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

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法[2003]167號）

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

現將《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2003年11月13日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座談會重點討論了人民法院在審理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并就其中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形成了共識。經整理并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紀要如下：

一、關于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犯罪的主體

（一）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

刑法中所稱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根據有關立法解釋的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在鄉（鎮）以上中國共產黨機關、人民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司法實踐中也應當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認定

所謂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種多樣，如任命、指派、提名、批準等。不論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認定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如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在國有控股或者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員，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除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外，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三）“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認定

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具有兩個特征：一是在特定條件下行使國家管理職能；二是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具體包括：（1）依法履行職責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依法履行審判職責的人民陪審員；（3）協助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農村和城市基層組織人員；（4）其他由法律授權從事公務的人員。

（四）關于“從事公務”的理解

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如2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國有公司的董事、經理、監事、會計、出納人員等管理、監督國有財產等活動，屬于從事公務。那些不具備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如售貨員、售票員等所從事的工作，一般不認為是公務。

二、關于貪污罪

（一）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認定

貪污罪是一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性職務犯罪，與盜竊、詐騙、搶奪等侵犯財產罪一樣，應當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作為區分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對于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了虛假平帳等貪污行為，但公共財物尚未實際轉移，或者尚未被行為人控制就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貪污未遂。行為人控制公共財物后，是否將財物據為己有，不影響貪污既遂的認定。

（二）“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是指因承包、租賃、臨時聘用等管理、經營國有財產。

（三）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共同非法占有單位財物行為的認定

對于國家工作人員與他人勾結，共同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定罪處罰。對于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有的，應當盡量區分主從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

司法實踐中，如果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當，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可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四）共同貪污犯罪中“個人貪污數額”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個人貪污數額”，在共同貪污犯罪案件中應理解為個人所參與或者組織、指揮共同貪污的數額，不能只按個人實際分得的贓款數額來認定。對共同貪污犯罪中的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貪污的數額確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三、關于受賄

（一）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

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三）“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

（四）離職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行為的處理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規定的精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五）共同受賄犯罪的認定

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六）以借款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行為的認定。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具體認定時，不能僅僅看是否有書面借款手續，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綜合判定：（1）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項的去向；（3）雙方平時關系如何、有無經濟往來；（4）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6）是否有歸還的能力；（7）未歸還的原因；等等。

（七）涉及股票受賄案件的認定。

在辦理涉及股票的受賄案件時，應當注意：（1）國家工作人員利

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沒有支付股本金，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的，其受賄數額按照收受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計算。（2）行為人支付股本金而購買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無償收受請托人財物，不以受賄罪論處。（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為人僅支付股本金，其“購買”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與股本金的差價部分應認定為受賄。

四、關于挪用公款罪

（一）單位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行為的認定

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上述行為致使單位遭受重大損失，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對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二）挪用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行為的認定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的規定，“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認定是否屬于“以個人名義”，不能只看形式，要從實質上把握。對于行為人逃避財務監管，或者與使用人約定以個人名義進行，或者借款、還款都以個人名義進行，將公款給其他單位使用的，應認定為“以個人名義”。“個人決定”既包括行為人在職權范圍內決定，也包括超越職權范圍決定。“謀取個人利益”，既包括行為人與使用人事先約定謀取個人利益實際尚未獲取的情況，也包括雖未事先約定但實際已獲取了個人利益的情況。其中的“個人利益”，既包括不正當利益，也包括正當利益；既包括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但這種非財產性利益應當是具體的實際利益，如升學、就業等。

（三）國有單位領導向其主管的具有法人資格的下級單位借公款歸個人使用的認定

國有單位領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指令具有法人資格的下級單位將公款供個人使用的，屬于挪用公款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

（四）挪用有價證券、金融憑證用于質押行為性質的認定

挪用金融憑證、有價證券用于質押，使公款處于風險之中，與挪用公款為他人提供擔保沒有實質的區別，符合刑法關于挪用公款罪規定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挪用公款數額以實際或者可能承擔的風險數額認定。

（五）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行為性質的認定

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的，應當根據產生欠款的原因，分別認定屬于挪用公款的何種情形。歸還個人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產生的欠款，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

（六）挪用公款用于注冊公司、企業行為性質的認定

申報注冊資本是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作準備，屬于成立公司、企業進行營利活動的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歸個人用于公司、企業注冊資本驗資證明的，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

（七）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實際使用的行為性質的認定 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實際使用的，只要同時具備“數額較大”和“超過三個月末還”的構成要件，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罪，但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八）挪用公款轉化為貪污的認定

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轉化為貪污，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具體判斷和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具

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

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的規定，行為人“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對其攜帶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2、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帳、銷毀有關帳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難以在單位財務帳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3、行為人截取單位收入不入帳，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難以在單位財務帳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4、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歸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五、關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一）行為人不能說明巨額財產來源合法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不能說明”，包括以下情況：（1）行為人拒不說明財產來源；（2）行為人無法說明財產的具體來源；（3）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經司法機關查證并不屬實；（4）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因線索不具體等原因，司法機關無法查實，但能排除存在來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二）“非法所得”的數額計算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的“非法所得”，一般是指行為人的全部財產與能夠認定的所有支出的總和減去能夠證實的有真實來源的所得。在具體計算時，應注意以下問題：（1）應把國家工作人員個人財產和與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的財產、支出等一并計算，而且一并減去他們所有的合法收入以及確屬與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個人的非法收入。（2）行為人所有的財產包括房產、家具、生活用品、學習用品及股票、債券、存款等動產和不動產；行為人的支出包括8

