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座談會紀要(法〔1999〕231號,1999年11月29日)

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座談會紀要

法〔1999〕231號

（1999年11月29日）

為了總結抓好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經驗，分析存在的問題，研究解決的措施，進一步提高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和效率，使民事審判工作在為國家改革、發展和穩定工作大局服務方面，發揮更大的調整和保障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2日至24日，在武漢召開了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民庭庭長參加了會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唐德華在會上就進一步提高對民事案件審判質量重要性的認識、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及今后做好幾個方面主要工作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民事審判庭庭長黃松有針對當前民事案件審判質量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產生的原因以及應當采取的若干措施等作了中心發言；副庭長李凡在座談會結束時作了總結發言。部分高級人民法院在會上介紹了抓好案件質量的做法和經驗。與會者通過討論，對當前如何抓好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以及進一步審理好新類型民事案件等問題，在許多方面都 達成了共識或者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現紀要如下：

一、增強質量意識，充分認識抓好民事案件質量的重要性

會議認為，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日益進步，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國家確立和推進的勞動用工制度、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的民事法律關系日益多樣化，民事審判的調整范圍不斷擴大，民事案件涉及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影響面越來越大，案件的質和量都發生了深刻的巨大的變化，使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工作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 展時期。民事案件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類民事主體之間的矛盾，以及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價值觀念的磨擦。民事審判工作在調整利益沖突、維護社會穩定和加強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中，民事案件一直占60％以上，抓好了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就意味著抓住了整個法院審判工作質量的大頭。民事案件審判質量的好壞，既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關系到改革開放的進程。法律的權威，法院的公正，法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案件的審判質量。

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核心，而案件的審判質量又是核心的核心。依法對民事案件作出公正裁判，保證辦案質量，這是實現人民法院審判職能的具體體現，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有保證辦案質量，才能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獲得最終實現，才能體現司法公正。抓好了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就抓住了司法公正的根本，民事審判工作也就能夠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和充分肯定。

執行工作是審判工作的延伸，確保案件的審判質量，做到裁判公正，這是做好執行工作的前提。把案件辦錯了，執行的是錯誤的裁判，這不僅損害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降低人民法院作為司法機關的威信，也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嚴重損害。

對民事案件審判質量重要性的認識，要跟上經濟發展對人民法院工作的要求，要符合 1

司法公正的宗旨。要把民事審判工作同保障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服務大局緊密聯系起來，從正確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的高度充分認識確保辦案質量的重要性，牢牢抓住裁判公正這一永恒主題，樹立質量第一的意識，認真做好民事審判工作。

二、提高民事案件審判質量應當進一步采取的若干措施

會議認為，針對一些法院存在對部分民事合同效力的認定標準不一致，不注重依照程序法辦案，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力度還不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權力案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超審限的積案數量過多，訴訟文書質量有待提高等問題，應采取積極措施予以解決。

（一）正確區分不同法律規范性文件的層次與效力，準確適用法律。不少一審案件被二審法院改判，是在適用法律方面沒有掌握好法律規范的適用原則。因此，在適用法律時，一定要正確區分不同法律規范的層次和效力，理解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認定民事合同的效力時，要嚴格依照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條件和標準，特別是要認真研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是將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或登記等手續作為合同生效的條件，還是只把是否登記、備案作為能否對抗第三人來處理。對于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地方規章中的有關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民事合同無效的依據。在處理各類民事案件時，對于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有規定，而地方性法規和各種規章中規定的內容，屬于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而對有關立法精神和原則具體化、條文化，加以明確范圍和標準的，應當適用或者參照；對于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尚無明確規定，地方性法規或規章的規定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的，可以適用或者參照；與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相抵觸的，不能適用或者參照。對于一些地方性立法機關對地方性法規所作的解釋，超出地方性法規權限，或者就全國性通用法律術語所作的解釋，不能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據。

（二）在審理新類型民事案件時，要注重探索，講求社會效果。許多新類型的民事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明確的領域，或者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的某些規定相對滯后、不合理，案件的處理結果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重大。因此，抓好這些案件的審判質量，十分重要。

關于房地產案件的處理問題。在審理房地產開發經營和工程質量案件時，要積極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充分履行審判機關的職責，為房地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司法保障。針對有些地方在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開發經營方面的糾紛比較多的情況，在處理含有歷史遺留因素的房地產案件時，要注意從法律規定和現實情況之間尋找結合點。對于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有些地方在房地產發展無序狀態 下實施的房地產開發經營行為，處理時，既不能離開有關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和司法解釋的精神，也不能脫離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條件，通過犧牲真正投資者的利益使投機分子獲取暴利。要結合特定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來考慮，在現實和法律之間尋找一個切入點，找到一個合法、合情、合理、公平的解決方案。對于房地產管理法施行以后的房地產開發經營方面的糾紛，要嚴格按照有關法律規定的精神處理，不能用一些帶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地方 性規范性文件來否定國家法律的規定。對于房地產開發經營中非當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報批

手續不完善的，處理時，在不違反法律原則的前提下，要從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的原則出發，平等地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避免由當事人承擔因有關部門的工作不配套或者失誤而造成的手續不全的法律后果，公平合理地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審理建筑工程質量方面的糾紛時，除依照國家基本民事法 律如民法通則、合同法等的一般規定外，還要嚴格依照房地產管理法和建筑法等專門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并參照建筑工程質量方面的部門規章及其行業規范，正確確認案件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嚴把案件質量關。對于沒有經過工程質量監督部門鑒定驗收的工程，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的，要依法委托法定鑒定部門進行鑒定，或者指定有關部門進行鑒定；對于沒有法定資質的工程質量鑒定部門的鑒定結論，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對在工 程施工過程中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的行為，要判令行為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造成嚴重后果，構成犯罪的，應建議有關部門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關于侵害消費者權益案件的處理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價值觀念中的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增強，消費者對自己因消費或者接受服務等活動權利受侵害而起訴的越來越多。在處理消費和服務方面的糾紛案件時，要注意維護公正、保護弱者。涉及到消費者權益保護而現行規定又不明確的問題時，要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原意和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去理解和執行。消費者因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受到人身、財產損害的，是否應給予雙倍賠償，關鍵在于消費糾紛中涉及經營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時是否有欺詐行為。在如何認定經營者的欺詐行為時，應通過客觀存在分析行為人實 施行為時的主觀狀態和客觀的事實依據。對于格式條款效力的認定及其內容的理解，應從公平、公正的原則出發，注意保護弱者的權益。消費和服務方面的糾紛，有不少屬于事實清楚、爭議金額不大的案件，應從便利當事人訴訟、降低訴訟成本的角度出發，盡可能適用簡易程序。

關于與民事有關的合同糾紛案件處理問題。合同法已成為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律。合同關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流轉和財產交換關系的基本法律形式。在審理有關合同關系案件時，必須強化合同意識，依法確認合同的效力。對當事人自愿達成的協議，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應依法確認其有效，并嚴格依照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認定當事人的責任。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判斷合同效力的依據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不能直接作為確定合同效力的依據。但是，其規定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可以作為處理合同糾紛的參照依據。要注意區分法律、行政法規中的強制性規定與一般要求或任意性規定，區分依照法律規定某些合同必須經過審批登記才能生效的“審批登記”行為，與某些合同依照規定變動物權時具有公示性質的“登記”行為；正確認定合同的效力，認定不同行為的法律性質和法律效果。同時，還要注意對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案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情況區別對待。

關于勞動爭議案件的受理問題。勞動爭議案件是隨著我國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合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新類型民事案件。勞動法確立了受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一般原則，就是人民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必須以勞動爭議仲裁作為前置程序。對于未經實

質的仲裁程序審理，人民法院是否應予受理的問題，尚無明確規定。為了使勞動爭議能夠及時有效得到解決，對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或決定、裁決的，可視 為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已對該勞動爭議作出處理，當事人對該不予受理的通知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有的地方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時，將當事人之間是否訂有仲裁協議或仲裁條款作為是否應交由仲裁裁決的先決條件，未區分勞動爭議仲裁和商事仲裁或合同仲裁的不同性質，甚至出現了因當事人未訂有仲裁協議，人民法院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勞動爭議仲裁裁決裁定不予執行的情況，應予注意和糾正。

關于損害賠償案件的處理問題。在審理損害賠償案件時，可比照有關類似行政法規規定的原則來確定賠償標準和范圍。對于侵害公民人格權的行為，根據民法通則有關規定的精神，可判令侵權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金。受保護的人格權利既包括物質性人格權，如生命健康權；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權，如名譽權、肖像權、名稱權等，還包括一般人格權即直接由憲法所確認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權利。在確定賠償數額時，要綜合考慮加害人的過錯程度、侵權狀況、侵權后果、承擔責任的資力以及認錯態度等因素，斟酌受害人的具體情況，作出公平合理的判決。由于現行法律有關這方面的規定比較原則，在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同認識和做法，我們正在抓緊作出有關審理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的司法解釋，將對當前審判實踐中亟需解 決的賠償范圍、賠償標準、賠償類別和賠償金額等一系列問題作出規定。在有關司法解釋下發之前，各地在判令侵權人賠償此類賠償金的數額和標準時，要從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形勢以及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賠償數額不宜過高，但允許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的地區因地制宜確定不同的賠償參數，以求做到既對侵權人的行為予以制裁，對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痛苦給以撫慰和補償，同時還對社會風尚予以正確引導。一般情況下，對于那些動輒提出索賠上百萬元精神賠償金的訴訟請求，不應支持。目前，有些省通過地方性法規對此作出規定的，當地法院可以適用。

