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中國審判制度史》有感

讀《中國審判制度史》有感

前言清末民初，中國傳統審判制度被揚棄，基本上它是一個失敗的歷史經驗，但這并不表示中國傳統審判制度就喪失了歷史借鑒的意義。梁啟超先生曾說：“歷史的目的在于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陳顧遠先生也說：“蓋歷史之進展有如水波之相推，其起滅皆非偶然，現行法制不過法制體系下之后一階段而已！過去法制不特為現行法制之直接淵源，且為現行法制之有效鑒鏡，數典不能忘祖，飲水更須思源。” 是的，知古所以鑒今，這就是我們了解中國古代審判制度史的意義之所在。

那思陸教授的《中國審判制度史》一書對于中國審判制度史的記述上起秦代，終于清末。整體上，該書可以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在總論部分，作者主要對中國古代三法司的形成、確立與發展作了以時間為序的簡明概括，主要史實盡在其中，做到了疏而不失，簡明扼要。在分論中，作者對秦代、漢代、晉代、唐代、宋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審判制度作了詳盡的描述，各章皆采用了以下的結構：序言、地方審判制度、中央審判制度。這樣的結構安排達到了宏觀概括和微觀描述的雙重效果，并且兼顧了橫向與縱向，令讀者在全面了解古代審判制度的同時，也能對某一朝代的某一問題有比較深入細致的思考。

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史料豐富、評論匱乏。這其實與作者運用的研究方法有關，作者在開篇的自述中就對史學研究和法學研究作了這樣的概括與排序：“史學是研究事實的學問，法學則是研究價值的學問，史學關注的是真假的問題，法學關注的是善惡的問題。真善美三者之中，真為第一，善為第二，美為第三，此一排序，并非無因。”因此，史學的根本是事實判斷（一元的），法學的根本是價值判斷（多元的）。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決定了那思陸教授的研究方法以偏重史料為主。

總之，本書邏輯清晰，史料翔實，語言嚴謹，是對中國傳統審判制度歷史的清晰梳理，也是對其樣貌演變的宏闊呈現。讀罷全書，頗有收獲。①

一、秦朝至清朝的審判制度歸納

（一）、各朝法律沿革

1、秦代：商鞅變法學自《法經》、《法律問答》

2、漢代：約法三章、春秋治獄、《廷尉挈令》

3、晉代：晉律、晉令、故事g4、唐代：唐律、唐令、唐格、唐式、唐六典

5、宋代：宋刑統、慶元條法事類

6、金代：皇統新制、大定重修制條、泰和律義、泰和新定律令敕條格式

7、元代：至元通格、大元通格、至正條格

8、明代：大明律、大明令、御制大誥、問刑條例、大明會典

9、清代：大清律集解附例、現行則例、大清律集解、大清律例、大清會典及大清會典事例、大清現行刑律

（二）、地方審判制度

（1）地方審判機關

1、秦代：縣、道；郡，內史

2、漢代：縣、道、侯國；郡、王國；州（部）、司隸部

3、晉代：縣、侯國；郡、王國；州

4、唐代：縣；州、府、都督府；道（觀察史）

5、宋代：縣；州、府（附京府）；路

6、金代：縣；州（散府）；路

7、元代：縣；州（散府）；路；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

8、明代：州、縣；府及直隸州；分巡道；按察使司；巡按御史；總督及巡撫

9、清代：州、縣、廳；府、直隸州、直隸廳；道；按察使司；總督及巡撫

（2）地方審判程序

1、秦代：控告（公室告、非公室告）；查封看守；檢驗；勘驗；逮捕；審訊；刑訊；判決及讀鞫；乞鞫

2、漢代：縣的的審判程序：鄉訴訟；控告（告、劾）；逮捕；通緝（名捕）；審訊（鞫獄）；刑訊（拷訊）；判決；讀鞫；乞鞫；上具獄。郡的審判程序。州的審判程序。

3、晉代：同漢代，也分為州郡縣三級。

4、唐代：縣的審判程序：控告（告、告發、舉劾）；拘提（追攝）；逮捕（追捕）；監禁（囚禁）；保釋（保放）；審訊；刑訊（拷訊）；判決；取囚服辯。州、府、都督府的審判程序。道的審判程序。

5、宋代：縣的審判程序：控告（告、告發、舉劾）；拘提（追攝）；逮捕（追捕）；監禁；檢驗；保釋（保放）；審訊；刑訊（拷訊）；結款（穿款）；錄問；判決；取囚服辯。州（府）的審判程序。

6、金代：縣的審判程序；州（散府）的審判程序；京府、總管府與提刑司（按察司）的審判程序。

7、元代：縣的審判程序；州（散府）的審判程序；路的審判程序；行中書省的審判程序

8、明代：審前程序：鄉訴訟、陳告、檢驗、傳喚、拘拿與欽提、緝捕、羈押與監禁。審理程序：和解、審訊、判決。復審程序。死罪案件審決程序。

9、清代：審前程序：放告與呈控、批詞、查驗、檢驗、通稟與通詳、傳喚、拘提與通緝、看押、監禁與保釋。審理程序：調處與和息、審訊原則、刑訊、判決（堂斷）。復審程序。秋審程序。

