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由生命權看安樂死

孟祥虎 包頭鋼鐵學院171# 014010

[摘要]：本文批判了生命權完全屬于個人、國家和完全歸屬對生命有權利主張的人的觀點，提出生命權歸個人、國家、個人主要親子代、以及同生命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共有的觀點，根據生命權的歸屬得出對待安樂死的方案。文章認為，立法機關既要尊重個人意愿的神圣性，又要保護社會道德秩序的利益，積極穩妥地推進安樂死合法化。

[關鍵詞]：生命權安樂死完全歸屬主要親屬

安樂死背景

近來，人們對安樂死的關注非同一般，法學界人士對此出言謹慎，各國立法對安樂死的態度也諸多迥異，不同歷史階段對安樂死的態度也有所發展。

安樂死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英文解釋為：無痛苦處死患不治之癥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國學者給安樂死下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全過程。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英國，美國，瑞典等一些國家發起成立“自愿安樂死協會”或向國會提出允許安樂死的議案，由于對安樂死問題的認識不清，社會上絕大部分民眾反對安樂死。反對安樂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慮，承認安樂死合法會出現難以控制的負面效應，除無法有效保護弱勢人群的生命權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負擔也會極度加大。歷史的焦慮也是不容忽視的干擾因素，三十年代納粹德國對所謂劣等民、殘疾人以及老弱人群進行殘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統的純凈和節約肉類與香腸。希特勒簽署了一份文件，對被確認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確診后準許被實施慈悲死亡，這個文件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鋪墊。英國于1961年通過的《自殺法案》禁止協助或煽動自殺。1998年，美國病人托馬斯。伍克在凱佛基安醫生幫助下完成安樂死。這醫生為宣揚安樂死將整個過程拍下來，錄像拿到美國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凱佛基安醫生因二級謀殺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對自然人乃至整個人類繁衍的重要性，使給予‘安樂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諸多反對。”（1）

而許多人認為讓個體平靜而有尊嚴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權利，個人應當有選擇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權利。幾十年來，由于來自民間的呼聲日趨強烈，西方社會一直沒有放棄對安樂死立法的努力。在贊同與反對兩種聲音激烈交鋒的同時，西方民間社會對絕癥患者實行安樂死已經不鮮見。二戰以后，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觀念的更新，贊成安樂死的觀點開始呈上升趨勢，有關安樂死的民間運動和立法運動也日益增多。1993年2月，荷蘭通過了一項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澳大利亞北部地區也通過了類似法案，該法律規定：按要求申請安樂死者必須年滿18周歲，經多方確診患有不治之癥，無法忍受痛苦，并要遞交有本人親筆簽字的申請書。同時也嚴格限制醫生，實施時應有兩名醫生和一名心理醫生簽字同意，三位醫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參與該病人的治療等。荷蘭立下患致命疾病時授權醫生實施安樂死遺囑的已有10萬人。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市政府通過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2002年4月，荷蘭通過“安樂死”法案。英國已有2.7萬人在醫生的幫助下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生 命。法國也開始考慮安樂死的合法性。英國最高法院近日批準一名頸部以下癱瘓、靠呼吸機維持生命的婦女安樂死。其它各國對是否允許安樂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為法律付諸實踐的強迫性，一旦安樂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為剝奪病人生命權利的借口，為不義之徒濫用。

對錯誤觀點的批判

生命權乃安樂死問題的關鍵，厘清生命權對解決安樂死問題有重要意義。目前對生命權的錯誤認識主要有：生命權完全歸屬于個人、完全歸屬于國家、完全歸屬于對生命有權利主張的人。

生命權歸個人所有，即個人對自己的生命擁有全部權利，包括任意處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組織無權干涉。這種觀點有兩個問題：

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如何獲得的？

二、人類的行為應當促進社會的生存與發展，規定生命權完全屬于個人的這個行為是否有利于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獨立宣言》稱：“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有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2）現實的情況是有史以來從未出現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美國至今未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無論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只要發展就會有力量的變化，就會產生力量分布不均衡，而一個權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在于是否有力量保障，即力量是決定權利分配的依據，法律從來都是在暴力的支撐下才成為法律，所以不平等的力量分布下實現人與人或人與組織平等是不現實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規定：“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顯出社會上的差別。”（3）《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4）以上宣言的共同的觀點為生命權是當然由自然人享有的天賦權利，國家只是加以宣示。這種觀點僅是價值判斷或稱為天賦人權觀點，不是科 學的分析和論證，僅僅是價值的分析。“法者天下之公器。”（5）從價值分析上來得出生命權的應然不一定會采取價值判斷的結論，更不一定采取天賦人權的價值判斷的結論，所以天賦人權的觀點不能作為立法的理論依據。從實證分析上看沒證據表明人的權利從“造物主”那里獲得，“造物主”是什么東西并沒有證據來證實。權利只有法律才能賦予個人，權利如果能賦予，也能被收回；也有可能

參考書目：（1）王利明主編《民法》，51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2）《獨立宣言》。

（3）《人權宣言》。

（4）《世界人權宣言》。

（5）唐。姚崇《執秤誡》。

（6）曹詩權、李政輝著《論侵害生命權在民法上的責任》，法學評論，199805.（7）《荀子。性惡篇》。

（8）H.D.p.李（H.D.p.LEE）譯本《理想國》，473頁，（企鵝叢書，倫敦，1955）。

（9）張田勘著《對安樂死立法難的思考》，山東醫科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01；

（10）陳禮國著《為“安樂死”立法》，《中國青年報》20020510.（11）《莊子。天運》。

由生命權看安樂死(第4頁)一文由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第二篇：由安樂死問題引發的關于生命的思考

由安樂死問題引發的關于生命的思考

摘要：

西方的安樂死討論并不只是限于死亡的方式的問題，而也牽涉到所謂“生命的質素”（quaility of life,QOL）的問題。支持安樂死的人大都不贊成所謂的“生命神圣論”（doctrine of the sanctity of life）。他們認為：生命的價值是建立在生命的質素上；當生命的質素跌落到不可接受的低水平時，生命便不值得繼續。以前對生命質素高低的劃分，是以意識的有無為標準；于是長期昏迷的植物人及腦動電流圖平坦的病人，雖仍擁有生物生命，但這生命的質素太低，不值得延長下去。于晚近西方的討論中，卻有人認為以意識的有無來劃分是失之太窄，一個可以接受的生命質素并不只是有意識而已，而牽扯到有何種意識或什么質素的意識。

關鍵詞：

生命的質素，生命神圣論，生命的價值，安樂死，生命

正文：

美國哲學家彼得·辛格對安樂死定義到：“把那些久治不愈而又極其痛苦或苦惱的人殺死，免致他們繼續受苦。“1然而，安樂死又分為”被動安樂死“和”主動安樂死“。”被動安樂死“是對一個垂死的病人，終止或不給予任何治療上的干預，任其自然死亡；”主動安樂死“指對于那些生不如死的人，采取某些行動，蓄意致其死亡，使他從痛苦中解脫。由此，引起了人們有關安樂死的廣泛討論。

