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完善民事執行中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制度的調研報告

第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36條的規定，被執行人在有關單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應當作出裁定，向該單位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由其協助扣留或提取。

對債權的凍結往往是要求第三人履行程序上的協助義務，即第三人的義務在于無論債權是否存在，都不得擅自向被執行人履行。而當法院要求第三人向法院或申請人實際履行債務時，這是要求第三人履行實體上協助義務，對于這種協助義務的履行，《執行工作規定》有嚴格的要求，只有符合《執行工作規定》第61條至第67條規定的情形，法院才能追加第三人直接履行義務。

對債權的凍結往往是要求第三人履行程序上的協助義務，即第三人的義務在于無論債權是否存在，都不得擅自向被執行人履行。而當法院要求第三人向法院或申請人實際履行債務時，這是要求第三人履行實體上協助義務，對于這種協助義務的履行，《執行工作規定》有嚴格的要求，只有符合《執行工作規定》第61條至第67條規定的情形，法院才能追加第三人直接履行義務。

第二篇：淺談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程序的完善

被執行主體的變更與追加是指在民事執行過程中，由于出現了某種法定事由或特殊情形，致使被執行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法院依法裁定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以保證申請執行人的權利得以實現的法律制度。

在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主體的變更與追加是法院生效法律文書既判力主觀范圍擴張的結果。通常來講，在執行過程中，原則上只有據以執行的生

效法律文書中載明的權利人和義務人才能成為執行當事人，而該執行依據以外的人則不能成為執行當事人。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在生效法律文書申請執行后，由于債務主體發生變動等原因而導致執行依據上載明的被執行人不存在或不能履行義務，為保護申請執行人的權利得以實現，這就需要變更或追加被執行主體。通過這種變更或追加，使相關案外人成為被執行主體，不但使執行程序得以繼續，也減輕了當事人的訟累，避免就同一法律關系重復訴訟。

然而，由于被執行主體的變更與追加會直接導致案外人成為被執行主體并承擔相應的實體義務，因此如果適用不當，將會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權益。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僅就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的實體條件作了明確規定，而就相關程序問題則幾乎沒有涉及，以致在具體操作時無法可依，方式多樣，呈現出一種混亂局面。這不但不利于執法標準、尺度的規范統一，也無形中增加了執行錯誤的可能性，從而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權益，損害法律的權威。為此，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的操作程序，以保證該項制度的平穩規范運行。

第一、啟動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程序須由申請執行人提出申請，法院不得主動實施該執行程序。

因為基于司法權的被動性、中立性特點以及民事訴訟當事人處分原則的要求，在啟動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程序時應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則。眾所周知，司法權的被動性、中立性特點決定了法院進行訴訟的不告不理原則。在執行過程中，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系法院行使執行裁決權的具體體現，實質上也是審判權在執行階段的延伸，因此也具有被動性、中立性的特點，當然應奉行不告不理原則。而當事人的處分原則作為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與此也是相通的。當事人在其自由處分的范圍內，對于自己的權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具體而言，申請執行人可以申請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也可以不申請，對此人民法院應不予干涉。

第二，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應適用執行聽證程序，以切實保護案外人的合法權益。

由于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意味著案外人將成為義務主體，并承擔相應的實體義務。如果不賦予案外人參加訴訟提出自己觀點并舉證、質證的機會，只是課以其相應的義務，對案外人來講是極其不公平的。這不但違反了證據認定規則，也剝奪了案外人的知情權、辯論權、舉證權以及質證權等基本的訴訟權利，明顯有違訴訟平等原則，這也往往為執行權的隨意濫用以及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權益大開了方便之門，無疑是一種有悖于法理精神的不規范的司法操作程序。因此，對于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的應適用執行聽證程序，當事人可以充分陳述各自的觀點，并舉證、質證，提出辯論意見，在此基礎上，由法院綜合審查認定，并依法作出裁定。

第三，設立執行救濟制度，賦予案外人對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裁定的上訴權。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40條的規定，可以提起上訴的裁定只有不予受理、對管轄權有異議、駁回起訴這三種裁定，而對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的裁定不服的，根據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案外人不得提起上訴，只能依法向執行法院提出異議。由于執行主體的變更與追加的裁定直接涉及案外人的實體權利，如果不賦予案外人對此提起上訴的權利，則無法形成有效的法律監督機制，也難以切實保護案外人的合法權益。而且上訴權作為當事人訴訟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賦予案外人提起上訴的權利，也是其訴訟權利在執行程序中的當然體現。法諺有云：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只有暢通救濟途徑，才能有力的促進司法公正，切實有效的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第三篇：民事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裁判觀點匯總

