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十九大報告：依法治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定位是什么

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開幕式上展示了大國領袖的風范和魅力，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該報告理論宏大、邏輯嚴密、體系完整，集中闡述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理論成果。報告過程中，全場一次次響起熱烈的掌聲。

十九大報告對于如何進行依法治國的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和操作問題都有了回應，解答了過去在法學研究中間一直存在的一些疑慮和糾結的問題。

第一，對全面依法治國的定位和功能進行新的論斷。以前探討依法治國大多數僅僅當作法學專業人士的課題，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將依法治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聯系起來，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要求，這就是依法治國的新定位。同時依法治國的功能是重要保障，重要保障的實現在深入依法治國的實踐中，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就是說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革命，帶來的保障是作為國家治理的一場革命性的保障，是與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掛鉤，與國家治理體系建設與革新配套，與四個全面、五位一體、四個自信高度統一，讓法律工作者和研究者清晰認識到，依法治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家治理中的定位。

第二，關于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如何將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結合起來？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和各方面。黨的領導不只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領導，也不僅僅是在立法環節領導，還要對依法治國所有的工作環節，從立法、司法、行政到守法各環節全面貫徹精神。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講到，各級黨的組織和黨員，要帶頭遵法、學法、守法、用法，這樣才能保證黨的領導貫穿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這是依法治國的落腳點。首先態度上意識到要遵法；其次才是在知識上學習法律；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上守法、在執政過程中要用法。將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將黨內法規的建設作為法治構成部分。第三，對于全面依法治國工作的操作要點，十九大報告在如下幾個節點上的論述具有巨大的創新意義。

首先，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工作。過去的經驗已經表明，小組領導是有力量的，全面依法治國工作肯定會非常有力得到落實；其次，對于憲法的地位，總書記提出要加強憲法的地位和實施，加強合憲性審查。加合憲性審查工作，將極大提高憲法地位；再次，對于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目標明確要實現良法善治，不僅民主立法，要實現良法和善治，這是良法善治的美好愿望；第四，對于政府要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法治其實就是治權，特別治政府的權利。當前司法體制還有一系列的不完善和不配套的地方，強調要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這是綜合配套的問題；第五，全面加大全面普法力度，中國要實現法治，與每個老百姓自覺遵守法律密不可分，要實現這個法治文化的普及。十九大報告55 次提及“法治”：釋放依法治國最強音

走向偉大復興的中華民族，又一次行進到關鍵節點。

10月18日上午九時，人民大會堂，雄壯的國歌又一次奏響。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在這場全球矚目的盛會里，在長達68頁的報告中，“法治”二字重千鈞。

“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深化依法治國實踐”??55次提及“法治”，奏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全面升級的嘹亮號角；55次提及“法治”，繪制億萬人民向往公平正義的幸福指南。

一個總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法治國家

站在歷史和未來的交匯處，肩負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重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著戰略思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法治思想的光芒，在人民大會堂綻放。

“我為十八大以來法治中國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十九大代表、福建省漳州市薌城區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巷口法庭庭長黃志麗感慨地說，一項項立法成果應時而生，一個個法律空隙被及時填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步形成和完善，夯實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堅固基石。

“與其他領域一樣，在依法治國方面，這五年也是‘很不平凡的五年’，舉措最為有力、成就最為豐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階段，成果有目共睹。”談及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取得的輝煌成就，十九大代表、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蔡志萍倍感振奮。

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的十八大以來，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法治政府建設穩步推進，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取得歷史性成就。

“我們要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將總書記對基層群眾的關懷囑托體現好貫徹好，契合當下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的要求，回應并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十九大代表、江蘇省靖江市人民法院副院長陳燕萍表示。

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法治的表述引起了十九大代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龔稼立的極大關注。“‘法治’頻繁出現在各個章節，超出了歷屆黨代會。這其中，既有對成效的充分肯定，又有對問題的清醒認識，更有作為奮斗目標的明確要求。”龔稼立說，和諧穩定、公平正義、安居樂業，都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作為一名司法工作者，既感到使命光榮，又感到責任重大。

一個新方略：堅持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依法治國，不僅是一種國家治理方式，更是一種治理理念。砥礪奮進的五年，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大棋局中，法治的作用不斷強化，法治的理念反復重申。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堅持全面依法治國”，被明確作為14條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總書記的話語，字字珠璣，指引方向。

“報告把對全面依法治國提到更高位的站位，指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十九大代表、四川省劍閣縣人民法院開封人民法庭庭長郭興利表示，要以十九大報告精神為引領，努力踐行司法為民宗旨，為推進依法治國發揮模范表率作用。

十九大明確了“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須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這一表述令十九大代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田立文印象深刻。

“我深刻感受到，政法工作和司法體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突出進步和顯著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田立文表示，人民法院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審判機關，必須把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放在首位，堅定不移堅持黨對法院工作的絕對領導，自覺維護總書記核心地位和黨中央權威，永葆對黨絕對忠誠，毫不動搖地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依法治國擺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關鍵位置來謀劃、推進。”十九大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大武口區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陳美榮感慨，這五年法治中國建設駛入了快車道。法治建設步伐一步步向前，公平正義更加可見可感，法治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要深入推進依法治國理念，進一步創新‘誰執法誰普法’工作機制。”在陳燕萍看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就是要推動巡回審判走進校園、走進村居、走進工廠，不斷培植公民的法治精神，讓法治信仰深入人心。

一幅新藍圖：深化依法治國實踐

目標明確，再艱難的路也不會迷失方向。

十九大報告為未來五年法治中國描繪了新藍圖：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人民法院深入推進公正司法,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不斷完善,一系列便民利民舉措相繼推出，一批重大冤假錯案被得到糾正，公平正義正在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走近群眾、溫暖你我。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而言，這是從思維方式到行為方式的革新，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

“報告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強調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田立文表示，這些都為我們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十九大報告中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重大部署，十九大代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宋魚水讀了一遍又一遍。

“十九大報告關于司法改革雖然只有一句話，但筆墨很重。”從十七大到十九大，連任三屆黨代表，宋魚水的體會是，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司法體制改革。“原因之一是我們國家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宋魚水說，新的發展時期案件大量涌進法院，需要司法全面應對，大幅度提升裁判規則的公信力，樹立司法權威。

不久前，總書記對司法體制改革作出的重要指示，鮮明勾勒出法治領域的歷史性突破和卓越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法戰線堅持正確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闖難關，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斷提升，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要從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高度來謀劃和推動司法體制改革，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中，充分發揮人民法院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使命。”十九大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李金英說。

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國家一切治理無不關乎法治。

“總書記在報告中55次提到法治，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政法工作的高度重視，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和信心。”開幕式后，十九大代表、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鄭小紅在筆記本上重重地寫下了一行字：這讓我有坐不住的緊迫感、等不起的責任感、慢不得的危機感。

新目標催人奮進，新方略高瞻遠矚，新藍圖鼓舞人心——

在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重要時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昂首行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大道上，足音鏗鏘，步伐堅定有力！（李陽）

法治中國建設的歷史性跨越和突破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日益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這是對五年來我國法治建設歷史性成就的精確概括。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建設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一系列新起點、新階段的重要特征，取得了許多重大的跨越和突破：

第一，從依法治國到全面依法治國。十五大將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后強調法治建設必須全面推進。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主題，對新時期、新階段的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全新部署，確定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總目標和重大任務，推出了190項對依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舉措。十九大報告又將“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從依法治國到全面依法治國，開啟了法治建設的新征程。

第二，從建設法治國家到建設法治中國。十八大以后，總書記明確提出“法治中國”的科學命題和建設法治中國的重大任務。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將“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法治中國的內涵比法治國家更加豐富、更加深刻，更具時代特征：建設法治中國，不僅要建設法治國家，還要建設法治社會、法治政府；不僅要推進依法治國，還要推進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不僅要推進法律制度硬實力建設，還要推進法治文化軟實力建設，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培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從法治國家到法治中國的轉型，意味著我國法治建設的拓展、深化和跨越。