合法支出和不合法的支出，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學習費用、罰款及向他人行賄的財物等；行為人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資、獎金、稿酬、繼承等法律和政策允許的各種收入。（3）為了便于計算犯罪數額，對于行為人的財產和合法收入，一般可以從行為人有比較確定的收入和財產時開始計算。

六、關于瀆職罪

（一）瀆職犯罪行為造成的公共財產重大損失的認定

根據刑法規定，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構成要件的。其中，公共財產的重大損失，通常是指瀆職行為已經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在司法實踐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雖然公共財產作為債權存在，但已無法實現債權的，可以認定為行為人的瀆職行為造成了經濟損失：（1）債務人已經法定程序被宣告破產（2）債務人潛逃，去向不明；（3）因行為人責任，致使超過訴訟時效；（4）有證據證明債權無法實現的其他情況

（二）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

玩忽職守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當時沒有發生，而是玩忽職守行為之后一定時間發生的，應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

（三）國有公司、企業人員讀職犯罪的法律適用

對于1999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實施以前發生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行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為），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責任。

（四）關于“徇私”的理解

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應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二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法[2001]8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2001年1月21日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對金融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對金融犯罪的有關規定，更加準確有力地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參加了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做了重要講話。

座談會總結交流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況和經驗，研究討論了刑法修訂以來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具體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意見。紀要如下：

一、座談會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我國金融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金融業務大大擴展且日益多元化、國際化，各種現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應用，金融已經廣泛深刻地介入我國經濟并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是市場資源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和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穩健運行，對于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如果金融不穩定，勢必會危及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影響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保持金融的穩定和安全，必須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依法強化金融監管，規范金融秩序，依法打擊金融領域內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依法嚴懲了一大批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分子，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況仍然是嚴重的。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況看，金融犯罪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額越來越大；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作案和內外勾結共同作案的現象突出；單位犯罪和跨國（境）、跨區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趨向專業化、智能化，新類型犯罪不斷出現；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揮霍、轉移贓款或攜款外逃的情況時有發生，危害后果越來越嚴重。金融犯罪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財產權益，造成國家金融資產大量流失，有的地方還由此引發了局部性的金融**和群體性事件，直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難已經或正在向金融領域轉移并積聚，從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業在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維護金融穩定更加嚴峻的形勢。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

座談會認為，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過去雖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于修訂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審判實踐中遇到了大量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適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審理好不斷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級法院面臨的新的課題：各級法院特別是法院的領導，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打擊金融犯罪對于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對于保障改革、促進發展和維護穩定重要意義的認識，把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作為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內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切實加強領導和指導，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加大審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對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要求。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審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繼續貫徹依法從嚴懲處嚴重經濟犯罪分子的方針。修訂后的刑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對危害嚴重的金融犯罪規定了更加嚴厲的刑罰，體現了對金融犯罪從嚴懲處的精神，為人民法院審判各種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各級法院要堅決貫徹立法精神，嚴格依法懲處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單位和犯罪個人。

第二，進一步加強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進金融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各級法院要切實加強對金融犯罪案件審判工作的組織領導，調整充實審判力量，確保起訴到法院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對于針對金融機構的搶劫、盜竊和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貪污、侵占、挪用、受賄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緊依法審理，及時宣判。對于各種專項斗爭中破獲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緊審理，依法從嚴懲處。可選擇典型案件到案發當地和案發單位公開宣判，并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廣泛宣傳，形成對金融違法犯罪的強大威懾力，教育廣大干部群眾增強金融法制觀念，維護金融安全，促進金融制度的不斷健全與完善。

第三，要加強學習培訓，不斷提高審判水平。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各級法院要重視對刑事法官的業務學習和培訓，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等靈活多樣的形式，組織刑事審判人員認真學習銀行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擔保法、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律，學習有關金融政策法規以及一些基本業務知識，以確保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處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結合審判工作加強調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較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多，審理難，度大，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尤為必要。各級法院都要結合審理金融犯罪，有針對性地開展調查研究。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隱患，要及時提出司法建議。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要進一步加強對下級法院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遇到的適用法律上的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司法解釋加以明確的，要及時逐級報請最高法院研究。

二、座談會重點研究討論了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關適用法律問題。與會同志認為，對于修訂后的刑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具體適用法律問題，在最高法院相應的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前，原有司法解釋與現行刑法不相沖突的仍然可以參照執行。對于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具體規定或規定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又亟需解決的一些問題，與會同志結合審判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形成了一致意見：

（一）關于單位犯罪問題

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

1.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

2.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

3.對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對于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只作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訴的，人民法院應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如檢察機關不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依法審理，對被起訴的自然人根據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應引用刑罰分則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

4.單位共同犯罪的處理。兩個以上單位以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應根據各單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確定犯罪單位的主、從犯。