民事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裁判觀點匯總

民事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是解決原被執行人實際履行能力不足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時由于追加被執行人是將沒有進入審判程序的當事人直接作為被執行人來處理，剝奪了當事人應當享有的訴訟救濟權利。從法理上講對于實體事實的爭議本應由審判程序來解決，納入執行程序之中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必將在以后的修法中不斷減少。現筆者將司法實踐中對于追加被執行人的裁判規則進行梳理，以幫助大家予以準確適用：

一、法律及司法解釋中規定的追加被執行人的情形

（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

第77條：“被執行人為個人合伙組織或合伙型聯營企業，無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該合伙組織的合伙人或參加該聯營企業的法人為被執行人。”（注：適用于不能獨立承擔責任的合伙組織體）

第80條：“被執行人無財產清償債務，如果其開辦單位對其開辦時投入的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可以裁定變更或追加其開辦單位為被執行人，在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的范圍內，對申請執行人承擔責任。”（注：現經常適用的條款，需要注意適用的情形與出資相關，同時有被執行人無財產清償的前提，但在執行中追加合理性值得懷疑）

另，下面幾條原則上應是變更被執行人的規定，但實踐中也可能用于追加被執行人：

第76條：被執行人為無法人資格的私營獨資企業，無能力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執行該獨資企業業主的其他財產。

第78條：被執行人為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不能清償債務時，可以裁定企業法人為被執行人。企業法人直接經營管理的財產仍不能清償債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執行該企業法人其他分支機構的財產。

若必須執行已被承包或租賃的企業法人分支機構的財產時，對承包人或承租人投入及應得的收益應依法保護。

第79條：被執行人按法定程序分立為兩個或多個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分立后存續的企業按照分立協議確定的比例承擔債務；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續的企業按照其從被執行企業分得的資產占原企業總資產的比例對申請執行人承擔責任。

第80條：被執行人無財產清償債務，如果其開辦單位對其開辦時投入的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可以裁定變更或追加其開辦單位為被執行人，在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的范圍內，對申請執行人承擔責任。

第81條：被執行人被撤銷、注銷或歇業后，上級主管部門或開辦單位無償接受被執行人的財產，致使被執行人無遺留財產清償債務或遺留財產不足清償的，可以裁定由上級主管部門或開辦單位在所接受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責任。

（二）《民事訴訟法》中存在的實質上是追加被執行人的情形

第二百三十一條：在執行中，被執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擔保，并經申請執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決定暫緩執行及暫緩執行的期限。被執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權執行被執行人的擔保財產或者擔保人的財產。

（三）《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存在的可能需要追加被執行人的情形

第四百七十三條：其他組織在執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執行對該其他組織依法承擔義務的法人或者公民個人的財產。（注：也可能是變更。）

二、追加被執行人的程序性規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83條規定：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71條至第274條及本規定裁定變更或追加被執行主體的，由執行法院的執行機構辦理。（注：責任主體）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案件立案、結案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九條：“下列案件，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執行異議案件予以立案：……

（四）申請執行人申請追加、變更被執行人的；……”（注：需要特別注意追加本身就是執行異議案件，所以對追加被執行人不服只能是復議案件，這也是第十條規定的前提）

第十條規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執行復議案件予以立案：

（二）除因夫妻共同債務、出資人未依法出資、股權轉讓引起的追加和對一人公司股東的追加外，當事人、利害關系人不服人民法院針對本意見第九條第（四）項作出的裁定，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的；”（注：該條的除外規定的配套規定尚未出臺，根據資深執行法官的介紹現除外規定暫不適用。出臺后實體問題將不再在執行程序中解決，納入執行異議之訴）

三、追加被執行人承擔責任的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82條：被執行人的開辦單位已經在注冊資金范圍內或接受財產的范圍內向其他債權人承擔了全部責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開辦單位重復承擔責任。

四、案例中對追加被執行人的司法態度

筆者以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執行裁定為范圍，進行搜索、篩選、梳理,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高階層的司法案例體現了司法機關的司法傾向性——即嚴格限制適用追加被執行人，只適用于有明確規定的情形：

（一）正常減資的被執行企業，不易在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企業的股東為被執行人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高執復字第56號執行裁定