關于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的處理問題。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作為傳統民事案件中的主要類型之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婚姻家庭關系中財產關系越來越復雜，處理難度越來越大。對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賣斷工齡款是何種性質的財產，應當如何界定其歸屬，在離婚訴訟中能否將其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等問題，可采取類推解釋的方法，根據其與養老保險金或醫療保險金等所共同具有的專屬于特定人身的性質，確定其在財產分割中的法律適用原則，即不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在審理有關婚姻、家庭、繼承案件時，涉及到共同財產處理問題的，要根據當事人及這些財產在新形勢下的特點，妥善處理。涉及到家庭共同經營的私營企業，一方或雙方享有的股票、股權、知識產權、生產資料等，既要堅持有利于生產經營、方便生活的原則，又要充分考慮不同財產性質狀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進行處理。對于離婚案件中涉及企業、公司的財產分割問 題，不宜簡單地直接判決雙方平均分得爭議標的物，還應結合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有關規定精神進行處理。對于家庭財產中涉及的“房改房”問題，要堅持與房改政策相一致的原則，在征求“房改房”產權單位的意見，充分考慮產權單位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合情合理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

（三）應當加強對民事審判工作的指導。要注意及時總結經驗，加強對民事審判質量工作的具體指導。抓好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需要不斷地研究新的形勢和辦理案件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總結新的經驗。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將注意發揮地方各級法院參與司法解釋前期工作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司法解釋工作的效率，以適應民事審判工作的需要。對新類型民事案件的審理，各地可以從實際情況出發，定期或者不定期 地對有關民事審判質量問題進行研究。對于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個案，如符合請示案件的條件，也可以通過請示程序報送最高法院，以便于盡快作出相應的司法解釋。在有關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各地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原則精神，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裁判，公平合理地解決糾紛。對于民事審判工作中一些適用法津政策界限不清、把握不準的問題，可以逐級請示。但是，不能將具體案件中的事實認定、處理方法等應由審理案件的法院解決的問題矛盾上交，也不能因向上級法院請示問題而違背了獨立審判的原則，間接地剝奪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四）進一步提高民事裁判文書的質量。裁判文書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依法適用法律處理案件形成的重要司法文書，反映案件的審判過程和處理結果，是據以執行的依據，是審判質量的集中體現，更是宣傳法制、展示人民法院文明執法、公正司法形象的載體。要加大對裁判文書的改革力度，重點是加強民事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和公開性。制作好民事裁判文書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有實事求是、公正辦案的 態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要有良好的法官職業道德，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辦案的宗旨。二是要針對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和爭議的焦點，擺事實、擺證據、講法律、講法理、講道理。當事人提出的各項主張，哪些應當支持，哪些不能支持，通過審理后，都應當在法律文書中作出回答。尤其是對于那些因個別次要證據有缺陷、但主要證據確實充分，當事人的主張可予支持，或者因證據、法律依據不夠充分而不予支持的情況，要特別說明支持與否的理由，使當事人心服口服。不能籠統表示支持或駁回，或者含糊其詞，更不能在裁判文書中不敘述當事人的主張，或者在敘述理由部分予以回避，以致給當事人留下纏訟的隱患。三是敘述要文句通順，針對性、邏輯性強，引用法律條文及司法解釋準確，不出現 錯別字。四是要有較深的法學理論功底和較高的審判業務水平以及較強的寫作能力。因此，必須不斷豐富和更新自己的業務知識及其他相關知識，多寫、多看、多分析、多總結，才能不斷提高民事裁判文書的制作水平。有些法院舉辦了制作裁判文書培訓班，或者開展裁判文書質量的評比活動，這也有利于促進裁判文書制作質量的提高，各地可以借鑒。在每年的工作考核中，各地應當將裁判文書的質量作為辦案質量的一項硬指標。

（五）強化程序意識，深化審判方式改革。正確認識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相互關系，重視程序的獨立價值。不能簡單地把程序公正理解為工具和手段，程序公正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轉變民事訴訟法僅僅是法官辦案的操作規程的錯誤觀念，切實保護當事人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沒有程序公正，當事人的訴權本身就得不到保障，也就談不上實體公正的問題。深化審判方式改革，仍然要抓住公開審判這個重心，強化庭審功能。繼續探索和總結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實行庭前交換證據制度和限期舉證制度，規范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規范庭審質證和認證程序，在實踐中摸索總結證據規則，為證據規則立法和司法解釋積累經驗。要全面落實公開審判制度，使公開審判真正成為提高辦案質量、保護訴訟當事人的權利、防止腐敗的重要環節。要不斷加大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力度，正確處理改革過程中涉及的發揮審判組織作用和監督環節的關系、舉證質證和認證的關系、適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的關系。加強審判流程管理，建立和完善內部監督機制。進一步改革案件審批制度，根據案件繁簡程度和法官素質的高低，做到絕大部分案件逐步減少或取消案件審批環節，充分發揮審判組織的職能作用，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加重合議庭成員特別是審判長的權力和責任，明確承辦人、合議庭成員對案件的事實負全部責任，核稿人員、合議庭成員對案件適用法律負責，從制度上促使審判人員不斷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增強工作責任感和上進心，逐步形成符合民事審判工作規律和特點的優勝劣汰的審判管理機制，使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增強效率觀念，從“兩便”的原則出發，針對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探索采用簡便、快捷、靈活的辦案方式，實行繁簡分流，對審判資源的合理配置，減少超審限積壓案件的數量和比例，除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審限的案件外，要盡力在法定審限內審結。

第二篇：1999年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座談會紀要（模版）

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座談會紀要

法[1999]231號 1999-11-29

為了總結抓好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經驗，分析存在的問題，研究解決的措施，進一步提高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和效率，使民事審判工作在為國家改革、發展和穩定工作大局服務方面，發揮更大的調整和保障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2日至24日，在武漢召開了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民庭庭長參加了會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唐德華在會上就進一步提高對民事案件審判質量重要性的認識、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及今后做好幾個方面主要工作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民事審判庭庭長黃松有針對當前民事案件審判質量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產生的原因以及應當采取的若干措施等作了中心發言；副庭長李凡在座談會結束時作了總結發言。部分高級人民法院在會上介紹了抓好案件質量的做法和經驗。與會者通過討論，對當前如何抓好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以及進一步審理好新類型民事案件等問題，在許多方面都達成了共識或者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現紀要如下：

一、增強質量意識，充分認識抓好民事案件質量的重要性

會議認為，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日益進步，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國家確立和推進的勞動用工制度、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的民事法律關系日益多樣化，民事審判的調整范圍不斷擴大，民事案件涉及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影響面越來越大，案件的質和量都發生了深刻的巨大的變化，使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工作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民 事案件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類民事主體之間的矛盾，以及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價值觀念的磨擦。民事審判工作在調整利益沖突、維護社會穩定和加強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中，民事案件一直占60％以上，抓好了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就意味著抓住了整個法院審判工作質量的大頭。民事案件審判質量的好壞，既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關系到改革開放的進程。法律的權威，法院的公正，法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案件的審判質量。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核心，而案件的審判質量又是核心的核心。依法對民事案件作出公正裁判，保證辦案質量，這是實現人民法院審判職能的具體體現，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有保證辦案質量，才能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獲得最終實現，才能體現司法公正。抓好了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就抓住了司法公正的根本，民事審判工作也就能夠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和充分肯定。執行工作是審判工作的延伸，確保案件的審判質量，做到裁判公正，這是做好執行工作的前提。把案件辦錯了，執行的是錯誤的裁判，這不僅損害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降低人民法院作為司法機關的威信，也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嚴重損害。對民事案件審判質量重要性的認識，要跟上經濟發展對人民法院工作的要求，要符合司法公正的宗旨。要把民事審判工作同保障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服務大局緊密聯系起來，從正確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的高度充分認識確保辦案質量的重要性，牢牢抓住裁判公正這一永恒主題，樹立質量第一的意識，認真做好民事審判工作。

二、提高民事案件審判質量應當進一步采取的若干措施

會議認為，針對一些法院存在對部分民事合同效力的認定標準不一致，不注重依照程序法辦案，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力度還不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人 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權力案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超審限的積案數量過多，訴訟文書質量有待提高等問題，應采取積極措施予以解決。

（一）正確區分不同法律規范性文件的層次與效力，準確適用法律。不少一審案件被二審法院改判，是在適用法律方面沒有掌握好法律規范的適用原則。因此，在適用法律時，一定要正確區分不同法律規范的層次和效力，理解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認定民事合同的效力時，要嚴格依照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條件和標準，特別是要認真研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是將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或登記等手續作為合同生效的條件，還是只把是否登記、備案作為能否對抗第三人來處理。對于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地方規章中的有關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民事合同無效的依據。在處理各類民事案件時，對于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有規定，而地方性法規和各種規章中規定的內容，屬于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而對有關立法精神和原則具體化、條文化，加以明確范圍和標準的，應當適用或者參照；對于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尚無明確規定，地方性法規或規章的規定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的，可以適用或者參照；與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相抵觸的，不能適用或者參照。對于一些地方性立法機關對地方性法規所作的解釋，超出地方性法規權限，或者就全國性通用法律術語所作的解釋，不能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據。

