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關鍵詞]貧富差距 現象 影響 對策

[論文摘要]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我們應該針對貧富差距的現狀提出相關對策來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平均主義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一、貧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確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兩部分。[1]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最近，中國社科院在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其中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全方位擴大。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2]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由于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國家政策的相關保護，從而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當前，壟斷行業主

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特權及國家政府的特殊保護，與其他行業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一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卻低于2萬元。[3]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 到2005 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擴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 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三、解決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思考與對策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應采取相關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一）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促進就業機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導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4]為此，應大力實行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人口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同時，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保險業等與農村工業發展有較大關聯的第三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

（二）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通過立法來限制、減少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打擊不正當競爭。另外，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業、困難行業的發展，保障其職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適當的范圍之內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要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四）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保持社會穩定。[5]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注重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共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五）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于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

參考文獻

[1]高佳，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探析[D]，江蘇，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劉佳，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擴大 17年間增加12倍[N]，北京商報，2008-10-16

[3]郭愛娣，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收入比3.33∶1[N]，京華時報，2008-08-29

[4]朱光磊，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政府控制[M]，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2

[5]李中華，透視現階段貧富差距的拉大[J]，求索，2005(3): 25-27

[1]汝信陸學藝李培林:藍皮書———2007年：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中華論文網()歡迎您！][中華論文網()歡迎您！]出版社，2006.12

[2]魏鳳娟: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經濟師，2006(12)

[論文] 我國貧富差距日益突出，并已成為當前國內外人士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經濟與社會問題。本文通過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縮小貧富差距的相應對策。

一、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改善，但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可從基尼系數反映出來，1991年0.282，2000年0.417，2004年超過0.465，2007年接近0.48，表明我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而且在2000年就沖破了基尼系數0.4的國際警戒線。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1984年為1.71∶1，1998年為2.51∶1，2006年為3.25∶1。如果計算城鎮居民享有的各種福利，這一差距將擴大為5至6倍，這個數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二是地區收入差距拉大。2000年，我國東西部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例為1.31∶1；2005年為1.46∶1。三是行業收入差距增大。1978年，收

入最高的行業的年均工資是最低行業的2.17倍，1995年為2.23倍，2000年為

2.62倍，2005年達到4.88倍。四是各階層收入差距拉大。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中，10%最高收入者的所得是最低收入者的2.9倍，到2004年上升為8.7倍，在儲蓄總量中，1995年20%的儲戶占全部存款的80%，到2005年，5%的儲戶擁有全部存款的近50%。

二、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劇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國現階段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義的弊端，能夠從物質利益上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還有利于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充分配置有限的資源，有利于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由于各類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按貢獻進行分配，而其中資本這項要素總是得大頭。這樣，在勞動收入大體均等的情況下，收入差距主要因資本要素占有者財產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壟斷致富。壟斷行業中的企業憑借對關鍵資源的獨自擁有或政府賦予的排他性地生產某種產品的權利，在產品市場或者要素市場上具有獨自決定價格的能力，它們可以不用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借助自身的壟斷優勢獲得高額壟斷利潤。這些壟斷利潤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會轉化成為該行業在崗職工工資，從而導致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高于其他行業。

3．非法暴富。我國已有富豪階層出現，他們的人數不多，集中的財富占了全國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這些富人中相當部分是靠勤勞致富的，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他們走私販私、制假販假、集資詐騙、偷稅漏稅，更有甚者，置黨紀國法于不顧，以權謀私、做權錢交易，搞“腐敗經濟”，看看當前的腐敗問題，很多都與經濟金錢有關。而這些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財富，必然加劇貧富差距。

4．稅收體系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個人所得稅在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方面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還不夠完善，個人所得稅所需要的征管條件還不完全具備。另外，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存在著覆蓋范圍比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在城鄉二元化隔離的基礎之上，造成了城鄉社會保障的巨大差別。這種缺乏覆蓋城鄉全體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實際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三、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

1．促進農村發展，努力增加農民收入。首先要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政策，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二要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推進城鎮化。三要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加快推進全國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試點，認真落實取消農業特產稅、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的政策。四要協調城鄉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把更多的財力等社會資源用于農村，以更好地為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增加收入創造條件。

2.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步伐，縮小地區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以經濟發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

3.加大對壟斷和腐敗的監管，整治非法收入。通過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消除

行政權力直接配置社會資源，縮小國家壟斷行業的范圍，加速某些行業的市場準入，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各行業處于平等地位。同時，要加強市場監督和管理，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規、違法經營行為，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增加執行公務的透明度，制止各種亂收費、亂攤派現象，要嚴懲貪污腐敗、整治非法收入。

4.完善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變目前所得稅征收與家庭消費脫鉤的狀況，建立普遍的個人所得稅年度申報制度。同時，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非常重要。盡管我國在這方面的建設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但8億農民基本上是未能得到社會保障的。要盡快把農民等低收入者納入到社保體系中來，通過社保體系對國民收入實施再分配，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5.創造平等的教育和競爭機會。治貧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加大對貧困地區教育的投入，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同時，打破生產要素流動壁壘，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打破城鄉壁壘，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讓他們更多地參與市場競爭，給予他們平等待遇，讓其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第二篇：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論文關鍵詞]貧富差距 現象 影響 對策

[論文摘要]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我們應該針對貧富差距的現狀提出相關

對策來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平均主義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一、貧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確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兩部分。[1]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

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

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最近，中國社科院在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其中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全方位擴大。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

元。[2]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由于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國家政策的相關保護，從而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特權及國家政府的特殊保護，與其他行業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一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

工年平均工資卻低于2萬元。[3]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 到2005 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擴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 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

25000億元。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第三篇：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富差距 對策

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的問題，我國自改

關注。

[論文摘要]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應該貧富差距的現狀

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對策來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也在改革開放急劇的三十年，社會經濟。平均主義的了翻天覆地的，的社會結構

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

變成貧富差距過大的。的關注，已由平均主義盛行的一、貧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所處的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的各個社會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

為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差距和財富差距兩

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1]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

時期

社會關系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意大利經濟學家基于1922年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0.2，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距偏大，0.6，國際上通常把0.4為

不平均。據此。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

平均，0.2-0.3之間表示

分析指標。由

界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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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基尼系數在平均，在0.3-0.4之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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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的貧富差距

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化趨勢。最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額差距

如下: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綠皮書（2008）》指出，社科院在發布的《人口與勞動全方位

。在的十幾年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城鎮居民人均年

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了7.3倍。但1990

。2007年是差距

9646可支配收入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民收入的增幅低于城鎮居民，二者之間額的差距逐年到3.33∶1，改革開放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

元。[2]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過程中如法制健全、市場競爭機制行業壟斷

仍然

加大。，又

在市場經濟發展

政策的等弊端，保護，從而。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

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高額壟斷利潤，使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特權及行業間差距的特殊保護，與

行業

不公平競爭，從而

院。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

拉大。報告舉例說，而紡織業、農業、文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

10萬元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卻低于2萬元。[3]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距。據

。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

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

幣，西部地區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為4302元； 到200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市自治區GDP總和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到13230元，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

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 而東部地區GDP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從組數據不難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

