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中國特色司法制度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幾點認識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我們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進程中，很早就認識到法治的重要性并越來越重視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既是我國經濟社會建設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發展最快的時期。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作用日益彰顯。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及其優越性，對于堅定廣大干警的理想信念，履行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捍衛者的職責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科學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以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為指導，立足中國國情，在認真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成功經驗，科學借鑒人類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司法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創立和發展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探索歷程，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與集體智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和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偉大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實踐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人類法治文明發展史上的偉大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一個科學系統，不僅包括一系列獨具中國特色的司法規范、司法組織、司法機構、司法程序、司法機制、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力資源體系，而且包括獨具中國特色的司法理念、司法理論、司法政策、司法文化、司法保障等豐富內容。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經過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已經建成。突出表現在司法制度機制逐步健全，司法組織體系逐步完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逐步合理，司法功能不斷拓展，司法程序不斷完善，司法行為不斷規范，司法條件不斷改善，隊伍素質不斷提高，司法改革深入推進，等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具體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主要由以下四個方面的體系構成。一是司法規范體系。包括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司法組織以及規范司法活動的各種法律規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自然包括我國法律體系中關于司法制度的法律規范體系也已經形成。如我國憲法中關于司法制度的規范，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官法中關于司法制度的規范，以及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中關于司法程序的規范等。二是司法組織體系。黨和國家非常重視司法組織體系或系統建設，司法組織體系和相關組織體系已經建成并不斷完善。

司法組織體系主要指審判組織體系和檢察組織體系。同時，其他組織體系如公安組織體系、國家安全組織體系、司法行政組織體系、國家海關組織體系等，也行使部分司法職能。司法組織體系和相關組織體系，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政法組織系統。三是司法制度體系。各項司法制度既是司法機關明確職責分工和履行司法職能的平臺，也是監督和規范司法行為的基本規則。我國各項司法制度已經比較完善并基本適應司法實踐需要，主要包括六大制度，即偵查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監獄制度、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等。還有人民調解制度、人民陪審制度、死刑復核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解釋制度以及案例指導制度等，都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四是司法人員管理體系。我國的司法人員是指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及輔助人員。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和教育培訓，各系統的司法人員隊伍數量不斷擴大，素質不斷提高，分類日益科學。不僅有法官、檢察官和人民警察等司法人員系列，也有書記員、司法警察、工勤人員、行政管理人員等司法輔助人員系列，還有人民陪審員、律師、公證員、司法鑒定人、仲裁員、人民調解員等法律工作者系列，等等。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特色，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司法工作中，就是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踐反復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事業至上，才能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才能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正確的政治方向，實現人民掌握司法、應用司法，順利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核心的價值追求。我國的司法是人民司法，司法權來自人民，屬于人民。各項司法制度都是由人民在司法實踐中創造、確定的，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司法必須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為人民司法，靠人民司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與一切剝削階級司法制度最本質的區別，也是這一司法制度能夠始終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的根本原因。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賦予了鮮明的時代內涵，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改革發展與完善提供了歷史機遇，確立了歷史使命和奮斗目標。深入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就能夠為實現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特色，決定了這一制度具有無可比擬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完全適應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總體要求相適應，有力地保障與促進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和時代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為人民司法，靠人民司法，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保障人民群眾的真正參與，是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支持擁護、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司法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改革創新、自我完善的品質，注重借鑒歷史上一切對我有益的司法文明成果，吸收當今世界其他國家司法制度的成功經驗，積極利用不同法系國家、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司法制度中的諸多長處，是秉持開放精神、博采他人之長的司法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有效協調性，既能夠各司其職、相互制約、依法行使職權，確保公正高效處理案件，實現公平正義，又能夠集中力量共同研究司法體制改革、司法政策制定和司法解釋中的重大問題，形成有效解決和妥善處理復雜司法問題的合力，積極主動地服務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人類法治文明和司法制度中的優秀成果，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自我完善和自主創新的能力，不斷改革、適時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基本途徑。我國現階段的司法制度總體上是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但在體制、機制等方面，尚存在一些不適應不完善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自身優越性的充分發揮，與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和期待還存在著差距。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司法體制改革工作，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了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原則要求，并于2004年和2008年分別轉

發了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和《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這兩個《意見》從多方面對司法體制改革進行了明確部署。為貫徹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99年、2005年和2009年下發了3個司法改革綱要，實施了119項司法改革舉措，取得了明顯成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與資本主義司法制度在本質上的不同，決定了我國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的性質，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現行司法制度的否定和對西方國家司法制度的追仿。推進司法體制機制改革，一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司法體制機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要有利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二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這是我們推進司法體制機制改革、謀劃司法發展完善的根本依據和要求。要深入研究、大膽繼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中的優秀成果，大力弘揚我們黨在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進程中積累的寶貴司法經驗，同時注重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特別是注重研究借鑒新時期國外司法體制的新發展和新理念，但決不搞一切向西方看齊或者照搬西方模式。三要以滿足人民的司法需求為根本出發點。司法體制機制改革要堅持群眾路線，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充分傾聽人民群眾呼聲，真正體現人民群眾意愿；要注重改革實效，著眼于解決司法實踐中影響司法公正的突出問題，著眼于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始終堅持改革的效果由人民群眾來評價，改革的成果由人民群眾共享。四要堅持依法有序進行。要堅持積極穩妥、循序漸進、自上而下、總體規劃、分步推進的原則，充分調動各級司法機關和廣大司法工作者參與司法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同時又要防止各自為戰、政出多門、自行其是，確保司法體制改革方向正確、決策科學、措施協調、人民滿意。當前，司法改革要突出重點，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完成中央確定的改革重點任務，做好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隊伍建設、司法保障體制等改革項目的調研、論證和實施。要深入研究如何通過發揮我國司法制度的優越性來切實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四、人民法院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專政機關，審判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十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在黨的堅強領導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同呼吸、共命運，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充分發揮審判職能，積極履行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神圣使命。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法院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在思想建設、組織機構建設、制度建設、隊伍建設、物質保障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就。當前，人民法院既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嚴峻挑戰，人民法院隊伍的司法理念、司法作風、司法能力與黨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還有差距，人民法院服務科學發展和實現自身科學發展的要求越來越高。

2008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堅持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密切聯系審判工作實際，著力推進司法理念創新：在開展黨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大學習、大討論活動中，將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確立為人民法院工作指導思想，切實解決人民法院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堅持什么理論體系、朝著什么目標前進的原則性、根本性、方向性問題；在認真總結幾十年來人民司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將“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確立為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進一步明確司法與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關系，深化對人民法院、人民法官人民性的認識，切實解決權從何來、為誰司

