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強裸官監督的調研報告

加強裸官監督的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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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裸官”是貪腐的高危人群，是我們反腐敗的軟肋。“裸官”現象不僅影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危害國家安全。如何從健全制度，加強財產申報的公示力度和加強國際合作等方面入手，更全面有效地加強對“裸官”的監督，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關鍵詞：反腐敗監督“裸官”

新時期是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轉型的一個關鍵時期。而治理腐敗，不僅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裸官”的產生既有國家民主監督機制方面存在漏洞的原因，同時還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社會形態民主監督機制的缺失的原因。

一、對裸官的認知思考

“裸官”中的裸也來源于具體的概念“赤身裸體”，例如裸奔，裸泳，裸聊等，只不過語義發生了抽象的變化。① “裸官”，即“裸體官員”，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1]

雖然從字面上來理解，所謂“裸”就是一絲不掛、無寸縷遮羞的意思，可是這些裸官，實際上并不裸, 頭上戴著一頂巍巍的官帽,身上穿著一件斑斕的官衣, 冠冕堂皇、威風凜凜。這些貪官, 或者說這些裸官將自己的家屬和贓款轉移出境以后, 赤條條, 光棍一桿, 無牽無掛, 隨時睜大眼睛, 豎起雙耳, 一有風吹草動就腳底抹油, 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到境外。裸體者剝離的是自己的衣服, 這些 裸體官員是將自己的親屬從身邊剝離出去, 以便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裸官裸露了自己, 卻隱藏了他們家屬的行蹤和不法財產。我們常說, 人生在世,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如將此句用于貪官, 可以改成: 人在官場, 赤條條貪污無牽掛。赤身裸體雖然不雅但沒有衣服纏身之憂, 轉移親屬和財產雖然違法和不道德但少了牽掛之虞。②2008年6月28日，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被判12年，媒體報道他的妻兒2002年就已經移民加拿大。7月3日，蕪湖市政協常委周蓬安在他的新浪博客中發表名為《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的帖子，[2]將龐家玨這樣“妻兒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國內做官的人稱之為“裸體做官””。隨后《人民網》、《新華網》、《新浪網》均在首頁推薦，一時間“裸體做官”成為社會熱門的話題。這是目前從已知的信息分析，“裸官”一詞的最早來源。

但“裸官”現象卻由來已久，目前網上流傳很多對“裸官”的討論。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除上述的龐家鈺外，福建省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前區委書記楊湘洪以及鐵道部原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等，無不是先“裸”而后逃。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出臺《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規定》，其中特別強調，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國（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國國籍或者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

[3] 新聞發布會上，深圳市委常委、紀委書記譚國箱直接將這類官員稱為“裸體官員”。此后，“裸官”提法逐漸被官方接受，2010年初，廣東省江門市紀委兩位干部在《預防職務犯罪研究》上發表文章《“裸體官員”現象探析》。[4]文中稱，眾多官員“裸奔”引起中央高層關注，中紀委2008年下半年開展專題調研，要求各地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尋求預防、破解良策。新時期，“裸官”的出現，釋放出了腐敗的信號，同時對我國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如何有效的預防腐敗，形成一套可見成效的預防機制，將是未來我國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點。

二、裸官的潛在危害和政治風險

“裸官”的產生，其原因復雜多樣：既有領導干部主觀的原因，如部分官員信仰上出現危機；更多的還是客觀上的原因，如監管制度不健全，給了貪官們可乘之機；官員權力過大，給貪官為所欲為創造了條件；社會風氣不正，導致很多拉貪官下水的“纖夫”存在；內外監督不力，給了貪官們“可持續”鉆空之機；對腐敗的懲處不嚴，腐敗成本過低，致使“進行中”的貪官膽大妄為、前赴后繼。“裸官”產生的原因多樣，但是對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的危害是潛在和長期的。

（一）“裸官”是貪腐的高危人群

盡管并非所有的“裸官”都是腐敗官員，但是種種現象表明：“裸官”往往是貪腐的高危人群。

一方面，“裸官”無后顧之憂，滋長腐敗行為。貪官的子女和配偶移居國外以后，可以順利地把貪污所得轉移出境，很好地隱蔽腐敗行為；即使東窗事發，也可以馬上逃往國外自己安全的落腳之處，這樣既避免了牢獄之災又避免了流落街頭，完全沒有任何擔心與風險。正是因為沒有了這些后顧之憂，“裸官”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貪污腐敗，比那些不是“裸體做官”的腐敗分子膽子更大，在行為沒有敗露的時候能貪則貪，使腐敗行為進一步滋長。

另一方面，“裸官”極有可能變為“逃官”，給國家造成巨額經濟損失。外逃的貪官幾乎都是“裸官”，這些外逃的“裸官”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近幾年的案件反映出貪官攜款外逃的金額越來越巨大，基本每個貪官涉案資金都是上億元人民幣。我國自1992年以來，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級（包括副省部級）87人，正地廳級320人；副地廳級1920人；處級，8250人；副處級11340人。共計16000多人。這些人侵吞、攜帶出境資金就有一萬億元以上。這些外逃的貪官幾乎都是“裸官”！雖說“裸官”不一定是貪官，不“裸”的官未必就是清官。但是，大量外逃貪官即“裸官”的現實令人瞠目。[5]

（二）裸官腐敗造成國家巨大的經濟損失

由于自己的配偶子女已經移居國外，裸官本人在國內就成了“孤家寡人”。對于那些理想信念不堅定，作風不正派而又掌握有一定權力的官員來說，結交朋黨，吃喝玩樂，就少了一種家庭的監督，更容易走上墮落腐敗的道路。而且，裸官既然已“裸”，那正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能撈就撈，能貪就貪。一旦東窗事發，往往就是一張飛機票加一本護照，溜之大吉。裸官腐敗給國家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據有關方面披露，近30年來，中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近4000億元人民幣，人均卷走約1億元。盡管這個數字未必準確，但外逃貪官造成的國家損失的確難以估量、令人觸目驚心！③

（三）裸官的出現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

腐敗裸官們早就準備了“后路”，一旦覺察到風吹草動立馬“走人”，辦案機關往往既抓不到人又追不回贓款。一般來說，“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的非正義行為沒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來具有正義愿望的人就會在不同程度上仿效這種行為，乃至造成非正義行為的泛濫。”[1] 逃脫懲治的腐敗裸官，具有極大的“示范效應”，其行為本身具有巨大的傳染性，使反腐敗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④

（四）“裸官”影響著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裸官腐敗毒化了社會風氣，破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從根本上說，裸官腐敗反映了當前一部分官員對黨的執政地位、人民政權和國家前途，都產生了懷疑，喪失了信念，出現了信仰危機。在普通民眾看來，官員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了國外，就是表明這些官員對國家失去了信心。既然當官的如此，那如何讓百姓信服呢？裸官的出現和出逃，極大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而且，一部分“裸官”及其配偶子女，利用其在國內貪腐的巨額財產在國外置業、投資，甚至在國外一些地方形成了小圈子，這些問題也極大地損害了我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形象。

一方面，“裸體做官”是對陽光行政的背叛。“裸官”現象在中國一些官員中早已暗中流行。大權在握、炙手可熱之時，將妻兒全部移民海外，既方便將腐敗所得轉移出境，又為自己腐敗行為一旦暴露留下了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也可一人“受過”，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實上，“裸官”未能出逃而落網者，遠少于成功出逃者。“能撈就撈，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貪官們心照不宣的“心訣”。而成功外逃，則又說明貪官的裸體準備是行之有效的。

