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辦理合同詐騙等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安徽省)
關于辦理合同詐騙等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安徽省）
點擊上面藍色字體“刑事實務”可以關注本欄目，關注后可以每天自動收到專業信息資料來源于下發的文件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安徽省公安廳關于印發《關于辦理合同詐騙等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2014年12月31日
為準確適用法律，提高案件質量，有力打擊犯罪，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省公安廳就規范辦理合同詐騙、非法集資、非法經營、職務侵占犯罪案件，開展聯合調研。通過征求部分市法院、檢察院、公安局意見，召開聯席座談研討會，就相關問題取得了共識。現紀要如下：
一、合同詐騙案件
（一）關于非法占有目的要從客觀行為推定主觀目的，即從事實、行為、手段、情形、后果等方面，全面收集對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證據。
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對僅有履約態度，沒有履約行為的，或雖采取了欺騙的手段，但有真實履約行為的情形，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時，應當考察簽訂、履行合同的全部客觀行為，并結合行為人對主觀故意的供述，慎重處理。
要注重基礎事實真實。據以推定的基礎事實必須是有證據予以證明的客觀事實，且作為推定的基礎事實和待證事實之間應當有緊密的常態聯系。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經濟糾紛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要依次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實際履約行為、對財物的處置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違約后的表現等方面綜合判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且行為人不能提出合理辯解，一般應當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物，用于非法經營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導致財物不能返還的；2.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3.隱匿、銷毀賬目，以逃避返還資金的；4.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條件，而騙取他人資金不返還的；5.隱瞞合同標的已出賣或抵押的事實，與他人簽訂買賣合同，收取貨款不返還的；6.采用“借新債還舊債”方式循環騙取他人資金，導致資金不能歸還的；7.收到對方款物后，不履行合同義務，主要用于揮霍，高利貸等非法投資活動，導致資金不能歸還的；8.無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變賣貨物，導致不能歸還貨款的；9.其他非法占有款物，不能返還的行為。
（二）關于數額標準 個人涉嫌合同詐騙犯罪，數額在2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
單位涉嫌合同詐騙犯罪，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
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一般應以行為人實際未還的數額來認定。對行為人騙取實物后變現的，犯罪數額以被騙物品實際鑒定價值來認定；如果變現后取得的數額高于鑒定價值的，以實際取得的數額認定。
對于多次行騙，并以后次詐騙財物歸還前次詐騙財物，在計算詐騙數額時，應當將案發前已經歸還的數額扣除，按實際未歸還的數額認定；被害人的實際損失額或行為人多次行騙的總額可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行為人為實施犯罪所支付的好處費、車旅費等應當計入犯罪數額。
（三）關于刑民交叉案件
對于正在偵查、起訴、審判的合同詐騙刑事案件，有關單位或者個人就同一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者申請執行涉案財物的，人民法院應當不予受理，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或者執行過程中，發現有合同詐騙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或者中止執行，并及時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對于正在偵查、起訴、審理的合同詐騙刑事案件，發現與人民法院正在審理的民事案件屬于同一事實，或者被申請執行的財物屬于涉案財物的，應當及時通報相關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經審查屬實的，應當依照上述規定處理。
二、非法集資案件
（一）關于案件管轄 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轄，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實行以犯罪地管轄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轄為輔的原則。犯罪地包括非法集資活動的組織策劃地、指揮操縱地、宣傳推介地、發展參與集資人員地、涉案財物收支地、藏匿轉移地以及其他重要的行為實施地和危害結果發生地。
（二）關于證據要求 通過收集行為人集資行為未經有關部門批準的相關書證資料、公司登記注冊資料等認定其集資的非法性；通過收集行為人的相關虛假宣傳資料認定集資的公開性；通過收集國家同期利率表、集資協議、資金返還本息憑據等材料認定集資的利誘性；通過收集集資參與人的陳述、目擊集資人群體上訪或其他過激行為的證人和處理上述事件的部門或公務員的證言、電子郵件、聊天記錄、手機短信等材料認定集資行為的社會性。
要重點查明行為人對非法集資資金的管理、使用、退賠能力以及集資參與人參加集資的起因、方式、金額、回報、損失等方面。集資詐騙犯罪中，還應進一步查明行為人編造、夸大經營業績，虛構集資用途，虛假承諾高額回報，隱瞞事實真相的相關證據。
對被害人人數眾多的案件，公安機關立案后應及時發布公告，要求被害人限期申報債權，查明被害人的實際損失。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相關財務賬目等以電子數據形成并存在的，注重電子證據提取收集、固定保全的方式方法。電子證據的收集, 不僅要收集電子數據本身, 還需收集與系統穩定性及軟件的使用等情況的證明，對檢查的過程進行詳細的描述,突出原始數據的完整性，內容涉及電算化的,應當由司法會計專家對提取的資料進行現場檢驗。
依法作出的司法會計鑒定是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集資金額、損失數額、犯罪金額的重要證據。公安機關一般應根據查獲的相應財務資料，委托具有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依法作出鑒定意見。鑒定意見應當包括非法集資總額、集資人數、集資金額、集資損失情況，公司的支出、公司資產及負債情況，應收、應付款項及公司規模、經營狀況等主要內容。
（三）相關問題
對于具有存取款業務的金融機構故意抬高存款利息吸收存款且數額達到立案標準的，一般不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但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利用工作便利，采取卡折分離、資金賬外操作或其他手段，配合或伙同外部人員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應根據其主觀動機和行為特征，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定罪處罰。
“明顯不成比例”需要在查明集資目的、所籌資金去向、未將集資款充分用于生產經營的行為與集資款不能歸還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等基礎上，根據經驗法則，結合普通人的認知水平綜合判斷。
行為人收到集資人本金時，行為人預先支付利息或參與集資人員預先扣除利息的，該利息部分不計入犯罪總額；行為人按約定支付到期利息，本金繼續使用的，不累計計入犯罪總額；同一集資參與人以獲取的利息及原有本金疊加投入的，利息部分計入犯罪總額，本金部分不累計。
行為人既明確向單位內部、親友等特定對象集資，又通過公開宣傳的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集資，向單位內部、親友集資部分不計入犯罪總額。但行為人通過公開宣傳的方式，不針對特定對象，概括吸收特定對象和不特定對象資金，吸收特定對象部分的資金計入犯罪總額。
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集資詐騙數額接近“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且因集資款不能歸還導致被害人死亡或精神失常的，或者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秩序、社會穩定等其他嚴重情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三、非法經營案件
對“違反國家規定”，應當嚴格依照刑法第九十六的規定執行，除法律、行政法規等國家規定已有明確規定，為執行國家規定而制定具體規定的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可以作為認定違反國家規定參考外，其他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不屬于國家規定。
對“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應當根據非法經營行為對社會安全、公共利益、經濟秩序、生態環境及人身財產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綜合認定。
除此前相關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已有規定的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屬于“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1.非法從事國家法律明確禁止經營范圍業務活動的；2.非法從事藥品經營業務的；3.非法從事生產、銷售、安裝衛星地面接收設施經營業務的；4.非法從事互聯網接入經營業務的；5.非法從事保安服務業務的。
以虛構交易等手段騙取銀行出具承兌匯票后，將銀行承兌匯票直接予以倒賣或將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后的資金用于高利放貸，構成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高利轉貸罪或者票據詐騙罪的，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定罪處罰。明知他人實施前款犯罪行為，為其提供中介、貼現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違反土地管理、城市房地產管理、城鄉規劃等法律法規，未經批準擅自改變土地用途從事建房出售、出租等房地產開發經營活動的，一般不以非法經營罪、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合同詐騙罪論處。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農用地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定罪處罰。
四、職務侵占案件
（一）關于非法占有目的
行為人不承認具有占為己有的目的，但是通過下列手段之一改變單位財產所有權歸屬的，可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虛構需要支付的“好處費”、應付款及業務支出項目將單位資金占為己有的；2.業務人員、技術人員利用單位系統內部漏洞，篡改數據侵占單位資金的；3.財務人員侵占單位資金后，作假帳填平賬目的；4.使用占有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導致不能歸還的。
（二）相關問題
單位聘用的合同員工、臨時員工及用工合同到期后沒有續簽合同的原單位工作人員，利用在單位工作的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可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刑事責任。
行為人因代理公司業務或冒用他人名義以虛假身份應聘到公司，利用職務之便將單位財物占為己有的，可以構成職務侵占罪。以公司代理人身份，通過簽訂合同騙取他人財物據為己有的，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行為人因與單位存在勞資或者經濟糾紛，公開占有單位財物，并在事前、事中或事后就侵占單位資產的行為告知對方，明確說明侵占單位資產與糾紛的關系等情況，不宜認定為職務侵占罪。
因單位拖欠行為人工資、獎金等勞動報酬，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占有明顯超出其報酬的公司財物，構成犯罪的，原則上以職務侵占罪論處。
“利用職務便利”主要是指通過主管、管理、經手、保管本單位財物等職務便利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行為人超越其所從事事務的權限，利用工作或熟悉作案環境等便利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不宜認定為職務侵占。
本紀要自下發之日起參照執行。如在執行過程中發現問題，請及時向相應上級機關反映。如與新的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不一致的，按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執行。
