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孵化器現狀（范文模版）

國外孵化器現狀

在當創新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孵化器在自主創新中的地位、作用凸顯。國外先進孵化器成功的經驗，對提高我國留學人員創業園在項目遴選、企業孵化、開辟融資渠道、拓展產品市場等方面的運作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斷完善自身支撐服務體系，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孵化環境有借鑒作用。

國外孵化園區的共性

雖然各國國情和文化有差異，但是在對高科技企業孵化和高科技產業發展上仍然有一些共同之處。

外界環境：政府支持，中介服務機構發達

各國政府不論從國家政策還是國家戰略上，對高科技創新產業發展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戰略上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鼓勵髙新技術企業發展、研究和幵發：從政策上制定扶持中小科技企業發展的優恵政策，加大資助的力度，專門設立孵化項目的管理監督部門。印度和以色列政府甚至統籌規劃科技孵化園的建設。

國外的科技轉化之所以高效，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介機構服務周全，從幫助寫商業計劃書、項目評估、資助的申請、企業戰略輔導、市場策劃到企業的經營管理輔導、法律服務、財務申報等方面，都有專業的中介公司提供專業的服務。從項目的形成，到項目的轉移，再到項目的實施，都離不幵中介的紐帶作用。在芬蘭和德國的科技園中科技企業只占在園企業總數的1/3強，其他都是相關的中介服務機構。

另外，國外孵化園區都為企業提供了齊備的基礎設施，營造出了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環境。例如印度創業園孵化器通過國際標準認證，園區通過減少噪音污染、垃圾回收、污水回收處理、改善空氣、保障優質的水利和電力等措施，為企業創造了髙質量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為科技與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穩定的基礎。法囯的索菲亞ANTIPOLIS科學園周圍有9個酒店、6個學生宿舍樓、2個國際教育學院，以及髙爾夫球場、健身中心、商場等公共設施。國外的科技園區并非一味地迫求規模和檔次，有些甚至還會“廢物利用”，使用老舊的房屋和場地建立科技園，保持著與周圍環境的和諧統一。很多園區都是依托良好的環境建立，園區環境建設的目標都圍繞著企業的需求。內在建設：注重“產、學、研”結合和孵化團隊建設及服務

在“產、學、研”結合方面，英國、瑞

十、奧地利、德國等國家的孵化器與科技園都非常重依托周圍的學校及科研機構。大學和科研機構與企業進行合作研究，為企業的需要服務，這樣的技術轉移就是雙向的，大學通過與企業合作，企業利用學校的免費資源，把大學里創新研發的技術應用到企業中去，推動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走向市場：同時，大學又從企業了解市場的需求，從而指導大學的研究方向。國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往往就是企業最早的孵化器。

總體上看，歐洲各國很多孵化器的物理空間和企業數量雖都不大，但共同特點是從項目評估到項目融資直到企業孵化都提供全方位、周到的服務和優惠的政策。如德國柏林ADLERSHOF科技園為了降低企業成本，孵化器集巾采購設備，并且在孵企業新購設備的20%款項可以找孵化器報銷。法國的孵化器中擁有企業最多的也不超過50家。這樣的孵化器就可以為在孵企業提供全程的陪伴式服務，企業孵化的成功率更高。有的孵化器還建立了導師與企業的談話制度，如：斯德哥爾摩科技園規定孵化器的導師要在每周與四、五個企業逐個談話，一次一小時。

國外的孵化器提供的孵化服務一般由一個核心團隊組織，與外部顧問團隊協同完成，比如企業輔導，孵化器般會聘請十幾個企業顧問作為企業的教練，他們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和工程技術知識背景，對新企業的輔導培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項目評審過程中，孵化器會聯系很多位經驗豐富的企業家作為導師，參與企業項目評審，這樣他們在企業成立之初就接觸到這些項目，如果有好的項目這些企業家還有可能成為投資或融資者。

國內外孵化園區的比較

橫向比較中國和以上國家科技園與孵化器的發展，可以發現，與國外相比國內孵化器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較大差距。