另一方面，公職人員作為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公權力的行使者，如果將配偶子女和存款轉移至境外，孤身在國內任職，這本身就表現出對國家前途的不信任，其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度就非常值得懷疑，更難指望其能恪盡職守。暫且不說他是否有腐敗行為，不論他的動機如何，單從行政倫理的角度出發，這個行為就已經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這樣的官員不僅不可能贏得百姓的信任，反而使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遭到嚴重的破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裸官”這種影響的危害遠勝于其腐敗的經濟問題。

再次，“裸官”危害國家安全。一方面，一些要害部門的公職人員，其配偶和子女擁有外國國籍或者外國永久居留權將影響中國的政治和政府決策。另一方面，許多外逃貪官在國內任職的時候都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力，有的還甚至了解某些國家機密，這些外逃貪官知道自己一旦被遣返將會受到我國法律的嚴肅制裁，因此他們便會運用各種方式尋求國外有關勢力的保護，一旦他們被某些國家成功地培養為反華勢力，這將嚴重危害到我們的國家安全。

三、當前裸官治理的措施及不足

正是基于對“裸官”的危害，自2009年9月起，上至中央，下至各地、各級部門，針對“裸官”貪腐問題，以平均每年一至兩部的速度出臺相關文件，規定了“裸官”管理的適用對象、申報內容、管理機構和不實申報的處罰措施等。

2009年9月，中紀委十七屆四次全會公報中稱，在認真貫徹落實好《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的基礎上，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內容，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6]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頒布實施的《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目的是加強官員的有效管理和廉政監督，成功阻止國內或某些外派機構的官員腐敗犯罪后攜巨款潛逃海外、逃避打擊。開了裸官不能當一把手的先河。

2010年1月，中紀委十七屆五次全會強調，要擴大官員財產申報的范圍，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內容，加強了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7]

2010年2月，監察部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強調要加強對預防腐敗重要問題的對策研究。研究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相關規定的具體落實辦法。[8]

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

2010年7月，中辦、國辦同時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兩項法規，2011年正式施行，對領導干部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的報告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管理做出了具體規定。中紀委、中組部下發通知督辦。紀委方面由黨風廉政建設室牽頭，組織部門由干部監督處（科）統籌，高壓推行。[9]

2012年1月4日，中共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原則通過了《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一條規定：“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10]

2012年3月26日電國務院26日召開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講話。對裸官加強管理制度 創造監督政府條件

2012年5月12日，媒體報道：重慶市國資委近日已向重慶能源集團、化醫集團、交旅集團、水務集團等多家國有大型企業下發《中共重慶市國資委委員會關于做好2012年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11]

但目前總的來說，全國類似對“裸官”任職作出了專門的限制性規定的還只有深圳市和廣東省，而且這種限制也僅僅停留在治標的層面。其他地區和中央層面都還局限于個人報告和加強管理的模式上。

三、對裸官監督治理的建議

“裸官”不一定就是貪官，“裸官”又是貪腐的高危人群，從某種意義上說“裸官”的監督和治理已經成為我們反腐敗的軟肋。但是，從“裸官”到貪官，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的過程，其間不可能沒有蛛絲螞跡。至于他們為外逃所作的種種準備，更是不可能人不知鬼不覺。因此加強對“裸官”的管理和監督，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新時期我國應對腐敗的挑戰，需要將完善國家形態的民主監督機制和社會形態的民主監督機制有效的結合起來，以兩者的互動協調，來共同推進我國權力監督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一）嚴格制度管理，強化權力制約。

完善的內部制度是制約權力的依據，也是有效外部監督的前提。預防、發現、監督和懲處“裸官”，需要配套制度。

一方面，我們必須通過建章立制，努力消除制度盲區，形成靠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的有效機制，最大限度減少因制度漏洞而出現的各種廉政風險。特別要加強對重點對象、重點領域和重點環節的廉政風險防控。重點對象即管人、管錢、管物的黨政官員特別是“一把手”；重點領域即腐敗易發多發領域，如工程建設、行政執法、行政管理等領域；重點環節即權力行使的關鍵節點，如班子決策、財務管理、大宗物資采購、干部管理等環節和節點。

另一方面，要通過權力的科學管理和制度切實有效的監管，科學分解內部的權力，將決策、執行與監督職能分離開來，實現互相制約、互相監督，弱化領導干部的貪腐特權，努力降低腐敗的可能性。同時充分發揮制度的剛性懲戒作用，做到逢貪必治、遇腐即懲、懲治從嚴。

（二）加大公示力度，加強外部監督。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制度建設是內部監督的主要依靠，好制度還需要公眾參與。在我國，傳統的內部管理模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存在兩個弊端。一是鞭長莫及；二是監督措施的效力可能逐層遞減。而要想對“裸官”的監督形成有效的推動力，單靠制度建設和內部監管是遠遠不夠的，只有上下合力、內外結合，才是發揮現有監管制度最佳效力的有效途徑。這種外部監督就是要行政公開化，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裸官”在陽光下生活，接受公眾監督。對“裸官”的外部監督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官員的權力要透明。要在合理科學配置和分解官員權力的同時，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接受社會的監督，大力壓縮權力尋租空間。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審批采取公開聽證會，減少權力灰色操作空間，要盡量使項目的審批與經費審批相分離，項目主管與項目招標相分離。

其次，官員的財產要公示。官員的個人和家庭財產不僅要申報，而且要公開。要賦予公眾對官員特別是“裸官”相關信息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把官員本人及家庭財產收入情況暴露在陽光下，這既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尊重，也是從源頭約束官員貪腐行為，遏制“裸官”外逃最有效的舉措。

240多年前，瑞典首創官員財產透明制以來，官員財產申報這個“治官之術”就被世界多國仿效。目前已有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這項制度。一些“清廉國家”的反腐經驗也證

明了健全官員財產報告制度的必要性。在新加坡，公務員只要有超出收入的財產無法說明來源，就要被推定為貪污。美國的政府道德法案同樣要求聯邦政府雇員每年必須上交個人財產信息，越資深的官員，匯報的內容就越詳細。如果隱瞞或捏造財產信息，可以刑事起訴。配偶、子女的財產來源也要一并提供。聯邦雇員就連每筆超過兩百美元的收入，都必須提供來源。[12]

隨著改革開放，我國也已經建立并正在不斷完善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和個人收入申報。但是，由于一方面沒有剛性的約束機制，實際上申報只是一種原則上的要求，對于不申報也沒有處罰措施；另一方面申報的情況也沒有核實的環節，因此，財產申報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仍然是形式重于內容。

要想使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落實到位，應該做到三個必須。一是官員財產的申報必須詳細。如領導干部需要申報個人資產和家庭情況等情況：包括干部本人全年的工資及各類獎金、津貼、補貼數額；從事講學、寫作、咨詢、審稿、書畫等全年的勞務所得；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產情況，持有有價證券、股票、期貨、基金、投資型保險以及其他金融理財產品的情況；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資非上市公司、企業，注冊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合伙企業的情況等越詳細越好。二是官員的申報情況必須公示，而且公示的范圍必須逐漸從小范圍向大范圍公示推進，最終實現向全社會公示。只有這樣，輿論監督力量才會被充分調動起來，對官員的權力監督才能逐步實現從內部監管向外部監督的轉變。也只有這樣，才可能降低“裸官”監管難度，減少反腐成本，才能有效約束官員保持權力謙卑，制衡官員貪污腐敗行為。三是必須逐步完善銀行賬戶實名制制度和現金管理制度，從源頭上防止錢權交易的土壤。

