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越軌社會學論文
從“春哥”現象看網絡惡搞
【摘要】近年來,“春哥”現象似乎已成為一種時尚的網絡文化,如“信春哥,不掛科”等。從社會角度來看,“雷人寢室”事件說明了現在的娛樂文化對大學校園造成了一定的沖擊與傳染。并且隨著惡搞遍及各大網站,它已不僅僅是一種網絡現象,更是一種文化。伴隨它的逐漸發展,大眾文化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各個領域也將隨之發生變革。“惡搞”與“網絡亞文化”在當今的網絡時代也是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性的,這些現象作為一種“亞文化”,其發展趨勢及其產生的深層原因和社會影響都是值得人們關注的。
【關鍵詞】惡搞網絡亞文化炒作
【正文】
一、“春哥”惡搞現象及其產生原因
(一)現象概述
2005年,湖南衛視在黃金時間推出名為“超級女聲”的電視選秀節目,使李宇春這個正在音樂學院上學的普通大學生迅速成為媒介娛樂時代的新星。據稱,在學校里李宇春便以男性特征獲得相當的贊許,“春哥”這一稱呼也因此肇始。“超女”中的李宇春在舞臺上的中性表演風格使其粉絲和非粉絲大開眼界,“春哥”一稱呼不脛而走。從此以后,“春哥”一詞在網友的附加和創造下流行起來,并逐漸成長為“神的化身”。從“鐵血真漢子,春哥純爺們”到“信春哥,考本科”“信春哥、不掛科”,再到“信春哥,死后原地復活”,“春哥”由男性化的女生“成長”為一個抹去女性特征的超能的“神”。
“春哥”現象一出現就迅速在網絡上和大學校園里風行開來。由網友通過PS惡搞的“春哥像”和有關春哥的文章(諸如《史記-春哥本紀》《“春哥”教教義》等)受到熱捧。原來只是“圍觀”而不參與的網友在獲得快樂的同時也加入到戲謔和搞怪的行列中。這樣“春哥信仰”便日益被“發揚光大”:許多人在建立起春哥信仰的網站,并招徠信徒。在現實生活中“春哥信仰”也如日中天:“春哥教”“春哥黨”也在大學出現;某個大學的學生宿舍內,甚至有人設置春哥的神龕,焚香禱告;昆明某居民樓掛出“信春哥,房子不會被拆遷”的條幅。“春哥”已然成為現代的新神祗。
(二)產生原因
網絡惡搞既然能成為一種全球范圍的社會現象,一定有其深層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1.網絡亞文化席卷青少年圈
在互聯網中,以青少年為主體的人們通過網絡運用將自己的個性展現出來,把自己的喜怒哀樂釋放出來,于是這些表現形式逐步演變成一種特殊文化——網絡亞文化。
今天,許許多多青少年通過互聯網認知五彩斑斕的世界,在這虛擬世界里,網絡流行語成為他們交流的重要語言。如火星語、無厘頭、跟帖、抱團、PK(粉絲大戰)、戲謔惡搞、人肉搜索、曬客、PLMM(漂亮美媚)、很傻很天真、打醬油、囧、做俯臥撐等新興詞匯層出不窮。他們用這種網絡流行語的方式,表達自我,張揚內心,滿足了個體的需求。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亞文化作為一種新興的亞文化得到了快速發展,并日益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與價值觀念。它的基礎是開放,它的核心在于分享,它的價值在于精煉濃縮,無需觸及靈魂,卻又簡單明了,直接,大膽,令人躲避不及。就像法國思想家保爾·利科說:“在技術時代,責任延伸到我們的能力在空間與時間,在生命的深處所能及的遠處。”
2.滿足了青少年緩解內心壓力、尋求解脫的心理需要
眾所周知,現在人們的生活壓力逐漸增大。現代社會節奏很快,青少年面臨升學、就業等種種壓力,無論是社會身份地位的差異還是知識認知水平的差距都是越來越大,人們越來越多的的被壓力所束縛。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想通過一定的途徑去減輕心理壓力。而在如今以網絡媒介為主的時代,迫使他們尋找一種便捷的、不同于傳統的話語方式進行釋放。網絡“惡搞”作為一種宣泄情感、表現自我的形式,輕松幽默,可以讓青少年緩解在現實生活中積聚的疲憊感。制作者在制作“惡搞”作品的過程中自得其樂,觀看者在接受“惡搞”作品的過程中獲得快樂,這是許多青少年學生熱衷于網絡“惡搞”的直接原因。
在大眾需要新穎的娛樂模式之時,網絡惡搞逐漸成為人們自由發表意見,淡化身份和減輕壓力的一種有效途徑。惡搞內容往往是現實生活的體現,加上網絡的零門檻,使得普通民眾能夠自由進入網絡文化空間,并能自由的表達內心的思想和情緒。網絡惡搞現象也成為人們展現自我和實現自我的平臺。人性的陰暗面和促狹面都可以在網絡惡搞中顯現出來。
惡搞給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自我,認識社會最簡單便捷的途徑,從中還能夠放開身份和年齡等因素的限制,真正全身心的釋放自己,不用顧忌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恪守的講話風格和行事準則,所以有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并且樂此不疲。
3.媒體尋求利益最大化進行炒作
眾所周知,今天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每個人每天接觸無數與個人相關或無關的信息,神經已經麻木。我們已經迎來了信息傳播過剩時代,信息的海量堆積和渠道的無所不在使得信息對于人們而言不再稀缺,而變得日益易得。相反,倒是人們的注意力選擇卻成了市場追逐的稀缺資源。在這一大背景下,僅僅一般化地傳播信息,已經很難在眾多同質重復、等質等效的信息競爭中脫穎而出,顯示出其被“必選”的價值來。普通消費者天生對廣告的反感,這使得即使廣告放在眼前,絕大多數人也會視而不見。更何況那些為了追求所謂的“效果”的廣告被消費
者過濾掉,新聞則反而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因此,利用新聞事件(輿論熱點),人為制造新聞、事件和輿論熱點,借題發揮、借力打力,集中優勢兵力,進而單點突破,但我們必須保證每一條新聞的醒目性。
因此有人提出:新聞是需要策劃的,媒體記者是需要“勾引”的,勾引成功的關鍵就在于你的新聞的“料”是否吸引他們。
網絡媒體和傳統大眾媒體一樣,也經常出現新聞炒作問題,這一方面是對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結果,有的時候也不一定是刻意而為,網絡媒體對新聞事件準確真實性的把握,應該說比傳統的大眾媒體更具挑戰性,可能也更困難一些,但這并不是降低自身職業道德自律要求的理由,從這幾年網絡媒體新聞炒作不良影響的一些典型事例來看,其實只要網絡媒體新聞事件的報道者對新聞本身的合理性多一些追問意識和核查的主動性,許多不應當出現的事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惡搞的由來和發展
(一).惡搞的由來和意義