曾有這樣一個案例：艾琳是一個新生兒，但不幸的是她是一個先天無腦兒，當艾琳的父母知道真相后，拒絕給予治療，希望將其殺死；而醫院里的醫生要求艾琳的父母繼續讓艾琳接受治療，從而與艾琳父母的想法相悖。最終醫生將艾琳父母告上了法庭。到底誰對誰錯呢？一些人認為：艾琳是一位沒有任何社會意識的嬰兒，艾琳父母作為她的監護人，對艾琳的生死有著一定的干涉權利，況且艾琳已經是一位無腦兒，或者無疑會給他們增加沉重的負擔，且會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另外支持醫生的人認為：艾琳也是由母親產下，雖然是無腦兒，或者說是沒有意識，但是她作為一名公民，有生命權，應享有父母的照顧。針對以上兩種言論，我個人支持前者，其原因不得不牽扯到有關“生命的質素”及“生命的價值”的問題。

劉向《說苑?反質》:“ 孔子 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生命的質素指具有的素養和本質，具有活下去的意義。世界上絕大多數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質素，因為他們在從相應的集體索取時，相應地為相應的集體做出貢獻，比如：狗可以看家，可以搜尋；鳥可以捕食害蟲；人在接受社會資源的供養時，也能為社會做出貢獻……由上面的例子可知，擁有生命的質素的同時，也理所當然實現了一些生命的價值。

但一個人雖然有了生命的價值，不一定代表他對他人，對社會作出了貢獻，而不是作為累贅。我私下里尚且引出“價值比”這個概念，即生命的質素與社會

消耗比值。如此，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一下人的價值的問題。當一個人在消耗了社會資源時，產生了超過所取社會資源的價值的貢獻時，他的價值比大于一；而相反，則小于一。前者，在古今中外的一些人身上尤為凸顯，譬如：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牛頓；提出相對論的愛因斯坦等等，這里我們不得不提及霍金，雖然他幾乎全身癱瘓，消耗了許多社會資源，但他在物理學上的造詣已經蓋過了他的缺陷。后者，則如上文提及的艾琳，雖然它具有生物生命，但她對她自身，她的家庭，醫院及那些等待醫院病床的人而言都構成了很大的負擔，且作為無腦兒的她，將來對社會有貢獻可能性很渺茫。馬克思曾說過：“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艾琳可以說除了血緣關系，醫生與患兒關系外，沒有其他的關系了。所以，在面對此類關于安樂死的事件時，應給予安樂死。

或許，有人會從生命神圣論的角度來反駁這類安樂死，因為盡管垂死的病人或像艾琳一樣的新生兒患者，他們仍有生命，應該竭盡全力的使他們活的更久，哪怕只有一天，哪怕是用先進的醫療器材維持他們的心跳。但是，人不僅要活著，還要活得有質量、有價值、有意義、有尊嚴。僅靠先進的醫療手段延長痛苦的生命或維持失去社會屬性的軀體生存，“那么生命何來神圣性？”，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現代的人道主義原則應建立在“生命神圣論”與“生命質量論”、“生命價值論”相統一的觀念基礎之上。3所以，安樂死是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的。作為人應當有尊嚴、有價值地生存,否則,延長的不是生命的歡樂,而是痛苦。安樂死是無痛苦的、安詳的、有尊嚴的死亡。

既然選擇了給予安樂死，就要讓他和其家人舒適的度過這一時期，而應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寧養服務“就是一種恰當可行的方式，現在在西方已相當普遍，中國在1988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寧養服務機構。它是”為照顧垂死病人之安寧院“，對生命臨終病人及其家屬進行生活護理，醫療護理，心理護理，社會服務等的關懷照顧，是現代社會一種強調身——心——靈的全人，全家，全社會，以及全程的全方位醫療方式。其目的是為臨終者及家屬提供心理及靈性上的支持照顧，使臨終者達到最佳的生活質量，并使家屬順利渡過與親人分離的悲傷時刻。羅秉祥指出：正如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人生也有幼壯老衰四個階段。死亡過程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們既不應該人工地把死亡過程拖長，也不應該人工地把死亡過程消除，使人死的越快越好。死亡過程是人生旅途中最后一段路，是整全人生的一部分，也可以發出人生的光輝。這種接近自然主義的觀點，可以在《莊子·至樂》中找到共鳴。2我引用這句話來說明我們應接受死亡的過程，把它當作生命的一部分,簡單來說，就是推行“寧養服務”。

大家可以發現以上講的有關生命質素本來就低的安樂死問題，還有一種安樂死在社會上產生了更大的反響，即生命的質素還很高，但自以為很低的當事人的安樂死問題。比如：1991年9月28日，包雪爾女士在家中接受了安樂死，這個案例震驚世界，因為她身體健康完全正常。她因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而離婚；她有兩個兒子，一個20歲自殺，一個20歲死于肺癌。于是在重重打擊下她長期抑郁，雖有去看精神科醫師，但卻拒絕他的治療，而表示只想尋死，與其痛苦生，不如安樂死。還有就是有關“尊嚴死”的案例，例如：大小便失禁的病人請求安樂死；患有乳腺癌的患者請求安樂死等等。于是，人們就爭論：醫生到底因不應該給予她安樂死？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先引用儒家的一些語錄。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從這句話中，可以明白儒家是對尊嚴死持肯定態度的，這與近代生命倫理學所提倡的尊嚴死是有共鳴的。而現在中國的醫生都秉持這樣一個觀念：醫生的職責是維護人的生命，而不應幫助

病人安樂死（仁慈助死）。但是，生命權和人格尊嚴權是公民兩項最重的權利，生命權的主體只能是公民個人，不能是國家或者其他人。生命權的內容只包括公民的生物性存在，不能對生命權的內容作任意擴大。人格尊嚴權是憲法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不能把人格尊嚴看作是生命權的內容。生命權是我國憲法隱含的一項基本權利。既然國家公權力可以剝奪公民的生命，那么國家無權限制公民放棄自己生命權。4所以，我認為：對于上面一類求安樂死的做法，是符合法律與道義的，對于那些協助病人的醫生，不應該受到輿論的譴責，或者法律上的處罰。

當然，安樂死對病人是好事還是壞事，應該由病人（除無意識的患者）來評價和自主決定、自主選擇。也只有自覺自愿的安樂死才是符合倫理的。

引用文獻：

1,.（美國）彼得·辛格《實踐倫理學》；劉莘譯 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2.（中）劉剛 《安樂死與生命的尊嚴:國外安樂死研究的新理路》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100875 3（中）羅秉祥, 陳強立, 張穎《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哲學思考》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4.（中）韓玉霞 《由生命權論安樂死之合法化》 山東大學，2006