第三，從建設法律體系到建設法治體系。2011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莊嚴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由此，我國法治建設的總抓手開始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轉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法律體系是法律的規范體系，而法治體系則是法律的運行體系，不僅包括法律規范體系，而且包括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包括法律、法規的實施環節，保證法律運行的保障監督機制和法治隊伍建設，體現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整體要求，突出了法律的實施和實效。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的飛躍，體現了我們黨對法治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

第四，從“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作為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相統一的法治模式的精辟定型。中國法治不僅應當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更應當是實質上的良法之治。所謂良法，就是反映人民意志、尊重保障人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和諧穩定、保障改革發展、引領社會風尚的法律，就是體現民意民智、符合客觀規律、便于遵守和執行的法律。良法善治的理論和實踐超越了工具主義法治和形式主義法治的局限，是現代法治理論的重大創新，也是我國法治建設的質的飛躍。

由于上述歷史性的跨越和突破，全面依法治國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例如，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機制，設立憲法日，建立憲法宣誓制度，推進立法體制改革、執法體制改革，尤其是在司法體制改革方面，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闖難關，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做成的改革，如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跨行政區劃的法院檢察院、知識產權法院、互聯網法院，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健全冤錯案件發現受理、審查辦理、監督糾正機制等。展望十九大，共議法治中國建設

“春風如貴客，一到便繁華。”又到了三月全國兩會時間，代表委員們共聚北京，履行職責，參政議政，共商國是。

每逢全國兩會時間，各種法治問題研討扎堆呈現，不啻一場全民法治盛宴。隨著中國法治建設扎實推進，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全面貫徹，“十三五”規劃綱要穩步落實，中央先后提出了“法治中國”“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等指導理念。這些新理念之間是什麼關系？如何理解其中的深刻內涵？

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先后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莫紀宏，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馮玉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建偉，三人暢談法治中國來龍去脈、未來發展，為我們推開一扇展望十九大期間中國法治發展藍圖的窗口。

法治中國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升級版 記者：請問法治中國這一概念如何理解？

馮玉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講話中提出法治中國的科學命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確認了這一概念，並作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大部署。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更是繪就了法治中國的“路線圖”，科學系統地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工作布局和重點任務。

法治中國這一嶄新提法，既尊重法治發展的普遍規律，又聯系現實國情民意，是法治一般原理與中國法治實踐緊密結合后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論、法治制度上進行創造性轉換的產物。法治中國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升級版，是對“以法治國”和“依法治國”的超越，也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綜合體。法治中國概念和理論的提出，能夠更加全面科學有效地統領依法治國和法治建設的所有理論和實踐問題。

張建偉：法治中國，關鍵在於法治內涵究竟是什麼。傳統法治無論是法家化法治還是儒家化的法治都是為專制服務的法治，與現代法治絕不相侔。現代法治的本質特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維護人的尊嚴、保障社會秩序，良法之治得到全社會一體遵行。

實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意味著：秩序和社會治安由法律加以維護﹔政府權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須依法行政，這就為人民的自由權利提供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受到政府侵犯，可以通過行政訴訟來控告政府以伸張正義﹔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正義標準，刑事法律必須符合人權﹔個人價值和尊嚴要受到法律和國家的尊重。

法治中國為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提供了保障

記者：法治中國與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之間，是什麼關系呢？ 莫紀宏：美麗中國的標志是天藍、地綠、山青、水淨。健康中國的標準是人人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都享有充分的健康權。平安中國意味著社會秩序良好、社會處於和諧狀態。要實現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需要制度的保障，其中法治中國既是前三者的必要條件，也是前三者的表現特征，法治中國離不開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是相輔相成，一體建設的。

張建偉：法治中國與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是從不同角度提出的政治概念。法治對應的是人治，是國家與社會治理方式的概念，分傳統法治與現代法治不同類型。美麗中國是從祖國山河之美、城鄉之美、人文古跡之美等風景外觀之美提出的，錦繡河山、江山多嬌都與美麗中國屬於同類概念。健康中國是從中國人身體與精神健康方面提出的，“東亞病夫”是舊日中國的國恥，是與健康中國對立的概念。平安中國是從國家安寧、社會安全、民眾安穩方面提出的，平安是一種國民福祉。

法治中國與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的概念屬於並列關系，但法治中國與后者均存在內在聯系，在當代中國，美麗中國的維護、健康中國的追求和平安中國的實現，都離不開現代法治，法治中國為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提供了保障。

馮玉軍：法治中國與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等提法的關系，主要有兩個層面：

第一，作為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崇高追求，提倡“法治”這一價值目標，與提倡並踐行富強、民主、文明、美麗、健康、平安、和諧等價值目標彼此支撐、相輔相成，共同描繪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願景。黨中央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結合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美麗中國、平安中國、健康中國等發展規劃，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法治中國的提出對打造中國法治模式、探明法治路徑、振奮中國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開創中國法治建設的新局面意義深遠。既然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則法治中國的建設必然為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的實現奠定堅實的基礎。

法治中國為民眾為政府帶來雙重司法紅利

記者：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治中國建設將會帶來哪些司法紅利？

莫紀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規定：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法治中國可以為司法公正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法治中國建設可以促進司法成為守護公民權利的最有效的制度防線，可以從整體上保証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司法公正，並以司法公正推動社會公正的實現。

馮玉軍：我們黨從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全面系統地部署司法體制改革，司法改革一直是法治建設的重中之重。我認為，法治中國建設將會帶來如下司法紅利：第一，司法理論不斷創新，形成中國特色的司法理論和話語體系。第二，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形成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和運行機制。第三，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第四，完善司法職業制度，建立高素質的司法隊伍。張建偉：法治中國的實現，對於民眾來說，最大的紅利是憲法允諾的種種自由權利可以獲得充分保障，受到公權力侵害也可以得到有效救濟，從而強化自身的安全感。對於政府來說，最大的紅利是減少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成本，提升社會的認同度和公信力。

展望十九大，法治中國建設如何提速

記者：黨的十九大今年即將召開，您認為法治中國未來應進一步加強哪些方面建設？

莫紀宏：今年即將舉行的黨的十九大必將會高度重視監察體制改革的法律保障，如何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憲法，理順各種重大的憲法法律關系，同時要推動司法體制改革的盡早完成，為2020年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提供制度保障。我認為，十九大將會提出更加明確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改革方面的要求，力爭圓滿完成小康社會對法治中國的階段性目標要求。

馮玉軍：召開黨的十九大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次會議將全面總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之后的黨和國家各項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在法治中國建設方面，我認為要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始終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深入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張建偉：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進一步加強。全面提升全民法治觀念，尤其是增強政府官員的國家權力有限性意識，使法律為官民共信共守﹔健全法律體系，出臺民法典，制定國家監察法、對外援助法等﹔防止冤假錯案，糾正已經發生的冤假錯案，重塑司法形象﹔通過司法權的良性運作，以及政府在遵守法律上的示范作用，增強人民對法治的信心，讓群眾感受到法治進步帶來的變化。三位學者對法治中國的闡釋與展望，描繪了中國法治建設升級版藍圖。法治中國為何獨具魅力？套用一句流行的詩句：我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們的中國﹔我們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我們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我們篤行法治，中國便有公平正義、秩序安寧！

法治中國前進之路上，手挽手肩並肩，你我同行。法治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堅實保障 【對話動機】

十九大報告提出，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那時，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包括：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倡導創新文化，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等。

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意義何在？現行知識產權、科技創新法律制度需要作出怎樣的調整，才能為我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圍繞這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與知識產權領域專家展開了對話。【對話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教授 萬勇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郭德忠

《法制日報》記者 陳磊

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總動員

記者：過去5年，隨著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充分彰顯中國創新能力的提升。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說，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那時，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萬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顯然不能繼續采用傳統的資源依賴性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走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另一方面，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持續展開，科技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是全球競爭的大勢所趨。

這些都是十九大報告強調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依據。

記者：2015年3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發布，同年9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還發布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以加快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這些文件與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的“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之間有何聯系？

萬勇：十九大報告關于創新型國家的論述，是對若干意見與實施方案的進一步發展，也是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三步走”戰略的進一步總動員與總部署。與若干意見及實施方案相比，十九大報告對“創新文化”的表述更為完整、全面，內涵更為豐富。