（二）關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1.非金融機構非法從事金融活動案件的處理

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1998年8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整頓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對整頓金融“三亂”工作的政策措施等問題做出了規定。各地根據整頓金融“三亂”工作實施方案的規定，對于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但是根據地方政府或有關部門文件設立并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的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等機構和組織，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限期進行清理整頓。超過實施方案規定期限繼續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依法予以取締；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上述非法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和組織只要在實施方案規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對有關單位和責任人員，不應以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處理；對其以前從事的非法金融活動，一般也不作犯罪處理；這些機構和組織的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個人犯罪，如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等，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分別依法定罪處罰。

2.關于假幣犯罪

假幣犯罪的認定。假幣犯罪是一種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出售、購買、運輸、使用假幣行為，且數額較大，就構成犯罪。偽造貨幣的，只要實施了偽造行為，不論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構成偽造貨幣罪；對于尚未制造出成品，無法計算偽造、銷售假幣面額的，或者制造、銷售用于偽造貨幣的版樣的，不認定犯罪數額，依據犯罪情節決定刑罰。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持有，數額較大，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行為人是為了進行其他假幣犯罪的，以持有假幣罪定罪處罰；如果有證據證明其持有的假幣已構成其他假幣犯罪的，應當以其他假幣犯罪定罪處罰。

假幣犯罪罪名的確定。假幣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實施數個相關行為的，在確定罪名時應把握以下原則：

（1）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應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行為，按相關罪名刑法規定的排列順序并列確定罪名，數額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2）對不同宗假幣實施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并列確定罪名，數額按全部假幣面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3）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如偽造貨幣或者購買假幣后使用的，以偽造貨幣罪或購買假幣罪定罪，從重處罰。

（4）對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并罰。

出售假幣被查獲部分的處理。在出售假幣時被抓獲的，除現場查獲的假幣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外，現場之外在行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獲的假幣，亦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但有證據證實后者是行為人有實施其他假幣犯罪的除外。

制造或者出售偽造的臺幣行為的處理。對于偽造臺幣的，應當以偽造貨幣罪定罪處罰；出售偽造的臺幣的，應當以出售假幣罪定罪處罰。

3.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行為的認定和處罰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客戶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構成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以牟利為目的，是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為本單位或者個人牟利，不具有這種目的，不構成該罪。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謀取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所產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價等。對于用款人為取得貸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續費等，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的回扣、手續費等，應認定為“牟利”；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小的，以“牟利”論處；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將用款人支付給單位的回扣、手續費秘密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索取用款人的財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財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大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是指不記入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賬目，以逃避國家金融監管，至于是否記入法定賬目以外設立的賬目，不影響該罪成立。

審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案件，要注意將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的行為與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區別開來。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已經記入金融機構法定存款賬戶的客戶資金歸個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卻給客戶開具銀行存單，客戶也認為將款已存入銀行，該款卻被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均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

4.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相關犯罪數額和情節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行了《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偽造貨幣，走私、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的定罪處刑標準以及相關適用法律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為正確執行刑法，在其他有關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對假幣犯罪以外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數額和情節，可參照以下標準掌握：

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要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范圍以及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判定擾亂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據司法實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

（1）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2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的；

（2）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30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50戶以上的；

（3）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1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5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500萬元以上的，可以認定為“數額巨大”。

關于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條件，造成10—3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較大損失”；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

關于違法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關于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對于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對于單位實施違法發放貸款和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損失構成犯罪的數額標準，可按個人實施上述犯罪的數額標準二至四倍掌握。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參照上述數額標準或幅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確定在本地區掌握的具體標準。

（三）關于金融詐騙罪

1.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

2.貸款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貸款詐騙犯罪是目前案發較多的金融詐騙犯罪之一。審理貸款詐騙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單位不能構成貸款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二是要嚴格區分貸款詐騙與貸款糾紛的界限。對于合法取得貸款后，沒有按規定的用途使用貸款，到期沒有歸還貸款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或者案發時不能歸還貸款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經營不善、被騙、市場風險等，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

3.集資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集資詐騙罪和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均表現為向社會公眾非法募集資金。區別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對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非法集資，或者在非法集資過程中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資金的故意，均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不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非法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金融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和犯罪數額的計算。金融詐騙的數額不僅是定罪的重要標準，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據。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之前，可參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執行。在具體認定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時，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于行為人為實施金融詐騙活動而支付的中介費、手續費、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賄、贈與等費用，均應計入金融詐騙的犯罪數額。但應當將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扣除。

（四）死刑的適用

刑法對危害特別嚴重的金融詐騙犯罪規定了死刑。人民法院應當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擊金融詐騙犯罪。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依法該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判處死刑。但需要強調的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不是判處死刑的惟一標準，只有詐騙“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選擇適用死刑。對于犯罪數額特別巨大，但追繳、退賠后，挽回了損失或者損失不大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

（五）財產刑的適用

金融犯罪是圖利型犯罪，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應當注重同時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對金融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人民法院應當嚴格依法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在法律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對于具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對于本應并處的罰金刑原則上也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

單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適用罰金刑，應當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刑法分則條文規定有罰金刑，并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條款處罰的，應當判處罰金刑，但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低于對單位判處罰金的數額；刑法分則條文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處罰金刑。

第三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日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對金融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對金融犯罪的有關規定，更加準確有力地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日至２２日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參加了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做了重要講話。

