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計劃經濟條件下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行政包攬一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素，承擔一切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所以人民代表大會（包括人大代表）和人民百姓自然不需要靠自身的努力來作出自身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利害關系的選擇，進而在政治上可以完全依靠政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政不能再包攬經濟社會發展變化中的一切利害關系，不能再承擔所有的責任。相反，卻是人民百姓自身要承擔著千絲萬縷的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當中的利害關系和責任。

那么，政府行政仍然延續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權限，而人民代表大會（包括人大代表）的政治職能也仍然延續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權限，特別是人民百姓的政治權利仍然延續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權限的話，試問在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當中所出現的各種矛盾問題的結果最終要由誰來消化？由誰來承擔？是政府還是人民代表大會？難道不是人民百姓嗎？

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改革的方法必須要有效。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政必然要逐漸釋放各種權限，把政府行政的職能轉變于為公共利益服務、為人民百姓的利益服務的具體實踐中。而在另一方面似乎是人們所忽略的，就是人民百姓在遇到與自身的利害有關的公共關系利益的問題時，如何能夠有權利作出自主的選擇，以化解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給自身所帶來的矛盾，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包括人大代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該承擔怎樣的歷史責任和政治使命。

其實，中國當前的問題是很復雜的，但說起來也挺簡單的，就是在騎驢找驢，自身所具備的功能在那里閑置著不用，卻還覺得問題很難解決。

既然政府行政不能再承擔過多的責任，并且人民百姓必然要自己承擔更多的責任，那么，就責任與權利的對等性而言，人民百姓必然要相應地富有更多的解決問題的自主權利。簡單地說，就是必須在法律上確定人民百姓在市場經濟基礎條件下的政治責任與政治權利，同時也必須在法律上確定人民代表大會及人大代表在市場經濟基礎條件下的政治職能。那就是，人民百姓不能直接干預政府行政，但是有權利通過對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代表的監督和要求，使得人民百姓的政治意愿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層面上得以明確形成，從而在公共權利上產生人民百姓的自主決定。同時，人民代表大會及人大代表必須有權利對政府行政作出正義的支持和有效的制約，使得政府行政本身在公共關系上形成利害關系，確定適宜的行政走向，以充分發揮政府行政的公共職能，充分實現政府行政的效率，以實現社會公共關系與公共利益意義上的社會公平正義。其實，這也是避免腐敗的最根本的有效辦法。需要指出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及人大代表沒有權利替代政府決策，也絕對沒有權利替代政府行政，政府行政的公共職能是不可取代的，只是必須要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的支持和制約，因為人民代表大會是政府行政的公共權力的歸屬。

就中國的現實狀況而言，如果要繼續延續舊的體制，那么就必然要使得腐敗得以發展和流行，必然要使得社會發展的價值得以扭曲變態，必然要使得更多的窮人淪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痛苦和矛盾的承擔者。最可怕的是，要犧牲人民百姓的幸福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要犧牲子孫后代的利益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這是社會主義的悲哀。體制的問題大于天。

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死的形式，它的活力就來源于人民百姓。

第二篇：計劃經濟的概念

計劃經濟的概念--------

計劃經濟相對與市場經濟，是指一種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新型科學的社會經濟體系。

計劃經濟，顧名思義就是有規劃、計劃地發展經濟。從而避免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不確定性等問題，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復建設、企業惡性競爭、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地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產生社會經濟危機等問題。

計劃經濟是共產主義的經濟體系，它的建立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科學的保證。只有實現計劃經濟這一科學體系，社會經濟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弊端，才能達到社會經濟高速、平穩和健康的發展。

計劃經濟，或計劃經濟體制，又稱指令型經濟，是對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事先進行計劃的經濟體制。由于幾乎所有計劃經濟體制都依賴于指令性計劃，因此計劃經濟也被稱為指令性經濟。解決三個基本經濟問題的是政府，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而其中大部份的資源是由政府所擁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資源的，不受市場影響。其余的三種經濟體系是市場經濟體系、傳統經濟體系和混合經濟體系。

計劃經濟被當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這種觀點的邏輯推理是:社會化大生產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連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而客觀上要求它們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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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體制一詞的來源】

“計劃經濟”體制這個概念出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伊里奇先生在1906年寫的《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中說道：

“只要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無力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轉交給工人階級，才能消滅一切剝削。”

這話說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表達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第二層意思表達了一個輝煌的夢想。

在殘酷的現實中，帝國主義演繹成為超帝國主義（如考茨基曾經預言的那樣），制定規則，避免戰爭，開始解決絕對貧困問題。

但世界上一部分人為了實現那個輝煌的夢想，先后破裂了第三第四國際，有了爭奪利益的各類戰事，如布達佩斯、布拉格、仰光等，曾經演義過的異國坦克進駐，以及科索沃與阿族之爭，等等；也有了上百萬上千萬人的流血，如斯大林的肅反，波爾布特的清洗，等等。