第二篇：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
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
要》的通知
為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立法解釋、司法解釋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規定，依法及時、準確、有力地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2009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北京召開了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現將《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印發給你們。請認真組織學習，并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時遵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分別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
為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立法解釋、司法解釋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有關規定，依法及時、準確、有力地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09年7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會議總結了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所取得的經驗，分析了當前依法嚴懲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面臨的嚴峻形勢，研究了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遇到的適用法律問題，就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正確適用法律，嚴厲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形成了具體意見。會議紀要如下：
一、與會同志一致認為，自2006年初全國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依法履行各自職責，密切配合，懲處了一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分子，遏制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高發的勢頭，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在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仍處于活躍期，犯罪的破壞性不斷加大，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 行為方式不斷變換，向政治領域的滲透日益明顯，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對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和基層政權建設都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嚴厲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遏制并最大限度地減少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發生，是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政法機關的重要任務。為此，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必須堅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首先，要切實提高對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重要性的認識。依法嚴懲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不僅是保障民生、維護穩定的迫切需要，而且事關政權安危，容不得絲毫懈怠。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要充分認識這項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在思想上始終與黨中央的決策保持高度一致，堅決克服麻痹、松懈情緒，把依法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實現社會治安的持續穩定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常抓不懈。
其次，要嚴格堅持法定標準，切實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要嚴格依照刑法、刑事訴訟法及有關法律解釋的規定辦理案件，確保認定的事實清楚，據以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準確無誤。既要防止將已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降格”處理，也不能因為強調嚴厲打擊而將不構成此類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拔高”認定。要嚴格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及其他骨干成員要依法從嚴懲處；對犯罪情節較輕的其他參加人員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要依法從輕、減輕處罰，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取得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第三，要充分發揮各自的職能作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有效形成打擊合力。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要積極總結和交流工作經驗，不斷統一執法思想，共同加強長效機制建設。為了及時、有效地打擊黑社會性質 組織犯罪，公安機關在辦案中要緊緊圍繞法律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及有關規定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嚴禁刑訊逼供、濫用強制措施和超期羈押，對重要犯罪嫌疑人的審訊以及重要取證活動要全程錄音、錄像。人民檢察院不僅要把好批捕、起訴關，還要加強對看守所監管活動的檢查監督，防止串供、翻供、訂立攻守同盟、搞假立功等情況的發生。人民法院要嚴格審查事實、證據，不斷強化程序意識，全面提高審判工作質量和效率。
第四，要嚴懲“保護傘”，采取多種措施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工作。黑社會性質組織之所以能在一些地方坐大成勢，與個別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縱容有著直接關系。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要把查處“保護傘”與辦理涉黑案件有機地結合起來，與反腐敗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與紀檢、監察部門做好銜接配合，加大打擊力度，確保實現“除惡務盡”的目標。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辦理好案件的同時，還要通過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加強法制宣傳、廣泛發動群眾等多種手段，從源頭上有效防控此類犯罪。
二、會議認為，自1997年刑法增設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規定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分別作出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立法解釋》）、《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對于指導司法實踐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構成要件和所涉及的法律關系較為復雜，在辦案過程中對法律規定的理解還不盡相同。為了進一步統一司法標準，會議就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并取得了一致 意見：
（一）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必須同時具備《立法解釋》中規定的“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由于實踐中許多黑社會性質組織并非這“四個特征”都很明顯，因此，在具體認定時，應根據立法本意，認真審查、分析黑社會性質組織“四個特征”相互間的內在聯系，準確評價涉案犯罪組織所造成的社會危害，確保不枉不縱。
1、關于組織特征。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僅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而且組織結構較為穩定，并有比較明確的層級和職責分工。
當前，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增強隱蔽性，往往采取各種手段制造“人員頻繁更替、組織結構松散”的假象。因此，在辦案時，要特別注意審查組織者、領導者，以及對組織運行、活動起著突出作用的積極參加者等骨干成員是否基本固定、聯系是否緊密，不要被其組織形式的表象所左右。
關于組織者、領導者、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加者的認定。組織者、領導者，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起者、創建者，或者在組織中實際處于領導地位，對整個組織及其運行、活動起著決策、指揮、協調、管理作用的犯罪分子，既包括通過一定形式產生的有明確職務、稱謂的組織者、領導者，也包括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被公認的事實上的組織者、領導者；積極參加者，是指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多次積極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或者積極參與較嚴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組織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如具體主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財務、人員管理等事項的犯罪分子；其他參加者，是指除上述組織成員之外,其他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和管理的犯罪分子。根據《司法解釋》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于參加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沒有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或者受蒙蔽、脅迫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情節輕微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的主觀明知問題。在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時，并不要求其主觀上認為自己參加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只要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組織具有一定規模，且是以實施違法犯罪為主要活動的，即可認定。
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存在時間、成員人數及組織紀律等問題的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一般在短時間內難以形成，而且成員人數較多，但鑒于普通犯罪集團、“惡勢力”團伙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沒有明顯的性質轉變的節點，故對黑社會性質組織存在時間、成員人數問題不宜作出“一刀切”的規定。對于那些已存在一定時間，且成員人數較多的犯罪組織，在定性時要根據其是否已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是否已在一定區域或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等情況綜合分析判斷。此外，在通常情況下，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和穩定，一般會有一些約定俗成的紀律、規約，有些甚至還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具有一定的組織紀律、活動規約，也是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征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2、關于經濟特征。一定的經濟實力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坐大成勢，稱霸一方的基礎。由于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行業的利潤空間均存在很大差異，加之黑社會性質組織存在、發展的時間也各有不同，因此，在辦案時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會性質組織所具有的經濟實力必須達到特定規模或特定數額。此外，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斂財方式也具有多樣性。實踐中，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僅會通過實施賭博、敲詐、販毒等違法犯罪活動攫取經濟利益，而且還往往會通過開辦公司、企業等方式“以商養黑”、“以黑護商”。因此，無論其財產是通過非法手段聚斂，還是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取，只要將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違法犯 罪活動或者維系犯罪組織的生存、發展即可。