再次，要公開官員家庭成員的出國情況或移居情況。要建立和完善黨員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報告和備案制度，把好審批關，完善公職人員出國（境）證照統一保管制度，把好出入關。還包括官員配偶和子女從業以及子女的婚姻情況。

最后，要全天候監督官員的工作生活行蹤。對于官員，不僅正常8小時工作需要監管，而且8小時之外也必須密切關注。如果官員8小時之外的行跡也能“裸”起來，那么官員有無貪腐行為就會一目了然。

（三）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監督機制

從培養和建設社會形態民主監督機制上來說，具體可以做以下努力：培育和促進新時期我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和發展。新時期治理腐敗不僅要在完善國家形態的民主監督機制上下功夫，而且要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形態的民主監督機制填補這一遺漏的歷史空白。

建立社會形態的民主監督機制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大力發展中國的公民社會。因為只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才能有效實現社會的監督和權力的制約。亨廷頓曾指出，公民社會在“制約國家權力, 從而為實現社會對國家的控制以及作為這種控制最有效方式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礎”。⑤權力制衡的前提，就是具備橫向上可以相互協商、談判的兩個權力實體或者說權力代表者。在中國當前的社會中，單個的公民是不具備對權力進行監督的能力，因為二者是一種不對稱的關系。但是公民社會興起以后，就會大大改善這種權力缺乏實際監督的狀況，因為公民社會具備相當的資源，它整合了公民的相關利益的訴求，公民需要它來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國家需要它來了解社會的多元需求合作解決社會問題。這樣在治理腐敗的問題上，將存在不只是國家的聲音，而更多了社會的呼聲。國家和社會將通力合作，通過相互協調兩者的關系來共同推進我國當前監督機制的完善和發展，有效的應對新時期腐敗現象的挑戰。⑥

（四）加強國際合作

反腐倡廉是各國政府的共同課題，加強國際合作、打擊貪腐行為已是全球大勢所趨。但是由于我國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尚未啟動，相關法律尚不完備，司法合作機制尚不健全，以至外逃“裸官”被引渡或遣返回國接受法律懲治的渠道仍然不是十分通暢。為此，我們應該加強與其他國家司法機構深化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合作。包括切實履行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在各自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積極開展相互間的司法協助工作；在互設案件的調查取證、緝捕和引渡罪犯、涉案款物追繳返還等領域進行合作；相互依法提供最大限度的協助；發展和促進執法和金融管理當局之間的全球、區域和雙邊合作等，嚴厲打擊地下錢莊等非法金融活動；拓寬司法合作渠道，提高合作效率，在各檢察機構之間建立直接合作機制，盡可能將外逃“裸官”遣返回國接受法律懲治等等。

從“裸官”變為貪官非一朝一日，腐敗的消除也不能閉其一役。“裸官”作為貪腐的高危人群，是官員監督的重點和難點。需要我們在健全完善監管制度的基礎上，根據形勢的需要，與時俱進，將“裸官”的權力、財產等納入陽光之下，接受廣大群眾的共同監督，才能從根本上確保“裸官”不貪，貪腐不成。

參考資料：

[1] 中央密集出臺規定治理“裸官” 地方嘗試對其“限任”“限權”.[2]周蓬安：《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

[3] 深圳：“裸體官員”不得擔任黨政正職.[4] “裸體官員”現象探析.http://.cn/o/2010-04-24/092317419730s.shtml

[6]十七屆中紀委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http://news.qq.com/a/20090919/001355.htm

[7] 中紀委十七屆五次全會公報.http:///index/2010-01/14/content_56821_2.htm

[8]2010年國家預防腐敗局工作重點明確.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2/22/content_13023009.htm

[9] 本網特稿:中央地方頻出新規限“裸官”深意何在.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26/c_12371071.htm

[10] 中國“裸官”治理的廣東先行試點樣本.京華網：http://news.jinghua.cn/351/c/201201/17/n3606972.shtml

[11] 重慶要求重點國企領導上報財產及家屬移居情況.騰訊網：http://news.qq.com/a/20120513/000080.htm

[12] 防治貪污腐敗利器：各國官員財產申報面面觀.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wenjugov/20100713/2402399.shtml

①陳青玲.“裸官”、“裸考”的認知分析[J].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09（2）：121 ②陳青玲.“裸官”、“裸考”的認知分析[J].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09（2）：121 ③陳建波、張建橋.裸官現象：問題、爭議與治理[J].理論視野.2011（4）

51④陳建波、張建橋.裸官現象：問題、爭議與治理[J].理論視野.2011（4）51-52

⑤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207

⑥ 牟長城：“裸官”現象的原因解析及其治理對策[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3）：100

第二篇：裸官自查報告

嘉禾縣文廣新局

“四風”突出問題整改工作自查報告

根據縣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要求，按照《關于深入開展“四風”突出問題專項整治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嘉群組發[2014]10號）和《嘉禾縣進一步深入開展“四風”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嘉群組發[2014]18號）精神，我局高度重視，緊密結合工作實際，認真抓好了“四風”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現將工作開展情況總結匯報如下。

一、主要做法

1、加強領導，提高認識

為進一步抓好專項整治工作，我局及時召開了班子成員會，進一步明確了整治工作方案及工作措施，成立了以局長王繼國為組長，紀檢員陳石墻為副組長，其他班子成員為成員的專項整理工作領導小組，為專項整治工作取得成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強化學習，營造氛圍

我局通過組織召開群眾路線教育集中學習會、專題辦公會等形式，對干部職工進行作風教育，不斷統一思想，增強了黨員干部職工對加強作風建設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的認識，提高了 1 黨員干部貫徹落實作風建設的自覺性。

3、出臺制度，確保成效

我局始終把制度建設作為重要內容來抓，健全各項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用情感管心，引導干部職工樹立正確的服務觀念和為民務實清廉的良好形象。

二、主要成效

1、關于從嚴控制會議整治情況。今年我局對會議的時間、會議規模進行了壓縮，盡量做到少開會、開短會，對可開不可開的會議堅決不開，對確實要開的會議實行多個會議進行合并召開，嚴格會議經費管理。

2、關于從嚴控制各類文件簡報和內部刊物的整治情況。今年以來嚴格按照有關要求，嚴控各類文件的出臺，沒有違反規定隨意出臺文件和內部刊物的現象。

3、關于從嚴清理和規范評比達標表彰活動整治情況。今年沒有出臺評比達標表彰的各項規定，堅決禁止了不切實際的評比達標表彰活動。

4、關于清理各類領導小組，議事協調機構的整治情況。根據有關規定嚴格控制了各類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的設立，切實規范了領導小組的設立程序。

5、關于“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整治情況。堅決糾正群眾來辦事的服務態度不周到的問題，我們結合深入開展黨2 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高度重視，要求干部職工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對未履行首問責任制、一次性辦結制或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的工作人員實行問責，堅決杜絕利用便民服務之機謀取不正當利益現象，目前沒有發現工作人員服務不周到或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現象。