三、解決當前我國貧富差距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程度，但貧富差距會的穩定和安全，（一）城鄉一體化，的思考與對策 的收入差距尚未

兩極分化的，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應

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就業機構的。從

來看，最主要的任務

不公平和二元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化的政策和管理，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4]為此，應城鄉一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農村人口流動，城鄉勞動力的分工。關聯的，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保險業等與農村工業發展有

（二）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

應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

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要

市場經，打擊不正當競爭。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濟體制，要立法來限制、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高于，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扶持低收入行業、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

收入和生活。

兼顧

和生活。

行業的發展，保障其職工的（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公平。同志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

好的范圍之內的貧富差距，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強調，要“作用，要制定

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注重公平”；他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公共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

（四）的制度，保障體系，養老和醫療制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農村的穩地實施

社會穩定。[5]要失業保險制度，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社會保障則應，注重公平。

社會保障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再分配，使化解社會矛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社會穩定，社會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于

發展

條件。，為經濟的（五）鼓勵發展慈善事業，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

要講，要讓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講公平，應當

更多的勞務報酬，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系統、適度、公平和的財應慈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富，幫助窮人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

善事業，回報社會。

大學生貧富差距現狀調查與分析

— 以江西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為例 班級：材料103 調查組成員：龐真梅 鄒海強 劉偉 胡宇霆 指導老師：鐘小林

［摘要］貧富差距擴大已成為中國當前最引人注目的社會問題。現在貧富差距又逐漸蔓延到大學校園，對大學生的人際交往、消費模式、職業價值取向乃至婚姻、家庭觀念等產生了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在這個影響過程中，富裕學生和貧困學生都更多地表現出對社會時勢和成人價值觀的順應傾向，這與現代型青少年文化的性格特征相去甚遠，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

［關鍵詞］大學生；貧富差距；解決措施

近年來,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加快, 在校貧困生的數量和比例也在擴大。據統計, 目前我國大學生中貧困生的比例已近30%, 其中絕大多數來自農村。與此同時, 一些來自經濟發達地區的“富家子弟”進入高校，們身穿名牌時尚服飾，用手提筆記本電腦，請吃請喝出手闊綽，甚至租房、雇保姆、開私家車學;大學校園里的“窮學生”與“富學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貧富差距不僅影響大學生的成長與發展，也給高校的學生教育與管理帶來了新的問題,亟待引起各方面的關注與重視。

一、貧富差距表現及問題

（一）差距之大令人擔憂

大學校園里的貧富差距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縱觀：（1）入學前大學招生中的不均。一個大學是由多層次的生員構成，可以分為公辦、民辦、獨立學院等，單看公辦、民辦收費之間就成2-3倍的差距，其余的藝術類生員、獨立學院學生就更不必言說了，大學生沒入學前貧富差距似乎就已見分曉一方面，（2）入學后，有的大學生家庭很富有，這些大學生入學報到時，坐著豪華的私家小轎車，穿著名牌的服裝，攜帶著高檔的行李袋和昂貴的生活用品。一些較富有的大學生,他們在校每月的花銷達二千元，有的甚至高達四五千元，相當于十個工人的月工資。這些大學生在校生活無憂無慮，出手大方，“花錢如流水”。另一方面，有的大學生或是下崗工人子弟，或是普通農家子弟，家庭貧困潦倒，他們入學時，為了節省路費，往往只身一人報到；穿的都是破舊不堪的衣服，攜帶的行李都是廉價低檔的日用品；他們的學費都是家人東湊西借而來的，至于生活費和學習所需的文具費用只能靠自己解決；有些甚至連學費也沒有，一切只能靠自己去解決。這些貧困生的人數在高校學生群體中比例越來越大，目前全國高校共有貧困生約 300萬人，有的高校甚至幾乎一半的學生是貧困生，至于每個月的生活費在 100 元以下的特困生也有不少。

（二）貧富差距引發的系列問題

大學生貧富懸殊的情況在全國普通高校都普遍存在，這是無可置疑的客觀事實。大學生貧富差距問題已經成為構建高校和諧校園的嚴重障礙，已導致諸多的問題：

1、理性消費時主流，但存在高消費和攀比現象。

大部分大學生認為應樹立“量入為出，合理消費”的消費觀，只有很少一部分學生認為應該“追求享受，超前消費”。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學生的消費結構必然發生變化，從滿足基本的生活的物質需要發展為追求精神享受，消費結構呈現多元化趨勢。據調查，消費水平層次結構較高的大學生存在高消費和攀比現象的不良作風。有的學生經常成雙成對的出入舞廳、麥當勞、肯德基、商場等高級消費場所，戀愛支出花費大，有的學生盲目追求名牌時尚。這部分學生的消費行為對身邊的同學產生很大影響，容易引發攀比消費,加重學生的心理負擔和經濟負擔，這要求學校引導學生樹立正確合理的消費觀。

2、求學觀念趨向顯示主義

社會貧富差距的變化，也帶來勒學生們求學觀念的改變。大學生求學觀念求從務虛轉向務實，強調實用性。使用主義的求學觀念時部分學生常常“這山望著那山高”，哪個專業熱門就人為哪個專業好，專業思想不穩定，專業基礎不扎實。學習上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大部分學生著力于應用性和實用性強的學科，疏于基礎學科和人文學科的學習。導致知識結構單一，知識面狹窄。

3、人生觀價值觀帶有功利性

雖然大部分學生能夠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但仍有小部分學生推崇“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人生觀。這導致部分同學帶有較強的功利主義，他們往往從個人利益，個人價值和個人發展方向考慮事情，很少考慮集體、社會的利益；強調個性、自由和權利，護士集體紀律和義務，奉行“人人為我我、才為人人”的人生準則，認為應先所取再提奉獻。

4、仇富、顯富對立心理

貧富差距使貧窮大學生與富有大學生之間形成了“仇富”和“顯富”心理的對立：富有大學生大多不諳世事，處處“顯富”，行為言語有意無意沖撞或傷害貧窮大學生；而貧窮大學生則由于內心存在著濃厚的自卑感，卻表現為極強的自尊心，憎恨顯富的大學生。這種大學生“顯富”與“仇富”心態的嚴重對立，最終導致大學生之間人際關系的緊張，他們之間有的互不往來，并對許多問題形成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

5、以貧富劃分交往群體現象[i]

面對校園中的貧富差距, 貧困生很容易產生交往中的自卑感。在校園集體活動中, 貧困大學生與其他生活優裕的學生朝夕相處, 日常生活消費反差巨大, 總擔心別人看不起自己。他們很容易把自己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 獨來獨往, 不愿參加集體活動和人際交往。同學間不經意的一句玩笑或某個行為都會深深地刺傷他們的心靈, 強烈的自尊渴望與脆弱而敏感的情感交織在一起, 無形中加重了他們的自卑感高校中的貧困生,受經濟條件的制約,他們的交往面相對狹窄,一些貧困生甚至因自卑而自封,因自尊而孤僻,與其他同學交往甚少而與貧困生之間交流相對較多一些，貧困生因為生活都比較拮據, 在一起相處的共同語言也多些；與此相反,很多家庭條件很好的“貴族”學生卻是：能穿得起同品牌的衣服, 用同等級的化妝品, 就有共同語言。通常聚在一起，在節假日、同學生日或有同學評優得獎學金的時候,學生們就出來聚餐,“埋單”一般是大家來湊“分子”,一頓飯少則二、三百元,多則四、五百元不等。同學關系金錢化。