此外，十九大報告不僅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方針，也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舉措：既要強化基礎研究，也要加強應用基礎研究；并明確提出了“五個”強國建設：即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作為推動創新重要制度保障的知識產權制度，十九大報告提出“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之前使用的是“加強”，盡管只有一字只差，但“強化”所蘊含的保護水平更高、力度更大。這也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對于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的必然要求。

完善創新型國家法律制度框架

記者：十九大報告將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作為基本方略，強調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郭德忠：這說明，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也需要法治的堅實保障。只有將創新型國家建設納入法治化軌道，才能持續釋放科技創新的活力，才能為科技創新提供強有力的保障，才能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記者：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保障。根據公開資料，近年來，我國已經制定了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等傳統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通過修改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初步形成了與創新型國家建設有關的法律制度框架。

郭德忠：我國可以說已經有了基本完善的創新型國家建設有關的法律制度框架，但為了落實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未來需要制定或修訂一系列科技創新法律。

萬勇：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目前確實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之后，在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領域，需要一部全面系統、科學完備、統領知識產權各領域單行法的基本法律，解決該領域權利交叉問題、疑難問題與新型技術發展引發的問題等。

記者：長遠而言，應以更為規范、穩定的法律制度來促進創新型國家建設。十九大報告已經為我們指明了立法方向，必須盡快把與創新型國家建設有關的政策轉變為法律制度。

萬勇：為了落實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在一些權利交叉領域、新型科學技術發展領域等，需要提出較為妥當的、法律上的解決方案，進一步完善創新型國家法律制度框架。

目前，民法總則已經頒布實施，民法典編撰工作進入決勝階段，需要制定民法典“知識產權編”。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已經成立了課題組，并于今年9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知識產權編專家建議稿”，希望未來“知識產權”能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從而為推進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系統性的法治保障。

郭德忠：在知識產權領域，需要針對個別種類的知識產權制定專門的法律。

比如，在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方面，我國需要制定一部專門的商業秘密法，把散見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中的有關條文有機合并在一起。

比如職務發明制度，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因特點不同而態度也有所區別，體制內單位和體制外單位特點不同而態度也有差別，接下來需要結合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進行精細化、差異化的制度設計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

還有關于科技成果歸屬問題，主要指的是利用國家投資所形成的科技成果，包括計算機軟件著作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和植物新品種權等。為了在更大程度上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可以通過立法規定這類專利可以由單位和職工共同申請。

加速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十九大報告中10余次提到科技、50余次強調創新，提出到2035年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這吹響了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強勁號角。眾多業界人士表示，十九大報告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樹立了長遠目標、指明了發展方向，將激勵全社會積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擦亮中國創造、中國智造的閃亮名片。

創新驅動成就矚目

在過去的5年間，創新驅動可謂最大發展亮點之一。

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

過去的五年，我國科技創新的整體能力顯著提升，科技創新取得了一系列矚目的成就。

主要創新指標進入世界前列，科技創新的系統能力顯著提升。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研發投入大國和第二大知識產出大國。2016年全社會研發支出達到1.57萬億元。國際科技論文總量比2012年增長50.8%，居世界第2位。發明專利申請量居世界第一，有效發明專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

基礎研究領域成就突出，在世界科學前沿取得的重要成果。被譽為“中國天眼”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經過1年調試，已實現指向、跟蹤、漂移掃描等多種觀測模式的順利運行，并確認了多顆新發現脈沖星。量子通信方面，我國也保持國際領先。此外，我國科學家發現了新的中微子震蕩形式，2016年獲得全球最高的基礎物理學突破獎。

重大工程取得成就，構筑國家最強科技網。如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國產大飛機C919、蛟龍號載人深潛器、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天然氣水合物勘查開發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

此外，我國的科技與制造業的結合、機器人、人工智能應用，以及互聯網、大數據應用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超級計算是世界各國搶占的技術前沿。我們可以自豪地說，5年來通過加速趕超，中國的超級計算應用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應用研發部部長孟祥飛感慨地說，以前在超算領域，我們受制于人，一些國家有時甚至會“漫天要價”，而隨著中國的超級計算速度走向世界第一，國外還經常派專家來參觀學習。

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指出：“十八大以來，中國科技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有些地方還是突破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

指明建設創新型國家方向

關于如何推進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十九大報告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部分中，用了一整個段落來談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凝練出了清晰目標，為創新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這些內容范圍廣泛，涉及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倡導創新文化；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

如何做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篇文章，王志剛認為，首先要有創新驅動發展的頂層設計，要體現系統性和有機性，以及對社會經濟發展、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重大支撐和引領；二是靠改革驅動創新；三是要統籌推進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成果轉化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化等工作。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楊衛說，如今中國的創新型國家建設進入全面攻堅，更要發揮出科學基金增強源頭供給、服務創新驅動發展的作用，引導科學家勇于挑戰最前沿的科學難題。“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誰能在創新上下先手棋，誰就能掌握主動。”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省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合會會長黃西勤這樣談創新。她認為，應該加快以制度創新推動自主創新、以互動創新推動知識創新，不斷增強新動力、拓寬新空間、培育新優勢，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創新格局。“人才是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應當更加重視創新人才的引聚。同時，要加強創新引領，團結合力。”

創新型國家前景可期

十九大報告為中國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吹響了強勁的號角，不僅對于創新創造一線科研人員來說是極大的信心提振，社會各界人士、境內外有關人士也都對創新型國家建設抱有極大的期待和熱烈的反響。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說，報告“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我們要緊緊圍繞四類技術創新“打基礎、補短板、強能力、搶先機”。他們還將積極創新人才培養引進政策和激勵機制，為科研人員創造安心致研、潛心創新的良好條件。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熊群力認為，響應并支撐創新型國家建設義不容辭，同時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機遇，“創新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黨的十九大報告讓我們對未來中國的自主創新更有信心了。”從科技界到企業界，許多人紛紛認為，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將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而不斷前進。

中國科技創新成就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并且還引發了全球的矚目和贊譽，國際社會也紛紛積極評價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成果。

埃及社會黨總書記艾哈邁德·巴哈丁·沙阿班對中國發展速度贊不絕口，他說，中國已成為世界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力量，這一切背后的秘訣就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使中國正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創新大國”，直至徹底改變人們對中國產品“簡單模仿”的固有印象。周強：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營造良好法治環境

2月25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調研。萬鋼高度評價人民法院特別是知識產權法院在推進科技創新、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科技部門加強支持協作，共同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動創新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上午，周強和萬鋼來到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立案與訴訟服務大廳，和導訴人員親切交談，了解有關情況。導訴區由法院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對來訪人員進行立案指導，輔助辦理各種手續，大大方便了當事人，受到充分肯定。在立案窗口，周強介紹，人民法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后，立案難徹底成為歷史。萬鋼表示，立案登記制改革成效明顯，切實保障了當事人訴權。在自助服務區的訴訟服務自助終端一體機前，萬鋼饒有興趣地點擊屏幕進行查詢。當得知當事人可以利用一體機隨時查詢案件流程、開庭公告、裁判文書時，他稱贊此舉體現了司法為民、深化了司法公開，使司法權真正在陽光下運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了志愿者服務隊，迄今已有包括來自各高校法學專業的40多名志愿者入駐，周強和萬鋼來到“志愿者之家”，向他們表示慰問，勉勵他們繼續發揚服務公益的精神，珍惜難得的法治實踐機會，努力增長才干、錘煉技能，更好地服務社會。

周強和萬鋼旁聽了由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院長宿遲擔任審判長審理的西安西電捷通公司訴索尼移動（中國）公司侵害發明專利糾紛一案的庭審。審判庭上，當書記員宣布：“全體起立，請審判長、審判員入庭。”周強、萬鋼和全體旁聽人員起立，等候法官入庭落座。庭審持續約一個半小時，在技術調查官的參與下，法官對侵權是否成立進行了庭審調查，并宣布將進一步就民事責任承擔問題擇日審理。

周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工作匯報，就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工作與大家進行交流。周強表示，知識產權審判工作事關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事關國家創新發展大局，地位重要、責任重大。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依法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堅持嚴格公正司法，深化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機制改革，保障和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

