本法。

法的效力與法的作用是成正比的，憲法的最高效力意味著憲法的根本法作用，是一個國家法律體系的核心。

憲法的作用，又稱憲法的功能，主要指憲法對社會的積極影響，憲法和其它部門法一樣都是法律控制手段的一部分，但憲法主要通過建構法律制度、規范國家權力并調整不同社會集團的**、經濟利益來達到控制的目的。憲法的作用可以再細分為理論上的作用和實踐中的作用。

（一）憲法理論上的作用

首先，憲法可以為政權提供合法性基礎。

其次，憲法提供了比較**制度的方便的手段。

再次，憲法提供了一些全世界都信仰的價值觀念和規范。

（二）憲法在實踐上的作用

第一，憲法可以分配**權力。

第二，憲法可以規范并控制國家權力。

第三，憲法可以預防社會**。

第四，憲法可以平衡各種利益。

憲法有如此之大的作用，那么憲法發揮作用需要一些什么條件呢？

（一）憲政制度的建立 如果沒有一種穩定的制度框架，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現代國家一定會堅持不懈地為社會利益和社會發展而工作。這種制約是多方面和多渠道的，但無疑憲法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最廣泛的規則、意識形態和制度之一。實施憲政一定有憲法，但制定憲法并不意味著憲政的實現。

（二）要形成適合本民族的支撐憲法的價值理性

如果沒有一個符現代人類社會的價值理性支撐，立憲不僅不能為實現強國提供制度基礎，反而會成為****的欺世盜名的裝飾品。價值理性是現代憲法之魂，價值的貧困必將導致立憲的失敗。

（三）制度條件：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

違憲審查機制的存在，同樣也是憲法發揮作用的**條件。

憲法要發揮作用不僅取決與本身的優良品質，還有許多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以上的三點側重對憲法的內涵的重要性論述，但并不是說明其它的條件就不重要了。一部憲法還與它所在的國家的文化、國情密切相關，一部看似不科學的憲法若是用在了適合的國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那就是優秀的，反之，即使是像美國憲法這樣相對成熟的憲法用在了不適合的國家只會產生消極的影響。總之，世界沒有無國界的憲法。

第二篇：試述如何理解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

試述如何理解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

答：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

憲法是法，作為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國家根本法，具有法律的共同特點。但它又是特殊的法，這些特殊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在內容上不同于一般法律。它的內容在于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

第二，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是其他一般法律的立法依據。憲法中通常都對國家的立法原則做出規定，使立法機關在進行日常立法活動時有所依據，并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使憲法具體化。因此，憲法又被稱為“母法”“最高法”“媽媽法”，普通法律則被稱為“子法”。

第三，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其法律效力高于其他一般的法律，一般的法律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第四，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是最根本的活動準則。一般法只涉及社會生活的某一個方面。例如，民法是調整公民和法人財產關系、人身關系的法律；婚姻法是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刑法是關于刑事犯罪、對罪犯懲罰的法律；訴訟法是關于訴訟程序的法律等。而憲法作為根本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人們行為的根本的活動準則。

第五，憲法修改的程序比一般法律嚴格。

第三篇：影響企業文化發揮作用的原因

影響企業文化發揮作用的原因

企業文化是企業精神，制度特征和內涵的統稱，其核心在于組織內所形成的行為特征和價值觀念。企業文化建設不是孤立的，它必須以社會主流價值觀為依托，以社會發展為基礎，才能樹立起正確，科學的企業文化。現實中，一些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內涵脫離社會主流價值觀，出現員工不忠誠，人員流失等與企業文化發生背離的現象。

第四篇：試述憲法在保障公民權利方面的作用

試述憲法在保障公民權利方面的作用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近代憲法最主要、最核心的價值在于它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列寧曾經指出，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從憲法到憲政，從法制到法治，其標志在于公共權力得到了有效的約束，而公民的權利得到了普遍的實現。法律是權利的證明書，也是權利的“護身符”。公民的權利只有得到法律的確認和保障，才不至于被公共權力所侵犯，即便遭受侵犯，也可以通過司法予以救濟，使之得以恢復和整合。憲法作為“法律中的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確認和保障直接關系到其他法律對公民具體權利的確認和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憲法對公民權利的詳盡規制，不應是原則性的條款表述，而應以規則性條款加以規定，以便于公民權利的憲法規制在憲法實踐中的具體援引和作為司法判斷的依據。確認憲法對公民直接效力和確認憲法對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濟，已成為法治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國際上將公民權利的有效保障視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標志的潮流下，我國憲法也應對公民權利的切實保障作出必要的回應。然而，我國現行憲法由于受產生時的歷史條件所限，在憲法文本里，分配、宣示國家權力方面規定較多，制約、監督公共權力方面規定較少，在公民基本權利保障方面，尚有一些重要的基本權利未能確認下來。由于我國憲法規范以原則性為主，并且在立憲、修憲時就以原則性為指導思想，導致我國憲法中原則性規范過多，公民權利的規制也不例外，要切實保障公民權利不受侵犯和及時救濟，應當以規則性規范來界定公民權利的范圍，也是確定合憲與違憲的唯一標準。盡管現行憲法進行了四次修改，但修改內容更多局限于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改革領域。相對于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而言，我國憲法給予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明顯不足，為此，需要加強我國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作用。

