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工作的宗旨和任務是依照法律保護全體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權益，保護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依照法律懲罰少數犯罪分子。

司法制度是指司法機關及其他的司法性組織的性質、任務、組織體系、組織與活動的原則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規范的總稱。我國的司法制度是一整套嚴密的人民司法制度體系，包括偵查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監獄制度、仲裁制度、司法行政管理制度、調解制度、律師制度、公證制度、國家賠償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有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為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級人民檢察院負責。

第二篇：司法制度

社區矯正工作紀律

為保證社區矯正工作的依法、規范運行，維護社區矯正工作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合法性，最大限度發揮社區矯正工作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作用，根據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及相關法律、法規之規定，結合實際，制定如下工作紀律：

一、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以及社區矯正工作的規范性文件，自覺接受社區矯正工作

機構的指導管理、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和群眾的社會監督。

二、嚴格規范自己的行為，務必做到依法矯正，育人為本；愛崗敬業，恪守職守；廉潔

自律，務實創新；舉止文明，儀容端正。

三、遇有特殊情況、問題或重大事宜，及時反映和上報，不得瞞報、遲報；對矯正人員

提出、反映的問題及時解答和處理，不得推諉、懈怠。

四、開展社區矯正做到依法規范“八不準”：

（一）不準玩忽職守，泄露社區矯正工作秘密；

（二）不準濫用職權，弄虛作假；

（三）不準隱瞞案情，包庇矯正人員違法犯罪；

（四）不準體罰、虐待矯正人員；

（五）不準侮辱矯正人員人格；

（六）不準非法剝奪矯正人員的人身自由；

（七）不準非法搜集矯正人員的身體、物品和住所；

（八）不準在工作期間飲酒；

五、開展社區矯正人員做到廉潔自律“五嚴禁”：

（一）嚴禁利用矯正人員從事營利性的活動或者牟取其他利益；

（二）嚴禁向矯正人員及其家屬索取財物，謀取私利；

（三）嚴禁收受矯正人員及其家屬的賄賂和饋贈；

（四）嚴禁非法將矯正工作人員的監管權交予他人行使；

（五）嚴禁違規設立名目，向矯正人員收取費用；

六、違反規定，觸犯黨紀、政紀的，依照黨紀政紀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三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論基礎比較

司法制度是指國家體系中司法機關及其他的司法性組織的性質、任務、組織體系、組織與活動的原則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規范的總稱。

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權分立”理論基礎之上的，“三權分立”理論以權力分立和制衡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分開、并立，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由此形成了獨立的司法制度。盡管西方各國的法律規范不盡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共同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司法機關的地位獨立。司法機關的設置、權限、活動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機關和個人都無權改變或撤銷。而且，司法機關的經費包括人員工資和活動經費按照法律規定實行預算單列，由國庫直接撥付。第二，司法活動獨立。司法機關按照法律規定，依照法定程序獨立行使司法權，自主進行司法活動，其他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或個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權或干預司法審判活動。而且，一個法院的審判活動不受另一個法院的干涉。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不當判決，也只能依據上述程序進行變更。第三，法官獨立。西方各國一般都以法律規定法官職務終身制。法官一經法定程序任命，非經彈劾，不得被免職、撤職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審判活動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國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論基礎是“議行合一”，即決定和執行國家重大事務的權力由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國家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我國的司法機關雖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但是這種獨立不是絕對的，它最終要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人民代表大會主要是對審判、檢察機關和司法人員公正司法的情況進行監督，受理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的申訴和對司法人員的控告，督促他們依法辦理。

二、組織體系比較

中西方司法機關組織體系的構成存在明顯差異。西方國家的司法機關組織體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組織構成，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嚴格地說，不是司法機關。就中國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律師組織、公證組織、仲裁機構等組織統一構成我國的司法組織體系。

就法院組織體系而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級制，只有少數國家是四級制(如英國)；西方國家在普通法院之外，還設有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稅務法院、專利權法院等等專門法院(如美國)；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州法院與聯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組織體系，互不隸屬。而在中國，法院體制實行單一制，上下級法院之間存在嚴格的控制關系，并設有軍事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全國還普遍設立了人民法庭，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