“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維系犯罪組織的生存、發展”，一般是指購買作案工具、提供作案經費，為受傷、死亡的組織成員提供醫療費、喪葬費，為組織成員及其家屬提供工資、獎勵、福利、生活費用，為組織尋求非法保護以及其他與實施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有關的費用支出等。
3、關于行為特征。暴力性、脅迫性和有組織性是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方式的主要特征，但有時也會采取一些“其他手段”。
根據司法實踐經驗，《立法解釋》中規定的“其他手段”主要包括：以暴力、威脅為基礎，在利用組織勢力和影響已對他人形成心理強制或威懾的情況下，進行所謂的“談判”、“協商”、“調解”；滋擾、哄鬧、聚眾等其他干擾、破壞正常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非暴力手段。
“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由組織者、領導者直接組織、策劃、指揮、參與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由組織成員以組織名義實施，并得到組織者、領導者認可或者默許的違法犯罪活動；多名組織成員為逞強爭霸、插手糾紛、報復他人、替人行兇、非法斂財而共同實施，并得到組織者、領導者認可或者默許的違法犯罪活動；組織成員為組織爭奪勢力范圍、排除競爭對手、確立強勢地位、謀取經濟利益、維護非法權威或者按照組織的紀律、慣例、共同遵守的約定而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由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其他違法犯罪活動。
會議認為，在辦案時還應準確理解《立法解釋》中關于“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犯罪活動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違法活動，對此均應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事實予以認定。但如果僅實施了違法活動，而沒有實施犯罪活動的，則不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此外，“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只是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必要條件之一，最終能否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還要結合危害性特征來加以判斷。即使有些案件中的違法犯罪活動已符合“多次”的標準，但根據其性質和嚴重程度，尚不足以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的，也不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
4、關于危害性特征。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從而嚴重危害經濟、社會生活秩序，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本質特征，也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區別于一般犯罪集團的關鍵所在。
對于“一定區域”的理解和把握。區域的大小具有相對性，且黑社會性質組織非法控制和影響的對象并不是區域本身，而是在一定區域中生活的人，以及該區域內的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因此，不能簡單地要求“一定區域”必須達到某一特定的空間范圍，而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并結合黑社會性質組織對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危害程度加以綜合分析判斷。
對于“一定行業”的理解和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所控制和影響的行業，既包括合法行業，也包括黃、賭、毒等非法行業。這些行業一般涉及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等一個或多個市場環節。
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縱容，稱霸一方，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認定為“在一定區域或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對在一定區域內生活或者在一定行業內從事生產、經營的群眾形成心理強制、威懾，致使合法利益受損的群眾不敢舉報、控告的;對一定行業的生產、經營形成壟斷，或者對涉及一定行業的準入、經營、競爭等經濟活動形成重要影響的；插手民間糾紛、經濟糾紛，在相關區域或者行業內造成嚴重影響的；干擾、破壞他人正常生產、經營、生活，并在相關區域或者行業內造成嚴重影響的；干擾、破壞公司、企業、事業單位 及社會團體的正常生產、經營、工作秩序，在相關區域、行業內造成嚴重影響，或者致使其不能正常生產、經營、工作的；多次干擾、破壞國家機關、行業管理部門以及村委會、居委會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工作秩序，或者致使上述單位、組織的職能不能正常行使的；利用組織的勢力、影響，使組織成員獲取政治地位，或者在黨政機關、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中擔任一定職務的；其他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情形。
（二）關于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其他問題
1、關于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主觀要件的認定。本罪主觀方面要求必須是出于故意，過失不能構成本罪。會議認為，只要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組織，仍對該組織及其成員予以包庇，或者縱容其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即可認定本罪。至于行為人是否明知該組織系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2、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的刑事責任。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應根據法律規定和本紀要中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的規定，按照該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組織者、領導者對于具體犯罪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應當根據其在該起犯罪中的具體地位、作用來確定。對黑社會性質組織中的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加者，應按照其所參與的犯罪，根據其在具體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照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確定應承擔的刑事責任。
3、關于涉黑犯罪財物及其收益的認定和處置。在辦案時，要依法運用查封、扣押、凍結、追繳、沒收等手段，徹底摧毀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基礎，防止其死灰復燃。對于涉黑犯罪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犯罪工具，均應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條和《司法解釋》第七條的規定予以追繳、沒收。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 通過犯罪活動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是指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形成、發展過程中，該組織及組織成員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不正當手段聚斂的全部財物、財產性權益及其孳息、收益。在辦案工作中，應認真審查涉案財產的來源、性質，對被告人及其他單位、個人的合法財產應依法予以保護。
4、關于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證據要求。辦理涉黑案件同樣應當堅持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但應當注意的是，“事實清楚”是指能夠對定罪量刑產生影響的事實必須清楚，而不是指整個案件的所有事實和情節都要一一查證屬實；“證據確實、充分”是指能夠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確實、充分，而不是指案件中所涉全部問題的證據都要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對此，一定要準確理解和把握，不要糾纏那些不影響定罪量刑的枝節問題。比如，在可以認定某犯罪組織已將所獲經濟利益部分用于組織活動的情況下，即使此部分款項的具體數額難以全部查實，也不影響定案。
5、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的立功問題。積極參加者、其他參加者配合司法機關查辦案件，有提供線索、幫助收集證據或者其他協助行為，并對偵破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起到一定作用的，即使依法不能認定立功，一般也應酌情對其從輕處罰。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的其他犯罪線索，即使依法構成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在量刑時也應從嚴掌握。
6、關于對“惡勢力”團伙的認定和處理。“惡勢力”，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有的最終發展成為了黑社會性質組織。因此，及時嚴懲“惡勢力”團伙犯罪，是遏制黑社會性質組織滋生，防止違法犯罪活動造成更大社會危害的有效途徑。
會議認為，“惡勢力”是指經常糾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脅或其他手段，在 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較為惡劣的社會影響，但尚未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團伙。“惡勢力”一般為三人以上，糾集者、骨干成員相對固定，違法犯罪活動一般表現為敲詐勒索、強迫交易、欺行霸市、聚眾斗毆、尋釁滋事、非法拘禁、故意傷害、搶劫、搶奪或者黃、賭、毒等。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辦案時應根據本紀要的精神，結合組織化程度的高低、經濟實力的強弱、有無追求和實現對社會的非法控制等特征，對黑社會性質組織與“惡勢力”團伙加以正確區分。同時，還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正確理解和把握“打早打小”方針。在準確查明“惡勢力”團伙具體違法犯罪事實的基礎上，構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處理，并充分運用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依法懲處。對符合犯罪集團特征的，要按照犯罪集團處理，以切實加大對“惡勢力”團伙依法懲處的力度。
7、關于視聽資料的收集、使用。公安機關在偵查時要特別重視對涉黑犯罪視聽資料的收集。對于那些能夠證明涉案犯罪組織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及其實施的具體違法犯罪活動的錄音、錄像資料，要及時提取、固定、移送。通過特殊偵查措施獲取的視聽資料，在移送審查起訴時，公安機關對證據的來源、提取經過應予說明。
8、庭審時應注意的有關問題。為確保庭審效果，人民法院在開庭審理涉黑案件之前，應認真做好庭審預案。法庭調查時，除必須傳喚共同被告人同時到庭質證外，對各被告人應當分別訊問，以防止被告人當庭串供或者不敢如實供述、作證。對于訴訟參與人、旁聽人員破壞法庭秩序、干擾法庭審理的，法庭應按照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及時作出處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篇：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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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粵高法〔2014〕301號