（三）、中央審判制度

（1）中央審判機關

1、秦代：廷尉、御史大夫

2、漢代：廷尉、御史大夫、丞相

3、晉代：廷尉、御史臺、尚書省

4、唐代：刑部、御史臺、大理寺

5、宋代：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司

6、金代：刑部、御史臺、大理寺

7、元代：刑部、御史臺、大宗正府

8、明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內閣

9、清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內閣、軍機處

（2）中央審判程序

各朝代基本類型多分為：地方案件復審程序、京師案件審判程序、皇帝交審案件審判程序、直訴案件審判程序；明朝多出死罪人犯慎行程序、各類人犯恤刑程序。清代多出京師案件現審程序。

二、中國古代審判制度的特點

(一)禮教是指導審判的重要原則

和西方受宗教約束不同的是，中國古代法律極端重視禮，禮成為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禮具有合法性和強制性。禮可分為抽象的精神原則(親親、尊尊；在親親、尊尊原則下，又形成忠孝節義等具體的精神規范)和具體的禮儀規范(五禮：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占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有罪無罪的標準，并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自漢儒提出德主刑輔的理論以來，它成為歷代統治者所接受的一貫主張。所以中國古代的審判制度主 要受禮教的約束。

(二)官員貴族享受司法特權

古代官員貴族在司法上享有很多特權，包括了議、請、減、贖、當五種，對一般人的合法刑訊不適用于他們。而且他們可以不親自出庭應訴，由仆人或者子孫代替。縱觀中國古代社會，官吏在司法上享有的特權有兩個主要特征：一為官吏在司法的全過程中享有特權，二為官吏享有司法特權的制度貫穿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始終。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設計了“八議”與“官當”制度。

(三)審判權受皇權左右

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帝作為統治者，直接掌握最高審判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四)口供是證據之王

中國古代的證據制度，主要實行以口供為核心的定罪制度，沒有被告人的口供和簽字畫押，原則上不能對被告人定罪。到唐代，口供這一證據制度已趨于成熟、完善，法律對獲取口供的刑訊規定進一步規范化、法律化。《周禮》中有關于當時的法官以“五聽”斷案的論述。其中的“辭聽”即為口供，法官在庭審中可以憑自己的判斷認定證詞，判決案件。“五聽”獄訟深刻地影響了后世的審判方式。

(五)合法的刑訊制度

刑訊制度在古代是合法的。雖然唐代以后“歷朝嚴審刑官濫用刑訊之禁”，但是，一方面法律對審判官實行“有罪推定”，斷案不利要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古代審判官的自身素質和審判水平普遍不高，而且審理的案件難度又不相同，況且，“深明律例的州縣官總會找出些理由來應付”，因此，為了及時結案往往采用刑訊的手段。刑訊不但成了審理案件的手段，還成了司法官員聚斂錢財的工具。這些司法官吏濫設刑堂，當事人為避免挨打，只好出錢贖買，從而肥了官員的腰包，廣大民眾為此叫苦不迭。以刑訊逼供來取證定罪，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產生冤假錯案的主要途徑。封建時期的這種規定，是歷代刑訊泛濫的根源。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它非但在主流上不是積極的，同時也為后世的司法活動留下了禍患。③②

三、古今審判制度對比

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審判制度特點的歸納，筆者結合現代審判制度，總結了中國審判制度發展演變的規律，從而使我們更好地把握中國審判制度史的發展進程。這些規律主要有：第一、從封建時期的禮法兼容走向現代的依法審判制度。封建時代，特別重視禮，將其

作為“固國家，定社稷”的準則，人人必須遵守。如果違背禮，就要受到刑罰的制裁。同時，在專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至尊無上的地位，其詔令、敕條，以及經過君主欽定的判例，無不具有比律更高的法律效力，經常在審判中被援引，甚至可以代律、破律。在法典內部，也可以在各律條中互相類推。因此，古代的審判，實際上具有多元的、混雜的依據。而現在，我們實行依法治國方略，主張依法審判。就刑法而言，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第二、從古代維護君主專制、特權走向現代的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古代，國家是少數人統治絕大多數人的機器，審判體現了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和貴族官僚司法特權的性質。統治者口含天憲，手握生殺予奪之權，為維護專制獨裁服務；各級貴族官僚則通過法定的或法外的特權，在違法犯罪以后，逃避或減輕法律制裁。大多數貧民百姓生活在這種獨裁、特權下，生命得不到公正的對待，生活苦不堪言。而現在，“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已經成為一項憲法原則，貫穿于我國法律體系的各個方面，這當然也就包括我國的審判體系。

第三、從古代的行政與審判混一走向現代的審判獨立。中國古代，沒有審判獨立的觀念。審判是由皇帝所控制，也受到各級行政衙門的干涉。中央雖然設有最高審判機關，卻往往由行政官員根據皇帝旨意參與或代為審判；在州或省，行政衙門主官之下才有幾個專管司法的屬職，地位低微；在縣一級，則由縣令直接處理案件，不設專司審判的官職。因此，古代審判基本上是行政的附屬功能，通常必須服從君主的個人意志，服從于官僚衙門統治的需要，按照上下級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沒有獨立的審判動作機制。而現在，“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原則”在憲法和相關訴訟法中都得到了確認。