座談會總結交流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況和經驗，研究討論了刑法修訂以來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具體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意見。紀要如下：

一

座談會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我國金融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金融業務大大擴展且日益多元化、國際化，各種現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應用，金融已經廣泛深刻地介入我國經濟并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是市場資源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和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穩健運行，對于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如果金融不穩定，勢必會危及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影響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保持金融的穩定和安全，必須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依法強化金融監管，規范金融秩序，依法打擊金融領域內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依法嚴懲了一大批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分子，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況仍然是嚴重的。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況看，金融犯罪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額越來越大；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作案和內外勾結共同作案的現象突出；單位犯罪和跨國（境）、跨區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趨向專業化、智能化，新類型犯罪不斷出現；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揮霍、轉移贓款或攜款外逃的情況時有發生，危害后果越來越嚴重。金融犯罪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財產權益，造成國家金融資產大量流失，有的地方還由此引發了局部性的金融**和群體性事件，直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難已經或正在向金融領域轉移并積聚，從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業在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維護金融穩定更加嚴峻的形勢。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

座談會認為，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過去雖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于修訂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審判實踐中遇到了大量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適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審理好不斷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級法院面臨的新的課題：各級法院特別是法院的領導，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打擊金融犯罪對于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對于保障改革、促進發展和維護穩定重要意義的認識，把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作為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內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切實加強領導和指導，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加大審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對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要求。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審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繼續貫徹依法從嚴懲處嚴重經濟犯罪分子的方針。修訂后的刑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對危害嚴重的金融犯罪規定了更加嚴厲的刑罰，體現了對金融犯罪從嚴懲處的精神，為人民法院審判各種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各級法院要堅決貫徹立法精神，嚴格依法懲處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單位和犯罪個人。

第二，進一步加強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進金融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各級法院要切實加強對金融犯罪案件審判工作的組織領導，調整充實審判力量，確保起訴到法院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對于針對金融機構的搶劫、盜竊和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貪污、侵占、挪用、受賄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緊依法審理，及時宣判。對于各種專項斗爭中破獲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緊審理，依法從嚴懲處。可選擇典型案件到案發當地和案發單位公開宣判，并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廣泛宣傳，形成對金融違法犯罪的強大威懾力，教育廣大干部群眾增強金融法制觀念，維護金融安全，促進金融制度的不斷健全與完善。

第三，要加強學習培訓，不斷提高審判水平。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各級法院要重視對刑事法官的業務學習和培訓，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等靈活多樣的形式，組織刑事審判人員認真學習銀行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擔保法、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律，學習有關金融政策法規以及一些基本業務知識，以確保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處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結合審判工作加強調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較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多，審理難，度大，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尤為必要。各級法院都要結合審理金融犯罪，有針對性地開展調查研究。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隱患，要及時提出司法建議。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要進一步加強對下級法院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遇到的適用法律上的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司法解釋加以明確的，要及時逐級報請最高法院研究。

二

座談會重點研究討論了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關適用法律問題。與會同志認為，對于修訂后的刑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具體適用法律問題，在最高法院相應的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前，原有司法解釋與現行刑法不相沖突的仍然可以參照執行。對于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具體規定或規定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又亟需解決的一些問題，與會同志結合審判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形成了一致意見：

（一）關于單位犯罪問題

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

１．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

２．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

３．對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對于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只作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訴的，人民法院應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如檢察機關不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依法審理，對被起訴的自然人根據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應引用刑罰分則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

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

４．單位共同犯罪的處理。兩個以上單位以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應根據各單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確定犯罪單位

（二）關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１．非金融機構非法從事金融活動案件的處理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３日，國務院發布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１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整頓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對整頓金融“三亂”工作的政策措施等問題做出了規定。各地根據整頓金融“三亂”工作實施方案的規定，對于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但是根據地方政府或有關部門文件設立并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的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等機構和組織，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限期進行清理整頓。超過實施方案規定期限繼續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依法予以取締；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上述非法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和組織只要在實施方案規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對有關單位和責任人員，不應以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處理；對其以前從事的非法金融活動，一般也不作犯罪處理；這些機構和組織的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個人犯罪，如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等，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分別依法定罪處罰。

２．關于假幣犯罪

假幣犯罪的認定。假幣犯罪是一種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出售、購買、運輸、使用假幣行為，且數額較大，就構成犯罪。偽造貨幣的，只要實施了偽造行為，不論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構成偽造貨幣罪；對于尚未制造出成品，無法計算偽造、銷售假幣面額的，或者制造、銷售用于偽造貨幣的版樣的，不認定犯罪數額，依據犯罪情節決定刑罰。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持有，數額較大，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行為人是為了進行其他假幣犯罪的，以持有假幣罪定罪處罰；如果有證據證明其持有的假幣已構成其他假幣犯罪的，應當以其他假幣犯罪定罪處罰。

假幣犯罪罪名的確定。假幣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實施數個相關行為的，在確定罪名時應把握以下原則：

（１）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應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行為，按相關罪名刑法規定的排列順序并列確定罪名，數額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２）對不同宗假幣實施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并列確定罪名，數額按全部假幣面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３）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如偽造貨幣或者購買假幣后使用的，以偽造貨幣罪或購買假幣罪定罪，從重處罰。