列寧曾經自詡：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富首創精神的民族。這話說得極是。

俄羅斯人，由彼得大帝開始，率先推行了西方化的政治制度，那時，貴族與宮廷官員們紛紛學習法國話（《戰爭與和平》開頭就是一大段法國話），上行下效，從未有人說是崇洋媚外什么的。葉卡捷琳娜時代，又有了農奴解放運動，這是一個國家自

行解決國內矛盾的偉大舉措。隨后，俄國有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嘗試，二月政府的成立，脆弱而又純潔。接下來，列寧領導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蘇維埃國家，實行了人類歷史上從未實行過的計劃經濟制度。最后，又是這個俄羅斯民族，自行解體了這個國家，在驚心動魄的“休克療法”中，埋葬了計劃經濟制度，完成了向自由民主的偉大過渡。

計劃經濟，是人類夢想中的產物。實現夢想，需要首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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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在世界及中國發展過程】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18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成果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以《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志。馬克思所闡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具有以下特征：在經濟結構方面實行純粹單一的全社會所有制（即100%公有制）；商品經濟將消亡，一切勞動產品將成為社會統一分配的對象；經濟運行形式方面由一個社會中心用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來配置社會資源，組織整個社會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即100%計劃經濟）。

科學社會主義首先在俄羅斯得到了運用。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接著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蘇聯。蘇聯經濟體制采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發展，在蘇聯建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二戰中依靠軍事工業取得了勝利。從此，馬列主義被奉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寶典。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同樣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奪取了政權。建國后，我國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基本上是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國民經濟初步恢復后，毛澤東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到1957年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的100%計劃經濟體制。

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的左傾思想逐漸占了上風，并先后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經濟陷入徹底的混亂與倒退，但從本質上說，仍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發，鄧小平和陳云在1979年首次提到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不矛盾的概念。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實現奮斗目標的關鍵之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自此，“計劃經濟體制”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深入人心，國家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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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大優點】

1、所有的人都有工作。

2、不象市場經濟那樣嚴重消耗自然資源的，是一種環保經濟。

3、貧富差距不象市場經濟那樣嚴重，身份等級差別也較小

雖然計劃經濟尚未摸索出形成價格的最佳機制，但隨著計算機技術(如MIS，ERP，網絡投票）等的發展，計劃經濟很可能得以成功運行，迄今人類在這方面的實踐不僅不不足以否定其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相反為其更好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計劃經濟是指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由國家按照經濟、社會建設與發展的統一計劃來管理國民經濟的社會經濟制度。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實行計劃經濟，必須從國民經濟實際情況和自然資源特點出發，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有計劃地安排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發展比例關系，合理地分布生產力，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搞好生產與需要之間的平衡，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以滿足國家建設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國從1990年初期開始，就逐步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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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獲得成功的條件】

1，要有全面、準確、快速和及時的信息收集、加工和傳達系統。

2，勞動者和管理人員要有勞動和工作的積極性。

3，生產經營者要有決策權。

4，不允許無償侵占他人的勞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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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存在的弊端]

實行公有制就要強制地剝奪一切人的生產資料；實行計劃經濟，就要求人們有高度的紀律性和螺絲釘精神，服從分配按計劃完成工作；基本人群要終其一生在一個單位工作和生活，以便于安排工作計劃和生活物資的供應計劃。生產單位和科研單位要

按照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項目進行生產和科學研究，必須按計劃使用資金。在前后兩個五年計劃中間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發現和新發明，要在制訂下一個五年計劃時考慮是否納入計劃安排資金。

適應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必須是中央高度集權的、有龐大官僚機構來制定和執行經濟計劃、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來鎮壓一切反抗言行的國家。這樣的政治體制與人類追求自由和人權的本性相矛盾，就要求人們長期進行思想改造，要求人們做黨的?馴服工具?，?一生交給黨安排?。這樣就使人們長期生活在極端壓抑之中；國家機構越龐大，關系越復雜，辦事效率越低。關系人民的事情長年累月得不到解決。這樣就使人們生活在層層累積的不滿之中。生活在壓抑和不滿中的人們的積極性是可想而知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官吏必然是選拔的，因此結黨營私貪污腐敗越演越烈在所難免。權力的高度集中極易產生剛愎自用、昏庸無道、為所欲為、亂殺無辜的獨裁者。這些都在這些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了。

計劃經濟是一個范圍很大的體系,涉及社會各個方面.我國的經濟改革一直以來就是在拋棄計劃的體制,這個過程新并沒有結束.經濟改革最早是1978年從農村開始的,改農村公社的高度統一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在農村改革取得成功后,開始了城市工業的改革.國企改革后來成為經濟改革的中心,一直延續到現在.計劃經濟體制除了經濟方面外,還有社保、醫療、教育等一些社會方面。我國的改革到現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大產業發展迅速，市場機制逐步完善并良好發展。目前面臨較大的問題正是社保、醫療這些公共部門方面。如看病難、社會保障落后等，這些部門的問題已經形成經濟增長的瓶頸，亟待解決。

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是所有者缺位、激勵約束機制失靈，價格對經濟沒有指示性，由此導致勞動者積極性底、市場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終結果是經濟得不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我國經濟改革其實是改變這種體制，引入市場競爭，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充分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最終增強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所以我國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并沒有結束。