（二）在審理新類型民事案件時，要注重探索，講求社會效果。許多新類型的民事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明確的領域，或者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的某些規定相對滯后、不合理，案件的處理結果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重大。因此，抓好這些案件的審判質量，十分重要。關于房地產案件的處理問題。在審理房地產開發經營和工程質量案件時，要積極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充分履行審判機關的職責，為房地產業成為新的經 濟增長點提供司法保障。針對有些地方在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開發經營方面的糾紛比較多的情況，在處理含有歷史遺留因素的房地產案件時，要注意從法律規定和現實情況之間尋找結合點。對于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有些地方在房地產發展無序狀態下實施的房地產開發經營行為，處理時，既不能離開有關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和司法解釋的精神，也不能脫離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條件，通過犧牲真正投資者的利益使投機分子獲取暴利。要結合特定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來考慮，在現實和法律之間尋找一個切入點，找到一個合法、合情、合理、公平的解決方案。對于房地產管理法施行以后的房地產開發經營方面的糾紛，要嚴格按照有關法律規定的精神處理，不能用一些帶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地方性規范性文件來否定國家法律的規定。對于房地產開發經營中非當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報批手續不完善的，處理時，在不違反法律原則的前提下，要從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的原則出發，平等地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避免由當事人承擔因有關部門的工作不配套或者失誤而造成的手續不全的法律后果，公平合理地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審理建筑工程質量方面的糾紛時，除依照國家基本民事法律如民法通則、合同法等的一般規定外，還要嚴格依照房地產管理法和建筑法等專門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并參照建筑工程質量方面的部門規章及其行業規范，正確確認案件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嚴把案件質量關。對于沒有經過工程質量監督部門鑒定驗收的工程，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的，要依法委托法定鑒定部門進行鑒定，或者指定有關部門進行鑒定；對于沒有法定資質的工程質量鑒定部門的鑒定結論，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對在工程施工過程中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的行為，要判令行為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造成嚴重后果，構成犯罪的，應建議有關部門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關于侵害消費者權益案件的處理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價值觀念中的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增強，消費者對自己因消費或者接受服務等活動權利受侵害而起訴的越來越多。在處理消費和服務方面的糾紛案件時，要注意維護公正、保護弱者。涉及到消費者權益保護而現行規定又不明確的問題時，要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原意和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去理解和執行。消費者因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受到人身、財產損害的，是否應給予雙倍賠償，關鍵在于消費糾紛中涉及經營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時是否有欺詐行為。在如何認定經營者的欺詐行為時，應通過客觀存在分析行為人實施行為時的主觀狀態和客觀的事實依據。對于格式條款效力的認定及其內容的理解，應從公平、公正的原則出發，注意保護弱者的權益。消費和服務方面的糾紛，有不少屬于事實清楚、爭議金額不大的案件，應從便利當事人訴訟、降低訴訟成本的角度出發，盡可能適用簡易程序。

關于與民事有關的合同糾紛案件處理問題。合同法已成為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律。合同關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流轉和財產交換關系的基本法律形式。在審理有關合同關系案件時，必須強化合同意識，依法確認合同的效力。對當事人自愿達成的協議，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應依法確認其有效，并嚴格依照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認定當事人的責任。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判斷合同效力的依據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不能直接作為確定合同效力的依據。但是，其規定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可以作為處理合同糾紛的參照依據。要注意區分法律、行政法規中的強制性規定與一般要求或任意性規定，區分依照法律規定某些合同必須經過審批登記才能生效的“審批登記”行為，與某些合同依照規定變動物權時具有公示性質的“登記”行為；正確認定合同的效力，認定不同行為的法律性質和法律效果。同時，還要注意對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案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情況區別對待。

關于勞動爭議案件的受理問題。勞動爭議案件是隨著我國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合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新類型民事案件。勞動法確立了受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一般原則，就是人民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必須以勞動爭議仲裁作為前置程序。對于未經實質的仲裁程序審理，人民法院是否應予受理的問題，尚無明確規定。為了使勞動爭議能夠及時有效得到解決，對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或決定、裁決的，可視為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已對該勞動爭議作出處理，當事人對該不予受理的通知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有的地方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時，將當事人之間是否訂有仲裁協議或仲裁條款作為是否應交由仲裁裁決的先決條件，未區分勞動爭議仲裁和商事仲裁或合同仲裁的不同性質，甚至出現了因當事人未訂有仲裁協議，人民法院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勞動爭議仲裁裁決裁定不予執行的情況，應予注意和糾正。

關于損害賠償案件的處理問題。在審理損害賠償案件時，可比照有關類似行政法規規定的原則來確定賠償標準和范圍。對于侵害公民人格權的行為，根據民法通則有關規定的精神，可判令侵權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金。受保護的人格權利既包括物質性人格權，如生命健康權；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權，如名譽權、肖像權、名稱權等，還包括一般人格權即直接由憲法所確認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權利。在確定賠償數額時，要綜合考慮加害人的過錯程度、侵權狀況、侵權后果、承擔責任的資力以及認錯態度等因素，斟酌受害人的具體情況，作出公平合理的判決。由于現行法律有關這方面的規定比較原則，在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同認識和做法，我們正在抓緊作出有關審理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的司法解釋，將對當前審判實踐中亟需解決的賠償范圍、賠償標準、賠償類別和賠償金額等一系列問題作出規定。在有關司法解釋下發之前，各地在判令侵權人賠償此類賠償金的數額和標準時，要從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形勢以及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賠償數額不宜過高，但允許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的地區因地制宜確定不同的賠償參數，以求做到既對侵權人的行為予以制裁，對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痛苦給以撫慰和補償，同時還對社會風尚予以正確引導。一般情況下，對于那些動輒提出索賠上百萬元精神賠償金的訴訟請求，不應支持。目前，有些省通過地方性法規對此作出規定的，當地法院可以適用。

關于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的處理問題。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作為傳統民事案件中的主要類型之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婚姻家庭關系中財產關系越來越復雜，處理難度越來越大。對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賣斷工齡款是何種性質的財產，應當如何界定其歸屬，在離婚訴訟中能否將其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等問題，可采取類推解釋的方法，根據其與養老保險金或醫療保險金等所共同具有的專屬于特定人身的性質，確定其在財產分割中的法律適用原則，即不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在審理有關婚姻、家庭、繼承案件時，涉及到共同財產處理問題的，要根據當事人及這些財產在新形勢下的特點，妥善處理。涉及到家庭共同經營的私營企業，一方或雙方享有的股票、股權、知識產權、生產資料等，既要堅持有利于生產經營、方便生活的原則，又要充分考慮不同財產性質狀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進行處理。對于離婚案件中涉及企業、公司的財產分割問題，不宜簡單地直接判決雙方平均分得爭議標的物，還應結合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有關規定精神進行處理。對于家庭財產中涉及的“房改房”問題，要堅持與房改政策相一致的原則，在征求“房改房”產權單位的意見，充分考慮 產權單位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合情合理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

（三）應當加強對民事審判工作的指導。要注意及時總結經驗，加強對民事審判質量工作的具體指導。抓好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需要不斷地研究新的形勢和辦理案件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總結新的經驗。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將注意發揮地方各級法院參與司法解釋前期工作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司法解釋工作的效率，以適應民事審判工作的需要。對新類型民事案件的審理，各地可以從實際情況出發，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對有關民事審判質量問題進行研究。對于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個案，如符合請示案件的條件，也可以通過請示程序報送最高法院，以便于盡快作出相應的司法解釋。在有關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各地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原則精神，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裁判，公平合理地解決糾紛。對于民事審判工作中一些適用法津政策界限不清、把握不準的問題，可以逐級請示。但是，不能將具體案件中的事實認定、處理方法等應由審理案件的法院解決的問題矛盾上交，也不能因向上級法院請示問題而違背了獨立審判的原則，間接地剝奪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四）進一步提高民事裁判文書的質量。裁判文書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依法適用法律處理案件形成的重要司法文書，反映案件的審判過程和處理結果，是據以執行的依據，是審判質量的集中體現，更是宣傳法制、展示人民法院文明執法、公正司法形象的載體。要加大對裁判文書的改革力度，重點是加強民事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和公開性。制作好民事裁判文書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有實事求是、公正辦案的態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要有良好的法官職業道德，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辦案的宗旨。二是要針對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和爭議的焦點，擺事實、擺證據、講法律、講法理、講道理。當事人提出的各項主張，哪些應當支持，哪些不能支持，通過審理后，都應當在法律文書中作出回答。尤其是對于那些因個別次要證據有缺陷、但主要證據確實充分，當事人的主張可予支持，或者因證據、法律依據不夠充分而不予支持的情況，要特別說明支持與否的理由，使當事人心服口服。不能籠統表示支持或駁回，或者含糊其詞，更不能在裁判文書中不敘述當事人的主張，或者在敘述理由部分予以回避，以致給當事人留下纏訟的隱患。三是敘述要文句通順，針對性、邏輯性強，引用法律條文及司法解釋準確，不出現錯別字。四是要有較深的法學理論功底和較高的審判業務水平以及較強的寫作能力。因此，必須不斷豐富和更新自己的業務知識及其他相關知識，多寫、多看、多分析、多總結，才能不斷提高民事裁判文書的制作水平。有些法院舉辦了制作裁判文書培訓班，或者開展裁判文書質量的評比活動，這也有利于促進裁判文書制作質量的提高，各地可以借鑒。在每年的工作考核中，各地應當將裁判文書的質量作為辦案質量的一項硬指標。