注：因水平有限或價值觀不同，文中筆者的觀點可能欠妥，請指正。

第三篇：安樂死與生命權之法律思考

安樂死與生命權之法律思考

在我國，安樂死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相反人們還相當熱衷于對安樂死的爭論。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馬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樂死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人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

早年，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安樂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為自己實施“安樂死”，但因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醫生都沒有勇氣。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再次討論：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安樂死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

“法”是權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部分，“法”理應給予保護，但是，安樂死是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哪？現在學術界尚無定論。何謂“生命權哪？筆者認為，生命權即人們享受生命和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認為：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選擇死亡的方式。這不僅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對公共秩序和社會風氣也均無妨害，可以下一個結論：在某方面說：安樂死是對生命權的保護。

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別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在我國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 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來實施安樂死。雖然如此，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本身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解決了才能推動其合法化。

有的學者認為，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狀態安樂化。

學者們通常認為，要想使安樂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須證明安樂死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

（1）安樂死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死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行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發生，反而促進其發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只是幫助病人解決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須是無法醫治，別無他選的，它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故意殺人的行為人的目的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2）安樂死行為符合倫理道德及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強調“人并不因為痛苦而獲得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18]，那么安樂死是絕對違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就有贊成安樂死而不反對自殺的理論。近代哲學家休姆，邊沁等也有同樣觀點，他們認為人為改變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預自然的行為不被視為犯罪。那么，處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構成犯罪。在挑戰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論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理論尤其引人注目，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看出，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是贊成安樂死的。

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醫德及人道主義相違背。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展了，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相應的發生變化。“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但現在更多人認為“溫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也是比較人道的。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是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面對死亡的表現，這是一種勇敢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只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臨終選擇。

第四篇：安樂死與生命權——有關安樂死合法化的研究

安樂死與生命權——有關安樂死合法化的研究

作者：河北農業大學現代科技學院法學0201班 高苑媛 艾志英

指導教師：河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王衛國

摘要：安樂死已成為一個世界矚目的熱門話題，國內外紛紛對其合法化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本文認為：安樂死可以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首先立法，從而推動對安樂死的全面立法。本文對此種立法意見的可行性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安樂死，合法化，生命權，立法。

引言：安樂死現今只在兩個國家為合法，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也曾經試圖對其合法化，但條件尚未成就，立法失敗。在我國，關于安樂死立法的理論已屢見不鮮，但多數為“一棒子打死”的理論----全國皆力或毫不放松，有的學者提出了“第三條路線”的理論----即禁止與開放之間取其中間，但未提出具體的辦法。本文就安樂死合法化的可行性及其筆者所提倡的方法加以論述。

關于安樂死的論戰已由來以久，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就有人開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并在世界范圍內圍繞著關于爭取人道死亡權利，推動安樂死合法化，開展運動。世界上第一部“安樂死法”應追溯到1995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世界上首部“安樂死法”。（但實施不到兩年即被廢止）。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繼其之后，比利時眾議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北兩國的這一舉動再次使“安樂死”成為全世界爭論的話題。

在我國，安樂死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相反人們還相當熱衷于對安樂死的爭論。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馬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由此可見，我國民眾對安樂死之關注程度。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樂死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人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

去年，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安樂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為自己實施“安樂死”，但因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醫生都沒有勇氣。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再次討論：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安樂死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

“法”是權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部分，“法”理應給予保護，但是，安樂死是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哪？現在學術界尚無定論。何謂“生命權哪？筆者認為，生命權即人們享受生命和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認為：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選擇死亡的方式。華東政法學院殷嘯虎也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當他由于各種外界條件而無法選擇生命的情況下，可以有選擇死亡的權利。一個人身患絕癥，臨近死亡，在極度的痛苦中掙扎，應有權選擇有尊嚴的死亡方式，即安樂死，這應符合生命權的要求。這不僅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對公共秩序和社會風氣也均無妨害，可以下一個結論：在某方面說：安樂死是對生命權的保護。

然而，生命權不僅僅歸屬于自然人個人。人是社會人，他多少與其他人（如親人，朋友，債權人等），組織，甚至國家，有著某種聯系，比如，一個債臺高筑的人申請安樂死，是否經債權人同意？筆者認為。經債權人同意方可對債務人批準安樂死，因為從民法角度分析，債務人的死直接危及債權人債權的實現。也就是說，安樂死不僅是個人的絕對權利，它須經過其利害關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國家和組織的同意。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別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在我國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 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來實施安樂死，又據千龍網數據顯示：對588人進行調查問卷，有453人（77.04%）贊成安樂死合法化；僅有7.82%的人反對。可見，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我國國內，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呼吁與日俱增。雖然如此，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本身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解決了才能推動其合法化。

（一）安樂死的本質是什么？

有的學者認為，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狀態安樂化。首先，它是一種死亡狀態，不能與自然死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這三類死亡原因并列為第四種死亡原因；其次，它的對象只限于當今世界醫學上無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瀕死者；再次，它雖需要人工控制，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樂”，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樂死的價值是什么？ 當一個病人已無望好轉，且遭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極端痛苦之時，勉強延長就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讓精神和肉體經歷慘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動結束生命，選擇有“尊嚴”的死亡，如果醫生明知絕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熟視無睹，既是對患者本人肉體的摧殘，也是對患者家屬與親友精神的折磨[14]。

安樂死合法化有其益處，這是被公認的。1988年和1994年，我國召開兩次安樂死學術研討會達成共識：A安樂死是社會文明的進步的一種表現，大勢所趨；B有利于從精神上，肉體上解除病人的痛苦；C可以減輕家庭的精神，經濟，情感和人為負擔，解放生產力；D有利于社會衛生資源的公正和正確的分配[15]。

（三）安樂死合法化必要嗎？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社會的工具，是應順應社會要求的。二戰以來，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安樂死作為人的權利在世界范圍都具有普遍意義，其立法工作也勢在必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安樂死在我國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已成為社會需要的強烈表現。而我國通常認為實施安樂死是一種犯罪，這種“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會需求，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來完善對生命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16]。

（四）安樂死合法化可行嗎？

學者們通常認為，要想使安樂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須證明安樂死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17]。（1）安樂死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死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行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發生，反而促進其發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只是幫助病人解決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須是無法醫治，別無他選的，它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故意殺人的行為人的目的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2）安樂死行為符合倫理道德及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強調“人并不因為痛苦而獲得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18]，那么安樂死是絕對違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就有贊成安樂死而不反對自殺的理論。[19]近代哲學家休姆，邊沁等也有同樣觀點，他們認為人為改變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預自然的行為不被視為犯罪。那么，處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構成犯罪。在挑戰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論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理論尤其引人注目[20]，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看出，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是贊成安樂死的。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醫德及人道主義相違背。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展了，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相應的發生變化。“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但現在更多人認為“溫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也是比較人道的。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是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面對死亡的表現，這是一種勇敢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只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臨終選擇。