第四、從古時法律以刑事審判為主走向現代的刑事、民事審判分立。古代法律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君主專制的政體和各級貴族官僚的特權地位。統治者對被認為侵蝕農業經濟并可能孕育平等意識的商品交換，則采取抑制和打擊的政策。因此，審判以刑事為主，著重預防和打擊危害君主專制政體及家族主義等級制度的犯罪行為。對商品生產和交換、行政管理、婚姻家庭關系等產生的紛爭，雖然比較多地用禮的等級規范加以衡量或制裁，到最后，也往往難以擺脫刑事審判的羈絆。而現在，在憲法的指導下，我國已經制定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人們在經濟交往、婚姻家庭或行政管理方面發生的糾紛，可以通過訴諸法院，由法院根據不同的法律法規，按照不同的審判程序加以解決。

第五、從古代審判的單純報復走向現代的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古代審判的目的，主要是對罪犯進行報復，通常十分嚴酷。特別是對犯有謀反、大逆等重罪的人，一律處以死刑，同時實行族刑連坐，動輒株連成百上千的人。通過報復，使罪犯喪失重新犯罪的條件，也使一般民眾有所震懾，以鞏固專制王朝的統治秩序。為了達到報復的目的，古代通常以口供定罪，對逼取口供的重視程度要重于通過調查搜集證據。這樣，古代時候就往往訴諸刑訊逼供，而造成大量的冤案。而現在，刑罰不僅具有懲罰犯罪的功能，也具有感化教育的功能，為了鼓勵和鞭策罪犯的改造，法律規定了緩刑、減刑、假釋制度。同時，刑法堅決廢止各種酷刑，嚴禁刑訊逼供。這對于凈化罪犯的心靈，防止重新犯罪，穩定社會秩序，具有積極的作用。

第六、從古代審判時被告方孤立受審走向現代審判的庭辯制。古代審判，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被告方都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有接受官府審判的資格，很難有發表意見替自己辯護的權利，幾乎不可能請人為自己進行代理和辯護的行為。再加上行政對審判的肆意干涉，審判官主導審判過程，一個人兼管案件的受理、調查、庭審和判決，就很容易造成冤錯案件。而現在，法律賦予了當事人一系列訴訟權利，其中就包括法庭上的辯護權和委托辯護人以及訴訟代理人等各項權利。

四、中國古代審判制度的借鑒

“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以史為鏡，可以明事理”。研究中國古代審判制度，最重要的是為了汲取其中的精華部分，以資借鑒。筆者認為，古代審判制度中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有以下幾點：

(一)法官責任制

統治階級經過長期的司法實踐得出一個結論:“雖有貞觀之法,茍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就是說有善法而無善吏,很難實現執法公正。因此明確規定法官在審判上的法律責任,用法律手段來杜絕徇私枉法的行為和不負責任的審判作風。例如，秦漢律中開始將司法官的違法行為及有關罪名規范化,如秦律中處刑不當失輕失重的“失刑”罪、罪當重而故輕判或罪當輕而故重判的“不直”罪、應論罪而故意不論或減輕情節故意使犯人逃脫制裁的“縱囚”罪等。漢律還將受贓枉法、見知故縱、故不直、鞫獄不實等行為根據罪行性質,規定了不同的刑罰。

通過法律來制約官吏的執法行為,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審判中畸輕畸重的現象,可有效地懲治那些任意羅織罪名的司法官吏,從而實現統治階級的上述需要。

(二)錄囚復審制

錄囚是封建時代由皇帝或依皇帝詔令，委派各級司法機關、監察機關、行政機關及專差官吏,對監獄在押犯進行審錄復核,訊察決獄情況,對獄政管理狀況進行監督檢查,以平反冤獄、糾正錯案的制度。據本書詳細介紹，錄囚復審制最早見于正式記載的是在西漢,漢書曾記載了漢武帝時青州刺史雋不疑的錄囚事例。皇帝親自錄囚則始于東漢,此后魏、晉、隋、唐等朝均有君主親自錄囚活動的記載。錄囚至唐代改稱為“慮囚”,并逐漸經常化。至于中央和地方上級長官實行定期錄囚,也是從漢代開始的。漢武帝規定州刺史“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郡太守于每年秋冬派遣干練廉正官員到所屬各縣,“案訊諸囚,平其罪法”,并以此作為考核郡縣行政長官政績的內容之一。南北朝時期各朝普遍推行特使察囚制度。至明清則無官吏定期錄囚的制度,而代以秋審、朝審時由中央有關官署會審、復審重罪案件的辦法。

錄囚制度能夠在封建社會長期存在與沿襲,是與其實際功能分不開的。通過錄囚對監獄在押犯進行審錄復核并在此基礎上對在押犯進行平反糾錯,有助于提高審案質量,減少冤獄。

(三)申訴與死刑奏報制

為糾正冤錯,歷代都有一些通常程序和特殊程序的申訴及請求重審的制度,如秦漢時的“乞鞫”制、宋代的“翻異別勘”制、“理雪”制等。非常程序的訴冤又稱“直訴”。封建時代是要求逐級上告申訴的,對直訴有非常嚴格的限制,但在特殊情況下,仍可直接越級向上甚至向朝廷申訴冤屈,如“登聞鼓”制。晉代已有設置登聞鼓的記載。北魏時“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奏其表”。唐律規定,擊登聞鼓,上表申訴,有關官吏應受理。不即時受理“加罪一等”。宋代還專設登聞鼓院,受理擊鼓申訴案件。明代設登聞鼓廳受理冤抑詞訟。清代登聞鼓設在通政司內,黎民擊鼓申訴,如被認為確系冤抑,由通政司處理。