6、貧富差距不利于校園和諧, 降低班集體的凝聚力和管理效能。校園學生間的貧富差距懸殊, 已無形地將學生分為不同層次的類別,形成不同層次的交際范圍, 而純潔的校園不因經濟條件差別而存在的永恒的, 純樸的、真摯的廣泛的同學之情已越來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層次經濟范圍的群體成員之間的關系。由于貧富差距造成的交往范圍的不同, 實際上大學校園內學生們對未來之路的期待和看法完全不同, 貧困一點的學生首先想到的是生存問題, 而“富學生”由于家庭提供強大的經濟來源, 往往不擔心就業。貧富差距的顯著拉大, 正在大學生中間形成一條逐漸蔓延的裂痕。這種“裂痕效應”使得班集體的凝聚力明顯下降。班集體也會因失去同學間團結、友誼的基礎而在實施管理程中顯得困難重重。班級管理效能大大下降, 影響班級、院(系)、學校的學生工作的順利開展。大學教育的主流影響力也由此受到一定的沖擊。容易導致校園不和諧、不穩定。

7、貧困生的心理問題[ii]

高校貧困生和其他同學相比,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與制約,綜合起來可以分為外界環境因素和個體自身因素兩方面。其中外界環境因素包括家庭壓力、社會環境壓力、就業壓力、學校壓力等等;個體自身因素則包括個性特征、感情和情緒壓力、學習壓力、人際交往壓力等等。上述因素容易使高校貧困生形成一些消極的心理特點,如自卑情結、焦慮心理、自我封閉、自卑、缺乏自信,偏激、悲觀和仇視感等。

事實上,許多貧困的大學生進入大學校園后不適應感是一個共性。上大學之前,雖然家境貧寒,但由于學習成績優異,貧困學生還是受尊重和心理平衡的,潛意識里有一種對自我價值感的肯定和認可,但一旦進入大學后,大家都是學習上的精英,貧困學生突然感覺自己的優勢蕩然無存,心理落差極大。人的自我價值感具有不穩定性,它會隨外在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特別對于世界觀、人生觀尚未完全形成,身心發展還不成熟的大學生來說,自我價值感難免發生變化。一些大學生的自尊感會在巨大的經濟反差下產生動搖,在內心深處萌生出與自尊感相反的體驗,進而否定自己,在能力、自身價值等方面低估自己,從而導致自輕、自賤、自我鄙視對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態度與情感體驗,否定自己的長處或對自己的長處沒有足夠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貧困學生感到自卑,表現出膽怯、畏懼、懷疑,擔心被人嫌棄和拒絕,自我保護意識陡然增強,他們不愿意讓其他人感覺到自己的貧寒,于是和其他同學漸行漸遠,或者悶頭學習,或者走出校園到外面尋找可以寄托的機會。近年來,許多貧困學生要求到校外租住,恐怕就與這一逃避心理密切相關。從上述現象可以看出社會貧富差距在大學校園中的反映,這些反映對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存在著負面影響,必須引起學校、家庭和社會的高度關注與重視,進行正確的引導與教育,以盡量消除或減少大學校園里因貧富差距現象所造成的消極影響。

二、緩解高校貧富差距及其影響的對策

1、改革高校收費制度

當前我國高校的學費制度考慮了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高校學生人均經常費用支出的差異，因此經濟發達地區高校的學費高于欠發達地區。但是由于很多高校都是面向全國招生的，落后地區的學生考入發達地區的高校后，面臨的是偏高的高校收費和偏低的家庭收入，這就更加劇了落后地區學生家庭的負擔。因此，在我國高等教育收費標準的制定中，不宜一刀切，而應根據實際承受水平和能力區別對待，因人因地制宜。同時，對于學費增長的幅度，國家應該通過宏觀調控適當地加以控制，盡量與我國居民實際承受能力相協調，以保證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孩子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2、完善助學幫困機制, 加大對貧困生的物質扶貧力度

目前我國高校基本上都建立了以“獎、貸、助、補、減、勤”為主要形式的多元資助體系, 對緩解貧困生的經濟困難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仍存在一些問題,需進一步完善。另外, 助學貸款是我國政府實施的資助經濟困難學生完成學業而實行的無擔保的信用助學貸款。另外, 應鼓勵貧困生參加勤工助學, 把勤工助學作為高校資助貧困生的重要途徑。在設立校內助學崗位的同時, 要積極主動地面向市場、面向社會, 拓展勤工助學空間和覆蓋面, 使每一個貧困生都能有申請到勤工儉學的機會。

3、加強價值觀教育與心理輔導

面對五光十色的社會現象和校園中的貧富差距, 高校必須重視對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 即一方面要承認貧富不對等的事實, 客觀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另一方面要使學生正確對待金錢, 不要讓金錢成為一部分學生驕傲的資本。通過教育, 使學生明白：金錢不是衡量個人成功與否的唯一標志, 財富和個人能力并不能無限等同, 貧窮與無能也不能劃等號。用父母(或他人)勞動所得的錢來炫耀和揮霍, 不是英雄好漢。我們要使貧困大學生建立起自尊、自強的意識, 幫助他們樹立成長的信心, 積極面對人生, 把逆境轉化為財富, 用奮斗改變己的命運。針對貧困生的心理特點, 開展心理咨詢與輔導, 使他們消除自卑心理, 優化人際系, 調整心態,放寬眼界, 塑造健康人格。

4、增強貧困生“ 自我造血”的意識和功能[iv]

要使大學生真正樹立起自立意識, 首先需要家長轉變觀念。在國外, 孩子 18 歲后父母就不再是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 而是鼓勵孩子靠自己打工、賺錢來養活自己,此舉很好地培養孩子的獨立意識與能力。我們應該倡導這一觀念并借鑒國外的做法, 使學生進入校門后, 更多地依靠自己的能力來發展,這樣學生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會適當縮小。其次學生自己要轉變觀念。對于貧困生來說應該明白: 貧窮并不是自己的過錯, 也并不可悲, 可悲的是把自己完全當成一個需要社會照顧的弱者, 自暴自棄、不思進取、碌碌無為。與其用一百個理由證明自己貧困,不如通過自己的努力與勞動,戰勝貧困。正如湖南懷化學院特困生洪戰輝在中央電視臺“2005 感動中國”的頒獎典禮上說到：“苦難和痛苦的經歷并不是我接受一切捐助的資本, 一個人通過自己的奮斗改變自己劣勢的現狀才是最重要的”。

總之，要切實解決高校學生內部的貧富差距及由此帶來的問題，需要國家、社會、學校乃至家庭與大學生自身的共同努力。關于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10電視制片管理班李岑

今年暑假,為了比較深入的了解社會,鍛煉自己,學校馬克思主義學院要求我們做一篇關于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社會事件調查報告。經過近一個假期的調查和多年來耳濡目染所接觸的現實，我決定做一篇關于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研報告。