此外，在檢察機關的組織構成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也存在較大差異。西方國家的檢察機關不是獨立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它通常附設于法院中(如法國)；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則隸屬于行政機構系統(如美國)。而在中國，檢察機關與法院、行政機關并立，從中央到地方分四級設置，并可根據工作需要設置派出機構。

三、審判制度比較

審判制度也稱法院制度，是審判機關適用法律過程中的一系列有關組織和活動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設置、審判組織、法官、審判原則、審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為國家審判權的行使者，法官如何運用法律，如何正確地實施法律，直接影響審判工作的質量，影響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國都對法官的資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嚴格而明確的規定。

1．法官的任職資格。即對法官在業務、政治和道德素質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國家對法官的任職資格要求較高。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首先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并且從事律師工作若干年，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如英國的上訴法院法官從執業15年以上的辯護律師中選擇，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辯護律師經歷。在政治素質上，西方國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義上禁止參加政治活動，在道德素質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會評價，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依據我國05年制定的法官法，擔任法官同樣必須具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在政治素質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堅定性，即忠于憲法，擁護憲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道德素質上，必須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秉公執法，公正廉潔，作風正派。

2．法官的任免與任期。西方各國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產生，主要有任命、選舉兩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法官由國家元首或議會或政府首腦任命產生，如美國聯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統中，加利福尼亞、弗吉尼亞等洲的法官由州長或州議會任命。而美國絕大數州法院的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有28個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4個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機關選舉產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數國家實行法官終身任期制。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的法官都是終身任職。有的國家雖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為六年，但可以連任，沒有任期限制，實際上有名望的法官幾乎是終身任職。[1]

中國法官的任免權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掌握。除了法院院長由選舉產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產生；除了法院院長有任期限制(每屆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但不超過二屆)，其他法官均可終身任職，“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處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從職業、身份、工資、人身等方面對法官履行職責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國家強調司法獨立，而司法獨立的表現就是“法官獨立”。為保證法官獨立行使職權，各國都規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內容有：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適當的影響，只服從法律；專職法官任期終身制，即使實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較長。法官非經彈動，不得被免職、撤職或提前退休；實行高薪制。除工資外，還有崗位津貼等，并有退休金、撫恤金、殘疾金；此外，還不同程度地規定了免責特權，即法官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條件下，對于其履行法官職務中的有關事務，享有不受訴訟及不出庭作證的權利。只有在構成法律規定的罪行時(如德國，故意枉法罪)才負法律責任。實踐證明，西方對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國法官法同樣對法官履行職責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審理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執行國家公職人員統一的福利保險等政策和定期增資制度；法官的人身權受法律保護。在為法官提供保障機制的同時，不少國家也提供了制約機制。西方國家主要對構成主觀故意的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責任，而我國法官法也對法官的懲戒作了具體規定。這種法官在享有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判承擔責任，體現了權利與責任的統一。盡管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依法履行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并且從人身身份、工資等方面規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仍然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很難做到獨立行使職權。例如，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審判權的主體，還包括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在處理與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關系時，法官的獨立不可能是絕對的，獨立的程度多少取決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證了司法公正，是否體現了法的正義，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審判方式

在審判方式上，西方國家實行兩種不同的原則。英美法系國家一般實行四級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當事人主義的審判模式。在庭審中，強調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斷，是消極的“仲裁者”，舉證責任由起訴方承擔，特別重視證據法。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庭審的作用極大。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庭審過程中，法官處于主導地位、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地位相對弱化，在刑事訴訟中。雖然規定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但控方為國家檢察機關，控辯雙方自然不持衡。

中國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采取類似于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檢、法機關在刑訴中分工負責、相互配臺、相互制約，檢察機關不僅是公訴機關，更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居于審判主導地位，控訴雙方職能相對弱化。法官在法庭調查中成了主要舉證人，可主動調查取證，不受起訴方證據的限制；而且在開庭前，受理案件后即進八實質審判階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當今的司法改革有三個發展趨勢：第一，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開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識、宗教沖突和本土文化興起；第三，貿易自由化使各國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國外的法學知識對中國的影響也日益廣泛。中國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中國司法改革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因素占主導地位；第二，職業主義的興起是過去10年最令人矚目的現象；第三，外來知識持續引入，但不斷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卻，表現在：訴諸人心的觀念、官方權力的過分依賴及后現代法學思潮的影響。