法、靠誰司法的思想認識問題；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提出“從嚴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強院”的人民法院建設方針，統一對實現人民法院科學發展的認識；在全面加強法院干部隊伍建設、深入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活動中，提出“公正、廉潔、為民”的司法核心價值觀，進一步提升人民法官的精神境界，明確廣大法官的價值追求；在對“人民內部矛盾凸顯期”進行全面深入社會調查分析的基礎上，為更好發揮審判工作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提出“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審判工作原則，強化和諧司法的理念，更好地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司法保障，提出“能動司法”理念，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本質和規律，深化對人民司法功能的認識，拓寬人民法院的工作視野，等等。這些理念和觀點對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促進公正司法、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發揮了重要作用。

面對復雜嚴峻的形勢和繁重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堅定理想信念，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和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建設和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學習，弘揚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和求真務實的實干精神，把握機遇，應對挑戰，促進人民法院科學發展。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學習，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認識，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感情認同、實踐認同，做到真學、真懂、真信、真用。（作者：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王勝俊）

（原載《求是》雜志2011年第5期）

第二篇：堅持中國特色司法制度 創新社會管理水平2

堅持中國特色司法制度

創新社會管理水平

一、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1、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初步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在幾千年傳統司法制度演繹積累乃至清末修律移植以及民國司法制度變遷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有著久遠的中華法系淵源與深厚的傳統法律文化根基。

在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新形勢下，對于傳統司法制度有必要加以理性的審視與評判，對于清末修律乃至民國司法制度變遷帶給當代司法制度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正是清末以修律大臣沈家本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所進行的大規模的修律運動，開啟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進程；正是清末司法制度的移植，奠定了近現代中國司法制度的大陸法系框架；正是民國司法制度的不斷變遷，通過引進和借鑒，形成了現代的一些主要司法概念、司法觀念、司法原則及其相關司法制度；正是這些移植與變遷而來的司法制度，至少在法律文化和立法技術的層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作了堅實的鋪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年代的司法實踐中即已見端倪，從那時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先后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年代、建國初期、反右運動至“文革”期間、改革開放后至黨的十五大期間、十五大至今五個重要發展階段，由此較為漫長歲月的洗禮，真正意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基本形成。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年代，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并創建的新型司法制度經歷了革命的實踐與探索。伴隨中華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中華蘇維埃司法制度自成體系發展至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時期，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代表的體現群眾路線的審判作風、人民陪審制和人民調解制等人民司法、大眾司法的新形式，成為邊區司法一道亮麗的風景線；1942年5月至1943年12月，陜甘寧邊區還曾進行過我黨歷史上首次司法改革的嘗試，由此次司法改革所引發的思想觀念上的激烈碰撞，對于我們今天所進行的司法改革仍有著極大的啟發價值；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六法全書”被廢除，人民司法觀念與制度獲得發展。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經由對革命戰爭年代司法經驗的總結以及對蘇聯司法制度的靈活借鑒，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逐步建立并初具規模。1952年8月至1953年4月，全國司法機關還開展過建國以來的首次司法改革運動，以便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作風上保持和提高人民司法的純潔性；伴隨1954年憲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頒布，由統一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所派生的“一府兩院”制基本形成。

在反右運動至“文革”期間，剛剛建立起來并獲得初步發展的人民司法制度遭受了停滯與破壞。1957年下半年，黨內開始出現了“左”的思潮，“反右”斗爭出現擴大化，法律虛無主義盛行一時，一些關于法律、法制和法治的正確主張，被錯誤地作為右派言論來批判，許多建國初期從蘇聯引進的司法原則也遭到否定，許多司法審判活動為群眾運動所取代；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隨后公、檢、法被砸爛，各級司法機關被造反派組織奪權，人民法院職權為群眾專政指揮部、軍管會代表和革命委員會人保組所取代，檢察制度甚至一度被實際廢除，正常司法程序被徹底否定，全國基本停止正常的執法和司法活動；1975年憲法有關審判的制度只字未提，并進一步明確取消了檢察機關的設置，取消了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及陪審、公開審判和辯護等司法原則，該部憲法給當代中國司法制度帶來的顯然是倒退。

在實行改革開放至黨的十五大期間，黨和國家在各個領域進行了撥亂反正，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走上了健康、快速的發展軌道，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開始恢復與重建。1978年憲法規定在國家體制中重建停滯近十年的檢察機關，恢復設立人民檢察院；1982年憲法明確人民法院為國家審判機關，人民檢察院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均應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此后1988年、1993年先后兩次修改憲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一府兩院”體制得以堅持。從實行改革開放到黨的十五大召開的近20年間，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民主與法制建設工作，在大力推進法制建設的進程中，許多重要的基本法律相繼制定實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基本相適應的司法制度亦處于日漸完善之中。

2、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探索與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我國的司法體制也開始了深度改革，十六大尤其是十七大以來，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政法機關和各有關部門密切配合，精心組織，周密部署，持續推進，展開了一場復雜艱巨、波瀾壯闊的改革：

（1）以強化法律監督職能和加強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為重點，最高人民檢察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

針對訴訟活動中的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現象，檢察機關通過建立和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工作機制，開展量刑建議試點，改革和完善對刑罰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制度，建立刑罰變更執行同步監督機制，完善超期羈押責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舉措，加強法律監督，維護司法公正。

針對檢察執法關鍵環節，檢察機關通過健全舉報機制、完善接受人大和社會各界監督機制、建立和推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等一系列舉措，建立健全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執法公信力。

（2）全國公安機關積極推進矛盾糾紛排查、規范執法、執法監督等工作機制改革，有效維護了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起，全國１９０多萬公安民警進村入戶，開展“大走訪”愛民實踐活動，為群眾和企業解決實際困難－－從大接訪到大走訪，公安機關近年來深化矛盾糾紛排查機制建設，密切聯系群眾，做人民群眾的貼心人。

從制定《公安機關執法細則》等一大批規范，到狠抓交警、消防等重點執法環節的規范化建設，從全面開展執法管理體系建設，到構建大教育、大培訓體系，公安機關逐步深化規范執法機制建設，不斷提高執法能力和公信力。