中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從“人民公社” “吃大鍋飯”的社會走到了一個開放、發展、充滿竟爭的社會，同時也帶來了開放社會中所固有的矛盾，廣大人民群眾已明顯感覺和意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存在及其嚴重性。在我國現階段存在著較多類型的貧富差距。主要有城鄉貧富差距、東西貧富差距、群眾性貧富差距、政策性貧富差距等。其中城鄉貧富差距是一個綜合性的貧富差距。它綜合地反映出我國貧富差距的深層次原因。

現在，我將從我國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原因、解決方法幾個方面談談我的實踐調查報告結果。

城鄉貧富差距表現在：1，改革初期，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一度縮小，但后來，形勢發生了逆轉，二者的差距呈現了逐漸擴大的趨勢，如果考慮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那么，真實的差距肯定還會更大些。

2、城鄉貧富差距又表現為城市豪與貧困農民的差距，這一差距更加明顯，更為突出。其現象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種：家財萬貫與一貧如洗、豪門宴與食不果腹、高檔別墅與缺房無房、貴族學校與露天小學等。

城鄉貧富差距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分配制度、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監督制度幾個方面。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雖然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國實行的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后,許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執行就業、資金投入、財政稅收政策、教育及各種醫療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實行“城鄉分治”,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政策,為促進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而以犧牲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為代價,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同時,農民承擔的負擔有增無減,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有升無降,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分析了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后，我想談談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

我認為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為農民建立起市場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為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城鄉分割，無疑也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時代的兩種公民，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支撐起來的將是一個是衡的社會。其次，在政策上應積極保護農業，擴大農業投資。我國現階段，農民幾乎不能享受到國家政策上的什么優點，農業沒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難會有特殊的發展，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資。再次，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調節城市居民的高收入，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農民、農業、農村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煥發出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國穩定，政通人和；只有農民增加收入，減輕負擔，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多樣化，發揮民族特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最后，應該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民教育，在農村中建立各種各樣的培訓班和學習班，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對農村的調整和發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城鄉貧富差距一定會縮小。

關于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調查報告 【摘要】本文在分析解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以及分配不公問題的迫切性、總體估價近年來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之后，著重從稅法調節、公務員工資、壟斷性行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應注意研究的問題，逐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的收入分配協調平衡機制。【關鍵詞】收入分配稅收調節體制改革社會保障

收入分配問題是當前社會各界最關注的 社 會問題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收入分配領域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卻存在明顯分歧。由于依據不同的判斷會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對有關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個人的思考。

一、關于解決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是公認的事實。但目前問題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社會上也有明顯不同的判斷。一種判斷認為有問題，但并非很嚴重，收入差距狀況及有關矛盾還處于社會可承受能力之內，鑒于部分行業仍存在的平均主義，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沒有關系；另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目前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雖然說還沒有引起激烈的社會沖突，但至少已經到了可承受力的邊緣。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是，大范圍的收入差距拉大與部分行業內部的平均主義并存。但從宏觀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問題已成為當前的主要問題，解決好這一問題，對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來說更加迫切。

從我國客觀的收入差距狀況看，目前得到社會各界基本認同的基尼系數（城鄉合計）測算結果大概在左右。考慮到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對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嚴重統計偏差，實際差距會更大。左右甚至事實更高的基尼系數，表明中國的收入差距狀況已經超過了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按照國際上公認的經驗性結果，基尼系數超過就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甚至動蕩。由于中國仍是一個低收入國家，收入差距過大，必然意味著一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的貧困，而在近幾年，這種擴大則伴隨富有者越來越富有、貧困者越來越貧困的“兩極分化”特征。因此，應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戒。

不僅實際差距狀況已經到了值得高度關注的程度，分配過程中還存在嚴重的“不公”問題。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領域，分配秩序比較混亂。尋租、設租等各種形式的不公平競爭、權錢交易等各種形式的腐敗和非法收入問題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趨勢；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領域，調節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現了“逆調節”的特征。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嚴重損害了普通公眾的基本利益。分配過程中的“不公”對社會心理的影響可以說更為突出，使得人們更無法認同現有的分配結果。

綜合各種調查研究成果，目前公眾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滿程度相當高，其中作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農民的不滿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滿情緒已經開始轉為對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種基于嚴重不滿情緒的社會矛盾、沖突已經開始顯現。目前各種群體性事件、各種經濟犯罪、刑事犯罪問題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關分配矛盾無疑是最重要誘因之一。此外，過大的收入差距也對經濟增長形成了很多負面影響，比如降低居民預期，影響消費增長等等，有關問題在近些年也已經充分顯露。

總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狀況以及分配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都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長此以往，勢必會嚴重影響經濟與社會穩定，甚至會斷送改革前程，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筆者以為：當前，我國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的基本政策目標應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體制改革等各種有效手段，在不斷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學性的同時，盡最大努力保證再分配調節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繼續擴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的收入分配調節平衡機制。

二、對近年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估價

鑒于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客觀地對改革以來在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實踐進行估價，總結經驗和教訓無疑十分重要。從所掌握的情況看，目前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評價也存在明顯分歧。比較積極和樂觀的評價認為，雖然目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調整是成功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有利于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收入分配體制已經基本確立。批評性的意見則相反，認為分配體制改革雖有不少進展，但問題更多，當前的分配體制及分配格局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制約因素，很多矛盾還日趨嚴重。

毫無疑問，否定改革以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成就以及有關改革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貢獻是不客觀的。但在目前事實上存在諸多問題、社會反應日趨強烈的情況下，過分突出改革成就也是不客觀的。筆者認為，這些年的改革有突出成績，也有突出問題。最突出的成就集中體現為比較徹底地打破了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計劃分配體制，調動了廣大社會成員的積極性；而最突出的問題，在于新的、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分配體制和分配格局還遠沒有形成，并因此導致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矛盾。換句話說，比較成功地完成了對舊體制的“破除”過程，但卻沒有有效建立新體制。

應該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收入分配體

制改革的大思路抑或所確立的改革目標一直是比較清晰的：圍繞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求，在初次分配領域，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在規范市場秩序、打擊非法收入、建立平等競爭機制的基礎上鼓勵人們合法致富并保護合法收入，允許各種要素參與分配，以充分調動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促進增長；在再分配領域，則強調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對高收入進行調節并通過轉移支付保護低收入，以促進社會公平，維持社會穩定。可以說，這些改革的基本思路早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識，是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

盡管改革的大思路一直很清晰，但具體的制度建設卻明顯滯后。其中既有具體政策設計的問題，也有改革政策落實與貫徹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體現為政府職能和行為的改革與調整進展緩慢。

一是行政力量該退出的沒有退出，該市場化的沒有充分市場化。迄今為止，各種權力因素仍然對資源配置及市場分配過程以大量的、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進行不應有的干預，在不少領域甚至還在不斷強化。人為分割市場、維護或制造壟斷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尋租、設租等問題可以說比比皆是。權力因素遲遲不能讓位于市場機制，有舊體制的行為慣性，更多的則是一些地方、部門甚至個人的主動行為，因為干預市場的結果能夠給小群體以及個人帶來直接經濟利益。對此，應通過全面的體制改革加以遏制。但從客觀的情況看，有關改革進展一直非常緩慢。部門、地方利益膨脹甚至固化問題日趨突出，甚至成為改革的異己力量，致使很多改革無法有效推進。在不少領域，權力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已經成為“分配要素”。在此背景下，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分配規則顯然難以有效確立。