國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與效率兼顧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動追求的兩個基本目標

在刑事司法領域,世界各國解決訴訟遲延問題的舉措是簡化訴訟程序,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規定舉證期限和審判期限。首先是簡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國的辯訴交易,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實行的處刑命令,各國刑事程序中的簡易裁判程序。其次是減少訴訟環節,如英美等國的罪狀認否程序,常常導致法官直接定罪和處刑,從而簡略了組織陪審團進行聽證和辯論程序。最后是對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決程序、少年案件程序。當然這些都是在堅持公正的前提下進行的。在民事司法領域,作為訴訟超級大國的美國主要面臨訴訟案件數量大幅度增加和訴訟費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對法院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過了世界第一部專門的ADR立法《替代性糾紛解決法》,規定聯邦地區法院應當允許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國,民事訴訟證據開示程序、審前會議、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國的法官已從超然裁判者,轉變為類似于行政人員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國,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以有限的資源投入在較合理的時間內處理好不斷增加的訴訟案件。德國《民事訴訟法》自1877年頒行以來,已經進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幾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內容主要是簡化程序,加快訴訟的進程,加大審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簡化與加快訴訟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簡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英國, 20世紀90年代的民事訴訟改革以“接近正義”為目標,在負責這項改革的沃爾夫勛爵發表的《接近正義》中期報告(1995)和最終報告(1996)的基礎上,英國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訴訟規則》,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該規則共進行了46次修改。針對程序復雜、耗費較大、訴訟拖延等方面弊端,沃爾夫勛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則以及新的分配正義訴訟哲學主張,都體現在英國新《民事訴訟規則》中。

二、司法民主化與專業化并進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國的一個共通的特點。例如,在日本,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規則》。根據日本司法改革的進程,上述立法確立的裁判員制度將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諸實踐。日本裁判員制度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國民參與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員選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國陪審團制度的經驗;在裁判員職權方面,它借鑒了德、法等國參審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檢察審查會制度是國民參與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審查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決定是否妥當,以便對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進行監督和限制。為了提高監督實效,修改后的《檢察審查會法》則規定:檢察審查會作出起訴決定后檢察官仍不起訴的,檢察審查會可以再次決定起訴,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師代替檢察官提起公訴。此外,韓國國民參與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當性,韓國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頒布并2008年1月1日實施的《關國民參與刑事訴訟的法律》(法律第8495號)在刑事訴訟中正式引入陪審團審判制度。在俄羅斯,廣大民眾把陪審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訴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環節”。“立法者力圖通過由普通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取代職業法官來裁斷公民是否有罪,以確保法庭審判不再僅僅淪為對偵查結果的草率審查,而成為完全意義上控辯兩造的理性對抗的新格局。

專業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在民事司法中,從私力救濟到公力救濟的糾紛解決發展過程也是糾紛解決的專業化程度提高的過程。公力救濟的權威源于其專業而不僅僅是強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來,世界各國開始出現專門負責犯罪偵查/刑事公訴/刑事審判的刑事司法官員,以及專門負責刑事辯護的律師等,這也是刑事司法職能的獨立化,刑事司法人員的職業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規化;而且,隨著刑事司法工作越來越專業化,刑事司法人員在不同層面上出現專業化分工。一方面,專業化是推廣法治原則的要求,要求司法行為“中規中矩”;另一方面,專業化也是回應糾紛新類型和犯罪智能化、技術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與時俱進”。