全面開展執法質量考評、深化警務督察工作、加強看守所監督工作……執法監督機制的建設成為公安機關深化改革的重點，有效杜絕和減少了執法突出問題的發生。

適應維護社會穩定和有效保護公民合法權益需要，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力度，推出律師代理案件、全面實行聆詢、縮短勞教期限、擴大所外執行范圍、加強檢察監督等舉措。

（3）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穩步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行政制度不斷完善。

改革完善律師制度，明確了律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的新定位；推進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的試點工作；推進律師收費制度改革；修訂律師法等法律規章……２００３年以來，律師制度改革穩步推進。

法律援助是現代社會法治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推出法律援助便民利民１０項措施，不斷加大法律援助財政支持力度……各地根據改革要求，努力促進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化、規范化。

監獄管理、社區矯正、司法考試……過去幾年里，這些領域的改革也都穩步推進，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司法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始終以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和影響司法公正的關鍵環節入手：

人民群眾“告狀難”曾是困擾法院工作的難題。立案大廳的建立，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重要途徑。截至目前，全國已有３２８個中級法院、２３０８個市縣區人民法院建立立案大廳，分別達到８１．２％和７４．２％。“柜臺式”作業、法官著裝掛牌……群眾稱贊：“走進一個廳，手續全辦清，公開又公正，方便又輕松。”

“執行難”是個老大難問題。近年來，法院推進執行體制改革，與有關部門一道開展集中清理執行積案活動以來，全國法院共執結有財產積案３３萬多件，執結標的額約３４３０億元，因案件未能執行引發的信訪案件大幅減少。

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因素。８年多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建立了訊問嫌疑人同步錄音錄像制度，檢察機關還通過健全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工作機制以及完善當事人權利告知制度等，改革和完善對偵查活動的法律監督機制，遏制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

針對職務犯罪案件由同一檢察機關同時行使偵查、逮捕、起訴權造成權力集中、監督弱化的問題，２００９年９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下發《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規定（試行）》。逮捕審查的提級，使職務犯罪案件的處理更加趨向公平公正。

職務犯罪偵查活動中超范圍扣押凍結款物，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之一。針對于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人民檢察院扣押凍結款物工作規定》，還于２００９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專項檢查，對２００４年以來已辦結的職務犯罪案件進行全面檢查，糾正了一批違規違法問題。

執法為民貫穿公安機關工作機制改革的全過程。公安機關進一步建立便民利民新機制。規范派出所等窗口單位服務，推進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２“三臺合一”；深化出入境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公民再出國限制，推進“陽光審批辦法”；交通管理由“以嚴為主、重在管理”轉變為“以人為本、突出服務”；提供網上辦事服務，推行流動人口“一站式”服務，簡化戶口申辦手續，實行居住證制度，叫響了“群眾放假我加班，群眾辦證我在崗”的口號。

二、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什么是我們的特色，我們的特色在哪里？很多專家學者進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這既是一個法治問題也是一個原則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我認為首要的特色還是它的政治特色，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正常的司法活動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定紛止爭，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約束公共權力。其次，是我國實行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根本的政治制度，我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國家立法機關更重要的是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由它產生，向它負責，受它監督，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下實行一府兩院制，這與西方三權分立是完全不一樣的。第三，就是把檢察機關設置成與法院平行的司法機構，并賦予其法律監督的職責，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實現全民監督制約機制的一種探索，這與很多國家把檢察機關作為三權分立機關，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的附屬機構也是非常不同的。第四，是我國社會發展階段的特色，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們的人均財富在世界排名100名以后，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還沒有滿足廣大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全民受教育水平，特別是整體的法制觀念，距離法治社會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實行法治，我們面臨著很多國家沒有遇到過的問題。第五，是我們的法治與司法建設面臨著一些考驗，一方面要警惕西方文化的侵略和擴張，在這個前提下，洋為中用沒有問題；另一方面我們要同封建專制主義做斗爭，這也是我國法治建設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與資本主義司法制度在本質上的不同，決定了我國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的性質，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現行司法制度的否定和對西方國家司法制度的追仿。推進司法體制機制改革，一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司法體制機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要有利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二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這是我們推進司法體制機制改革、謀劃司法發展完善的根本依據和要求。要深入研究、大膽繼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中的優秀成果，大力弘揚我們黨在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進程中積累的寶貴司法經驗，同時注重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特別是注重研究借鑒新時期國外司法體制的新發展和新理念，但決不搞一切向西方看齊或者照搬西方模式。三要以滿足人民的司法需求為根本出發點。司法體制機制改革要堅持群眾路線，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充分傾聽人民群眾呼聲，真正體現人民群眾意愿；要注重改革實效，著眼于解決司法實踐中影響司法公正的突出問題，著眼于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始終堅持改革的效果由人民群眾來評價，改革的成果由人民群眾共享。四要堅持依法有序進行。要堅持積極穩妥、循序漸進、自上而下、總體規劃、分步推進的原則，充分調動各級司法機關和廣大司法工作者參與司法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同時又要防止各自為戰、政出多門、自行其是，確保司法體制改革方向正確、決策科學、措施協調、人民滿意。

在這樣的特色和原則下，我們的司法制度有了它自己的內涵：有些自一開始便已形成并不斷發展與完善，有些則是長期司法實踐與探索的結果，有些則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還有些則是在近些年來的司法實踐中所形成，主要集中在司法定位、司法架構、司法運行、司法功能、司法方式、司法為民、司法隊伍、司法政治等八個方面。

在我國司法定位之特色下，我國司法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系由國家權力機關所派生；法、檢兩家法律地位并重，但檢察院對法院的訴訟活動依法負有監督之責；此外我國的司法并不享有違憲審查的權力，所有這些與西方“三權分立”、司法制衡議會與行政，以及法檢兩家并非并列并重的一般司法定位特點，均有著顯著的不同。

在我國司法架構之特色下，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各自分設并自成體系，且檢察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亦分別單設，即實行所謂“審檢分設”、“檢行分離”的基本架構模式，以及司法機關設置體系相對單一，法院采用四級兩審終審制等，與西方審檢合署或檢行一體化的司法架構模式，以及審判機關設置體系較為復雜多樣、普遍采用三審終審制等比較，不僅特色鮮明，而且亦與我國國情相符。

在我國司法運行之特色下，外部運行上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內部運行上實行民主集中制，系統運行上建立必要的監督指導制度和案件請示制度，雖保留死刑但實行嚴格的核準制，且運行效果評價上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這些注重司法配合與制衡以及發揮集體智慧、慎重司法的特色，為西方司法所缺乏。

