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和諧社會中的和諧宗教

文章標題：中國：和諧社會中的和諧宗教

內容提要

促進宗教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積極作用，倡導和諧社會中的和諧宗教是中國目前在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時所提出的新理念、新目標。本文分析了中國基于什么樣的緣由而倡導和諧宗教，在中國社會有著怎樣厚重的歷史文化支撐？說明了實現和諧宗教這一理念的可能性，指出了為達成這一目標所

作的努力。認為中國提出的和諧宗教的理念和實踐可以為國際社會提供一些有益經驗，從而有助于實現宗教和睦，促進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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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一、和諧社會的本質及對宗教的要求。

中國政府倡導建立的和諧社會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人自身的和諧，即人自我身心的和諧，它是和諧社會的基點。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它為和諧社會提供必要的條件和生存空間，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物質基礎。三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和諧，具體指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它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這些關系和諧與否是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重要標志。

中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是根據國內持續快速發展的形勢和國際復雜多變的政治關系，依托科學發展觀，順應中國人民和世界各民族對人類未來的共同美好愿望而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不僅是中國人民共同奮斗的理想和目標，也和世界和平發展的方向相一致，我相信，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也必將為世界人民所認同，并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對外需要世界各民族擯棄偏見、文明對話、友好相處，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世界；對內需要社會各界方方面面的努力，這其中包括宗教方面。所以，在中國，倡導和諧宗教成為時代的呼喚，宗教和諧成為社會對宗教的要求。

二、與當代的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發展的內在訴求。

宗教領域的和諧既是社會發展對宗教的要求，同時也是宗教自身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和諧宗教是中國宗教在中國社會生存發展的內在訴求。

因為，宗教作為社會整體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與社會相適應是其自身生存發展的前提和要求。縱觀宗教幾千年的發展史，至今尚存于世者，莫不是積極主動與當時社會相適應者。在長期的發展中，宗教自身逐漸形成了一種與不同社會相適應的機制，或遲或早地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調整自己那些與當時社會不相適應的教義和體制。僅以基督教為例，其發展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不斷改革自己的教義信條、神學理論和組織形式，使之適應于社會需要的過程，而這種社會需要，也正是其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以下文字在時間有限時擬刪）（如果早期基督教不接受圣保羅的主張，外邦基督信徒可以不按猶太傳統律法行事，那么，基督教則不過只是猶太教內部的一個新宗派，而不會發展成為世界性宗教；如果不漸漸弱化直至取締基督教創教時期的與執政當局對立的教義主張，而轉以上帝的名義為其統治的合理性做論證，那么，基督教亦不會被定為國教；在中世紀末，面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及隨后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果沒有馬丁·路德、加爾文等對基督教的某些教義、教規進行改革，使其符合當時高漲的人文理性思潮和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的要求，那么，基督教也難以在歐美社會維持其地位。）

所以說，宗教只有“與時俱進”，才能作為“適者”而得以“生存”。當今中國倡導和諧社會，為了生存和發展，宗教和諧也就成了中國宗教自身努力的方向。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和諧宗教是中國社會和中國宗教雙方共同的愿望和任務，它的實現更是雙方互動的過程。

和諧宗教有三層含義：

1、各宗教內部信徒之間的和睦；

2、不同宗教間的和敬；

3、宗教與社會各領域的和諧。

在這里，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和諧的本質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在漢語中，“和”字源于音樂，從龠從禾，指古代的一種笙管樂器，“龠”乃象形，表示一組管子組合在一起，可以同時發出多樣而又相融的聲音。這種悅耳和諧之音是一種狀態，一種局面，在其中，需要每種樂器保有各自的旋律，否則就只有“單調”。故構建和諧社會不是不分是非和無原則的茍同，千人一面，萬人一腔，而是各行各業百花齊放，盡展神通。也就是說宗教可以保有自己作為宗教的本質，發揮獨有的積極社會作用。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國家、有益于人類。同理，倡導和諧宗教也并非要抹煞各宗教的特點，而是要互相尊重，各顯其能。

厚重的歷史文化支撐

中國倡導和諧社會，主張宗教和諧，不僅是審時度勢、順應時代發展的結果，而且在歷史上有著厚重的文化積淀，它就是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盛贊的“現代世界極為需要”的“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位居第一的“和氣”。

一、中國貴和的文化傳統

主張“以和為貴”，兼容各種文化是中

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向量之一，是中國古代賢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維基礎。三千多年前，中國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時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更是經常運用“和”的概念來闡發他們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理念：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的《論語》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荀子提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和”的本質和生命力在于“和而不同”。它強調世界萬事萬物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構成的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異相合，相反相成。這種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規律，因而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內容。歷史上，“和”包括了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義，蘊含著和以處眾、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內和外順等深刻的處世哲學和人生理念。中國現在所倡導的和諧理念正是源于傳統的文化哲學。

二、中國傳統宗教文化中豐富的和諧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和基礎是儒學，和諧是儒學肯定、倡導和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在其影響下，中國傳統宗教文化中都有豐富的和諧思想。

土生土長的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倡導信道、修道、行道。而“道”之最根本的屬性就是生成容納萬物、自然平和無私、無[找材料到好范文 wenmi114.com-www.tmdps.cn-網上服務最好的文秘資料站點]為柔弱不爭。這正是和諧理念之要義。

佛教雖為外來文化，但經過兩千余年早已融入中國文化。基于緣起思想和平等觀念，佛教向來都講“和”，是主張和平的宗教，按照緣起說，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離開因緣而獨立存在，萬事萬物息息相關，是一種和合共生的關系。所以，人心和善，人際和順，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人間和美，世界和平，一直為佛教所倡導，并成為其修為、奮斗的目標。

當今中國，對內致力構建和諧社會，對外竭力促進世界和平，這為挖掘傳統宗教中豐富的和諧思想、進而發揮其積極的社會作用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基督教在中國雖然相對佛教、道教來說時間不長，但其本身具有的博愛、平等的理念也和中國文化“和”的精神相吻合。這也是基督教在中國得到認同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國基督教正在努力實踐著“神人和好”的思想。

富有成效的政府努力

和諧宗教的形成固然離不開各宗教自身的努力，但也和整個社會對宗教的認知、尤其是政府對宗教的引導等密不可分。下面，我僅談談中國政府為倡導和諧社會中的和諧宗教所作的努力。

