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聯系實際，試述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影響。

答：隨著對國際形勢判斷的轉變，中國外交也進行了重大調整，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雖然是新中國的一貫立場，但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又賦予了它嶄新的內容。

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的綱領

鄧小平曾指出：“毛澤東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分不開的。”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反霸斗爭的思想，并根據變化了的新形勢，從全人類的戰略高度，將維護世界和平與反對霸權主義聯系在一起作為中國外交戰略的基本方針，并提出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策略、原則。

80年代一開始，鄧小平提出，80年代我們的三大任務之一，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指出，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要維護世界和平，尋求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就必須反對霸權主義。這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我們對外政策的綱領。

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綱領，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決定的。首先，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不畏強暴的民族，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是與維護全人類的根本利益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我們現在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最需要和平，最不希望戰爭。其次，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國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今這樣一個主要依靠經濟、科技競爭的世界里，隨著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中國對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推動將更趨顯著，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以及世界和平的保障作用會日益增強。第三，中國永遠不稱霸。無論是以前人們稱之為“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時期，還是現在世界政治多極化發展時期，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既不能把自己與霸權主義綁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權主義。“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政策，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也是歷史的倒退。”

二、改變“一條線”戰略，實現新時期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

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我們搞了“一條線”戰略，現在我們改變了這個戰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一條線”戰略有其復雜的歷史原因和特殊的國際背景。這一戰略自70年代中期提出，經歷了70年代末期的特殊階段，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期。它在當時對緩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極度緊張形勢，使中國擺脫長期腹背受敵的狀態，遏制蘇聯的擴張霸權，起了重要作用。對此，鄧小平1985年9月14日在會見奧地利總統基希施萊格時說：“1969年發生了珍寶島事件。我們當時面臨的形勢是，從美蘇力量對比來看，蘇占優勢，而且張牙舞爪，威脅中國。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的判斷是，蘇聯處于進攻性態勢，全球性進攻。毛主席當時從力量對比中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為了制止戰爭的危險，當時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從日本到歐洲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以對付蘇聯的挑戰。這有個好處，促進了美國和歐洲的聯合。美國和歐洲在軍備上趕上來了。美國同中國的關系改善了，日本、歐洲同中國的關系也趕上來了”。

進入80年代后，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的情況下，繼續實行“一條線”戰略，不僅已無必要，而且對中國不利。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世界戰略格局的變化。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后國力減弱，美國在醫治越戰創傷后國力增強。美國和歐洲的聯合進一步加強，卡特后期和里根上臺后對蘇聯采取了強硬政策，美蘇爭奪態勢轉入均衡、僵持階段。在國際事務中，美蘇既爭奪又對話，是霸權主義的最主要代表。中國作為世界戰略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如同某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都會影響世界戰略力量的平衡。正如鄧小平1984年11月在軍委座談會上指出的：“中國這個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會發生質的變化”。那將不利于國際形勢的穩定。第二、“一條線”戰略本身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條線”戰略與我國50年代實行的向蘇聯“一邊倒”戰略一樣，以戰略關系劃線，不利于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使我們的外交活動失去了一些必要的靈活性和主動性。由于同一些國家的關系長期僵化，正常的、必要的經濟、科技、文化交往也受到了限制。特別是這一戰略容易被霸權主義所利用，使某一方通過打“中國牌”增加與另一方對抗的籌碼，從而損傷中國的對外形象和對外關系。第三、中美戰略關系遭到破壞。中美建交后，兩國關系有所發展，但是一直存在著陰影，突出地表現在美國違反兩國建交公報原則的“與臺灣關系法”和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上。特別是里根在競選和出任美國總統后，改變了對中國戰略作用的估計，并多次聲稱要大力發展與臺灣“老朋友”的關系，揚言中國無權過問美國的臺灣政策，主張向臺灣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這種行為再次暴露了其霸權主義的本質，破壞了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關系。

基于以上原因，為了進一步拓展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外部空間，鄧小平及時指導我們黨改變了以往的外交戰略，代之以更為實際、更為靈活的戰略方針，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針。這一政策方針，醞釀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于黨的十二大。以后，鄧小平對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豐富和完善了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他反復向世界表明，中國堅決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一邊，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不稱霸，不當頭，不結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國家建立、發展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關系，其中包括同美國和蘇聯的關系。鄧小平認為，這個政策很重要，是一個維護和平的最好的政策。

調整與發展同美國和蘇聯的關系，是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內容。從1981年起，中國逐步停止了與美國實際存在的戰略聯盟關系，并與美國政府就臺灣問題和美國售臺武器問題進行了艱巨的談判，最終于1982年簽訂了“8.17公報”，使中美正常的國家關系得以發展。1982、83年間，鄧小平多次就正確處理對美、對蘇關系問題作了重要指示，明確指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堅決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方針，而不能把自己綁在別人的車子上去。對待任何國際問題，都應從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確定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他強調，對于美蘇兩國的霸權主義，我們都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他們之間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是配合這一霸反對另一霸，也不是在兩霸中搞平衡，搞等距離。在國家關系上，要適當調整對美、對蘇政策，對美國不應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不要再講“戰略關系”。對蘇關系長期處于僵冷狀態，對我并不利，要適當加些溫。由于鄧小平戰略決策的推動，在中美關系曲折中發展的同時，中蘇關系也開始發生了變化。198Z年8月，中美“8.17公報”簽訂后，鄧小平即派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于洪亮前去莫斯科，以中國大使“客人”的身份向蘇聯傳遞信息，表示中國領導人關心中蘇關系的改善，建議雙方開始就消除兩國關系的障礙問題進行磋商。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從這年10月開始，中蘇兩國派特使，就消除三大障礙問題進行了長達6年共12輪的磋商。與此同時，雙方高層接觸不斷增多，終于促成了1989年5月的最高級會晤，實現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

三、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倡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我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國，40多年來一貫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鄧小平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80年代后期，從復雜動蕩的國際形勢中，鄧小平敏銳地預見到戰后形成的兩極政治格局行將結束，世界將進入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時期。他指出，國際形勢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各國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萬千世界，不同的利益傾向代表著不同的選擇，世界向何處去，現實要求政治家們作出回答。1988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斯里蘭卡總理普雷馬達薩時指出，現在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經得住考驗。此后，他又反復強調，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兩件事要同時做，以相互適應。關于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鄧小平指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行不通了，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關于國際經濟新秩序，鄧小平說，他早在1974年聯合國發言時就談了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問題仍很突出，他指出，應當把發展問題提高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這樣便會明白，發展問題既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責任，也是發達國家的責任。

鄧小平提出的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現實的客觀依據。第一、舊的國際秩序是冷戰和殖民主義的產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礙了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所以，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是時代的呼喚、歷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概括了最基本的國際關系準則，完全符合聯合國的憲章和原則，經受了長期的歷史考驗。以它為基礎建立的國際新秩序的核心，應該是各國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獨立平等的，都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和責任，都有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的自由和權利，任何國家都不能把自己的選擇強加于別國，并以此干涉別國內政，謀求霸權。第三、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的國際新秩序，擺脫了舊的國際秩序中那種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現代國際關系的民主精神，最適應于多極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樣化的世界國家形態。在經濟上，它最能體現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則，適應于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有利于縮小南北差距，促進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