全省各級人民法院，廣州鐵路運輸兩級法院:
現將《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印發給你們，請從2014年11月1日起執行。執行中遇到的問題，請及時報告省法院刑二庭。
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
省法院于2002年6月下發了《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對常見經濟犯罪的量刑標準及審理中的有關問題作出了規定。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指導意見》的部分內容已與司法實踐不相適應，個別條款還與現行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相沖突。為此，省法院于2014年9月15日至16日在廣州召開了全省中級法院危害國家安全、經濟、職務和涉外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會議對常見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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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犯罪的裁判標準問題進行了重點討論，對《指導意見》進行了修訂，并達成共識。現紀要如下:
一、商業賄賂罪
1.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的數額標準。一類地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以不滿40萬元為“數額較大”，4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
二類地區(其他地區)以不滿30萬元為“數額較大”，3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
2.關于個人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數額標準。一類地區以不滿40萬元為“數額較大”，4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
二類地區以不滿30萬元為“數額較大”，3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
3.關于單位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數額標準。一類地區以不滿150萬元為“數額較大”，15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
二類地區以不滿100萬元為“數額較大”，10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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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詐騙罪
4.嚴格區分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界限。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主要區別。案件審理中，應當根據被告人犯罪事實準確認定，對于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應當按照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不能為了對被告人判處較輕的刑罰而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5.關于集資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1)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2)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3)攜帶集資款逃匿的;
(4)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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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的;
(7)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
(8)其他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6.關于集資詐騙罪的數額標準。個人進行集資詐騙，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數額在3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為“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7.關于貸款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行為人實施上述幾類詐騙行為，數額不滿40萬元的為“數額較大”，數額在40萬元以上不滿150萬元的為“數額巨大”，數額在15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8.關于信用證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行為人實施信用證詐騙行為，數額在5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的為“數額巨大”，數額在30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9.關于信用卡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行為人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為“數額較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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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為“數額巨大”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行為人惡意透支，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為“數額較大”，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為“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10.關于單位犯金融詐騙罪的數額標準。單位犯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保險詐騙罪“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按照各罪個人犯罪數額標準的5倍掌握。
三、合同詐騙罪
11.個人進行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標準。一類地區以不滿30萬元為“數額較大”，30萬元以上不滿150萬元為“數額巨大”，15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二類地區以不滿20萬元為“數額較大”，20萬元以上不滿120萬為“數額巨大”，12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12.關于單位犯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標準。單位犯合同詐騙罪的標準，按照個人犯罪數額標準的5倍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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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案財物處理
13.關于詐騙財物及其孽息的處理問題。案發后查封、扣押、凍結在案的詐騙財物及其孽息，權屬明確的，應當發還相應被害人;權屬不明確的，可以按被騙款物占查封、扣押、凍結在案的財物及其孽息總額的比例發還被害人，但是己獲退賠的應予扣除。
14.關于涉案財產的追繳和處置問題。將詐騙所得的資金或者財物及轉換所得的財物用于清償債務或者轉讓給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追繳: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資金或者財物而收取的;
(二)他人無償取得上述資金或者財物的;
(三)他人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取得上述資金或者財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資金或者財物系源于非法債務或者違法犯罪活動的;
(五)其他依法應當追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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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善意取得詐騙財物的，不予追繳。
五、其他
15.鐵路運輸兩級法院審理的犯罪案件，按照案發地的數額標準定罪量刑。
16.對于案發地跨兩類地區的，按照一類地區的數額標準定罪量刑;因指定管轄導致跨地區審判的，按照案發地的數額標準定罪量刑。
17.本院以前發布的指導意見與本紀要不一致的，以本紀要規定為準。
2014年10月13日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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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法[2001]8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2001年1月21日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對金融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對金融犯罪的有關規定，更加準確有力地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參加了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做了重要講話。
座談會總結交流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況和經驗，研究討論了刑法修訂以來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具體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意見。紀要如下：
一、座談會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我國金融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金融業務大大擴展且日益多元化、國際化，各種現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應用，金融已經廣泛深刻地介入我國經濟并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是市場資源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和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穩健運行，對于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如果金融不穩定，勢必會危及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影響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保持金融的穩定和安全，必須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依法強化金融監管，規范金融秩序，依法打擊金融領域內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依法嚴懲了一大批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分子，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況仍然是嚴重的。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況看，金融犯罪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額越來越大；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作案和內外勾結共同作案的現象突出；單位犯罪和跨國（境）、跨區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趨向專業化、智能化，新類型犯罪不斷出現；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揮霍、轉移贓款或攜款外逃的情況時有發生，危害后果越來越嚴重。金融犯罪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財產權益，造成國家金融資產大量流失，有的地方還由此引發了局部性的金融**和群體性事件，直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難已經或正在向金融領域轉移并積聚，從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業在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維護金融穩定更加嚴峻的形勢。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