6、關于“庸懶散”的整治情況。今年縣我局按照《嘉禾縣作風大整頓“好作風建設年”活動方案》和《“庸懶散”專項整治工作方案》相關要求，大力整治干部職工“庸懶散”現象，通過實行干部職工上下班指紋簽到制，崗位職責跟蹤考核等制度，干部工作作風得到了極大的改進，紀律得到了明顯的增強。

7、關于整治公款送禮行為情況。能堅決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省里“九項”規定精神。認真落實全縣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建設節約型機關的要求，過去存在上級領導來指導工作，外出學習時贈送或接受禮品，過年用公款向上級送禮品的情況，已經嚴格按要求取消了，堅決杜絕了“迎來送往”之風。

8、關于糾正違規職務消費和公款大吃大喝的整治情況。今年我局按照專項整治違規職務消費和用公款大吃大喝問題的要求，認真落實有關規定，嚴格執行中餐不飲酒，同城不宴請，不安排住宿，公務宴請不上高檔菜品和高檔煙酒，來人來客實行“來函”接待，陪客人員不超過規定人數等規定，沒有出現 3 一起違規職務消費和公款大吃大喝現象。

9、關于糾正境外招商奢侈浪費問題的整治情況。倡導務實節約招商，嚴格禁止了以招商引資為名用公款舉辦奢侈宴請、游山玩水。

10、關于超標準配備公車及公車私用的整治情況。今年嚴格按照上級規定要求，制定了公務用車管理制度，車輛在節假日一律進行封存，完全杜絕了公車私用的行為。

11、關于清理領導干部違規占用住房、辦公用房的整治情況。認真落實清理辦公用房的有關要求，我局沒有違規占用住房的行為，沒有豪華裝修辦公用房的問題，對領導干部超面積使用的辦公用房，按縣政府的規定進行了調整，目前已符合要求，沒有超面積使用辦公用房。

12、關于清理糾正黨政領導干部兼職取酬問題整治情況。嚴格按照政策法規要求，對領導干部包括離退休老同志在企業的兼職情況進行全面清理，領導干部及退休干部無人在企業兼職的情況。

13、關于嚴格規范預算和支出的整治情況。我局嚴格按照控制“三公”經費預算的要求，嚴控會議費、培訓費、辦公設備購置費、差旅費等辦公經費開支，嚴禁超預算或無預算安排支出，不報銷任何超范圍、超標準以及與開展公務活動無關的費用。4

14、關于公務接待標準整治情況。嚴格執行郴州市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實施細則和我縣公務接待管理辦法及補充規定，規范了公務接待行為，減少迎來送往，下基層調研嚴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改進工作作風的有關規定執行。

15、關于規范領導干部因公出國（境）管理的整治情況。嚴格執行《關于進一步加強因公出國（境）管理的若干規定》，對領導干部個人出國（境）情況進行了登記上報，對領導個人持有出國（境）證照進行了全面清理，目前無持有出國護照。

16、關于整治違規設置“小金庫”的整治情況。我局嚴格執行財務管理規定，一直都沒有設置過“小金庫”。

17、關于“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整治情況。堅決杜絕了“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不良行為，堅決制止了好大喜功，不切實際的行為，樹立了正確的政績觀。

18、關于集中清理“吃空餉”，在編不在崗，編外大量聘用員、返聘退休人員問題的清理情況。按照郴州市委組織部《關于清理整治不在崗國家公職人員的通知》（郴組[2012]9號）和《關于轉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機關事業單位借用人員清理和規范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嘉組[2012]27號）文件要求，進行了自查自糾。通過清理目前沒有在編不在崗的人員。

19、關于超編制進人，超職數配備領導干部問題的清理情況。通過自查目前我局有超編制進人、超職數配備領導干部情 5篇二：“嚴禁違反黨的組織人事紀律”專項整治工作自查自糾報告

“嚴禁違反黨的組織人事紀律”專項整治工作

自查自糾報告

中共xx縣委辦公室 xxx 為扎實開展“嚴禁違反黨的組織人事紀律”專項整治工作，根據縣委組織部《關于印發〈關于深入開展“嚴禁違反黨的組織人事紀律”專項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x組通〔2015〕15號）精神和有關文件要求，結合縣委辦工作實際，本人認真對照方案中 “違規任用干部”、“跑官要官”、“說情打招呼”、“三超兩亂”、“干部檔案造假”、“裸官”、“領導干部違規兼職”、“拉票賄選” 等10個方面的內容進行了認真自查自糾工作。現將自查情況報告如下：

自開展“嚴禁違反黨的組織人事紀律 ”專項整治活動以來，本人全面貫徹落實總書記關于從嚴治黨的重要講話精神，以《干部任用條例》為根本遵循，把中央、省委、州委和縣委從嚴管黨治吏部署落實到了實處。

一、依章依規、執行政策

本人嚴格執行《黨章》、《干部任用條例》及干部選任有關政策規定，把依制而行作為開展專項整治工作的重要遵循，做到查核問題有理有據，整改問題有章可循，整改舉措有力推進。

（一）開展“違規任用干部”問題自查。

本人結合行政辦工作實際對是否存在違反《干部任用條

例》等相關規定等問題進行了自查，經自查，本人不存在以上問題。

（二）開展“跑官要官”問題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拉關系、跑路子、要位子，搞感情投資、物質投資，“打禮”拉關系、架“天線”、搞“勾兌”，變相“跑官要官”等問題。

（三）開展“說情打招呼”問題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違反規定插手、干預、過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在職務升遷、崗位調整、人事調動等方面幫忙說情打招呼等問題。

（四）開展“三超兩亂”問題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超職數配備干部、超機構規格提拔干部、超審批權限設置機構、擅自提高干部職級待遇、擅自設置職務名稱等問題。

（五）開展“干部檔案造假”問題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干部人事檔案弄虛作假、“三齡兩歷一身份”記載不清、檔案記載相互矛盾、關鍵材料缺失、項目認定失實等問題。

（六）開展“黨政領導干部違規兼職”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違規在企業兼職（任職）、在社會團體兼職等問題。

（七）開展“裸官”自查。

本人非裸官，也無出國（境）證件。

（八）開展“帶病提拔”問題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帶病提拔”、“有病失察”、“病而不究”、“邊腐邊用”等問題。

（九）開展“拉票賄選”問題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在干部選任民主推薦中搞拉票、在換屆選舉中搞拉票賄選等違法違紀行為、在推優表彰活動中搞非組織活動等問題；堅決整治投“利益票”、“感情票”、“跟風票”等現象，解決簡單地以票評優、以票取人的問題。

（十）開展“跑風漏氣、封官許愿”問題自查。

經自查，本人不存在私自泄露民主推薦、民主測評、考察、醞釀、討論決定任免干部情況和對干部個人私自許諾、封官許愿等問題。

二、下一步整改要求

（一）要高度重視。要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的重要舉措，要與其他科室加強團結協作，服從組織領導，及時完成辦公室各項部署，與其他的專項整治活動統籌安排，在規定時間內抓好各項工作，確保專項整治工作取得實效。