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屈者擊鼓直訴的制度,自晉至清一直沿用,是古代對不許越級上訴限制的補救措施。

死刑奏報制度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各朝都規定了嚴格的死刑復核制度,魏明帝時下詔:“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到南朝劉宋和北魏年間,則無例外地規定“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實行”。隋朝定為三復奏。唐代規定決死刑,在京師為五復奏,在諸州為三復奏,并規定,死刑的執行應在復奏批準下達三日后執行,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其后各朝復奏次數雖有變更,但均實行死刑復奏制。這一制度的確立及實施,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皇帝對司法審判的控制,同時也是慎刑精神的一種表示。

(四)法司會審制

中國古代的會審制度可以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行政兼理司法審判權。歷代雖設有專門的審判機構,但監察、行政機關也可以審理案件,主要是對詔獄、疑獄的會同審理,表現出司法權與行政權既相互獨立又相互滲透的特點。二是通過會審來作為宣揚統治者“慎刑恤罰”、渲染其“仁政”的一種重要方式。

唐代,會審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唐代的三個主要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臺,一般情況下分別工作并相互制約監督,但遇有特別重大案件,則由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叫做“三司推事”,這是最早正式設立的會審機構。明清的會審制度在取代錄囚制的基礎上更為完備,發展成每年的朝審、大審、秋審、熱審等制。除三法司外,九卿、五府、科道、通政司、司禮監、宗人府等機構各從不同的職能和側面參與審錄。如明代在中央專門設“三法司”的聯合審判組織,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組成,對重大或疑難案件會同審理,稱為“三司會審”。再有特別重大案件,則由三法司會同各部尚書及通政使共同審理,即“會九卿鞫之,謂之圓審”。清朝改稱“九卿會審”,并在明代的朝審制上,發展成為秋審、朝審和熱審三種形式,分別復審各省上報的斬絞監候案件和刑部判決的案件以及京城附近的死刑案件。在清朝,秋審被稱為國家“秋讞（yàn）大典”,受到特別重視。

統治者試圖通過這樣一種隆重、繁瑣而“嚴肅認真”的程序,來表示重視民命,慎刑執法。實際上,明清較為發達和完善的會審制度,是封建社會晚期皇權控制的審判制度日趨完備的表現,同時這種方式的實施,能夠對各級司法機關的活動實行檢查和監督,除糾正冤錯外,也有助于封建法律的統一適用。從慎刑角度來說,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有些死囚因此而獲生路,如經過秋審或朝審的死刑案件除情實奏請執行外,其余緩決、可矜、留養承祀等情況,均可免于死刑。④

結語

英國著名法律史學家梅因曾說過:“現代化離不開對傳統的利用與改造, 最現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響”。中國古代審判制度歷史悠久，為后世所傳承。從其產生的那天開始，審判制度就不斷地契合其具體的社會環境，不斷發展和完善自身。盡管今天不同于古代，但其中蘊涵的合理因素仍具有現代意義。我們在看到古代審判制度特點的同時，不能抹殺其積極的一面，要看到其對我國現行的審判制度的可借鑒性，客觀而全面地對古代審判制度作出價值評析，取其精華，為今所用，這也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參考文獻：

① 那思陸：《中國審判制度史》，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4月版。

② 夏錦文：《沖擊與擅變—近現代中西方審判制度的關聯考察》，《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

③ 趙 玲：《中國古代審判制度的特點及現代借鑒》，《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④ 林明：《略論中國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法學論壇》2000 年第5 期。

⑤ 董小紅、羅威：《中國古代司法傳統及其對當代司法的潛在影響》，《武漢商業服務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⑤

第二篇：讀中國憲法史有感

讀中國憲法史有感

從清末《欽定憲法大綱》的頒布到如今“八二憲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國憲法走過了百年歷史。

19世紀中葉，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讓中國人見識到西方國家的強大以及自己國家的落后，但所謂的認識也僅停留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階段，而落后的根本的典章制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清朝政府并為進行變動。直到1904年日俄戰爭后，人們才從日本立憲而強大的事實中受到了教益，產生了立憲的愿望。1908年頒布了由官僚起草的以君上大權為綱的，具有明顯欺騙民意的《憲法大綱》。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憲法則成為了各派政治力量爭奪的“名器”，以使自己的統治取得“合法性”。期間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生效的臨時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憲法變遷史簡直不堪回首。它以“君權宣言”開始，以破壞憲政的“臨時條款”結束，歷時41年，期間共出臺憲法10部，除破壞憲法的“臨時條款”以及政府組織的條款、國民黨黨治的條款得到實行外，凡涉及真正現代憲政原則的幾乎從未兌現。所以，可以說，在全國范圍內生效的憲法一天也沒有過。

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了新中國自己的立憲工作。但實際上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搞了一些地方性的憲法，如：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但事