（４）對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并罰。

出售假幣被查獲部分的處理。在出售假幣時被抓獲的，除現場查獲的假幣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外，現場之外在行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獲的假幣，亦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但有證據證實后者是行為人有實施其他假幣犯罪的除外。

制造或者出售偽造的臺幣行為的處理。對于偽造臺幣的，應當以偽造貨幣罪定罪處罰；出售偽造的臺幣的，應當以出售假幣罪定罪處罰。

３．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行為的認定和處罰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客戶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構成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以牟利為目的，是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為本單位或者個人牟利，不具有這種目的，不構成該罪。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謀取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所產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價等。對于用款人為取得貸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續費等，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的回扣、手續費等，應認定為“牟利”；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小的，以“牟利”論處；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將用款人支付給單位的回扣、手續費秘密占為已有，數額較大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索取用款人的財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財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大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是

指不記入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賬目，以逃避國家金融監管，至于是否記入法定賬目以外設立的賬目，不影響該罪成立。審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案件，要注意將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的行為與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區別開來。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已經記入金融機構法定存款賬戶的客戶資金歸個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卻給客戶開具銀行存單，客戶也認為將款已存入銀行，該款卻被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均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

４．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相關犯罪數額和情節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行了《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偽造貨幣，走私、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的定罪處刑標準以及相關適用法律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為正確執行刑法，在其他有關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對假幣犯罪以外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數額和情節，可參照以下標準掌握：

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要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范圍以及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判定擾亂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據司法實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１）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２０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１００萬元以上的；（２）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３０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１５０戶以上的；（３）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１０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５０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１００萬元以上，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５００萬元以上的，可以認定為“數額巨大”。

關于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條件，造成１０—３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較大損失”；造成５０—１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

關于違法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發放貸款，造成５０—１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３００—５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關于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對于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５０—１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３００—５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對于單位實施違法發放貸款和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損失構成犯罪的數額標準，可按個人實施上述犯罪的數額標準二至四倍掌握。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參照上述數額標準或幅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確定在本地區掌握的具體標準。

（三）關于金融詐騙罪

１．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１）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２）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３）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４）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５）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６）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７）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

２．貸款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貸款詐騙犯罪是目前案發較多的金融詐騙犯罪之一。審理貸款詐騙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單位不能構成貸款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二是要嚴格區分貸款詐騙與貸款糾紛的界限。對于合法取得貸款后，沒有按規定的用途使用貸款，到期沒有歸還貸款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或者案發時不能歸還貸款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經營不善、被騙、市場風險等，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

３．集資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集資詐騙罪和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均表現為向社會公眾非法募集資金。區別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對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非法集資，或者在非法集資過程中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資金的故意，均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刁＜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非法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４．金融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和犯罪數額的計算。金融詐騙的數額不僅是定罪的重要標準，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據。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之前，可參照１９９６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執行。在具體認定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時，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于行為人為實施金融詐騙活動而支付的中介費、手續費、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賄、贈與等費用，均應計入金融詐騙的犯罪數額。但應當將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扣除。

（四）死刑的適用

刑法對危害特別嚴重的金融詐騙犯罪規定了死刑。人民法院應當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擊金融詐騙犯罪。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依法該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判處死刑。但需要強調的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不是判處死刑的惟一標準，只有詐騙“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選擇適用死刑。對于犯罪數額特別巨大，但追繳、退賠后，挽回了損失或者損失不大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

（五）財產刑的適用

金融犯罪是圖利型犯罪，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應當注重同時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對金融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人民法院應當嚴格依法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在法律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對于具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對于本應并處的罰金刑原則上也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

單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適用罰金刑，應當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刑法分則條文規定有罰金刑，并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條款處罰的，應當判處罰金刑，但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低于對單位判處罰金的數額；刑法分則條文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處罰金刑。

第四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1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2001年1月21日

（三）關于金融詐騙罪

1.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

一、詐騙罪的本質在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詐騙罪中，行為人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意圖通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產生錯覺而“自愿”交出財物，從而取得他人所有的財物，行使事實上的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權，侵犯他人對某一特定財物的所有權的正常行使，具有非法永久占公私財物的為己有的犯罪目的。因此，刑法上的詐騙罪除了要求行為人采取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手段外，還要求行為人具有將他人財物據為己有的主觀目的。以虛假理由借款的民間借貸糾紛，是指借款人以虛假理由與貸款人達成借貸協議，由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借款人不能按期歸還而產生的糾紛，是一種民事欺詐行為，其本質屬于民事法律關系，應受民法調整。

二、區分民間借貸糾紛與詐騙罪還可從以下方面綜合考慮

（一）看危害程度的大小。詐騙罪中，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在主觀上是直接故意，較之以民間借貸糾紛,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

（二）看借貸雙方的關系。民間借貸具有較強的人身性，借貸雙方多是“熟人”關系。詐騙則往往發生在陌生人之間或雙方當事人相識不久，采取欺騙的手段騙取對方的信任。

（三）看借款的原因。正常的借貸關系中，借款人確實遇到了困難，一時無力解決，才向他人借貸，其借款數額一般說來都在其可承受范圍。而以借貸為名實行詐騙的，則往往是編造虛假的困難事實，或以高利息等利益為誘惑，騙取他人同情或信任。對于有償還能力而拒不償還者，即使在簽訂借貸合同時有一定的欺詐行為，實踐中也很難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般作為民事糾紛來解決。