三、限制權力與保障權利結合

尊重人權和保護人權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以權利為本位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根據現代法治的精神,權利是權力的本源,權利應該優于或高于權力;而權力應該是權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權力很容易膨脹和濫用,并成為權利的侵害者,因此,為了保障權利,必須制約權力。法治的基本目標是要以法的精神為基礎,建立一種穩定且良性運轉的社會秩序。法治的基本內涵包括兩個重心和一個基本點。所謂“兩個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實施。所謂“一個基本點”,就是治官限權,即“為官者不得違法”。這首先“有良法可依”,還要堅持“依法辦案”的原則。“依法辦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辦案。各國的刑事司法改革總體上體現出從傳統的注重打擊犯罪到現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權的目標轉向。例如,《俄羅斯刑事訴訟法》最主要的特點是在司法價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爭轉向保護公民的自由與權利,擴大了追訴對象和辯護人的權利。改革后的刑事辯護制度實現了根本性的轉變,辯護人的地位也獲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擴大辯護人參與訴訟的范圍:辯護人不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訴訟之時起,就可以獲得辯護人的幫助,而且對于經濟困難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幫助的全部或部分費用。其二,增加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介入訴訟后的會見權不受時間和次數的限制;辯護人有權在提起控訴時在場,參加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調查活動;同時,辯護人有權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證據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權利保護也不應被置于“被遺忘的角落”。在有些情況下,被害人的利益與打擊犯罪的社會整體利益并不一致,因為在具體案件中某個被害人所強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會全體成員對打擊犯罪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司法系統所面對的是一種三角形利益關系,即社會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利益。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就要在這種三角形利益關系中尋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護人權。

不過,在某些國家也存在著相反的趨勢,例如, 9·11事件后,美國政府為了有效地打擊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動,在刑事訴訟領域展開了一系列的變革。變革的基本方向是擴大聯邦政府的刑事偵查權力,這使得公民的憲法權利遭到侵蝕,進而改變了社會安全與人權保護兩大價值目標之間既有的平衡關系,同時也影響了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基本憲政結構。尤其是2001年9月國會通過的“愛國者法”,對恐怖主義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擴大了打擊和追訴對象的范圍;賦予行政執法部門羈押外國人幾乎是無限的權力;擴展了聯邦執法部門在刑事偵查活動中的權力范圍,使刑偵手段更加靈活多樣,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國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書》強調對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實的查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將是以犧牲被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四、訴訟主體合作與程序多元互補

現代社會多元的價值需求決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樣化。為了應對犯罪高峰和訴訟爆炸,司法效率某種程度被擺在了“優先”的地位。作為美國法律制度核心的對抗制訴訟的社會價值是將訴訟主導權賦予當事人(通過其代理律師)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蘊。因此,出現了通過“合作”訴訟緩和對抗制模式的實踐范式,在摒棄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放大對抗制所獨具的社會效用,或者以當事人在依然保留對訴訟結果的主導權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訴訟的協作型糾紛解決機制的應用;或者在對抗制模式常見的競爭框架范圍內強化合作。辯訴交易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美國每年大約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辯訴交易的方式結案解決的。這種方式盡管備受質疑,但是它有利于實現更高層次的社會效益,大大提高了辦案的效率,節約司法資源,這使得辯訴交易在美國由地下轉向合法(直至20世紀7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認可),并且由一國推廣至英國、加拿大、俄羅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家。

司法和諧的價值也促進了司法模式的多樣化。例如,近年來,一些國家嘗試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引入調解的機制,而且從系統的角度采取各種措施來實現“恢復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歸健康正常的社會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設立也體現了程序多元的特點。例如,在日本,少年訴訟程序、強制醫療程序以及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都是對常規程序的補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國以公正審理權(或正當程序權)為國民的程序基本權,在憲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現,不僅包含公正審判的權利,而且包含訴諸法院的權利, 1999年實施的新《民事訴訟規則》的首要目標就是確保法院公正地審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訴訟成本、實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強法官對案件的管理、設置多元訴訟程序等。加拿大、美國等國也都采取了多種形式加強法院對案件的管理。可見,在某種程度上,程序的規范化從公正審判轉移到保障訴權,從對抗制轉化為管理制,強調當事人對抗與法官管理、普通程序與多元程序相輔相成。

法國1975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突破1806年拿破侖時期《民事訴訟法》的觀念,強調訴訟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實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護保險制度,保證平等行使訴權;二是減輕上告的負擔。后者包括:(1)強制實行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律師制度;(2)在1967年設置調查法官制度協助主審法官基礎上于1984年又新設調查官減緩上告法官審判任務過重的問題;(3)1978年在最高法院設置選擇系屬制度對上告理由進行判斷而直接作出受理、駁回或者撤銷的簡易處理。這三項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為前提,還推出意見照會制度(如同我國的請示答復制度)對上告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簡化訴訟程序和手續,防止訴訟遲延;四是以豐富多元的ADR制度對仲裁和訴訟進行有益補充,等等。通過這些措施尋求法官權力和當事人權利之間的平衡。