實上，這些文件都由于各種原因而無法實現。直到1949年秋，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勝利，新中國即將誕生。于9月21日召開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的國家制度、社會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國策和總任務等。由于當時人民革命戰爭還在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在廣大新解放區尚未進行，人民群眾尚未充分組織起來，所以不具備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并制定憲法的條件，只能以《共同綱領》作為全國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準則。因此《共同綱領》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此后，我國先后完成了全國大陸的統一，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及其他的民主改革運動。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建國后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1982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全體會議，表決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它正確總結了100多年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以及建國后30多年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并注意吸收了國際上的有益經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發展，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的不斷出現，憲法的某些規定已經同發展了的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現實情況不相適應，需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加以修改，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我國對憲法的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

20世紀下半葉，也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共通過憲法5部（含《共同綱領》），正式的憲法修正案5個，共有10次立憲、修憲行為，平均每五年一次。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中，共制定憲法2部、通過修憲案5個，平均每3年一次立憲修憲行為，這些都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頻繁的立憲修憲行為，在一個統一、穩定的大國中是罕見的。

中國憲法的百年變遷顯示出了明顯的民族特色。20世紀上半葉中國頻繁受到外敵入侵和內亂影響，導致立憲、修憲頻率過高，有實效的憲法不多，修憲的程序化程度低，政治導向過濃，以上這些原因讓中國憲法走過了不安定的一百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國際國內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國家穩定發展，政治經濟平穩前進，我們可以預見，中國憲法將進入一個較為安定的階段。但仍可根據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需要，作出適當的修改，更有利于國家、人民生活的發展需要。同時，只有監督和保障憲法的實施，才有利于更好發展我國的根本制度、健全法制，才能真正發揮憲法的作用。

第三篇：讀《中國毒品史》有感

讀《中國毒品史》有感

翻開書本，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幅黑白的罌粟花圖，一枝矗立于綠葉叢中，另一株則綻放在巖石峭壁之上?說真的，它們好美，要不是頁面右上角的“中國毒品史”五個黑底白字，我是斷不會將它們與萬惡的毒品聯想到一起的。緊接著，則是與鴉片有關的一些老舊圖片，看著它們，我仿佛可以撿拾一些零碎的屬于中國歷史的那段記憶?

可以說，作為一名高中時期學政史出身的學生，對鴉片戰爭，我還是有所了解的。此戰爭之所以以鴉片為名，我的理解是，只因一句話“國人因它而墮落，國門因它被打開，國土因它被侵占”，中國人拿它得來的是“東亞病夫”之稱，侵略者拿它換回去的則是真金白銀、稀世珍寶，自此之后，還引發了殖民者的大舉入侵。但讓我大吃一驚的是，鴉片，這個萬惡之果，卻是以其卓越的藥效進入人們眼簾的，不僅如此，書中所列之毒品，起初，幾乎都是以其獨到的藥用價值才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

鴉片源于罌粟，有關其配制的記載有很多，其中，名醫李挺的《醫學入門》寫到：“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七日，即成鴉片矣，性急可多用。”對于其藥效，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所列較為齊全，根據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泄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泄、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余種病痛。知道這些之后，我頓時有些混亂了，原本深信它是萬惡之果，可是又不禁發問，它果真就是萬惡的嗎？說它不是，可當初確是它侵蝕了眾多國人的靈魂；說它是，其價值又是真實可見的。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時候，我決定去書中尋找答案。

從中我發現了一個自己所知甚少的史實。國人吸食鴉片自古代就有，而非鴉片戰爭時期才開始的，入侵者的鴉片傾銷政策無非是殖民者為殖民中國所出的一步“絕妙的”好棋而已。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唐以后又一個八方來朝、國力強盛的封建帝國，四野的朝貢、奇珍的獻納、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觀念，宮廷中彌漫著奢侈縱欲的風氣，鴉片在這種追求享樂的氛圍里成了貴族們熱衷的 “神品”，連皇帝也莫能例外。知道這些，我突然聯想到了當下社會中的“名牌”效應，心想那時候的“神品”何嘗不是一種“名牌”呢？21世紀的商家們為

商品銷售絞盡腦汁，最為普遍的不過就是各式各樣的名牌代言，而代言人則是那些名人明星、專家權威，利用的就是消費者的從眾心理、攀比心理。相比之下，明朝的達官貴人對鴉片極其熱衷，將其作為一種高雅耗錢的娛樂，無形之中，有錢者自然步趨； 更加荒誕的是，就連當朝天子（絕佳“代言人”）對此也是欲罷不能，這就更加助長了民眾的從眾和攀比心理。盡管這是統治階級始料不及的，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示范效應”是不言而喻的。明朝享樂之風愈濃，“神品”之推崇漸甚，而這種“享樂”的特殊性是以其成癮性為前提的，可明政府非但沒有采取相應措施，抑制鴉片進口（明代時，盡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漿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相反的，于明神宗萬歷十七年（1589年），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范圍，成了政府的財政來源。理所當然的，鴉片貿易自然也就成了國家允許的正當貿易，其“發展”必然是大勢所趨。據記載，成化年間（1465-1488年），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到了正德年間（1506-1522年），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從此，吃鴉片由貴族而民間、由宮廷而四野，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吃鴉片的階層。而社會上逐漸形成的“鴉片文化”也給后來帝國主義的鴉片傾銷政策打下了基礎。