一、正確的政策指導：

中國政府歷來都非常關注和重視處理宗教問題，將宗教關系列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涉及國家工作全局的五大關系（其它四大關系為：政黨關系、民族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之一，強調要全面認識宗教具有的三個特性：長期性、群眾性和特殊復雜性。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政府制定了處理和解決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基本政策，從中國特殊的國情教情及獨特的文化背景出發，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多年來，中國各宗教間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沖突，在參加國家建設，促進社會和諧，維護世界和平等問題上，以多種方式團結合作，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在紛繁復雜、沖突不斷的國際環境中開辟了一片宗教和諧的凈土。

二、有效的法律保障：

法律是消除無序狀態或預防無序狀態的首要有效手段。中國政府向來堅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并于2004年頒布了《宗教事務條例》，標志著中國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已經走上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該《條例》的宗旨是“維護宗教和睦和社會和諧”；目的是保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規范宗教活動，使之健康有序，制止利用宗教或以宗教名義進行的非法活動，打擊利用宗教進行的暴力恐怖活動和違法犯罪活動。

所以，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不是對宗教和其正常活動的管制，而是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護，對宗教團體的宗教活動的依法規范，是通過協助和方便為宗教界提供服務。同時，也是適應依法治國要求，對宗教事務部門的管理活動進行規范和限制。也就是說，中國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有三個要素：保護、規范、服務。其中，規范是雙向的，意即《條例》不僅要對宗教活動依法規范，而且對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以及有關主管部門的權限、職責、行為等作了規范，管理活動應當依法而行。如果出現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就要求政府帶頭守法，在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中，各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公務員，要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能力和水平。

三、真誠的合作態度：

在處理與宗教界關系的問題上，中國政府堅持“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則，將宗教信仰與政治立場相區別。尊重宗教人士的宗教信仰，倡導愛國愛教，并與信教群眾在政治上結成同盟。多年來，在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上真誠吸納宗教界人士的建議；在制定宗教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過程中廣泛征求宗教界人士意見；積極支持各宗教對教義做出符合社會進步需求的解釋；努力挖掘和弘揚宗教教義、宗教道德等宗教文化中有利于時代進步、健康文明和社會和諧的內容；鼓勵各宗教大力投身社會公益事業。

這些努力，一方面促進了宗教與社會相適應，引導宗教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力量；同時，也使宗教本身贏得了社會的認同。近幾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大的活動使中國宗教在國際社會上樹立了良好形象，產生了廣泛影響。如推動佛教界召開世界佛教論壇，與世界各地佛教徒共同探討如何構建和諧世界；協助中國基督教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在美國四大城市成功舉辦圣經事工展等等。

中國是一個古老而富有朝氣的國家，講仁愛、尚和諧，倡中道，既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民族心理和思維方式，又體現了我們在尊重世界多樣性的前提下博采眾長，求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社會制度和諧發展、共同進步的博大胸懷。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給人類帶來福祉、讓世界和平安寧。相信中國在這方面的理念和實踐將有益于世界。200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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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宗教和諧心得

以宗教和諧促進社會和諧

-----學習促進宗教和諧的心得體會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擴展，各種文明相互激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向前發展。面對多樣文明共存的的世界，要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必須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化生活直接和宗教密切聯系。可以說，各個民族、各種宗教都是多樣性文明的重要載體。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促進社會和諧，必須重視宗教和諧。作為一名多年在新疆從事中學政治教學的教師，把中學整個政治學科、以及這一學科中的《文化生活》部分與黨的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結合，使得我們是時不時會把宗教和諧、文化和諧與社會和諧放在一起去思考問題，下面我就從這一方面談一點自己的學習心得

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分順應了文明多樣性的特點，以文化和諧促社會和諧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國的一項長期政策，它充分順應了文明多樣性這一基本特點，為積極引導宗教文明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政策依據。目前，我國有1億多信教群眾，其中，有近17萬名宗教界人士進入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每年就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宗教自身建設提出大量的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之所以能夠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動我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國家充分尊重信教群眾宗教信仰自由，據不完全統計，1980年以來，從中央財政撥給寺觀廟堂的維修補助費就達1.4億元。宗教信仰自由適應了我國多民族、多宗教的基本國情，順應了文明多樣性的基本特點。當前，我國信教群眾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使得那些那些攻擊我國宗教政策的言論不攻自破。二、五大宗教共存反映了文明的多樣性和互容性，其共有價值取向，有助于社會和諧

我國境內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從歷史的角度看，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宗教沖突，宗教之間的融合、和諧是主要的。這與中國自古以來講求“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有關，多種宗教文明在創立或傳入中國以后，在堅持自己基本教義、教理的同時，與儒家文明等進行了很好的融合，共同締造了中國“五教并存，和諧共融”的局面。各種宗教通過“文明對話”方

式，互相學習，求同存異，吸納正見，糾偏補弊。如佛教的禪宗、儒家的理學、道教的全真教就是取長補短，各自吸取其他兩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教派、新學派。中國宗教文化源遠流長正是得益于互相尊重、互相寬容、互相學習、互相補充，推動了各種宗教的成長發展。

伊斯蘭教作為新疆少數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其教派門宦和諧相處也進一步反映了文明的多樣性。伊斯蘭教教派門宦關系問題是中國伊斯蘭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不僅涉及伊斯蘭教的教義思想、禮儀修持、歷史變革及文化變遷等內容，而且與當代民族、宗教問題及西部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緊密相關。1949年以來新型政教關系的確立、政教分離政策的實施，從根本上改革了教派門宦之間的關系，不同的教派門宦不分大小，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間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和諧共存已成為各教派、門宦關系的主流。不同教派門宦的教民之間、阿訇之間、清真寺之間的交往增多，促進了教派、門宦之間的和諧關系。具體表現在：穆斯林就近選擇清真寺，不同教派的穆斯林經常在同一座清真寺禮拜、學習，淡化了原來的教派門宦意識。不同教派門宦的信教群眾互相參加宗教活動的情況較為常見，阿訇、滿拉到不同教派門宦的穆斯林家庭參加宗教活動的情況同樣存在，教派門宦之間的關系，既有相互支持、團結合作的一面，又有互相競爭、彼此排斥的一面。教派門宦的分布格局既動態變化，又相對穩定。教派門宦之間的交融、互滲現象較為普遍，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叉、彼此融合的現象。