德國百余年來經過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從當事人進行主義到當事人自由逐漸被限制、法官干預逐漸加強,這分別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法律的特點。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訴訟法》正式生效。新一輪改革的主要內容,一是通過增加法官的闡明義務、擴大獨任審理來實現一審程序的強化;二是重新構建了上訴條件和方式,由此重構審級功能,增強初審法院裁判對當事人的影響力,限制上訴數量;三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推廣應用。該法第278條規定強制性的“和解辯論”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訴訟在口頭辯論之前必須有一個善意和解的協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現代西方各國“簡易程序”名目各異,大致包括:(1)小額訴訟程序,適用范圍是以支付金錢為訴訟標的的案件;親自訴訟、口頭進行、非專業化;職權主義介入較多,注重調解;較低的訴訟費用標準;賦予當事人選擇權;法官的司法權和當事人程序保障權兩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當事人一般不允許反訴,原則上實行一審終審制。簡言之,小額訴訟與普通訴訟程序完全分離,小額訴訟程序與其說是一種訴訟程序,毋寧說是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2)大陸法系國家的“簡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簡化形態。(3)大陸法系用于分流金錢訴訟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國家用于分流形式性問題和程序性事項的即決判決程序和與之類似的“根據訴答狀作出的判決”及“作為法律事項的判決”。當然,各種簡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礎上根據或單一或多樣的不同價值取向進行設計的。20世紀,各法治國家圍繞著怎樣更好地保障社會成員利用司法的權利,掀起了接近正義運動的“三次浪潮”,從創立和完善訴訟周邊制度到現代型訴訟(擴散性利益司法保護)再到構建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ADR),糾紛解決的功能逐漸從法院向社會化的ADR轉移,形成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與訴訟之間一定意義上的“競爭”關系。指導ADR運動的兩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義指向ADR,從量上對訴訟進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從質的角度改善和緩和司法和訴訟的固有弊端。總體而言,ADR除了具有緩解訴訟壓力還有社會合作和自治的意義,并且對司法起著量的分流和質的改善的作用,不過正式的訴訟和非正式的ADR之間面臨著正式的程序正義和自由裁量的個別正義之間的適度平衡,ADR的運作及其對司法及法治的積極作用,從根本上只能是一個相對合理和不斷調整的過程。ADR的發展與司法改革的互動發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發展如簡易程序、小額程序、社區法院等,使法院承擔促進、協調和制約監督ADR職能,促進傳統訴訟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轉化,促進當事人在糾紛解決程序中的參與程度,以及改變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傳統思維方式等。無論是美國迅速發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國的民事司法以“盡可能避免訴訟”為基本目標的改革方案和ADR具體措施的逐步應用、德國的自治取向的起訴前調解前置,還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導建構而形成的司法與行政合一體制的管理型糾紛解決模式,都表現了ADR機制與訴訟制度的相互補充。

中國司法改革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于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法官、檢察官通常是由本級黨委組織部門或政府人事部門考察推薦，由本級人大選舉或者本級人大常委會任命的，上級司法機關雖然也可以參與一定意見，但是最終還是由地方黨政說了算。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干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準。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制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司法權地方化。我國憲法設定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領導下的“一府兩院”模式。事實上司法機關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機關的財政權和人事權受制于其他國家機關和組織。特別是由于地方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權力機關和地方黨政委,由此導致了司法權的地方化。