“惡搞”一詞來源于日本的一個流行詞匯——“くそ”,讀作“kuso”。在日語中,“くそ”可以做名詞,意思是“屎”;可以做動詞,有“排泄”的意思;可以做形容詞和副詞;還可以做感嘆詞,用在句首或句尾,用以輔助說話者表達某種感情。這個詞之所以風行起來是因為日本游戲界的“認真玩爛game(游戲)”的風潮。日本電玩的市場很大,勢必會出現一些幾乎毫無可玩性的游戲,但又是因為其極端不可思議的爛而讓人想要一探究竟,甚至成為其忠實的擁護者。后來就有人用“くそ”或“kuso”來形容這個游戲以及表達自己的情緒和看法。到了臺灣,“惡搞”成為BBS上的一種特殊文化,擁護者抱持一種無所不可笑,無所不可惡搞的觀念,形成一種以爆笑、搞怪、惡作劇為主要特征的另類創作風格。這種文化借助于網絡不可比擬的傳播性,迅速風靡全球。
對于“惡搞”這個流行的詞匯,目前研究者還沒有比較權威的定義,但大家基本上認同這樣一個說法:惡搞就是人們對熟悉的各類事件、問題、人物、作品等惡搞對象根據自己個人的意愿進行大膽、夸張或具有諷刺意味的重新定義和打破傳統理解的沒有因果關系的重新診視,這種定義和診視具有強烈的感官刺激,帶有濃烈的主觀色彩和感情色彩,并可能對被惡搞的對象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正面或側面的諷刺或嘲弄。[1]
(二).惡搞的發展
惡搞在中國的發展其實并沒有多久,撇開周星馳等人導演的惡搞電影不算,真正的“惡搞”活動大概開始于“小胖系列”和“猥瑣男系列”的風行。這發生在新世紀開端,PS流行的時代。
在PS時代之后,網民們毫不遲疑的進入了flash時代flash動畫以更加形象的和更加調侃的方式廣為流傳。當然,與此同時,視頻短片的形式也在同時發展并引起更多網民的關注。加上“真人時代”的熱浪,網絡惡搞開始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參與其中。這一時期的“芙蓉姐姐”和“春哥”無疑成為典型,并被人們加入了更多的戲謔成分。{2}
相對于以上的個人娛樂而言,那么從2006年開始,先是“饅頭血案”掀起了惡搞高潮,接著很多惡搞視頻,短文,小說等相繼出現在各大論壇網站,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青少年為主體的惡搞大軍。既胡戈之后,后舍男生又為網絡惡搞注入了讓人們頗為驚訝的效果。“惡搞文化”愈演愈烈,連商家都在其中聞到了金錢的味道,并參與到這一“狂歡運動”當中,2006年的“解說門”便是一個典型。
從之前的一份遍及21所本專科院校{3}的調查可以看出,近九成的大學生都知道胡戈的力作《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其中有16.67%的大學生非常了解;而“后舍男生”的知曉度也高達九成,其中有6.71%的大學生對此了如指掌。調查還顯示,認可并且喜歡上述兩者的大學生比例分別為47.69%和54.37%。就網絡上流傳的惡搞視頻而言,在大學生群體中的受歡迎程度為10.79%,相對而言,更受到男生的歡迎:男生中有13.01%喜歡看惡搞視頻,女生中有8.72%喜歡看惡搞視頻,比男生低了近4.3個百分點。{4}
但隨著“惡搞”的發展,惡搞體現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經典作品及公眾人物的事件也層出不窮,并且似乎已成為一種風氣。號稱藝術家的金鋒創作了雕塑作品《跪了492年,我們想站起來喘口氣了》,試圖讓跪在岳飛腳下的秦檜夫婦站起來。一個自稱唐朝詩人白居易后代的“國學辣妹”在孔廟內大擺性感造型,聲稱要“勾引孔子”。孔融讓梨的典故被惡搞成:如果孔融吃大梨,他哥哥就會打他。董存瑞、黃繼光、雷鋒等中共在不同歷史時期號召民眾學習的榜樣,成了人們閑談中和網絡上取笑的對象。“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為被炸藥包上的雙面膠粘住了手”、“黃繼光是摔倒了才堵槍眼的”、“雷鋒是因為幫人太多累死的”諸如此類惡搞已令當局感到不安。
惡搞作品往往受觀眾(讀者)青睞,確實并非每一個惡搞作品都能得到人們的喜愛,上述惡搞作品就讓人們難以接受。《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06年9月開展的一項有6290人參與的調查顯示:
1、89.9% 的人認為惡搞應該有底線;
2、下列對象不應該成為惡搞對象 :道德倫理(72.1%);紅色經典(71.4%);傳統文化(65.5%);信仰信念(52.4%);他人人格(63.7%)。
一個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念是一種不可褻瀆、不可侵犯的神圣存在。解構顛覆這些經典作品及公眾人物會混淆是非、蠱惑民心,自毀民族精神的長城,對國家民族危害甚巨。這種惡搞顯然違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這一法律基本原則,其具備違法性特征自無疑義,這種惡搞行為應為法律所禁止,這樣的惡搞作品自然不會受到大多數人民的歡迎。{5}
【結語】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惡搞現象已經遍及各大論壇和媒介,惡搞的流行使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爭鋒,并且媒介的受眾也越來越有主動性,惡搞作品充分體現了當代青少年顛覆經典、解構傳統、張揚個性、諷刺社會的反叛精神。雅俗的邊界也在這場爭鋒中變得越來越模糊,各種藝術經典逐漸變得通俗易懂。總之,惡搞顛覆著人們對于各種經典和圣人所一貫持有的態度,在這其中蘊含著對美好生活的真實情感和對人性純粹的期望。
【注釋】
{1}李佳麗 網絡惡搞現象研究 D 碩士學位論文 四川大學 2007
{2}《中國惡搞文化發展史》劉芳 中國新聞周刊 2006年32期
{3}21所本專科院校為:中國礦業大學,徐州師范大學,徐州工程學院,鹽城工學院,鹽城師范學院,鹽城紡織職業技術學院,揚州大學,揚州市職業大學,南京大學,中國藥科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南京財經大學,江蘇警官學院,蘇州大學和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 {4}[學子論文]網絡青年亞文化傳播路徑研究報告——征鵬、孫艷、浦穎娟 2009年12月
{5}《惡搞現象之法律透視》郭林虎 中國法律信息搜索網
【參考】
1.[學子論文]網絡青年亞文化傳播路徑研究報告——征鵬、孫艷、浦穎娟 2009年12月
2.德利婭·利普希克(西班牙),《著作權與鄰接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0年7月,第85頁。
3.豆丁網 驛晨 畢業論文《論網絡惡搞》
4.《網絡文化與青年》 楊鵬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5.百度百科
6.巴赫金 狂歡化
7.胡疆鋒,陸道夫抵抗.風格.收編——英國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關鍵詞解讀{J}.文化研究,2006(4):87-92.