孵育服務水平

通過對國外孵化園區服務的考察發現，包括法國，芬蘭，瑞典、奧地利等國家的孵化器中大多設有“創業導師”這一職務，他們的職責包括在種子前期檢測，商業想法是否可行、專利檢索、注冊公司、商業模式、市場調研等；種子期的商業計劃書、團隊建設、種子資金、辦公場地、實驗場地、知識產權評估、尋求風險投資及聯盟等。

這些創業導師一般由具有創業經驗的成功人士來擔當，其中一些導師還掌控著相當數量的資金，對于有前途的項目會直接進行種子期

風險投資。但是“創業導師”這一創業服務形式在國內的孵化園區中出現的還不多。我國的孵化器大都還停留在母愛式的"保姆制”的方式上，在這種環境下孵化出的企業，其抗風險能力和國際化能力不會很強。引進成功的企業家作導師對在孵企業進行指導，可以增強企業的應變能力、抗風險能力，為加速企業快速成長奠定好基礎。

通過對芬蘭和德國考察發現，當地的科技園中科技企業占在園企業總數的1/2?1/3，而另外的企業都是會計、法律等中介服務機構，有的園區甚至有幼兒園，數量龐大的中介服務公司為創業企業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堅實的“后勤”保障，同時也完善為孵化器的服務內容。而數量如此多的中介服務企業在同一孵化園區中在國內是很難想像的，因為國內的孵化器對進入高科技企業園區的中介服務機構沒有相應的優惠政策，很難吸引到中介機構的加盟。

國際合作能力

絕大多數發展較好，規模較大的國外科技園區都十分重視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搭建國際關系網絡平臺。如德國的海德堡科技園已經與17個國際上的科技園結成了姐妹園，Adlershof科技園與歐共體、美國、俄羅斯等23個地區及國家建立了長期合作，芬蘭的庫奧皮奧科技園長期與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韓國的9個科技園合作。這一方式不僅提升了自身的實力和知名度，而且對加強國際交流，提高本國科技水平也產生了間接的影響作用。同比中國的創業園，雖然清華等幾個發展較好，規模較大的創業園與國外開展了一些合作，但是并沒有將國際合作作為發展的重點，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持續發展機制

從印度、瑞典以及愛爾蘭等國的實際情況看來，這些國家政府對全國的科技園、孵化器從開始建立就統一規劃，而我國自1987年第一個孵化器建立以來，各地的科技園、孵化器和留學人員創業園如同雨后春筍一般迅速發展起來，比較而言，我們的孵化器缺少統一規劃，處于一種無序發展的狀態。

孵化機構的結構體系和管理模式也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表現為：高新區單一管轄下的、高新區與經濟區合并后管轄下的、高新區與行政區合并后管轄下的、營利性的與非營利性，事業運作與公司運作等多種模式。大多數孵化器和留學人員創業園都是公益性科技事業服務機構，并采用行政管理模式。從長遠發展的觀點看，這種管理模式限制了孵化器和創業園孵化功能的發揮，缺乏內在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優惠政策實施

國外孵化器有國家統一優惠政策，用于孵化出成功的企業，而我國各地方在國家高新區優惠政策下，另給留學人員回國創業以特別優惠，注重的是吸引企業入駐。由于我國地區差異性大，一些地區為吸引留學人員來創業而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如：對留學人員提供10萬元創業資金；有的提供10萬元+100多平米住房，發展到現在有的創業園甚至提供10萬元資金+別墅+汽車，造成相互間的惡性競爭，承諾無限卻難以兌現。這種局面造成園區過分追求在孵企業的數量，而忽視了成功企業的孵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留學人員企業在不同創業園之間游走，搞投機性經營。

與當地優勢產業結合印度和愛爾蘭把自己國家的產業政策向軟件行業傾斜，而目前我國各地的孵化園區沒有發揮當地的自然條件及資源的最大優勢，未能充分發揮當地的優勢行業并創造出享譽國內外的優秀品牌企業，而只是照搬國家產業政策，不同的園區所發展的產業卻是越來越同質化，許多園區都沒有固定的商業模式及資源優勢，無法形成特色，缺少上下游產業鏈的結合。這種狀況使得有限的創投資源極度分散，造成惡性競爭、資源浪費，不僅無法形成產業集群效應，還使孵化服務的成本十分高昂。這與美國硅谷中各產業集群分布于不同地域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應的經驗明顯相違。有關方面已注意到此問題，已開始建立專業性孵化器。