從財政上看,我國自1980年以來,基本上實行的是以“分灶吃飯”為主要內容的財政體制。這種財政體制雖然調動并刺激了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在某些領域或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但與此同時,在“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一方面我國的行政機關掌握著整個國家的財權,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必須由同級政府決定;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在裝備、辦公條件、辦案經費等方面會因各地經濟發展及財政收入狀況不同而大相徑庭。而且在職工住房、工資、福利待遇方面也會因地區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不一而出現大的差異。這樣一來,司法部門的經濟利益,司法人員的個人物質利益同地區經濟利益融為一體,息息相關。因此在這樣的經濟利益結構中,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在審理案件(尤其是經濟案件)執行判決時,都有一種基于部門和個人利益考慮的主觀愿望,希望本地當事人勝訴, 本地的企業正常經營、盈利、不虧損,本地銀行里的錢不被劃走。于是司法活動中違背法律規定,搶管轄、濫用職權、枉法裁判、偏袒本地當事人、不作司法協助等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地方司法機關除了在財政上依賴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還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黨委。在實踐中,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門擁有地方司法機關主要領導干部的推薦權或指派權。實際上是由同級黨委組織部門內定,通過同級人大履行一下選舉或任免手續。這種權力機構和權力隸屬、權力依賴關系,使得地方司法機關無力抗衡地方政權的權力干預,當然不可能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這就決定法院及法官在審判活動中只有與地方政權合作,才能正常開展工作。一些案件的處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堅持原則、秉公執法,頂撞了地方政權及其有關領導人,法院的經費來源就可能被切斷、砍掉,工作就無法開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職務及審判職位晉升就面臨威脅,甚至可能會被無端免職、調離、遭到政治上的打擊報復。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法院及法官違法濫用司法權,搞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確實有些迫不得已。可以這樣說,司法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只是在職能上分開了,但是在體制上依然是難舍難分的。這是司法機關無法充分實現憲法賦予的獨立行使司法權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權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現代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傳統和司法傳統的影響,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審判權與行政權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行政機關可以對行政事務進行積極而主動的干預,而法院則不應該采取主動的方式。法院是一個是非的判決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權利,不能到處出擊主動提供服務。但在現實中,我們的法院所承擔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職能。這是由于我們對法官和法院的職能定位以及權力運行特點并不十分清楚。這樣的局面主要是體制問題造成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法院就永遠擺脫不了“受制于人”的尷尬境地。

從法院的設置來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區劃的路子,這種體系無法擺脫司法和行政的各種關聯,產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從法院內部結構來看,法院從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體系是按行政官員的階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員甚至已經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衡量器。從法院內部上下級關系來看,不同層級的法院之間不是單純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而是具有行政意義上的上下級領導關系。上一級法院有權對下一級法院的工作進行指導,甚至對個案進行所謂“提前介入”的干預,而下一級法院主動就案件的判決向上一級法院請示匯報,這種關系為司法不公提供了溫床。這種司法體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導致當前我國審判不能真正獨立、公正以及司法腐敗的重要原因。

（三）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后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后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于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于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四））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準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準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于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制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干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雇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二、針對我國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并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后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愿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公正司法裁判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價值判斷。為此,建議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隊伍的素質:

第一,嚴格規范法官的輸送渠道與選拔條件,提高法官隊伍的資質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員進入法院;另一方面,要嚴把法院進入關。今后應明確規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專業的畢業生為法官的主要來源,無法律專業大專畢業以上學歷者不能作為法官的選拔對象。目前存在的復轉軍人和黨政機關分流人員進入司法機關的作法應當嚴加控制,盡快消除這種現象。對現有法官進行專業知識考試,合格者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資格,頒發法官資格證。對考試不合格者,堅決淘汰出法官隊伍。這樣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確保法官身份獨立的各種保障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這樣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敗,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與淘汰制度。健全對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業務知識和辦案質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質和職業道德。要以考核結果作為法官提職、晉級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據,真正實現能者上、庸者下,以激發法官隊伍的進取精神和自我約束意識,從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機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資、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職業的社會地位。法官職業極具創造性,是一種專業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職業,法官的職業活動是一種復雜勞動,社會應給予法官相應優厚的工資與福利待遇。這樣不僅有助于增強法官的職業責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權威的社會風尚,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應當具備的。

總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樹立正確的司法理念,積極探尋現代司法模式,以適應我國4 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干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四)改革合議制和審委會制,建立法官獨立審判制。法院嚴格、公正執法依賴于法官嚴格執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執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即法官享有獨立審理和裁決案件的權利,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決承擔全部責任。但“兩制”的實行情況往往是審判與裁決相分離,這種以取消法官獨立審判為特點的體制,消弱、虛化了司法責任制度,直接導致法官隊伍進取精神萎縮,政治、業務素質下降,從而與嚴格、公正執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遠。因此,必須改革完善這種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律規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發揮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的作用;二是強化合議庭的作用;三是審委會應把絕大部分案件的審判權下放給審判長和合議庭;四是認真落實審判責任制,真正做到權責的統一