（五）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實施安樂死？ 論證安樂死的實施條件是必要的，因為如果安樂死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荷蘭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鑒，荷蘭的安樂死法案制定得詳盡而嚴格，譬如規定醫生實施安樂死的條件為：病人必須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自愿接受安樂死，并多次提出相關請求；根據目前通行的醫學經驗，病人所患病必須是無法治愈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認為是難以忍受的；主治醫生必須與另一位醫生進行磋商，以獲取獨立的意見；醫生必須在“安樂死”實施后向當地政府報告等等。對于我國荷蘭的做法是個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國情現狀給予適應的改變與添補，從而打造出我國首部“安樂死法（或條例）”。

（六）安樂死合法化符合我國立法原則嗎？ 首先，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則。《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現階段，安樂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數據體現安樂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

再次，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學性原則，立法的科學性體現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地方立法。安樂死合法化涉及諸多方面，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在特定地區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對安樂死首先立法。最后，安樂死合法化體現對各種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區先為安樂死立法體現了對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國現階段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備安樂死合法化條件的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的地區并不多，在這些地方首先實現要安樂死合法化解決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對安樂死的局部立法是實現短期利益，而長遠利益是在全國范圍內的合法化。綜上所述，無論在外國還是我國，無論以情理分析，還是以法理分析，安樂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從目前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建設狀況和醫療保障水準等方面看，現在為安樂死全面立法的確有些不現實，我們不妨報著積極的態度，為安樂死立法創造條件。比照近些年的“稅收”試點（已收到很好效果）我們可以在我國東部一些經濟，科技，文化發達的城市做一些“試點”工作之后，先為安樂死“打開半扇門”，在人們可以接受的程度內為安樂死部分立法，確定哪些安樂死可以允許，哪些應當禁止，并隨著社會的發展給予其修訂與改正，等待我國東西部經濟差距縮小，再把該結果推向全國。

注釋：

[1]新華網，2002-05-17 [2]《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3] [4]檢查日報：《安樂死：離合法還有多遠》，夏敏 [5]《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6]《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牛津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7]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8]檢查日報：《安樂死：離合法還有多遠》，夏敏 [9]南方網：《‘安樂死’是否違憲起爭議》 [10]《公民有死亡的權利嗎》

[11]新華網，2002-05-17《安樂死在一些國家的發展情況》 [12] 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13] 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14] [15]《由生命權看安樂死》，內蒙古科技大學，孟祥虎 [16] 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17]參考《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

（二）”部分

[18]參見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Ethics(New York:Harper&Row)(1936),p147~154 [19]Jorge Luis Falcon,et al,”Euthanasia,Medical-Legal Aspect”(1996)[20] 《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21]南方網：《安樂死是更高層次的人性關懷》 [22] 檢查日報：《安樂死：離合法還有多遠》，夏敏

致謝：感謝河北農業大學副教授王衛國給予的幫助和指導，并在艾志英同學的合作下完成本論文的寫作。

第五篇：論生命權與安樂死（寫寫幫整理）

論生命權與安樂死

摘要：眾所周知，生命權乃基本之人權。但對于生命權之理解大都從“生”的權利來認識，而忽視了“死”的權利，即求死權。安樂死就是求生權之行使方式之一。本文首先對安樂死的概念、分類和歷史發展進行了簡述。然后就生命權與求生權進行了分析，接著對安樂死在外國法中立法情況進行了對比研究，然后就安樂死在我國的現狀和司法實踐困境進行了分析，最后，從安樂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刑法修改、安樂死立法提出了對策建議，希望對我國安樂死合法化有所啟示。

關鍵詞：生命權；求死權；安樂死；合法化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right to lif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Bu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to life is from the “birth” of the right to know, while ignoring the “dead” rights, namely the right to die.Euthanasia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life.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uthanasia.Then it analyzes the right to life and survival right, then in the foreign law on euthanasia legislation were discussed, then the statu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euthanasia in the plight of our country are analyzed.Finally,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the necessity of euthanasia legi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Key words：right of life;right to die;euthanasia；legalization

一、安樂死概說

（一）安樂死的概念

安樂死，有“好的死亡”“無痛苦的死亡”之意，是一種給予患有不治之癥的人以無痛楚、或更嚴謹而言“盡其量減小痛楚地”致死的行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個別患者出現了無法醫治的長期顯性病癥，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癥，對病人造成極大的負擔，不愿再受病痛折磨而采取的了結生命的措施，經過醫生和病人雙方同意后進行，為減輕痛苦而進行的提前死亡。安樂死問題，一方面與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科技水平緊密關聯，另一方面與自然死亡、自殺、謀殺等概念互相纏雜，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安樂死是一個令人迷亂、模棱兩可的術語，而安樂死本身又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且對于每種類型，在倫理上的可責難性是截然不一樣的”。

關于安樂死的概念，學術界爭議頗多，典型觀點有如下幾種：

1、別人根據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結束生命的行為。

2、對于身患絕癥且無法治愈的病人，處于幫助病人從病痛中解脫出來的目的，實施者在病人授予委托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終結病人的生命。

3、出于同情以比較迅速的并且輕松的方式造成不治之癥的病痛患者提前死亡的行為。

4、當病人身患絕癥或嚴重傷殘者處于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身體上遭受著極大的痛苦，在本人或其親友的授權和請求下，他人出于憐憫和幫助其免受疼痛折磨的目的，采取人道的方式和措施提前結束患者生命的一種行為。

5、安樂死在臨終病人的明確的請求下，出于解除患者無可忍受的痛苦的目的，醫生實施的對絕癥患者的死亡過程和死亡時間進行主動的醫療干預行為。

由此可見，安樂死具有如下四個特征：第一，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只能出于一種人道主義的同情和憐憫的目的，即幫助絕癥病人從無法承受的病痛折磨中解脫出來。第二，患者本人所表示的死亡意思和請求必須是真摯而且表達他真實的意愿。第三，病人所患的疾病在醫學領域是沒有希望被治愈的，并且這種疾病會給病人帶來的痛苦超過了正常人能忍受的程度。第四，醫生實施安樂死行為所選擇的手段必須是人道和符合道德準則的。

（二）安樂死的分類

只有把每一種類型都能加以辨別，才能真正了解關于安樂死合法化爭論的緣由。安樂死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積極安樂死、消極安樂死、真正的安樂死以及間接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是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采取積極主動的方法以直接奪取病人的生命為目的；消極安樂死是指死亡的結果與外界因素無關，主要是由于行為人采取不作為的態度引起的，例如不對瀕臨死亡的病人進行任何治療或中斷其治療。真正的安樂死是指對瀕臨死亡的病人給予精神撫慰，或醫生處于減緩其病痛的折磨而提供的安慰和醫療照顧。間接安樂死，是指醫生并不直接采取措施致使病人死亡，而是出于幫助病人解脫的目的而對其采取措施造成病人死亡過程的提前到來。