第二篇:2003越軌社會學閱讀材料:流動人口與社[最終版]
農村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安全:理論命題和政策建議
劉能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農民的大規模跨區遷移,已經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它不但沖擊著實行了多年的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俞德鵬,2002),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續的制度和政策調整:從暫住證制度的實施(張慶五,2001),到計劃生育實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雙重管理(劉能,1998:附錄XI),再到打工子弟學校在城市空間內的艱難生存(韓嘉玲,2003),等等。隨著我國加入WTO在農業吸納就業方面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逐漸突顯(葛志華,2001:第九章),以及學術界呼喚給予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公民待遇的呼聲越來越高,預計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以尋找就業機會和全面發展機遇的趨勢將不可逆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們普遍存在對農村流動人口大規模流入城市,從而導致城市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的擔憂,因此,如何應對這一趨勢,就成了城市社會政策的一個重要議題。本文的切入點就是,在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探討這一人口學動態對城市社會安全的可能影響程度和影響機制,以及潛在的政策含義。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務,便是對由農村流動人口遷入所導致的、影響城市社會安全的可能的自變量組,做一次理論上的梳理,并從中引出關鍵的政策建議。
社會科學界多年來一直對農村人口的跨區流動這一影響深刻的社會現象進行著密切的跟蹤研究,但是從目前來看,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研究,主要的關注點還是在揭示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宏觀機制(杜鷹、白南生,1997;孟昕、白南生,1998;孫立平,1997),或者關注他們在城市社區中的微觀適應進程,尤其是他們在經濟領域的適應性行為(李培林,1996;曹子瑋,2001;鄭也夫,2002;彭慶恩,2002;王奮宇、趙延東,2003),以及他們在城市內部結合成社區的可能性(王春光,1995;項飆,2000;劉夢琴,2001)。雖然已經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由于飽受歧視和挫折而引發危害城市社會安全的行為的可能性(李強,1995),或者關注到了流動人口在城市當中的受害經歷(唐燦,1996),但真正從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出發,探討人口遷移和社會安全之間的復雜關系的學術努力還不多見。劉世定、劉能(2003)以加里·貝克爾的“犯罪防范活動的最優數量模型”為基礎,引入了社會學意義上的變量組(如參考群體、越軌亞文化和居住模式),從而給出了關于“流動人口遷入和城市社會安全”之間關系的一個初步的理論分析。本文將循著這一思路,給出一個更為復雜的理論命題體系。
一、方法論立場的澄清
在開始我們的理論梳理之前,首先我們將對“流動人口和城市社會安全”這一論域的一些廣泛持有的偏頗的方法論立場做出澄清。這些方法論立場包括以下幾點:
? 首先,某些犯罪和越軌行為的存在,實際上是影響城市社會安全的一般性問題,而不僅
僅是農村流動人口的無序涌入和聚居而引起的,因為城市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和這些外來流動人口一樣,只具有較低的法律意識和較差的自我行為控制能力,因此,在特定條件下,城市居民和農村流動人口實施犯罪和越軌行為的可能性,并沒有明顯的差異。? 其次,與第一點相關聯,廣泛傳播的有關犯罪和越軌行為的數據,由于大眾傳媒對具有
農村流動人口身份的責任者的偏重報道,導致了在城市公眾心目中生成了一種原型觀念,即農村流動人口是危險的。因此,如果沒有對威脅城市社會安全的各類犯罪行為的類型(如財產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有組織犯罪和白領犯罪)和頻率,以及犯罪者的基本背景做全面的數據分析,我們是無法得出農村流動人口將對城市社會安全造成極大威脅的結論的。
? 第三,如果城市對農村流動人口開放之后,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進入到城市里來的農村
流動人口,也并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它的內部也是可以細分的,比如:(1)帶資本進入城市經營的農村人口(浙江村的上層村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與在城市定居多年的農村流動人口團聚的其他家人;(3)新型的受過較好教育的(如高中畢業)的年輕農村人口。我們傾向于認為,這些人群融入城市社會空間的適應進程,其成功的可能性較高,因此他們對城市社會安全造成的威脅,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小的。
? 第四,越軌和犯罪并不是越軌者和犯罪者單方面的事情,而是和社會的反應(包括社會
控制的努力)緊密相聯的,因此,對于同樣的外來流動人口以及同樣的聚集狀態,不同的社會關系模式和不同的社會政策供給,都會對結果產生不同的影響。同時也意味著,即使在農村流動人口的聚集有可能造成越軌和犯罪率上升的時候,也可以有某些制度供給來對它加以調控和制衡。
二、理論命題
? 內部異質性命題:由于農村流動人口這一目標人群本身存在較大的內部差異,因此,在衡量農村流動人口的流入對城市社會安全的威脅和沖擊時,我們必須對這個總體目標人群進行最基本的區分。我們的第一個假設是:農村流動人口中的某些亞類,如未婚者、男性、受教育水平較低者、更年輕者和無固定職業者,他們的犯罪和越軌可能性要高于其他亞類。相應地,另外一些亞類(如已婚和家庭在城市團聚者、定居的和有固定職業的),他們的犯罪和越軌的可能性就較低。
? 經濟周期命題:由于宏觀經濟形勢極大地影響到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社會中的適應狀
態,因此,在經濟上升階段,他們有較穩定的預期和經濟收入,而在經濟下行階段,他們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所在城市的社會控制機構,可以在經濟下行階段,對農村流動人口中具有較高犯罪和越軌傾向的亞群,進行重點的監測。
? 相對地位命題:流動雖然使得農村流動人口處于城市人群分層的較低等級,但是相對于
他們在農村的原有生活狀況而言,他們可能反而感到有相對的提升感,從而減少他們在城市最初生活階段的挫折感。
? 參照群體命題:城市人口內部社會經濟地位分化程度的加劇,也有可能改變農村流動人
口的自我定位,減輕他們的相對剝奪感。比如說,城市原有居民中有相當一部分(如下崗職工、處于不利家庭生命周期階段的人)的社會經濟處境也并不好,這大概會造成以下兩個可能后果:(1)給予農村流動人口一個較低的參照人群,減少他們適應過程中感受到的心理反差;(2)這些城市人口中的弱勢人群有可能成為農村流動人口在經濟生活中的競爭對手,并造成潛在的社會對立和敵意,從而影響到農村流動人口的整個適應進程。
? 城市規模命題:城市越大,居民的容忍度越高,經濟成分也越復雜,也更有利于不同類
型的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促進他們的適應進程。
? 社會排斥和社區形成命題:城市居民的內部人和外部人意識越明顯,這種意識所介入的社會領域越多(如就業、消費、服務的供給、社會交往甚至婚姻等領域),則農村流動人口所感受到的社會封閉感和排斥感越強烈,其內部整合程度就越高,內部亞文化規范的控制就越強,從而造成:(1)居住的逐漸隔離和空間界限的逐漸確立;(2)和外界社會控制機構及其人員(如社會工作者、警察、司法工作者)形成一定的張力。
? 定居狀態命題A——適應路徑命題:定居狀態和非定居狀態將影響到農村流動人口的適
應路徑;定居的農村流動人口(可以操作化為居住年份、職業的穩定性、不動產所有權、家庭成員團聚程度等)融入城市社會的程度高于非定居狀態的農村流動人口,而且定居狀態本身也進一步促進了,比如說,職業的穩定性。定居人口在適應城市生活過程中,將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穩定的參照群體框架(如城市下中層)和生活預期(如最終融合的希望),而非定居人口缺乏建立起合乎實際的參考群體的心理機制:他們或者幻想著盡快致富(因此更多地符合默頓所描述的失范和結構張力模型),或者因頻繁移動而失去穩定感,或因頻繁遭遇挫折而有宿命論思想和敵視情結,從而也不能建立穩定的參照群體和對生活的預期。因此,非定居狀態對城市社會安全的威脅要高于定居狀態。