(三)改革監督機制,強化司法監督。對司法權進行有效的監督,是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目前主要應當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強化此監督的首要任務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實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賦予國家權力機關對一定范圍內的案件具有準司法權。在國外,議會賦予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最高司法行政長官準司法權。當然,賦予國家權力機關準司法權,并不意味著國家權力機關替代司法機關,國家權力機關也沒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權時,應當把握一個“度”的問題。從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進行監督的角度上看,國家權力機關可以對下列案件行使準司法權:一是涉及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濫用權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機關以及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和司法訴訟錯案的賠償案件;二是對法律適用產生異議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釋的案件。這對于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制約監督,確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制約外,還要健全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在法院內部實行立、審、執“三分離”制度,即立案權、審判權、執行權分別由三個職能部門行使,三者之間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機制,避免由于權力的過分集中而失去制約。同時,要制訂、實行一系列監督制度:實行法官與當事人隔離制;改革現行陪審制,建立專家陪審制;建立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總之,對司法權的監督制約,不僅要建立一套監督機制,而且這套監督機制必須具備科學性、權威性和有效性。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

第四篇：司法制度畢業論文（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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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職業道德淺析

法官職業道德，是法官在行使審判權、履行審判職能的過程中或者從事與之相關的活動時，應當遵守的行為規范的總稱。法官職業道德是調節法官職業內部法官之間的關系以及法官與社會各方面關系的行為準則，是評價法官職業行為的善惡，榮辱的標準，對法官具有特殊的約束力。法官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對于確保司法公正，維護國家法律尊嚴至關重要。

在轉型的時期的中國，由于舊的社會規范機制正處于變動不居的整合過程中，人們對道德危機的憂慮也日漸深重。而市場 經濟 的興起更強化了全社會對誠信等道德規范的呼吁。因而，近幾年來，各行各業在各自職業道德的構筑方面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烈關注。正是在這些背景下，同時也因應法官職業特質不斷突顯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并以其作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

一、法官職業道德的特征：

（一）法官職業道德的主體是職業法官。

法官職業道德是法律職業道德體系中的一個分支。它以法官為約束對象，由于法官的中立地位、裁判職責和其他一些特殊要求，因而它與檢察官職業道德、律師職業道德有明顯的不同。

（二）法官職業道德規范的對象是法官職業行為及其各種社會活動。法官的基本職責是審判案件．因此法官職業道德約束的范圍主要是法官的審判活動。同時，由于法官的一些非職業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法官的形象，因此一些與法官的職業形象直接相關的非職業活動，也受到法官職業道德的約束。

（三）法官職業道德的核心內容是公正司法。

（四）除職業道德的具體規范外，法官的職業道德觀念也是其職業道德的重要部分。法官職業的本質特征在法官的職業道德中得到了體現，其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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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表現為行為準則、規范，而一些觀念性的要求則難以具體化，例如審判獨立、司法公正等。雖然一些具體的規范可以保障司法的獨立與公正，但對于法官來說，更重要的是牢固樹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理念，并時刻以此約束自己的行為。即便是最詳盡的行為準則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行為方式，但高尚的職業道德觀念可以使法官在任何時候都能明辨是非善惡。

二、我國法官職業道德的作用。

第一，法官職業道德是法官正確行使審判權，維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的重要保證。第二，法官職業道德是保證公正司法、提高辦案質量的必要條件。我國法官的根本任務就是認真辦理各類案件。法官在審理各類案件時，只有具備崇高的道德情操，公正司法，秉公辦案，客觀公正，才能保證案件質量，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第三，法官職業道德是法官提高自身修養和素質的重要保證。法官作為一個職業化的社會群體，被譽為公正的代名詞、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后防線。法官要承擔起維護社會公正的功能作用，必須不斷保持和提高自身修養和素質。第四，法官職業道德對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高公民法律意識和樹立現代法治觀念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三、法官職業道德的基本要素。