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明和諧相處反映了文明的多樣性。伊斯蘭文明是以伊斯蘭教為核心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獨具特色、個性鮮明的文明，它是在伊斯蘭教的影響下由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伊斯蘭教是伊斯蘭文化的源頭和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伊斯蘭文化的更新和發展如果離開了伊斯蘭教，定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伊斯蘭教為伊斯蘭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打下了基礎，定下了基調。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化都是博大精深、歷史悠久的文明，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顯現出各自獨特的魅力，也面臨著相似的挑戰。二者只有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借鑒，才能取長補短，優勢互補，相得益彰，共存共榮。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明，異中有同，交相輝映，異彩紛呈。如儒家文明宣揚 “天人合一”、“中庸和諧”等人文精神和“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溫良恭讓”等倫理思想；而伊斯蘭文明宣揚“認主獨一”、“敬主愛人”、“和平中正”的人文精神和“懲惡揚善”、“誠信忠厚”、“平等公正”等倫理思想，二者在基本人文精神和一系列倫理思想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和廣泛的一致性。

“君子和而不同”我國五大宗教在黨和國家的關心支持下，求同存異，團結互助，相互尊重，和諧發展，形成了共同弘揚宗教智慧、協力濟世利人的良好局面。

三、發揚五教文明當中的愛國愛教精神，積極為構建和諧社會作貢獻

愛國愛教是各大宗教不謀而合的共同主張和追求。1994年，五大宗教代表組成的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其宗旨是“友好、和平、發展、合作”。

伊斯蘭教是愛好和平的宗教。伊斯蘭教提倡愛國愛教，愛國是穆斯林信仰的一部分。要成為一個好的穆斯林，就要先做一個好公民，自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主義。伊斯蘭教提倡“兩世俱修”，要修好“現世”，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也要修“后世”，嚴守穆斯林的基本規范。伊斯蘭教同時提倡樂善好施，多慈善、做好事，幫助遇到困難的人。伊斯蘭教尤其提倡孝敬父母，倡導“兩世吉慶”以達到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融。伊斯蘭教認為，凡屬人類，不論信教與否，不論信仰哪個宗教，不論膚色，不論民族，都應該相互尊重。伊斯蘭教還是尊重生命的宗教，伊斯蘭教的生死觀是不怕死，不盼死，禁止自殺，更不允許傷害他人生命；作為穆斯林，自殺或者傷害別人的生命都是嚴重的叛教行為。因此，伊斯蘭教堅決反對恐怖主義。這對與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是有益的。

和平是佛教的根本宗旨，和平包含著內心世界的和平和外部世界的和平。中國佛教界一直致力于和平事業。中國佛教協會的宗旨包括“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促進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舉辦了首屆“佛教與和平”講壇。這次講壇以弘揚佛法和彰顯和平為主題，倡導“內心和平是世界和平最堅穩的基石”。五臺山是全國乃至世界罕見的藏傳、漢傳佛教并存且和諧相處的典型，藏傳和漢傳佛教共居一山，和諧相處，共同弘揚佛法，五臺山僧侶在抗日戰爭期間自發成立“五臺山佛教抗日救國同盟會”，英勇投身抗戰，浴血保家衛國。中國佛教協會負責人說，佛教的“和合與慈悲理念”能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發揮獨特作用，社會和諧也是佛教界追求的目標。

中國道教繼承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論，主張人類處理自己和萬物的關系，必須取法自然，人類要以天地為準則，維護世界萬物生長變化過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為地去破壞自然本性。道教經典之一《抱樸子》反對殺生，反對妄為，主張“手不殺生，口不勸禍”。道教全真派道徒丘處機不顧自己年邁體弱，以73歲的高齡，率弟子18人，自山東萊州啟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為結束“十年兵火萬民愁”的局面，勸誡成吉思汗止殺，“欲罷干戈致太

平”。丘處機的勸告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古統治者對其他民族的殘酷殺戮。康熙帝曾對此贊道：“一言止殺，始如濟世有奇功。”中國道教協會負責人說，道教一向以“慈愛和同、眾生平等”為處世理念。

我國當前五教共存的局面來之不易，它是五大宗教汲取中國“和為貴”的傳統文化思想并貫徹到各自的教義、教規和行為活動中的結果，是我國大力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結果，也是教內外廣大民眾共同努力的結果。這種“多元共存、和睦相處”的和諧宗教局面將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注入強大的動力，為和諧社會的構建作出積極的貢獻。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們一定認識到促進宗教和諧的積極作用，利用好中學政治課堂這塊陣地，將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與政治這門社會科學的教學活動結合起來，為促進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穩定，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2014/2/25

第三篇：和諧社會中的人民調解

和諧社會中的人民調解

——結項報告

調解是一朵極具中國特色的化解糾紛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東方之花”，在我國糾紛解決機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隨著社會轉型時期矛盾的日益復雜化，原有的調解制度發生了一些變革，新的調解方式――“大調解”應運而生。

顧名思義，調解就是通過調的方式來達到解的目的，具體而言，它是指由處于中立地位的第三者依據一定的社會規范（道德、習慣、法律等）對糾紛當事人進行勸告，提出建議，以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解決糾紛。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和為貴”的儒家綱常倫理深深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崇尚中庸和諧的糾紛解決方式，并從根本上決定了古代中國人對于訴訟的態度。《易經?訟卦》說:“訟，惕，中吉，終兇”。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認為“訟”是不吉祥的，它把那些為物質利益而爭訟的人視為“莠民”和“小人”，即“良民畏訟，莠民不畏訟;良民以訟為禍，莠民以訟為能，且因而利之”。調解作為化解利益沖突、促進社會和諧的有效方式，在中國已經運作了數千年，它不僅承載著傳承傳統文化和發揮社會功能的歷史重負，而且作為一種制度文化深深影響著我國民眾的社會價值觀，成為世界法律文化中極具中國特色的部分。“在信奉儒家學說的中國，人們特別傾向調解，而不是訴訟，而且這種偏愛調解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續至今。”