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由于底子太薄，人均資源過少，又枉搞了多次社會運動，物質產品從來沒有豐富過。前蘇聯資源豐富，政治運動基本沒有對生產造成大的干擾，到了中后期物質產品總量還比較豐富。但是前蘇聯的產品主要是最終消費品，多年一貫制，缺乏改進和創新，品種、樣式、花色少得可憐，與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商品琳瑯滿目形成鮮明對照。越是到后期，越是在和平年代，差距越大。不要小看在產品多樣化方面的差距，這成為計劃經濟被拋棄的重要原因之一。先是可以接觸到西方的前蘇東國家外交官、高層人士對計劃經濟的懷疑，繼而越來越多的群眾知道了真相，整個社會對計劃經濟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嚴重。

3．計劃經濟消滅競爭也就消滅了大多數人的工作動力

計劃經濟在理論上徹底否定競爭的積極意義。在實踐上，各計劃經濟國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修正，有的搞“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有的實行其他激勵機制。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競爭是不存在的。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進化論奠基人達爾文發現的生物界基本法則。這一法則也一直支配著人類社會。爭奪生存空間的競爭在人與其他動物之間普遍存在，在人類不同家族、部落、種族、民族、國家之間普遍存在。競爭造成的壓力是社會進步的最重要動力之一。同時競爭又是殘酷的、血腥的。在近代市場經濟社會，不僅以戰爭形式表現出來的生存競爭極其殘酷，和平時期的經濟競爭－提高產量的競爭、擴大市場的競爭、壓低工資水平提高利潤率的競爭，企業兼并的競爭－也是激烈的、往往是你死我活的。

十八、十九世紀的市場經濟大大強化了競爭，一方面造成大多數人越來越貧困，一方面使得生產過剩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有鑒于此，計劃經濟不僅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且消除競爭－從根本上消除上述社會弊端。

問題是，消除了競爭，個人與經濟組織努力工作（包括學習和創造）的壓力和動力一同被消除了，社會如何進步？這個重大疑問在計劃經濟理論創立的十九世紀中后期就已經在思想界被嚴肅認真地提出來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在公有制－計劃經濟下，人類將成為真正自由的、全面發展的人，人們將自覺地、更有成效地工作，社會進步將更快，而且快得多的多。這個設想和預期基于人類天性的改變，很難證實或証偽，因此贊成和反對的人總是各執一詞，誰也無法說服誰。這個問題只能留待社會實踐來回答。

計劃經濟建立初期的社會實踐，似乎在證明經典作家關于在無競爭狀態下人們將更加自覺勞動的預言－計劃經濟國家比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發展更快。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經濟國家與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以致任何宣傳工具都難以否認。在計劃經濟國家，在勞動者層面，“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是普遍現象；在企業層面，安于現狀，不求進步，幾十年一貫制甚至每況愈下。為了改變上述狀況，計劃經濟國家嘗試了多種辦法，不同主張的派別之間還發生了激烈的斗爭。有的偏重精神因素，注重教育或政治運動，有的偏重物質刺激、物質獎勵；有的主張采取高壓政策、高指標，以從上到下的壓力促使人們努力工作，有的主張更多依靠自覺和榮譽感，計劃指標應寬松，使各級經濟組織都易于超額完成計劃。但是這些努力都無濟于事，雖然在局部地區、少數企業、個別時段情況有所改善，但是誰也無法扭轉勞動熱情普遍下降這一大趨勢。在計劃經濟時期也曾有許許多多忘我勞動、無私奉獻的人。但是人們最終不得不承認，忘我勞動的人在總人口中只占極少數。少數人的忘我勞動不能改變整個社會的低效率。就大多數人來說，如果沒有切身的利益－首先是物質利益其次是安全感、榮譽、社會地位等等，沒有生存壓力，沒有競爭，個人和組織的積極性是比較低的，而且互相影響，有越來越低的趨勢。一個社會不能促使大多數人努力工作，它必然是沒有效率的，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

第三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1、計劃經濟

（1）計劃經濟含義：以計劃作為資源配置主要方式的經濟體制；

（2）資源配置方式：通過中央政府的統一計劃進行，由中央政府來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如何生產，企業或生產單位完全是計劃的執行者，對資源配置沒有什么影響。

（3）計劃經濟體制有效運行的基本條件是信息條件；激勵條件；偏好條件

2、市場經濟

（1）市場經濟含義：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主要方式的經濟體制

（2）資源配置方式：通過市場機制或價格機制實現的，每個消費者、生產者或經營者都是相互獨立的，政府對企業的經營決策一般不進行直接干預，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如何生產都完全由企業按照自己的經營目標，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動和市場供求情況來決定。

（3）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相互獨立的企業擁有完全的經營決策權利，個人擁有比較充分的消費和就業選擇的權利。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主要是由市場機制或價格機制決定