在我國司法功能之特色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擁有就一般法律適用問題制定司法解釋的權力，這是我國法制建設現實的需要，在世界各國并不多見；而注重發揮案例的指導功能，與英美法上判例法之司法功能亦實質不同；尤其是我國司法始終注重將各項具體司法活動與法律宣傳教育結合起來，這在西方基于純粹的司法中立、被動、消極等所謂司法特性顧慮下是很難做到或實現的。

在我國司法方式之特色下，刑事審判注重“寬嚴相濟”，民事審判注重“調判結合”，以及大力推動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仲裁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銜接并舉的工作格局，還有將司法活動與社會綜合治理緊密銜接等，所有這些正日益成為中國司法的顯著特色所在。

在我國司法為民之特色下，堅持走群眾路線，實行就地辦案、巡回審判和人民陪審制，使司法盡可能地貼近群眾并依靠群眾司法；十分注重便民訴訟，處處體現司法為民，最大限度地方便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并減輕當事人訴累；高度重視群眾申訴與再審申請，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為人民司法，已經成為我國人民司法制度最為根本的特色所在。

在我國司法隊伍之特色下，堅持司法職業資格一體化的主流發展方向，同時注重司法專業化與司法大眾化相結合，在制度設計上讓普通民眾有更多機會知曉司法、參與司法、監督司法，實現司法民主。實行法官、檢察官公務員制，實行必要的司法崗位津貼與待遇保障制，實行嚴格的職業紀律，實行職業責任追究，但不實行司法職業高薪制，不實行司法職業任期終身制，不實行司法責任追究彈劾制，這與我國現階段國情、與我國普遍社會觀念，以及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更相吻合。

在我國司法政治之特色下，堅持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堅持司法始終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是我國司法機關不能動搖的政治原則，對此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在當代各國均采取政黨政治模式、政黨作為國家政權體系骨架和國家政治生活核心的普遍現象下，司法作為國家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決不可能處于真空絕緣狀態，也不可能完全擺脫政黨政治的影響。綜觀西方各國政黨與司法制度，其實也不難發現其政黨與司法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只是由于各國政黨歷史發展的不同狀況，所謂政黨對司法的影響，總是在各黨派爭奪的夾縫中呈現出互為交錯的狀態。

三、堅持中國特色司法制度

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以司法創新促進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人民群眾滿意的司法服務。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營造良好社會環境。這一根本目的，正是我國司法機關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捍衛者的基本追求。司法的自身稟賦和固有功能，使其成為實現社會管理機制科學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

司法是社會管理機制的重要環節。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完成這些任務，需要綜合運用多種社會管理手段，而司法在其中具有獨特作用。司法是維護人民群眾權益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群眾尋求公正最后的制度化途徑，同時在社會管理中又是最具國家強制力的方式。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依法追訴和懲治犯罪，保障人權和公民各種合法權益，審理和裁決糾紛沖突，解決刑事、民事、行政訴訟中的紛爭矛盾，監督有關國家機關依法辦事，本身就是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公正的過程，也是直接參與社會管理的過程。同時，司法活動將法律條文中所蘊含的一般的、抽象的公平正義精神貫徹到每個具體案件的處理中，體現司法公信，有助于在全社會樹立法治信仰，進而提高社會管理品質、降低社會管理成本。因此，司法是通過法治途徑實現社會管理的重要渠道，是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司法是實現社會管理機制科學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司法能夠通過確認、保護、監督、制約等功能，為社會管理任務的完成和有關社會管理主體依法履行職責提供公正、有效的法律保障。司法機關通過妥善處理各類行政訴訟案件，依法確認和維護合法行政行為，支持有關部門有效履行社會管理職能；對違法行政行為予以撤銷、變更等，促使行政機關加強和改進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依法管理社會事務。司法機關通過對社會管理過程中出現的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予以查處懲治，促進社會管理中有關機關依法行政、勤政廉政，保障國家權力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司法活動還有利于促進相關部門和組織特別是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機構以及法律授權的社會組織依法有效地實施社會管理，減少和破除地方與部門保護主義，保障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司法參與社會管理是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的必然要求。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較高的社會，必然是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較高的社會。在法治社會，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不僅要求有完備的社會管理方面的立法，而且要求社會成員切實遵守相關法律，要求有關管理主體依法行使管理職權，要求司法機關依法介入社會管理。司法的中立性、統一性、專業性、公開性以及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等稟賦，使其在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具有其他社會管理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優勢。這樣的功能和優勢，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

司法是國家特定機關依據法定職權和程序，具體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司法機關通過解決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秩序、引導民眾行為、監督制約權力、制定司法解釋和政策等，為完成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發揮應有的作用：

1、解決矛盾糾紛。法治社會中的司法是解決矛盾糾紛的最后選擇，人們一般是在通過其他途徑無法解決矛盾糾紛的時候才訴諸司法。司法機關應結合辦理的案件，研究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通過司法途徑定紛止爭、化解矛盾。在司法工作中，對輕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訴案件、涉法信訪案件，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根據調解情況再依法作出處理，努力促進當事人和解息訴。同時，注重司法效率，當判則判，及時解決紛爭，實現案結事了。

2、維護社會秩序。司法機關通過依法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危害社會治安和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維護公民依法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環境。

3、引導民眾行為。司法機關通過準確公正地適用法律，規范和引導民眾行為，強化和實現法律的規范作用。在司法工作中，應注意教育疏導、析法明理，理順民眾情緒，引導民眾依法理性表達訴求。通過理性、平和、文明、規范的司法活動，對民眾行為施加影響，促使其接受社會主流思想觀念與核心價值觀，抑制其從事反社會行為的思想動機。

4、監督制約權力。社會管理中的有關活動應當符合法律規定，社會管理主體的職權行為應當受到監督。對于違反社會管理法律法規的行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和組織可以依法提出司法救濟。對于社會管理中的職務犯罪，司法機關應當依法追究。

5、制定司法解釋和政策。最高司法機關可以對司法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作出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還可以根據需要制定相應的司法政策，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的實施意見》等。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對于促進社會管理科學化和法治化具有積極意義。

第三篇：司法制度

社區矯正工作紀律

為保證社區矯正工作的依法、規范運行，維護社區矯正工作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合法性，最大限度發揮社區矯正工作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作用，根據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及相關法律、法規之規定，結合實際，制定如下工作紀律：