知道此種種史實之后，我想鴉片已經無所謂“惡”了，因為事實告訴我們，當下的社會背景才是決定社會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縱觀中國歷史上鴉片泛濫時期，無一不政治腐敗，政府無能，國情混亂不堪——入侵、殖民、戰爭。鴉片戰爭的爆發，追根溯源，首先是因為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從而給了外敵入侵本國的契機——鴉片傾銷政策，借此以打開中國中世紀的大門。過去的種種歷歷在目，展望當代，毒品依然是人類和諧的一大危害。毒品犯罪日益嚴重，販毒案件直線上升，毒品種類呈現多樣化，販毒地區不斷擴大，販毒組織呈現日新月異的集團化、職業化、武裝化和國際化趨勢。任務之嚴峻，道路之曲折，不言自明。因此，歷史的教訓，我們更要謹記，國力強盛才是王道，以防外敵入侵；其次，政治清明必須做好，做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再次，法律保障必不可少，嚴打違法販毒、吸毒，以正社會風氣。

第四篇：讀史有感

《史記》之讀書筆記

引言：《史記》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史學所造成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正因為有了《史記》，中華民族的壓頂蒼穹才會籠罩正氣支持我們一代代華夏子民堅苦奮斗，頑強勃發。關鍵字：史記漢王朝華夏文明國士忍辱負重光輝熠熠

參考文獻：《史記》

中國古代文人的人格之魅力無不為我們后人所折服，進而心生敬仰之情。甚至當成“神龕”一樣頂禮膜拜。這種風氣已經蔚然成風。

因為他們是—

文人。

我好像看見了一個人，一個眼角爬滿歲月糾纏的老人，形容枯槁，踽踽獨行。憔悴的臉卻不能掩藏他眉宇間的正氣和眼神中透露的睿智。

也許他曾經是個風流倜儻的瀟瀟公子，也許他又是個叱咤風云的江湖英雄，更也許還是個老謀深算的精明智者。

可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只是一個身份平庸，地位卑微的渺小人物。但是他卻創造了歷史上經久不朽的篇章，名垂千古。

“大丈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之陳涉世家）他高聲疾呼，緩緩而來。

他就是西漢時期那個偉岸的光明磊落之身—太史令司馬遷。

時光倒退。

公元前145年，西漢夏陽（今韓城）隨著一聲嬰孩的哭啼，便從此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熠熠的一頁。

夏陽，靠近龍門。頗具名氣。又是以“龍”為名，顯得氣勢騰騰，力壓群雄。司馬自稱“遷生龍門”，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對龍門所蘊含的博大精神極力贊肯和崇拜。“耕牧河山之陽”可謂是鐘靈毓秀，毓出了一個譜寫華夏文明千年不倒的歷史傳說的太史令。

十歲，司馬舉家遷到京城。此時正值漢王朝經濟繁榮，國力昌盛的大好時機。司馬在這里滿溢激情，開闊眼界。

司馬家族歷年為記載修注歷史的史官。父親司馬談一生忠于職守，一心想傾其精力編著一部規模宏大的史書。但是年事已高，深知命不久矣，但是自己的宏愿卻不能實現。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兒子司馬遷身上。于是便把司馬送到老博士大儒孔安國那里求學，開始了他的博覽群書之路。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果真是不錯的。司馬二十歲時，開始了他長達兩年的漫漫“閑游”天下之路。目的是開辟自己求學道路上的“實錄”精神（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就是深入民間，考察民情風俗，推究歷史的真實性。他深知“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史記》之太史公自序）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在開始階段就要求自己務必“謹慎”。況且雖然腹中文采不非，但是書中的都是先人之私見，不是自己的親身體會。要繼承父志，就必須有嚴謹的態度對待歷史事跡。就在這段時間，司馬“網羅天下放矢舊聞（收集天下散失的歷史傳聞），略考其行事（粗略的考訂其事實），綜其終始（綜述其事實的本來），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推究其成敗盛衰的道理）”（《史記》之《報任安書》）。從而陶冶了性情，豐富了閱歷，也提高了文學素養。

為了瞻仰“舉世渾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的屈原大詩人，他只身立于汩羅江畔。神色迷離，苦不堪言。昔日偉大的愛國英雄曾經就在這里以死明志。他是走了，可是他留下的燦爛光輝卻依然照耀著楚國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永世流芳，經久不滅。司馬一遍遍不厭其煩的亢奮激昂的吟讀著屈子的詩。痛哭流涕，情不自禁抓起筆奮書揮筆。于是有了《屈

原列傳》。

為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更多的獲取一些“軼聞野史”，司馬于曲阜拜仰孔子的墓，還與孔子的門生弟子推心置腹，學射箭，學禮儀，學孔子的儒學思想，獲得了很多關于孔子的未載入書中的生平事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是有了《孔子世家》。

元封三年(前108年)，38歲的司馬正式做了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動手編寫《史記》。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便是《史記》的宗旨。

在《史記》中有很多值得后人學習的遠見卓識，真知灼見。

司馬看事情通透。《史記之平淮書》后論中有一句“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盍足怪焉”。說的是事物盛極而衰的道理。任何事物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因為各種因素的限制便會慢慢衰落下去，這是事物發展的趨勢，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這一句哲學氣質十足，又飽含古文的古典韻致，實在堪稱妙語。坦率，無意矯飾，發人深省。

司馬還在“人類歷史發展是否具有自身的法則（規律）”這個問題上進行了具體而深刻的闡述。他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史記》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說的是現代的人應該記住以前的道理，用它來做借鑒。歷史是一面鏡子，反射出人類的思想活動。