（4）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定性和構成要素：

①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

②政府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主要是通過經濟政策來調節經濟運行；

③所有經濟活動都是在一整套法律法規體系的約束下進行的。

一、勝利油田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勝利油田有9000多人在作物資供應管理，龐大的體系給采購管理造成了許多困難。勝利每年采購資金的85個億中，有45個億的產品由與勝利油田有各種隸屬和姻親關系的工廠生產，很難將其產品的質量和市場同類產品比較，而且價格一般要比市場價高。例如供電器這一產品，價格比市場價貴20%，但由于這是一家由勝利油田長期養活的殘疾人福利工廠，只能是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接受他們的供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同樣，勝利油田使用的大多數涂料也是由下屬工廠生產，一般只能使用3年左右，而市面上一般的同類型涂料可以用10年。還有上級單位指定的產品，只要符合油田使用標準、價格差不多，就必須購買指定產品。

二、海爾

海爾采取的采購策略是利用全球化網絡，集中購買。以規模優勢降低采購成本，同時精簡供應商隊伍。據統計，海爾的全球供應商數量由原先的2336家降至840家，其中國際化供應商的比例達到了71%，目前世界前500強中有44家是海爾的供應商。

99年海爾的采購成本為5個億，由于業務的發展，到2000年，采購成本為7個億，但通過對供應鏈管理優化整合，2002年海爾的采購成本預計將控制在4個億左右。可見，利益的獲得是一切企業行為的原動力，成本降低、與供應商雙贏關系的穩定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促使眾多企業以積極的態度引進和探索先進、合理的采購管理方式。

計劃經濟下的勝利油田的現象說明，封閉的體制是中國國有企業更新采購理念的嚴重阻礙。中國的大多數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采購管理薄弱，計劃經濟、短缺經濟下粗放的采購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強大的慣性。采購環節漏洞帶來的阻力難以消除。

然而與勝利油田不同的是，海爾在管理中已經建立起適應現代采購和物流需求的扁平化模式，在市場競爭的自我施壓過程中，海爾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去解決采購的問題。層層貫徹與執行，徹底清除采購過程中的“暗箱”。

第四篇：計劃經濟破產了計劃教育在繼續

計劃經濟破產了計劃教育在繼續

張千帆

記者 桂杰

實習生 紀繪

2010年，張千帆曾經向教育部遞交《大學招生考試制度改革建議書》，批評部屬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視。6月6日和7日是2011年的全國高考，由于高考戶籍限制政策，許多北京隨遷子女都回到戶籍地參加高考。之前，部分家長曾公開向有關部門投書，希望能夠在隨遷子女所在的讀書地解決子女的高考問題。盡管這種政策今年看來已經不可能實現，明年會不會有一些松動還是未知數，但作為高考制度改革的推動者，張千帆還是在為這些家長不遺余力的鼓與呼，并為他們提供相關的法規政策咨詢。

放開高考戶籍限制條件標準應該以孩子為中心

記者：我手頭有一份非京籍家長撰寫的《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報告提出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需同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在經常居住地上學不少于一年，上海北京等地不少于五年；父母至少一方在經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不少于一年，上海北京等地不少于五年，且父母要提供工作和收入證明，房屋產權證或者居住證等。您認可這些條件嗎？

張千帆：他們主要針對自己所在的社會階層，在北京常年工作，有車有房，也是納稅人，除了戶籍之外，和北京居民完全一樣。他們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出發點是政策出臺的可行性，因為如果沒有限制，會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參加高考，給北京資源帶來巨大壓力，后果會比較可怕。一開始，設立標準是有必要的，但標準設在哪還要再討論。我認為這個標準應該以孩子為中心，在北京有沒有房子和車都是次要的，有的北京市民也沒有自己的車和房子，所以還是要從受教育者的權利保障角度來看。目前看來比較合理的標準是受教育者的學籍，看他是否讀完完整的高中學歷，這樣做是比較有理由的。北京和外地是完全不一樣的學科體系，孩子回到戶籍地不能適應當地高考。

大多數北京人應該能接受隨遷子女

記者：您認為大多數北京人能接受哪些外來學生在北京參加高考嗎？

張千帆：我相信把道理說明白之后，大多數北京人能接受的是隨遷子女，接受他們的子女比接受其他的理由要容易。孩子不隨遷，就會面臨孩子和家長分居兩地的留守狀況，對孩子心理和成長帶來傷害。同時，納稅也可以作為證明，說明這些家長和其他居民一樣為北京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房子和車子這些可以當做輔助證明，他們確實不是“高考移民”，是父母確實是到北京來工作，長期定居北京，但是由于對外來人口的控制，沒有得到北京戶籍，其他方面與北京居民是一樣的。