? 定居狀態命題B——群體互動模式命題:假定定居的和非定居的農村流動人口的群體互
動模式是有差異的,前者更多地和其他定居外來人口,以及和城市原有常住居民互動(未成年家庭成員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比例,不但是測量融入程度的一個指標,也會影響到定居人口的預期和行為成本分析);后者則更多地處于流動之中,和原籍地的聯系要更為密切,和其他流動人口的關系更緊密,而和城市原有常住居民的互動,則更多地屬于次級互動,遭遇敵視的機會也更多。
? 定居狀態命題C——理性計算命題:定居農村流動人口一旦犯罪,那么他們被發現并受
懲罰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他們不犯罪的收益也更大,而非定居的農村流動人口則不但越軌和犯罪的機會更多,被發現的可能性更小,而且他們不犯罪的收益也相對要小得多。至于農村流動人口犯罪后所受懲罰的強度,則視以下幾種因素而定:(1)城市總體環境中族群偏見的彌漫程度;(2)農村流動人口管理自己身份的能力(假定定居人口的管理技術高于非定居人口);(3)越軌和犯罪行為的特定情節。
? 聚居規模命題A——內部團結命題:聚居規模越大,亞文化活動空間越大,內部秩序的作用就越明顯:(1)內部社會控制機制和沖突解決機制的存在;(2)內部團結和保護意識的存在;(3)內部能夠持續不斷地產生領導層。這些都提升了農村流動人口聚居區內部社會控制的強度,從而降低了他們威脅城市社會安全的可能性。
? 聚居規模命題B——理性命題:聚居規模越大,社區界限越明顯,則外部城市社會的回
應和控制努力就越需要理性成分。非理性的回應可能激化兩者的敵對情緒,產生不良的關系路徑。與此同時,假定有利于流動和不利于流動的信息都是在一個人際網絡之中傳遞的,那么隨著信息提供者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隨著居住社群邊界的明確和內部秩序的建立,這種溝通和傳遞的有效性和理性色彩也在增加,在這種理性互動的前提下,農村流動人口威脅城市社會安全的可能性在降低。
? 聚居規模命題C——內部庇護命題:聚居規模越大,社區界限越明顯,亞文化認同感越
強烈,在該農村流動人口的適應模式選項上,也就多了一個替代性的選擇,那就是對某些越軌和犯罪行為的容忍、鼓勵和庇護,從而提升了移民社區與本土秩序(尤其是社會控制機構)互相對立的可能性。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題A——城市中心區外推命題:城市的原居住格局塑造了農村流動
人口的聚集模式;與國外城市化進程相比照,我國缺乏在城市中心地帶形成農村流動人口貧民區的條件:(1)城市中心區本身沒有接納聚集人口的空間容量(城市更新計劃實
際上減少了適合外來流動貧民的居住空間的供給);(2)城市中心區的象征意象也不同(在中國,城市中心區是高尚區而不是貧民區),因此不會允許他們在這一區域聚集,更不用說他們從經濟上無法承擔在這個區域的居留成本;(3)城市人口轉移方向和國外社會相比是逆轉的(在國外是上層階級被迫外遷,而在國內則是胡同區的中下階層被迫外遷)。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題B——城郊結合部內拉命題:城郊結合部為農村流動人口提供了
最合適的居留空間:(1)外來者和本地者的相同的農民身份和社會文化背景;(2)剩余居住面積的供給有保障;(3)此類居住實踐已經進行了十幾年,已經有固定的路徑可循。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題C——混合居住的監控命題:由于絕大多數農村流動人口的聚居
形態,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仍然保持著和當地原住居民的一個混居形態,因此,可以預測原住居民將在實際上充當一種社會監控的力量。但是,原住居民的監控力度受到了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1)當地居民經濟上依賴出租的程度在提高(潛在地,農村流動人口作為居留者的談判地位在提升);(2)隨著農村流動人口的聚集效應的升級,本地居民有無聲化(voiceless)的趨勢,他們有被淹沒在日益強勢的移民秩序之下的危險(如浙江村的例子);這種外來移民與本土居民的相對地位和角色的逐漸演化,將極大地影響到原住居民實施社會控制的效力。
三、政策建議
1. 總體的政策定位:應該在城市社會中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因為農村流動人口的公民
融合進程越成功,那么他們危害城市社會安全的可能性就越小。公民融合的政策主要包括:(1)在輿論宣傳和教育方面,應大力提倡城市公民的寬容度,承認農村流動人口的貢獻,并大力加強農村流動人口對所在城市的認同感;(2)在制度供給方面,應逐漸打破各種身份區隔,尤其是戶籍制度和與此相關聯的一系列歧視性制度安排,如在就業、受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的一系列規定;(3)結合非營利組織的力量,政府應該制定協助農村流動人口更順利地適應城市生活的各種項目,如大力推行針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社區教育和職業培訓項目、針對青年的文化項目,以及針對兒童和婦女的社會關懷項目等。
2. 大力鼓勵農村流動人口走向定居化,逐漸制訂出一定的標準,給予有固定住所和固定職
業的農村流動人口以合法的城市居留身份,尤其是撤銷農村流動人口購買城市房地產的歧視性制度,以及限制農村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權利的歧視性制度,并制定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完成家庭團聚的鼓勵性政策。
3. 在農村流動人口高度聚居的社區,應考慮如何逐漸把這些社區單獨納入到城市市政管理
體系當中,并采取委任基層行政干部或選舉基層干部的做法。這也是促進農村流動人口公民融合的重要步驟之一。
4. 在原住居民和農村流動人口混合居住的社區內,應強化并鼓勵原住居民和農村流動人口
之間的互動和合作,從而使本土秩序與移民秩序之間保持一種融洽的相互依賴關系。
5. 建立對犯罪和越軌傾向較高的特定流動人口亞群的社會監控機制,尤其是在不利的經濟
周期來臨的時候。
6. 對社會控制機構的執法人員做適當的培訓,減少他們在執法過程中和農村流動人口發生
沖突的頻率,從而降低農村流動人口的挫折感和對社會控制機構的敵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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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鷹、白南生等,1997:《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葛志華,2001:《WTO與中國當代農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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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劉能,1970年12月生,1998年獲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現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工作,職稱講師。聯系電話:010-62765863;***;電郵:liun@mail.disa.pku.edu.cn
英文題目
Rural Migrants and Urban Social Security: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第三篇:領導越軌管理論文
摘要:領導越軌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比較中西領導越軌的差異對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文章從監督機制、越軌根源、越軌的表現形式、領導越軌與不同歷史時期的關系等四個方面對中西領導越軌問題作了探討,并提出了針對現階段我國治理領導越軌問題的幾點啟示。
關鍵詞:領導越軌;中外比較;啟示
越軌是一個既古老又現代的社會問題。簡單來說,越軌指包括違反法律、規章制度、道德規范以及社會習俗等在內的所有行為。而領導越軌則是指領導者違背黨紀國法、違背政策和規章制度以及背離社會道德規范的行為。
領導越軌問題是由權力本身帶來的,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普遍現象。領導越軌不外乎與“錢”和“權”有關,不管制度規范如何細密、監督機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領導越軌行為的發生,在這一點上,中外有相似之處。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明確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亙古不易的經驗。”因為公共權力主要是進行“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它所從事的分配工作關系到人們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權力的人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來獲得這些有價值的事物或資源,因此,公共權力容易使掌握這種權力的人越軌。