作為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成果，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進入新階段。成立一年多來，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攻堅克難、不辱使命，以出色的工作業績贏得社會充分肯定，樹立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新形象。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作為全國首家掛牌成立的知識產權法院，牢記使命、不負重托，以實現國際一流審判水平、國際一流審判團隊、國際一流研究水平和國際一流公正廉潔形象為目標，為探索知識產權審判專業化道路、促進創新驅動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周強強調，知識產權法院要充分發揮司法改革“排頭兵”“試驗田”的作用，大膽探索、先行先試，推進完善符合知識產權審判特點的專門化審理程序和審理規則，深入開展審判權運行機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等改革，為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的完善做出探索，為人民法院司法體制改革積累經驗。要大力加強科技手段的運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審判工作的深度融合，在法院工作創新發展上作出表率。要充分發揮技術調查官的作用和專家的咨詢作用，為審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要自覺接受人大監督和政協、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的民主監督，促進審判工作開展。

萬鋼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近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依法制裁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行為，提高涉及科技創新活動案件的審判質量和效率，有效維護了各類科技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等專門知識產權法院成立以來，高度重視與科技成果創造、運用相關的案件審理，通過以專利、商標、著作權、技術條件等案件為主要審理對象的知識產權審判活動，規范和引導技術創新活動，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為保障和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起到了積極作用。

萬鋼指出，司法是保護科技創新最有效、最權威的手段，是維護公平、促進創新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環節。創新產出的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轉化，需要通過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動進行保護，以切實保障創新者的各種正當權利。公平健康的創新市場秩序，需要及時有力的司法保護，包括對技術秘密在內的商業秘密進行司法保護，依法制止阻礙科技創新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保障各類創新主體公平獲得創新資源需要司法保護，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審判活動，妥善處理各類技術合同糾紛和科技領域的勞動、人事糾紛，可以引導支持企業加強技術研發能力建設，推動產學研用緊密結合，保障科技人才合理流動。

萬鋼強調，科技行政部門與人民法院要加強協同配合，實現更緊密的合作，共同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要建立常態化的溝通交流機制，共同關注創新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對關鍵技術領域科技創新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訴訟態勢分析，前瞻布局，形成保護創新的合力。要堅持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順應科技發展潮流，緊密結合審判工作實際，加強研發，促進法院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為審判能力和審判體系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要嚴格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和黨中央國務院《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的要求，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機制，尊重并執行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自覺接受司法監督。要共同加強科技創新的法制宣傳和輿論引導，不斷增強各類科技創新主體的法律意識，進一步形成尊重法律、尊重市場、尊重科學的創新文化氛圍。

在座談會上，宿遲匯報了工作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全國政協副秘書長、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蔣作君，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延昆，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傅惠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楊萬明參加調研并在座談會上講話，最高人民法院、科技部、致公黨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調研。（記者 羅書臻）

創新型國家建設須認真對待的四個法治問題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該“綱要”亦將“堅持雙輪驅動”（即堅持科技創新與體制機制創新并舉）作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首要內容。某種意義上，只有面向科技創新的實際需要不斷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將創新型國家建設全面納入法治化軌道，才能持續釋放科技創新的活力，才能為創新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全面有序進行。就如何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我認為，以下四個重大法治問題的明確與解決，對于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健全促進和保障科技創新的法律制度體系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基本保障。近年來，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法律制度取得了長足進步。首先，除了《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等傳統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通過修改《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初步形成了與創新型國家建設有關的法律制度框架；其次，一系列與科技創新相關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構成了較為全面的科技法規政策體系。此外，各省、市、自治區也通過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對與創新型國家建設有關的地方科技法治進行了有益探索。

但與此同時，我國科技創新法律制度建設還存在諸多不足。這體現在：第一，在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過程中，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文件、領導講話、有關部門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廣泛存在，全面系統、科學完備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第二，與創新型國家建設最具關聯性的《科學技術進步法》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宣示性規定過多、可操作性不強。例如，《科學技術進步法》第59條規定：“國家逐步提高科學技術經費投入的總體水平；國家財政用于科學技術經費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全社會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經費應當占國內生產總值適當的比例，并逐步提高。”但增長和提高的具體幅度為何，沒有增長和提高時，有何法律責任，均無明確規定。第三，規范之間缺乏體系化協調，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關于課題結余經費如何處理的問題，科技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于2002年1月聯合發布的《關于國家科研計劃實施課題制管理的規定》明確規定：已完成并通過驗收課題的結余經費，經歸口部門批準后，可留給依托單位，用于補助科研發展支出；而科技部于2005年11月發布的《關于嚴肅財政紀律、規范國家科技計劃課題經費使用和加強監督的通知》則規定，超過課題總經費5%或額度在20萬元以上的課題結余經費，必須按原渠道上繳。二者存在明顯的矛盾。

因此，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法律制度亟待進一步完善。一方面，應盡快改變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重政策、輕法律的局面。雖然政策文件具有靈活、高效等優點，但其制定程序相對簡單，具體表述也較為抽象，在規范性、權威性以及穩定性等方面存在不足，長遠而言，將不利于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持續有效推進。因此，應以更為規范、穩定的法律制度來促進創新型國家建設，在規范保障模式上實現從政策推動到法律調整的轉變。另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形成結構完整、體系完善、相互協調的創新型國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法治建設的首要要求就是科學立法。科學立法，必須盡快把與創新型國家建設有關的政策及重要講話轉變為法律制度，讓廣大創新參與者感受到制度的恒定。我認為，唯有法治化的恒政，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及其他社會群體創新創業的熱情與恒心。

2.明確各類創新主體的職責和法律地位

創新主體是創新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定位明確、結構合理、機能健全的創新主體體系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前提條件。目前，我國創新主體體系還存在主體功能錯位、互動合作缺乏、成果轉化較少等局限。因此，應進一步健全創新主體體系，形成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以及其他創新主體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協同互動的局面。

首先，進一步明確政府在推動科技創新中的主導作用。創新型國家建設涉及眾多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配置，沒有政府的強力組織、引導，無法實現。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快速崛起和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高精尖技術的封鎖也日益嚴格。在此情形下，我們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在推動科技創新中的主導和統領作用。在創新型國家建設過程中，政府應當是“掌舵者”而非“劃槳者”，其具體職能包括制定規劃、確立規則、引領支持和宏觀調控四個方面：第一，按照“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確定重大科技專項并組織實施；第二，制定并落實財政投入、稅收優惠等激勵和促進科技創新的配套政策；第三，加強研究開發、科技資源共享、成果轉化服務“三大平臺”的建設。此外，還應科學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科技管理事權，中央政府側重全局性、基礎性、長遠性工作，地方政府則側重推動技術開發和轉化應用。

其次，強化企業在推動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從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及其產業發展的經驗來看，企業是創新的重要主體。這是因為，企業具有通過創新實現利潤的內在驅動力，具有了解市場需求的天然優勢，是實現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基礎平臺和物質載體。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我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亟待進一步加強，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創新活動以及成果應用的主體。一方面，應促進和強制企業增加研究開發投入。世界500強企業的研究開發資金通常占銷售收入的10％左右，而我國企業的相應平均比值僅有0.7％，因而亟須加大企業研發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應引導企業積極參與國家財政資金支持的科研項目。

再次，重視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在推動科技創新中的突出作用。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是創新型國家建設不可或缺的、最具創新活力的主體。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以提高創新能力為目標，加快建設“職責明確、評價科學、開放有序、管理規范”的現代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管理制度。一方面，必須明確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具體定位和相互關系。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都具有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的雙重功能，但科研機構的首要任務是科技創新，高等院校的中心任務是人才培養。科研機構必須增強自身在基礎前沿研究和行業內關鍵性技術研發中的骨干引領作用，從國家戰略需求出發，開展定向基礎研究、戰略高技術創新及重大公益性創新。高等院校則應發揮其基礎和生力軍作用，從事自由的科學前沿探索以及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用研究，促進以學科深入為主的科學發展。同時，要加強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合作，使目標導向研究和自由探索研究相互銜接、優勢互補，形成教研相長、協同育人的新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多數科研項目需要依托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進行申請，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作為項目依托單位與科研人員在科研項目中的具體關系也值得深入探討。當前模式下，項目依托單位在具體項目中負有組織、管理、監督、保障等諸多職責，卻不享有相應的權利或收益，其權利和義務并不對等。