（五）強化程序意識，深化審判方式改革。正確認識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相互關系，重視程序的獨立價值。不能簡單地把程序公正理解為工具和手段，程序公正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轉變民事訴訟法僅僅是法官辦案的操作規程的錯誤觀念，切實保護當事人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沒有程序公正，當事人的訴權本身就得不到保障，也就談不上實體公正的問題。深化審判方式改革，仍然要抓住公開審判這個重心，強化庭審功能。繼續探索和總結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實行庭前交換證據制度和限期舉證制度，規范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規范庭審質證和認證程序，在實踐中摸索總結證據規則，為證據規則立法和司法解釋積累經驗。要全面落實公開審判制度，使公開審判真正成為提高辦案質量、保護訴訟當事人的權利、防止腐敗的重要環節。要不斷加大民事審判方式 改革的力度，正確處理改革過程中涉及的發揮審判組織作用和監督環節的關系、舉證質證和認證的關系、適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的關系。加強審判流程管理，建立和完善內部監督機制。進一步改革案件審批制度，根據案件繁簡程度和法官素質的高低，做到絕大部分案件逐步減少或取消案件審批環節，充分發揮審判組織的職能作用，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加重合議庭成員特別是審判長的權力和責任，明確承辦人、合議庭成員對案件的事實負全部責任，核稿人員、合議庭成員對案件適用法律負責，從制度上促使審判人員不斷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增強工作責任感和上進心，逐步形成符合民事審判工作規律和特點的優勝劣汰的審判管理機制，使民事案件審判質量工作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增強效率觀念，從“兩便”的原則出發，針對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探索采用簡便、快捷、靈活的辦案方式，實行繁簡分流，對審判資源的合理配置，減少超審限積壓案件的數量和比例，除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審限的案件外，要盡力在法定審限內審結。

第三篇：2015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15〕129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法〔2015〕129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給你們，請結合審判工作實際參照執行。執行中遇到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深入學習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關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和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提高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水平，推動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漢市召開了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及部分中級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出席會議并講話。

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央對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總結了近年來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分析了當前我國毒品犯罪的總體形勢和主要特點，明確了繼續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審判指導思想，研究了毒品犯罪審判中遇到的若干法律適用問題，并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作出具體安排部署。現紀要如下:

一、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總體要求

禁毒工作關系國家安危、民族興衰和人民福祉，厲行禁毒是黨和政府的一貫立場和堅決主張。近年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按照國家禁毒委員會的統一部署，深入開展禁毒人民戰爭，全面落實綜合治理措施，有效遏制了毒品問題快速發展蔓延的勢頭，禁毒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分別聽取禁毒工作專題匯報，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分別對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印發了《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并下發了貫徹落實分工方案。國家禁毒委員會制定了《禁毒工作責任制》，并召開全國禁毒工作會議對全面加強禁毒工作作出部署。

依法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積極參與禁毒工作是人民法院肩負的一項重要職責任務。長期以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國家禁毒委員會的決策部署，扎實履行刑事審判職責，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大力加強禁毒法制建設，積極參與禁毒綜合治理，各項工作均取得顯著成效，為全面、深入推進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時，應當清醒地看到，受國際毒潮持續泛濫和國內多種因素影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于毒品問題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發多發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堅期，禁毒斗爭形勢嚴峻復雜，禁毒工作任務十分艱巨。加強禁毒工作，治理毒品問題，對深入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群眾幸福安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各級人民法院要從維護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政治高度，充分認識毒品問題的嚴峻性、長期性和禁毒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切實增強做好禁毒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要認真學習領會、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對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和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切實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

一是毫不動搖地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依法運用刑罰懲治毒品犯罪，是 治理毒品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參與禁毒斗爭的主要方式。面對嚴峻的毒品犯罪形勢，各級人民法院要繼續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指導思想。要繼續依法嚴懲走私、制造毒品和大宗販賣毒品等源頭性犯罪，嚴厲打擊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該判處重刑和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要加大對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販賣毒品、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懲處力度，嚴懲向農村地區販賣毒品及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毒品犯罪。要更加注重從經濟上制裁毒品犯罪，依法追繳犯罪分子違法所得，充分適用罰金刑、沒收財產刑并加大執行力度，依法從嚴懲處涉毒洗錢犯罪和為毒品犯罪提供資金的犯罪。要嚴厲打擊因吸毒誘發的殺人、傷害、搶劫、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要規范和限制毒品犯罪的緩刑適用，從嚴把握毒品罪犯減刑條件，嚴格限制嚴重毒品罪犯假釋，確保刑罰執行效果。同時，為全面發揮刑罰功能，也要貫徹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打擊重點，體現區別對待。對于罪行較輕，或者具有從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依法給予從寬處罰，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預防和減少毒品犯罪。要牢牢把握案件質量這條生命線，既要考慮到毒品犯罪隱蔽性強、偵查取證難度大的現實情況，也要嚴格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引導取證、舉證工作圍繞審判工作的要求展開，切實發揮每一級審判程序的職能作用，確保案件辦理質量。對于擬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證據質量上要始終堅持最高的標準和最嚴的要求。

二是深入推進毒品犯罪審判規范化建設。各級人民法院要結合審判工作實際，積極開展調查研究，不斷總結經驗，及時發現并解決審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適用問題。各高、中級人民法院要加大審判指導力度，在做好毒品犯罪審判工作的同時，通過編發典型案例、召開工作座談會等形式，不斷提高轄區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復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中發現的問題，要繼續通過隨案附函、集中通報、發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強審判指導；對于毒品犯罪法律適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要適時制定司法解釋或規范性文件，統一法律適用；對于需要與公安、檢察機關共同解決的問題，要加強溝通、協調，必要時聯合制發規范性文件；對于立法方面的問題，要繼續提出相關立法建議，推動禁毒法律的修改完善。

三是不斷完善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機制。各級人民法院要嚴格落實禁毒工作責任，按照《禁毒工作責任制》的要求和同級禁毒委員會的部署認真開展工作，將禁毒工作列入本單位整體工作規劃，制定工作方案，抓好貫徹落實。要進一步加強專業審判機構建設，各高級人民法院要確定專門承擔毒品犯罪審判指導任務的審判庭，毒品犯罪相對集中地區的高、中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地實際和工作需要，探索確立專門承擔毒品犯罪審判工作的合議庭或者審判庭。要建立健全業務學習、培訓機制，通過舉辦業務培訓班、組織交流研討會等多種形式，不斷提高毒品犯罪審判隊伍專業化水平。要推動與相關職能部門建立禁毒長效合作機制，在中央層面和毒品犯罪集中地區建立公檢法三機關打擊毒品犯罪聯席會議制度，探索建立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信息通報、反饋機制，提升打擊毒品犯罪的合力。

四是加大參與禁毒綜合治理工作力度。要充分利用有利時機集中開展禁毒宣傳，最高人民法院和毒品犯罪高發地區的高級人民法院要將“6·26”國際禁毒日新聞發布會制度化，并利用網絡、平面等媒體配合報道，向社會公眾介紹人民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及禁毒綜合治理工作情況，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要加強日常禁毒法制宣傳，充分利用審判資源優勢，通過庭審直播、公開宣判、舉辦禁毒法制講座、建立禁毒對象幫教制度、與社區、學校、團體建立禁毒協作機制等多種形式，廣泛、深入地開展禁毒宣傳教育活動。要突出宣傳重點，緊緊圍繞青少年群體和合成毒品濫用問題，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增強人民群眾自覺抵制毒品的意識和能力。要延伸審判職能，針對毒品犯罪審判中發現的治安隱患和社會管理漏洞，及時向有關職能部門提出加強源頭治理、強化日常管控的意見和建議，推動構建更為嚴密的禁毒防控體系。

二、關于毒品犯罪法律適用的若干具體問題

會議認為，2008年印發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大連會議紀要》）較好地解決了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面臨的一些突出法律適用問題，其中大部分規定在當前的審判實踐中仍有指導意義，應當繼續參照執行。同時，隨著毒品犯罪形勢的發展變化，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加以研究解決。與會代表對審判實踐中反映較為突出，但《大連會議紀要》沒有作出規定，或者規定不盡完善的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討論，就下列問題取得了共識。

（一）罪名認定問題

販毒人員被抓獲后，對于從其住所、車輛等處查獲的毒品，一般均應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確有證據證明查獲的毒品并非販毒人員用于販賣，其行為另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窩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

吸毒者在購買、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毒品，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行為人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或者以販賣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應視為從中牟利，屬于變相加價販賣毒品，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

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代收者明知是物流寄遞的毒品而代購毒者接收，沒有證據證明其與購毒者有實施販賣、運輸毒品等犯罪的共同故意，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對代收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利用信息網絡販賣毒品、在境內非法買賣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劑、傳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構成販賣毒品罪、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行為人開設網站、利用網絡聊天室等組織他人共同吸毒，構成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

（二）共同犯罪認定問題

辦理販賣毒品案件，應當準確認定居間介紹買賣毒品行為，并與居中倒賣毒品行為相區別。居間介紹者在毒品交易中處于中間人地位，發揮介紹聯絡作用，通常與交易一方構成共同犯罪，但不以牟利為要件；居中倒賣者屬于毒品交易主體，與前后環節的交易對象是上下家關系，直接參與毒品交易并從中獲利。居間介紹者受販毒者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購毒者的，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明知購毒者以販賣為目的購買毒品，受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的，與購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受以吸食為目的的購毒者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與購毒者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同時與販毒者、購毒者共謀，聯絡促成雙方交易的，通常認定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居間介紹者實施為毒品交易主體提供交易信息、介紹交易對象等幫助行為，對促成交易起次要、輔助作用的，應當認定為從犯；對于以居間介紹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間介紹者的地位，對交易的發起和達成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認定為主犯。