但是,領導越軌行為的發生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基礎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會制度、經濟發展等諸方面的差異,決定了中西領導越軌具有不同的形態和特點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對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軌行為、健全和完善領導者的行為規范、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強與弱:中西監督力度不同
領導越軌行為的發生往往是由于權力尚未受到有效節制,所以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機制就成為了約束領導越軌的重要措施。中外監督機制不同,監督力度也有差異。
從監督機制上看,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西方逐漸形成了全面、完整的監督機制,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1)法律監督,即完備的法制建設對領導權力的監督基本形成了一個網絡。(2)社會輿論監督,主要包括群眾監督、非政府組織監督和新聞媒體監督。(3)在野黨監督,即在野黨爭奪權力,客觀上給在職的領導者形成了巨大的壓力,起到了強有力的監督作用。而我國的監督機制主要由下列幾部分組成:政黨監督、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府自身的行政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和司法監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群眾的監督,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本質的體現,也是國家整個監督制度的基礎。
從監督力度上看,西方社會對領導行為的監督力度比我國要強。西方社會是一種“團體格局”,而團體是超于個人的“實在”。其表現在宗教上就是“萬有神”的觀念,每個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神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上帝即是象征團體的無形實在,執行團體權力的官吏是他在人間的代理,且僅僅是代理而非團體力量本身。在這種團體格局中,權利觀念非常重要,因此,團體為了保障個人的權利,防止代理人濫用權力,制定了憲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西方社會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社會各階級的組織化程度較高,各利益群體之間已經形成制度化的互相制約關系,參與政治生活的意識強,形成了對濫用權力行為的壓力環境,使領導者的越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牽制。
而我國是一種“差序格局”,即這種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社會關系網絡的構成是以個人為中心向四面輻射的,缺少一個超越個人之上的“團體”;社會組織化程度相對較低,公民社會極其孱弱,人們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現在社會結構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種家族傳統下形成的“事不管己,高高掛起”的思維依然存在,政治參與度不高,使領導權力的監督缺乏一個民眾的壓力環境。另外,不少地方還存在著不敢監督、不善監督的現象。
二、性善與性惡:中西領導越軌的根源不同
雖然越軌的原因主要與錢、權相關,但在中國還有一個重要的根源,那就是倫理親情。中西倫理思想傳統不同,則由倫理觀念帶來的越軌行為也不同。
中國人向來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由于傳統對人性的認識是道德人假設,所以對領導者的個體倫理建設的期望值非常高,一直沒有道德立法這樣的制度性約束。這樣,一旦發生道德失范,人們就認為是領導者產生了道德問題,于是便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來加強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力圖通過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教育來提高領導的個體道德,以規范和調整領導者的越軌行為。這種軟約束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其對越軌行為的控制也往往趨于弱化。此外,中國是一種“倫理本位”的社會。在強大的家族傳統和倫理關系交織的網絡之中,領導者往往因為倫理關系產生各種越軌行為,如裙帶關系、拉幫結派、結黨營私等;再由倫理、親情擴大到小團體、小集體,導致“窩案”、“串案”、以單位名義從事腐敗犯罪等群體越軌的行為。因為受傳統農業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拉關系”、“走后門”等做法在現今仍然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出于人情關系考慮而發生的越軌行為依然很多,而且這種越軌行為沒有明顯地違反有關的法律規定,在打法律的擦邊球,也容易得到人們的寬容,得不到足夠的重視。
西方文化傳統中對人性的認識基本上是性惡論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這是從利己主義本性出發來論證“經濟人”假設的。亞里士多德也認為人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主張“法治應當優于人治”。西方普遍的“經濟人”意識使人們對“人”始終保持一種合理的不信任,因此,人們對于領導的道德期望是冷靜和審慎的。此外,對人性的悲觀估計促使人們去想方設法地完善各項制度,用制度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讓人們從善。西方各國政府領導人的行政責任的確立主要基于兩種因素:一是國家的整體利益;二是選區和選民的利益;而且,他們更關注如何兌現競選時所作出的許諾,更重視維護支持他上臺的選區和選民的利益,并將此作為本屆政府的首要責任。相較之下,西方領導倫理關系的羈絆比較小,因倫理親情而導致的越軌行為也就比較少。
三、清晰與模糊:中西領導越軌的表現形式不同
在西方,公私分明使得領導越軌行為的界限非常清晰;而在中國因受傳統官本位思想的影響,許多領導的越軌行為很隱蔽,甚至對越軌行為集體無意識。
近代西方社會治理和政府管理中實行的是公共行政,樹立的是公共權力觀。這種權利觀念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上的,公域私域分開,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礎上也奠定了公共權力(公權)由個人的部分權力(私權)轉讓而來、公權通過提供公共服務為私權服務的政治理念基礎;同時也奠定了(公共)權力來自于公民、服務于公民的公共權力的含義。在公共權力觀下,領導的職能定位是為公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因此,西方沒有官本位的傳統,公私分明,官員們往往謹小慎微,克勤克儉,且為納稅人服務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領導因為權力和地位的改變而帶來的某些越軌行為。
在中國,許多領導越軌行為非常隱蔽,甚至人們對此集體無意識,這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中國公私之間的分界富有彈性。雖然早有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的社會道德和行政倫理標準,但在君權神授和君主專制的傳統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即國家,國家即朕,公即是私;順此下推,對官吏來說,為公與為私也就是一致的。因此,他們可以為了小團體的利益而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種公私間極具彈性的價值準則也就使得許多領導的越軌行為得到了人們的默許,甚至是支持。