此外，各類新型創新主體的法律地位也應該予以高度重視。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各類新型創新主體（如智庫、創客、眾創空間等）日益涌現。這些創新參與者究竟是不是法律上的主體？若是，屬于何類法律主體？在立法上，我國《民法通則》僅規定了自然人和法人兩類主體，無法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足夠的主體制度供給。例如，創客可能是個人、單位、團隊或合伙，很難將其完全歸入自然人或法人主體之中。因此，從促進創新型國家建設的角度出發，民事立法應當承認其他組織為獨立的民事主體類型，從而通過將此類新型創新主體歸入其他組織，賦予其應有的民事法律地位。事實上，一些新型的其他組織正是基于科技創新需要而產生的。例如，有限合伙就是創新成果的擁有者和風險投資者基于風險分擔需要而形成的一種組織形態。傳統的合伙要求合伙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為了避免風險，投入成果的科技人員僅承擔有限責任，而由風險投資者承擔無限責任，這便促成了有限合伙的產生。只有賦予這些新型創新主體以明確的法律地位，才能使其真正參與創新活動之中。

3.科技項目合同應當定性為民事合同

世界主要創新型國家的實踐表明，科技創新活動主要借助政府與科技研發主體之間項目合同的形式加以推動。因此在我國創新項目的合同制管理中，項目合同的法律屬性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它關系到各方權利義務配置乃至預期研發目標的實現。

按照來源渠道不同，科研項目可劃分為橫向項目和縱向項目。橫向項目是指未列入各級政府部門科研規劃，經費由社會資金支持的科研項目；縱向項目是指列入中央或地方科技計劃，經費由中央或地方財政資金支持的科研項目。于橫向項目合同而言，其為民事合同應無疑問。而關于縱向項目合同的性質，則存在“民事合同說”與“行政合同說”兩種對立的觀點。由于此類項目合同的法律性質未能明確，運用政府政財經費的項目承擔人員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正在不斷加大。近年來，科技人員在承擔科技項目后因未能按照合同約定使用經費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時常見諸報端，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也導致一些科技人員為了避免刑事責任風險而放棄申報國家科技項目，從而給科研創新事業帶來不利影響。因此，明確此類項目合同的法律屬性，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我國，將項目合同定性為民事合同更為科學合理。理由在于：

首先，從合同簽訂程序來看，項目合同可歸入民事合同。項目合同的簽訂一般遵循以下程序：國家發布項目指南—項目申請或投標—項目評審—確定項目承擔者—下達項目任務書或簽訂項目合同。在此過程中，并沒有任何國家或行政上的強制。而且，該過程與民事合同的簽訂程序即“要約邀請—要約—承諾—合同簽訂”基本對應。因而，縱向科研項目合同的訂立與履行完全可以被納入現行《合同法》的規范范圍。

其次，從具體內容來看，項目合同不屬于行政合同。第一，項目合同的直接目的在于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務、實現特定的科研目的，而非追求某種行政管理目標。科學研究是一種遵循自然或社會規律的創新行為，無法用行政命令加以限定，更談不上是在執行公務。第二，項目合同中不具有做出行政行為或其他職務行為的內容。行政主體一方在項目合同中主要承擔“中性”的金錢給付義務，其所享有的“監督”、“檢查”等權利也并沒有改變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平等地位。第三，合同內容不涉及公法上的權力與職責。根據項目合同，項目資助方提供研究經費，項目承擔方按照約定開展研究工作（包括技術開發、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等），以保證實現合同目的。這其中不涉及任何公法上的權力與職責，不具備行政合同的實質內容。

再次，從促進科技創新的需要來看，將項目合同的性質明確為民事合同，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這主要體現在：第一，有利于扭轉項目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不對等的局面；第二，有利于督促項目承擔者全面履行合同義務，促進項目合同目標的實現；第三，有利于保證項目合同履行結果評價標準和方式的客觀化與科學化；第四，有利于規范項目合同的經費預算，提高政府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第五，有利于消除科技項目承擔人員對承擔刑事責任的心理恐懼進而充分調動廣大科技人員申請項目、參與創新的積極性。從表面上看，將項目合同履行中違規使用經費的行為提升到犯罪層面加以打擊，有利于對項目研究活動的監管和國有資產的保值；但事實上，這種刑事追責機制極大地抑制了科研人員參與項目進行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將可能使科技人員產生恐懼心理，從而放棄申報國家科技計劃項目，這將不利于科研創新事業的良性發展。

在《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管理暫行辦法》中，項目合同和任務書被作為同一概念而混用，這也是項目合同被不當地視為行政合同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項目計劃任務書和項目合同應是有關聯但性質不同的兩個概念。科技計劃任務書的確立與下達是一種行政行為，屬于國家科技計劃的組成部分；項目合同則是科技計劃部門代表國家與項目承擔者以科技計劃為依據而簽訂的、以產生新的科學技術成果為目的的協議，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合同。

在明確項目合同的民事合同屬性后，以下問題也有認真討論和規范的必要：

第一，關于橫向項目合同與縱向項目合同的區分。有觀點認為，應區分橫向項目合同和縱向項目合同分別進行管理，橫向合同應納入民法中承攬合同制度的規范范圍，而對于縱向合同，則可以保持現有管理機制。個人認為，這種觀點是有失偏頗的。項目合同法律屬性不應因合同經費來源而有不同，無論橫向合同還是縱向合同，均應屬于民事合同。而且，橫向項目合同也不應被定性為承攬合同。承攬合同的標的為完成工作并交付勞動成果，該類合同的履行更多的是借助經驗、技巧的體力勞動過程，與項目合同的履行體現為智力創造或服務截然不同，將科研項目合同歸為承攬合同將抹殺項目合同履行中智力投入的事實。因而，應將橫向、縱向項目合同統歸為《合同法》中的技術合同進行調整。

第二，關于項目合同的管理原則。項目合同管理應遵循“充分信任、管好兩頭、控制節點、重在結果”的原則。“充分信任”是指項目委托方對項目承擔者應有基本的信任，這是項目合同得以順利簽訂和履行的前提條件；“管好兩頭”是指項目管理過程中應充分重視項目立項和結題驗收這兩個環節，即把好“入口”和“出口”二關；“控制節點”的核心在于項目管理應在合理確定管理節點的基礎上，實現項目經費撥付與項目階段過程掛鉤，實現有效且相對精準的動態管理；“重在結果”是指項目合同的履行結果應與項目合同的目的進行對應，達到或超過合同目的或目標的，項目承擔單位或人員在過程中的經費使用及其他可能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行為，則是可以相對忽略的。

第三，關于項目合同履行結果的第三方評價機制問題。201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明確“對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的績效評估通過公開競爭等方式擇優委托第三方機構開展，評估結果作為中央財政予以支持的重要依據”。這一規定，對于改變過去長期存在的項目管理部門既為“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但如何保證和保護第三方機構評估或評價結論的科學、公正，則亟須建立一套規范性的制度，否則，第三方評估或評價結論的可信度必將大打折扣。

第四，關于項目承擔人員的勞務費和報酬問題。這是一個項目承擔人員高度關注且長期熱議的問題。對此問題，個人認為，應該著力從以下三方面加以解決：1，在各類項目申報指南的經費科目中，應當增列并提高項目承擔人員（包括有工資的項目承擔人員）勞務費和報酬比例，以此調動科技人員參與項目申報和承擔的積極性，充分體現對科技人員創造性勞動的尊重；2，強化經費預算的審查，切實改變各類項目立項評審過程中只重技術方案而輕經費預算的評審做法，將經費合理性評審結論作為是否立項的重要依據；3，不斷強化項目承擔者的合同法律意識。勞務費及報酬是否支付及支付多少，應以合同約定為基本準據。