座談會認為，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過去雖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于修訂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審判實踐中遇到了大量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適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審理好不斷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級法院面臨的新的課題：各級法院特別是法院的領導，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打擊金融犯罪對于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對于保障改革、促進發展和維護穩定重要意義的認識，把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作為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內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切實加強領導和指導，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加大審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對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要求。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審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繼續貫徹依法從嚴懲處嚴重經濟犯罪分子的方針。修訂后的刑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對危害嚴重的金融犯罪規定了更加嚴厲的刑罰，體現了對金融犯罪從嚴懲處的精神，為人民法院審判各種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各級法院要堅決貫徹立法精神，嚴格依法懲處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單位和犯罪個人。
第二，進一步加強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進金融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各級法院要切實加強對金融犯罪案件審判工作的組織領導，調整充實審判力量，確保起訴到法院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對于針對金融機構的搶劫、盜竊和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貪污、侵占、挪用、受賄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緊依法審理，及時宣判。對于各種專項斗爭中破獲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緊審理，依法從嚴懲處。可選擇典型案件到案發當地和案發單位公開宣判，并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廣泛宣傳，形成對金融違法犯罪的強大威懾力，教育廣大干部群眾增強金融法制觀念，維護金融安全，促進金融制度的不斷健全與完善。
第三，要加強學習培訓，不斷提高審判水平。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各級法院要重視對刑事法官的業務學習和培訓，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等靈活多樣的形式，組織刑事審判人員認真學習銀行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擔保法、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律，學習有關金融政策法規以及一些基本業務知識，以確保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處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結合審判工作加強調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較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多，審理難，度大，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尤為必要。各級法院都要結合審理金融犯罪，有針對性地開展調查研究。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隱患，要及時提出司法建議。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要進一步加強對下級法院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遇到的適用法律上的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司法解釋加以明確的，要及時逐級報請最高法院研究。
二、座談會重點研究討論了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關適用法律問題。與會同志認為，對于修訂后的刑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具體適用法律問題，在最高法院相應的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前，原有司法解釋與現行刑法不相沖突的仍然可以參照執行。對于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具體規定或規定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又亟需解決的一些問題，與會同志結合審判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形成了一致意見：
（一）關于單位犯罪問題
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
1.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
2.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
3.對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對于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只作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訴的，人民法院應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如檢察機關不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依法審理，對被起訴的自然人根據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應引用刑罰分則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
4.單位共同犯罪的處理。兩個以上單位以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應根據各單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確定犯罪單位的主、從犯。
（二）關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1.非金融機構非法從事金融活動案件的處理
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1998年8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整頓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對整頓金融“三亂”工作的政策措施等問題做出了規定。各地根據整頓金融“三亂”工作實施方案的規定，對于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但是根據地方政府或有關部門文件設立并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的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等機構和組織，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限期進行清理整頓。超過實施方案規定期限繼續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依法予以取締；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上述非法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和組織只要在實施方案規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對有關單位和責任人員，不應以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處理；對其以前從事的非法金融活動，一般也不作犯罪處理；這些機構和組織的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個人犯罪，如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等，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分別依法定罪處罰。
2.關于假幣犯罪
假幣犯罪的認定。假幣犯罪是一種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出售、購買、運輸、使用假幣行為，且數額較大，就構成犯罪。偽造貨幣的，只要實施了偽造行為，不論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構成偽造貨幣罪；對于尚未制造出成品，無法計算偽造、銷售假幣面額的，或者制造、銷售用于偽造貨幣的版樣的，不認定犯罪數額，依據犯罪情節決定刑罰。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持有，數額較大，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行為人是為了進行其他假幣犯罪的，以持有假幣罪定罪處罰；如果有證據證明其持有的假幣已構成其他假幣犯罪的，應當以其他假幣犯罪定罪處罰。
假幣犯罪罪名的確定。假幣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實施數個相關行為的，在確定罪名時應把握以下原則：
（1）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應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行為，按相關罪名刑法規定的排列順序并列確定罪名，數額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2）對不同宗假幣實施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并列確定罪名，數額按全部假幣面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3）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如偽造貨幣或者購買假幣后使用的，以偽造貨幣罪或購買假幣罪定罪，從重處罰。
（4）對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并罰。
出售假幣被查獲部分的處理。在出售假幣時被抓獲的，除現場查獲的假幣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外，現場之外在行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獲的假幣，亦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但有證據證實后者是行為人有實施其他假幣犯罪的除外。
制造或者出售偽造的臺幣行為的處理。對于偽造臺幣的，應當以偽造貨幣罪定罪處罰；出售偽造的臺幣的，應當以出售假幣罪定罪處罰。