企業化運作程度

國外孵化器來取企業化運作，以市場為導向，專業化管理，在為在孵企業提供多種服務的同時，設立多種營利模式。而目前我國的創業園大多數是由政府機構興辦的，政企不分，缺乏直接創造價值的緊迫感，并且營利模式單一，主要收入來自政府有限的撥款和收費較低的房租、物業管理，孵化器、創業園一直在營利與非營利之間徘徊，其公益性和商業性的運營模式始終未能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服務功能的進一步完善和增值服務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在有關管理部門的指標壓力下，創業園往往會為了完成任務而追求入駐企業的數量，無暇探討和實施深化服務。由于絕大部分創業園所獲得的收入不能對創業企業投資，致使一些有發展前途的企業無法獲得成長所需要的資金，很難謀求共同發展。

融資環境優劣

國外孵化器有較強的融資能力，有些國外孵化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投資能力，而我國的孵化器在融資能力方面較弱，這一方面有賴于

我國整體投融資環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也受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制約。解決好這兩方面的問題，在孵企融資難的瓶頸問題才能有所突破。

管理制度完善

國外孵化器注重的是軟環境建設，硬件建設方面甚至要修舊利廢，比我國要“艱苦奮斗”多了。國內孵化園區的建設，其規模越來越大，檔次越來越高，主要原因是園區的建設由政府投入，投入和運作往往不計成本，忽略了自身的創業。在創業園管理團隊建設方面，國外孵化器的管理者基本上是穩定的，且大都有過從事企業管理的經歷，而我國孵化園區的管理者更換頻繁，很難形成高素質、專業化的管理團隊。

國外孵化器建設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科技園和孵化器起步不久，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究竟采用何種發展方式是一個值得我國各地科技園和孵化器認真考慮的問題。總結歷次對各國的考察活動，可以看出各國科技園與孵化器都因其國情而各具特色。比較我國科技園和孵化器的發展現狀，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們借鑒。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決定我國不可能采用所有國家的優點和長處，只能將一些符合我國國情的方式和方法進行拷貝。

關于孵化戰略

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各個地區的文化各異。從宏觀層面上講，就不可能照搬瑞士或以色列這樣的小國發展模式。而美國從政策法規的角度，在宏觀層面進行支持的方式就比較適合我國科技園和孵化器產業的整體發展。

由于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的不平衡，高校科研院所在少數大城市比較集中的客觀現實。像北京這樣科研機構高度集中的地區，借鑒英國科技園產學研高度結合的方式就比較合適。而對于不僅科研院所相對集中，而且又高度商業化的上海來說，借鑒愛爾蘭的科技園區與商業園區結合的方式也許比較合適。另外，印度的產業傾斜的孵化方式就比較適合像吉林省這樣資源稟賦突出〈現代中醫藥、汽車等〉，但是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實行產業傾斜式的孵化。

關于服務方式

園區對企業的孵化服務不能停留在簡單的提供辦公場地，收取房租上。但是也不能不顧自身實力，一味地求多，求全。規模較大的孵化器和創業園可以選擇比較全面的服務方式。但是規模較小的孵化器和創業園沒有能力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完全可以學習法國孵化器的經

驗，將孵化器做得小而精，對在孵企業進行全程的貼身式孵化服務，提高成功率。創業園要學會“借力”，借社會上專業中介機構之力，為在孵企業提供專業化的服務。創業園應該成為整合資源的平臺。