二是該強化的政府職能沒有強化。初次分配應當依靠市場，但政府必須有效維護市場秩序。但從實際的情況看，這一職能不僅沒有強化，還出現了嚴重弱化。不僅各種權力因素還在干預市場，并直接對市場秩序形成了破壞，很多更基本的政府職能也都未能有效體現。目前諸如走私販私、巧取豪奪、制假造假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的猖獗已充分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

總之，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分配體制未能有效確立的核心在于政府職能與行為的改革進展緩慢。必須進一步加快改革。否則，積重難返，很有可能陷入比較可怕的“制度鎖定”在制度變遷理論中，我們通常把某個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的超穩定低效制度組織稱為制度鎖定－狀態：人們普遍對現實狀況不滿，卻又普遍遵從各種不合理的行為規則，以致于沒有人也不可能有效實施制度創新，整個社會陷入無序狀態。

三、關于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分析

稅收作為國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方面有一定作用，在發達國家，征收高額個人累進所得稅被稱為“縮小居民貧富差距”的“良稅”。然而，由于我國現行稅制的缺陷，使其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果大打折扣。首先，計征模式落后，所得稅漏失嚴重。我國對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課征和代扣代繳為主的制度。從便于征管的角度看，這一設計無疑是較好的選擇，但因分類課征不能全面衡量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實踐中必然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不納稅或少納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納稅的現象；代扣代繳對收入透明度較高的工薪階層簡便有效，而對主要靠隱形收入的高收入階層卻“力不從心”，漏征率很高。這兩方面因素合在一起，稅收便呈現出“逆調節”的特征。譬如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年我國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中，是由工薪階層繳納的，而占有社會財富絕大部分的高收入者所繳不足。其次，“個稅”起征點設計未能體現其基本功能。基于財稅一般原理，稅收起征點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該種稅收的功能指向，就“個稅”而言，起征點按低標準設計，可使該稅種成為“大眾稅”，按高標準設計，則成為“富人稅”。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社會保障條件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個稅”功能指向理當定位于中等偏上收入階層，需要一個最佳的平衡的點，保證富人更努力的工作，窮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月日，國務院向全國人大提交了《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修改的主要內容涉及兩項：一是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由元提高到元；二是高收入者要實行納稅申報。月日，全國人大三個專門的委員會發出公告，就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首次舉行聽證會。對此，社會各界在表示贊賞的同時，也紛紛表露出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首先，《草案》確定元的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值得商榷。在我國，有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有欠發達的中部省份，也有條件艱苦、經濟落后的西部貧困地區，法律中明確規定元的標準，并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是否科學地考慮到不同地區經濟收入水平、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的差異性。退一步講，即使目前的標準是合理的，那么年、年后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后，還是不是適合？作為一部法律，如果缺乏一定時期內的可行性，將很難起到它應有的調整規范的作用。

其次，《草案》確定自行申報的“高收入”缺乏界定標準。目前，我國現金交易普遍，隱性收入極多，稅務部門根本無法掌握個人收入和財產狀況的準確資料，特別是那些明星、律師等自由職業者，其監控的難度將會更大。

根據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在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和“高收入”標準的界定上，應建立起與一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消費水平相協調的、動態的和科學的標準界定體系。比如，可按照不同地區收入水平、消費水平與全國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的比例，制定出不同的系數，形成一套科學的計算公式。根據公式計算出的一個地區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和“高收入”標準，報全國人大備案后執行。

四、關于國有部門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

年代中期以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矛盾是計劃分配體制造成的平均主義，對此，社會各界都沒有異議。年代中期到年代初，則既有計劃分配體制遺留的平均主義問題，也有隨經濟體制和分配體制變革而出現的差距過大問題，對此，社會各界也沒有異議。那么，目前國有部門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前所述，筆者的看法是：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與部分行業內部的平均主義并存。之所以這樣講，主要基于以下兩點：

第一，由于所賦予的權力、職責的不同，一些部門可能存在大量的非正常性收入，這部分收入會變相地通過福利、獎金等方式惠及本部門人員；而另一些所謂的“清水衙門”，除了國家財政撥付的工資外，基本上沒有獲得隱性收入的渠道，這些部門的人員的變相收入較少或者沒有，客觀上形成了收入上的差距。同時，也不排除在同一單位內部，一些人通過權力尋租以及管理層不合理配股所獲得的額外收入。

第二，與收入差距拉大同樣突出的是機關事業單位以及部分國有企業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實事求是地講，雖然國家進行了一系列機構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但在改革的層次、力度包括方式上還存在著一些問題，總體推進的效果還不理想。因此，單位內部正常的工資收入仍然存在著突出的平均主義。這種現象的存在，仍在扼殺著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要解決國有部門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應該運用機構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資制度改革等多種措施，充分引入內部競爭機制，實行人才、勞動力充分流動，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打擊貪污腐敗行為，雙管齊下，綜合治理。

關于機關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首先從公務員工資入手。公務員工資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財政出資；人員比較整齊，差別比較單一，主要是職務和級別差距；機制比較單純，不直接由市場調節。可考慮盡快著手理順公務員工資關系，逐步地、穩妥地實現統一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在原則上，比較一致的思路是：擴大職級差別，縮小地區和行業差別；擴大基本工資和職務津貼部分，縮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補貼；增加透明度，加大審計和輿論監督力度。要大力加強中央權威，盡快結束自行其是，誰有錢誰發的局面。

關于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應從產權制度改革入手，建立出資人為主決定收入分配的制度，從產權制度設計上解決出資人缺位問題；二是以經營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重點，通過建立科學的企業效率評價體系、健全企業內部法人治理結構以及完善面向市場的選聘機制，為經營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下堅實基礎；三是深化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行崗位工資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四是轉變政府對企業工資收入分配的管理方式，進一步完善企業工資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

五、關于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調節應注意的問題

本文所講的壟斷性行業，在中國的特定情況下，是指有一定自然壟斷特性，同時也有很強的行政性壟斷性質，通常以國有獨資或控股，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全國性、行政性的大公司或主管部門為主的行業。大致可分為技術性壟斷行業與政策性壟斷行業兩種。前者包括水、電、煤氣、鐵路等行業，其壟斷是由生產技術決定的；而政策性壟斷則是由政策硬性規定所致，這方面行業有金融、保險、電信、民航、有線電視等行業。

壟斷行業依靠國家特殊政策可獲取超額壟斷利潤，工資高、職業穩定，自然成為許多人向往的行業。“能力強不如入對行”，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個說法，“換個單位上班，工資能翻幾番”的現象大量存在。像煙草、電信、民航、電力、新聞媒介等壟斷性強的行業和一些資本技術密集型大中型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和各種福利待遇快速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顯示：××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元。其中，非壟斷行業的農林牧漁業職工工資為元，電力、煤氣、水等壟斷行業是元，而金融業，職工年工資高達元。如果考慮到工資外收入，上述差距還會更大。××年的《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廣州市電力集團公司一名普通職工的月工資不到元，但加上獎金、住房公積金及各種補貼后，其年薪可達到萬元，相當于全國職工年均工資的倍。深圳一家證券公司的司機年薪達萬元，是廣東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的倍。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紡織、煤炭、糧食、森工、軍工等行業有一大批企業陷于困境，員工收入普遍下降，少數人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為繼。考慮到由于歷史原因，我國不少城市家庭成員就業往往集中于一個行業或一個企業，因此，公有制經濟的這種分化在一定范圍造成了居民家庭之間貧富差距呈加速擴張態勢。