一.調解的歷史與沿革

大調解植根于深厚的調解文化。我國調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當時人們之間的爭端由部族首領按照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通過協商予以解決。而對于本氏族個別不遵守習慣的人，則是依靠社會輿論和社會道德力量，采取調和的辦法，使其歸順，認識錯誤，達到平息矛盾、排除爭紛、調整好相互間關系的目的，以維持正常社會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可以說，這就是調解的原始形式。奴隸社會的調解與原始社會相比，在性質和內容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并具有了官府調解和民間調解的劃分。周代專門設有“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的“調人”之職。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也提倡調解，他在做魯國司寇時就宣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進入封建社會后，統治階級為了推行禮治和道德教化，更加注重發揮調解的息事省訟功能。《漢書×百官卿表》“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繳。”嗇夫主要職責就是調解爭訟。唐代鄉里訟事，則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調解。到了宋代，調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確認并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員“當以職務教化為先，刑罰為后”，“每遇聽訟，于父子之間，則勸息教慈;于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在元朝，調解被廣泛用于解決民事糾紛，鄉里設社，社長負有調解職責。其《至元新格》規定社長的職能之一就是“諸論訴訟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系違法事重，并聽社長以量諭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此后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訴訟法典》都有關于調解的規定。到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獨立解放的同時，也大力推動了調解制度的發展。特別是自1941年起，各根據地民主政權相繼頒布了適用本地區的有關調解工作的單行條例和專門指示，如《山東省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晉西北村調解暫行辦法》等，使調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與法律化軌道。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加強，調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條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1989年國務院頒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和2002年司法部發布的《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性質、任務和原則等作出規定，確立了我國現行的人民調解制度。199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將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的“著重調解”改為“自愿合法調解”，確立了現行的訴訟調解制度。1999年頒布的《行政復議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復議條例》關于“復議機關審理復議案件，不適用調解”的規定，2007年頒布的國務院《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兩種案件可以適用調解，在行政復議中也最終確立了調解制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各類矛盾糾紛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群體性等特點。與此同時，傳統的調解類型也面臨種種困境，難以適應及時緩和大量糾紛的現實需要，在解決糾紛上的作用日趨下降。這使得慣于把人民調解作為“防止糾紛的第一道防線”的國家產生了構筑一種更具實效、更具權威的糾紛解決方式的內在需要，以改變過去各種調解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調處格局。2003年4月，江蘇省南通市借鑒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經驗，結合重建調解網絡，率先在全國建立“黨政領導、政法牽頭、司法為主、各方參與”的大調解機制，其他地方如山東陵縣、浙江諸暨、上海浦東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調解機制，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二.大調解的運作機制

價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己經成為當代社會的共識。面對新時期糾紛解決的實際情況和不同主體的特定需求，基于實現公平、正義和效率的理念，任何一種單一的體制和糾紛解決方式都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只有建立一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才是合理的選擇。在大調解機制的構建和現實運作中，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準確定位。對于大調解機制的功能定位，是有人民調解這一前車之鑒的。根據《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條“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的規定，人民調解是一種爭端解決機制，屬于ADR即替代性解決糾紛機制的一種，同時也是我國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現實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還承載著超越糾紛解決的功能。如宣傳法律與政策的功能，教育公民遵紀守法的功能，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功能等等。在有關人民調解的研究中，我們很難發現“爭端解決機制”的闡釋，卻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人民調解妥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意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意義。可以說，過多強調人民調解政治功能的做法，不僅是對其性質的誤解，而且阻礙了人民調解功能的正常發揮，客觀上也嚴重影響了人民調解的進一步發展。

有鑒于此，我們應當嚴格定位大調解機制：將其定位于糾紛解決，嚴格限制強加其上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重蹈人民調解的覆轍。將大調解的功能單純化，就是要保證其能全力做好糾紛解決工作。

（2）健全網絡。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遷，傳統的社會組織體系逐漸解體，以利益、價值、觀念等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體正在生成，新型民間組織發展迅速，社會組織化程度逐步增強。可以在這些新型的民間組織中培育調解機構，擴大大調解的組織基礎，以避免出現調解“盲區”。

（3）提升素質。調解員的素質是確保公正調解的關鍵。在英國，其裁判所除主席由法律人士擔任外，其他成員也多由具備某一方面專業知識的人士擔任，有的成員還是相關行業的代表，如雇員代表、工會代表。要做好新形勢下的大調解工作，也必須逐步提高調解人員的資質條件，特別是對于法律知識水平和文化程度的要求，可實行選舉和聘任相結合的機制，進一步優化調解員隊伍。發動并鼓勵在職和退休的法律工作人員以志愿者的身份參與到人民調解工作中，同時要加強對現有調解人員的培訓和教育。

（4）確保效力。大調解機構出具的協議的效力是目前困擾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調解協議僅僅限于當事人之間的“君子協定”，使得一方可以隨意反悔，這對認真協商并打算切實履行協議的他方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

為了賦予此種調解協議的效力，各地都進行了有益探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楊浦區的“三會一代理”制度(即聽證會、協調會、調解會和群眾代理)。其運行機理是:當群眾上時，調處中心主動召集當事人和有關部門召開聽證會，充分聽取群眾意見;然后再召開相關職能部門參加的協調會，商討解決措施;在聽證會和協調會的基礎上，各方當事人達成一致可以出具調解協議書的，糾紛移交至同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及時召開調解會，對于調處成功的案件及時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

“三會一代理”制度通過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形式將大調解所達成的成果固定下來，賦予其法律效力，從而改變大調解沒有法律效力的尷尬局面。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人民調解協議書本身就帶有效力不強的痼疾。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5日《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條“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并由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規定，它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的性質，使人民法院參照合同法來對人民調解協議進行審理。如果人民調解協議按照合同法的要件是有效的，當事人就必須履行協議；不履行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從而解決了人民調解協議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的問題。

與之前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比，《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有其進步性。但它在實際操作中也會遇到一些困難：第一、人民調解所涉及的糾紛并不限于民事糾紛，它還涉及非民事法律關系的、比如純屬道德問題方面糾紛的協議，或者屬于輕微刑事違法行為引起的糾紛的協議;第二、一般民事合同被撤銷，或宣告無效后，其法律后果是退還財產或請求損害賠償，而人民調解協議被撤銷或被宣告無效后，其原糾紛并未得到解決。因此，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性質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調解作為一種法定的解紛方式，與仲裁并無二致。作為經過法定程序而產生的結果，法律就應當賦予其具有相應的確定力以及對當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可從立法層面考慮賦予調解協議與仲裁協議相當的法律效力。惟有如此，我們的大調解協議的效力才真正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5）簡化程序。以程序正義保障實體正義是訴訟的價值追求。它之所以以嚴格的程序來追求公正的結果，是由于在法律疑難案件中，結果是否公正并無客觀的度量標準，而必須以苛刻的程序來扼制法官的恣意妄為。所以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裁判應當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有的地方的大調解工作規則也明確規定了這一條件。

我們認為，調解就其性質來說，它是建立在當事人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本身就蘊涵著對某些難以查清的事實和難以界定的責任的含糊不究。當事人在“權利可以自由處分”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應當允許并賦予其法律效力，并非一定要嚴格遵守“審判”程序。“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不僅可能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造成侵害，而且本身為保障實體正義而設置的訴訟程序，可能在調解中反而丟失了實體正義。三.大調解機制的兩種模式