關于“產、學、研”結合模式

正是研究機構、大學同企業間的緊密銜接，使高新技術的研發成果得以迅速轉化。如印度政府集中了德里大學、尼赫魯大學、班加羅爾大學等7所著名的高等院校，以及印度科學研究所、拉曼研究所、國家宇航研究實驗室、國家動力研究所等一流的科研機構，為吸引外資提供了條件；英國的牛津、劍橋、帝國理工等著名大學都注重產學研的結合，依托大學的技術優勢及資源，所以企業的成功率高；愛爾蘭國家科技園擁有上百家開發機構和高技術企業，已成為14所科技院校的科研成果轉化基地。我國目前眾多大學科技園，技術轉移中心的建立正是迎合了這一趨勢。但是，如何將這些機構和企業與市場有效地整合是現實存在的問題。從當前科研成果轉化的效果來看，建立大學科技園、孵化器和創業園三位一體孵化園區對于“產、學、研”的緊密結合，對于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的速度和效率是一種較為有效的方式。

第二篇：國外反腐現狀

為震懾和懲治腐敗：

美國：早在1921年就出臺了《預算和會計法》、《政府行為道德法》，以此來規范經濟活動和政府行為；1978年又頒布《監察長法》，并通過《獨立檢察官法》，將任命獨立檢察官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奧巴馬去年 11 月還簽署了《加強檢舉人保護法案》，保護對象為檢舉政府官員腐敗+浪費和濫用權力的聯邦雇員(此外，法案加大了懲處打擊報復檢舉人的行為力度，并在一些機構中派駐)檢舉人保護巡視員。

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貪污法》，對貪污調查局的職能做了全面規定，并賦予其廣泛的權力，強化其偵查權限和偵查措施，增大其執法的權威性。對付貪污者，新加坡法律規定，除了要沒收其所貪污的錢財，還要給予數倍、數十倍的罰款，并責令貪污者的上司與其一起接受處罰。1963年的反腐敗修正案要求涉案嫌疑人必須與貪污調查局合作，出庭作證或接受詢問1966年的兩項修訂案，一是即便當事人實際上沒有受賄，只要有受賄意圖，也可能獲腐敗罪名；二是規定《預防腐敗法案》適用于新加坡駐外使領館和駐外人員1981年的修訂案規定受賄者要等額上交賄金，否則從重處罰。1986年，涉嫌受賄的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自殺，促使政府再一次推動修法，規定法官可以判決罰沒因貪污獲得的收益(如果被告已經去世，而其名下地產或資產超出已知收入來源的數額，可以視為貪污所得1989年，國會授權法庭凍結和沒收貪污者的產業和資產。

韓國：2002年制定了《反腐敗法》，并實行“內部舉報”制度，嚴格保證腐敗舉報人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安全。越南還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申訴控告法》，規定人民群眾有權向有關黨政部門、群眾組織控告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

芬蘭：制定了《公務刑法》；公務員直接接受的錢物和變相接受的饋贈如公費旅游、低息貸款等都被視為受賄行為，即使一些榮譽性質的利益也不允許，一旦受賄罪名成立，將立即被免職并接受進一步調查。新加坡對此行為的懲治則更為嚴苛，哪怕吃一頓飯，作為公職人員也會被視為違法，貪污受賄罪名一旦成立，不僅要被課以巨額罰款，還要被判5~7年的牢獄之刑。2011 年 7 月，芬蘭電視四臺披露了幾名新當選議員過度使用出租車的事件，將當事人姓名和每月花費的出租車費悉數曝光(報道稱，議會議員每年要花費 50萬歐元坐出租車，約 100萬歐元坐飛機，這些都是納稅人的錢(這一報道引發了芬蘭民眾的質疑(民眾認為，芬蘭公共交通四通八達，為什么議員辦公不能搭乘公交車？那次報道促成議會此后對議員搭乘出租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瑞士：公務員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公務外出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借用公車，也可使用私車，按照目的地里程數每公里報銷0.7瑞郎（1瑞郎約合6.5元人民幣），不報銷任何其他費用公務外出誤餐費有明確標準，無論公務員職銜，早餐14瑞郎，午餐+晚餐為27.5瑞郎在物價高企的瑞士，27.5瑞郎甚至不夠在中低檔餐館點一道主菜。