（三）安樂死的歷史發展

關于安樂死的發展歷史，目前并無太多研究。在實踐中，某些在當時被稱為安樂死的習俗是被允許的，比如，那時候無論中西方在古代社會都存在著一種遺棄或者拋棄老人、病重者或患病嬰兒任其死亡的習俗和實踐。由于中世紀的歐洲處于基督教統治下，基督教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中心。基于人對上帝的依賴關系，如果你殺死不正常的病患者或遺棄他任其死亡，這種做法是絕對不允許的。由于近代歐洲社會爆發了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以及后來迅速發展起來的工業革命，安樂死話題開始進入人們的事業并被當做一個專門獨立的問題來看待。然而這主要還是局限于某一個別思想家的專著之中，安樂死問題仍然停留在觀念范疇之內。現代社會是對安樂死問題的研究最為集中和全面的時期，特別是對安樂死不同領域和層次的爭論，大大地促進了安樂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尤其是把安樂死概念和故意謀殺概念加以區分和辨別，甚至有些國家有些地區認為安樂死的道德價值有其積極和值得肯定的一面。隨著二戰時期法西斯主義假借安樂死的名義進行種族清洗，安樂死一度被全世界所否認，直至冷戰開始才被重新提起。安樂死是社會進步文明的一種體現，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價值追求，體現了生命是有價值和尊嚴的；而且安樂死能夠減輕患者和患者家屬的負擔。因此，從安樂死的發展歷程來看，無論是從我們社會的仁義道德出發，還是從情理出發，安樂死本身在不違法的同時還對社會資源配置各方面具有極大的積極作用，所以安樂死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認可，實行安樂死合法化是社會的必然發展趨勢。

二、生命權與求死權

(一)生命權的含義

關于生命權的定義，學界有不同的意見：

1、生命權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的利益為內容的權利。

2、生命權是指公民在社會上生存的權利。

3、生命權是指一種維持生命存在的權利，即活著的權利。

4、生命權是指保障人之生物性，物理性存在不受侵害的權利。

5、生命權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護，不被任意剝奪的權利。由此可見，生命權是以生命存在利益為內容的權利，生命權受法律保護不被任意剝奪是側重于生命權的消極保護，這是對生命權的積極保護和救濟。

我國憲法要對公民進行全面的保護，不僅保護公民的生物屬性方面的權利，也要保護公民社會屬性方面的權利。對于公民社會屬性方面的權利，憲法通過公民的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平等權、政治權利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權利作了較全面的規定；對于公民生物屬性方面的保護，通過生命權，健康權等規定進行保護。因此，憲法中生命權所指的生命僅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不應該包括社會屬性方面的內容。部分學者認為，個人生命權因疾病或其他事故，導致人格之喪失(譬如植物人之情形)，該個體之生命權實已遭受侵害，單純軀體之保存并無意義。所以安樂死之行使，乃在于求人格與軀體的完整性。換言之，求死權所維護者，乃系一完整之生命權。那么問題就是，公民是否可以因為人格尊嚴的喪失為理由主張放棄生命權。也就是，公民是否可以結束自身的生物性存在狀態。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生命權是指公民維持自身生物性存在，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

（二）生命權的客體 從生物學的角度上看，生命是指生物體所有的，利用外界的物質形成自己的身體和繁殖后代，按照遺傳的特點生長，發育、運動，在環境變化時能夠適應環境的活動能力。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有人、動物和植物。法律上所研究的生命僅指人的生命，也就是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人的生物性存在是一切精神性存在與其它一切行為的前提。對生命的判斷只能從生物學角度來考慮，而不能加入任何人為的判斷。如果加入人為的判斷標準，就會產生所謂“沒有價值”或價值低”的生命，這些生命就會以各種理由被剝奪。既使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考慮“生命”是否存在也是難以判斷的。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何時開始、何時終結，沒有統一的標準。關于生命的開始，有“受孕說”、“陣痛說”、“斷帶說”、“呼吸獨立說”等不同的標準。我國采取“獨立呼吸說”的出生標準。生命活動開始于受孕，但胚胎、胎兒還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雖然我國憲法并未將胎兒看作是自然人，胎兒的生物性存在不是我國生命權的客體。但是，我國民法中又為胎兒保留了繼承權，也就是承認胎兒成為生命權主體的潛在可能。生命終結的判斷標準，經過“脈搏停止說”、“心臟停止說”、“呼吸停止說”發展到現在的“腦死亡說”。由此可見，面對安樂死相關問題時，要首先確立一個前提：在憲政國家下，沒有所謂的減損了價值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命，或者是沒有價值的生命、空洞的生命等概念存在的可能。不管國家對公民出生與死亡是如何規定的，所有人的存在，只要是依照國家現行法律規定的出生與死亡標準所界定出來的生命，都是憲法意義下的生命，既使該人已經失去了與外界溝通與交流的能力，如植物人。

（三）生命權的主體

西方原始的法律制度中。人的生命權就得到了保護。原因是因為：如果可以隨意

謀殺別人而不必受到懲罰，社會必將四分五裂。古希臘斯巴達的法律要求遺棄弱的、畸 形的嬰兒。是出于社會利益的需要而剝奪人的生命。在這兩種情況下，對生命權的保護 和放棄都是出于維護社會利益的需要，人的生命是服從于社會統一需要的，人的生命是 屬于社會的。

到了歐洲中世紀，受到基督教神學關于。生命至上。思想的影響，生命權受絕對的

保護。在基督教的教義中，是神保留了主宰生命的神圣權力，人沒有對生命的處置權利，如果人處置生命，實質上就等于人要扮演神的角色，是人對神的逾越。在這一時期，在 西方的許多國家，生命權不是屬于個人的，而是屬于神的，因此自殺都是應當受到懲罰 的，更沒有安樂死存在的余地。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為了反對封建特權和神權，提出了人權的口號和思想，其中就包括生命權的內容。人們逐漸認識到，人是個體的人，而不是附屬于國家與社會的人。生命權應該屬于個人，是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國家和社會并不具有決定個人生死的權利，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國家可以依據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權。我國對生命權的主體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衄折的過程。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有生命權的只是少數統治階級，廣大勞動人民沒有生命權。新中國建立后，公民才有了生命權。在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后，公民的人格尊嚴權和生命權重新受到重視。因此，生命權的權利主體是以生物性存在的公民個人。生命權是人權的一種，享有者不分民族、種族、性別、年齡等。然而“人”的概念是始自出生，終于死亡。根據我國對出生與死亡的標準，我國當前享有生命權的主體是一切脫離母體自由呼吸至心肺停止運動的公民。