其次,在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沒有籠統的確定的道德觀念,一切都以差序人倫的不同而不同。“愛有差等,施由親施”,一人富貴,家族、親友與有榮焉,這是符合中國傳統的行政觀念的。所以,像裙帶關系、拉幫結派等越軌行為往往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
最后,特權觀念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倫理政治觀強調入在社會中的等級,而且往往根據不同的官職將人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官職越高則等級越高,享受的特權就越多,特權利益就越大。這種封建等級觀念依然殘留在許多人的頭腦中,領導者的特權是得到認可的,人們對這類越軌行為往往熟視無睹。
四、轉型期與穩定期:中西領導越軌的程度不同
領導越軌的程度與不同的歷史時期有關。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領導越軌的程度比較嚴重;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穩定期,因此程度相對較輕。
中國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現代化打破了傳統社會中原有的和諧狀態。傳統因素的解體速度與現代因素形成速度之間的差異或異步性會在社會生活中造成一系列的“社會控制的真空狀態”,導致了越軌行為的大量增加。尤其是隨著舊的價值和規范系統的失范,使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無法依據文化中的價值系統建立自己的生活目標,社會和文化對個人的行為也就失去了應有的約束。處在這種轉型期的“真空”狀態下,制約領導越軌的許多相關措施和制度還不夠完善,存在許多沖突、矛盾以及漏洞,因此,領導越軌問題相對比較嚴重。
西方發達國家的領導越軌程度要低于我國,因為經歷了幾百年的資產階級統治,西方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穩定的政治和經濟運轉機制,制定了詳細、有效的防止和制約越軌行為的規章制度,雖然不足以完全消除越軌行為的發生,但對領導越軌行為形成了強有力的牽制作用,使得西方國家能夠把“筐里的壞桃子”不斷地扔出去。
五、關于領導越軌的幾點啟示
我們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領導越軌現象比較嚴重;相對而言,西方國家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和實踐,在制約領導越軌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資我們借鑒。但是,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注意:
1.明確反對那種把領導越軌制約機制的有效性歸為制度原因。現在有人認為,中國實行“一黨制”,因而對領導越軌行為的制約軟弱無力;而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多黨制”,民主化程度較高,因此領導越軌行為很少,這是一種片面的觀點。以腐敗為例,在日本受訪的人群中,有85%的人認為其國內的腐敗非常嚴重;法國和德國都是實行多黨制,而擔心國內政治腐敗的受訪者比例也高達50%和43%;就連一向聲稱自己是“民主政治楷模”的美國,對其國內政治腐敗也有46%的人深感憂慮。由此看,經濟、法律制度的發達并不能減少領導越軌行為的發生。所以,對領導越軌問題的治理不能糾纏在政治體制上,而是重點看相關的措施是否落實。
2.對國外相關經驗的借鑒要根據我國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政治經濟體制等有所取舍。在制約領導越軌的問題上,有人存在一種片面的看法,即國外的制度措施比國內的先進,如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新加坡的高薪養廉等遠比國內的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體制設置要好。但是,這種觀點忽視了不同國家之間國情的差異,比如,新加坡法律懲治中的“連帶責任”制度令貪污者的上司與其一起還錢,行政上的上下級關系形成一種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連帶關系,這種“連坐”制度不僅會使“無辜”的上司受到牽連,而且極易形成利益團體,導致集體越軌。因此,我們在懲治領導越軌的時候,應該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但必須是有選擇的。
3.越軌是對一定的社會規范的違背,而社會規范具有文化異質性,也就是說,不同的文化群體具有不同的社會規范,判斷是否越軌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在一個文化群體當中被認定的越軌行為,在另一個文化群體當中就可能被看作是正常的行為;反過來說,一個文化群體的正常行為在另一個文化群體看來則可能是越軌行為。比如,國外政黨競選可以籌集政治資金,可以站臺拉選票,賄選和非法選舉比比皆是,但在我國就是違反政治紀律;國外總統上臺后,任人唯親,誰資助我用誰,誰和總統關系好用誰,毫不隱晦,但在我國就是干部人事腐敗。因此,研究越軌行為不能脫離一定的文化背景。
第四篇:社會學論文
《社會學概論》選修課論文
姓名:
學號:
專業班級: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1301班
學院:自動化與電氣工程學院
指導老師:李文武教授
題目:淺談食品安全問題
評分:
題目:淺談食品安全問題
摘要:
近幾年來接二連三爆出社會食品安全問題。2003年含敵敵畏的金華火腿,對腸食道胃粘膜有影響,可能致死;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大頭娃娃”,營養不良導致免疫力低下,嚴重可致死;2005年碘超標的雀巢奶粉,影響甲狀腺功能;2006年含瘦肉精的豬肉,人食用會出現頭暈、惡心、手腳顫抖,甚至心臟驟停致昏迷死亡;2008年含三聚氰胺的嬰幼奶粉,可能導致腎結石,腎衰竭等泌尿系統疾病,嚴重者可致死。今年爆出臺灣知名企業強冠食品今年3月起在超過52000桶食用油產品中摻入地溝油,并銷售給味全、85度C等下游企業,目前已經波及到香港和澳門。7月20日,上海電視臺報道,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在生產過程中存在大量違反食品安全管理規定的行為,而這些產品一直以來都直接供給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洋快餐,并波及全球其他國家。
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食物。在提倡綠色食品、健康食品的今天,還是有一些食品存在嚴重安全隱患。接連不斷發生的惡性食品安全事故,卻引發了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高度關注,要重新審視這一已上升到國家公共安全高度的問題,更要加大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力度。這一問題由來已久,在中國古代,出現問題食品嚴重時,須砍頭。
關鍵詞:食品安全、利益最大化、地溝油、日常生活、社會化分布廣泛、原因、對策、污染 正文: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關系到國計民生,責任重于泰山。然而,近些年,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卻頻頻出現,令人擔憂,讓消費者陷入了極度的不安中。食品安全存在的問題不僅危害人們的健康,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而且還影響到食品的市場競爭力和出口。因此,國家采取了相關措施來遏制食品問題的頻發。2009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正式頒布實施。
1食品安全問題出現的原因
1.1化學污染帶來的食品安全問題(1)環境污染威脅食品安全
目前我國有850條河流、130多個湖泊和近海區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51個湖泊藻類污染及富營養化程度嚴重。這些被污染水體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會在農、畜、水產品中富集,進而對人體健康構成嚴重危害。含氯有機化工產品生產廠、鋼廠及其他工廠的排放物質、焚化爐燃燒廢棄物、汽車尾氣等都能產生二惡英及其類似物,可直接或間接地污染肉、乳及水產品。
(2)種植業與養殖業危害食品安全
化肥、農藥、獸藥、生長調節劑等農用化學品的大量使用,從源頭上給食品安全帶來極大隱患。過量地施用化肥,會照成蔬菜中硝酸鹽積累較多,而硝酸鹽會進一步形成強致癌物質亞硝胺,對人體造成危害。獸藥、激素和生長促進劑使用不當,以及養殖環境的污染,導致生產的畜禽產品和水產品,經人們食用后對人體健康造成直接危害。1.2食品生產加工環節存在隱患
(1)超量使用、濫用食品添加劑和非法添加物造成食品安全問題。