兩人以上同行運輸毒品的，應當從是否明知他人帶有毒品，有無共同運輸毒品的意思聯絡，有無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等方面綜合審查認定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運輸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雖然明知他人受雇運輸毒品，但各自的運輸行為相對獨立，既沒有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又分別按照各自運輸的毒品數量領取報酬的，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運輸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犯罪共謀的，也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雇用他人運輸毒品的雇主，及其他對受雇者起到一定組織、指揮作用的人員，與各受雇者分別構成運輸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對運輸的全部毒品數量承擔刑事責任。

（三）毒品數量認定問題

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兩種以上毒品的，可以將不同種類的毒品分別折算為海洛因的數量，以折算后累加的毒品總量作為量刑的根據。對于刑法、司法解釋或者其他規范性文件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毒品，應當按照該毒品與海洛因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比例進行折算后累加。對于刑法、司法解釋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沒有規定定罪量刑數量標準，但《非法藥物折算表》規定了與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的毒品，可以按照《非法藥物折算表》折算為海洛因后進行累加。對于既未規定定罪量刑數量標準，又不具備折算條件的毒品，綜合考慮其致癮癖性、社會危害性、數量、純度等因素依法量刑。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客觀表述涉案毒品的種類和數量，并綜合認定為數量大、數量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確表述將不同種類毒品進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總量。

對于未查獲實物的甲基苯丙胺片劑（俗稱“麻古”等）、MDMA片劑（俗稱“搖頭丸”）等混合型毒品，可以根據在案證據證明的毒品粒數，參考本案或者本地區查獲的同類毒品的平均重量計算出毒品數量。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客觀表述根據在案證據認定的毒品粒數。

對于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一般應當按照其購買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賣毒品的數量，量刑時酌情考慮其吸食毒品的情節；購買的毒品數量無法查明的，按照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數量；確有證據證明其購買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販賣的，不應計入其販毒數量。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無論毒品純度高低，一般均應將查證屬實的毒品數量認定為毒品犯罪的數量，并據此確定適用的法定刑幅度，但司法解釋另有規定或者為了隱蔽運輸而臨時改變毒品常規形態的除外。涉案毒品純度明顯低于同類毒品的正常純度的，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

制造毒品案件中，毒品成品、半成品的數量應當全部認定為制造毒品的數量，對于無法再加工出成品、半成品的廢液、廢料則不應計入制造毒品的數量。對于廢液、廢料的認定，可以根據其毒品成分的含量、外觀形態，結合被告人對制毒過程的供述等證據進行分析判斷，必要時可以聽取鑒定機構的意見。

（四）死刑適用問題

當前，我國毒品犯罪形勢嚴峻，審判工作中應當繼續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指導思想，充分發揮死刑對于預防和懲治毒品犯罪的重要作用。要繼續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要求，突出打擊重點，對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被告人，堅決依法判處。同時，應當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體現區別對待，做到罰當其罪，量刑時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性質、情節、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及當地的禁毒形勢等因素，嚴格審慎地決定死刑適用，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1.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對于運輸毒品犯罪，應當繼續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有關精神，重點打擊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雇用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運輸毒品、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等嚴重情節的被告人，對其中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

對于受人指使、雇用參與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次數、犯罪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獲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予以區別對待，慎重適用死刑。對于有證據證明確屬受人指使、雇用運輸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尤其對于其中被動參與犯罪，從屬性、輔助性較強，獲利程度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對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但尚不屬數量巨大的，一般也可以不判處死刑。

一案中有多人受雇運輸毒品的，在決定死刑適用時，除各被告人運輸毒品的數量外，還應結合其具體犯罪情節、參與犯罪程度、與雇用者關系的緊密性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綜合考慮，同時判處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別慎重。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適用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適用應當與該案的毒品數量、社會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相適應。涉案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依法應當適用死刑的，要盡量區分主犯間的罪責大小，一般只對其中罪責最大的一名主犯判處死刑；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當，或者罪責大小難以區分的，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也要盡可能比較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差異，判處二人死刑要特別慎重。涉案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或者罪責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從重處罰情節，判處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處。

對于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案件，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屬罪行極其嚴重，即使共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響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的，可以依法判處在案被告人死刑；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處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歸案后全案只宜判處其一人死刑的，不能因為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責大小難以準確認定，進而影響準確適用死刑的，不應對在案被告人判處死刑。

對于販賣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要結合其販毒數量、次數及對象范圍，犯罪的主動性，對促成交易所發揮的作用，犯罪行為的危害后果等因素，綜合考慮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慎重、穩妥地決定死刑適用。對于買賣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涉案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一般不能同時判處死刑；上家主動聯絡銷售毒品，積極促成毒品交易的，通常可以判處上家死刑；下家積極籌資，主動向上家約購毒品，對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慮判處下家死刑。涉案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綜合上述因素決定死刑適用，同時判處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處。

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家針對同宗毒品實施犯罪的，可以綜合運用上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適用原則予以處理。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盡量將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密切關聯的上下游案件進行并案審理；因客觀原因造成分案處理的，辦案時應當及時了解關聯案件的審理進展和處理結果，注重量刑平衡。

3.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甲基苯丙胺片劑（俗稱“麻古”等）是以甲基苯丙胺為主要毒品成分的混合型毒品，其甲基苯丙胺含量相對較低，危害性亦有所不同。為體現罰當其罪，甲基苯丙胺片劑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體可以根據當地的毒品犯罪形勢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確定。

涉案毒品為氯胺酮（俗稱“K粉”）的，結合毒品數量、犯罪性質、情節及危害后果等因素，對符合死刑適用條件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判處死刑。綜合考慮氯胺酮的致癮癖性、濫用范圍和危害性等因素，其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涉案毒品為其他濫用范圍和危害性相對較小的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的，一般不宜判處被告人死刑。但對于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且涉案毒品數量特別巨大，社會危害大，不判處死刑難以體現罰當其罪的，必要時可以判處被告人死刑。

（五）緩刑、財產刑適用及減刑、假釋問題

對于毒品犯罪應當從嚴掌握緩刑適用條件。對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適用緩刑。對于不能排除多次販毒嫌疑的零包販毒被告人，因認定構成販賣毒品等犯罪的證據不足而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實施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應當嚴格限制緩刑適用。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依法追繳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充分發揮財產刑的作用，切實加大對犯罪分子的經濟制裁力度。對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及其孳息，經查確屬違法所得或者依法應當追繳的其他涉案財物的，如購毒款、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毒品犯罪所得的財物及其收益等，應當判決沒收，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判處罰金刑時，應當結合毒品犯罪的性質、情節、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獲利情況、經濟狀況等因素合理確定罰金數額。對于決定并處沒收財產的毒品犯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的，應當按照上述確定罰金數額的原則確定沒收個人部分財產的數額；判處無期徒刑的，可以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處死緩或者死刑的，應當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對于具有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節的毒品罪犯，應當從嚴掌握減刑條件，適當延長減刑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嚴格控制減刑幅度，延長實際執行刑期。對于刑法未禁止假釋的前述毒品罪犯，應當嚴格掌握假釋條件。

（六）累犯、毒品再犯問題

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對于曾因實施嚴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滿釋放后短期內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應當嚴格體現從重處罰。

對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但在量刑時不得重復予以從重處罰。對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時的從重處罰幅度一般應大于前述情形。

（七）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行為的定性問題

行為人向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販賣國家規定管制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的，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出于醫療目的，違反有關藥品管理的國家規定，非法販賣上述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第四篇：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法〔１９９９〕２１７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 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望認真貫徹執行。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了貫徹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 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落實１９９９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 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以下簡稱“上海會議”）關于推進人民法院改革、切實把人民法院的工作重點放在基層的精神，進一步探索和開拓刑事審判為農村穩 定和農業發展服務的工作思路，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０日在山 東省濟南市召開了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解 放軍軍事法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也派代表參加會 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與會同志總結交流了近年來自地法院審理農村中刑事案件的情況和經驗，分析 了當前農村治安形勢和農村中刑事案件及農民犯罪的特點，認真討論了當前審理農 村幾類主要刑事案件和農民犯罪案件應當注意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 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維護農村穩定提出了明確要求，現紀要如下：

一

會議認為，農村穩定是鞏固工農聯盟的政權、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農村社會治安穩定、農業發展，是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犯罪中農民占大 多數的狀況的社會條件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政治穩定、農業穩步 發展、農村治安形勢總的是平穩的，這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影響治安 穩定的不容忽視的突出問題。其主要特點表現為：

一是農村社會矛盾復雜化，有的導致群體性械斗和上訪事件，有的激化為嚴重 治安犯罪案件；二是非法宗教和邪教組織在一些農村鄉鎮有重新抬頭之勢；三是農 村金融和市場管理秩序混亂，損害了農民的合法權益，嚴重影響農村穩定和農業發 展；四是農民間因生產生活、鄰里糾紛、婚姻家庭等內部矛盾激化為刑事犯罪的情 況比較突出。這一狀況，如不得到有效控制，長期下去，將導致黨和政府在農村依 靠的基本隊伍結構發生變化，不利用于基層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五是一些地方出現 的“村霸”、“鄉霸”等惡勢力及封建宗族勢力橫行鄉里，有的犯罪團伙帶有明顯的黑社會組織性質，成為威脅農村治安穩定的一大禍端；六是賣淫嫖娼、販賣、吸 食毒品，賭博等社會丑惡現象在一些農村地區發展蔓延，誘發了多種犯罪。以上問 題，在廣大農村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還很突出，不僅影響農村的穩定、改革和農