大調解機制的建構是由我國特殊的糾紛解決的社會需求和司法資源的供給所決定的，是我國調解制度重構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過程中的新動向。近年來，包括我們鎮海區在內，全國各地相繼探索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調解工作機制。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以鄉鎮司法調解中心的出現和普及為標志的。這一模式主要是針對人民調解資源配置的松散無序問題，主張構筑黨委政府主導，融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履行職責與基層組織發揮作用為一體的社會化大調解格局。它的基本架構是由鄉鎮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以基層司法所為主體，吸收鄉鎮信訪、法庭、計生、土管、民政、派出所等各部門共同參與的常設辦事機構，由鄉鎮分管副書記兼任主任并由司法所長兼任常務副主任。一般案件的調處方案由主任和常務副主任共同研究確定，而重要案件的調處方案則由調解中心之上的鄉鎮黨委書記辦公會集體研究確定。這一模式的出現是為了是針對一些“法院管不著、村里管不了、鄉里管不好”的問題。農村的矛盾糾紛多發而復雜，而且村民與村委會干部之間的矛盾，土地林木權屬爭議、土地承包糾紛、計劃生育引起的糾紛等日益突出，單純依靠過去依托村、鎮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這種自治性糾紛解決方式顯然無法很好的達到解紛止爭的最佳效果。目前，我們區基本上是采取這種模式。

另一種模式是伴隨著城市社區建設的推進以社區司法調解中心的出現為標志的城市社區大調解架構。基本架構是以基層司法所和信訪辦為組織構成，構建街道（鄉鎮）“司法信訪綜合服務窗口”，以此作為行政機關處理社會糾紛的平臺和通道。“窗口”以“立足社區、服務群眾”為宗旨，集人民調解、法律服務、法律咨詢、法制宣傳、安置幫教、信訪接待、“110”公安司法聯動和“12348”電話法律咨詢及社區矛盾糾紛調解等功能于一體，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門與信訪部門組合而成，現已形成村居委、街鎮、區三級調節網絡。這一模式的著力點在于提高調解人員的素質，特別是法律素質，通過屬地黨委、政府的重視、支持，利用司法行政部門與審判機關領導干部交流等因素形成的良好工作關系，建立調解人員業務資質考核定級制度，向準專業化方面引導，同時通過調解實體、程序審核確認制度，最終取得審判機關諒解，解決現存的調解書效力過軟問題，提高調解的權威性。

通過分析，這兩種調解模式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第一，注重整合官方與民間兩種糾紛解決資源，強調官方與民間糾紛解決資源的互動與合作。注重整合權力資源，各權力部門在鄉鎮司法調解中心的協調下，各司其職，協同配合解決各類矛盾糾紛。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調解中心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的“官方身份”，但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代表鄉鎮黨委、政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綜合性、實體性的常設辦事機構，或者說是由有著“官方背景”的調解人組成的綜合性辦事機構，這使“調解中心”看上去更象一個黨政各部門聯手處理民間糾紛的“俱樂部”。

第二，強調多個部門的協作和配合，致力于建立一個互動聯通的協作溝通渠道。它們不僅僅局限于機構內部，更重要的是要實現上下聯通、部門協作，集合起共同的力量來致力于糾紛的調處和解決。通過構建這樣一個綜合服務平臺，實現鄉鎮、街道與縣區政府工作部門的聯動，從而避免了相關部門在糾紛解決上的互相推委與扯皮，破除各自為政的觀念，樹立全局觀念，形成解決問題的合力。第三，強調調解程序規范化與方式多樣化。目前對于大調解的性質法律并沒有作出十分明確的規定，普遍性的把它歸入到人民調解的范疇。相應的大調解機制下達成的調解協議與人民調解協議一樣僅僅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性質。因此為了保證調解協議的效力，為了保證調解協議能得到法院的認可，大調解架構注重制度化、規范化的建設，強調“依法調解”，在法律依據和程序上都有模仿法院調解的傾向。因此兩種模式在強調依法調解和規范調解的同時，為了不使調解拘泥于刻板的條條框框從而失去生命力和靈活性，紛紛采取多樣化的方式，注重情理法的結合，從而充分發揮大調解機制的優勢并保證了與訴訟的銜接，成為連通訴訟與人民調解的柔韌環節。

第四，大調解機制與原有的依托村、鎮人民調解委員會發生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調解機制下司法調解中心的活動及其調解協議仍然稱之為“人民調解”。在社會轉型期的背景，原有的依托村、鎮人民調解委員會在面對新型矛盾糾紛時，往往無法充分發揮解決糾紛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矛盾糾紛中他們本身就是矛盾糾紛的當事人，更無法去擔當解決矛盾糾紛的中立的第三人。同時由于司法調解中心所具有的權力背景，使得糾紛當事人更加信賴司法調解中心在解決糾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人民調解委員會和司法調解中心在解決糾紛方面發生了一定的分化。目前法律并未對大調解機制下的司法調解中心明確的定明“身份”，而它們的活動和達成的協議要想得到法院的認可，只能往“人民調解”方面掛靠。

四.建立大調解機制的思考及完善

全國各地對大調解架構的有益探索，是對當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理論與實踐的豐富與發展。綜合以上分析，筆者就建立和完善大調解機制提出自己的粗淺的看法。

（一）正確協調行政機構糾紛處理與司法審查程序的關系。大調解機制與司法審查目前在我國發展起來的大調解機制的性質基本上屬于司法行政性的，它與其它行政性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一樣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如何協調行政機構糾紛處理與司法審查程序的關系。而且我國的大調解機制仍處于不斷發展與完善過程中，并不能充分保證糾紛解決的質量。因此，在大調解架構下，應給當事人保留一個最終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和機會，使司法權力能對大調解機制的運作產生制衡力量，以充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保證糾紛解決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權威性；同時為了充分體現大調解這一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程序利益，可以針對不同類型的案件分別采取實質審查和程序審查，以此來保證大調解架構下糾紛解決結果的權威性。