（四）看借款人借款后的行為。正當的借貸關系，基于相互信任或者顧及情面而不寫欠條，許多借款人往往虛構理由，借款目的不明確，還款期限不明，但借款人并不否認借貸關系，并設法歸還。即使不能按期歸還，往往是因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困難。而以借貸為名詐騙財物，則往往表現為攜款潛逃，或是大肆揮霍或賭博，根本不想歸還,使自己處于無力償還借款的狀態，對相對人財產損失的危害后果持積極追求或放任態度。如“東北彩王”馬洪平以金卡丟失、承包松花江排污工程、親屬生病為由，詐騙朋友、鄰居共計人民幣100多萬元，詐騙所得大部分被用于購買彩票即是如此。

（五）看救濟方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第五條：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此，被詐騙的損失應由司法機關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民間借貸中，根據合同法第52條和第54條的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除損害國家利益的之外，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的權利。

第五篇：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發通知，印發《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通知要求各地法院在刑事審判工作中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何問題，及時報告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來，全國法院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禁毒法律和政策，始終把打擊毒品犯罪作為刑事審判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依法嚴懲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為凈化社會環境，保護公民身心健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由于國際國內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禁毒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人民法院一定要從民族興衰和國家安危的高度，深刻認識懲治毒品犯罪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認真貫徹執行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禁毒法的有關規定，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禁種、禁制、禁販、禁吸并舉”的禁毒工作方針，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嚴厲打擊嚴重毒品犯罪，積極參與禁毒人民戰爭和綜合治理工作，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發展蔓延的勢頭。

為了進一步加強毒品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依法懲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23日至24日在遼寧省大連市召開了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張軍副院長出席座談會并作講話。座談會在2000年在南寧市召開的“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及其會議紀要、2004年在佛山市召開的“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和2007年在南京市召開的“全國部分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精神的基礎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后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出現的新情況，適應審理毒品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的需要，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即“南寧會議紀要”）、有關會議領導講話和有關審理毒品犯罪案件規范性文件的相關內容進行了系統整理和歸納完善，同時認真總結了近年來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經驗，研究分析了審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對人民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有關問題取得了共識。現紀要如下：

一、毒品案件的罪名確定和數量認定問題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是選擇性罪名，對同一宗毒品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并有相應確鑿證據的，應當按照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性質并列確定罪名，毒品數量不重復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對同一宗毒品可能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但相應證據只能認定其中一種或者幾種行為，認定其他行為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則只按照依法能夠認定的行為的性質定罪。如涉嫌為販賣而運輸毒品，認定販賣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則只定運輸毒品罪。對不同宗毒品分別實施了不同種犯罪行為的，應對不同行為并列確定罪名，累計毒品數量，不實行數罪并罰。對被告人一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兩種以上毒品的，不實行數罪并罰，量刑時可綜合考慮毒品的種類、數量及危害，依法處理。

罪名不以行為實施的先后、毒品數量或者危害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條文規定的順序表述。如對同一宗毒品制造后又走私的，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下級法院在判決中確定罪名不準確的，上級法院可以減少選擇性罪名中的部分罪名或者改動罪名順序，在不加重原判刑罰的情況下，也可以改變罪名，但不得增加罪名。

對于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在認定犯罪事實和確定罪名時要慎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等其他毒品犯罪行為，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不定罪處罰；查獲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應以其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行為定罪處罰。

對于以販養吸的被告人，其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認定為其犯罪的數量，但量刑時應考慮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節，酌情處理；被告人購買了一定數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應當按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的數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計入在內。

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以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對托購者、代購者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購者從中牟利，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對代購者應以販賣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居間介紹、代購代賣的，無論是否牟利，都應以相關毒品犯罪的共犯論處。

盜竊、搶奪、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搶奪罪或者搶劫罪定罪，但不計犯罪數額，根據情節輕重予以定罪量刑。盜竊、搶奪、搶劫毒品后又實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對盜竊罪、搶奪罪、搶劫罪和所犯的具體毒品犯罪分別定罪，依法數罪并罰。走私毒品，又走私其他物品構成犯罪的，以走私毒品罪和其所犯的其他走私罪分別定罪，依法數罪并罰。

二、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問題

審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擊重點。必須依法嚴懲毒梟、職業毒犯、再犯、累犯、慣犯、主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危害嚴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將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販賣，誘使多人吸毒，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等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對其中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依法判處死刑。

毒品數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節，但不是唯一情節。對被告人量刑時，特別是在考慮是否適用死刑時，應當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情節、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以及當地禁毒形勢等各種因素，做到區別對待。近期，審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應當結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實際情況和依法懲治、預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并參照最高人民法院復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當把握。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慮毒品數量，不考慮犯罪的其他情節，也不能只片面考慮其他情節，而忽視毒品數量。

對雖然已達到實際掌握的判處死刑的毒品數量標準，但是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可以不判處死刑；反之，對毒品數量接近實際掌握的判處死刑的數量標準，但具有從重處罰情節的被告人，也可以判處死刑。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既有從重處罰情節，又有從寬處罰情節的，應當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決定刑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應當慎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處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武裝掩護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等嚴重情節的；（2）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3）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并具有多次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向多人