業的發展，也與整個社會的穩定息息相關。尤其值得重視是，農村中刑事犯罪案件 和農民犯罪案件在我國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和罪犯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特別是在殺 人、搶劫、盜竊、傷害案件中，農民罪犯占了大部分，所占比例連年上升。在判處 死刑的罪犯中，農民罪犯所占的比例近年來也呈上升趨勢。

上述情況表明，農村中農民犯罪問題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治安穩定的重要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治安形勢的走向。解決好這一問題實際上也就找到了 我國解決犯罪問題的一個重要突破口。認真分析研究這些問題，提出具體對策意見。對于解決農村穩定、全國社會治安問題具有重大意義。

會議認為，涉及農村中犯罪案件、農民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直接關系到黨在 農村工作中的方針、政策能否得到貫徹落實。正確處理好這類案件，不僅僅是審判 工作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因此，加強對農村中犯罪案件、農民犯 罪案件的審判工作，維護農村和整個社會穩定，應當始終是人民法院面臨的一項重 要而緊迫的政治任務。

二

會議在認真學習《決定》和“上海會議”文件的基礎上，結合執行刑法、刑事

訴訟法的審判實踐，對審理農村中犯罪案件、農民犯罪案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 了研究、討論。一致認為，對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強奸、綁架等嚴重危 害農村社會治安的暴力犯罪以及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一定要繼續堅持從重 從快嚴厲打擊的方針。要根據當地社會治安的特點，將經常性“嚴打”和集中打擊、專項斗爭結合起來，始終保持“嚴打”的高壓態勢，有效地遏制嚴重刑事犯罪活 動蔓延的勢頭，盡一切努力維護好農村社會治安的穩定。同時，對正確適用法律，處理好農村常見多發案件，全面、正確掌握黨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見： @@

（一）關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

要準確把握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的標準。對故意殺人犯罪是否判處死刑，不 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結果，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對于因婚姻家 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 當與發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別。對于被 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 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要注意嚴格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殺人與間接故意 殺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程度是不同的，在處刑上也應有所區別。間接故意 殺人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雖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為人故意的性質和內容是 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區分犯罪的性質和故意的內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處死刑的 做法是錯誤的，這在今后的工作中，應當予以糾正。對于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手段 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的，才可以判處死刑。

要準確把握故意傷害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標準。參照１９９６年國家

技術監督局頒布的《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以下簡稱“工傷標準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嚴重殘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

身體器官大部缺損、器官明顯畸形、身體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礙、造成嚴重并發癥等。殘疾程序可以分為一般殘疾（十至七級）、嚴重殘疾（六至三級）、特別嚴重殘 疾（二至一級），六級以上視為“嚴重殘疾”。在有關司法解釋出臺前，可統一參 照“工傷標準”確定殘疾等級。實踐中，并不是只要達到“嚴重殘疾”就判處死刑，還要根據傷害致人“嚴重殘疾”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犯罪情節和危害后果來決 定刑罰。故意傷害致重傷造成嚴重殘疾，只有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的，才能考慮適用死刑（包括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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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于盜竊案件

要重點打擊的是：盜竊農業生產資料和承包經營的山林、果林、漁塘產品等嚴 重影響和破壞農村經濟發展的犯罪；盜竊農民生活資料，嚴重影響農民生活和社會 穩定的犯罪；結伙盜竊、盜竊集團和盜、運、銷一條龍的犯罪；盜竊鐵路、油田、重點工程物資的犯罪等。

對盜竊集團的首要分子、盜竊慣犯、累犯，盜竊活動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要 依法從嚴懲處。對于盜竊牛、馬、騾、拖拉機等生產經營工具或者生產資料的，應 當依法從重處罰。對盜竊犯罪的初犯、未成年犯，或者確因生活困難而實施盜竊犯 罪，或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的，應當注意體現政策，酌情從輕處罰。其中，具備判 處管制、單處罰金或者宣告緩刑條件的，應區分不同情況盡可能適用管制、罰金或 者緩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中“ 入戶盜竊”的“戶”，是指家庭及其成員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生活場所，包括封閉的 院落、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帳蓬以及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等。集生活、經營于一體的處所，在經營時間內一般不視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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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于農村惡勢力犯罪案件

修訂后的刑法將原“流氓罪”分解為若干罪名，分別規定了相應的刑罰，更有

利于打擊此類犯罪，也便于實踐中操作。對實施多種原刑法規定的“流氓”行為，構成犯罪的，應按照修訂后刑法的罪名分別定罪量刑，按數罪并罰原則處理。對于 團伙成員相對固定，以暴力、威脅手段稱霸一方，欺壓百姓，采取收取“保護費”、代人強行收債、違規強行承包等手段，公然與政府對抗的，應按照黑社會性質組 織犯罪處理；其中，又有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犯罪行為的，按數罪并罰的規定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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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于破壞農業生產坑農害農案件

對于起訴到法院的坑農害農案件，要及時依法處理。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時，要注意盡最大可能挽回農民群眾的損失。被告人積極賠償損失的，可以考慮適當從輕處罰。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訴的，要分別不同情況處理：受害群眾較多的，應依靠 當地黨委，并與有關政法部門協調，盡量通過公訴程序處理；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 訴并符合自訴案件立案規定的，應當立案并依法審理。對于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所造成的損失數額標準，在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釋前，各高級 法院可結合本地具體情況制定參照執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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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于村民群體械斗案件

處理此類案件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案件經審理并提出處理意見后，要征求當 地黨委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既要嚴格依法辦事，又要做好耐心細致的解釋工作，把 處理案件與根治械斗發生的原因結合起來，防止發生意外和出現新的矛盾沖突。要查清事實，分清責任，正確適用刑罰。處理的重點應是械斗的組織者、策劃 者和實施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般來說，械斗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應對組織、策劃的 犯罪承擔全部責任；直接實施犯罪行為的，應對其實施的犯罪行為負責。要注意縮 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對積極參與犯罪的從犯，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 中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適用緩刑；對被煽動、欺騙、裹挾而參與械斗，情節較輕，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不按犯罪處理。

要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對因參與械斗而受傷的被害人，也應指出其行為的 違法性質；對因受害造成生產、生活上困難的，要協助有關部門解決好，努力依法 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對立情緒，根除伺機再度報復的潛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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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

要從嚴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團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賣婦女、兒童為常業的 “人販子”。

要嚴格把握此類案件罪與非罪的界限。對于買賣至親的案件，要區別對待：以 販賣牟利為目的“收養”子女的，應以拐賣兒童罪處理；對那些迫于生活困難、受 重男輕女思想影響而出賣親生子女或收養子女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出賣子 女確屬情節惡劣的，可按遺棄罪處罰；對于那些確屬介紹婚姻，且被介紹的男女雙 方相互了解對方的基本情況，或者確屬介紹收養，并經被收養人父母同意的，盡管 介紹的人數較多，從中收取財物較多，也不應作犯罪處理。

三

會議在認真分析了農村中犯罪、農民犯罪的原因和特點的基礎上，結合我國農 村基層組織的作用和現狀，對處理農村中犯罪案件和農民犯罪案件應當把握的政策 界限進行了研究；對正確處理以下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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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正確處理干群關系矛盾引發的刑事案件問題

開庭審理此類案件，一般要深入發案地，認真查清事實，了解案件發生真實原 因，分清雙方責任，合情、合理、合法地予以處理。

對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欺壓百姓、胡作非為，嚴重損害群眾和集體利益，構成 犯罪的，要依法嚴懲；對只是因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構成犯罪的，要做好工作，取得 群眾諒解后，酌情予以處理。

對抗拒基層組織正常管理，純屬打擊報復農村干部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嚴 懲；對事出有因而構成犯罪的農民被告人，則要體現從寬政策。群體事件中，處罰 的應只是構成犯罪的極少數為首者和組織者；對于其他一般參與的群眾，要以教育 為主，不作犯罪處理。

要充分依靠當地黨委和政府，充分征求有關部門對此類案件判決的意見。對當 地政府強烈要求判處死刑的案件，要了解有關背景。對于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不 能因為擔心被告方人多勢眾會鬧事而不判處死刑；相反，對不應當判處死刑的，也 不能因為被害方鬧事就判處死刑。要依靠黨政部門努力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在 未做好群眾思想工作的情況下，不要急于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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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于對農民被告人依法判處緩刑、管制、免予刑事處罰問題

對農民被告人適用刑罰，既要嚴格遵循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又要充分考慮到農 民犯罪主體的特殊性。要依靠當地黨委做好相關部門的工作，依法適當多適用非監 禁刑罰。對于已經構成犯罪，但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或者法律規定有管制刑的，應 當依法免予刑事處罰或判處管制刑。對于罪行較輕且認罪態度好，符合宣告緩刑條 件的，應當依法適用緩刑。

要努力配合有關部門落實非監禁刑的監管措施。在監管措施落實問題上可以探 索多種有效的方式，如在城市應加強與適用緩刑的犯罪人原籍的政府和基層組織聯 系落實幫教措施；在農村應通過基層組織和被告人親屬、家屬、好友做好幫教工作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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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于村委會和村黨支部成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集體財產犯罪的定性問題

為了保證案件的及時審理，在沒有司法解釋規定之前，對于已起訴到法院的這 類案件，原則上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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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于財產刑問題

凡法律規定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均應當依法并處，被告人的執行能力不 能作為是否判處財產刑的依據。確實無法執行或不能執行的，可以依法執行終結或 者減免。對法律規定主刑有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同時并處沒收財產或罰金 的，如決定判處死刑，只能并處沒收財產；判處無期徒刑的，可以并處沒收財產，也可以并處罰金；判處有期徒刑的，只能并處罰金。