[核心裁判觀點]被執行人無財產清償債務，如果其開辦單位對其開辦時投入的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可以裁定變更或追加其開辦單位為被執行人，在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的范圍內，對申請執行人承擔責任。本案中……注冊資金的變動應為天津橡膠公司的減資情形，不屬于抽逃注冊資金。至于天津橡膠公司核減注冊資金是否履行了相關法定程序，非屬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的審查范圍。沈陽建美公司提出的該項追加渤海化工集團為被執行人的事由，亦不符合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的法定情形。

該裁定還明確：在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應當嚴格遵循事由法定的原則

（注：北京一中院在駁回追加裁定時也寫道：強制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是特定情形下對執行依據義務履行主體的擴張，應當嚴格遵照法律及司法解釋關于追加被執行主體的相關規定。）

（二）惡意轉移財產并不必然導致追加被執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2012）執復字第30號執行裁定

[核心裁判觀點]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主體，應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71條至274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76條至第82條規定的情形。《制裁規避意見》第20條是指被執行人惡意轉移財產規避執行的，執行法院可以依法變更追加被執行人，并未增設執行程序中直接裁定變更被執行人的法定情形。本案中，阜承公司收受繁榮公司的財產，并受讓“二輕大廈”49%的權益，均不符合執行機構直接裁定追加被執行人的法定條件，福建高院在（2012）閩執異字第2號執行裁定中援引《制裁規避意見》第20條，追加阜承公司為被執行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程序不當。（注：《制裁規避意見》不應做為追加被執行人的直接依據條款）

（三）侵點被執行人財產的問題不屬于執行程序解決 最高人民法院執復字第14號

[核心裁判觀點]至于好世界公司提出的晉能公司利用托管人的身份侵占東鋁公司資產的問題，現有證據無法認定，同時該問題不屬于通過執行程序裁定追加被執行人解決的范圍，如好世界公司仍堅持該主張，可通過另行訴訟程序解決。

（四）法人人格混同不能作為追加被執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執復字第22號執行裁定書

[核心裁判觀點]振興投資公司依法登記設立，該公司90%的股權被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另一公司振興集團持有，其應為振興集團的子公司，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本案生效判決確定的債務人系振興集團，不應由作為子公司的振興投資公司承擔清償責任。執行程序中追加第三人為被執行人有嚴格的法定條件限制，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不在此列。因此，以法人人格混同為由追加第三人為被執行人缺乏法律依據，不應支持。

（五）被執行人無可供執行財產是適用任一理由追加被執行人的先決條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4）執復字第22號執行裁定書

[核心裁判觀點]本案中，振興投資公司并非振興集團的上級主管部門或開辦單位，且執行法院已查詢到振興集團在其他公司所持有的股權并予以凍結，表明被執行人振興集團尚有其他財產可供清償債務。因此，申請復議人提出振興投資公司名下的海升大廈為無償接受振興集團的財產，進而主張追加該公司為被執行人，目前尚不符合前述追加被執行人的法定條件。對查控的被執行人振興集團所有的財產，如將來變現后仍不能滿足申請執行人的受償請求，且又符合其他追加被執行人的法定條件的，申請執行人可另行向執行法院提出追加被執行人的申請。

（六）執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一方的，被追加方可適用執行異議之訴予以解決，而不易在執行程序中形成最終結果（當然法院有告知義務）最高人民法院（2014）執監字第106號

[核心裁判觀點]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的案件，債務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但執行依據未明確債務為夫妻雙方共同債務還是一方個人債務的，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未明確規定可以在執行程序中直接審查認定該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并進而對執行依據確定的債務人的配偶財產予以執行。實踐中，對于屬于共同債務的事實比較清楚，證據比較確鑿，配偶另一方爭議不大的，為及時有效保護債權人權益，避免程序過于復雜，有在執行程序中直接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并執行夫妻共同財產、配偶的個人財產的做法。但對于事實比較復雜，配偶另一方爭議較大，難以對債務性質作出簡單推定的，應通過審判程序審查確定。這類案件中執行法院對配偶所提異議進行審查并作出裁定的，鑒于僅通過執行異議、復議程序進行審查，對異議人的程序權利保障不夠充分，故以不通過復議程序對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作出最終判斷為宜，而應當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的規定，由配偶另一方提起訴訟進行救濟。

（注；下一步出臺的司法解釋將予以明確）

（七）第三人為被執行人提供擔保，應當向法院提出，否則不能成為追加被執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執監字第89號