根據《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的規定，我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要素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保障司法公正。“公正”一詞包含公平、正義的含義，它是人類社會共同尊崇的價值追求，也是司法活動重要的價值目標。第二，提高司法效率。提高司法效率有多種途徑，如增加法官編制、加大裝備投入、提升法官業務能力、建立和完善各種管理考核制度等。第三，保持清正廉潔。法官職業是神圣的，但法官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種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觸犯某些人的私人利益。加之我國重人情輕法制的封建傳統文化思想還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訴訟中為當事人講話、說情、拉關系的現象仍很突出。第四，遵守司法禮儀。第五，加強自身修養。第六，約束業外活動。法官業外活動是指法官從事超出其司法職責范圍的一切活動的總稱，既包括法官工作日以外的活動，也包括法官在工作時間以內所做的與本職工作無關的事情。這一基本準則的核心是通過指導或限制法官的非職務活動來維護司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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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官至少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法官必須忠誠于國家，忠實于法律，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法官的權力由國家授予，是人民賦予，所以法官必須忠實為國家、為人民服務。法官行使司法權從根本上講要符合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要達到這樣的要求，歸根結底就是必須忠實于法律。法律是國家和人民意志的體現。一個法官，如果不能忠實于法律，而只是唯上、唯權、唯命從事，那他就根本不配做法官。第二，法官要具有良好的職業技能和豐富的學識。法官是一個特殊的職業群體，國家和社會對法官都有特別的專業技能要求。法官的職業技能，包括法律規范的熟知程度，法律思維與推理能力，掌握法律與運用法律的能力，邏輯思維以及較好的文化功底等。這諸多方面的職業技能的優劣，決定著法律運作過程及其結果的質量和效率，體現著法官的司法水平。第三，法官要有剛正不阿，清正廉潔的品格。法官的職責在于判斷是非，分清曲直，伸張正義，懲惡揚善。這一切不得不取決于法官自身的正直、清明、廉潔。第四，法官要具備勤勉敬業精神。

法官職業道德在中立性等方面有著與公眾道德不同的特點，這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法官職業活動中的道德沖突。例如很多時候公眾道德要求我們嫉惡如仇，而法官職業道德卻強調對訴訟各方（包括刑事被告）的平等對待。此外，移植于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在很多時候將面臨傳統道德觀念的挑戰，且往往“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當挑戰因傳統道德與職業道德的混淆而演化為對法官個人辦案的道德責難，就會動搖法官們依法辦案的信念。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越來越多的人將對財富的獲取視為個人人生價值的標尺時，如何避免這些觀念對法官職業道德體系的沖擊亦是重要課題。在這些方面，我們同樣需要社會公眾對法官職業特質的尊重和認同，甚至是一定情形下的寬容。同樣需要物質、制度和文化諸方面綜合的投入。

作為法官，是不是負責任，是不是有職業信仰和職業使命感，是不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將直接影響到當事人權利的實現，影響法官的形象，影響法官職業的信譽和生命，最終影響公正司法的實現。法官只有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開拓創新、忠于職守、勤奮工作，才能保障司法職責的正常履行。隨著我國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的不斷完善，我國的法官職業道德水準將不斷

裝

訂

處

提高，一支職業道德高尚的、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將逐步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貢獻其力量。

參考文獻：

[1]：《 現代 漢語詞典》 商務印書館 1998年版 P259 [2]：《建立違反法官職業道德的懲戒程序》黃天優人民法院報 2002年8月31日第3版。

[3]：《具體法治》賀衛方 法律出版社 2002年出版 P16

第五篇：日本司法制度

日本司法制度

普通法院

司法制度

行政法院

近代日本司法制度在《明治憲法》頒布后正式確立：

（1）法院實行四級三審

（2）法院由區法院、地方法院、控訴法院和大審院組成二戰以后，日本于1947年先后頒布《法院法》和《檢察廳法》廢除明治憲法體制下設立的行政法院和特別法院，實行單一的法院體系，將法院分為五級：

（1）最高法院

（2）高等法院

（3）地方法院

（4）家庭法院

（5）簡易法院

檢察廳分為：

（1）最高檢察廳

（2）高等檢察廳

（3）地方檢察廳

（4）區檢察廳

法曹三者：律師、法官、檢察官

民事訴訟制度：日本政府效仿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起草新的民事訴訟法典，1884年聘請德國法學家泰哈喔幫助起草，1890年新的《民事訴訟法典》頒布，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