（二）解決大調解機制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的效力問題。大調解機制與人民調解正是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對大調解機制作出明確的定位，為了得到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現在大調解機制仍是以人民調解的名義存在著。實際上人民調解是一種民間性的糾紛解決方式，而大調解則具有司法行政性，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而且在社會轉型期的背景下，二者之間早已開始逐漸分化。因此，確定大調解機制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的效力問題成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大調解架構下整合了一系列官方的權力資源和民間資源，官方資源與民間資源的協調配合和良好互動使得糾紛解決的效率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也樹立了良好的公信力。大調解這一糾紛解決機制有著人民調解所無法企及的優勢，而賦予大調解這一行政性糾紛解決方式以高于人民調解更高的效力則是符合當前的現實需要的。這有利于糾紛解決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重構，使大調解機制作為銜接人民調解和司法訴訟的有力橋梁，從而形成多層次的糾紛解決機制，使當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選擇權，獲得便利、經濟和符合情理的糾紛解決和法律服務,更加有利于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三）積極發展通過政府購買民間糾紛調解服務。在大調解架構下，財政問題仍然是制約大調解這一糾紛解決機制發展的瓶頸。通過政府購買民間糾紛調解服務這一方式，為大調解機制下的糾紛解決工作注入了資金源泉，使得調解工作能夠正常的開展和進行。雖然政府購買服務這一方式有眾多的優勢且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它無疑是大調解機制中一個重要環節的創新。財政制度為大調解機制所帶來的困境在短期內是不可能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這一方式來擺脫的，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因為財政的困境而改變目前大調解架構的公益性質，否則大調解機制將無法發揮其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架構中的積極作用。

第四篇：論宗教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

論宗教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

內容摘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經歷了從社會和諧思想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斷的發展過程，內涵豐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共同建設。無論是作為一種信仰，還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言，中國宗教都已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宗教關系已成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關系之一，與社會和諧穩定有著深度關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宗教發揮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事實證明，在促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共建和諧世界等方面，中國宗教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不斷完善并為之努力奮斗的科學論斷，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認識的新發展，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社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已經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四位一體擴展1，社會和諧逐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2。

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經歷了從社會和諧思想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斷的發展過程。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社會和諧思想，但對社會和諧內涵的認識并沒有深入展開，對實現社會和諧途徑的探索也沒有系統闡述。十六大之后，胡錦濤、溫家寶等黨和政府領導人在一些列講話3中，逐步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探索。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系統完整地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1曾慶紅，“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黨建研究》2002年第10期。六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如2003年, 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和社會矛盾，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我們就能集聚起推進事業發展的強大力量。1

發展觀。發展觀的更新對和諧社會的構建至為重要，因為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有了和諧發展,才可能有社會和諧。這不僅為探索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指出了方向, 而且也成為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斷的前奏。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并將社會和諧提升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治國安邦的目標、創造美好生活的愿望的戰略高度。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4。

民主法治，就是要使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和諧社會的建構，真正依賴的是對民主的追求和法律對民主的保障。只有當依法治國方略切實得到貫徹時，社會才能在一個共同的規則之上和諧運轉，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才能得到切實的調動。

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多元化格局逐漸形成，不同社會利益群本之間的矛盾也大量出現。只有加以有效地協調和解決，確保公平正義，才能保證整個社會的和諧。

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實現和諧社會的基礎是構建有效的現代信用制度。因此必須從基本的道德建設做起，加強政府、公民、社會等各領域中的誠信體系建設，加強誠信法制建設保障信用體系的效用。

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歷史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激發最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功的關鍵。新世紀新階段，中國改革與發展進入關鍵期，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兼顧各方面利益的任務艱巨而繁重，更需要全面顧及、通盤考慮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最廣泛、最充4 “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人民日報》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

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增強社會的創造活力。

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當前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組織機制尚不健全，社會管理仍有待完善，維護穩定仍是第一責任。這就需要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維護良好社會社會秩序，使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國家和社會安定團結。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5。中國作為 13 億人口的大國，其快速發展需要極大的資源和能源供給，中國要保持持續增長，就必須特別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建立節約資源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保護好脆弱的生態環境。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要有意識地去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應以犧牲子孫后代的發展條件為代價來求得一時的發展。

可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方面，并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有機的統一體，既要通過加強“三個文明”建設增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政治保障、精神支持，又要通過和諧社會建設來為“三個文明”建設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

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宗教參與其中

促進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6。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全社會共同建設。無論是作為一種信仰，還是一種社會現象，中國宗教都已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宗教關系已成為社會政治領域中的五大關系之一，與社會和諧穩定有著深度關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宗教發揮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

宗教作為一種信仰，蘊涵著豐富的和諧思想資源，是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各宗教教義教規中無不蘊含崇尚和諧、追求和平的思想理念，加以深入的挖掘和積極的闡釋，可以為構建社5 “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人民日報》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同上。

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源，特別是可以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作出貢獻。我們要建設的和諧文化固然要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但也應該包括弘揚優秀文化傳統、和諧思想資源，而宗教正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影響，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中國有一億多信教群眾，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受到宗教的深刻影響，既可能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因素，也可能成為引發社會沖突的消極因素。關鍵在于國家和社會怎樣對待宗教，宗教自身向怎樣的方向發展。全面調動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的熱情，積極引導宗教發揮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工作。

宗教關系作為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五大關系”7之一，對于團結各種社會力量、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意義重大。在社會主義社會，宗教將繼續長期存在，并影響大量的群眾。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宗教問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過程中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隨著信教群眾的增多、宗教社會影響的增大，宗教關系已經成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關系之一。保持和促進宗教關系和諧，對于增強社會認同，凝聚各方面力量，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都具有重要意義。

為此，中國政府鼓勵和支持宗教界努力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貢獻，努力促進宗教關系的和諧，“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8。

三、宗教發揮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的途徑

近年來，中國宗教界積極探索促進社會和諧的方法和途徑，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一）愛國愛教、參政議政，為促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發揮積極作用。宗教界發揚愛國愛教、團結進步的優良傳統，進一步鞏固了愛國統一戰線，不斷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宗教界人士響應黨的號召，7 胡錦濤在2006年第20次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五大關系包括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

以主人翁精神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努力促進適應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新型政教關系的建立。通過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等途徑，宗教界人士參與了國家大事的討論和協商，為促進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積極貢獻力量。目前在中國各級人大和政協中，有近17000名宗教界人士擔任代表、委員。他們提出的許多提案、議案和政策建議，不同程度上被各級黨政機關采納。各宗教團體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廣大信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積極協助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貫徹落實，關鍵時候與黨和政府站在一起，為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與宗教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挖掘和諧理念、倡導和諧文化，為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各宗教都蘊涵著豐富的和諧思想資源，中國宗教界努力挖掘各宗教中關于“和”的理念，努力對宗教經典、宗教教義作出適應時代發展、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闡釋，推動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如中國佛教一直致力于“人間佛教”的實踐，近年來舉辦的兩屆世界佛教論壇分別以“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和諧世界，眾緣和合”為主題，在海內外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宗教又是一座文化資源寶庫，有浩如煙海的宗教典籍、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學、異彩紛呈的宗教藝術、風景秀麗的宗教圣地、內涵豐富的宗教禮儀等。對宗教文化的研究，對宗教典籍的整理，對宗教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優秀成分的繼承和弘揚，豐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豐富了信教和不信教群眾的文化生活，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在社會轉型和變革時期，競爭激烈、社會矛盾突出，宗教文化能夠緩解信教群眾的精神危機，消除不安定因素，減少社會震蕩，強化信眾對現行秩序的認同。