[核心裁判觀點]執行程序中，第三人為被執行人提供擔保，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并經人民法院審查認可。申訴人李發強申請追加被執行人時所提交的還款協議，系當事人私下達成，并非在人民法院主持下簽訂，亦未經過人民法院審查認可，因而不產生執行擔保效力。

（八）追加子公司（逆向否認）一般不會得到法院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2013）執復字第1號 [核心裁判觀點]略

（九）在執行程序中追加清算義務人為被執行人不應得到支持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高執復字第3號

[核心裁判觀點]執行過程中追加被執行人應當符合執行程序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釋規定的追加事由。劉金龍根據《公司法解釋

（二）》第十八條的規定，以技術交流中心、人才交流協會、飛天公司為泛華公司的清算義務人為由，要求追加上述清算義務人為被執行人，不屬于執行過程中追加被執行人的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十）抽逃注冊資金與抽逃財產不是同一概念；涉及實體與程序權利不應在執行程序中解決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執復議字第95號

[核心裁判觀點]

1、《執行規定》第80條適用于被執行人無財產清償債務時，開辦單位（投資人）在企業開辦時有抽逃注冊資金的情形。本案中，申請執行人認為資產公司和恒大公司有抽逃被執行人明珠公司的財產的行為，但是，抽逃注冊資金和抽逃財產（資金）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抽逃財產（資金）不是變更或追加被執行人的法定情形。

2、本案要查明開辦單位（投資人）是否有無償接收被執行人財產的行為，就必須對資產公司、恒大公司與被執行人的債權債務關系以及資產公司、恒大公司是否對明珠公司和明珠公司的其他債權人有侵權行為問題進行審查。而對涉及到恒安公司與其他公司的債權債務問題，執行機構無權審查，申請執行人應通過訴訟程序來解決。

（十一）在刑事案件中于檢察機關的供述，可以做為追加被執行人的證據材料 最高人民法院（2014）執復字第12號執行裁定書

[核心裁判觀點]第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81條的規定：“被執行人被撤銷、注銷或歇業后，上級主管部門或開辦單位無償接受被執行人的財產，致使被執行人無遺留財產清償債務或遺留財產不足清償的，可以裁定由上級主管部門或開辦單位在所接受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責任。”財富公司長期歇業，而李繼春在看守所向檢察院的供述表明，財富公司向蘭州商行貸款的3000萬元，被其用于個人炒股，前述事實可以認定李繼春無償接受了被執行人財富公司的財產，致使該公司無法清償案涉債務。執行法院依據上述事實裁定追加其為被執行人，在無償接受3000萬元貸款的范圍內承擔責任，符合法律規定。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李繼春向甘肅高院承諾，愿以其個人財產償還財富公司的債務，該承諾不違反法律規定，應視為李繼春對其民事權利的自主處分，表明其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執行法院據此追加其為被執行人，并無不妥。李繼春稱未向甘肅高院作出前述承諾與本院查明的事實不符。其稱該承諾并非真實意思表示，卻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本院不予支持。

（十二）追加程序中不必然聽取被追加人的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2014）執復字第12號執行裁定書

[核心裁判觀點]首先，執行法院依申請執行人申請或依職權追加被執行人的，可在查清事實后依照相關法律規定直接裁定追加，雖然執行法院向被追加人先行送達追加申請更為妥當，但是否送達追加申請不屬于法律規定的程序，被追加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執行法院提出執行異議，未送達追加申請并不影響被追加人異議權的行使。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公開的若干規定》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案外人異議、不予執行的申請以及變更、追加被執行主體等重大執行事項，一般應當公開聽證進行審查；案情簡單，事實清楚，沒有必要聽證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審查。審查結果應當依法制作裁定書送達各方當事人。”因本案事實清楚，執行法院可以選擇不適用聽證程序，并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也未造成對各方當事人不公的后果，并無不當。

（十三）追加被執行人應當嚴格限制于法律、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情形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5）高執復字第17號

[核心裁判觀點]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應當符合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條件和情形。本案中，董健提出的李艦通過轉移資產逃避債務、張鷗名下的房產系夫妻共同財產申請追加張鷗、李少一為被執行人的復議理由，不屬于在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的法定情形。董健的復議理由缺少法律依據，對其復議請求應予駁回。