(2)生產加工企業未能嚴格按照工藝要求操作,微生物殺滅不完全,導致食品殘留病原微生物或在生產、儲藏過程中發生微生物腐敗而造成的食品安全問題。其中還有應用新原料、新技術、新工藝所帶來的安全問題。
(3)食品流通環節的問題。目前,在我國食品安全的保障體系還不完備,流通領域是個薄弱的環節,倉儲、儲運、貨柜都還未到標準,導致許多本是出廠合格的產品,在流通環節變成不合格,甚至腐敗變質的食品。還有一些假冒偽劣產品鉆管理的漏洞,進入到市場上。1.3食品生產經營不合法構成危害
(1)在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還沒有完全滲透到各個企業,致使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法律意識淡薄,重利益輕衛生,弄虛作假,甚至出售過期變質食品。
(2)食品生產者素質比較低、衛生意識不夠強烈、操作能力的規范程度差等,造成食品衛生不合格,導致消費者食用出現不良反應。1.4消費者缺乏食品方面的常識(1)消費者缺乏購買安全食品的常識。中國眾多的消費者由于收入水平低下,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加上缺乏相應的常識,所以在購買食品時安全意識淡漠,往往只圖便宜,不顧及食品的質量、衛生問題。還有一些消費者在購買便宜食品、特價食品、無質量保證食品時,總是抱著僥幸心理,認為大家都在買,并且別人過去多年吃這些便宜食品也沒吃出什么問題,現在再吃也不會有事,在消費者這種心理的支持下,就為問題食品的銷售打開了門路。
(2)很多消費者缺乏科學食用食物的常識,由此可能會引發一些疾病的產生,甚至導致食物中毒事件的發生。
1.5衛生部門執法不嚴致使食品安全問題出現漏洞:
(1)食品衛生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職能交叉、重復,效率低下,互相推卸責任,食品安全意識還有待提高。
(2)政府部門的立法、執法模式沒有完全建立在科學基礎上,執法力度還需加大。基礎監督、檢驗隊伍素質和技術水平還需進一步嚴格化、規范化。2 食品安全問題出現的現象
2011年4月15日,湖北省宜昌市工商部門在一個蔬菜市場查獲一批硫磺熏制過的“問題生姜”,共約1000公斤。一些商販把品相不好的生姜用水浸泡清洗,然后用化工原料硫磺進行煙熏。與普通生姜相比,“硫磺姜”看上去又黃又亮,顯得很鮮嫩,市場上可以賣出好價。食品生產者利用消費者圖好看的心理,只注重利益,嚴重威脅了消費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2011年4月13日,央視報道稱,上海盛祿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在生產過程中添加色素、防腐劑等,將白面染色制成玉米面饅頭、黑米饅頭等,工人還隨意更改饅頭的生產日期。“染色”饅頭進入了上海部分超市銷售。獲得安全、營養和健康的食品是每一個消費者的最基本權益。
2011年3月15日,曝光了中國著名品牌雙匯火腿腸為增加產品中瘦肉的含量,在喂養的生豬飼料中添加瘦肉精。食品生產者想獲利更多,反而失利更多,企業受挫,經濟大滑,同時企業的名譽也受到嚴重挫傷。
2006年11月12日,由河北某禽蛋加工廠生產的一些“紅心咸鴨蛋”在北京被檢測出含有致癌物質蘇丹紅。部分河北農戶用添加了工業染料蘇丹紅的飼料喂養鴨子,導致蛋黃內含有蘇丹紅,以致全北京市范圍內停售河北產“紅心”咸鴨蛋。食品生產者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視消費者的健康,不僅損失了經濟、市場地位,還浪費很多原材料。
2004年4月30日,“大頭娃娃”事件曝光,安徽省阜陽市查處一家劣質奶粉廠。該廠生產的劣質奶粉幾乎完全沒有營養,致使13名嬰兒死亡,近200名嬰兒患上嚴重營養不良癥。食品生產者完全丟失了良知,不顧嬰兒的安危,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并且帶來了中國奶粉界的經濟影響。3 食品安全問題的對策 3.1 調整政策,完善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嚴厲打擊不法食品生產: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0年9月15日公布了《關于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的通知》,指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人民群眾對此深惡痛絕。全國各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要進一步統一思想,始終把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擺在突出位置,始終保持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度。
(2)制定配套性、系統性、先進性、實用性均較強的質量標準和相關技術標準,加快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步伐,全面提升我國食品安全的標準化水平,使其適應于我國國情的食品安全技術法律法規。
3、食品衛生部門要從源頭、生產、流通、銷售各環節控制食品的污染,加強食品市場的監管力度,健全市場管理和食品生產許可證制度、食品市場準入制度和不安全食品的強制返回制度,經常對農產品和食品實行監督抽查,對制假、售假等不法行為嚴厲懲治。3.2 提高檢測的力度,提升食品生產的科技水平:
(1)由于我國當前食品安全問題的嚴峻形勢,質檢機構要加強硬件建設,完備新的儀器設備,配備先進的測試手段;同時加強檢測人員的素質培養,了解檢測技術的發展趨勢和動態,具有較高的理論和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能夠有對違禁產品的外觀有很強的捕捉力,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
(2)在加強檢測的同時,要提高國家食品安全領域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為國家食品安全控制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積極吸納國際先進的食品安全管理經驗,食品的安全管理與國界接軌勢在必行。我國應在系統研究和全面了解國際標準的基礎上,找出我國現行標準和國際標準間的差異,引進與創新并舉,結合我國的國情,制定出保證食品安全和符合我國利益的進出口監督檢驗策略和措施。
3.3 預防食品安全問題出現,有效控制食品安全:
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品種食品生產、消費、貿易狀況,各地相關部門應加強建設食品信息,建立和完善食品與營養監測系統和食品安全預警系統,通過這些設備,分析出不同地區、不同品種的食品生產、食品供給、食品分配和食品貿易等環節安全動態。各部門在這些防備基礎上,密切關注市場變化,積極調整,采取有效措施,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
全民行動,大力宣揚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1)政府部門應該加強社會主義道德、誠信、公德的宣傳教育,加強社會信用、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的建設,形成誠實、誠信的社會氛圍,促進社會和諧,構建和諧社會。并且做好對企業行為的監督,確保企業的商業活動符合法律規定,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2)利用一切新聞媒體加大食品安全重要性的宣傳,強化人們對食品衛生的安全意識,教育人們愛好環境、珍惜生命,提高全民素質。
(3)就個人、個體而言,應以生命利益出發,自覺提高食品安全意識,積極發現和舉報企業的非法行為,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結言:食品,是人們生存之本,不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應充分認識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不要讓悲劇再降臨人間,讓生命綻放它本應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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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會學論文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期末考試論文專用 課程名稱:社會學班號:10021113學號:1002111330姓名:張凱成績:
扶,不扶?——社會道德?問題!
摘要:走在路上遇到摔倒的老人,究竟要不要去扶?這個原本沒有什么爭議的問題,卻成了如今每個人所困惑的問題。甚至有人調侃,路遇摔到老人,首先必做的幾件事,帶手機先照相,買膠皮手套防止留下指紋,打電話找記者讓記者到場證明等等。在這些看似玩笑的話語中,所透露出的人們心中的畏懼,從而反映出的社會問題,讓我們不禁想問,這個社會,到底是怎么了?