對于法律規定有罰金刑的犯罪，罰金的具體數額應根據犯罪的情節確定。刑法 和司法解釋有明確規定的，按規定判處；沒有規定的，各地可依照法律規定的原則 和具體情況，在總結審判經驗的基礎上統一規定參照執行的數額標準。

對自由刑與罰金刑均可選擇適用的案件，如盜竊罪，在決定刑罰時，既要避免 以罰金刑代替自由刑，又要克服機械執法只判處自由刑的傾向。對于可執行財產刑 且罪行又不嚴重的初犯、偶犯、從犯等，可單處罰金刑。對于應當并處罰金刑的犯 罪，如被告人能積極繳納罰金，認罪態度較好，且判處的罰金數量較大，自由刑可 適當從輕，或考慮宣告緩刑。這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因為罰金刑也是刑罰。被告人犯數罪的，應避免判處罰金刑的同時，判處沒收部分財產。對于判處沒 收全部財產，同時判處罰金刑的，應決定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再執行罰金刑。@@

（五）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

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應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 犯罪行為侵犯和財物被犯罪行為損毀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 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對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 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應當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處理，即應通過追繳 贓款贓物、責令退賠的途徑解決。如贓款贓物尚在的，應一律追繳；已被用掉、毀 壞或揮霍的，應責令退賠。無法退贓的，在決定刑罰時，應作為酌定從重處罰的情 節予以考慮。

關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在沒有司法解釋規定之前，應注意把握以下原 則：一是要充分運用現有法律規定，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補償被害人因 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物質損失。物質損失應包括已造成的損失，也包括將來 必然遭受的損失。二是賠償只限于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 和間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三是要適當考慮被告人的賠償能力。被告人的賠償能力包 括現在的賠償能力和將來的賠償能力，對未成年被告人還應考慮到其監護人的賠償 能力，以避免數額過大的空判引起的負面效應，被告人的民事賠償情況可作為量刑 的酌定情節。四是要切實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附帶民事原告人提出起訴的，對 于沒有構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也要追究其民事賠償責任。未成年致害人由其法定 代表人或者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在逃的同案犯不應列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 告人。關于賠償責任的分擔：共同致害人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在學校等單位內 部發生犯罪造成受害人損失，在管理上有過錯責任的學校等單位有賠償責任，但不 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交通肇事犯罪的車輛所有人（單位）在犯罪分子無賠償能力的 情況下，承擔代為賠償或者墊付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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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于刑事自訴案件問題

要把自訴案件的立案關。有的地方為了便于具體操作，制定了具體立案標準，也有的地方實行“立案聽證”，讓合議庭聽取有關方面的意見，審查證據材料，決 定是否立案。這些做法可以進一步總結，效果好的，可逐步推廣。

要注重指導和協助雙方當事人自行取證舉證。由于廣大農民群眾法律水平尚不 高，個人取證有相當難度，一般情況下很難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據要求。如果因證據 不足而簡單、輕率地決定對自訴案件不予受理，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引發新的刑 事案件。因此，對于當事人所舉證據不充分的，在指導自訴人取證的基礎上，對于 確有困難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調查取證。

要正確適用調解。調解應查清事實、分清責任，在雙方自愿的基礎上依法進行，不能強迫調解，更不能違法調解。

要正確適用強制措施和刑罰。自訴案件經審查初步認定構成犯罪且較為嚴重的，對有可能逃避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被告人，要依法及時采取強制措施。對可能 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或者能及時到案，不致發生社會危險的被告人，不應當決定逮捕。在處刑上，對自訴案件被告人更應當注意盡量依法多適用非監 禁刑罰。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１９９３年５月６日 法發［１９９３］８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

現將《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給你們，望在經濟審判中，注意總結經驗，加強對新情況、新問題的調查研究，不斷提高執法水平，更好地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實踐中有什么問題和意見，請報告我院。

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了貫徹第十六次全國法院工作會議精神，研究在黨的十四大以后如何進一步加強經濟審判工作，以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經濟建設服務，最高人民法院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至十日，在上海召開了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分管經濟審判工作的副院長、經濟庭庭長、解放軍軍事法院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華聯奎主持了這次會議，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庭庭長孫宗顥就當前經濟審判工作面臨的形勢、任務和進一步搞好經濟審判工作作了中心發言。與會同志通過討論對當前經濟審判工作中一些問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現紀要如下：

一、要認清形勢，進一步加強和改革經濟審判工作，堅持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務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秩序需要法制維護。當前，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利益的沖突越來越多地需要通過經濟審判加以解決。經濟審判工作的任務越來越重，案件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審理的難度增加，社會各方面對經濟審判工作的要求越來越高。在新時期，各級人民法院必須高度重視、大力加強經濟審判工作。辦案力量不足的要適當增加審判人員，盡可能配備一些懂法律和懂經濟、金融、貿易、科技、外語等專業的人才。要加強經濟審判隊伍自身的建設，對經濟庭現有人員，采取多層次、多渠道、多方式進行培訓，不斷提高其政治、業務素質。當前，特別重要的是要組織學習好十四大文件，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武裝經濟審判干部，提高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的自覺性。對于在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新型案件，各級人民法院要加強調查研究，把情況吃透，虛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以“三個有利”的原則為指導，妥善公正地加以處理。高、中級人民法院，特別是高級人民法院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及時了解新情況，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指導下級人民法院搞好審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要加強司法解釋，抓緊組織力量對過去的司法解釋進行清理，該廢止的廢止，該修改的修改，以適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加快經濟建設的需要。

各級人民法院要加強對申請再審案件的審理。凡是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再審條件的案件都應當再審。上級人民法院要加強對下級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監督，發現下級人民法院判決確有錯誤的案件應當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或者提審。要加強不同地區人民法院之間的聯系和協作。做好委托送達、調查和執行工作，發揮人民法院的整體優勢。

二、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依法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經濟審判工作要適應 1

這一轉變，樹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的新觀念。

１、樹立平等保護各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的觀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上，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各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各經濟主體只有平等地和公平地進行競爭，優勝劣汰，才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時，對于不同的經濟主體在商品交易中的合法權益應當平等地依法予以保護，切實做到誰的權益合法就保護誰，誰的行為違法就制裁誰。要充分、有效的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不能讓違約一方或者侵權一方在經濟上占到便宜，也不能讓債務人或其他人承擔不該由其承擔的責任。

２、樹立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觀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全國形成統一的、開放的市場，而地方保護主義則妨礙市場的健康發育和經濟的順利發展。人民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必須嚴肅執法，公正辦案，無論當事人是本地的還是外地的，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都一樣對待。上級人民法院要支持下級人民法院嚴肅執法，公正辦案，堅決抵制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對堅持秉公執法有突出貢獻的法院和審判人員要表揚；對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辦案有失公正的，除了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案件進行糾正外，要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３、進一步增強合同觀念。在市場經濟中，合同的紐帶作用更加重要，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時，要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當事人在合同中的約定只要不違反法律的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對當事人各方即具有約束力，人民法院應根據合同的約定判定當事人各方的權利義務。合同約定僅一般違反行政管理性規定的，例如一般地超范圍經營、違反經營方式等，而不是違反專營、專賣及法律禁止性規定，合同標的物也不屬于限制流通的物品的，可按照違反有關行政管理規定進行處理，而不因此確認合同無效。對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或者有重大誤解、顯失公平以及代理人有超越代理權等行為的，只有當事人提出，人民法院才進行審查，并確認合同是否有效或應否予以撤銷。法院審理、判決的范圍不應超出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對當事人在起訴、答辯中陳述的理由，都要認真考慮，并在判決中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４、進一步增強效率和效益觀念。市場情況瞬息萬變，貽誤時機往往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因此，市場經濟最重視效率和效益，質量、效率、效益是經濟工作的生命，也是衡量經濟審判工作的重要標準。經濟審判要在保證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把案件辦得更快一些，并在審結后盡快予以執行，切實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辦案不僅要符合法律規定，還要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因發生糾紛而影響生產的，要及時排除干擾，先恢復生產，把經濟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采取財產保全措施要慎重，不是必須的不要輕易采用，當事人提供了有效擔保的就不應采取保全措施。對確實需要采取財產保全措施的，采取措施后，案件要及時審理，盡快結案，不得久拖不決。對生產工具、設備、運輸車輛需要保全的，可限制當事人轉移、變賣，允許其繼續使用。

５、保護正當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有市場競爭，就必然會有不正當競爭，如以不正當手段推銷商品，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損害消費者和其他商品生產者的合法權益等。人民法院要通過辦案，保障公平的、公開的、有序的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對因不正當競爭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責令賠償。對涉及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嚴重坑害消費者和其他生產者，尤其是生產、銷售偽劣藥品、食品，危害人民健康，生產、銷售假農藥、假化肥、劣質種籽，坑農害農的，應當給予嚴厲制裁，除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外，該罰款的罰款，該收繳的收繳，絕不能讓不正當競爭者在經濟上占便宜，構成犯罪的，還要依法追

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

６．樹立商業風險意識，公正處理損失的承擔。

市場對從事經營活動的當事人來說，既有機遇，也有風險。人民法院作為商品交易糾紛的最終裁判，要按照法律規定、商業習慣，注意正確確定風險的承擔。應當由某一當事人承擔的風險損失，不應轉嫁給其他人。一方當事人在對方嚴重違約時采取合理的自我保護措施的，應當給予支持。由于不可歸責于當事人雙方的原因，作為合同基礎的客觀情況發生了非當事人所能預見的根本性變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顯失公平的，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按情勢變更的原則變更或解除合同。