（二）要明確責任。要把專項整治工作作為當前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強化責任擔當，確保抓緊抓好。篇三：裸官報告 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按官方口徑，短短三四年時間內，外逃公職人員已經由倉促變為預謀和準備充分。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每年產生的腐敗金額高達200億美元到400億美元，已相當于全球官方發展援助的20%到40%。2013年的9月，注定是一個在中國司法史上刻下重痕的秋季。***、張曙光等貪腐大案相繼開庭，這些涉及高級別官員腐敗的案件，如同從權力核心接連拋出的巨型線球，賦予公眾豐富的解讀空間。

隨著庭審將絲線層層剝開，相關案件的一個特征呈現出來——涉案官員的配偶、子女甚或大部分財產均移至國外，而當事人則在國內“裸體做官”。

“裸官”一詞出現并不久遠，至2008年時方被提出并流行。五年來，“裸官”們接二連三落馬，公眾對此概念由陌生到熟悉，并發現這種屬性已成諸多貪腐案件的“標準配置”。這些“裸官”及其家屬在境內、境外生活如何？財富如何被轉移與處置？財富規模幾何？這些問題，可以從已經審判的“裸官”案件中窺斑見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后，新一輪的反腐行動相繼展開，被提到不反腐會“亡黨亡國”的高度。通過“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個案反腐，相繼牽落副部級以上官員就有重慶原市委書記***，四川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廣東原省委常委、統戰部原部長周鎮宏，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安徽原副省長倪發科，四川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郭永祥，內蒙古原區委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廣西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等人。根據監察部網站公開消息統計，2013年上半年曝光“問題官員”有54起。

細分內涵而言，“裸官”并非等同貪官，但令人瞠目的貪腐實例表明，“裸官”距離貪官僅有一步之遙。當對“裸官”的警鐘又一次響起，研究這一群體以及對這一群體的監管制度日趨必要。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中國“裸官”的產生、成型、高發經歷了一個由非典型到典型、由試探性到猖獗、由目的單一性到多樣性的復雜發展過程。由此，《財經》雜志擇取此20余年的時間跨度、匯集了59個落馬“裸官”案例，制成此份《中國“裸官”報告》。與此同時，報告結合對有關專家的采訪、最高檢察院1981年以來的工作報告以及中央和地方針對“裸官”的治理政策、走向，透析“裸官”現象的特征、背景、危害，以期助益“裸官”治理的反腐探索。

在這59個“裸官”樣本里，有身處要職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或職能部門獨攬一方權力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有各類國企高管——其中以金融業管理層人士占比最重。按比例來分，金融行業占據24%，黨政官員占據34%，其余多為非金融類的國有企業人員，所在行業涉及電信業、煙草業、石油業、證券業、交通業、旅游業、服裝業以及其他商貿投資領域。在本報告中，有據可查的59人的涉案總金額高達數十億元。

另一方面，報告梳理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司法機關治理“裸官”的歷史脈絡和政策延續，從中我們發現：對于治理的研究早已開展，不同層面的統計也在持續，防治甚至帶有懲罰性的政策和規定也已出臺數部，但這些規定仍存在操作層面上不同程度的漏洞和不透明性。從依法治國的理念上，尚缺乏法律的規制和界定。

在新形勢下，中國的反腐敗工作面臨著更嚴峻的考驗，也到了一個關鍵當口。如何讓反腐敗規劃和反腐體系更加健全完善，是當下各界亟待突破的議題。

報告一：“裸官”的概念

“裸官”一詞“發明”自民間，初為中性，漸次變為貶義詞。在目前的輿論爭議下，亟須官方通過制度設計厘清“裸官”概念

概念誕生

“裸官”一詞誕生于2008年。它的提出和流行，以及對于這種現象自民間到各級政府再到中央高層的漸次重視，實則正與中國反腐規劃的進程互相映照、息息相關。2008年6月22日，新華社經授權發布《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即中國第一個“五年反腐規劃”。時隔十日后，2008年7月3日，一篇《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的文章開始在網上廣泛傳播。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安徽省蕪湖市政協常委周蓬安。時逢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案發，文章評論道：“由龐家鈺案，我們又很容易聯想到諸多先安排好妻兒乃至情婦出國，自己在國內‘裸體’當官，并使用手中權力將國家大批財產轉移至境外私人賬戶的貪官。”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周蓬安如是道出初衷：為形容龐家鈺案等類似現象，他一直想尋找一個抓人眼球的詞匯，以期引起社會公眾和政府的關注。在這種情況下，周將“裸體”與“做官”兩詞結合，制造出“裸體做官”的概念。此后經過網絡發酵，這種說法被簡稱為“裸官”，并流行開來。

自此，“裸官”一詞誕生。

在公眾的語境中，“裸官”一詞得到普遍認可的定義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周蓬安表示，創造“裸官”一詞時，他的定位是中性詞，隨著“裸官”外逃案件增多，輿論和公眾對“裸官”一詞已更多地表達出貶義意味。

周蓬安認為，實際上，“裸官”不等于是貪官。只要清正廉潔，做“裸官”也并不可怕，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做“裸官”的動機不純，并且不夠透明。“這幾年，貪官外逃的案件越來越多，帶走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大眾對此議論頗多。尤其是涉案金額高達億元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妻兒早已移居美國，為其生育一子的情婦也早已移居香港，在被中央紀委‘雙規’前夕逃往境外。周金伙出逃前，還在自己辦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訴紀檢部門自己遠走高飛了，不要再費勁找他。如此公然戲弄反腐機構，更刺激社會對妻兒都在國外、單身在國內做官者的不滿。”周蓬安說。

官方語境

伴隨“裸官”這個概念在民間的傳播，該詞隨后也出現在了中央干部的表態里。這體現了雖然對于“裸官”尚無明確的官方口徑，但中央已經關注到這一群體，這種民間說法也逐漸被官方默認與接受。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被記者問及“裸官”問題時表示，有關規定要求對配偶子女均移居國外的公務員進行登記管理，“但是由于改革 開放的形勢下，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裸官’的情況，就對這些同志高度不信任，恐怕也不行”。她說，“但是要加強管理，比如因私出國，比其他人要加強一點措施。” 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馬馼再次表態，對于高官把子女送出國的現象，她個人認為，這個事情并沒有統一的口徑，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官員和公民是一樣的，送子女出國并不是官員的特權。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表示，無論是政策上還是法律上，中國官方均未對“裸官”一詞做出準確界定。目前，這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實踐中，情況也比較復雜。有的官員只將財產轉移到出境機構，有的官員配偶子女定居國外，或者同時出現上述情況的，也有的官員將財產轉移境外情婦名下，他們都可以被稱為“裸官”。當然，其中也不乏妻或子身在國外、官員自己在國內踏實做官的群體。

即便如此，不管“裸官”現象如何復雜、定義是否存在爭議，其在民間和官方文件綜合出來的特征已經明確。

結合1995年《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1997年《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和2006年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可知“裸官”被賦予了下述四個特征： 主體為國家公職人員，包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金融行業工作人員、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也包括人大工作人員和檢法的司法人員；這些公職人員向國外或者境外進行了資產轉移；他們的配偶和子女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當事人主體仍舊在國內工作。

從這四個特征判斷，“裸官”概念如李永忠所言，實則并無褒貶之分。但“裸官”一旦違法，其最主要的表現即為“隱瞞不報或者低報境外財產”；如果再涉嫌受賄、貪污或挪用公款等貪腐犯罪，“裸官”危害便暴露無遺：這部分群體的身份為他們向國外和境外出逃提供了人身便利，這正是“裸官”的最大潛在問題。