關鍵詞:摔倒老人,扶不扶,救人被訛,社會道德問題
社會道德,是一個社會安穩,健康成長所必須的。人們在履行社會義務或涉及社會公眾利益的活動中應當遵循的道德準則。我國是具有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所以從我國歷史和現實的國情出發,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堅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為著力點。在公民道德建設中,應當把這些主要內容具體化、規范化,使之成為全體公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
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物質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無論在何時,都是人們心中的希望,而現在社會在一點點的向人們所期望的方向邁進,但是在經濟水平的提高的狀況下,有些人的思想水平,或者說道德水平確依舊停留在從前,一個社會發展與社會道德應該是持平的,如果不是,那么說明這個社會的發展是不健康的。正如一個孩子手持巨大的武器,卻沒有相應的力量去驅使它。這樣即使社會物質再豐富,沒有相應的社會道德,也不可能持久的發展。唯物史觀告訴我們:道德只是社會的上層建筑,歸根到底要受社會關系決定。不是道德決定社會發展,而往往是社會發展決定著社會道德的發展,決定著它的水平和高下。一個壞的社會,怎么也不會提升起好的社會道德水平;同樣,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也決不會允許其道德水平長期跌落到它所允許的標準之下,它會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改善其道德狀況,提升人們的道德水平。
然而近段時間以來,媒體卻頻頻爆出關于道德的種種負面新聞,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震動。而其中最甚的問題便是:路遇摔倒老人到底扶不扶。人們在問:中國的社會道德狀況如何,是不是遭遇了“道德寒冬”,正在道德滑坡?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慎重對待。除了對于每個具體事件都仔細了解,認真處置,汲取教訓,改進工作之外,還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以科學和理性的態度,分析我國道德建設的形勢,在把握規律的基礎上,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促進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發展。
而所謂的扶不起的老人最初一件事,便是南京彭宇案的發生。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臺等83路車。人來人往中,老太被撞倒,剛下車的小伙子彭宇好心扶起老人,并且將其送至醫院,但是醫院鑒定老人摔成了骨折,為8級傷殘,醫藥費花了不少。老太卻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賠13萬多元。彭宇表示無辜。他說,當天早晨3輛公交車同時靠站,老太要去趕第3輛車,而自己從第2輛車的后門下來。“一下車,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趕忙去扶她了,不一會兒,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動過來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說謝謝,后來大家一起將她送到醫院。”彭宇繼續說,接下來,事情就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老太及其家屬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盡管彭宇在庭上一直聲稱沒有撞人,證人陳二春老先生也做出了證明,但沒過錯并不代表不負責任。判決書認為:“本案應根據公平原則合理分擔損失,本院酌定被告補償原告損失的40%較為適宜。被告彭宇在此判決生效的10日內一次性給付原告人民幣45876元;1870元的訴訟費由老太太承擔1170元,彭宇承擔700元,而彭宇也因此事辭掉了工作。任課教師: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期末考試論文專用 課程名稱:社會學班號:10021113學號:1002111330姓名:張凱成績:
這件事如同風一般傳遍了全國,同時陳二春老先生在法院最終判決時候對著記者說的話:“以后誰還敢做好事”也傳遍了全國。隨著時間的過去,這件事似乎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然而之后發生的事卻更加令人發指。
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本名王悅)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相繼被兩車碾壓,7分鐘內,18名路人路過但都視而不見,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陳賢妹上前施以援手,引發網友廣泛熱議。2011年10月21日,小悅悅經醫院全力搶救無效,在零時32分離世。2011年10月23日,廣東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發地點悼念“小悅悅”,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2011年10月29日,沒有追悼會和告別儀式,小悅悅遺體在廣州市殯儀館火化,骨灰將被帶回山東老家。2012年9月5日,肇事司機胡軍被判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這件事的發生,讓本已淡出人們視線的彭宇案有被提到眼前。類似的事在這幾年內不斷發生,累死彭宇好心做善事卻被訛詐的大有人在,當人們遇到摔倒的老人,大家只圍觀,不救人,如果有誰去扶,甚至還有人“善意”地提醒:別去扶他,當心賴上你。此事引起激烈討論。網友認為,這與當年南京“彭宇案”不無關系,“彭宇案”一紙判決,讓中國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
社會究竟是怎么了,原本的道德,助人為樂,尊老愛幼,在這一系列的事之后,成了一個個燙手的山芋,人們談“扶”色變。從2006到2012年。不斷有類似的事發生。泰州兩名中學生好心扶起老人,卻被說成肇事者要求賠償,最后在周圍十幾人的證明下,老人才悻悻離去,這是光天化日之下就訛詐人錢財。南京女大學生扶起因踩到西瓜皮滑倒的老人,卻被老人抓住說是女生撞的,在周圍人作證下才換清白。還有中學生成績很好,卻因扶起老人而遭到誣陷索賠三萬多元,導致心神恍惚學業下降最終導致高考失利。這些例子比比皆是。本來就不敢扶,在出現這么多老人一弱勢群體的身份故意摔倒去訛詐他人使得社會人們徹底與“扶”絕了緣。
有人說14億人扶不起一個老人,這或許是一種調侃,但是這也反映出了社會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摔倒的借此訛人利用法律的漏洞大發錢財;圍觀的人用彭宇案安慰自己。人人都想置身事外,見死不救已經成了人們的習慣,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彭宇案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老人倒地扶不起!一起又一起的教訓在不斷的提醒著人們強化這個意識,倒地的老人是陷阱!這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道德正在以我們不敢想像的速度淪陷,人們在被逼著冷漠,以求獲得生存,保障自己那點可憐的利益。這都是源于一個根源,那就是宏觀管理調節人們行為的法律出了問題,對套瓷碰瓷的打擊力度太低,整得救人者搞不好就賠錢,而套瓷碰瓷的即使被發現了,也只是教育兩句就放回,沒有任何損失,現在法律規定75歲以上的老人擁有免死金牌,更加加劇了無德老人禍害社會的風險。這是法律的漏洞,同時也是社會的道德的淪陷,無所不用其極的牟取私人利益。退一步說,如果沒有那么多的救助者及其家人,抱有 “反正擔負不起醫藥費,不如找一個人墊背”的陰暗的訛詐心理;如果沒有那么多見義勇為者遭遇“好心沒好報”的結局,那么,“扶,還是不扶”、“救,還是不救”這樣的問題,還會成為公眾爭議不斷的話題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老,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摔倒,如果這樣的情況延續下去,當某天,當我們自己摔倒,自己爬不起來想尋求別人幫助時,我們又能找誰呢?助人為樂,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需要有良好的社會道德配合,我希望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扶,不扶?不再是問題。所以如何盡快消除彭宇案的負面影響,拯救社會道德的整體滑坡是各界人士應該關注并且為之努力的。
參考文獻:淮水安瀾BBS百度百科中國新聞網東方早報 中國青年報 華商報
任課教師: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