（必要的說明：確有不同法院對同一問題呈現不同做法，其根本原因是沒有把握準法治的理念）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變更、追加當事人若干問題的規定-國家規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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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于民法總則中民事主體制度的立法思考（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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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民法總則中民事主體制度的立法思考

尹田 北京大學法學院 教授

在受全國人大法工委委托起草的民法典最初的草案中，民事主體部分(自然人、法人兩章)由我負責起草。這一建議稿的條文在人大法工委提交審議的草案中，有的被采用，有的沒有被采用。現將起草思路作一簡要報告。其中的某些觀點純屬我個人的觀點。請大家批評。

一、自然人的制度設計

自然人一章的體系參考了德國、瑞士、日本以及臺灣地區民法典，保留了我國《民法通則》其中大部分經實踐證明合理的規則，同時，也吸收了我國最高法院有關司法解釋中部分合理的規定。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對自然人權利能力的一般規定;第二節為對自然人行為能力的一般規定;第三節為對宣告失蹤的規定;第四節為對宣告死亡的規定;第五節為對自然人人格權法律保護的規定;第六節為對自然人住所的規定。在此，有下列問題需要指出：

1.考慮到有關自然人的機遇親屬關系而產生的身份關系應由親屬編或者單行法規予以規定，所以，本章中對于自然人的親屬關系、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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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等級以及監護制度未作規定，這樣，在自然人立法體系上似更為合理，法律適用上更為方便。

2.與我國《民法通則》相比，除沒有規定監護制度外，也沒有規定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以及個人合伙。理由是：從嚴格意義上講，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都不是準確的法律概念。所謂個體工商戶，為從事工商業經營活動的自然人在工商登記時使用的單位名稱;農村承包經營戶則是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之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承包合同的特殊主體單位。個體工商戶如為一人經營，為從事經營活動的自然人個人;二人以上共同經營，其性質應為合伙。農村承包經營戶也具有同樣性質。所以，其活動或者適用合伙的規定，或者適用非法人團體的規定，或者適用有關私營企業的規定。至于合伙，無論是個人合伙還是法人合伙，如為一般合伙，應適用合伙契約的規則，如為形成團體的合伙，應適用合伙契約以及非法人團體的規則。

3.增加規定了胎兒利益的保護條款，采用了概括保護方法，并采用臺灣地區民法典采用的“法定解除條件說”，即規定凡涉及胎兒利益者，視其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如胎兒未能或者出生，其權利能力視為自始不存在。對此，沒有采用日本理論和判例采用的“法定停止條件說”，即不承認胎兒在出生前可獲得權利能力，或者出生后才能溯及地取得，認為這種做法會造成在繼承、受遺贈時權利主體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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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規定了無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人能夠獨立實施的行為的具體范圍，包括純獲法律上利益的行為、零用錢條款、經許可實施的營業活動、訂立勞動合同及請求支付勞動報酬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定型化消費行為等。同時，對于精神病人或癡呆癥患者被宣告為無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的宣告規定了嚴格的司法程序。

5.在宣告失蹤制度中，增設了以下落不明的自然人財產有代管之必要的限制條件，在宣告死亡制度中，規定了在危險事故中下落不明的人宣告死亡不受失蹤期限的限制。同時，借鑒臺灣地區的經驗，規定下落不明的自然人無利害關系人或者雖有利害關系人但不提出死亡宣告申請，如果不申請宣告死亡會造成國家或者集體利益損害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出死亡宣告申請。

6.將自然人人格權民法保護專設一節，規定了自然人自由、安全和人格尊嚴的一般保護及精神損害賠償，同時，對自然人的生命、身體、健康、姓名、肖像、名譽、隱私、遺體以及死者人格保護作出了盡可能詳盡的規定。在這一建議草案中，人格權被規定在自然人一章而沒有單獨成編規定，同時，采用了“人格權法律保護”的節名，其理由是：

(1)自然人人格是自然人由憲法賦予的一般法律地位，人格權為“人成其為人”而由憲法直接賦予的基本權利，與財產權以及身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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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格權性質上不是一種由民法創設的民事權利，民法的任務是以侵權法保護人格權，但不能對之作出正面的賦權性或者授權性規定。