(四)求死權

正如上文所述，生命權是屬于有生命的個人的，那么個人當然可以處分自己的生命，包括放棄生命，即享有求死權。那么，求死權是否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權利呢?對于有意識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人來說，這種放棄生命權的權利沒有必要成為一種獨立的權利，雖然其行為的價值取向的選擇受到質疑，但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放棄生命權。這就是說，對于能夠自殺和獻身的人來說，他們放棄生命權的權利不需要法律的特別規定即可自由行使。但是，對于符合安樂死條件或者處于“植物人”狀態的人來說，他們放棄生命權的權利并不能自己獨立行使，而是需要醫生的參與。一般來說，絕癥病人如果自己采取措施自殺，與其他人的自殺并沒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當病人的病情進行到了不依賴別人的行為就無法死亡的地步。病人就不能自己行使放棄生命權的權利了。如果法律沒有規定這種條件下病人放棄生命權的可能方式，而其他人如果幫助病人實施放棄生命權的行為又可能受到法律的責難，則這些病人放棄生命權的權利就無法實施。而且，這些病人放棄生命權的行為并不會對社會和他人造成侵害。因此，即使僅僅從權利行使的角度來看，也有必要明確規定這些病人的放棄生命權的權利。

到生命權對于國家和個人的重要性。求死權”應該有嚴格的條件，不能濫用。“求死權”有以下幾個特征，即：自愿性、自身性、各案性、暫時性。所謂自愿性，即個人放棄生命權的決定是在自由意志下做出的，不是在他人的強制或脅迫下作出的。所謂自身性，是指所放棄的生命權只能是生命權的所有人放棄自身的生命，任何人不能自己決定放棄他人的生命。也就是說，所處置的權利只能是自身的權利。所謂個案性，是指生命權的放棄應該是在特定情況下的放棄，而不是所有類似的情況下都放棄。所謂暫時性，指生命權的放棄不是永久的。生命在個案上尚未喪失時，生命權人可以隨時撤回放棄的決定。對于安樂死來說，也要符合這幾個要素。在安樂死的具體實施中，國家公權力在考察安樂死申請是否符合規定時，也要從這幾方面進行考察。

三、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外法比較

目前就全世界范圍來看只有歐洲的荷蘭、比利時和瑞士完全承認安樂死合法化。荷蘭和比利時這兩個國家實行和承認的是積極安樂死行為，而間接或消極的安樂死在瑞士和美國的俄勒岡州得到承認和允許。日本、法國等國在安樂死立法問題上呈開放態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在安樂死立法問題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現在尚未取得顯著的進展。

1、荷蘭。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對安樂死的立法研究和案例分析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1993年2月9日，荷蘭的參議院以默認的方式通過了承認安樂死法案，默認身患絕癥的病人有權利選擇自己死亡的時間和方式。2000年11月28日，荷蘭議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關于安樂死的法案，有關安樂死法案的司程序已經基本上得到承認和確定；2001年4月10日，荷蘭上議院以46票對28票還有1票棄權的勝利結果通過安樂死法案，這標志著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在2001年荷蘭通過對安樂死的法律規定中，安樂死的合法化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法律只保護符合規定條件的安樂死。該法律規定，醫生有權利實施安樂死的適用條件是：醫生要十分確定病人做出同意實施安樂死行為是出自于自身的真實意思表示；醫生要確認病人的病情是否真的無藥可治而且病痛超過了正常人在生理上可以忍受的程度；病人在沒有喪失基本行為意識前提下對自己的病情有正確的意識和預測；實施安樂死的決定必須是病人單獨做出，任何人包括醫生不能給病人明示或者暗示使其做出安樂死決定；必須經過第二個醫療小組的確認；必須以在醫學領域適宜而且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方式實施安樂死行為。

2、比利時。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議會眾議院以絕對優勢86比51票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法案中規定，成年病人身患絕癥且在確認治愈基本無希望的提前下，如果確實病情給他帶來了生理上的巨大痛苦超過了他能忍受的正常范圍，在病人反復和主動提出安樂死的請求下，醫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對病人實施安樂死行為法案同時規定，病人可以選擇止痛藥物進行治療，即使這種止痛藥物只能暫時緩解生理上的疼痛而對病情沒有任何治療作用也應該被允許，因為這樣可以讓病人在有限的最后的生命時光中盡量能活得輕松安詳，這是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

3、瑞士。在瑞士，開始時由醫生直接實施的積極安樂死是不允許的。但是，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市政府通過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自行選擇以“安樂死”方式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如果病人自愿主動想終結自己的生命，醫生可以開出致命的藥物給病人，但是要病人自己服用造成死亡的結果，這其實就是本質上的“協助自殺”，但這種方式在特殊的時候是被允許的。

4、美國。美國的聯邦法律不承認安樂死合法，而且法律嚴厲處罰使用麻醉藥物等幫助病人死亡的醫生，而1994年美國的俄勒岡州通過一項法令，這項法令承認實施安樂死行為在某種條件下是合法的。但對實施安樂死的適用條件進行了嚴格限制，就是醫生只能為那些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病人提供他們要求的致命藥物來終結他們的生命。自這項法令生效以來，已有200名絕癥病人在該州實行了安樂死。但法律嚴格禁止病人在親人或者朋友的幫助下自殺，并且禁止醫生使用針劑或者一氧化碳的方式實施安樂死，那么就是說積極的安樂死會仍然被看作故意殺人犯罪。

（二）啟示與借鑒

安樂死在得到有限度的承認。例如日本的最高院在1995年認可了有條件的安樂死；美國的俄勒岡州雖然承認安樂死是合法行為，但是積極的安樂死仍然被視為故意殺人罪；而荷蘭對于安樂死的合法化也是有條件的，必須是病人意識清楚單獨自愿提出請求且病情無藥可治時才能對其實施安樂死。一些國家采取了先試點后立法的做法。從立法難度和技術上講，這種“試點”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小的風險性，有助于引導和完善安樂死立法。例如美國和瑞士只在個別地方和州承認有條件的安樂死合法化。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安樂死立法除了在醫學方面具有共同特點以外，某些立法宗旨、立法原則、立法技術、執法程序也各有特色。很多國家限制了申請人的法定年齡，例如澳大利亞北部地區的安樂死法案明確規定：申請安樂死者必須年滿18周歲。比利時安樂死法規定：安樂死申請的病人必須是法定的成年人，其在申請時必須具有能正確辨別其行為和意愿的意識能力。韓國規定：對智障病人以及其他無能力表達意愿的病人嚴禁實施安樂死。而這些規定的意義不僅強調了申請人行為能力和意識能力的法定性，而且在法律上排除了無意識能力和限制意識能力人的申請，更為重要的是排除了申請人受他人唆使、恐嚇或某一利益交換等外界因素影響的可能，從而便能有效防止醫務人員或者申請人親屬一方“他殺”的發生。而有些國家規定申請必須經過醫學鑒定。規定鑒定的唯一主體必須是具有醫療資質的醫療機構，而并非是某一醫生、患者本人或其他人。例如荷蘭、比利時、瑞士、法國、丹麥、新西蘭等國的安樂死法案均從醫學上特別解釋和規定了“不治之癥”之詳細內容，并對醫療機構判定安樂死的資格也作了明確的規定。