三、要嚴格依法辦案，正確適用法律，提高辦案質量

市場競爭需要有統一的規則，這就是法律和法規。人民法院只有嚴肅執法才能保護公平有序的競爭，才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絕大部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制定的，是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是保護生產力發展的，不能把生產力標準與依法辦案對立起來。在審判工作中，凡是法律有明確規定的，要嚴格依法辦；有些法律、法規的規定實踐證明已經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應當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規來解決。人民法院在辦案中遇到這種情況，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意見，提請制定該規定的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予以解決。

經濟審判涉及的法律、法規門類廣、層次多、數量大，正確適用法律是保證辦案質量的關鍵。正確適用法律，必須準確地掌握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部門規章、政府規章等不同層次的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正確地予以適用。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基本法和單行法），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各省、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以及各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都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的依據。但是，法律和行政法規適用于一切經濟糾紛案件，而地方性法規以及自治條例的效力僅限于本行政區域的范圍，只能適用于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經濟糾紛案件。國務院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制定的部門和政府規章，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時可以參照。第二，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行政法規的規定與法律的規定有抵觸的，應當適用法律的規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與行政法規的規定抵觸的，適用行政法規的規定。第三，行政法規為了貫徹執行法律，地方性法規為了貫徹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就同一問題作出更具體、更詳細規定的，應當優先適用。第四，法律未涉及的領域，行政法規作了規定的；行政法規未涉及的領域，地方性法規先行作了規定的，適用該行政法規或者地方性法規的規定。第五，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作了變通規定的，應優先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樣，法律、法規未作規定的問題，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作了規定的，應當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定。第六，特別法與普通法對同一問題作了不同規定的，優先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第七，人民法院對于地方性法規是否與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難以確定的，以及不同地區的地方性法規具體規定不一致，在執行中發生沖突的，由各高級人民法院報最高人民法院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或者裁決。第八，人民法院認為政府規章與部門規章不一致的，以及國務院各部門規章之間不一致的，由各高級人民法院報最高人民法院送請國務院作出解釋或者裁決。第九，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于法律所作的立法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具體適用法律的司法解釋，各級人民法院必須遵照執行，并可在法律文書中引用。另外，人民法院審理涉外、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的規定和涉外經濟合同法、有關外商投資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辦理。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我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應當優先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我國法律、法規和我國參加的國際條約未作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第五條的規定，應當適用香港、澳門地區的法律或者外國法律的，可予適用，但以不違反我國的社會公共利益為限。

四、要繼續改革審判方式，提高開庭審理的水平

改進審判工作，要在提高審判水平上下功夫，主要是：正確適用簡易程序，抓好開庭審理，做好調解工作，充分發揮合議庭的作用，實現審理案件規范化和訴訟運行科學化。改進審判方式，一是改變目前的庭審方式，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充分發揮開庭審理的功能，把開庭審理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依法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的，應予適用，使一般經濟糾紛，得以及時處理；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開庭前，合議庭成員可以召集雙方當事人交換、核對證據，也可以讓雙方當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交換、核對證據，對雙方當事人無異議的事實和證據，開庭時經當事人確認后可不再核對、質證。對庭前調解不成，雙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無爭議，只是在責任承擔上達不成協議的，開庭審理時，經當事人對事實確認后可直接進入辯論階段。四是加強調解工作，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愿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現在許多地方成立的經濟糾紛調解中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應當總結經驗，使之不斷完善。調解中心受理的案件，應當是本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而且各方當事人自愿接受調解的；調解中心在辦案中不能采取財產保全等強制措施；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五、幾個需要注意的具體問題

（一）關于執行法人制度的問題

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要認真執行法人制度。對具備法人條件的企業，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以該企業所有的或者經營管理的財產承擔有限責任。除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或當事人有約定的以外，不能追究其它法人的連帶責任。確定企業的法人資格，原則上以工商登記為準。對確實不具備法人條件的企業，由其開辦單位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法人注冊登記時，投資方出資不足的，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如果發現該企業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應判令投資方補足其投資用以清償債務；注冊資金不實的，由開辦單位在注冊資金不實的范圍內承擔責任；核準登記后，開辦單位、投資人或其他人抽逃資金、隱匿財產，逃避債務的，應依法追回；私營獨資企業或合伙企業的債務，由業主或合伙人承擔清償責任。

企業法人的工作人員在其職務范圍或者在授權范圍內以企業法人的名義進行的活動應當由法人承擔責任。企業法人的工作人員事前未經授權或超越代理權以企業名義進行職務范圍外的活動，除企業法人追認或者知道不予制止的外，由行為人自己負責。企業法人授權不明，使相對人誤認為企業法人的工作人員得到授權的，由企業法人承擔責任。其他人明知企業法人的工作人員未經授權或超越代理權而仍與之進行經濟交往造成損失的，無權要求行為人所在單位承擔責任。

企業法人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進行經濟犯罪活動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的，除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外，企業法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他人明知企業法人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進行違法犯罪而仍與之來往的，無權要求企業法人對其經濟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二）關于企業性質的認定

對于由個人投資開辦但登記為集體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企業的經營者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變更企業性質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對審理案件中涉及企業性質的，在處理時應當慎重。企業資產的積累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含有投資、經營管理、優惠政策以及勞務積累等多種因素。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要進行調查研究，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對于確屬私營性質的，可以建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三）關于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的問題

人民法院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要有利于科技進步，有利于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當前，在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不要把無過錯的中介方列為共同被告，不要把具備法人資格的企、事業單位的上級主管機關列為共同被告并判令他們承擔連帶責任。二是不要以企業法人超越經營范圍、事業法人未經工商登記或者被批準成立時未明確資金數額、社會團體法人從事營利活動等為理由，確認技術轉讓合同無效；也不要僅以轉讓的技術存在一定缺陷就認定轉讓方有欺詐行為而確認合同無效。三是對轉讓的技術在實施中達不到合同約定的技術指標的，要通過鑒定，查明原因，是技術有缺陷，設備和原材料有問題，還是受讓方實施不當，不要輕率地宣告某項轉讓的技術不成熟。四是對企、事業單位的科技人員擅自轉讓本單位的生產技術或技術成果的，不應以單位未約定保密或技術成果未經鑒定而認定不構成侵權。五是要注意技術合同與經濟合同、聯營合同的區別，以及各類技術合同的區別，把案件性質定準確。

（四）關于審理票據案件的問題

近年來，票據糾紛案件增多。人民法院在審理票據糾紛案件時，應當注意，除法律、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在票據上明示不許轉讓、貼現的以外，應當允許票據的轉讓。只要取得票據的第三人是善意的，是付了對價的，就應予以保護。匯票一經承兌，承兌人就負有到期無條件支付票款的義務，除能證明持票人取得票據有惡意的以外，不得以基礎合同沒有履行或者申請承兌人沒有付款為理由對抗持票人。法人、公民和其他組織對他人在報紙、電臺、電視臺上發表的支票遺失的聲明沒有充分注意的義務。因此，空白支票的簽發人除非能夠證明取得支票的人有惡意或者有明顯過錯，否則，不能對抗支票的持有人。

（五）關于審理破產案件的問題

１、人民法院對申請企業法人破產還債案件要依法受理，要注意防止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分支機構、私人獨資企業、個人合伙企業以申請破產還債，逃避債務。私人獨資企業、個人合伙企業在由個人承擔無限責任后仍不能清償全部債務的，參照民事訴訟法關于清償順序和按比例分配的辦法處理。財產分配完畢后，債務人后來又有清償能力的，還應承擔清償責任。

２、對企業法人自動關閉，廠（店）停人散，無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企業破產還債，企業的主管部門或有關機關為保護所有債權人的利益而指定的財產管理、清理組織可以原企業的名義向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３、有關單位未按法定程序對企業進行清算而擅自處分企業財產，致使部分債權人的利益未得到保護，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起訴的，由擅自處分破產企業財產或者接受該企業財產的單位負責在債權人如果參加破產清償可以得到的份額內進行賠償。

４、人民法院在受理申請企業破產還債案件后，要主動與政府有關部門聯系，妥善解決破產企業職工的安置問題。

（六）關于承包企業在承包期間發生的債務糾紛如何確定訴訟主體和承擔責任的問題

對具備法人資格的鄉鎮、街道集體企業在實行風險承包期間發生的債務，債權人起訴的，可按以下辦法處理：

１、發生訴訟時，承包人仍在承包的，以該企業為訴訟當事人承擔責任，承包人可作為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參加訴訟。承包人與發包人之間的糾紛按照承包合同另行處理。

２、發生訴訟時，原企業倒閉已無財產清償債務或者財產不足清償債務，而且按承包合同的約定，承包人對企業虧損負有責任的，可以原承包人為訴訟當事人。企業的主管部門或者其他單位未經法定程序接收了企業財產的，也應以第三人的身份參加訴訟，并在接收的企業財產的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責任。

３、發生訴訟時，原承包合同已經期滿或被依法解除，原承包人沒有按承包合同約定交付承包金或者按照承包合同的約定，承包人對其承包期間的債務應當承擔責任的，可以企業為被告，企業要求按照承包合同的約定由承包人承擔責任的，可將原承包人列為第三人參加訴訟。由企業向對方當事人承擔責任，由承包人按照承包合同向企業承擔責任。

會議認為，上述意見可通過審判實踐繼續探索，不斷總結提高，有的還要作出相應的司法解釋，使經濟審判工作更好地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更好地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