關于調節和規范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

一是要制定消除壟斷、鼓勵競爭的法律法規，對壟斷企業建立資格審查及事后監督機制。對政策性壟斷行業，要加快企業改制，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使之充分市場化，取消其壟斷行業的地位。而對生產性壟斷行業，生產的是公共產品，應以滿足公共需要為第一目標，其次才是獲取利潤。

二是要調控其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給壟斷性行業職工以中等稍偏上的工資，以社會平均利潤率作為企業利潤率，最后才計算產品價位，即生產成本加職工工資，再加上平均利潤。舉行價格聽證會無疑是公共產品定價的有效做法，但前提是聽證單位的財務必須透明。

三是加強對壟斷行業企業所得稅的征管和職工個人所得稅的監管，主要是加強對所得額的審計，準確掌握壟斷行業及其職工的真實收入。

六、關于通過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的分析

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階層分化是必然發生的現象，但政府卓有成效的宏觀調控能把這種分化控制在社會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即是政府實施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戰后西方發達國家在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思想的指導下，充分發揮財政手段的作用，不斷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搞所謂“福利國家”，收到明顯效果。盡管其做法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兩極分化，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貧困階層的生活處境，緩和了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矛盾。

從世紀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正式啟動，迄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但整體而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仍在建立過程中，社會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管理服務社會化程度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歷史累積下來的“舊賬”和改革過程中產生的“新賬”相交織，社會保障供需失衡的矛盾顯得十分突出。撇開農村多萬貧困人口未列入保障對象不說，以現行“三條保障線”中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簡稱“低保”為例，據財政部提供的數據，年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用于“低保”的資金合計約億元，當年領取“低保”金的人數為萬人，人均只有元／月，這樣一點錢對于解決城鎮貧困人口生活可謂“杯水車薪”。就企業職工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來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僅養老保險基金一塊，—年，全國每年支付缺口以億元的速度遞增，××年已達億元。現實說明，在社會階層分化持續的背景下，現有保障體系很難把應保人口全面有效地“保”起來，緩解貧富差距因此缺失了一個基礎平臺。

從理論上講，一個國家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發達的社會保障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支撐。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的臺階，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至今仍處于中低收入國家行列，政府手中支配的財力還較有限，這從根本決定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健全與完善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目前，我們的社會保障應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尤其是在現行體制下得不到社會保障的社會群體。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近年來的研究，建議社會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應該以“基礎、整合”為目標。所謂“基礎”，就是盡可能降低門檻，盡可能擴大覆蓋面，可以允許有獲益多少的差別，但要防止財富過分向少數人集中，不允許只有少數人獲益而多數人不獲益甚至受損那樣的懸殊差別。所謂“整合”，就是應該把社會保障看成一個整體，注意各種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層次之間的功能互補和整體聯系。

雖然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必然要解決獲利多少、損益失當這個層面的問題，但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建立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社會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協調機制，這不僅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為根本的社會建設。

依靠這種機制，既可以保護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又能夠給后富群體獲得發展提供必要的機會和條件；既可以使獲益多者有機會和渠道履行對社會的責任，從而心里感到踏實，又

關于工人員收入分配現狀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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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受損者和獲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補償，從而心里感到充實。這樣的機制非常之多，例如，企業里的工資談判機制，契約方之間的協商機制，利益方之間的矛盾協調和化解機制，平衡利益關系的補償機制、公共權力行使中的社會和輿論監督機制、信息公開機制以及相關利益者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等等。

理順收入分配關系，要依靠一套社會機制，利用這套機制去調節收入分配，既不是簡單的利益增減，更不是一些人所擔心的“殺富濟貧”，而是要建設一個合理的、文明的、科學 在本學期11周，我組對西鄉的部分工廠工作人員就個人收入分配作了問卷調查。問卷發出51份，收回51份，其中27份男性填寫，7份是已婚男性，20份是未婚男性，還有24份女性填寫，都是未婚。問卷分為收入和分配兩大部分，旨在分析收入和分配是否真實、合理。問卷填寫都比較完整、真實和準確地反映了工廠工作人員的收入分配情況，基本上達到了調查的目的。現就將調查的情況做以下分析和報告。

從調查資料的統計數據上，反映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收入大部分在1000元左右

（一）基本收入在900元以下

基本收入分為基本工資、福利費用和獎金三項。調查數據顯示，基本工資在800元以下的為大多數，占68.63%，800~1000元的占19.6%，1000元以上的占5.9%。至于福利費和獎金，有些工作人員是沒有這三項的，這說明有些工作人員的收入僅僅是基本工資，沒有其他的收入補助，就算有，也普遍偏低。福利費在120元以下的占47.05%，在120~150元的占31.37%，在150元以上的占21.56%。顯然，所占的百分比越來越小，福利費在150元以上的人可謂少之又少。獎金方面，有獎金的占58.82%，而沒有獎金的占41.17%，就算有獎金，高的為100元，只有1人，其他都在30~50元。

（二）男性的基本收入略高于女性

被調查者有27名男性，24名女性。基本工資在800元以下的男性有17人，占62.96%，女性有18人，占75%，男性比女性小12.04個百分點。基本工資在800~1000元的男性有5人，占18.52%，女性有5人，占20.83%，在1000元以下的男性有6人，占22.22%，女性僅有1人，占4.17%，男性比女性高出18.05個百分點之多，這說明社會上還存在著性別歧視問題。

（三）其他收入占總收入的一小部分

問卷設的其他收入有“是否投資”和“是否有兼職”兩種。但填寫的結果表明：工廠的工人也許沒有抗風險的能力去投資。在51份問卷中，有投資的人數為11人，僅占9.8%。投資的內容選項有股票、債券、彩票和其他，結果沒有一個是選擇對股票和債券進行投資的，對彩票投資的占多數，有4人，占投資人數的80%，對其他進行投資的有1人，占投資人數的20%。這就反映出工廠的工作人員由于工資不高，沒有能力對真正的投資項目進行投資，也許是缺乏投資的知識，對股票、債券這類高額投資持不信任態度，認為把自己的血汗錢向大海里扔一樣。而對于彩票，也許是報紙的炒作，也許是一種流行，而且彩票的投資相對低，即使沒有中，也不過花幾元錢，就算是碰運氣。正因為這樣，彩票的投資成了工廠工作人員的主要投資項目。問到是否有做兼職，大部分工人都選擇沒有做兼職，有45人，占88.23%，而有兼職工作的僅占11.77%。但從兼職的收入來看，兼職的收入也是很可觀的，其中1名工人的兼職收入達到800元，這相當于1名普通工人的一個月基本工資，在某種意義上說，可謂是雙薪了。有兼職工作的11人中，大部分的兼職收入都處于100~500元，可見這收入對工廠工人來說，也許是可觀的，相當于工資上漲了37.5%。在工作之余和有條件的情況下，做點兼職也是可以的，即可以賺到錢又可以充實自己。