3.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行為的認定和處罰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客戶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構成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以牟利為目的，是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為本單位或者個人牟利，不具有這種目的，不構成該罪。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謀取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所產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價等。對于用款人為取得貸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續費等，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的回扣、手續費等，應認定為“牟利”；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小的，以“牟利”論處；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將用款人支付給單位的回扣、手續費秘密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索取用款人的財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財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大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是指不記入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賬目，以逃避國家金融監管，至于是否記入法定賬目以外設立的賬目，不影響該罪成立。
審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案件，要注意將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的行為與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區別開來。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已經記入金融機構法定存款賬戶的客戶資金歸個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卻給客戶開具銀行存單，客戶也認為將款已存入銀行，該款卻被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均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
4.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相關犯罪數額和情節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行了《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偽造貨幣，走私、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的定罪處刑標準以及相關適用法律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為正確執行刑法，在其他有關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對假幣犯罪以外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數額和情節，可參照以下標準掌握：
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要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范圍以及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判定擾亂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據司法實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
（1）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2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的；
（2）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30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50戶以上的；
（3）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1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5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500萬元以上的，可以認定為“數額巨大”。
關于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條件，造成10—3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較大損失”；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
關于違法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關于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對于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對于單位實施違法發放貸款和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損失構成犯罪的數額標準，可按個人實施上述犯罪的數額標準二至四倍掌握。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參照上述數額標準或幅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確定在本地區掌握的具體標準。
（三）關于金融詐騙罪
1.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
2.貸款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貸款詐騙犯罪是目前案發較多的金融詐騙犯罪之一。審理貸款詐騙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單位不能構成貸款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二是要嚴格區分貸款詐騙與貸款糾紛的界限。對于合法取得貸款后，沒有按規定的用途使用貸款，到期沒有歸還貸款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或者案發時不能歸還貸款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經營不善、被騙、市場風險等，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
3.集資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集資詐騙罪和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均表現為向社會公眾非法募集資金。區別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對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非法集資，或者在非法集資過程中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資金的故意，均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不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非法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金融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和犯罪數額的計算。金融詐騙的數額不僅是定罪的重要標準，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據。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之前，可參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執行。在具體認定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時，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于行為人為實施金融詐騙活動而支付的中介費、手續費、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賄、贈與等費用，均應計入金融詐騙的犯罪數額。但應當將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扣除。
（四）死刑的適用
刑法對危害特別嚴重的金融詐騙犯罪規定了死刑。人民法院應當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擊金融詐騙犯罪。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依法該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判處死刑。但需要強調的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不是判處死刑的惟一標準，只有詐騙“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選擇適用死刑。對于犯罪數額特別巨大，但追繳、退賠后，挽回了損失或者損失不大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
（五）財產刑的適用
金融犯罪是圖利型犯罪，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應當注重同時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對金融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人民法院應當嚴格依法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在法律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對于具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對于本應并處的罰金刑原則上也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
單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適用罰金刑，應當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刑法分則條文規定有罰金刑，并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條款處罰的，應當判處罰金刑，但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低于對單位判處罰金的數額；刑法分則條文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處罰金刑。
第五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日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對金融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對金融犯罪的有關規定，更加準確有力地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日至２２日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參加了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做了重要講話。
座談會總結交流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況和經驗，研究討論了刑法修訂以來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具體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意見。紀要如下：
一
座談會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我國金融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金融業務大大擴展且日益多元化、國際化，各種現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應用，金融已經廣泛深刻地介入我國經濟并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是市場資源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和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穩健運行，對于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如果金融不穩定，勢必會危及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影響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保持金融的穩定和安全，必須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依法強化金融監管，規范金融秩序，依法打擊金融領域內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依法嚴懲了一大批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分子，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況仍然是嚴重的。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況看，金融犯罪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額越來越大；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作案和內外勾結共同作案的現象突出；單位犯罪和跨國（境）、跨區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趨向專業化、智能化，新類型犯罪不斷出現；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揮霍、轉移贓款或攜款外逃的情況時有發生，危害后果越來越嚴重。金融犯罪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財產權益，造成國家金融資產大量流失，有的地方還由此引發了局部性的金融**和群體性事件，直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難已經或正在向金融領域轉移并積聚，從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業在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維護金融穩定更加嚴峻的形勢。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