（三）服務社會、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為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宗教界努力發揚慈悲濟世、服務社會、關愛人群的優良傳統，根據各宗教的特點，發揮各宗教的優勢，在解決自養的基礎上，力所能及地參與賑災扶貧、助學助殘、生態環保、醫療救助等工作，努力參與和興辦興辦公益慈善事業，盡自己的所能“為政府分憂、為百姓解難”，成為維護社會公信、保障社會穩定的一種積極的補充力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開展國際及與臺港澳的宗教交往，為“共建和諧世界”作出積極貢獻。近年來，宗教界廣泛開展同世界各國家和地區宗教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舉辦了一系列旨在促進祖國統一、共建和諧世界的交流活動，產生了積極影響。如定期召開的中韓日三國佛教會議正編織成牢固的新“黃金紐帶”，促進了東亞的和平與繁榮；基督教圣經事工展先后在美國、德國成功舉辦，增進了西方對我宗教政策和宗教現狀的了解；成功舉辦的兩屆世界佛教論壇、一屆國際道德經論壇以及佛指舍利赴臺、赴港供奉，大型佛教交響樂《神州和樂》赴東南亞、韓國演出，道教音樂會演、中新佛教文化展等大型交流活動，對于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增強民族共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還探索開展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推動世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開展高層對話，以促進基督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對話、溝通與和睦，為從深層次上解決國際社會的危機，促進社會和諧，共建和諧世界，發揮建設性作用。

綜上所述，近年來中國宗教為促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共建和諧世界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將越來越多，宗教發揮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的范圍將越來越大，中國政府和宗教界都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都應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共同為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努力。

第五篇：淺談和諧社會中的社區建設

淺談和諧社會中的社區建設

內容摘要：社區服務最現實、最直接、最具體地體現居民群眾的利益需求，特別是困難群體、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權益得到維護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營造了溫馨、和諧的社區氛圍，贏得越來越多的居民群眾對社區的認同和熱愛，進而激發居民群眾對社會的關心，對黨和政府的信賴。

二、培育社區組織，優化社會結構，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企業社會職能的剝離，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大量與居民相關的社會公共管理事務與公益事業要由各種社會組織來承擔，傳統的單位制管理結構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創新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建立社區管理新模式，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城市社會管理的當務之急。實行“四個民主”，落實了居民群眾對社區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增強了居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榮譽感和責任感，極大地調動了居民群眾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社區是我家，建設靠大家”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氛圍逐步形成。

關鍵詞：四個民主,社會人,社區,管理,居民,群眾,群體,參與權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任務，要求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發揮城鄉自治組織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的作用”，充分肯定了城市社區建設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地位作用，豐富了社區建設內涵，指明了社區建設方向。

一、堅持以人為本，發展社區服務，促進社會利益關系調整。

和諧社會要求努力做到社會利益平衡，不同階層、不同集團、不同群體的利益應統籌兼顧，不能以犧牲某一階層（群體）的利益來滿足另一階層（群體）的利益，使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處。由于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實現各階層（群體）利益平衡成為重大社會課題。《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社區建設貫徹以人為本、服務居民的宗旨，把發展社區服務，滿足居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作為社區建設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提高居民群眾生活品質，從基礎性層面協調社會不同階層（群體）的利益關系，營造和睦相處的社會氛圍。可見，發展社區服務是建立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的重要環節。

近年來，廈門市在推進城市社區建設過程中，以發展社區服務為龍頭，區、街部份建立了社區服務中心，社區設有社區服務站，開展家政、衛生、治安、就業、托老、助殘等130多個服務項目。社區衛生服務站為60歲以上老人體檢率達88%，建立老人健康檔案率達86.23%；接收7萬余名企業退休職工進入了社會化管理與服務；幫助2．4萬名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為1.4萬名貧困群眾落實“低保”救助；捐助千余名貧困家庭學生上了大學；社區志愿者結對幫扶上千個貧困居民家庭，“老有所養，難有所幫，殘有所助，幼有所托”的社區服務目標得以初步實現。社區服務最現實、最直接、最具體地體現居民群眾的利益需求，特別是困難群體、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權益得到維護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營造了溫馨、和諧的社區氛圍，贏得越來越多的居民群眾對社區的認同和熱愛，進而激發居民群眾對社會的關心，對黨和政府的信賴。

目前社區服務正處于發展時期，服務體制與機制、內容與形式、方法與手段均需要進一步創新完善。當前，首先要改革創新社區服務體制。市、區、街均應建立完善社區服務中心，社區設立社區服務站，形成上下銜接、功能完善的城市社區服務體系，承接政府“政事分開”、“管辦分離”的社會服務職能，開展面向居民群眾的公益性、福利性服務項目。其次要積極構建大服務格局。堅持網絡化、產業化、社會化發展方向，重點開展面向社區特殊群體的社會救助服務、面向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服務、面向社區單位的社會化服務以及面向居民群眾的便民利民服務，使不同群體尤其是困難群體普遍享受到社區服務帶來的現實利益。還要努力改善社區服務條件和環境。通過立法等形式，明確社區居委會職能，切實解決目前社區居委會工作存在的行政化傾向問題；確定社區服務設施的解決辦法，將社區用房等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城市發展規劃，同步設計，同步建設。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進“數字型”社區建設，為居民群眾創造高效、快捷、方便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條件，實現信息化和最優化的社區管理與服務。

二、培育社區組織，優化社會結構，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企業社會職能的剝離，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大量與居民相關的社會公共管理事務與公益事業要由各種社會組織來承擔，傳統的單位制管理結構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創新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建立社區管理新模式，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城市社會管理的當務之急。通過社區建設，培育和健全社會組織，將外來務工人員、下崗失業人員、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等轄區所有人員置于組織管理之中，避免社會轉型過程中城市人口管理出現的漏洞；完善社會功能，通過居民教育、救助保障、醫療保健、普法維權、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等社區服務，使居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不斷得到滿足；密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居民群眾在社區組織與活動之中建立廣泛的聯系，改變過去“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增強同駐社區，共建家園的理念。