一、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以及社區矯正工作的規范性文件，自覺接受社區矯正工作

機構的指導管理、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和群眾的社會監督。

二、嚴格規范自己的行為，務必做到依法矯正，育人為本；愛崗敬業，恪守職守；廉潔

自律，務實創新；舉止文明，儀容端正。

三、遇有特殊情況、問題或重大事宜，及時反映和上報，不得瞞報、遲報；對矯正人員

提出、反映的問題及時解答和處理，不得推諉、懈怠。

四、開展社區矯正做到依法規范“八不準”：

（一）不準玩忽職守，泄露社區矯正工作秘密；

（二）不準濫用職權，弄虛作假；

（三）不準隱瞞案情，包庇矯正人員違法犯罪；

（四）不準體罰、虐待矯正人員；

（五）不準侮辱矯正人員人格；

（六）不準非法剝奪矯正人員的人身自由；

（七）不準非法搜集矯正人員的身體、物品和住所；

（八）不準在工作期間飲酒；

五、開展社區矯正人員做到廉潔自律“五嚴禁”：

（一）嚴禁利用矯正人員從事營利性的活動或者牟取其他利益；

（二）嚴禁向矯正人員及其家屬索取財物，謀取私利；

（三）嚴禁收受矯正人員及其家屬的賄賂和饋贈；

（四）嚴禁非法將矯正工作人員的監管權交予他人行使；

（五）嚴禁違規設立名目，向矯正人員收取費用；

六、違反規定，觸犯黨紀、政紀的，依照黨紀政紀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四篇：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工作的宗旨和任務是依照法律保護全體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權益，保護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依照法律懲罰少數犯罪分子。

司法制度是指司法機關及其他的司法性組織的性質、任務、組織體系、組織與活動的原則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規范的總稱。我國的司法制度是一整套嚴密的人民司法制度體系，包括偵查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監獄制度、仲裁制度、司法行政管理制度、調解制度、律師制度、公證制度、國家賠償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有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為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級人民檢察院負責。

第五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論基礎比較

司法制度是指國家體系中司法機關及其他的司法性組織的性質、任務、組織體系、組織與活動的原則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規范的總稱。

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權分立”理論基礎之上的，“三權分立”理論以權力分立和制衡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分開、并立，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由此形成了獨立的司法制度。盡管西方各國的法律規范不盡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共同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司法機關的地位獨立。司法機關的設置、權限、活動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機關和個人都無權改變或撤銷。而且，司法機關的經費包括人員工資和活動經費按照法律規定實行預算單列，由國庫直接撥付。第二，司法活動獨立。司法機關按照法律規定，依照法定程序獨立行使司法權，自主進行司法活動，其他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或個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權或干預司法審判活動。而且，一個法院的審判活動不受另一個法院的干涉。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不當判決，也只能依據上述程序進行變更。第三，法官獨立。西方各國一般都以法律規定法官職務終身制。法官一經法定程序任命，非經彈劾，不得被免職、撤職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審判活動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國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論基礎是“議行合一”，即決定和執行國家重大事務的權力由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國家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我國的司法機關雖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但是這種獨立不是絕對的，它最終要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人民代表大會主要是對審判、檢察機關和司法人員公正司法的情況進行監督，受理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的申訴和對司法人員的控告，督促他們依法辦理。

二、組織體系比較

中西方司法機關組織體系的構成存在明顯差異。西方國家的司法機關組織體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組織構成，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嚴格地說，不是司法機關。就中國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律師組織、公證組織、仲裁機構等組織統一構成我國的司法組織體系。

就法院組織體系而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級制，只有少數國家是四級制(如英國)；西方國家在普通法院之外，還設有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稅務法院、專利權法院等等專門法院(如美國)；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州法院與聯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組織體系，互不隸屬。而在中國，法院體制實行單一制，上下級法院之間存在嚴格的控制關系，并設有軍事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全國還普遍設立了人民法庭，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

此外，在檢察機關的組織構成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也存在較大差異。西方國家的檢察機關不是獨立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它通常附設于法院中(如法國)；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則隸屬于行政機構系統(如美國)。而在中國，檢察機關與法院、行政機關并立，從中央到地方分四級設置，并可根據工作需要設置派出機構。

三、審判制度比較

審判制度也稱法院制度，是審判機關適用法律過程中的一系列有關組織和活動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設置、審判組織、法官、審判原則、審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為國家審判權的行使者，法官如何運用法律，如何正確地實施法律，直接影響審判工作的質量，影響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國都對法官的資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嚴格而明確的規定。

1．法官的任職資格。即對法官在業務、政治和道德素質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國家對法官的任職資格要求較高。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首先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并且從事律師工作若干年，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如英國的上訴法院法官從執業15年以上的辯護律師中選擇，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辯護律師經歷。在政治素質上，西方國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義上禁止參加政治活動，在道德素質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會評價，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依據我國05年制定的法官法，擔任法官同樣必須具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在政治素質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堅定性，即忠于憲法，擁護憲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道德素質上，必須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秉公執法，公正廉潔，作風正派。

2．法官的任免與任期。西方各國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產生，主要有任命、選舉兩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法官由國家元首或議會或政府首腦任命產生，如美國聯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統中，加利福尼亞、弗吉尼亞等洲的法官由州長或州議會任命。而美國絕大數州法院的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有28個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4個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機關選舉產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數國家實行法官終身任期制。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的法官都是終身任職。有的國家雖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為六年，但可以連任，沒有任期限制，實際上有名望的法官幾乎是終身任職。[1]

中國法官的任免權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掌握。除了法院院長由選舉產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產生；除了法院院長有任期限制(每屆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但不超過二屆)，其他法官均可終身任職，“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處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從職業、身份、工資、人身等方面對法官履行職責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國家強調司法獨立，而司法獨立的表現就是“法官獨立”。為保證法官獨立行使職權，各國都規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內容有：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適當的影響，只服從法律；專職法官任期終身制，即使實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較長。法官非經彈動，不得被免職、撤職或提前退休；實行高薪制。除工資外，還有崗位津貼等，并有退休金、撫恤金、殘疾金；此外，還不同程度地規定了免責特權，即法官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條件下，對于其履行法官職務中的有關事務，享有不受訴訟及不出庭作證的權利。只有在構成法律規定的罪行時(如德國，故意枉法罪)才負法律責任。實踐證明，西方對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國法官法同樣對法官履行職責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審理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執行國家公職人員統一的福利保險等政策和定期增資制度；法官的人身權受法律保護。在為法官提供保障機制的同時，不少國家也提供了制約機制。西方國家主要對構成主觀故意的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責任，而我國法官法也對法官的懲戒作了具體規定。這種法官在享有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判承擔責任，體現了權利與責任的統一。盡管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依法履行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并且從人身身份、工資等方面規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仍然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很難做到獨立行使職權。例如，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審判權的主體，還包括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在處理與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關系時，法官的獨立不可能是絕對的，獨立的程度多少取決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證了司法公正，是否體現了法的正義，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審判方式