印度：今年議會下院選舉期間，也爆出選民“有吃有喝有錢拿”的丑聞。用吃喝和金錢拉票在印度是違法，雖會面臨重罰，卻屢見不鮮。印度選舉委員會 4 月 7 日說，從 3 月 5 日公布選舉日程以來，在全國范圍內查獲了用于違法拉票的 270 萬升酒和折合 3250 萬美元的現金。

印度過去 10 年間因貪腐問題受到嚴重拖累。

印度需要依靠私營部門去修建公路、新建廠房以及發展城市。然而，印度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現在“并不正常”。

其一，決策者由于收受賄賂而作出錯誤決定。

其二，決策者出于腐敗擔憂而無法果斷決策，以致錯失經濟發展的良機。以礦山開采為例，一些印度法庭拿不準礦主是否牽涉行賄舞弊行為，于是遲遲不就相關案件作出裁決，結果導致礦山閑置、生產停頓。2007 年至 2011 年，印度私營企業投資額從 17%減少至 11%，而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也受拖累而跌至 5%，為印度過去 10 年來最低水平。多份報告顯示，印度政府撥給福利項目和補貼項目的款項中，多達 50%被貪官污吏或富戶巨賈中飽私囊。

有鑒于此，2012 年底，印度新成立了龐大的反腐敗機構。該機構擁有調查部門、起訴機構和特別法庭，擁有專門的費用來源，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外部干預和制約，提高執法效率。例如 2012年，印度鐵道部在招投標、免費贈票、客票預訂、電子客票、交通折扣等關鍵領域開展 24876 項預防性檢查，6454 人因涉嫌腐敗被立案調查，追回資金超過 4 億盧比。同時，為了配合反腐，印度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政府公布首批改革方案，提出要出臺開放、競爭性的自然資源競標制度，制定完善的公共采購政策和公共采購標準，研究廢除部長享有的酌情決定權，優先處理涉及聯邦政府公務員的腐敗案件。印度國大黨作為百年老黨，歷次選舉失利都與腐敗有或多或少的關系，特別是取消黨內監督委員會后，腐敗之風愈演愈烈。2014 年全國大選中，腐敗丑聞纏身和反腐不力依然是國大黨的最大軟肋。

英國：議員違規報銷事件曝光后，373 名議員或前議員被勒令退款，27 人辭職，邁克爾·馬丁成為英國 300 余年來首位被迫下臺的下議院議長。2012 年以來，德國前總統武爾夫、巴西前總統盧拉、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愛爾蘭前總理埃亨、斯洛文尼亞前總理楊沙等因涉嫌貪污賄賂或利益沖突，先后被立案調查或被判入獄。

俄羅斯：2013 年至今，在俄羅斯重拳打擊司法腐敗。最近一篇《俄羅斯懲治腐敗“組合拳”：冰與火的較量》的文章中，記錄了一組國家反腐敗機構的統計數據，統計結果顯示，俄羅斯人認為法治領域腐敗程度最高，如警察系統為 89%、司法系統為 84%、立法系統 83%，其次是衛生系統、教育系統、新聞媒體。面對嚴峻的腐敗態勢，俄羅斯總統和總理先后帶頭公布了自己家庭的財產狀況。隨后，有諸

多因為違反官員申報財產規定的官員被免職和受到處理。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國家反腐行動應該堅持持續性和攻擊性，今后俄羅斯將加大力度打擊司法和執法機關的腐敗。俄羅斯反腐敗工作經常被認為是“只抓小蝦，不動大魚”。普京第三次就任總統后，強調反腐敗沒有“不可觸碰的人”，要“用燒紅的鐵燃盡腐敗”。隨后一批“大魚”落馬。

第三篇：國外研究現狀分析

國外研究現狀分析

禮貌原則принцип вежливости是由英國著名的學者李奇于1983年在格萊斯“合作原則”принцип коопераци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李奇效法格萊斯劃分語言交際中的合作原則，提出了禮貌原則的六項準則，其中每條準則都包含兩條次準則：