廈門市外來務工人員占人口總數的1/3，外資企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80%以上，這對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城市社區建設，先后兩次全面調整社區規模，使調整后的社區地域面積達到1平方公里左右，人口達到3000戶左右，整合了社區資源，優化了管理環境。目前以社區黨組織為核心的社區組織普遍健全，建立了單位黨組織聯席會議、在職黨員服務社區、流動黨員登記與管理、社區黨員分類管理等制度，黨組織核心領導和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顯著增強。在建立健全社區成員代表會議等自治組織的同時，社區老年協會、殘疾人協會、志愿者協會、文體協會等公益性、福利性社區中介服務組織不斷發育壯大。通過這些新型的社區組織承接了大量與居民相關的社會公共管理事

務和公益事業，社會治安、計劃生育、生態環境、城市管理等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國同類城市前列，2004年10月被評為“聯合國人居獎”。社區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從根本上優化了社會管理結構，使單純的單位管理模式向社區管理模式轉變，填補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管理出現的真空，打造了新時期城市基層管理的堅實平臺。

社區組織建設是一個動態管理的過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社區組織能夠得到不斷鞏固與加強。首先是要牢固樹立社區黨組織的核心領導地位，把政治素質好、群眾威信高、工作能力強的社區干部配備到社區黨組織班子，創新完善社區黨組織工作機制，積極探索社區黨組織和共產黨員發揮核心領導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的內容與形式。其次是要進一步理順社區各類組織之間的工作關系，按照“政府依法行政、社區依法自治”的原則，明確社區居委會協助政府工作的事項，建立工作準入制度，切實改變社區存在的牌子多、會議文件多、考核評比多的現狀，切實發揮社區居委會城市基層自治組織功能。再就是要不斷培育壯大社區中介服務組織，以社區活動為抓手，不斷提高社區單位和居民群眾的參與程度。組建市、區、街、居不同規模與形式的社區服務志愿者隊伍，形成社區服務組織網絡。發揮社區建設行業協會的組織協調作用，建立完善社區志愿者管理與服務體制機制，使之成為社區服務的主力軍和城市社會管理的生力軍。

三、擴大基層民主，實行居民自治，調動居民群眾參與

社區事務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積極性。

和諧社會要求不同利益主體有通暢、規范的利益表達渠道和形式，只有這樣，才能及時了解群眾呼聲，協調不同社會群體利益關系，化解各種社會矛盾。擴大基層民主，實行居民自治，為居民群眾提供對社區教育、治安、環境、衛生等社會事務的知情和參與的機遇與條件，保證他們的利益訴求能夠在社區得到及時、有序的表達和體現，滿足他們多層次、多樣化的利益需求，促進社會的團結和穩定。廈門市社區民主選舉日臻規范，社區居委會普遍推行差額選舉，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說，并積極推進社區直選。民主決策逐步完善，涉及社區成員利益的大事由社區成員代表大會討論決定，一些重要事務的決策以“社區事務聽證會”形式聽取居民意見。如金尚社區就社區衛生服務站用房建設、老年人活動休閑室設立、文化活動中心管理等28項與居民利益息息相關的事務召開民主聽證會，保證了社區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民主管理漸入正規，社區的事務包括協助基層政府辦理的與居民相關的工作，如“低保”對象確定、就業優惠證申領、應征入伍青年政審、黨團關系管理、經費收支等社區事務，通過公開欄、簡報等形式向社區居民公開。民主監督不斷加強，普遍開展了社區居民代表評議社區干部、基層政府職能部門工作的活動，加強了對社區干部和基層政府工作的民主監督。實行“四個民主”，落實了居民群眾對社區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增強了居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榮譽感和責任感，極大地調動了居民群眾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社區是我家，建設靠大家”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氛圍逐步形成。擴大基層民主，實行居民自治，應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社區居委會、社區成員代表會議、社區議事監督委員會等社區自治組織的權力與義務，為更好地發揮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作用提供法律保障。政府部門應通過制度創新，進一步出讓社會自我治理空間，給予社區自治組織適當的權力和財力，讓他們能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務。應加強居民自治的宣傳教育，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居民自治的輿論氛圍，使更多的居民群眾掌握民主自治知識，提高民主自治能力。

四、堅持資源共享，落實共駐共建，促進社會互助活動

蓬勃興起。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人們的生活路徑正在從線狀（家庭到單位）向塊狀轉變，即向自己生活的社區轉變，對社區的生活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資源共享、共駐共建成為社區建設的客觀要求，這不僅關系到有限的社區資源的充分利用，而且關系到社區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對促進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互助，營造溫馨、和諧的社區環境產生積極影響。廈門市通過建立社區建設協調機制、出臺資源共享政策措施，有效整合利用了社區資源，社區管理與服務功能顯著增強。轄區單位調整房屋面積數千平方米，改善社區居委會辦公用房，使社區辦公和服務用房平均達到322平方米。中小學校的操場、健身房、圖書館等文體設施以及轄區單位財政撥款建設的非營利公共服務和活動場所向社區居民開放，社區人才、信息、物化資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市、區黨政機關和轄區企事業單位紛紛與社區結對子共建，實現黨員教育聯抓、社會治安聯防、公共事業聯辦、貧困對象聯幫、文明社區聯建。已組建的2000多個社區服務中介組織，4萬余名社區服務志愿者，遍布城市角角落落，深入居民家家戶戶，開展扶貧、助殘等各類志愿服務40余萬人次，深受居民群眾愛戴。建有社區文藝隊伍400余支，去年舉辦“共建溫馨家園”文藝調演，歷時3個月，社區自創自演的節目400多個，極大地豐富了居民文化生活。由此可見，資源共享，共駐共建是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不僅是物質層面的變革，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單位之間、居民之間的優勢互補、互幫互助，增強了居民群眾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對建設溫馨、和諧的生活環境帶來生機與活力。堅持資源共享，落實共駐共建任重道遠。首先要強化輿論引導。各種新聞宣傳媒體應加大報道力度，形成全社會關心、支持資源共享的輿論氛圍；其次要強化政策引導。通過建章立制，確定資源共享的范圍、時機和條件，明確保障的措施與辦法，促進資源共享深入有序地開展；還要強化典型引導。通過開展典型示范活動，總結經驗，完善措施，由點到面，逐步拓展，穩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