報告二：“裸官”的發展

總結和梳理“裸官”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可以使人們看到這一現象對執政黨、政府和社會的巨大危害 “裸官”的外逃，經歷了發展、成型以及高發期，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個重災區。各個階段或區域呈現了不同的特征。

產生和發展：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中國官方公開資料最早有記載的“外逃官員”，是一家國企負責人——中國進出口公司武漢分公司保成路商場原經理陳新國。在最高檢察院1991年的工作報告中，以陳新國案件為例，使用了“策劃攜款潛逃”的詞句。

需要說明的是，外逃貪官與“裸官”是一個交叉概念。目前也存在部分官員事發后倉促外逃的現象，這可以界定為非“裸官”。但是上世紀80年代諸如陳新國的案例，雖然從表征上看是倉促外逃的貪官，但他們是“裸官”概念的雛形。

在此之前曾有過政治叛逃之案例，但與陳新國“策劃攜款潛逃”的主客觀要件都有著本質差異。政治叛逃案件也與時下的“裸官”概念無關。正是這樣一批人“前赴后繼”為后來的典型外逃“裸官”積累了“經驗”，即“防患于未然”而事前在境外或國外安排下眼線，這些眼線最可靠的即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上述報告未進一步披露陳新國在潛逃前是否在境外安排了“眼線”，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比后來的外逃“裸官”，他出逃比較倉促。其貪污、挪用公款280萬元后，在廣州用巨款購買假護照逃往泰國，后冒充港商潛返境內，被武漢市檢察機關緝拿歸案。

當時類似于陳新國的案例數量已不在少數。1991年湖北省檢察院工作報告記載：“不少犯罪分子作案得手后攜款潛逃。據荊州、黃岡、宜昌、咸寧、武漢、襄樊六個地、市的統計，去年(1990年)有34人攜款潛逃。”統計資料顯示，1991年全國有上千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款潛逃，部分已逃往國外境外。

針對上述案件多發的現實，有關偵查機關在這個階段對偵破手段進行了反思、分析和矯正。就此，最高檢察院在1993年的工作報告中特別指出：“嚴格保守偵查秘密，防止偵查對象畏罪潛逃。”

到了1994年，貪官向國外境外攜款潛逃的案件驟增，最高檢察院在當年的工作報告中描述了這些案件的基本特征。從描述中可以看出，此時外逃的公職人員已經比較清楚地具備了“裸官”的基本特征。篇四：中國裸官報告 1.中國裸官報告

中組部今年下發了《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中首次明確需對“裸官”進行清理：“裸官”不得在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紀委、法院、檢察院領導成員崗位、以上機關工作部門或機關內設機構負責人崗位等5類重要崗位任職，要求已在所列5類崗位任職的裸官，組織人事部門應與其談話，或者動員其配偶、子女回國，或者調崗。新華社去年8月一項調查顯示，出逃官員呈現出級別由高向低、部門由“熱”向“冷”發展的特點，而在今年廣東省清查出的1000多名“裸官”中，市廳級干部9名、處級134名、科級及以下723名。

1.1.以下摘自《財經》中國“裸官”報告 59人涉案數十億元抓外逃貪官，我國6年追回贓款540億 2000年至2003年，歸案的潛逃境內外的貪官人均攜款約430萬元；2007年，人均攜款約540萬元；2012年，人均攜款約480萬元。平均下來人均攜款近500萬元。

里面還提到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在本報告中，有據可查的59人的涉案總金額高達數十億元。其中金融行業占據24%，涉案數額高達將近18億元。1.2.抓獲4547人，追繳244億

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期的幾年，貪官外逃到達了高發期。中國人民銀行的直屬機構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一份《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確認：中國官員因為經濟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紀80年代。

該報告同時披露，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公布時間，中國已陸續緝捕到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額近700億元。

上述報告記錄的另一組數據更為驚人：“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

上述數據一直遭到質疑，但至今沒有一個權威部門站出來證實真實數據。

一組比較有明確消息源的數據是，2001年1月，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追捕在逃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嫌疑人的行動。新華社當日發布消息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潛逃出境。” 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記載，2007年在境內外追逃追贓上，對在逃的5724名職務犯罪嫌疑人已抓獲4547名，追繳贓款贓物244.8億多元。

對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內外追贓和追逃的數字可見：2000年至2003年，歸案的潛逃境內外的貪官人均攜款約430萬元；2007年，人均攜款約540萬元；2012年，人均攜款約480萬元。上述6個年份中，僅追回的贓款總計即達540億元左右，人均約480萬元。

1.3.金融行業重災區嫌疑人多在30歲至40歲

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

在記者采訪中確定的59人外逃“裸官”名單中，金融行業占據24%，涉案數額高達將近18億元。這些人員中，年齡最小的案發時只有25歲，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歲至40歲之間。

其中，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外逃窩案即是典型。2001年10月初，中國銀行在首次對全國計算機實現聯網監控時，發現賬目存在高達4.82億美元聯行資金的缺口，事發地點被鎖定在廣東開平。當年10月12日，銀行方面發現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下落不明，隨即向有關部門報案。經公安機關的緊急偵查，發現涉嫌挪用巨資的這三任行長已潛逃到香港，隨后轉機到了加拿大、美國。

另一金融大案——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案，則將“裸官”的概念演繹得淋漓盡致。

心思深沉，外表踏實的高山，給同事制造了一個假象：妻子李雪 在北京師范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女兒高山雪蓮則在河南鄭州的外祖母家。實際上，從2002年起，李雪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學習心理學；高山雪蓮則已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2004年12月，高山外逃。2005年1月4日，高山案發。此后查證，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據詐騙，涉案總金額超過10億元。2012年8月13日，高山回國投案自首，今年9月29日出庭受審。

1.4.“三步走”實現外逃

一、親屬先行“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國外。對于預謀外逃的“裸官”而言，這種安排無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這一步并不難實現。作為在境內利益訴求和政治資源的交換，諳熟此規則的中介公司，以及負責接應的業務客戶、生意關系均是這一步的鋪路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貪官的情婦也扮演了外逃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案中，其將情婦安排在香港定居，將巨額贓款都轉移到情婦名下。

二、資產隨后轉移資產的手段及方式多樣，概括起來大體有如下種類：現金走私，由官員直接隨身帶出境；通過合法金融系統的現金交易、賬戶付款、海外業務、貸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實現交易套現；以貿易為掩護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過進出口貨物，虛構或偽造進出口合同、海運單據、海關報關單和其他相關文件的方式套現；通過地下錢莊系統轉移資產；借助電子貨幣、網上金融服務以及股票期權、遠

期外匯匯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轉移資產；通過設立海外空殼公司的方式轉移資產和套現。

三、擇機外逃首先是獲得出境證件的問題。已有的樣本顯示，這些外逃官員或制作假證，或持有多個護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護照。這些證照不在審批和報備之列，不僅導致單位無法對其進行監控，一人多證的現象，也給案發后追查財產、資料帶來阻礙。至于所列出境的緣由，除了最常見的養病、休假，官員外逃還經常發生于公務考察時。兩者的特點呈現為突然消失以及滯留不歸。1.5.監管趨嚴，需法律規范 2010年是中國反腐的又一高潮期。當年2月，國家預防腐敗局發布《2010年工作要點》——這是在該局成立3年后，監管“裸官”首次作為工作重點被提出。201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實施《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隨后，2010年7月，新版《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頒發。2012年1月4日，廣東省委發布《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規定，公職人員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2013年，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反腐現象，是紀委的強勢發力。嚴篇五：廣東強力治“裸官”