座談會認為，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過去雖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于修訂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審判實踐中遇到了大量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適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審理好不斷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級法院面臨的新的課題：各級法院特別是法院的領導，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打擊金融犯罪對于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對于保障改革、促進發展和維護穩定重要意義的認識，把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作為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內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切實加強領導和指導，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加大審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對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要求。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審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繼續貫徹依法從嚴懲處嚴重經濟犯罪分子的方針。修訂后的刑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對危害嚴重的金融犯罪規定了更加嚴厲的刑罰，體現了對金融犯罪從嚴懲處的精神，為人民法院審判各種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各級法院要堅決貫徹立法精神，嚴格依法懲處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單位和犯罪個人。
第二，進一步加強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進金融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各級法院要切實加強對金融犯罪案件審判工作的組織領導，調整充實審判力量，確保起訴到法院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對于針對金融機構的搶劫、盜竊和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貪污、侵占、挪用、受賄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緊依法審理，及時宣判。對于各種專項斗爭中破獲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緊審理，依法從嚴懲處。可選擇典型案件到案發當地和案發單位公開宣判，并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廣泛宣傳，形成對金融違法犯罪的強大威懾力，教育廣大干部群眾增強金融法制觀念，維護金融安全，促進金融制度的不斷健全與完善。
第三，要加強學習培訓，不斷提高審判水平。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各級法院要重視對刑事法官的業務學習和培訓，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等靈活多樣的形式，組織刑事審判人員認真學習銀行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擔保法、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律，學習有關金融政策法規以及一些基本業務知識，以確保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處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結合審判工作加強調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較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多，審理難，度大，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尤為必要。各級法院都要結合審理金融犯罪，有針對性地開展調查研究。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隱患，要及時提出司法建議。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要進一步加強對下級法院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遇到的適用法律上的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司法解釋加以明確的，要及時逐級報請最高法院研究。
二
座談會重點研究討論了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關適用法律問題。與會同志認為，對于修訂后的刑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具體適用法律問題，在最高法院相應的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前，原有司法解釋與現行刑法不相沖突的仍然可以參照執行。對于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具體規定或規定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又亟需解決的一些問題，與會同志結合審判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形成了一致意見：
（一）關于單位犯罪問題
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
１．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
２．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
３．對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對于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只作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訴的，人民法院應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如檢察機關不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依法審理，對被起訴的自然人根據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應引用刑罰分則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
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
４．單位共同犯罪的處理。兩個以上單位以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應根據各單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確定犯罪單位
（二）關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１．非金融機構非法從事金融活動案件的處理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３日，國務院發布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１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整頓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對整頓金融“三亂”工作的政策措施等問題做出了規定。各地根據整頓金融“三亂”工作實施方案的規定，對于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但是根據地方政府或有關部門文件設立并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的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等機構和組織，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限期進行清理整頓。超過實施方案規定期限繼續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依法予以取締；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上述非法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和組織只要在實施方案規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對有關單位和責任人員，不應以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處理；對其以前從事的非法金融活動，一般也不作犯罪處理；這些機構和組織的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個人犯罪，如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等，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分別依法定罪處罰。
２．關于假幣犯罪
假幣犯罪的認定。假幣犯罪是一種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出售、購買、運輸、使用假幣行為，且數額較大，就構成犯罪。偽造貨幣的，只要實施了偽造行為，不論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構成偽造貨幣罪；對于尚未制造出成品，無法計算偽造、銷售假幣面額的，或者制造、銷售用于偽造貨幣的版樣的，不認定犯罪數額，依據犯罪情節決定刑罰。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持有，數額較大，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行為人是為了進行其他假幣犯罪的，以持有假幣罪定罪處罰；如果有證據證明其持有的假幣已構成其他假幣犯罪的，應當以其他假幣犯罪定罪處罰。
假幣犯罪罪名的確定。假幣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實施數個相關行為的，在確定罪名時應把握以下原則：
（１）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應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行為，按相關罪名刑法規定的排列順序并列確定罪名，數額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２）對不同宗假幣實施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并列確定罪名，數額按全部假幣面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３）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如偽造貨幣或者購買假幣后使用的，以偽造貨幣罪或購買假幣罪定罪，從重處罰。
（４）對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并罰。
出售假幣被查獲部分的處理。在出售假幣時被抓獲的，除現場查獲的假幣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外，現場之外在行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獲的假幣，亦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但有證據證實后者是行為人有實施其他假幣犯罪的除外。