憲法自產生以來，其調整范圍不斷擴大，作用不斷強化，甚至到了泛化的程度，譬如：憲法調整的關系不單是原初的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4）還包括國家機關的內部關系，（5）國家機關與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6）國家與全社會的關系；（7）國家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8）而憲法的作用除了原初的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作用外，還包括鞏固和維護國家權力，（9）確立和維護國家政治制度，改革國家政治體制，（10）為法制的產生和統一奠定基礎；（11）保障自己的經濟基礎，促進經濟的發展等作用。（12）但是，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作用是憲法最原初的作用，也是憲法永遠不能抹殺的作用。

我國憲法對公民權利的地位作了明確規制，但對公民權利的范圍卻沒有加以明確劃分。我國憲法采取“列舉式”的授權方式規制公民權利的范圍，這意味著憲法沒有規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則是違法的，嚴重違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憲法原則。

憲法對公民權利范圍的規制，應該體現“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不應僅僅只限于憲法原則性條款所列舉的，而應根據憲法精神派生和廷伸：一切與憲法精神不相沖突和抵觸的權利，均應歸屬到公民權利的范疇。但事實上，我們的憲法只注重憲法的成文化條款所賦予的權利，未成文但根據天賦和自然精神所應享有的權利卻不在其保障之內。但是，法律的成文化不能涵蓋法律精神。所以，成文條款之外的權利在受侵犯后，應當得到憲法的直接或間接救濟。

公民權利是社會成員的個體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權利是社會成員實現個體自主和自由的具體表現。立憲正是為了明確界定國家權力運行的范圍和力度，從而賦予公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大部分領域的權利，以及公民在授予國家權力時所保留的自然權利不被侵犯。

當然，要使公民權利得到善良有序地行使，并作為國家機關正常而健康運行的一個內容，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則成為立憲及司憲的根本目的。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則是憲法調整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關系的終極目的。基于此，在權力交易的一級市場中，人民通過憲法將自己的主權權力委托給國家和政府，國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對價理應是合理配置權力，并且規范權力的有效運行，促進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

我國現行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缺失

我國1982年的現行憲法由于確認了“人民主權”這一重要的憲政原則，蘊涵了憲政的基本理念，并規定了廣泛的公民基本權利。所以，改革開放20多年來，盡管現行憲法經歷了四次修改，但基本上都是遵循“少改”的原則。（17）這樣，既保持了憲法的穩定，又使得現行憲法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為我們的改革開放服務。然而，現行憲法修改的內容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內容不多，這與日益發展和完善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適應。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必然演繹出與之相適應的權利要求，這是辯證唯物史觀的基本出發點。當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迫切需要在憲法文本中確認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公民權利。

面對現行憲法在制約國家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基本癱瘓狀態下，我們應當具有這樣一種認識：國家是公民的集合體，國家權力乃是公民權利的派生和延伸，作為原始權的公民權利獨立于作為派生權的國家權力。國家權力不得也不應當超越于公民權利之上，公民權利為國家權力的行使劃出了界線。國家權力從憲政理論上將其設計為保障和促進社會成員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權利，并作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

第五篇：試述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影響

論述題：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分析國際形勢,確定了我國新時期的國際戰略和外交路線。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指導我國對外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理論聯系實際，試述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影響。

答：鄧小平不僅是偉大的改革者、政治家，而且也是偉大的外交戰略家，是具有大智慧的大外交家。他的外交實踐和外交思想，不僅深刻影響了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而且也將對今后的中國外交產生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實事求是：外交哲學鮮明特色

鄧小平的外交哲學是鄧小平留給中國最珍貴的外交遺產。實事求是不僅是鄧小平關于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鄧小平外交哲學的鮮明特色。根據時代變化的特點及時制訂和修改中國的外交戰略和政策、以中國的基本國家利益為處理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把服務于中國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并為之創造良好的和平國際環境作為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是鄧小平外交哲學的基本內容。

今天，中國提出了不少鄧小平時期沒有提出過的主張和立場，諸如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與周邊國家共同發展，構建和推動中國與東亞國家的自由貿易和共同市場等，就是鄧小平外交哲學在新時期的運用的結果。在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判斷一件事能不能做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中國的國家利益，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否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事情。這是鄧小平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外交遺產。