司馬還描繪了很多生動鮮明的歷史人物。在《史記》之項羽本紀中他說項羽“胸無大志，殘暴自恃”。司馬并不是以成敗論英雄，他是站在客觀的角度來評價一個失敗英雄。他要讓后人看見一個真性情的項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史為誡。項羽是英雄，司馬羨慕他的驍勇善戰，雄姿勃發。但是他是在作人物列傳，而不是謳歌一個英雄。所以必須不帶個人感情傾向。還有劉邦。一個無賴。“好酒及色”。雖然品格性情有點低俗，但是卻成就了一代偉業，還是能算得上一個英雄的。世人不能因為他的這點小缺陷便“一棍子打死”全盤否定他的能力功勛。畢竟他建立了一個勢力雄厚，國運昌盛的國家，做了萬人之上的漢高祖，推進了歷史的進程。這兩個歷史上名聲大噪的人物被司馬手中的筆揮灑的栩栩如生，同時又真實到位，為后人再現了兩個真性情的大英雄。

司馬本以為人生不會有什么大起大落，會無波無浪的平靜下去專心做他的史學研究，但是他沒有料到一次事件卻讓他交了華蓋運改變了他的一生。

“李陵事件”。

何謂“李陵”？

李陵與司馬俱居門下(都在朝中做官)，趣舍異路（追求的和反對的目標也不相同）。其為人事親孝（侍奉父母講孝道），與士信(同朋友交往講信用)，臨財廉（遇到錢財很廉潔），取予義（或取或予都合乎禮儀），分別有讓（能分別長幼尊卑，謙禮有讓），恭儉下人（恭敬謙卑自甘人下），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總是考慮著奮不顧身來赴國家的危難）。（《史記》之報任安書。）

由此看來，李陵也不失為一個守節操的不平常之人。

司馬評價此人有國士之風。

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出賽攻打匈奴戰敗被俘，漢武帝勃然大怒，欲將處死。,一直“安分守紀”的司馬對是非不分，剛愎自用，薄情寡恩的漢武帝也開始不滿起來。他以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之李將軍列傳)，于是上前作揖深情并茂的為李陵求情，哪知這一深情卻更加觸怒了漢武帝。愚昧不清的漢武帝把司馬的肺腑之言當做讒言，處予“宮刑”。

宮刑。污及先人，見笑親友。

誰曾料到？誰曾料到？巍巍七尺男兒卻要身受如此凌辱?“受木索，暴肌膚，受棒箠，幽于圜墻之中”。這樣的嚴刑酷吏哪是司馬你該受的啊？現在的你應該是在浩繁的卷帙里縱

情飽覽而不是遭受這損人尊嚴的奇恥大辱啊？你是高風亮節的文人學士啊?清高孤傲便是你的資本啊?寧愿看你以死明志也不愿眼睜睜的目睹你被羞辱。可是你卻擔下所有的嘲笑和譏諷默默地去承受這身體的摧殘，人格的剝奪，精神的折磨。因為你說。

人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

不完成《史記》，不能輕易去死。

疼得滴血的“珠璣”。我仿佛看見一個奮筆疾書的削瘦的身影，孤獨落寞更苦澀的身影。

司馬遷。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弱，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史記》之報任安書）

西伯，李斯，韓信等王侯將相受辱都不以死來了卻人生，而是奮發有為，在所不惜，艱苦創作。終于取得一定的傲人成績，名揚青史。而我一個愚笨的蠢材又有什么理由去死呢？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于是義無反顧，茍且偷生，隱忍茍活，忍辱負重。

只為《史記》。

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史記》之滑稽列傳）

于是在牢獄里忍著腸一日而九回的絞痛不屈不撓的艱辛著作。

日復一日。愁腸百結。矢志不移。堅韌不拔。

太始元年（前96年）改元大赦天下。對于司馬來說這真是“大地春回，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

近五十歲的司馬終于出獄了，任職中書令。身殘志堅的他早就看透人間百態，品盡世態炎涼。而今就算得自由之軀也不能使他有任何釋懷竊喜之意。《史記》才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所以出獄后的他繼續完成著作孜孜矻矻絲毫不敢有所怠慢。

征和二年（前91年），《史記》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最初《史記》沒有固定的書名，有稱“太史公書”的，有稱“太史公記”的，也有稱“太史公”的。古代史書的通稱為“史書”，到了三國時期，“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簡稱。

《史記》上計軒轅，下至于茲（上自皇帝，下至于當今）。十篇表（大事年表），十二篇本紀（歷代帝王政績），八篇書（典章制度），三十篇世家（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篇列傳，一共一百三十篇。

《史記》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并且列“二十四史”之首。

《史記》集敘事，議論，抒情為一體。夾敘夾議，明情達理，文情并茂，感人涕下。文辭簡約，條理清晰。無矯情之言，言之直率。要言不煩，簡明精悍。氣勢磅礴，噴涌而出。慷慨激昂，跌宕起伏。

古人評價為“感慨嘯歌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不難看出《史記》一書傾注了司馬在監獄中郁積的憤懣憂愁之情。一個“情”字貫穿全文。字里行間無不透露著對不公社會的隱隱憤恨和對封建專制的深切痛惡。可以說《史記》是毫不留情的攻擊當時腐敗政治的“檄文”。此時的司馬已經孤注一擲了，反正他的夙愿已經完成已沒有什么牽絆，索性就放手一搏，聲色俱厲的挺直腰板向黑暗統治明目張膽的進行宣戰，聲討。《史記》凝聚了司馬遷長達十六年的血淚。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多姿，真實可鑒。為史學家研究史籍資料提供了大量的確鑿材料，意義重大，珍貴無價。