1.策略準則（用于指令和承諾）Tact maxim a)使他人受損最小；b)使他人受惠最大

2.寬宏準則（用于指令和承諾）Generosity maxim a)使自身受惠最小;b)使自身受損最大

3.贊揚原則（用于表情和表述）Approbation maxim a)盡力縮小對他人的貶損；b)盡力擴大對他人的贊揚 4.謙虛原則（用于表情和表述）Modesty maxim a)盡力縮小對自身的贊揚；b)盡力擴大對自身的貶損 5.贊同準則（用于表述）Agreement maxim a)盡力縮小自身與他人之間的分歧；b)盡力夸大自身與他人之間的一致 6.同情原則（用于表述）Sympathy maxim a)盡力縮小自身對他人的厭惡;b)盡力夸大自身對他人的同情（“禮貌原則”在會話中的性別差異，首都師范大學，崔國鑫）在國外對“禮貌研究”還有布朗和； Brown&Levinson 的面子觀

他們認為面子的概念來自Goffman的面子行為理論和英國民間詞語，是指每個社會成員想為自己爭取的公開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面子與尷尬，難堪，或“丟臉”相聯系（1987：61）。他們認為，說話人應該尊重聽話人的自我形象，避免威脅聽話人面子的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FTAs）。

面子威脅程度的計算取決于交際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社會權力（social power）的差別以及特定文化對具體言語行為強加程度的認定。Brown &Levinson將面子的劃分為負面面子（NegativeFace）和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負面面子反映了一個人不希望被人強加觀點，或者做出自由選擇的愿望。正面面子反映了一個人被人喜歡，贊同，尊重或者欣賞的愿望（1987：61）。與之相應，面子管理的策略也劃分為兩類：負面面子策略和正面面子策略。負面面子策略強調聽話人的自由權利，所以它是一種尊重策略（deference strategy）。正面面子語用策略強調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密切關系，所以它是一種親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

1．負面面子策略

對于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來說，負面面子是最合適和最為規約性的語言策略（1987：130）。負面面子禮貌策略即尊重策略涉及人際交流過程中的“正式”禮貌形式。在實施負面面子策略的時候，說話人考慮聽話人的負面面子需求，應表示自己不愿意強迫對方，侵犯對方，尊重聽話人的自主自由，現列舉在本段邀請行為中涉及到的負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利用規約性間接手段（Beconventionally indirect）（1987：132）。以規約性的間接手段表示請求等，可以避免損害到受話人的負面面子。在文中的邀請行為中，賴大家的說到：“不是接他老人家，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語言轉彎抹角，用“間接的方式”表達出來賴大家的要邀請賈府的主子們赴宴，取代了直接言語行為，另一方面又讓聽話人一聽就明白，表達尊重聽話人的自主自由。

2）閃爍其詞（Hedge）（1987：145）。正如正面面子策略中的“留有余地”一樣，負面面子通過一些“不明確的話”來減弱威脅面子行為的目的。在王熙鳳回答賴大家的邀請時說到：“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這個“別人不知道”就是一種閃爍其詞的策略，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沒有涉及到其他人，避免威脅其他聽話人的負面面子。

3）表示悲觀（Be pessimistic）（1987：173）。不強迫受話人作出行動反映，表示說話人對于自己說的話不抱太大的希望，聽話人不必受說話人話語影響。賴大家的說：“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賴大家的發出邀請，但是話語中表示了悲觀，雖然定了日子，但是請不請得來賈家的主子們還得看自己婆婆賴嬤嬤的面子，對自己邀請這一行為表示了悲觀。博士論文，面子觀。

4）尊重（Give deference）（1987：178）。博士論文，面子觀。尊重策略的實施是通過使用一些明確表達對于聽話人的社會地位給與尊重的稱謂語，也可以通過自貶（downgrade）的方式加以實施。文中多處體現到這種策略。賴嬤嬤對賈家主子的稱呼“主子”、“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老爺、爺們”、賴大家的對王熙鳳稱呼“奶奶”，這些都是通過稱謂語體現出了尊重策略。稱在自己家的花園擺酒為“在我們破花園子擺幾席酒”，通過自貶方式實施了對聽話人的尊重。賴嬤嬤說：“我才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賴嬤嬤的言外之意是由于自己請到了老太太去赴宴才證明自己有面子，突現了對老太太的尊重。

