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分析及對策研究

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分析及對策研究 陶潔

【摘要】：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已越來越多的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眾所周知，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會抑制經濟的發展，這是中國過去的發展實踐證實了的，收入差別的適度擴大雖然能夠提高效率，促進經濟的發展，然而差別過大，尤其是一部分人利用各種關系和權利牟取非法收入導致收入差別非正常擴大，則會引起人們的不滿或可造成社會動蕩，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本文對我國收入分配的格局進行了簡單的介紹，即我國一直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則，并從時間上分為改革前后，具體內容上分為行業地區差距、城鎮內部差距、農村內部差距、城鄉差距四大類，對我國收入分配的現實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類，通過分析比較，對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形式得出了幾點基本認識：公平與效率是統一的、應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論”透視中國的不公平、經濟增長才是硬道理。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日益突出，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與爭議。本文通過系統地研究、分析貧富差距制約因素與促成因素，并對這些因素的層次性清楚認識基礎上，初步建立關于當代中國的貧富差距的“因素體系”，即對貧富差距現象的存在和變化起作用的各個“影響因素”建立起互相聯系的結構整體，形成一個“貧富差距的制約與促成因素體系”，應當說這一因素體系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這也作為本文的創新點之一。在分析對比美國、巴西、韓國、瑞典四國的收入分配模式之后，我們能夠清楚的認識到，任何一個國家，其收入分配模式都是本國經濟、社會現狀的一個反應，有其一定的特性。在借鑒經驗和吸取教訓的同時，我們應探索出適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模式，由于我國當前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間的可比性較弱，因此，本文從城鎮、農村、及城鄉一體化三個方面，總結歸納了適合我國國情的收入分配模式，并對此進行的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在存在普遍爭議的收入差距臨界點問題上，本文通過對我國洛侖茨曲線形狀、收入差距兩極的變化情況、我國就業情況和社會保障四個方面，分析總結出：我國收入差距已越過控制臨界點，還沒有達到轉折臨界點，我國社會經濟對收入差距而言還有一定的承受空間；另一方面，我國屬于第三種洛侖茨曲線，低收入人群占大多數，失業人數增加，使得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具有較差的收入差距承受能力；而近年來發展較快的社會保

第二篇：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及對策分析

09學年《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實踐論文

我國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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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策

分

析

信息技術系 05級4班 沈珊珊（2047）

[論文關鍵詞]貧富差距 現象 影響 原因 對策

[論文摘要]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我們應該針對貧富差距的現狀提出相關對策來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平均主義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一、貧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確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兩部分。[1]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30 年來, 我國居民生活的總體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費的份額高達50%）,我國已經是世界上40個收入分配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的國家之一。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最近，中國社科院在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其中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全方位擴大。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

7.3倍。但1990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2]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由于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國家政策的相關保護，從而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特權及國家政府的特殊保護，與其他行業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作出的一

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一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卻低于2萬元。[3]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 到2005 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擴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 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三、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劇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國現階段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義的弊端，能夠從物質利益上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還有利于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充分配置有限的資源，有利于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由于各類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按貢獻進行分配，而其中資本這項要素總是得大頭。這樣，在勞動收入大體均等的情況下，收入差距主要因資本要素占有者財產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壟斷致富。壟斷行業中的企業憑借對關鍵資源的獨自擁有或政府賦予的排他性地生產某種產品的權利，在產品市場或者要素市場上具有獨自決定價格的能力，它們可以不用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借助自身的壟斷優勢獲得高額壟斷利潤。這些壟斷利潤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會轉化成為該行業在崗職工工資，從而導致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高于其他行業。

3．非法暴富。我國已有富豪階層出現，他們的人數不多，集中的財富占了全國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這些富人中相當部分是靠勤勞致富的，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他們走私販私、制假販假、集資詐騙、偷稅漏稅，更有甚者，置黨紀國法于不顧，以權謀私、做權錢交易，搞“腐敗經濟”，看看當前的腐敗問題，很多都與經濟金錢有關。而這些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財富，必然加劇貧富差距。

4．稅收體系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個人所得稅在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方面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還不夠完善，個人所得稅所需要的征管條件還不完全具備。另外，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存在著覆蓋范圍比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在城鄉二元化隔離的基礎之上，造成了城鄉社會保障的巨大差別。這種缺乏覆蓋城鄉全體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實際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四、解決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思考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應采取相關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一）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促進就業機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導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4]為此，應大力實行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通

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人口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同時，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保險業等與農村工業發展有較大關聯的第三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