記者：現在呼吁高考公平放開戶籍限制的家長都屬于北京的中產階級，請問農民工的孩子怎么辦？誰為農民工的孩子呼吁？

張千帆：農民工的工資也被扣稅的，他們也是納稅人；不論交多少稅，他們為北京市做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他們的房子可能是租的，甚至是合租的，但是這些都不能成為歧視子女受教育權的必要條件。如果他們的孩子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學習，就沒有理由拒絕他們在北京參加高考。但是考慮到可行性，集團越小推動力越大，農民工的群體很大，目前還沒有加入呼吁高考公平家長的隊伍。他們可能會被認為是“搭便車”，同時也會增加改革成本和風險。有時候不得不在目標和手段之間有個權衡，目標可能不完全正當，就是為了特定階層的人爭取利益，但他們自己的訴求也是正當的。如果他們這群人得到維護，不妨作為一個起點，然后再推廣受益面，讓農民工的孩子也能受益。

不能怪高考移民，要怪不公平的招生體制

記者：目前打破戶籍壁壘通過買房會有一些松動，像天津市某些區縣，只要你在那里買房，就可以拿到藍印戶口，子女高考升學享受直轄市的待遇，您怎么看待天津市的這種戶籍放開政策？

張千帆：這種放開也是暫時的，全國好多省市像陜西、海南、新疆等都有類似的規定，在它們目前需要資金、人才，就吸引人們過去。但等以后相對飽和，政策還會緊縮。說實話就是圈人圈財的一種方式，不可能常年進行下去。

記者：這種行為合法嗎？

張千帆：這種做法也沒有被明令禁止，而且也很難界定合法與否。高考移民是現有格局下很自然的傾向，因為我們在錄取的時候就對不同地區的考生設立了如此懸殊的錄取標準，怎么可能不會產生高考移民呢？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追求機會、追求幸福、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因此不能怪高考移民，只能怪不公平的招生體制。既然政策本身存在的空子，放著空子讓別人去鉆，肯定會有很多人鉆空子。

記者：您認為人為地設定不同的錄取標準是一種地區歧視嗎？

張千帆：部屬高校對外地考生的錄取標準比本地考生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無疑是很嚴重的歧視。這種歧視的后果就是高考移民。北京不是很迫切的需要人才，不會像天津、海南等實施優惠政策吸引人才，因此會把戶籍門檻設置很高。像呼吁高考公平的那些家長也都是人才，只不過因為門檻太高，他們得不到北京戶口。

記者：今年北京給與非京生源畢業生留京指標名額為6000個，比去年下降2/3。與此相關，整個北京市對于外地戶口進京的戶籍指標，也有大幅縮減。面對這種現狀，您認為隨遷子女還能享受在京高考的待遇嗎？

張千帆：一個城市在開放初期會比較放開政策，用以吸引大量的人才。像北京上海等地一開始開放，就會給大家一種錯覺：中國似乎走上開放平等的不歸路。但改革一段時間后，地區的既得利益形成，就會重新走回歧視的老路。最近出臺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往加劇歧視的方向走。比如報考北京市公務員要求有北京市的戶口，就是進行收縮的排外政策。隨著就業壓力加大，排外可能會越來越嚴重，以后甚至可能會要求大學畢業留北京工作也需要戶口；如果發展到那一步，就等于把北京市的就業機會全部保留給了北京居民。這些都是公然的地域歧視。

解決高考戶籍限制可以嘗試準戶籍制度

記者：其實那些隨遷子女并不是想要戶籍，他們只是想得到獲得高考權利的機會，但現在卻陷入一個沒有戶籍就沒有高考權力的怪圈，您認為有沒有辦法走出這個怪圈？

張千帆：要解決高考戶籍限制，也許可以嘗試逐步放開，隨遷子女在高考上獲得與北京孩子平等的權利，但醫保和社保可以滯后，這樣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和難度。由此也可以看到，戶籍改革是很難的，這么多年都說要改，形式上可能是改了，但戶籍捆綁的實際利益沒有根本改變。而且戶籍放開后確實會產生許多實際問題，譬如“高考移民”。只要口子一開，即便不為了其他福利，也會來北京租房子，讓孩子在北京上學參加高考，結果就是加劇北京的交通擁擠、資源緊張，甚至推高房價。在我們的中央集權體制下，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人為集中了優勢資源，很多人趨之若鶩，就是想要分享這些資源；住房需求越高，土地又實行控制，必然會造成住房供不應求，供不應求的后果就是抬高房價。這是基本市場規律。所以我說如果能夠解決高考移民問題，說不定能夠幫助我們緩解房價上漲呢。但是有沒有在戶籍制度不變的情況下解決“高考移民”呢？我們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只要取消招生地域歧視，在全國實行統一錄取標準，“高考移民”問題馬上解決——到哪里考試都是一樣的錄取機會，還“移民”干什么？

我國幾十年的發展模式是以城市為中心

記者：為什么每個省的高考錄取分數會不一樣？這個現象產生的根源是什么？

張千帆：這個問題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幾十年的發展模式都是以城市為中心。高等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首先是京滬，國家要保證它們的發展。教育自然和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經濟越發達，高等教育和義務教育都越發展。今天我們看到，985、211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蘇等發達地區。這些省市的部屬大學雖然直屬中央，由全國納稅人供養，但是它們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招生過程中給本地考生以巨大照顧。比如北大受到北京市的管控，也享受了北京市給予的很多優惠，譬如免費批地，北大為了和北京市搞好關系，名額必然要傾向于北京當地的居民。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全國各地的大學都是這樣，只是因為我們的高等教育資源分布極不均衡，各地照顧本地考生的能力很不一樣。比如山東、河南等農業大省人口多、學校少，吸納本地考生能力低，造成考生考試壓力巨大。這就是招生地域歧視的必然結果，但是我們幾十年來似乎沒有怎么意識到。