5）給受話人提供某種補償（Redress other wants of H’s）（1987：209）。發話人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補償，如承認蒙受恩惠，承認欠債等。文中賴嬤嬤兩次提到“托主子的洪福”，認為自己兒子被選上是托了賈家主子的福，能夠擺酒席好好熱鬧上三天也是托勒賈家主子的福，承認蒙受了賈家人的恩惠，照顧了聽話人的負面面子。

2．正面面子策略

正面面子禮貌策略與“親近”（intimacy）緊密相關。正面面子策略隱含著尋找共同點和申明愿意和對方合作來盡可能縮短雙方之間距離。它用禮貌形式強調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密切關系，所以它是一種親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1987：101-117）。僅列舉文中涉及到的正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聲稱具有共同點（Claim common ground）（1987：103）。說話人表明與聽話人是一類人，具有相同的目標，價值觀或者愛好等。通常的做法有表明具有同樣的團體身份，這可以通過稱呼的選擇，方言，行話的運用來顯明。博士論文，面子觀。文中賴大家的稱呼“奶奶姑娘們”和賴嬤嬤的稱呼“主子，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一方面表示對賈家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說話人與聽話人關系是一個團體的身份。

這個策略也可以用開玩笑的方式來強調雙方又共同分享的背景，可以讓受話人自在輕松，同時維護受話人的正面面子。如王熙鳳說道：“先說下，我是沒有賀禮的，也不知道放賞，吃完了一走，可別笑話。”這是句玩笑話，實際上她是肯定要帶著賀禮的，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哪里話？奶奶要賞，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這句玩笑話作為回應，能表現出她們的關系融洽，是親近策略的很好體現。

2）傳達發話人與受話人合作的信息（Claim that S and H are cooperators）（1987：125）。這可以通過提供需諾等來補救對受話人的面子威脅。文中李紈王熙鳳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對于賴大家嬤嬤和賴大媳婦提出的邀請，她們承諾赴約，本身就是一種維護發話人面子的行為，有說老太太高興得興許也去，更強調出她們對赴約的愉悅之情。

第四篇：國外營養師的現狀

國外營養師的現狀

在國外，營養師是健康隊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員，他們出現在醫院、保健機構、診所、社區、學校、政府、食品和制藥工業、餐飲企業、研究機構、健身中心、私人訓練及咨詢等各個不同的領域中。

診所營養師：負責確診病人的營養問題，列出保健計劃，并監督飲食變化的有效性。通常他們在醫院、社區健身中心或保健機構工作。在那里，他們解決體重控制、飲食營養、心臟病、癌癥、兒童和老年人等方面的醫療保健需求。

餐飲服務管理：營養師加盟到餐飲服務管理行業中，使得不管是一日三餐還是零食小點都能夠安全、衛生、成本經濟地預備和配送。他們掌管餐飲服務的地點是醫院、保健機構、學校、高等院校和商務場所。

營養咨詢師：為個人、機構、商務組織和媒體提供有關營養、食療和餐飲服務等方面的專家建議，他們經營的是自己的私人咨詢業務。

保健營養師：他們在保健領域工作，了解大眾的營養需求，確認社區中的營養問題，并發展營養教育項目和健康促進戰略。通過在社會公共保健領域和社會服服務。務部門的工作，保健營養師們向其他公眾部門、專家和公眾提供訊息與咨詢性。

社區健身中心營養師：這些營養師與社區和個人進行合作，目的在于提高其營養水平，抵御疾病，增進對飲食的關注以及提高個人對健康的控制能力。

教育領域中的營養師：在飲食學、護理學、醫藥、制藥及配藥、牙醫學、食品生產和兒童保健等方面，他們對學生開設營養學、食品化學和餐飲服務管理學等課程。這些課程在小學、中學、高等院校、職業學校和醫院都有所開設。