(2)自然人人格權除由民法列舉保護的權利類型之外，還包括由憲法或者其他法律規定的各種有關自由、安全和人格尊嚴的基本權利，這些憲法或者公法上規定的人格權一旦遭受侵犯并產生民事侵權損害，應當得到民法的救濟。如果將人格權與物權、債權、身份權并列成編規定，無異于將作為自然人全面社會生活之基本法律地位的“人格”縮減為自然人在私法上的主體資格，將作為自然人人成其為人的基本權利的人格權縮減為自然人在民事活動領域中的權利，這對于人權保護極其有害。

二、法人的制度設計

法人一章在體力和內容上也借鑒了大陸法系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并吸收了各國有關理論研究成果，并充分考慮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充分吸取了《民法通則》和《公司法》等立法的成果的司法實務經驗。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一般規定;第二節法人的設立;第三節法人的機關;第四節法人的變更;第五節法人的解散與清算;第六節非法人團體。

本章在內容上有以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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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于法人的本質，采“法人實在說”中的“組織體說”，明確規定法人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

2.對于法人分類，采取了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做法：

(1)立法上不做公法人與私法人的明確區分。傳統民法將法人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其意在揭示根據不同法律設立的法人之不同地位。但其價值更多的是表現為對于設置公法人有關特別制度提供理論依據(如公法人設立之特別程序、國家對包括公共機構在內的公法人的財產及其活動進行監督控制的特別措施等)，而這些特別措施與制度通常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而民事活動中，無論公法人或私法人，其法律地位一律平等，都同等適用民法有關法人的基本準則。因此，從民法立法的角度而言，不予明示公法人與私法人的種類分別，無礙大局。

(2)取消《民法通則》以所有制為根據的企業法人分類，改采“營利法人”與“非營利法人”的分類。傳統民法將法人分為“公益法人”與“營利法人”，是為了揭示法人設立的不同目的，并導致法人設立方式和法律適用上的重大區別。但此種分類的缺陷在于無法包括一些既非公益、亦非營利的法人組織(中間法人)，從而留下法律漏洞。所以，建議稿保留了《民法通則》關于與企業法人與非企業法人分類的基本思路，但借鑒德國法和瑞士法，采用“營利法人”和“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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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分類。而在營利法人中，不再區分全民所有制企業法人、集體所有制企業法人等。

(3)在非營利法人中，增加設定了“捐助法人”(包括各種基金會、個人捐資設立的學校、醫院、福利院、文化館等)，沒有采用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的概念。原因是，我國立法從未采用“社團”及“財團”的概念，而已經被廣泛使用的“社會團體”概念與“社團”極易混淆，至于財團，則難以為一般人所理解。因此，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的分類可為民法理論所運用，但立法上不宜采用。

3.肯認我國實行的“單一法定代表人”制度。各國立法多規定法人的執行機關極為其代表機關。代表機關可為一人或者樹人(如公司法人的代表機關為董事會以及董事)考慮我國法律從未承認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得為數人，而此種做法有助于清晰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權限及保護交易安全，故建議稿明確規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為一人，法人的執行機關和法定代表人可為同一人(如機關法人)，也可不為同一人(如公司法人的執行機關為董事會，法定代表認為董事長)。

4.承認非法人團體的法律地位。非法人團體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參加民事活動，此為我國《合同法》、《擔保法》等現行立法所規定。但非法人團體不具有法律人格，不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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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法人的名稱權和名譽權的保護放進一般規定中加以規定。我們沒有將法人的名稱權和名譽權與自然人的人格權合并獨立成編規定的主要理由是：

(1)團體人格純粹是基于經濟生活的需要而進行的法律技術處理的結果，其所確定的僅僅是團體的民事主體資格，與自然人人格所體現的人類尊嚴、人成其為人的一般法律地位在本質上毫無共同之處。團體人格離開民事活動領域，即毫無意義。

(2)法人人格所解決的僅僅是使團體成為財產權利主體的問題。法人不能享有財產權以及與財產有關的權利之外的民事權利。團體基于其法人人格產生的名稱權、名譽權本質上是純粹的財產權，侵犯此種權利，僅僅產生財產損害而不能產生精神損害。因此，法人根本不能享有所謂人格權。

(3)公法人(政府機關、法院、檢察院等等)根本不能享有民法所規定的名稱權、名譽權，對其名稱的侵犯，不會產生民事侵權后果，對其所謂名譽的民法保護，將會導致對公民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自由權利的限制和剝奪。此外，非營利法人也不存在民法意義上的名稱權和名譽權，侵犯這些權利，不會導致商業信譽的損害，不會導致任何民事損害賠償。

出處:海峽兩岸民法典理論研討會提交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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