記者：按說隨著時代發展，這種歧視應該逐漸消除，但現在這種地域歧視是不是越來越嚴重？

張千帆：從招生指標分配比例上看，沒有實質性的變化，近年來招生本地化現象稍有控制。但考察各知名院校，他們的招生名額的比例各年都差不多。問題在于過去招生是不平等，但是因為實行全國統一考試，還有基本統一的錄取標準，實現平等還是可能的；現在則實行“分省命題”，統一標準不存在，根本沒法實現招生平等。

分省命題是掩蓋歧視的煙霧彈

記者：對于南科大學生拒絕高考事件，您有什么看法，您認為45名學生是不是“實驗的犧牲品”？

張千帆：大家常年形成一個習慣，把焦點集中在表面現象，高考就是表面現象。高考就兩三天，卻成為全國億萬家庭最重要的日子。實際上，高考只是一個手段，只是為錄取提供一個標準，也未必是惟一的標準，考試方式也可以變化，但是既然還不能靠抓鬮來決定錄取誰，那還是要有個標準吧。其實南科大可以有自己的考試，自己出題改卷子；北大、清華、復旦，任何一個學校理論上都可以設計自己的卷子，但是不論什么卷子，必須對全國考生統一。如果北京人用的是一套卷子、山東人用的是另一套卷子??就又是一種歧視。2002年前，全國高考是統一的（上海例外），但是同一所學校對各地考生的標準不一樣。2002年之后半數省市逐漸實行“分省命題”，連考卷都不一樣，標準更不可能統一，必然繼續歧視。現在看來，分省命題只是掩蓋歧視的“煙霧彈”。錄取的北京考生分數低、山東考生分數高，那也說明不了什么，也許是北京考卷難、山東考卷容易呢？完全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筆糊涂賬。計劃經濟破產了，計劃教育卻仍在繼續。計劃經濟的時候實行糧票、油票、肉票，后來實行市場經濟取消了；大學招生指標就相當于教育領域的“糧票”，改革三十年卻雷打不動。

記者：1987年上海開始自主命題，可以說是自主命題的先行者。從您的角度上看，上海的這種自主命題有沒有取得什么成效？

張千帆：我認為沒有什么成效。說是搞“地方多元化”，其實數理化、英語、中文語法有什么“地方特色”？現在一談統一考試就“談虎色變”，其實統考有什么可怕？如果全國統一命題的話，可以成立由各地一流專家組成的命題委員會，保證統一命題的質量，至少要比許多地方命題質量高。美國不也有統一考試嗎？我們都知道SAT，但是美國大學錄取確實不把考試成績當做惟一因子，社會實踐、老師推薦信等都可以作為參考標準。但放在中國就行不通了，我們的社會信譽沒有建立，至少目前還不得不看考分；如果中國不依賴考分，那就只能依賴金錢關系權力，現在依賴考分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是我們可以改革高考制度，可以學習美國等先進經驗，不斷完善命題質量。如果集中全國最好的老師命題，肯定高于一個省的命題質量，并且也有利于接受公眾監督。各省自主命題容易造成暗箱操作，背后滋生腐敗。高考命題用不著地方化，它不可能提高命題質量，也沒有促進素質教育。“素質教育”談了那么多年，你看到哪個地方實現了？高校資源最集中的北京應該是高考壓力最小了，也沒實現什么素質教育；只要有條件的家庭，孩子照樣在各種輔導班、補習班疲于奔命。

官辦學校沒有關門的壓力，就沒有改革的動力

記者：您覺得學生不選擇參加高考，而是選擇通過自主招生上南方科技大學，這在將來會不會是另外一條出路？

張千帆：我覺得是一條出路。雖然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出國，但畢竟出國留學成本很大，有能力出國的家庭畢竟是少數。南科大如果發展得好，對于中國高等教育是一個福音，有利于觸動中國大學猛醒。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一考試大國，大學在高需求的情況下沒有壓力，也就沒有真正改革的動力。如果連北大都面臨關門的危險，它就要好好反思了。但現在不論辦得怎樣，都會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擠著上北大，它永遠不會有關門的危險，也就不會有壓力把學校辦得更好。