（二）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通過立法來限制、減少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打擊不正當競爭。另外，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業、困難行業的發展，保障其職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適當的范圍之內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要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四）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保持社會穩定。[5]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注重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共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五）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于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

五、縮小我國貧富差距的對策

1.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在全社會各種微觀單位內部分散進行的分配。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數額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確定下來,二次分配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只能通過財政收支和轉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環節上作出調整和修正。因此,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漸提高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勞動要素報酬水平,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資在成本中的比重。

2.改革稅收制度，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是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應及時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相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對高收入者實行累進稅率,并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向貧困地區、弱勢群體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財產稅。應盡早開征遺

產稅、贈與稅、物業稅。對于一些高收入群體的奢侈消費項目,如高爾夫球、桑拿、健身等,可以考慮開征特別消費稅。

3.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當前的重點是盡快建立對困難群體的利益保障機制，盡快制定和實施《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辦法》和《失業保險條例》，進一步加大對困難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幫助困難企業解決社會保險金和醫療費等的拖欠問題。加緊研究《企業工資條例》,對工資的確定原則、依據、拖欠工資等違規行為處罰力度等作出明確規定,保證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護。充分發揮群眾團體和慈善基金會、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的作用,形成多層次的社會救助機制。

4.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力度。壟斷企業憑借對資源和市場的控制,通過壟斷價格形成高額壟斷利潤,從而維持了本行業的高收入水平,這種現象很不公平。我們要加強對某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引進競爭機制和競爭主體,打破行業壟斷。通過《反壟斷法》來有效地約束壟斷經營行為,對壟斷企業的定價權實行嚴格監督,對某些自然壟斷行業實行高于一般行業的稅率,使其獲得的超額利潤收歸國有。

5.堅決取締各類非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打擊各種違法經營活動,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特別要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強化對掌握權力和掌握公共資源的公務人員和機構的監督和約束,鏟除腐敗,緩解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依法嚴懲侵吞國家財產及以偷稅漏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私利的一切腐敗行為。

6.創造平等的教育和競爭機會。治貧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加大對貧困地區教育的投入，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同時，打破生產要素流動壁壘，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打破城鄉壁壘，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讓他們更多地參與市場競爭，給予他們平等待遇，讓其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7.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步伐，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以經濟發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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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國貧富差距研究現狀分析

我國貧富差距研究現狀

（孫海鵬 清華大學 北京 100082）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已成為社會熱點話題之一。我國貧富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現狀、探索原因、分析影響及提出對策四個方面，本文從以上四個方面，綜述了我國貧富差距的研究現狀。

關鍵詞：貧富差距 影響 對策

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居民收入顯著提高，但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甚至懸殊，已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大難題。正確判斷我國貧富差距的程度及影響，分析形成的原因，提出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 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22年根據洛倫茲曲線提出的，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數為1，表示絕對的不平均。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社會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0.4-0.5為“差距偏大”，0.5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根據經驗數據，人們通常認為0.4是基尼系數的警戒線。

在近日出版的《財經國家周刊》上，北京大學教授夏業良發表文章指出，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2009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7，在所公布的135個國家中名列第36位，而歐洲與日本的基尼系數大多在0.24到0.36之間。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我國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及行業之間等方面。

一是城鄉收入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同我園大體相當的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體上是1.7倍左右。而根據我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1985年為1.86倍，2004年公布的是3.28：1，2005年的數字是3.3：1，2007年為4.5：l[2]。有眾多研究表明如果把城市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因素考慮在內，我國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在6倍左右。南開大學的周云波認為，“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是我國最為重要的收入差距，對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逐年增加。城鄉收入差距占全國居民總體收入的比重超過50％，對全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增加值占80％”[3]。這說明我國的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二是東部和西部區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978年是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2倍，2003年為1.5倍，2007年為2.5倍。城鎮居民純收入東部地區1978年是西部地區的1.5部，2003年為3.5倍，2007年為4.8倍。

三是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1]。[2][1]我國貧富差距的影響

貧富差距具有一定社會功能，這種社會功能一般表現為正面功能和負面影響兩個方面。

2.1 合理的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4]

（1）合理的收入差距，既能激發人們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質，又能激發人們為創造社會財富而奉獻自己的體能和智能，有利于鼓勵知識創新、科技創新。

（2）合理的收人差距，有利于激發人民群眾創造、積累財富的積極性，有利于尊重和保護一切人民的勞動，有利于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益和合法的非勞動收益。《物權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定：私人合法的儲蓄、投資及其收益受法律保護。

（3）私營企業主的剝削收入是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對于技術、專利、資本，如果你不準他獲取收益，他就不會投入。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克服平均主義，產生示范效應、勞動效應，鼓勵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收入較高者為收入較低者起了示范帶頭作用，這就在客觀上調動和激勵了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生產積極性。