（四）男性的投資和兼職熱情與女性相當

在投資和兼職這兩方面，男性和女性所占的比例相當，男性投資者有3人，占11.11%，女性有2人，占8.33%。而投資的項目都是彩票，男性與女性一樣都存在一定的取巧心理，都希望大獎能落到自己的頭上，都情愿為彩票事業做貢獻。有兼職工作的男性有7人，占25.93%，女性有5人，占20.83%。可以看出，兩者的比例相差不大，工廠的工人都希望用業余時間掙多點錢，兼職工資有800元的是一位男性。雖男女兼職者人數相當，但兼職工資收入男性略高于女性，男性的兼職收入在300~800元不等，而女性的兼職工資大多聚在200元左右。這大概和兼職的選擇有關，男性可做體力勞動，也可以做推銷、訪問等兼職，女性大多數是做推銷、訪問之類，女性的體力不如男性，兼職選擇的范圍較小，導致女性的兼職收入少于男性。

二、開支普通在500~600元

（一）伙食費中等偏下

問卷表明，多數人的伙食費都在300元以下，少部分人在300~500元，絕少部分在500元以上。在被調查的51人中，伙食費在300元以下的有37人，占72.54%，已經超過半數，在300~500元的有11人，占21.56%，在500元以上的僅有3人，占5.9%。300元的伙食費是比較低的，以每月30天計算，一天只有10元錢作為伙食費，而這10元錢要購買一日三餐，可以想象是多么的拮據。一個普通的快餐也需5元，就算是飯堂的大鍋菜，也得需3~5元。工廠工人若每月的伙食費都在300元左右，那就幾乎沒有任何的加餐費，每餐都必須控制餐費。

（二）女性在伙食方面比男性節約 男性伙食費在300元以下的有18人，占66.67%，女性有17人，占70.83%，伙食費在300~500元的男性有6人，占22.22%，女性有5人，占20.83%，伙食費在500元以上的男性有3人，占11.11%，女性沒有一個是超過500元。男性的伙食費大于女性。據我組分析有以下幾個因素：

1、男性飯量大，菜太少，也吃不飽

2、男性的收入較高

3、男性多做體力勞動，消化快，有些需吃宵夜。但總的來說，男女的伙食開支還是比較平衡的。

（三）學習方面的花費在50元以下

對于工廠工人來說，學習也不過是看看抱，看看雜志，了解一些時世新聞，豐富自己的業余生活。在51份問卷中，每月學習花費在30元以下的有25人，占49.01%，花費在30~50元的有7人，占13.73%，花費在50元以上的有9人，占17.64%。這說明工人工資較低，使學習花費不高，同時也說明素質較低的工人還沒有意識到知識競爭的重要性。在調查中，了解到很多工廠都沒有對員工進行培訓，也沒有開設什么有關技術方面的知識講座。對一些不看報，不看書的工人而言，簡直沒有學習花費，這就使學習花費不高。在學習花費方面，男性與女性所占的比例差不多，30元以下的男性占44.44%，女性占54.17%，在30~50元的男性占33.33%，女性占25%，在50元以上的男性占22.22%，女性占20.83%，從這些數據看，工人對于自身知識的提高缺乏警覺性，缺乏競爭意識。

（四）其他零星開支在100~150元

問卷的其他零星開支，包括房租、水電、服裝、消遣和娛樂費用，統計數據顯示在100~150元的工人居多。據被調查者反映，多數工廠老板都為員工們提供住房，員工們只須交水電費。這樣一來，工人們的開支負擔就減少了一大部分，大部分都在100元以下，有30人，占60%，在100~150元的有13人，占26%，在150元以上的有8人，都是男性，占14%。工人每月的服裝花費都在50元以上，那也是，在工廠工作的幾乎都是年輕的男女孩，有誰是不愛漂亮的呢？發了工資，辛苦了一個月，買一兩件新衣服也是常有的事。每月在服裝上的花費在50元以上的有30人，占59%，在30~50元的有17人，占33.33%，在30元以下的僅有4人，占8%。這個比例與學習費用相比，相對高了一點，不過也無可厚非，可以理解。在消遣、娛樂費上，大多數都在50~100元，娛樂方面花費在100元以上的有13人，占25.5%，在50~100元的有20人，占40%，在50元以下的有18人，占35.3%。一般工廠工人娛樂也不會到很高級的娛樂場所，一般都是大家一起吃點什么，喝點什么，唱點什么，花費都在50~100元，是正常現象。

（五）結余都在200~500元

工廠工作人員每月的所有收入減所有支出，結余大多數都在200~500元。每月結余200~500元，那每年結余就是2400~6000元，這幾千元錢就是每個工人一年的所有積蓄，但有些工廠工作人員也許還不到這個數字。每月積蓄在200元以下的有12人，占23.5%，在200~400元的有19人，占37.25%，在400元以上的有20人，占39%。

三、男性結余稍多于女性

男性結余多數在400元以上，女性結余多數在200~400元，可見男性的結余稍多于女性。男性結余在200元以下的有7人，占25.93%，女性有5人，占20.83%，結余在200~400元的男性有7人，占25.93%，女性有12人，占50%，結余在400元以上的男性有13人，占48.15%，女性有7人，占29.17%。對這樣的結果應該不會感到奇怪，前面各項收入和支出數據可以說明這點，男性結余稍多于女性也在情理之中。

有關調查問卷的內容，所有的情況都已報告完畢。分析和對比調查統計表后，我組認為：（1）

工廠工作人員應該在業余時間多做點兼職，使自己在開支和結余方面都能提高。（2）

工廠應對員工們進行獎懲，表現好的發獎金，以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不要一刀切。（3）

工廠工作人員應多學習各方面的知識，豐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提高競爭能力。

發展的和諧社會。

總工會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狀況調研組近幾年來，隨著我省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和改革的日益深化，城鎮企業職工工資收入總體上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職工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但由于體制、機制、法制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工資收入分配為核心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日見突出。為了準確把握我省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的總體狀況，弄清存在的問題和癥結，推動建立科學的工資調控機制和企業內部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維護職工收入分配權益，省總工會于2005年7-9月份，對近三年多來我省城市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選取沈陽等6個市的9個行業及沈陽鐵路局、遼河油田等2個產業，共140戶企業、1400名職工為樣本，以抽樣問卷和填寫調查表為主，同時聽取勞動部門、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全面介紹和各市各產業工會的匯報，分別召開部分企業經營者、勞動工資負責人座談會、企業工會主席座談會、企業一線職工座談會，以及對部分一線職工進行個案訪談和對部分企業進行實地考察等，在全面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對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綜合分析。現將調查研究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從全省來看，經過多年努力，以“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為主要內容的新型企業工資分配和調控體系已經初步形成。雖然這種新機制還相當不完善，但從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決定機制狀況、企業現行分配模式及特點、政府對企業收入分配宏觀調控情況來看，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機制建設，正朝著適應市場經濟的積極的方面邁進，主流是好的。