4.不斷推廣與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股權和分紅激勵制度

創新型國家建設不僅需要“創新成果”，更需要“轉化成果”。如何促進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的緊密結合，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關鍵問題。股權和分紅激勵作為國際通行的一種長期激勵方式，對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和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2010年，國務院確定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開展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試點工作。此后，試點政策陸續推廣至武漢東湖、上海張江等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及安徽合蕪蚌等自主創新綜合試驗區。2016年2月26日，財政部、科技部和國資委聯合發布《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決定從當年3月1日起，將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試點政策推向全國。與以往的試點政策相比，《暫行辦法》擴大了適用企業的范圍，提高了股權激勵的額度，對于提高國有科技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具有積極意義。根據近年來的實踐，我認為，在科技成果轉化股權與分紅激勵制度實施過程中，應進一步完善以下制度：

第一，適用主體范圍應全覆蓋。《暫行辦法》將股權和分紅激勵的適用范圍限定在具有法人資格的國有科技型企業，而將其他經濟形態的國有企業、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國有科技型企業以及大量的非國有企業排除在適用范圍以外。所有企業都負有創新的職責與使命，都可能有創新成果轉化的實踐，而股權與分紅激勵制度不能被普遍適用，這是不公平的。

第二，激勵對象的層次應增加。《暫行辦法》規定了兩類激勵對象：一是重要技術人員，二是經營管理人員。按此規定，激勵對象只能是個人，而不能將團隊作為激勵對象，這與現代科技創新的規律是不完全相符的。除此以外，因科技成果轉化而享受股權激勵的對象，不應因激勵對象的身份或事后的身份變動而受到影響。今年4月25日，李克強總理在四川大學考察時，得知一項重大科技成果研發人因擔任行政職務而不得不退股時問：“這股份還能不能要回來？”要回答這一“總理之問”，就有必要對2016年2月26日國務院印發的《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所規定的“科研機構和高校及其所屬法人單位的正職領導，可按照《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規定獲得現金獎勵，但原則上不得獲取股權激勵”及2016年4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提出的“研究探索科研機構、高校領導干部正職任前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獲得股權的代持制度”進行反思。

第三，股權與分紅激勵程序需改進規范。根據《暫行辦法》，實施股權與分紅激勵的，方案必須先報履行出資人職責或國有資產監管職責的審核單位批準。但實踐中，審核單位往往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或“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名義而不予同意，進而導致股權與分紅激勵實施得不到最終落實。對此，我認為，可以參照上海張江示范區股權與分紅激勵的探索，將相應的事前審核調整為事后備案是必要的。

第四，稅收政策及其相應的優惠制度需進一步明確。因科技成果轉化而獲得分紅激勵的，依法繳納個人收入所得稅等，是沒有爭議的。而因獲得股權激勵而產生的稅收問題，《暫行辦法》未作規定，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則較多，如計稅的依據是評估價還是轉讓價，是獲得股權時繳納還是股權轉讓時繳納，因股權而取得的收益再轉股如何納稅等，亟須統一明確。中關村示范區和合蕪蚌試驗區允許獲得股權的技術人員在五年內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但即使按此分期納稅的方案，仍然需要激勵對象在轉讓獲得的股權之前按工資薪金納稅，這意味著激勵對象在沒有取得股權轉讓現金收入的情況下，必須先以現金納稅。在此情形下，如果企業的股權價格此后降低，激勵對象無法獲得最初所評估的收益，這無疑會挫傷科技人員獲得并持有股權的積極性。在此方面，《重慶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股權和分紅激勵的若干規定》規定的“按照本規定實施股權和分紅激勵的支出，按照稅法規定進行稅前扣除。激勵對象獲得股權的，在股權轉讓后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無疑是值得稱道和肯定的。

創新型國家建設，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最重要的保障。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實踐，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法律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發現總結和問題回答。

第二篇：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發展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

法制的本質是指它的階級屬性，反映哪一個階級的意志，維護哪一個階級的利益，為哪一個階級服務。社會主義法制的本質主要體現在：它是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意志的集中表現。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成了國家的統治階級，它就能夠把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機關上升為國家意志，制定成為法律和制度，并由國家強制力量保證法律和制度的實施。社會主義法制不僅反映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意志，也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它的階級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社會主義法制所體現的意志的內容，根源于工人階級所處的物質 生活條件。這是社會主義法制的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社會主義法制是 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工具。

一、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歷史追溯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是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基礎之上形成的，“廢除舊法和對舊法的批判繼承，是社會主義法產生的辯證規律。”前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后，“法制”被確定被社會主義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在國家的建設過程中，由于堅持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導致經濟停滯和落后，同時也導致“特權”的急劇膨脹。“在背棄馬克思主義原則，削弱黨的領導”之后，從斯大林時代“人民公仆”的蛻變到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以及最終被葉利欽竊國期間，其法制建設被蒙上了一層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則無力對權力進行制約，社會主義的民主在前蘇聯被葬送掉。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法制建設時期和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時期”。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憲法”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觀輪廓予以確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隨之，1957年“反右運動”，停止了繼續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從而宣告了法制大轉換的結束，接踵而來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滯和大滑坡。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社會主義十年法制建設的總綱領和總目標才得以確立。同時，形成了以多樣化的法律價值、法律的主導性和法律的至上權威為特征的黨的法治觀。

二、社會主義法治——法制現代化

“社會主義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論探索有著較為漫長的過程，其既體現了我黨的孜孜實踐，又標志著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的歷史發展脈絡。

1.社會主義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同志就在司法訓練班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法治，我們需要我們的法治。”然而，其對法治的進一步內涵并未申明。

2.從毛澤東同志到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異同和發展。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從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實踐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他民主觀的核心內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為主的，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極端，使“文化大革命”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還革“法制命”的大災難，忽視了民主作為一種價值追求，以及它作為一種社會發展階段中的一個目標性機制的重大作用，僅把其當作一種手段。由于這些思想的影響，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1978年以前在“現代性”上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主要的理論指導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堅持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理論，賦予了民主以極高的地位和價值，鮮明地指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論斷，并有效解決和恢復了民主應有的價值和地位，“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鄧小平的“民主立國論”和“法制權威論”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導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此后，對憲法進行了多次修正，并出臺了大量刑事、民事、經濟的法律法規，立法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同時，政府機構不斷進行機構調整，司法機關不斷加強法律的監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權利意識得以覺醒，對權力的制約、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強。

3．十五大“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實踐

鄧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這一時代的使命和艱巨任務，歷史的落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及全國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

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并于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予以確定。“將‘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歷史轉變”。這預示者：中國將依靠政府的推進，輔之以社會（民間）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從人治社會到法治社會，從傳統法制到現代化法制的發展過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權威及規則否定人格化的權威，法律規則的肯定性、明確性和普遍性，法律規則的連續性、穩定性，法律體系的完備和統一，法律職業的中立性，司法過程的公開性、程序性。從現代法制的價值合理性及價值標準來看，具有：維護自由、平等、正義，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實現公共權力和個體權利的平衡。社會主義法治的推進也應以法制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為依托，在對“傳統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尋找適合自己的道路。

三、從法制到法治——歷史性的飛躍

（一）現代性向傳統的突破。

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傳統。在我國歷史發展中，一直未出現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形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法制的“專制”，使人民從心理上疏遠了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詞語。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雖然主張走法治之路，但終是自覺不自覺的蒙上“人治”的色彩，文革的十年浩劫，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設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準備了基本備件，如法制體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識的增強，法學界在立法中的廣泛參與，國家領導人思想的大轉變等等。

1.對“人治”之徹底否定

“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個或一批權威人士來推行的政治。”人治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強人政治。在統治者足夠強大的時候，其統治的社會可能是一種有序、安定的社會。然而，再強大的人也有不強大的時候，再聰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時候。因此，一治一亂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結果。由于“法制”側重于靜態法律制度的描述，雖然也有動態的內涵，但其終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中，出現了領導人意志的絕對權威，而造成眾所周知的許多惡果。“法制”與“法治”雖一詞之差，但其從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國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2.對“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謂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統治者品德的影響力，良好的社會教化及愛利民眾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德治是一種柔性的治國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倫理和道德規范也是柔性的、勸導性的；其維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會教育、風俗環境熏陶、道德榜樣感染、社會輿論及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和內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則是一種剛性的治國方略：法律規范是人們行為的底線，是不允許逾越的，因而是剛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強制，也是剛性的。可以看出，法治與德治作為兩中不同的社會治理方略，各有其特點。