2.2 收入差距過大的負面影響

適當的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當前收入分配問題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收入差距過大使消費傾向下降，導致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并且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不利于人力資本的投資而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5]。貧富差距過大的影響不僅是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和政治問題，貧富差距過大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影響社會心理，引發社會不滿情緒的滋生蔓延，影響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會不穩定的心理溫床。人們對收入差距的關注度非常高，并且普遍認為當前我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大多數人會感到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不合理、不公平，很容易失去心理平衡，產生仇富心理，將影響社會的穩定。彭文英（2010）認為貧富差距對大學生身心健康會產生嚴重的影響，主要包括因自卑而產生抑郁心理、仇富進而仇社會心理、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及自閉心理等[7]。

（2）影響社會秩序，特別是會誘發違法犯罪活動，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首先，從犯罪率上看。據統計，1981~2004年，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0.278迅速上升到0.462，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擴大了66.2％。與此同時，以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犯罪案件為例，198l~2004年，全國犯罪率從89起/10萬人上升到363起/10萬人，增加了3倍，犯罪率以6．3％

[8]的年均增長速度在快速上升。

（3）影響社會結構，容易導致社會結構失衡或畸形化發展，激化階層矛盾，嚴重時會導致階級對立和社會動蕩。“橄欖型”社會結構是最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均衡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即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大多數，而貧富差距過大的危害之一就是產生“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激化底層人民的不滿，這種不滿往往會指向政府責任，尤其是非法致富、腐敗貪污等，激化階級矛盾，容易引發社會動蕩[6]。[6]我國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

貧富差距問題的形成與擴大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學術界對于這一復雜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市場經濟與不完全競爭，加上行業進入障礙、城鄉二元制結構、勞動力流動受阻等因素，行業、城鄉、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巨大。這些差距中既有資源稟賦的原因，也有后天不公平因素的影響。(2)政府財政分配作用的局限性。表現為：一是在以間接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結構下，中低收入者承擔了更多的稅負；二是以貨幣收入作為個人所得稅計稅基礎的做法，并不能保證對真正高收入者的征稅達到切實的效果；三是以購買性支出為主的財政轉移支出結構，有利于競爭能力強的高收入者；四是用于轉移支付的資金不足、制度不完善。如用于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資金不足，大量低收入者難以獲

得政府補助，進而維持生活；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資金不足，而且在決定轉移支付的因素中，經濟因素權重低于政治因素權重，許多經濟不發達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反而更低。(3)人情為表象、腐敗為實質的非法正常收入是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4)國企改制與國有

[10]資產流失。(5)農村土地征用中的財富轉移。(6)城市房屋拆遷中的財富逆向轉移。[9]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

貧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是必需的，但問題是我們不能讓差距過大，把握好”度”的問題。對于如何縮小中國現階段過大的貧富差距問題。學術界有如下一些觀點：

4.1促進農村發展，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首先，要發展現代農業，促進糧食生產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穩定、完善和強化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其次，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要下決心調整投資方向，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再次，必須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包括深化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等改革，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最后，要充分發揮城市在經濟發展中的擴散效應和輻射作用，全面調整勞動力流動及戶籍政策、城市化與小城鎮發展政策及相關的產業政策，創造各種條件，增加農民收入。為此，要加快城鎮化建設，使進城農民享有城鎮居民同樣的就業機會和工資報酬；要盡快改革我國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等限制農民進城的種種政策壁壘，以適應人口流動的現實。

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大政策扶持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從財政、金融等方面落實給予中西部的各項優惠政策，加快建立長期穩定的西部開發資金渠道，加速中西部經濟發展的步伐，逐步縮小地區差距。

4.2 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稅收制度，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初次分配要注重公平，逐漸提高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針對目前存在的資本要素參與分配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要素參與分配體現不足的情況，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應適當向勞動方面傾斜，提高勞動要素報酬水平，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資在成本中的比重。

另外，采取措施，鼓勵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指先富起來的人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通過慈善事業等方式，來幫助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改善他們的醫療、文化、教育和生存條件。三次分配是調節社會分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為富裕者進入社會救濟領域開辟法律、社會、輿論通道。允許私人建立各種非營利性基金會，鼓勵富裕者介入各種形式的慈善事業等。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調控手段。針對我國基尼系數不斷上升，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國情，政府應加快完善稅制改革，健全稅收調節機制，強化稅收征管力度。一是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二是改革完善財產稅。