如果有南科大這樣的學校放手發展，為中國提供一種更好的教育模式，使民間教育和官辦教育處于平等的競爭地位，這樣就可能產生一點壓力。如果將來南科大學能挑戰中山大學甚至北大的地位，連北京的考生都至少會在選擇北大和南科大之間猶豫一下，那時候也許有點希望。現在中國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供不應求。供給方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供給質量肯定會很爛——爛又如何？每年上千萬的考生，絕大多數都得乖乖給國內大學交學費。如果大學供給大大增加，一方面會增加供給之間的競爭、提高辦學質量；另一方面會降低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不平衡，高考壓力就自然減輕了。現在學生高考為何有這么大的壓力？為什么大學恢復招生三十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別什么事情都拿高考做替罪羊，這和高考沒什么關系。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優質大學本身就是一根“獨木橋”，太少了。為什么那么少呢？歸根結底，行政化的計劃辦學模式把所有民間教育發展的動力統統扼殺了。從準入、招生等一系列環節上歧視民辦教育，把論著數量這些只適合研究型大學的評價體系削足適履地用于所有大學，極大打擊了一般院校提供優質本科教育的積極性，最后導致全國人民看得上的大學就只有北大、清華等那么幾十所985、211“名校”。這些大學還學美國哈佛、耶魯搞所謂的“精英教育”，每年只招區區幾千人，杯水車薪，根本不足以吸納幾百萬考生大軍。由此造成的高考壓力讓中國幾乎每一個城市的孩子都陷入應試教育，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為高考備戰。（中國青年報記者 桂杰

實習生 紀繪）

2011-6-23 中評網-作者授權文稿

第五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優缺點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優缺點

計劃經濟優點

1 能夠高度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才力進行重點建設集中有限的資金發展重點產業

2 指令性計劃因集權體制領導而容易貫徹執行保證按預期計劃目標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建立比較合理的國民經濟體系

3 有利于實現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合理化尤其是通過 有計劃的收入分配保證總供求的平衡,避免經濟發展中的劇烈波動所導致的資源浪費宏觀經濟效益提高

4能保證國計民生 必需品的生產和供應有利于解決人民最緊迫的生活需要實現收入均等化穩定經濟從而穩定社會

5有利于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缺點

1 指令性計劃束縛了企業的手腳企業缺乏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

2 不利于推動技術進步和革新

3 容易孳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

4 信息不完全容易導致供求脫節及宏觀經濟比例重大失調

市場的功能

1 市場調節就是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是根據價格信號反映供求缺口而指導企業生產

2 它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調整中有自我調節自動平衡的功能這主要是通過價格機制和利潤機制來進行的3 市場機制是技術革新和結構調整的內在推動器這主要是通過競爭機制來進行

4 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靈活性應變能力強

5 動力刺激和競爭淘汰壓力

缺陷

1 忽視長期利益和社會總體利益對經濟總量無力調節

2 對于大的結構調整市場機制顯得軟弱無力

3 調節具有局限性

4 市場機制本身不能保證公平競爭

5 市場競爭會帶來環境污染生態問題

6 難以處理好公平與效益的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的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金融危機中的市場經濟

然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由于資本對勞動的支配,大資本對小資本的支配,必然出現了社會人群貧富的兩極分化。而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貧富差別的擴大,就必然造成有效需求和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不足,由此必然導致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市場經濟是由一只“看不見的手”所指引,資源配置和利用由自由竟爭的市場中的價格來解決的經濟形態。在市場經濟中,政府不直接參與經濟的經營和管理,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即資源如何配置,都由市場自發調節。然而,這并不是說,市場經濟就可以不要政府。為了克服壟斷和外部性弊端、提供公共物品、管理信息、調節收入、控制經濟波動等諸多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的問題,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保證經濟的健康運行和發展,都需要有政府的參與,以實行對經濟的監管和調控。但同時,他也強調“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市場有失誤的地方”,必須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市場監管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搞市場經濟必須要監管市場。” 高尚全說,這才是金融危機給與中國的啟示。不能因為出了問題,就說市場經濟不行了。

金融危機考驗著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反對美國政府救市的一個理由是:自由市場經濟不允許國家和政府從事主要的經濟活動。這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數百年來的主要信條:經濟活動應當由私人來辦,通過自由市場的交易可以得到最大的效率,同時也可以鍛煉公民。而政府管理經濟總是效率不高,而且更容易腐敗。自由放任主義者堅信,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解決主要的經濟問題,甚至自身就可以形成自發的秩序,從而最終規約市場的運作。然而,1930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和如今的金融危機表明,這種過于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有其偏頗之處。本來,公司和銀行管理不當,導致破產,由其經營者承擔責任,讓別人另起爐灶,有能力者勝出,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義。但是,當市場經濟本身的運作出現了系統性的問題,有可能引起經濟危機、導致全社會的恐慌時,完全依靠市場自己來解決問題,可能付出的社會代價太大。所以,政府在適當的時候代表公共機構出來干預和救市也是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下的責任是維護交易規則,當公司出現欺騙消費者和客戶、做假賬欺騙股民時,政府的調查、干預和懲罰也是必要的(這里的政府也包括司法機關)。美國此次金融危機也反映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并未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這是共和黨八年執政以后要為經濟政策負主要責任的原因。從更長的時間來看,此前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八年執政中,政府監管的責任問題同樣存在。當時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格林斯潘,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導致流動性過剩,他對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自流立場,已經留下了金融危機的隱患。華爾街在15年里不斷“創新”金融衍生工具,一些國會議員提出的監管意見無人理睬,結果是衍生品越滾越大,投資者們更加貪婪地制造房地產和金融泡沫,最終當無力償還房屋貸款的人日益增多,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導致系統性的入不敷出,金融危機終于造成滅頂之災。