在審判方式上，西方國家實行兩種不同的原則。英美法系國家一般實行四級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當事人主義的審判模式。在庭審中，強調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斷，是消極的“仲裁者”，舉證責任由起訴方承擔，特別重視證據法。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庭審的作用極大。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庭審過程中，法官處于主導地位、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地位相對弱化，在刑事訴訟中。雖然規定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但控方為國家檢察機關，控辯雙方自然不持衡。

中國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采取類似于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檢、法機關在刑訴中分工負責、相互配臺、相互制約，檢察機關不僅是公訴機關，更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居于審判主導地位，控訴雙方職能相對弱化。法官在法庭調查中成了主要舉證人，可主動調查取證，不受起訴方證據的限制；而且在開庭前，受理案件后即進八實質審判階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當今的司法改革有三個發展趨勢：第一，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開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識、宗教沖突和本土文化興起；第三，貿易自由化使各國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國外的法學知識對中國的影響也日益廣泛。中國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中國司法改革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因素占主導地位；第二，職業主義的興起是過去10年最令人矚目的現象；第三，外來知識持續引入，但不斷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卻，表現在：訴諸人心的觀念、官方權力的過分依賴及后現代法學思潮的影響。

國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與效率兼顧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動追求的兩個基本目標

在刑事司法領域,世界各國解決訴訟遲延問題的舉措是簡化訴訟程序,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規定舉證期限和審判期限。首先是簡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國的辯訴交易,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實行的處刑命令,各國刑事程序中的簡易裁判程序。其次是減少訴訟環節,如英美等國的罪狀認否程序,常常導致法官直接定罪和處刑,從而簡略了組織陪審團進行聽證和辯論程序。最后是對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決程序、少年案件程序。當然這些都是在堅持公正的前提下進行的。在民事司法領域,作為訴訟超級大國的美國主要面臨訴訟案件數量大幅度增加和訴訟費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對法院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過了世界第一部專門的ADR立法《替代性糾紛解決法》,規定聯邦地區法院應當允許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國,民事訴訟證據開示程序、審前會議、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國的法官已從超然裁判者,轉變為類似于行政人員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國,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以有限的資源投入在較合理的時間內處理好不斷增加的訴訟案件。德國《民事訴訟法》自1877年頒行以來,已經進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幾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內容主要是簡化程序,加快訴訟的進程,加大審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簡化與加快訴訟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簡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英國, 20世紀90年代的民事訴訟改革以“接近正義”為目標,在負責這項改革的沃爾夫勛爵發表的《接近正義》中期報告(1995)和最終報告(1996)的基礎上,英國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訴訟規則》,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該規則共進行了46次修改。針對程序復雜、耗費較大、訴訟拖延等方面弊端,沃爾夫勛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則以及新的分配正義訴訟哲學主張,都體現在英國新《民事訴訟規則》中。

二、司法民主化與專業化并進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國的一個共通的特點。例如,在日本,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規則》。根據日本司法改革的進程,上述立法確立的裁判員制度將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諸實踐。日本裁判員制度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國民參與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員選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國陪審團制度的經驗;在裁判員職權方面,它借鑒了德、法等國參審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檢察審查會制度是國民參與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審查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決定是否妥當,以便對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進行監督和限制。為了提高監督實效,修改后的《檢察審查會法》則規定:檢察審查會作出起訴決定后檢察官仍不起訴的,檢察審查會可以再次決定起訴,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師代替檢察官提起公訴。此外,韓國國民參與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當性,韓國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頒布并2008年1月1日實施的《關國民參與刑事訴訟的法律》(法律第8495號)在刑事訴訟中正式引入陪審團審判制度。在俄羅斯,廣大民眾把陪審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訴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環節”。“立法者力圖通過由普通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取代職業法官來裁斷公民是否有罪,以確保法庭審判不再僅僅淪為對偵查結果的草率審查,而成為完全意義上控辯兩造的理性對抗的新格局。

專業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在民事司法中,從私力救濟到公力救濟的糾紛解決發展過程也是糾紛解決的專業化程度提高的過程。公力救濟的權威源于其專業而不僅僅是強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來,世界各國開始出現專門負責犯罪偵查/刑事公訴/刑事審判的刑事司法官員,以及專門負責刑事辯護的律師等,這也是刑事司法職能的獨立化,刑事司法人員的職業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規化;而且,隨著刑事司法工作越來越專業化,刑事司法人員在不同層面上出現專業化分工。一方面,專業化是推廣法治原則的要求,要求司法行為“中規中矩”;另一方面,專業化也是回應糾紛新類型和犯罪智能化、技術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與時俱進”。

三、限制權力與保障權利結合

尊重人權和保護人權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以權利為本位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根據現代法治的精神,權利是權力的本源,權利應該優于或高于權力;而權力應該是權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權力很容易膨脹和濫用,并成為權利的侵害者,因此,為了保障權利,必須制約權力。法治的基本目標是要以法的精神為基礎,建立一種穩定且良性運轉的社會秩序。法治的基本內涵包括兩個重心和一個基本點。所謂“兩個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實施。所謂“一個基本點”,就是治官限權,即“為官者不得違法”。這首先“有良法可依”,還要堅持“依法辦案”的原則。“依法辦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辦案。各國的刑事司法改革總體上體現出從傳統的注重打擊犯罪到現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權的目標轉向。例如,《俄羅斯刑事訴訟法》最主要的特點是在司法價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爭轉向保護公民的自由與權利,擴大了追訴對象和辯護人的權利。改革后的刑事辯護制度實現了根本性的轉變,辯護人的地位也獲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擴大辯護人參與訴訟的范圍:辯護人不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訴訟之時起,就可以獲得辯護人的幫助,而且對于經濟困難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幫助的全部或部分費用。其二,增加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介入訴訟后的會見權不受時間和次數的限制;辯護人有權在提起控訴時在場,參加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調查活動;同時,辯護人有權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證據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權利保護也不應被置于“被遺忘的角落”。在有些情況下,被害人的利益與打擊犯罪的社會整體利益并不一致,因為在具體案件中某個被害人所強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會全體成員對打擊犯罪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司法系統所面對的是一種三角形利益關系,即社會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利益。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就要在這種三角形利益關系中尋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護人權。