《史記》對中國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被文學大家“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同時它所獨有的編史方法也被“正史”所大力傳承發揚。

讀《史記》不是在讀一部枯燥乏味的歷史，而是在品一種思想。一絲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強大力量，一股忍辱負重的頑強毅力，一種堅定不屈的民族氣節。在《史記》之趙氏孤兒中司馬借趙氏孤兒抒發出滿腔的生死民族情結，感人至深。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史記》之趙氏孤兒劇“即列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這不是癡男怨女之間的“小家碧玉”之剪不斷的絲絲斷腸情愫，而是超越于個人，躋身于人類最偉大精神之林的“大家”之民族之骨氣。它氣貫長虹，氣勢洶洶，直沖霄漢。足以穿越古今，貫穿整個華夏。我仿佛看見了孤零零赤裸在黃土地上的一堆白骨，猙獰恐怖。我好像聽見了他們哀苦的在低咽泣訴，凄迷哀婉，直逼而來。其力道足以扼殺一條光鮮的生命，而這條不幸的生命也應該為此榮耀，因為這些白骨是英雄。民族的英雄。

司馬其實不是一個人走走，他也不是孤寂落單的。在中國五千年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史中有著無數眾多懷才不遇的，遭人迫害的文人志士。他們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去對抗高層階級昏暗腐朽的統治，他們只能任身體受殘害精神被扭曲來勉勵頑強自己要撐著人生走下去。因為不能輕易去死，一定要為后人留下明智的思想，偉岸的人格和彌足珍貴的經驗教訓，供后人來推進歷史，發展歷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后人一定會明白這個道理的。這些偉人都跟司馬一樣，帶著思想里根深蒂固的歷史使命在與痛苦掙扎，抗擊。只為了一個華夏子弟的歷史責任— 光宗耀祖。只為我們的祖宗—中華民族。誓死不屈，生死不變。

強烈的歷史痛苦感壓抑感忽然大肆臨盆使我窒息，不能呻吟哭喊，震撼的感覺如咆哮的黃河之水在身體里奔騰，激蕩。我彷佛看到壓頂的蒼穹籠罩著的正義之氣鋪天蓋地的向我倒來。我又放佛看到了那個清癯的晦澀男子一步一揖，神色恍惚，凄苦吟道“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仆雖怯弱，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

第五篇：讀中國鐵路機車史有感

讀<<中國鐵路機車史>>有感

1825年，世界上第一條使用機械動力牽引車輛的營業鐵路，是英國的斯托克頓至達林頓鐵路。蒸汽機車的應用，使交通運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急速發展，從此開創了世界蒸汽機車鐵路運輸時代。伴隨中國的近代化各種技術也陸續傳入中國。當時中國正處于晚清時期，這個時期清政府十分腐朽衰敗，瀕于覆滅。鴉片戰爭前，清政府閉關自守，拒絕接受現代化。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開始現代化。鐵路及其相關技術在此之后傳入中國。

從1843到1895年，鐵路的修建因清政府的反對而推遲。但是當時地世界強國早已到達了修筑鐵路的高潮時期，顯然中國鐵路發展落后于西方國家。1895到1911年，甲午戰爭到清政府滅亡中國開始大規模修筑鐵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用戰爭擴大其經濟利益，所以在中國搶奪修建和控制鐵路。1991年前后，全國共建成9300多公里鐵路。鐵路確實是西方近現代的先進技術，但這種先進技術的引進卻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進行的，因而這一引進過程本身，對中國人民來講，也確實是一個屈辱和痛苦的過程。落后就要挨打，為了不落后于其他國家，中國必須改革發展，奮發圖強，強大起來才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1912到1927年，是鐵路建設的規范時期管理。期間著名京張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統一了中國修筑鐵路的技術標準及其他設施的工程標準，為當時中國的鐵路修建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人也有能力建設自己的鐵路，中華民族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1928到1949年，是鐵路建設的第二個快速發展時期。到1949年中國共修建29800多公里鐵路。

中國第一臺機車是1881年英國人設計由中國人制造的“中國火箭”號。1949年之前中國的機車制造能力十分脆弱。1949年之后，中國開始仿制成功了高水平的蒸汽機車。剛開始設計制造落后于人，所以以后才更要努力追趕別人，這樣最后才不會受制于人。

內燃機車功率大，能耗低，效率高。它在中國從1925年研制，直到1964年才開始生產東風系列內燃機車，經過多次改進和幾代人的努力到2002年共計13700多臺。

20世紀50年代末至2002年間，我國內燃機車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無論在牽引性能，經濟性，可靠性和耐久性方面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功率和品質上基本滿足鐵路運輸要求，但是也有過很多彎路和失誤。與發達國家美國相比，我國的機車設計制造水平還有很大差距。

作為機械專業的大學生我們應該

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一如既往，不斷探索和追求卓越，不斷在布滿荊棘的設計制造道路上前進，相信總有一天中國設計制造的水平會成為世界領先，創造出本該屬于中國人的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