4.3 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當前的重點是盡快建立對困難群體的利益保障機制。盡快制定和實施《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辦法》和《失業保險條例》；進一步加大對困難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幫助困難企業解決社會保險金和醫療費等的拖欠問題；出臺針對低收入職工特別是困難職工群體參加的社會保險計劃；建立政府與社會共擔的醫療救助機制，解決城市低保人員和農民難以享受醫保的問題；加緊研究《企業工資條例》，對工資的確定原則、依據、拖欠工資等違規的行為處罰力度等等作明確規定，保證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護；充分發揮群眾團體和慈善基金會、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的作用，形成多層次的社會救助機制[5]。

4.4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力度，堅持取締各類非法收入 [9][5]

打破行業壟斷，一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消除行政權力直接配置社會資源，縮小國家壟斷行業的范圍；二是審計、稅務部門要加強行業監管，制止一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的政策，把福利貨幣化，隱性收入顯性化[11]。

堅持取締各類非法收入。取締非法收人，必須從源頭抓起，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打擊各種違法經營活動，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特別要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強化對掌握權力和掌握公共資源的公務人員和機構的監督和約束，鏟除腐敗，緩解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依法懲處侵吞國家財產和以偷稅漏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一切腐敗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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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國貧富差距的表現、成因及對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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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貧富差距的表現、成因及對策分析 作者：張 琳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09期

[摘要]目前我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文章概括了我國貧富差距的主要表現，指出了貧富差距的形成原因，并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

[關鍵詞]貧富差距；表現；成因；對策

[中圖分類號]F213．4

[文獻標識碼]A

第五篇：關于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探討

關于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探討

江西師范大學科學技術學院09美術學李祝捷 學號:0905049019 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經歷了三十余年，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平均主義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首先，我們看一下我國現在的貧富狀況：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我國已經是世界上40個收入分配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的國家之一。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參考網上資料所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今天這種貧富懸殊的狀況呢？(1)地域之間的差異。

首先，同樣一個人，在城市所獲得的機會比在農村所獲得的機會要多得多，在發達地區所獲得的機會比在落后地區所獲得的機會也要多得多。

其次，在影響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差距的因素中，自然地理因素、思想觀念、經濟布局與區位因素可以說是重要因素。僅從自然地理因素看，東部地區地處沿海，氣候宜人，土壤肥沃，與外界聯系較為便利，經濟發展的機會較多。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大多為內陸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土地貧瘠，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劣，對外交往較少，經濟發展的“先天”條件較差，那么生活在這兩種不同地方的人，自然就會有貧富差異。于是，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不可避免的貧富差距了。（2）壟斷致富。

壟斷行業中的企業憑借對關鍵資源的獨自擁有或政府賦予的排他性地生產某種產品的權利，在產品市場或者要素市場上具有獨自決定價格的能力，它們可以不用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借助自身的壟斷優勢獲得高額壟斷利潤。這些壟斷利潤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會轉化成為

該行業在崗職工工資，從而導致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高于其他行業。那么差距就出現并拉大了。

(2)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體現在，其一，覆蓋面有限，應保未保的情況還較為嚴重。其二，保障標準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尚不能滿足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醫療、教育等基本權利難以得到保障，一些貧困家庭陷入疾病、輟學、失業與貧困相互作用的惡性循環之中。

根據上面的分析，已經了解到了貧富差距造成的原因，那么我們改如何去解決它？根據個人的思考，以及參看相關書籍與網上資料，我認為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進行應對和解決。

（一）從稅收政策入手。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在國家稅收所占比例約為28%，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在國家稅收中僅占7%，其他大部分稅收都來自于消費者的消費。對此我們應該積極探索稅制改革，盡快消除“逆向調節問題”，切實發揮政府財政的社會再分配功能。在計算納稅人的所得時應該包括工資收入、商業利潤、投資分紅、股票收益、贈與等內容，不應該只針對其工資收入。二是改革完善財產稅，規范現行財產稅稅種，對于一些生活必需消費品應減稅或免稅，對于一些高收入群體的奢侈消費項目，如高爾夫球、桑拿、健身、保齡球等，應盡快開征“奢侈消費稅”等富人的稅務。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一是要加強對貧困群體的直接救助與扶持力度。在城鎮，應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最低保障標準，積極穩妥地推進基本醫療及教育援助；在農村，應繼續強化扶貧工作，并逐步使扶貧工作制度化和規范化。此外，鑒于各種自然災害對農村貧困的影響較大，應積極探索更為有效的災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當前經濟增長難以提供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應通過加大政府投入，結合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保護，增加非技術性勞動的就業崗位。

（三）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于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