不過,在某些國家也存在著相反的趨勢,例如, 9·11事件后,美國政府為了有效地打擊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動,在刑事訴訟領域展開了一系列的變革。變革的基本方向是擴大聯邦政府的刑事偵查權力,這使得公民的憲法權利遭到侵蝕,進而改變了社會安全與人權保護兩大價值目標之間既有的平衡關系,同時也影響了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基本憲政結構。尤其是2001年9月國會通過的“愛國者法”,對恐怖主義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擴大了打擊和追訴對象的范圍;賦予行政執法部門羈押外國人幾乎是無限的權力;擴展了聯邦執法部門在刑事偵查活動中的權力范圍,使刑偵手段更加靈活多樣,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國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書》強調對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實的查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將是以犧牲被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四、訴訟主體合作與程序多元互補

現代社會多元的價值需求決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樣化。為了應對犯罪高峰和訴訟爆炸,司法效率某種程度被擺在了“優先”的地位。作為美國法律制度核心的對抗制訴訟的社會價值是將訴訟主導權賦予當事人(通過其代理律師)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蘊。因此,出現了通過“合作”訴訟緩和對抗制模式的實踐范式,在摒棄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放大對抗制所獨具的社會效用,或者以當事人在依然保留對訴訟結果的主導權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訴訟的協作型糾紛解決機制的應用;或者在對抗制模式常見的競爭框架范圍內強化合作。辯訴交易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美國每年大約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辯訴交易的方式結案解決的。這種方式盡管備受質疑,但是它有利于實現更高層次的社會效益,大大提高了辦案的效率,節約司法資源,這使得辯訴交易在美國由地下轉向合法(直至20世紀7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認可),并且由一國推廣至英國、加拿大、俄羅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家。

司法和諧的價值也促進了司法模式的多樣化。例如,近年來,一些國家嘗試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引入調解的機制,而且從系統的角度采取各種措施來實現“恢復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歸健康正常的社會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設立也體現了程序多元的特點。例如,在日本,少年訴訟程序、強制醫療程序以及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都是對常規程序的補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國以公正審理權(或正當程序權)為國民的程序基本權,在憲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現,不僅包含公正審判的權利,而且包含訴諸法院的權利, 1999年實施的新《民事訴訟規則》的首要目標就是確保法院公正地審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訴訟成本、實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強法官對案件的管理、設置多元訴訟程序等。加拿大、美國等國也都采取了多種形式加強法院對案件的管理。可見,在某種程度上,程序的規范化從公正審判轉移到保障訴權,從對抗制轉化為管理制,強調當事人對抗與法官管理、普通程序與多元程序相輔相成。

法國1975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突破1806年拿破侖時期《民事訴訟法》的觀念,強調訴訟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實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護保險制度,保證平等行使訴權;二是減輕上告的負擔。后者包括:(1)強制實行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律師制度;(2)在1967年設置調查法官制度協助主審法官基礎上于1984年又新設調查官減緩上告法官審判任務過重的問題;(3)1978年在最高法院設置選擇系屬制度對上告理由進行判斷而直接作出受理、駁回或者撤銷的簡易處理。這三項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為前提,還推出意見照會制度(如同我國的請示答復制度)對上告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簡化訴訟程序和手續,防止訴訟遲延;四是以豐富多元的ADR制度對仲裁和訴訟進行有益補充,等等。通過這些措施尋求法官權力和當事人權利之間的平衡。

德國百余年來經過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從當事人進行主義到當事人自由逐漸被限制、法官干預逐漸加強,這分別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法律的特點。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訴訟法》正式生效。新一輪改革的主要內容,一是通過增加法官的闡明義務、擴大獨任審理來實現一審程序的強化;二是重新構建了上訴條件和方式,由此重構審級功能,增強初審法院裁判對當事人的影響力,限制上訴數量;三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推廣應用。該法第278條規定強制性的“和解辯論”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訴訟在口頭辯論之前必須有一個善意和解的協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現代西方各國“簡易程序”名目各異,大致包括:(1)小額訴訟程序,適用范圍是以支付金錢為訴訟標的的案件;親自訴訟、口頭進行、非專業化;職權主義介入較多,注重調解;較低的訴訟費用標準;賦予當事人選擇權;法官的司法權和當事人程序保障權兩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當事人一般不允許反訴,原則上實行一審終審制。簡言之,小額訴訟與普通訴訟程序完全分離,小額訴訟程序與其說是一種訴訟程序,毋寧說是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2)大陸法系國家的“簡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簡化形態。(3)大陸法系用于分流金錢訴訟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國家用于分流形式性問題和程序性事項的即決判決程序和與之類似的“根據訴答狀作出的判決”及“作為法律事項的判決”。當然,各種簡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礎上根據或單一或多樣的不同價值取向進行設計的。20世紀,各法治國家圍繞著怎樣更好地保障社會成員利用司法的權利,掀起了接近正義運動的“三次浪潮”,從創立和完善訴訟周邊制度到現代型訴訟(擴散性利益司法保護)再到構建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ADR),糾紛解決的功能逐漸從法院向社會化的ADR轉移,形成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與訴訟之間一定意義上的“競爭”關系。指導ADR運動的兩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義指向ADR,從量上對訴訟進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從質的角度改善和緩和司法和訴訟的固有弊端。總體而言,ADR除了具有緩解訴訟壓力還有社會合作和自治的意義,并且對司法起著量的分流和質的改善的作用,不過正式的訴訟和非正式的ADR之間面臨著正式的程序正義和自由裁量的個別正義之間的適度平衡,ADR的運作及其對司法及法治的積極作用,從根本上只能是一個相對合理和不斷調整的過程。ADR的發展與司法改革的互動發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發展如簡易程序、小額程序、社區法院等,使法院承擔促進、協調和制約監督ADR職能,促進傳統訴訟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轉化,促進當事人在糾紛解決程序中的參與程度,以及改變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傳統思維方式等。無論是美國迅速發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國的民事司法以“盡可能避免訴訟”為基本目標的改革方案和ADR具體措施的逐步應用、德國的自治取向的起訴前調解前置,還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導建構而形成的司法與行政合一體制的管理型糾紛解決模式,都表現了ADR機制與訴訟制度的相互補充。