商務領域中的營養師：在商務背景下，營養師們協助各自的領導進行研究，幫助促進生產，對管理和市場提出專家性意見。在營養師們的幫助下，食品和制藥公司、市場協會和餐飲服務供應商得以生產出更好的食品和營養產品并投放市場。

研究性營養師：負責作出研究項目的計劃并執行。這些項目能從根本上提高醫療護理水平，節約餐飲服務成本。通常大學、保健機構和企業對營養師們作的研究給予支持。

第五篇：留守兒童國外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留守兒童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Yeoh認為，“留守兒童”是指那些在移民過程中錯過了遷徙機會、未能被一起帶走甚至被遺棄在家鄉并由親戚或熟人照顧的兒童;世界范圍內受父母移民影響的留守兒童數量巨大。國外留守兒童的研究內容主要涉及留守兒童的規模，以及移民對留守兒童的日常生活、教育、醫療和健康、心理和行為等方面的影響。研究者不僅描述了留守兒童各方面的發展狀況，而且對移民影響留守兒童發展的機制和過程也比較感興趣，提出了一系列中介和調節因素。

從研究地域上看，國外留守兒童研究范圍非常廣泛，涉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地區。研究主要涉及這些國家或地區留守兒童的規模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問題等方面。Bryant 認為菲律賓有 300 － 600萬兒童因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留守;印尼約 100萬，泰國約 50 萬。Nobles 利用多狀態生命表分析“墨西哥家庭生活調查”數據，結果發現超過 1/3 的墨西哥孩子在兒童期經歷了不同類型的家庭分離，其中父親移民導致的兒童與單身母親生活的時間和父母離婚導致的兒童與單身母親生活的時間一樣長；根據 2005 年的摩爾多瓦人口健康調查表明: 1/5 的留守兒童在 5 歲以下。另摩爾多瓦教育部報告指出: 65%的相關機構收留著7－12 歲的孤兒或棄兒，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兒童［27］

從研究內容上看，國外對留守兒童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留守兒童的規模以及移民對留守兒童的日常生活、教育、醫療和健康、心理和行為等方面的影響。Booth 對非洲某貧困且父母外出打工率高的農村地區 123 名學前兒童的跟蹤研究表明，父親外出后，母親承擔了對兒童的養育責任，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且母親權威性不及父親等原因，這些兒童在認知技能的準備上明顯差于父親在家的兒童，尤其在畫圖和詞匯能力上的差距更大。相反母親外出后，由父親養育的兒童在入學準備上則與相應的同伴無顯著差異。Moctezuma通過定性方法研究發現墨西哥留守少年通常成長為第二代移民勞工；在蒙古，留守兒童的教育主要受社區人口流出的不利影響，一些農村學校入學率降低、校舍破舊、缺少教師和教學設施［55］。

一部分研究者受Bowlby影響，認為孩子與父母的早期分離會影響其后期發展。摩爾多瓦的兒童報告，在父母離開后，自己面臨心理方面的問題，金錢和物質補償不了遠離父母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可長達 10 年之久。Gill，Birmaher認為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出現取決于許多個體的、家庭的和環境的因素，包括過往精神疾病病史、暴露于創傷和早先已經存在的依戀障礙。

2003 年對菲律賓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一般能較好適應社會并得到有力的社會支持，也能與家庭成員融洽相處，父母外出沒有對其社會化、行為、價值觀產生負面影響;而在斯里蘭卡，母親外出的留守兒童社會適應較差。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未成年懷孕、濫用藥物、心理問題和暴力行為等問題上有更大的風險。在摩爾瓦多，1993 － 2000 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升高與這一時期留守兒童的增加有很大關系，其中 60% 的犯罪者是留守兒童。在墨西哥，父親的缺席使兒童出現了問題行為，61% 的留守兒童存在心理問題，有被遺棄的感覺。

綜上所述，國外移民留守兒童研究的時間早，研究地域、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研究內容涉及到國外移民留守兒童的研究背景、規模以及因父母遷移導致留守兒童在日常生活、教育、醫療和健康、心理和行為等方面所受到的影響。我國農村留守兒童與國外移民留守兒童有許多相似之處，已有研究對認識和解決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