販毒，在毒品犯罪中誘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監管場所販毒，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毒品犯罪，或者職業犯、慣犯、主犯等情節的；（4）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并具有其他從重處罰情節的；（5）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且沒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

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2）已查獲的毒品數量未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計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3）經鑒定毒品含量極低，摻假之后的數量才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或者有證據表明可能大量摻假但因故不能鑒定的；（4）因特情引誘毒品數量才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5）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6）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確屬初次犯罪即被查獲，未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7）共同犯罪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當，或者責任大小難以區分的；（8）家庭成員共同實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對較輕的；（9）其他不是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僅有被告人口供與同案被告人供述作為定案證據的，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特別慎重。

三、運輸毒品罪的刑罰適用問題

對于運輸毒品犯罪，要注意重點打擊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應、接貨的毒品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對于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毒品犯罪、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或者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按照刑法、有關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實際掌握的數量標準，從嚴懲處，依法應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判處死刑。

毒品犯罪中，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具有從屬性、輔助性特點，且情況復雜多樣。部分涉案人員系受指使、雇傭的貧民、邊民或者無業人員，只是為了賺取少量運費而為他人運輸毒品，他們不是毒品的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與幕后的組織、指使、雇傭者相比，在整個毒品犯罪環節中處于從屬、輔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觀惡性相對較小，社會危害性也相對較小。因此，對于運輸毒品犯罪中的這部分人員，在量刑標準的把握上，應當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嚴重情節的運輸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區別，不應單純以涉案毒品數量的大小決定刑罰適用的輕重。

對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屬受人指使、雇傭參與運輸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不能證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雇傭參與運輸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處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為販賣而自行運輸毒品，由于認定販賣毒品的證據不足，因而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的，不同于單純的受指使為他人運輸毒品行為，其量刑標準應當與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有所區別。

四、制造毒品的認定與處罰問題

鑒于毒品犯罪分子制造毒品的手段復雜多樣、不斷翻新，采用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情況大量出現，有必要進一步準確界定制造毒品的行為、方法。制造毒品不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煉和用化學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為，也包括以改變毒品成分和效用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為，如將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苯丙胺類毒品與其他毒品混合成ma古或者yao頭丸。為便于隱蔽運輸、銷售、使用、欺騙購買者，或者為了增重，對毒品摻雜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質，不屬于制造毒品的行為。

已經制成毒品，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可以判處死刑；數量特別巨大的，應當判處死刑。已經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論處。購進制造毒品的設備和原材料，開始著手制造毒品，但尚未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論處。

五、毒品含量鑒定和混合型、新類型毒品案件處理問題

鑒于大量摻假毒品和成分復雜的新類型毒品不斷出現，為做到罪刑相當、罰當其罪，保證毒品案件的審判質量，并考慮目前毒品鑒定的條件和現狀，對可能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頒布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作出毒品含量鑒定；對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摻假或者系成分復雜的新類型毒品的，亦應當作出毒品含量鑒定。

對于含有二種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應進一步作成分鑒定，確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對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應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別確定其毒品種類；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應以其中毒性較大的毒品成分確定其毒品種類；如果毒性相當或者難以確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較大的毒品成分確定其毒品種類，并在量刑時綜合考慮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數量。對于刑法、司法解釋等已規定了量刑數量標準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釋等規定適用刑罰；對于刑法、司法解釋等沒有規定量刑數量標準的毒品，有條件折算為海洛因的，參照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藥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數量后適用刑罰。

六、特情介入案件的處理問題

運用特情偵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擊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對特情介入偵破的毒品案件，要區別不同情形予以分別處理。

對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證據證明已準備實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誘，應當依法處理。

行為人本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的，屬于“犯意引誘”。對因“犯意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應當依法從輕處罰，無論涉案毒品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行為人在特情既為其安排上線，又提供下線的雙重引誘，即“雙套引誘”下實施毒品犯罪的，處刑時可予以更大幅度的從寬處罰或者依法免予刑事處罰。

行為人本來只有實施數量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施了數量較大甚至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毒品犯罪的，屬于“數量引誘”。對因“數量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應當依法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也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對不能排除“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余地。

對被告人受特情間接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參照上述原則依法處理。

七、毒品案件的立功問題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況，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體貌特征、聯絡方式等信息，屬于被告人應當供述的范圍。公安機關根據被告人供述抓獲同案犯的，不應認定其有立功表現。被告人在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過程中確實起到協助作用的，例如，經被告人現場指認、辨認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帶領公安人員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為有關機關掌握或者有關機關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無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線索，有關機關據此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與同案犯的聯系方式，又按要求與對方聯絡，積極協助公安機關抓獲了同案犯等，屬于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同案犯，應認定為立功。