在我國，“德治”思想有著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為核心，其本質要求統治者要愛人，方能使國家大治。十五大確定“依法治國”的方略后，江澤民同志緊接著又提出“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將“德治”與‘法治’聯系在一起，兩種治國方略并用，以“法治”為主，以“德治”為輔。這既是對“德治”新形勢下的重新定位，同時也是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從“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

（二）現代化向“西化”的突破。

眾所周知，現代意義的法治產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類走出蒙昧邁入文明的創造物，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然而，中國由于先天的缺陷，不可能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美國學者昂格爾認為，法治產生于西方而非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沒有形成現代型法的秩序的歷史條件——集團的多元主義、自然法理論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礎。因而，中國形成了主要表現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適用的法律體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盡管在中國文明形態中，我們也會發現導致了多元集團產生，導致某種超驗的世界觀的社會變化。但是，這兩種因素并未結合在一起，也沒有通過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現代法治。因為在傳統的中國，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的是社會和諧，這也是支配人們思想的全部觀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級身份觀念上的社會卻無論如何形成不了現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觀念，因為嚴格來說它不是實在的規則與準則，而是模范行為的模式。所以，盡管中國也曾有諸如儒家和法家等關于人、社會和法律的一系列觀點，比如儒家主張符合倫理典范的習慣禮議，法家主張官僚政府以及強制執行官僚法，但雙方確實從某種不言而喻的共同（禮儀）前提出發進行論證的，而這些前提根本不允許他們捍衛甚至承認現

代法治原則。傳統中國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長方式處理事務。法律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國產生不了現代意義的法治，也確實不需要現代意義的法治。

社會主義法治在中國傳統的背景條件即如上所述，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從“法制”到“法治”的轉型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即在法制現代化發展中，既體現對西方法治文明的繼承，又在本土條件下，完成了質的飛躍。

1.對資產階級現代法治思想的移植。

現代法治思想根源于西方，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不能完全排除“西化”的傾向。在以“法制”為主旨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基本是排斥“西方”的，僅將其作為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層面，而未當成一種價值追求、治國狀態。在“法制”向“法治”的轉型中，法學界對西方資產階級的“法治”思想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社會主義法治在某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現代化法治思想。譬如，著名的法學理論家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他們的思想中蘊含著許多現代化法治的理性的東西，其“人民主權”、“法律至上”、“社會契約”、“權力制約”等主張包含著相當的合理內核，其是人類社會共有的文化財富，社會主義法治應當對其優秀的成分加以承繼，并根據自身的情況有所揚棄。由于西方法學家和社會實踐者的合力，使得西方的法治思想具有了取得廣泛認同的基本內涵，而這種以民主為基礎的法治思想正是社會主義進行法治建設所不可或缺。

2.結合本國實際的重新定位。

“社會主義中國的法治化，屬于‘非西方后發展社會——國家的法制現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發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傳導性的社會變遷過程。這樣的法律變遷有一個很大的時代落差，即我們不是在西方工業文明方興未艾之際來實現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法治化，而是在西方工業文明已經高度發達，以至于出現某種弊端和危機，并開始向后工業文明過渡之時才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這樣，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面臨著本土化和國際化（以西化為主要特征）等諸多因素影響，從“法制”到“法治”的發展，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出了重構自身法治文明的要求，同時，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在接受先進法治文明之后，結合本國實際進行再定位。

社會主義法治的標準和要求。總體而言，要樹立法律至上的權威，使法律成為治理社會的主要手段，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從立法上講，建

立民主科學合理的立法秩序，立法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構一個部門齊全、結構嚴謹、內部和諧的完備的法律體系；從行政執法講，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權，接受監督；從司法講，要保證司法獨立，確保司法公正。從法律文化上講，要有先進的法學理論，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識，最核心的是：法律至上原則。法律至上，即為“任何個人與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權威。”權力制約原則。在國家機關之間建立分權和相互制約的機制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實行的一項原則。司法獨立原則。司法獨立是現代法治的共同特征。

從終極意義上講，作為一種表征進步與文明的治國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種理想，也是一個過程，并無所謂好壞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區別的只是我們踐行的差異。由于社會主義的法制建設是一個漸進行的發展歷程，既要革除人治意識的心理障礙，又要結合社會的廣泛參與，革除人治意識的心理障礙、法治觀念和權利意識的增強等仍有一個時間的期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這也為以后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出了新的問題。但我們仍有理由相信，在以“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下的法治進程會有序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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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上海版)

民主與法制不可分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緊密結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確定為一條堅定不移的方針。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

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的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它是立法、執法和守法的總稱。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這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本前提。建設社會主義法制，首先必須有法可依。有法可依，就是指要立法，要制定各種法律、法規。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掌握著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利，但怎樣管理國家和社會呢？人民只有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體現自己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才能借助法律手段對國家和社會進行管理，從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必須加大立法力度。

有法必依 這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它要求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全體人民，不折不扣地依照法律規定辦事，嚴格遵守法律。首先，要求一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不僅要求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必須依法辦事，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還要求在處理敵我矛盾時，也必須依法辦事。其次，要求全體人民都要依法辦事，是自己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符合法律的規定。只有做到這兩點，法律才能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執法必嚴 這是社會主義法制權威的體現。它要求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嚴肅執行法律規定，切實按照法律規定的原則內容辦事，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事。包括：嚴格保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和審判權，不受任何干擾；嚴格貫徹“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一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絕不能徇私枉法；嚴格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貫徹“有錯必糾”的方針。

違法必究這是社會主義法制強制力的體現。它要求對于一切違法行為，都要依法認真追究，使違法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它要求切實貫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不僅所有公民必須平等地遵守法律，而且對所有違法者必須平等地追究法律責任。任何人都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享受法律以外的特權。

第四篇：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精髓

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其思想精髓，也就是其中最具時代要求，被稱之為“精神精華的東西”。它是整個思想理論體系賴以成立和富有生命力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黨的十七大報告深刻揭示了堅持解放思想對于黨在新時期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理論體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要繼續解放思想。這就昭示我們，解放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基礎，是這個理論體系的精髓和靈魂，也是理解這個理論體系的鑰匙。只有牢牢把握這個精髓，才能不斷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堅持解放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產物和理論結晶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創立經歷了一個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這既是一個批判舊古典哲學、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過程，也是一個發現和克服自身內在矛盾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一貫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批判的革命本質，堅決反對鼓吹迷信和把具體理論絕對化的教條主義。正如馬克思所說：“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的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堅持解放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內在要求，是其保持強大生命力的根本條件所在。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頭腦中固有的，它來自人類的社會實踐，批判和繼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在解放思想中創立的，是在研究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大量歷史和現實材料的基礎上揭示了貫穿上述領域的基本規律。人們推崇和信仰馬克思主義并把它稱之為科學，就是因為它本身是解放思想的，它的基本原理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局面，以巨大的政治膽略和理論勇氣，進行了理論上的正本清源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恢復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總結建國30年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也正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黨一以貫之地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進行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和新論斷，進而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進程，我們黨在實踐上的每一個重大發展，理論上的每一個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是與解放思想息息相關、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我們黨突破“兩個凡是”和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以新的思想觀點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開端；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觀念，是因為我們突破了把社會主義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之所以能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內容，就是因為沒有局限于傳統的“公有制

和按勞分配”的羈絆，突破了對社會主義就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傳統觀念；黨的十四大之所以能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也同樣是因為我們突破了把社會主義等同于計劃經濟，把資本主義等同于市場經濟的傳統思維定式，等等。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產物和重大成果，同時又進一步推動了思想的新解放。

從黨的十四大到黨的十六大的十年間，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緊緊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理論和實踐主題，繼續解放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理論勇氣繼續進行理論創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這期間的直接理論成果，就是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緊密聯系、互相貫通的新思想、新觀念、新論斷，構成了一個系統的科學理論。

黨的十六大以來，世界正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中國正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中國又進入了一個重大的歷史階段，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全面貫徹落實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科學分析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借鑒當代世界發展的新經驗，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上進一步解放思想，擺脫單純追求GDP的片面發展觀，突破傳統發展觀的困擾，創造性地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進一步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