制造或者出售偽造的臺幣行為的處理。對于偽造臺幣的，應當以偽造貨幣罪定罪處罰；出售偽造的臺幣的，應當以出售假幣罪定罪處罰。
３．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行為的認定和處罰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客戶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構成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以牟利為目的，是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為本單位或者個人牟利，不具有這種目的，不構成該罪。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謀取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所產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價等。對于用款人為取得貸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續費等，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的回扣、手續費等，應認定為“牟利”；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小的，以“牟利”論處；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將用款人支付給單位的回扣、手續費秘密占為已有，數額較大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索取用款人的財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財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大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是
指不記入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賬目，以逃避國家金融監管，至于是否記入法定賬目以外設立的賬目，不影響該罪成立。審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案件，要注意將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的行為與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區別開來。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已經記入金融機構法定存款賬戶的客戶資金歸個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卻給客戶開具銀行存單，客戶也認為將款已存入銀行，該款卻被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均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
４．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相關犯罪數額和情節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行了《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偽造貨幣，走私、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的定罪處刑標準以及相關適用法律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為正確執行刑法，在其他有關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對假幣犯罪以外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數額和情節，可參照以下標準掌握：
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要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范圍以及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判定擾亂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據司法實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１）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２０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１００萬元以上的；（２）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３０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１５０戶以上的；（３）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１０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５０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１００萬元以上，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５００萬元以上的，可以認定為“數額巨大”。
關于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條件，造成１０—３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較大損失”；造成５０—１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
關于違法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發放貸款，造成５０—１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３００—５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關于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對于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５０—１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３００—５００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對于單位實施違法發放貸款和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損失構成犯罪的數額標準，可按個人實施上述犯罪的數額標準二至四倍掌握。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參照上述數額標準或幅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確定在本地區掌握的具體標準。
（三）關于金融詐騙罪
１．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１）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２）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３）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４）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５）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６）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７）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
２．貸款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貸款詐騙犯罪是目前案發較多的金融詐騙犯罪之一。審理貸款詐騙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單位不能構成貸款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二是要嚴格區分貸款詐騙與貸款糾紛的界限。對于合法取得貸款后，沒有按規定的用途使用貸款，到期沒有歸還貸款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或者案發時不能歸還貸款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經營不善、被騙、市場風險等，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
３．集資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集資詐騙罪和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均表現為向社會公眾非法募集資金。區別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對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非法集資，或者在非法集資過程中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資金的故意，均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刁＜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非法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４．金融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和犯罪數額的計算。金融詐騙的數額不僅是定罪的重要標準，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據。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之前，可參照１９９６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執行。在具體認定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時，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于行為人為實施金融詐騙活動而支付的中介費、手續費、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賄、贈與等費用，均應計入金融詐騙的犯罪數額。但應當將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扣除。
（四）死刑的適用
刑法對危害特別嚴重的金融詐騙犯罪規定了死刑。人民法院應當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擊金融詐騙犯罪。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依法該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判處死刑。但需要強調的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不是判處死刑的惟一標準，只有詐騙“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選擇適用死刑。對于犯罪數額特別巨大，但追繳、退賠后，挽回了損失或者損失不大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
（五）財產刑的適用
金融犯罪是圖利型犯罪，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應當注重同時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對金融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人民法院應當嚴格依法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在法律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對于具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對于本應并處的罰金刑原則上也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
單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適用罰金刑，應當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刑法分則條文規定有罰金刑，并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條款處罰的，應當判處罰金刑，但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低于對單位判處罰金的數額；刑法分則條文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處罰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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