全面摸底，迅速行動，集中調整相關人員崗位

規范個人報告事項審核分析，治“裸”將常態化

廣東強力治“裸官”

本報記者 鄧 圩

《 人民日報 》（2014年05月29日 11 版）41歲的干部蔡某某，妻子孩子均移居香港，前一段時間選擇向組織辭職。發生在東莞市的一幕，是廣東強力治理“裸官”的一個縮影。

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廣東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透露：“今后，對?裸官?發現一起，處理一起。”

根據今年1月中央頒布的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裸官”，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廣東要求，“裸官”不但不能提拔，已在重要崗位上的也要調整。

在蔡某某辭職之前，廣東各地開展了一項旨在摸清全省國家工作人員中“裸官”情況的全面調查。

江門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透露，僅在江門市，對將近6000名需要摸底的科級以上干部作了調查。而東莞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透露，細化摸查時，該市共發放了3萬多份調查表進行調查。

根據廣東省委組織部制定的工作方案，對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干部，要限時從重要崗位調整下來，其中省管干部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

對經過甄別、確認屬于應當調整崗位的干部，要么把家人遷回來，要么接受組織調整，兩樣只能選擇一樣，不能兼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強調，要高度重視，高度警醒，迅速行動，堅決整改，按照中央有關規定，全面核查和處理好領導干部“裸官”問題。

毗鄰港澳的東莞，被視為“裸官”問題相對突出的地方。在這次廣東全省的專項治理中，該市共對127名干部任職崗位進行了調整，其中處級干部19人、科級干部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108人，市直單位“一把手”5人，鎮黨委書記、鎮長6人。

江門是珠三角地區典型的僑鄉，家屬移居海外的干部也相對較多。在這次專項治理中，128人已被調整崗位，其中處級干部13人，科級干部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115人。

任職崗位調整的一個動作，是組織上與這些干部進行一對一的談話。這是一個需要耐心的細活。東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司琪說，在談話過程中，有的是干部本人思想不通，有的是家屬思想不通，有的干部帶著家屬來一起談，在選擇時很糾結。“與他們談一次不解決問題，就談兩次、三次，甚至談五六次。正是因為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涉及這么多人的調整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東莞一位鎮黨委書記反復做妻子工作，但妻子還是不愿意回來，只能由組織調整崗位。在交接會上他唱了一首《渴望》，“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表達自己復雜的心情，在場干部也深受觸動。

記者調查發現，廣東“裸官”地區分布差異較大。與珠三角相比較，粵東西北地區“裸官”很少，比如揭陽、茂名各有2人，潮州、河源各有1人。

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楊建偉在接受采訪時說，“裸官”不一定是貪官或作風有問題，但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政治倫理要求很高。你把家人移居到外面去了，怎么讓人相信你不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呢？官員的身份就決定了他們應該對國家有更多的獻身精神。

通過專項治理，廣東編實、編密、編牢制度的籠子，建立起對“裸官”的剛性約束。是“裸”必報，進一步規范個人報告事項審核、統計匯總和分析制度；隱瞞必核，《廣東省從嚴治黨五年行動計劃》明確規定，“對個人應報告的重要事項不報告或弄虛作假的，一經發現，一律先停職再作調查處理”；凡提必限，各地認真落實《干部任用條例》關于“裸官”不能列為考察對象的要求。

廣東省委組織部表示，對“裸官”從嚴管理、限制提拔、調整崗位，不是最終目的，最終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態。

背景鏈接

“裸官”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條例》 第二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一）群眾公認度不高的。

（二）近三年考核結果中有被確定為基本稱職以下等次的。

（三）有跑官、拉票行為的。

（四）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

（五）受到組織處理或者黨紀政紀處分影響使用的。

（六）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領導干部須報告14項個人事項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按照《規定》，領導干部應當報告的內容共14項，包括：本人的婚姻變化情況；本人持有因私出國（境）證件的情況；本人因私出國（境）的情況；子女與外國人、無國籍人通婚的情況；子女與港澳以及臺灣居民通婚的情況；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情況；配偶、子女從業情況，包括配偶、子女在國（境）外從業的情況和職務情況等。《規定》還提出，不按照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根據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限期改正、責令作出檢查、誡勉談話、通報批評或者調整工作崗位、免職等處理；構成違紀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紀律處分。

第三篇：2014年面試+淺談“裸官”范文

淺談中國“裸官”現象

華圖教育 牛斌

? 熱點概述

本報廣州5月28日電（記者鄧圩）記者從廣東省委組織部了解到：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調整市廳級干部9名。

根據廣東省委組織部制定的工作方案，“裸官”要么把家人遷回來，要么限時從重要崗位調整下來，兩樣只能選擇一樣，不能兼得。其中省管干部的調整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調整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

記者調查發現，廣東“裸官”地區分布差異較大。與珠三角相比較，粵東西北地區“裸官”很少，比如揭陽、茂名各有2人，潮州、河源各有1人。毗鄰港澳的東莞，共對127名干部任職崗位進行了調整；僑鄉江門則有128人已被調整崗位。

? 相關評論

＠新聞1+1： 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楊建偉認為，“裸官”不一定是貪官或作風有問題，但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政治倫理要求很高，官員的身份就決定了應該對國家有更多的獻身精神。

? 模擬題

廣東數百名裸官被調崗，含9名廳官，對此你怎么看？

? 參考解析

2014年初，中央頒布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提出，對于裸官不得提拔，已經在重要崗位上的也要作調整。這一制度的推出，體現了黨對裸官問題的高度重視以及對裸官的治理態度。

裸官問題極其嚴重，其表現有如下幾點：

第一、對于官員個人的前途發展和家庭的穩定和諧有直接的影響； 第二、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地位，損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

第三、損害黨群、干群關系，引起政府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 第四、還有損于中國的國際形象，裸官還有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一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部分黨員干部思想覺悟不夠高，為民意識差，對于家庭成員管理不夠； 第二、黨和政府對于黨員干部的領導和監督管理不夠完善，長期存在嚴重性認識不足的情況；

第三、對于裸官的現有規范或者制度不夠完善，存在立法空白，導致個別裸官鉆了法律的空子；

所以，要想解決裸官問題，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實施：

第一、加強思想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加強裸官教育，必須讓每一個黨員認識到其嚴重性，才能從根本上預防裸官的出現；

第二、對于現有的裸官進行專項整治，調離領導崗位，調查是否有其他的經濟問題，以對其他人起到威懾作用；

第三、加強國際合作，能夠盡快建立和其他國家的貪腐合作，爭取能夠做到及時裸官叛逃出國也能夠夠保證遣返，真正遏制裸官。

治理裸官，任重道遠，并非一時之事就可以解決，但是需要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只有思想上重視了，才能夠真正杜絕裸官。