綜上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一以貫之的理論主題和實踐主題，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貫穿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一系列創新理論成果中的一條主線，構成其中的“根”和“脈”，是黨的創新理論中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因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精髓。只有緊緊抓住這個精髓，才能真正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學懂、掌握、用好這個理論體系，也才能真正在新的實踐中不斷完善、豐富和發展這一理論體系。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型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范化，要求在反對各種錯誤傾向中堅持繼續解放思想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確提出來，并且成為貫穿十七大報告的思想紅線，這表明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和新的發展實踐中，不僅要繼續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而且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而努力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解放思想作為一種思想的常態，既是一種批判性思維，也是一種建設性思維。作為批判性思維，要求人們以批判的眼光敏銳地發現、改變或拋棄一切不符合客觀實際及其規律的思想、觀念和制度體制等等；作為建設性思維，要求我們勇于探索、勇于創新，不斷推動事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在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時期，在我們認識發展的不同階段，解放思想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不同的。特別是現在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對社會主義所

取得的認識，我們的認識所實現的飛躍，從大的時空范圍看還遠沒有完結。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仍然有許多未被認識或基本上未被認識的領域和規律，仍然有許多未知的“必然王國”，仍然有待于繼續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躍進。這就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始終不渝地堅持繼續解放思想，不斷深化我們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

當前突出強調繼續解放思想，主要是因為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發展呈現出了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當今世界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面對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大趨勢，我們正在干前人從未干過的偉大事業，既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鑒，也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套用。我國這艘社會主義的巨輪已經駛向了波濤洶涌、暗流涌動的經濟全球化的大海。我們有著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同樣也面臨著許多可以預料或難以預料的嚴峻挑戰，任何別的理論都無法解決我們13億人口大國的問題。堅持和創新符合我們自己實際、國情、道路和利益的理論，不能靠神仙皇帝，只能靠我們黨自己。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當前已進入了對傳統計劃經濟最核心部位進行改革的攻堅階段，這就更需要我們黨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破除一切思想上和體制上的障礙，也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解放思想。

黨的十七大強調全黨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著力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著力解決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把科學發展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這就是今天解放思想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也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牽動戰略全局的關鍵之點。按照這樣的目標和任務要求，就要圍繞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繼續解放思想，使思想認識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我國現階段實際。要圍繞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的愿望要求繼續解放思想，善于正確把握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使思想觀念跟上時代步伐和群眾要求。要圍繞深化改革開放繼續解放思想，深刻領會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歷史意義和基本經驗，統一對改革開放的認識，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型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范化提供精神動力支持。

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解決思維方式問題，即從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形而上學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思維方式，在我們這樣有著幾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這種思維方式是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當前解放思想，就是要繼續按照鄧小平同志說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一是繼續從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和一些所謂的“傳統正確認識”中解放出來，特別是從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中解放出來。當深入改革開放遇到新情況、新問題時，教條主義思維方式首先想到的是倒退到原來的蘇聯模式。由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以正統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名義推進的，至今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同時，要從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模糊認識中解放出來，堅定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二是著眼于對新情況新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克服因循守舊思想，放開手腳探索，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特別是體制機制創新。總之，一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相適應的觀念、做法和體制，都在我們堅決反對和摒棄之列。各級領導干部應當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表率，在解放思想中真抓實干，在轉變觀念中破解難題，真正把解放思想體現在具體工作中，落實到解決問題上。

解放思想作為一種破除舊的思想枷鎖的銳利武器，既是改造世界主體素質特別是精神狀態的集中體現，又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價值取向、文化觀念。在解放思想的漫長過程中，由于人們認識上的差異和外部條件的干擾，往往會出現偏差。而與解放思想相適應的價值觀念則可進行有效調節，形成一種輿論力量、文化條件和社會環境，從而使各種有害的社會思潮與傾向失去賴以存在的土壤和條件，進而實現社會的動態穩定與和諧。因此，我們在深化改革開放中就是要努力營造有利于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思想文化環境，真正形成有利于繼續解放思想的價值觀念、輿論力量和文化氛圍。

第五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

第八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

一、單項選擇題：

1．我們之所以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因為（B）A．公有制經濟的比例越大越能促進生產力發展

B．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C．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且發展不平衡 D．公有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體制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是（D）

A.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B.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 C.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D.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在于（C）A.宏觀調控不同 B.資源配置不同 C.所有制基礎不同 D.市場機制不同 4．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減少資源浪費和破壞，關鍵要靠（B）

A．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B．依法治理污染,保護環境 C．科技創新 D．人的自覺性 5.公有制實現形式，具體是指（C）

A.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 B.公有資產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的關系 C.公有資產的組織形式 D.公有資產的最終歸屬問題 6.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B）A.現代企業制度 B.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C.宏觀經濟調控制 D.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7.在下列收入分配中，屬于按勞分配的收入是（A）A.集體企業職工工資獎金收入 B.個體勞動者的收入 C.股份制企業職工的按股分紅 D.外資企業職工工資 8.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A）A.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B.能確保經濟總量的平衡 C.可實現經濟結構的平衡 D.可保障社會公平

9.我國現階段，不同國有企業職工，付出同樣勞動，獲得的勞動報酬會有所差別，是因為（D）

A.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結合在一起的 B.貫徹按勞分配會使一部分企業先富起來 C.按勞分配要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 D.按勞分配的實現程度與企業經營成果聯系在一起

10.在我國現階段的所有制結構中，國有經濟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種主導作用體現在（C）A.在社會總資產中占量的優勢 B.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體地位 C.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控制力上 D.是下崗人員再就業的主渠道

二、多項選擇題

1.我國現階段公有制經濟包括（ABDE）

A.國有經濟 B.集體經濟 C.個人入股、雇工經營的企業

D.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 E.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集體成分 2.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是（ABCD）

A.經濟關系市場化B.企業行為自主化C.宏觀調控間接化 D.經濟管理法制化 E.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 3.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ABCD）A.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 B.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并起主導作用 C.公有資產既有量的優勢，又注重質的提高 D.國有經濟的競爭力和控制力不斷增強 E.國有經濟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不斷增大

4.黨的十六大指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要求是（ACDE）A.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B.重點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C.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D.堅持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統一 E.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5.我國現階段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有（ABCDE）A.股份合作制 B.合作社 C.公有民營 D.股份公司 E.租賃、承包制

三、簡答題

1.我國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依據是什么？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3.簡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過程。

四、辨析題

1.私營經濟比重的增加，國有經濟比重的減少，會影響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2.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不能結合。

3.股份制企業是眾多投資者共同投資組建的企業，所以它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

五、論述題 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說明如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六.材料題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設想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分配。在高級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在第一階段，實行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即按勞分配。這種按勞分配是，各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提供的部分，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的一份。他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份耗費同勞動量的消費資料。

根據以上材料，請回答：

（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是什么？確立這一制度的依據是什么？（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勞分配與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有什么區別？

參考答案：

三、簡答題

1.答：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二，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3.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經過了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觀念，形成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第二階段，從十二大到十三大，突破了長期以來把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重新解釋了計劃經濟的 內涵。第三階段，從十三大到十五大，突破了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看作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四、辨析題

1.答：錯誤。

（1）改革開放以來，變單一的公有制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調整和完善了所有制結構，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2）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20 多年來，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得到迅猛發展，而且國有經濟也得到了長足進步，公有制經濟在現階段所有制結構中仍然占主體地位。（3）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指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實踐證明，多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4）雖然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但只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進一步得到加強，就不會影響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

2.答：錯誤。傳統觀念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實行社會主義就必然是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在總結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我們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了新的認識，計劃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既可以和私有制經濟相結合，也可以和公有制經濟相結合。

3.答：錯誤。（1）集體經濟是由一些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而股份制是由社會集資而組建的企業，其股東不一定是本企業的勞動者，所以不是集體經濟。（2）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說明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有、集體控股就具有明顯的公有性。

六、材料題

答：（1）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確立這一分配制度的依據是：首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在收入分配領域必須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實行多種分配方式。（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按勞分配不同于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地方是：按勞分配的“勞”還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只是以企業為單位的局部勞動的一部分；按勞分配還不能在全社會內實行，而只能在局部的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還不能按照勞動者實際提供的勞動量來計算，而只能按照被社會承認的勞動量來計算；按勞分配還必須通過商品貨幣的形式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