由此可見,迷信市場經濟的萬能是一種幼稚片面的想法,但由此而全盤否認自由市場經濟則同樣不可取。與自由市場經濟相比,計劃經濟本身的問題更為突出。因為它表面上沒有經濟危機,但實質上因為政府管制了經濟的主要部分,官僚的權力太大,并且同樣會主觀隨意地管制經濟,有可能帶來全社會的低效率和經濟蕭條。蘇聯及東歐的經濟失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則有幸在30年前開始了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計劃經濟可以在局部或某些特殊的經濟部門顯出某些優勢,但總體上會扼殺社會經濟效率、個人創造性和積極性。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基本體制上的差別仍然明顯。保持市場經濟在促進生產效率和創造性方面的優勢,同時又加強公共部門包括政府在監管市場規則和維護工商業道德方面的職責,而不是放任自流,才是救世之道。

金融危機中的計劃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的歷史形式,也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它包含著兩個方面的規定性,一是市場經濟的一般共性,二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特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積極有效的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

一、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二、在分配制度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三、在宏觀調控上,由于公有制為主體,因而國家對市場的調控具有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礎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發揮計劃與市場兩個手段的長處,把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結合起來。

溫家寶指出,這些年來,中國金融穩步、有序開放。由于目前中國的金融同世界的交往還不是那么廣泛,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有影響,但還不是那么大。我們要看到由于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影響,特別是使世界經濟發展放緩,因此對中國經濟也必將造成影響。中國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長是9.9％。這是近6年來我們的經濟增長第一次回落到一位數。當然,這里面有我們主觀調控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認世界經濟的變化,特別是外部需求的減少對中國經濟已經產生了影響。我們見事還是比較早的。今年6月份,我們已經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實行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對于經濟出現的問題實行有針對性的調控。我們把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放在了首要位置,同時兼顧抑制通貨膨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我們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擴大國內需求,主要是消費需求。這些措施有的已經見到效果,有的可能還要等待一段時間才會有效果。中國有廣大的農村,有廣大的西部地區,城鄉發展差距和地區發展差距比較大,內需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市場還有很大的空間。只要我們政策對頭,一定能夠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對于這點,我們抱有充分的信心。

兩種市場經濟的融合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其運作結果的好與壞取決于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是不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即國情)相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真有一般市場經濟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點。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在于:〈l〉它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不同公有者之間的經濟關系,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局部手利益與局部利益、以及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其他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已經根本不同于資本家之間那樣帶有完全敵對性質的沖突;〈2〉它是以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為目的的,而不是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樣是以實現和追逐剩余價值作為唯一的目的;〈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統一計劃指導下進行的,而不是象在資本主義社會那樣處于無政府狀態:⑷社會主義市場競爭的手段是按市場需要組織生產,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象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那樣,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乘人之危,乘機發財,以至指望不幸事件、指望荒年、大火災等等。所以,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過去,一提到市場經濟,就不加分析地把它一概說成資本主義的東西。這種觀點,現在看來應該加以摒棄。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和市場經濟雖然可以在一定意義上劃分為兩個領域,但社會主義經濟畢竟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畢竟不同于共產主義社會那種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已經消亡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畢竟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無政府狀態的市場經濟。所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因素又是互相滲透的。即在計劃經濟中有商品交換這種市場因素,在市場經濟中又有在計劃指導下進行這種計劃因素。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價值規律等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領域和市場經濟領域都共同地起著作用。只有按照社會主義經濟中一系列的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才能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如果違背這些經濟規律的要求或違背其中某一個經濟規律的要求,都必定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有的同志把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和價值規律的關系,說成第一與第二的關系、人和工具的關系、一個從正面起作用、一個從反面起作用的關系。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未必是妥當的。有的同志說,不重視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還必須補充說明,不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不按價值規律辦事,同樣是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難道近三十年來的實踐,不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一再證明了這一點嗎?因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又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說,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市場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所以,我們在計劃經濟領域中,要重視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而且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家計劃的正確制訂和順利實現。而在市場經濟領域中,要堅持計劃指導,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如向生產單位提供社會需求情況,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工具指導生產,調節生產和需求之間的平衡,避免盲目生產給社會主義經濟造成損失和浪費。這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否還存矛盾呢?肯定存在矛盾,很有可能發生為生產市場產品而沖擊國家計劃產品生產的問題,這是整體利益同局部利益的矛盾的反映,只要堅持國家計劃產品以經濟合同作保證,又搞好經濟立法,成立經濟法院,發生問題依法制裁,而且對不按時、按質、按量等交付國家計劃產品而造成損失者要求其負經濟責任,賠償經濟損失,即使出現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

總之,在統一計劃指導下,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特點所決定的。只有結合,才能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正確協調各方面的經濟利益,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把社會主義經濟搞得“活而不亂,管而不死”,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加快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