關于立功從寬處罰的把握，應以功是否足以抵罪為標準。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梟、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職業毒犯、毒品慣犯等，由于掌握同案犯、從犯、馬仔的犯罪情況和個人信息，被抓獲后往往能協助抓捕同案犯，獲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對其是否從寬處罰以及從寬幅度的大小，應當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應結合被告人罪行的嚴重程度、立功大小綜合考慮。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間的量刑平衡。對于毒梟等嚴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應當從嚴掌握。如果其罪行極其嚴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現，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從輕處罰；如果其檢舉、揭發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樣嚴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協助抓獲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則上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果協助抓獲的只是同案中的從犯或者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從輕處罰后全案處刑明顯失衡的，不予從輕處罰。相反，對于從犯、馬仔立功，特別是協助抓獲毒梟、首要分子、主犯的，應當從輕處罰，直至依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被告人親屬為了使被告人得到從輕處罰，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者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視為被告人立功。同監犯將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犯罪事實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如經查證屬實，雖可認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從寬處罰、從寬幅度大小，應與通常的立功有所區別。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如從國家工作人員處賄買他人犯罪信息，通過律師、看守人員等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立功，也不能作為酌情從輕處罰情節。

八、毒品再犯問題

根據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條規定，只要因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不論是在刑罰執行完畢后，還是在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犯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七節規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應當從重處罰。

因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犯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七節規定的犯罪的，應當在對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適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條從重處罰的規定確定刑罰后，再依法數罪并罰。

對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從重處罰。

九、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問題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現有證據能夠認定已到案被告人為共同犯罪，或者能夠認定為主犯或者從犯的，應當依法認定。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僅在客觀上為相互關聯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構成共同犯罪，但為了訴訟便利可并案審理。審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正確區分主犯和從犯。區分主犯和從犯，應當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為根據。要從犯意提起、具體行為分工、出資和實際分得毒贓多少以及共犯之間相互關系等方面，比較各個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為主出資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劃、糾集、組織、雇傭、指使他人參與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受雇傭、受指使實施毒品犯罪的，應根據其在犯罪中實際發揮的作用具體認定為主犯或者從犯。對于確有證據證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不能因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認定為從犯，甚至將其認定為主犯或者按主犯處罰。只要認定為從犯，無論主犯是否到案，均應依照刑法關于從犯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二是要正確認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從犯的毒品犯罪數量。對于毒品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按集團毒品犯罪的總數量處罰；對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應按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對于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毒品犯罪的數量處罰。

三是要根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責大小確定刑罰。不同案件不能簡單類比，一個案件的從犯參與犯罪的毒品數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參與犯罪的毒品數量大，但對這一案件從犯的處罰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從犯的，不能因為涉案的毒品數量特別巨大，就不分主從犯而一律將被告人認定為主犯或者實際上都按主犯處罰，一律判處重刑甚至死刑。對于共同犯罪中有多個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處罰上也應做到區別對待。應當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實際發揮作用的差別，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差異，對罪責或者人身危險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處更重的刑罰。

十、主觀明知的認定問題

毒品犯罪中，判斷被告人對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僅憑被告人供述，而應當依據被告人實施毒品犯罪行為的過程、方式、毒品被查獲時的情形等證據，結合被告人的年齡、閱歷、智力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判斷。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1）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點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攜帶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2）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

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3）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者丟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4）體內或者貼身隱秘處藏匿毒品的；（5）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不等值報酬為他人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6）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7）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從中查獲毒品的；（8）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在其攜帶、運輸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9）以虛假身份或者地址辦理托運手續，在其托運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10）有其他證據足以認定行為人應當知道的。

十一、毒品案件的管轄問題

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轄，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實行以犯罪地管轄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轄為輔的原則。考慮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偵查體制，“犯罪地”不僅可以包括犯罪預謀地、毒資籌集地、交易進行地、運輸途經地以及毒品生產地，也包括毒資、毒贓和毒品藏匿地、轉移地、走私或者販運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戶籍所在地，也包括其臨時居住地。

對于已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管轄異議，經審查異議成立的，或者受案法院發現沒有管轄權，而案件由本院管轄更適宜的，受案法院應當報請與有管轄權的法院共同的上級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轄。

十二、特定人員參與毒品犯罪問題

近年來，一些毒品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打擊，雇傭孕婦、哺乳期婦女、急性傳染病人、殘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員進行毒品犯罪活動，成為影響我國禁毒工作成效的突出問題。對利用、教唆特定人員進行毒品犯罪活動的組織、策劃、指揮和教唆者，要依法嚴厲打擊，該判處重刑直至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重刑直至死刑。對于被利用、被誘騙參與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員，可以從寬處理。

要積極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溝通協調，妥善解決涉及特定人員的案件管轄、強制措施、刑罰執行等問題。對因特殊情況依法不予羈押的，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并根據被告人具體情況和案情變化及時變更強制措施；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情形的，可以暫予監外執行。

十三、毒品案件財產刑的適用和執行問題

刑法對毒品犯罪規定了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刑，司法實踐中應當依法充分適用。不僅要依法追繳被告人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還要嚴格依法判處被告人罰金刑或者沒收財產刑，不能因為被告人沒有財產，或者其財產難以查清、難以分割或者難以執行，就不依法判處財產刑。

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財產刑執行力度。要加強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協作，對毒品犯罪分子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依法及時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防止犯罪分子及其親屬轉移、隱匿、變賣或者洗錢，逃避依法追繳。要加強不同地區法院之間的相互協作配合。毒品犯罪分子的財產在異地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代為執行。要落實和運用有關國際禁毒公約規定，充分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等渠道，最大限度地做好境外追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