因此，國外成熟的立法經驗可以給我國在安樂死合法化進程中提供參考，我國從中可以得到諸多啟示：一是指導思想上的謹慎性。即要結合國情、民情和現代醫學等客觀條件來綜合論證立法的利弊。二是立法技術上的綜合性。安樂死立法不僅要具有法律的專門性，而且會涉及醫學、社會、倫理、道德等領域。所以在立法過程中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三是實施程序上的周密性。即在實施的具體環節中必須嚴格按照每一個法律規定的程序來。

四、安樂死在我國的現狀和司法實踐難題

（一）安樂死在我國的現狀

在我國，“安樂死”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自流傳至中國以來，便在中國大地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反響。1982年，在大連召開的全國第二次醫學倫理學學術討論會上，天津、山東的代表發表了有關安樂死的論文，引起大會矚目和較大的社會反響。1986年6月，陜西省漢中市傳染病院發生的我國首例安樂死事件，醫生蒲連升應患者兒女的要求，為患者實施了安樂死，檢察部門以“故意殺人罪”對醫生及病人的兒子提起公訴。案件審理了6年后，蒲連升終獲無罪釋放。但他無罪釋放的原因并不是安樂死是合法的，而是由于其所開的藥物并非患者死亡的主因，沒有足夠的危害性，因此不構成犯罪。此案轟動了全國，由此引發了一起涉及醫學界、法律界、倫理界、新聞界及公眾的關于安樂死問題的大討論。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都會有關于安樂死合法化問題的提案，這其中就包括有著名的“中國臨終關懷之父”崔以泰教授，以及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兒科專家胡亞美教授。他們不僅為安樂死的合法化四處奔波呼吁，而且他們都表示在必要時也會對自己實施安樂死。而在民間，一些人士也在為安樂死合法化積極奔走，準備在民間成立一個“自愿安樂死協會”的純民間組織，來呼吁、宣傳、監督和實施安樂死。根據衛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資料統計，我國每年死亡的人數近1000萬，這其中就有10%的人去世時是伴隨著劇痛離世的。而這10%死亡者中，其實有相當一部分人曾要求過實施安樂死，但由于于法不合他們的要求都被拒絕，他們只能“在痛苦中死去”或者偷偷地選擇了安樂死。事實上不少醫院都在患者的要求下和家屬達成默契，悄悄地在暗中實施安樂死。更為普遍的是對無望生還的患者采取消極治療的方法，停止治療或少用藥，已達到安樂死的目的。這些做法在目前都不能被公開認可。

（二）安樂死在司法實踐中的難題

1、情理和法理的沖突導致判例立場不統一。由于安樂死問題在國內沒有統一的法律規定，所以對待實施安樂死的行為引發了情理和法理的沖突。在法理上，實施安樂死行為確實是剝奪了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和故意殺人罪在某些方面有共同點。例如形式上都采取積極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劑，客觀結果上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結果；然而在情理上安樂死行為和故意殺人罪還是有很大的區別。例如安樂死行為是在被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實施的，是基于病人的真實愿望，行為人的目的也是為了幫助病人減輕痛苦，主觀惡性小沒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社會大眾也不忍心看著絕癥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所以從情理上大家對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能給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正因為情理和法理發生了沖突導致了判例立場的不統一。目前對于我國已經發生的安樂死案件，有兩種處理方法：第一種是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行為，依照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例如大冶程鵬才案件和河南劉河波案件；而第二種則更廣為人知，即法律對安樂死投棄權票的態度，認為這種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故而不予刑罰處罰，這體現在1987年陜西省漢中市蒲連升安樂死故意殺人一案的處理方法中。因為判例立場的不統一，這兩種司法態度在實質上都沒有明確地表達出對安樂死到底是持否定還是贊成的態度，沒有對安樂死行為作出統一的標準。當然，其根源在于安樂死立法的不完善。

2、法律依據不明確容易助長司法惰性。我國刑法的首要原則是罪刑法定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因為安樂死問題沒有統一的立法，所以審判機關在審理安樂死案件時的自由裁量權很大，導致了判決結果的不同意，容易造成同一性質的案件存在不同的審判結果，這樣會有顯公平，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既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陸續了出現了安樂死的案例，那么就應該把安樂死盡快納入立法體系中，解決現實需要。由于安樂死問題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司法機關干脆采取一種不告不理的司法態度，這和觸犯拘禁罪以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案件相似的司法處理態度容易助長司法惰性，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勸慰，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隨著安樂死案例的增多，會逐漸引起各種關于安樂死合法化的爭論和矛盾，那么這種司法態度不是長久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應該盡快將安樂死立法提上法律議程。

3、有罪判決缺乏公眾認同。世界在發展，科技在進步，觀念在更新，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及學者對安樂死的態度也在發生著變化，大家對于安樂死的認識也在不斷的加深，民眾對于安樂死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安樂死這個并不陌生的事物。在“情理”上人們不反對和排斥安樂死行為，因為實施安樂死行為滿足了幾個條件：其一是幫助被害人自殺的行為是經過了被害人的同意；其二是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極小，基本上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不忍心看著病人飽受疾病的摧殘；其三是社會大眾對安樂死的態度已慢慢轉為接受，人們對患了絕癥的病人給予了莫大的同情，認為讓他們輕松地死去不失為一種解脫的好方法。然而司法實踐中卻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這種處理方式并不能得到公眾的認同，不能達到情理和法理的統一。

五、安樂死合法化與生命權之保障

（一）安樂死立法的必要性

在筆者看來，我們就生命權與安樂死進行爭論和分析，不是為了爭論而爭論，而是希望能夠找到一條合乎倫理和法律之路徑，來解決現實中的安樂死困境。安樂死作為求死權行使方法之一，是公民之天然權利。但在具體實施中還有諸多問題，需要法律來保障其正確行使，防止其被濫用。第一，求死權之于公民個人意義非凡。生命權是最基本之人權，為我國各項法律所肯定；隨著我國法治的發展，作為生命權的一個方面，求死權日益得到重視。現代醫學技術在延長人的生命之同時，也延長了死亡之過程。作為病人，一方面要忍受異常痛苦之病情，另一方面還要忍受無法自理帶來的尊嚴喪失，還要被無數不奏效的醫療措施當作試驗品。到底是做一個整日里痛楚不堪且沒有尊嚴的廢人，還是有尊嚴地死去，這需要法律進行確認。第二，安樂死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中之常見現象，法律無可回避。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安樂死立法，但是安樂死的需求在日益增加，不對安樂死加以立法指導，亦導致安樂死地下進行、無序進行，會掩蓋更多的犯罪，不利于公民生命權的保護。