鄧小平的外交哲學是現實主義的，與西方的現實主義又有重大區別。西方現實主義外交哲學一般說來是悲觀主義的哲學。鄧小平的外交哲學則是樂觀主義的哲學。鄧小平的外交哲學充分估計到中國和平與發展的困難與艱巨性，但他始終對中國人民的事業的勝利抱有堅定的信心。鄧小平的自信來源于他對生活的熱愛，對中國的熱愛，源于對中國所從事的和平與正義事業的熱愛。正如他對外國客人所說：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對什么問題都抱樂觀主義的態度。他的這種樂觀主義的外交哲學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他不相信國際局勢對中國而言能壞到那里去，不贊成把國際形勢看成一片漆黑，因為世界上矛盾大得很，多得很，他善于在困難的局勢中看到中國可利用的機會。正因為他對中國有一個大國的自信，正因為他不信邪的堅強決心，使他能在國際風云變幻時處變不驚，在驚濤駭浪中為中國撥正航向，把對中國極為不利的國際局勢轉換成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二次高潮，展現出時代偉人的超凡脫俗之處。今天中國的國際局勢和當年相比更加復雜，不少人對中國的發展沒有信心，對中國解決統一問題沒有信心，重溫當年鄧小平在1989－1992年之際的樂觀主義對我們觀察局勢是有重要意義的。

國際視角求證“開門搞建設”

鄧小平外交思想中，對當代中國的實踐產生最大影響的，當數鄧小平20世紀80年代初所做出的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和中國必須對外開放的兩大基本決策。

猶如鄧小平提出經濟建設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出發點這一國內糾正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一樣，鄧小平關于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具有全球戰略性質的問題的判斷，是對外工作中的撥亂反正，把過去關于要準備打世界大戰的路線扭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一個國家的對外對內總布局都是建立在對時代的基本問題的判斷上。正因為鄧小平做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根本問題的判斷，使得中國得以把主要的工作重心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才有了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大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大提高。今天，繼續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戰略，繼續堅持把國內現代化建設放在中國的一切工作的首位，對中國的未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對外開放是鄧小平外交遺產的另一塊基石，它也是事關中國國內外工作的全局性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總結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從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沒有一個國家能關起門來搞建設，中國必須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的思想不僅為中國提供了經濟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動力、市場、資金、技術，而且也深刻地改變了我們觀察世界的方法。它為中國迎接冷戰后全球化的新浪潮提前做好了準備。

獨立自主，為后冷戰時代未雨綢繆

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解決實踐中已經存在的問題；但鄧小平又是一位富于遠見、有深刻洞察力的戰略家，他善于根據形勢的發展趨勢謀劃未來。毛澤東最重大的戰略決策是20世紀70年代與美國改善關系；鄧小平最重要的外交戰略決策，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中美關系還處在蜜月期時，當中蘇關系還處于敵對狀態時，鄧小平從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出發，極有遠見地提出了中國必須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據此，中國與美國拉開了距離，一方面維護中美關系的大局，另一方面警惕美國和平演變中國、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圖謀。這一決策對后來發生的**事件后美國制裁中國以及蘇聯東歐劇變后西方加強對中國的壓力，提前做好了準備。

鄧小平做出的與蘇聯改善關系的決策，一方面使中國提前做好了中美關系交惡的準備，另一方面為蘇聯解體后中俄兩國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從中蘇邊界談判演變為上海合作組織拉開了序幕。如果中國沒有這種改變，那么，在后來發生**事件和蘇東劇變時，中國的處境將更為困難更為險惡。

鄧小平的獨立自主外交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我們在反恐問題上，在防擴散等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合作時，我們也應當保持清醒地頭腦，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對美國保守勢力遏制中國演變中國的圖謀保持高度警惕。

“一國兩制”充分體現外交智慧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外交哲學和和平與發展在祖國統一領域的具體體現。國家統一雖然是中國的內政，但臺港澳的統一和回歸，其關鍵都涉及到中國與美國、英國和葡萄牙的關系，因此它又是中國外交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既考慮到了中國人民整體的根本利益，考慮到了維護和平與發展的大局，也最大限度地考慮到了臺港澳同胞的即有利益，甚至也考慮到了美英葡在臺港澳的一些合理的利益，是一種“多贏”的安排。

這一戰略構想在香港和澳門已經成為現實，實踐證明一國兩制的思想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雖然香港近來出現了一些問題，臺灣民眾對一國兩制還不太理解，我們也必須根據香港和臺灣的現實情況提出新的對策，但一國兩制仍將是實現國家統一的基礎。當然，“臺獨”勢力在臺灣的發展也對能否繼續堅持這一基本思想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值得我們深思，也將考驗我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