第四篇：如何鑒定一名裸官

如何鑒定一名裸官

堵死“裸官”升遷之路后，如何確認一名“裸官”，就成了重中之重。

實踐操作中，各地還將特殊情況“裸官”與“半裸”區別對待。比如，作為國內首個預防腐敗地方法規，2013年8月1日實施的《汕頭經濟特區預防腐敗條例》中，就對“因工作需要，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和子女均移居國（境）外的”裸官予以豁免。

2011年，浙江曾在全省專項排查“半裸官”，即將范圍擴大到配偶和子女一方移居海外的所有干部、公務員、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職工。

對“半裸”與“裸官”的區別處理，亦有爭議。2014年3月，廣州市紀委舉行新聞發布會，有媒體求證涉嫌違紀的荔灣區嶺南街道辦原黨工委書記謝國滔身份是否為“裸官”。

對此，廣州市紀委新聞發言人梅河清回應，謝確已移交司法機關查辦，其妻子在2010年移居香港，擁有香港居民永久居住證，但其子辦理的是讀書簽證，在外留學，未移居國外，“不算純正意義上的裸官。”

此言一出，輿論多有質疑。作為反腐學者，任建明更擔心的是，在任職限制下，“裸官”會有瞞報的強烈動機，因此對領導干部報告事項，要增加抽查比例。

事實上，多名落馬官員曾瞞報“裸官”身份。2013年10月，東莞市委原副秘書長吳湛輝在廣州出庭受審，檢方指控，其涉案總金額達到1.7億。《中國青年報》報道，吳湛輝其實是一名“裸官”，但并沒有影響到他的仕途，甚至組織人事部門都不了解、掌握相關情況。2007年，吳湛輝被任命為東莞市政府秘書長。2011年10月，他被省委組織部列為擬提拔市領導職務人選差額考察對象并予以公示，期間遭舉報，經查實，才發現吳已是“裸官”。

對此，任建明建議，對領導干部報告的個人事項，凡是關鍵崗位、一把手、重要部門領導職位，應全面實施復查。此外，不如把步子邁得更大些，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公開，讓社會公眾來一起監督。

此思路也與中紀委的相關反腐設想相吻合。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中紀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向南都記者解密“反腐新規”時稱，接下來，將推行新提任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從業、財產、出國（境）等有關事項公開制度的試點，抓緊制定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辦法，加強報告核查結果的運用和違規懲戒力度。

第五篇：裸官問題的思考

行政案例分析報告

——“裸官”問題的思考

案例簡要：

“我勤奮為黨工作幾十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已經遠走高飛，你們就不要再費勁找我了。”2006年，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長周金伙得知福建省紀檢部門要找其談話，在一張紙上寫了這段話之后，取道第三地飛往北美，與早已持有美國“綠卡”的妻女相聚.2010年3月25日晚，中國移動四川公司數據部原總經理李向東突然飛離成都。事發當日下午，進駐四川移動的國家審計署工作小組曾經約李向東談話。早在2004年，李向東的妻子姚紅突然從四川電信集團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的位置上離職，移居加拿大??近年來，媒體報道的此類公職人員的名單有一長串：原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高嚴、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原局長蔣基芳、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這些將配偶子女和資產都移民或轉移到國（境）外的公職人員被公眾稱為“裸官”，少數“裸官”在擔任公職期間貪污腐敗，案發后逃亡國（境）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事前已經將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資產轉移出境，即便本人受到懲處，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夠享受其非法所得.今年來，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外的公職人員的管理不斷加強，但是，監管方式多時內部式，“裸官”治理已經成為反腐敗的軟肋。

案例分析：

一、如何看待“裸官”現象：

1、側面反映出中國官員制度的缺陷。大量的裸官現象出現，其說明了我國官員在其任職期間對家人的安排及退休后的去處是更傾向于去國外，而不是留在中國。這反映了，我國對官員的任職缺少一種制度的保護，對官員的家屬也缺少一種政策的扶持。“裸官”現象將這些缺陷暴露出來，使得我們深思。

2、突出了我國官員的素質不高。任職期間將家屬送往國外定居，而不是讓他們更好地報效祖國；退休離任后不是留在祖國發揮最后的余熱，而是遠走國外。而且，有些官員在任職最后大貪一筆然后遠走海外，這讓我們感到寒心。

二、“裸官”現象出現的原因：

1、權力缺乏相應的監督和制約。我國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并不像西方國家實行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制度，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制度可以使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相互監督相互制約。我國是實行行政權、司法權要從屬于立法權的政治體制，行政權和司法權都由立法機關產生，形成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沒有相互制衡和監督。

2、對裸官的懲罰力度不夠。雖然我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不夠，并且已經加大力度對相關方面的制度投入，但目前我國的狀況還不容樂觀。首先，面對貪官的腐敗行為，上級領導也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貪官們有了“放手大干的條件”，且就算被發現，貪官就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通過暗渠道，收買領導，使貪官能減輕處罰甚至出現不處罰的情況。其次就是對裸官的追逃比較困難。很多國家并不支持中國在本國追捕逃犯，也沒有相關的引渡條約，這為中國政府追捕外逃貪官形成了政治困難。就算外國賦予中國相關的權力可以在他們國家追捕逃犯，由于外逃貪官數量巨大，追逃資金也是巨額的，這就形成了資金困難。

3、官員個人思想高度不夠。很多官員面對手中的公權力所能支配的巨額資源和自己的工資相差太遠，會產生不平衡心態，于是利用手中的公權力進行資源的私有，于是大量的貪污，頻繁的受賄，并且難以自己，當他手中擁有大量資金時，就想著外逃，以避免中國政府的制裁。還有一部分官員就是難過“人情關”。朋友有事相求，事情又是在自己權力范圍之內，不幫忙面子上又掛不住，于是受賄了。于是他發現受賄很簡單，也不會被發現，于是破罐子破摔，或朋友親戚上門相求，或親自訊問別人，凡此種種，只為追求金錢，一有風吹草動，身懷巨款飛奔國外。這就是官員個人自控能力和思想高度不夠產生的受賄。

三、“裸官”現象存在的風險及應對的措施：

1、嚴格選官制度。一些官員慢慢地變成裸官，然后變成貪官，最后變成出逃國外，這些情況的發生歸根結底就是人選錯了。一棵樹樹苗的時候就是歪的，長大了也是歪的。一部分官員選拔的時候就是走后門上任的，靠的就是關系才能擁有那個位置，他從一開始就抱著走關系升職的態度，這樣的官員怎么可能成為清官？所以我國必須嚴格選官制度，注重官員的“德”，嚴格考量官員的素質，然后才注重官員的才。對官員的任選要嚴格考察官員的朋友圈，親戚圈，海外關系，家庭情況，如果有令人懷疑的地方，就應該不予任用。

2、加強對官員的廉政教育。有些官員雖然一開始思想和行為上有問題，但是也是可以被外界所感化和約束的。就像一顆樹苗是歪的，但如果人為的加以外力，給它擺正，這顆樹苗長大了也是可以變直的。官員也是這個道理，如果平時就對官員進行廉政教育，且長期抓貪官，嚴格抓貪官，反復抓貪官，且樹立裸官廉政的典型，且作為榜樣，進而激勵裸官。

3、將裸官的情況公開。通過公開裸官的情況，讓人民群眾監督裸官。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人民的監督會勝過政府制度的監督。況且還有相關部門的嚴厲監督，裸官外逃的風險會隨之增加，這樣可以減少裸官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