（二）完善刑法相關規定 安樂死具有廣泛的現實需要，安樂死立法迫不及待地需要被提上議程，然而法律具有滯后性，往往跟不上生活向前發展的步伐。目前國內的司法實踐中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納入故意殺人罪的行為當中，這是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和情理的。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這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中最嚴重的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筆者認為應在故意殺人罪的后面增加一款補充之規定，即如果行為人是基于減輕絕癥病人痛苦的主觀愿望，而且是應病人的請求依照有關程序實施的安樂死行為，不依故意殺人罪處罰。這是因為故意殺人罪和實施安樂死兩者之間的區別很大：第一，前者的社會危害性很大，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社會危害性很小；第二，故意殺人罪的主觀目的是為了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權，主觀惡性很大，而后者是為了減輕病人的身體痛苦；第三；前者是采取不正當手段侵犯他人生命權，而后者是經過了被害人的同意和死亡意愿表示。因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能依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當然，安樂死合法化也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現實危險，因為安樂死有可能淪為合法殺人的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不法分子利用安樂死來達到其非法目的，使社會安全受到威脅，使人的生命失去保障，但這一切并不能成為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理由，我們可以具體到刑法的方面完善。筆者建議在刑法第232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行為人為了減輕絕癥病人的痛苦，應病人的請求依照有關程序實施的安樂死行為，不認為是犯罪。”當然刑法的修改必須以安樂死的專門立法為前提，才能明確運用這些準則和程序。最后，安樂死合法化的同時也要嚴格限制安樂死的實施條件，用法律的程序來規范安樂死，使安樂死受到法律的約束，以維護社會的穩定，才能充分發揮法律為社會服務的功能和作用。

（三）制定《安樂死條例》

安樂死立法是國家現代文明進步的標志。我國自從1994年開始，每年的兩會期間，都有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提交關于安樂死立法的提案，人大代表提出我國應該按照我國的實際立法，使安樂死合法化。筆者認為我國應該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幾時制定出專門和完善的《安樂死條例》，對安樂死的適用條件和實施程序進行規范，具體設想如下：

1.安樂死的適用條件 為了防止安樂死的濫用，法律必須明確規定其適用條件和適用范圍。安樂死的適用應當具備五個必要條件：（1）病人患有不治之癥，這種不治之癥，如各種晚期癌癥，在目前醫學條件之下是無救治的可能；（2）必須瀕臨死亡者，就這個層面而言，安樂死只是將病人的死亡日期適當提前，其根本的目的是減輕病人的痛苦；（3）病人正在遭受無法擺脫的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且痛苦已達到了本人難以忍受的程度。(4)屬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是一個最為重要的根本性的條件。在本論文的研究中，也就是本文排除對那些無行為能力的患者，如對嬰兒、早產兒、腦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低下者實行安樂死，他們不能作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同時安樂死的權利包括兩個方面的主要內容：選擇死亡的權利和選擇理想的死亡狀態的權利。因此，所謂“非自愿安樂死”不屬于安樂死的范疇。（5）必須是基于病人的死亡意思表示，而且病人能神智清醒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必須有病人真實的委托或同意。生命權是最基本的人身權利，不管是什么理由沒有人可以剝奪，除非是當事人自己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權，所以實行安樂死必須經過當事人的同意。

2.安樂死的實施程序（1）申請程序 患者申請安樂死，必須是身患絕癥并且瀕臨死亡的的病人，并且在當前的醫療條件下沒有救助的可能。患者必須自愿，是患者本人的真實意愿，這是第一要素。患者必須是在神志清醒的時刻提出的要求。申請安樂死必須有書面申請，不能書寫的人必須錄音或者視頻，至少有兩位以上的公證人員在場。日本法學家大冢仁教授也認為：“安樂死行為，雖然說是為了解救瀕臨死亡的傷病者的肉體痛苦，雖然說是短時間的，但它畢竟將人的死期提前了，無疑是剝奪了人的部分生命的行為。因此，為了把它看成是合法的，無論如何都必須把傷病者自己要求安樂死的真摯意思作為核心要件。”

（2）審查程序安樂死的審查應成立專門的鑒定機構審查安樂死申請，每一個申請安樂死的病人，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鑒定。審查應當嚴謹化，專業化。醫學審查，只有二級甲等以上的醫院才有資格審查病人的情況是否真正符合安樂死的條件。同時實施醫院和法院的雙重審查制度，只有真正符合安樂死條件的患者，才可以經過本人自愿申請，通過審查之后實施執行安樂死。通過審查的必須簽署協議。安樂死的協議由兩份組成，即一份主協議和一份副協議。主協議由患者簽署，副協議由患者的直系親屬簽署。公權力的介入是規范安樂死的必要條件，其目的就在于維護患者的利益，最大限度保證患者得到表達和實現的真實意愿。必須要強調的是，“病人對安樂死是否執行享有一票否決權，病人反悔的，終止安樂死程序，不得再執行安樂死”。

（3）執行程序

實施安樂死的醫院必須是二級甲等以上的醫院，執行的醫生應該有資質上的嚴格要求，醫生必須醫德高尚、醫術精湛，能夠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讓病人安靜祥和、有尊嚴第死去。醫生最大力度實行臨終關懷，應該作為行醫準則。醫生至少要求應該擁有中級以上的職稱，擁有執業資格證書。實施安樂死，必須至少有另外一名醫生以及公證人員和病人的親屬在場。“醫生所選擇的手段要符合倫理和人道。也就是說，實施安樂死的方式應符合社會倫理和道德的一般性要求，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必須妥善并且得當。”

（4）監督程序

對實施安樂死的監督，應當以衛生行政部門為主導，采用多種監督方式并存的體制。應該成立官方和民間的監督機構。監督可以分為安樂死整個過程的監督和安樂死完成之后的監督。監督的目的是為了公正，為了安樂死透明、公開，最大限度維護患者的權益。

參考文獻： [1]溫靜芳：《安樂死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8年。[2]上官丕亮：《生命權的憲法保障》，博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9年。[3]張艷：《安樂死與人的尊嚴》，碩士學位論文，遼寧師范大學，2009年。[4]溫靜芳：《安樂死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8年。[5]劉超：《安樂死立法困境及其成因》，碩士學位論文，南昌大學，2013年。[6]（南非）克里斯坦，巴納德著，《安樂生安樂死》，陳彪陽京譯，中國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

[7]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8]《荷蘭安樂死已經合法》，載于《當代護士》2002年第6期。[9]梁娟娟：《中荷安樂死問題比較研究》，中南民族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