中國司法改革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于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法官、檢察官通常是由本級黨委組織部門或政府人事部門考察推薦，由本級人大選舉或者本級人大常委會任命的，上級司法機關雖然也可以參與一定意見，但是最終還是由地方黨政說了算。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干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準。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制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司法權地方化。我國憲法設定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領導下的“一府兩院”模式。事實上司法機關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機關的財政權和人事權受制于其他國家機關和組織。特別是由于地方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權力機關和地方黨政委,由此導致了司法權的地方化。

從財政上看,我國自1980年以來,基本上實行的是以“分灶吃飯”為主要內容的財政體制。這種財政體制雖然調動并刺激了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在某些領域或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但與此同時,在“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一方面我國的行政機關掌握著整個國家的財權,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必須由同級政府決定;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在裝備、辦公條件、辦案經費等方面會因各地經濟發展及財政收入狀況不同而大相徑庭。而且在職工住房、工資、福利待遇方面也會因地區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不一而出現大的差異。這樣一來,司法部門的經濟利益,司法人員的個人物質利益同地區經濟利益融為一體,息息相關。因此在這樣的經濟利益結構中,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在審理案件(尤其是經濟案件)執行判決時,都有一種基于部門和個人利益考慮的主觀愿望,希望本地當事人勝訴, 本地的企業正常經營、盈利、不虧損,本地銀行里的錢不被劃走。于是司法活動中違背法律規定,搶管轄、濫用職權、枉法裁判、偏袒本地當事人、不作司法協助等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地方司法機關除了在財政上依賴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還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黨委。在實踐中,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門擁有地方司法機關主要領導干部的推薦權或指派權。實際上是由同級黨委組織部門內定,通過同級人大履行一下選舉或任免手續。這種權力機構和權力隸屬、權力依賴關系,使得地方司法機關無力抗衡地方政權的權力干預,當然不可能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這就決定法院及法官在審判活動中只有與地方政權合作,才能正常開展工作。一些案件的處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堅持原則、秉公執法,頂撞了地方政權及其有關領導人,法院的經費來源就可能被切斷、砍掉,工作就無法開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職務及審判職位晉升就面臨威脅,甚至可能會被無端免職、調離、遭到政治上的打擊報復。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法院及法官違法濫用司法權,搞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確實有些迫不得已。可以這樣說,司法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只是在職能上分開了,但是在體制上依然是難舍難分的。這是司法機關無法充分實現憲法賦予的獨立行使司法權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權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現代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傳統和司法傳統的影響,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審判權與行政權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行政機關可以對行政事務進行積極而主動的干預,而法院則不應該采取主動的方式。法院是一個是非的判決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權利,不能到處出擊主動提供服務。但在現實中,我們的法院所承擔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職能。這是由于我們對法官和法院的職能定位以及權力運行特點并不十分清楚。這樣的局面主要是體制問題造成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法院就永遠擺脫不了“受制于人”的尷尬境地。

從法院的設置來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區劃的路子,這種體系無法擺脫司法和行政的各種關聯,產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從法院內部結構來看,法院從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體系是按行政官員的階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員甚至已經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衡量器。從法院內部上下級關系來看,不同層級的法院之間不是單純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而是具有行政意義上的上下級領導關系。上一級法院有權對下一級法院的工作進行指導,甚至對個案進行所謂“提前介入”的干預,而下一級法院主動就案件的判決向上一級法院請示匯報,這種關系為司法不公提供了溫床。這種司法體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導致當前我國審判不能真正獨立、公正以及司法腐敗的重要原因。

（三）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后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后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于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于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四））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準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準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于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制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干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雇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二、針對我國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并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后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愿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公正司法裁判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價值判斷。為此,建議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隊伍的素質:

第一,嚴格規范法官的輸送渠道與選拔條件,提高法官隊伍的資質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員進入法院;另一方面,要嚴把法院進入關。今后應明確規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專業的畢業生為法官的主要來源,無法律專業大專畢業以上學歷者不能作為法官的選拔對象。目前存在的復轉軍人和黨政機關分流人員進入司法機關的作法應當嚴加控制,盡快消除這種現象。對現有法官進行專業知識考試,合格者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資格,頒發法官資格證。對考試不合格者,堅決淘汰出法官隊伍。這樣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確保法官身份獨立的各種保障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這樣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敗,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與淘汰制度。健全對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業務知識和辦案質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質和職業道德。要以考核結果作為法官提職、晉級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據,真正實現能者上、庸者下,以激發法官隊伍的進取精神和自我約束意識,從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機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資、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職業的社會地位。法官職業極具創造性,是一種專業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職業,法官的職業活動是一種復雜勞動,社會應給予法官相應優厚的工資與福利待遇。這樣不僅有助于增強法官的職業責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權威的社會風尚,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應當具備的。

總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樹立正確的司法理念,積極探尋現代司法模式,以適應我國4 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干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四)改革合議制和審委會制,建立法官獨立審判制。法院嚴格、公正執法依賴于法官嚴格執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執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即法官享有獨立審理和裁決案件的權利,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決承擔全部責任。但“兩制”的實行情況往往是審判與裁決相分離,這種以取消法官獨立審判為特點的體制,消弱、虛化了司法責任制度,直接導致法官隊伍進取精神萎縮,政治、業務素質下降,從而與嚴格、公正執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遠。因此,必須改革完善這種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律規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發揮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的作用;二是強化合議庭的作用;三是審委會應把絕大部分案件的審判權下放給審判長和合議庭;四是認真落實審判責任制,真正做到權責的統一

(三)改革監督機制,強化司法監督。對司法權進行有效的監督,是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目前主要應當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強化此監督的首要任務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實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賦予國家權力機關對一定范圍內的案件具有準司法權。在國外,議會賦予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最高司法行政長官準司法權。當然,賦予國家權力機關準司法權,并不意味著國家權力機關替代司法機關,國家權力機關也沒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權時,應當把握一個“度”的問題。從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進行監督的角度上看,國家權力機關可以對下列案件行使準司法權:一是涉及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濫用權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機關以及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和司法訴訟錯案的賠償案件;二是對法律適用產生異議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釋的案件。這對于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制約監督,確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制約外,還要健全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在法院內部實行立、審、執“三分離”制度,即立案權、審判權、執行權分別由三個職能部門行使,三者之間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機制,避免由于權力的過分集中而失去制約。同時,要制訂、實行一系列監督制度:實行法官與當事人隔離制;改革現行陪審制,建立專家陪審制;建立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總之,對司法權的監督制約,不僅要建立一套監督機制,而且這套監督機制必須具備科學性、權威性和有效性。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