1、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決定機制狀況。調查表明，隨著改革改制的推進，我省企業自主決定工資分配的權力逐步落實，過去那種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和思維觀念正在逐步退出，企業根據社會平均工資和企業經濟效益自主決定工資水平的機制正在逐步形成。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對企業調整工資水平發揮了主導作用。職工民主參與工資分配，在企業決定工資分配中，也有了較多的思想基礎。調查顯示，因企業效益增長而提高工資的占54.8，有61.7的企業在招聘職工確定工資或調整職工工資時參照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企業決定工資分配時，31.1的企業認為“經營方應當聽取了工會或職工代表意見后決定”，59.7的企業表示“應當由企業經營方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決定”，兩項之和是90.8。有54.8的企業認為職工參與企業分配最有效的方式是“職工代表大會”，23.8的企業認為是“集體協商”，兩項之和是78.6。另外問卷還顯示，75的企業在因各種原因需要降低職工工資時，遵循了“經營方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決定”的程序。從不同所有制企業看，職工民主參與工資分配的方式不同。國有、集體企業工資調整方案一般都由職代會討論通過后施行；部分私營企業和其他類型的企業通過建立職代會制度和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在工資分配上發揮了一定作用。統計表明，83.3的職工認為，工資集體協商在企業工資分配中“作用很大”或“有一定作用”。

2、企業現行分配模式及特點。絕大多數企業改革工資分配制度，實行了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模式和以崗位工資為主、一崗一薪、崗變薪變的工資分配制度，少數具備條件的國有企業，實行了工效掛鉤、依據“兩低于”原則自主決定工資總額的辦法，約占總數三分之一的企業實行了經營者年薪制。在各類企業中，最基本的工資支付形式是計時工資，以計時形式領取工資的職工占90.9，以計件形式領取工資的占9.1。問卷統計，在8小時之內能夠完成規定勞動定額的職工占88.8。企業現行工資分配制度突出了技能、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工資薪酬占有份額，收入分配明顯向技術崗位、管理崗位傾斜，職工各個不同群體收入分配全面拉開了差距和檔次。調查顯示，企業漲工資優先考慮技術工人和技術干部的，占調查企業的57.2。這種以技術和管理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崗位工資分配制度，對促進職工學技術學管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起到了明顯的激勵作用。

3、政府對企業收入分配宏觀調控情況。各級政府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管理企業工資分配的辦法和措施，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目標要求，有利于在工資分配中發揮市場機制和政府引導作用的工作體系，建立了以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工資手冊和最低工資標準為主要內容的工資指導和調控制度。大連、丹東兩市還開展了企業人工成本信息試點。這些制度在指導企業進行工資分配中程度不同地發揮了一定作用。其中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控作用比較明顯。職工問卷顯示，93.3的職工，其工資高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79.2的職工工資沒有過“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企業問卷顯示，在企業因經濟效益下降或資金困難不能按時足額支付職工工資時，有88.5的企業回答能保證職工月收入不低于當地最

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狀況的調查報告。

第四篇：調查報告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我們應該針對貧富差距的現狀提出相關對策來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社會 經濟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平均主義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一、貧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確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兩部分。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后者用個人受 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 經濟學 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 調查 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最近，中國社科院在發布的《 人口 與勞動綠皮書（2008）》其中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全方位擴大。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 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由于在 市場 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國家政策的相關保護，從而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 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特權及國家政府的特殊保護，與其他行業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

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一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 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卻低于2萬元。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到2005 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擴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三、解決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思考與對策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應采取相關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一）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促進就業機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 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導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為此，應大力實行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人口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同時，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保險業等與農村 工業 發展有較大關聯的第三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

（二）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要進一步完善 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要通過立法來限制、減少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打擊不正當競爭。另外，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業、困難行業的發展，保障其職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適當的范圍之內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要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通過增加 公共 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四）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保持社會穩定。[5]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注重

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共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五）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于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 投資 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

第五篇：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論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論文摘要]貧富差距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并日趨嚴重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我們應該針對貧富差距的現狀提出相關對策來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平均主義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論文關鍵詞]貧富差距 現象 影響 對策

一、貧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確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兩部分。[1]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最近，中國社科院在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其中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全方位擴大。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2]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由于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國家政策的相關保護，從而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特權及國家政府的特殊保護，與其他行業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一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卻低于2萬元。[3]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 到2005 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擴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 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二、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劉國榮在《現階段的貧富分化及其對策研究》（《延安學報》2002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市場化改革效應。我國的改革開放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邁進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而市場經濟規律在經濟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價值規律為基本規律的市場經濟規律本身就有使收入差距擴大的內在動動力。特別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具有更快的、更強的財富積累和裂變效應，使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更加明顯。其次，歷史和傳統體制形成的競爭初始條件差異是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由于歷史和傳統體制形成的初始條件差異，在城鄉、地區和不同行業之間，無論是經濟發展差距還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實上一開始就被大致確定了。再次，不公平競爭及非法和腐敗因素加劇了收入的不平等。不平等競爭的表現很多，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門、行業甚至一些個別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壟斷經營獲得壟斷利益或高額利潤，而其他群體或個人則不能，最終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最后，再分配能力不足，難以對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調節，致使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薄兆梅在《關于社會公正問題的思考》（《學習論壇》2002年第9期）一文中認為，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有六大原因：第一，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第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產生了貧富差距。第三，灰色收入和黑色階層的出現拉大了收入差距。第四，初次分配過程中的不平等競爭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第五，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第六，社會防護能力的弱化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

李亞軍、曾慶飚在《試論效率與公平如何實現辨證統一》（《經濟問題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貧富差距源自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拉大，除與國家收入分配政策主要向個人傾斜以及鼓勵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有關外，還有以下原因：

1、分配正向科技人員等腦力勞動者傾斜，高素質人才收入迅速提高，而普通勞動者供大于求，導致其收入水平難以提高，甚至絕對水平下降。

2、城鄉分治體制嚴重影響城鄉居民收入狀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明顯。

3、壟斷高收入依然存在，壟斷制度和行為造成收入分配領域的嚴重混亂。

4、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地區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5、初次分配秩序混亂和再次分配領域的稅負不平等及社會保障制度滯后，造成收入懸殊。

6、非正常因素的影響，即違法非法收入的存在，主要是以貪污腐敗為核心的違法非法收入成為少數政府官員暴富的主要來源，政府官員的暴富，直接擾亂了收入分配秩序，同時又為更加嚴重的違法非法收入現象打開了方便之門。

三、解決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思考與對策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應采取相關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一）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促進就業機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導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4]為此，應大力實行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人口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同時，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保險業等與農村工業發展有較大關聯的第三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

（二）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通過立法來限制、減少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打擊不正當競爭。另外，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業、困難行業的發展，保障其職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適當的范圍之內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要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四）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保持社會穩定。[5]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注重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共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五）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于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

參考文獻

[1]高佳，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探析[D]，江蘇，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劉佳，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擴大 17年間增加12倍[N]，北京商報，2008-10-16

[3]郭愛娣，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收入比3.33∶1[N]，京華時報，2008-08-29

[4]朱光磊，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政府控制[M]，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2

[5]李中華，透視現階段貧富差距的拉大[J]，求索，2005(3): 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