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勞動爭議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勞動爭議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呈現案件數量持續攀升、法律關系日益復雜、新類型爭議和新問題不斷出現、群體性案件大量出現、矛盾對抗性強,社會敏感度高、法律適用難度較大等一系列突出問題,為解決當前此類案件立案、審理中有關法律適用及裁判尺度問題,我院在充分進行調研,分析大量典型案件的基礎之上,就審判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以下意見和建議:
一.案件受理中的問題
(一)勞動爭議仲裁時效從何時起算,申請仲裁期間的中止、中斷有哪些合理的情形?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由此可見,仲裁時效應從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算。但“勞動爭議發生之日”如何理解?特別是當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爭議長期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之下,實踐中容易產生不同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分別規定了申請仲裁期間中止、中斷的情形,對此是應當從嚴掌握,還是應當從寬掌握;如果當事人中止、中斷的情形說法不一,舉證責任應如何分配,需要進一步明確。
我院意見:根據立法目的,應做出有利于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認定。
(二)關于當事人就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生育保險費問題單獨起訴,或者訴訟請求中涉及這些問題,法院應否受理?
對于這個問題在審判實踐中,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內部都存在不同的認識和做法,亟待統一思想。
我院意見:此類糾紛應按照相關行政法規,除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三項規定的“勞動者退休后,與尚未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的原用人單位因追索養老金、醫療費、工傷保險待遇和其他社會保險費而發生的糾紛”以外,均不屬于法院受理范圍,應告知當事人向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舉報、投訴。
(三)關于請求繳納住房公積金等案件是否屬于勞動爭議案件?
我院意見,應區別對待: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執行國家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政策中,因公有住房的轉讓、住房公積金給付等問題發生的爭議,不屬于勞動爭議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住房補貼是工資構成的一部分,故住房補貼的給付屬于勞動爭議案件,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四)關于工傷認定是否屬于勞動爭議案件受理范圍?
我院意見:一般情況下,人民法院不應就職工是否構成工傷直接做出認定和判決,而應
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通過法定程序來予以認定,如果職工對工傷認定結論不服,可以通過申請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如果仍然未做出職工構成工傷的認定,則法院應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特殊情況下,即職工是由于超過了一年的工傷認定申請期限而被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不予受理的,法院應當查明原因,如果職工確有正當理由的,則可以就職工是否構成工傷直接做出認定并做出實體判決。
(五)關于職工工齡認定、辦理提前離崗、退休及享受待遇的糾紛是否屬于勞動爭議案件受理范圍?
我院意見:除了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第三項規定的“勞動者退休后,與尚未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的原用人單位因追索養老金、醫療費、工傷保險待遇和其他社會保險費而發生的糾紛”以外,均不屬于法院受理范圍,應告知當事人向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舉報、投訴。
(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勞動關系時,因返還單位或個人財物的爭議,是否作為勞動爭議案件?
我院意見:區別勞動者或用人單位占有對方財物的行為與勞動權利義務的關聯性,有關聯性的,應作為勞動爭議案件;沒有關聯性或屬于非法占用或臨時占有,因此發生爭議的,作為普通民事糾紛案件受理。
二.司法審判程序與勞動爭議仲裁程序的銜接問題
(一)正確把握起訴與原仲裁裁決效力的關系
勞動爭議仲裁裁決因當事人一方起訴而不發生法律效力。但是也存在仲裁裁決在當事人起訴后經由特定的程序事項而恢復效力的例外情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對經勞動仲裁裁決的糾紛準予撤訴或駁回起訴后勞動仲裁裁決從何時生效的解釋》規定,仲裁裁決在起訴后經一定的程序事項后恢復效力的情形有兩種:一是當事人申請撤訴經人民法院審查準予撤訴的;二是當事人因超過訴訟期間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起訴的。
在審判實務中,常見人民法院對勞動爭議案件經審理認為原仲裁裁決的內容并無不當的情形,對此有的法院按照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即判決駁回不服仲裁裁決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并且認為在該判決生效后原仲裁裁決即視為生效。這種處理方法與法律、司法解釋關于“仲裁裁決因起訴而不生效”的規定相矛盾,顯然是錯誤的。正確的作法應當是,經過全面審理認為原仲裁裁決的內容并無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將仲裁裁決中具有執行內容的部分吸收到判決主文中來。
(二)當事人對勞動仲裁裁決的部分事項不服而向法院起訴,其仲裁裁決效力的確定問題。
根據勞動法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勞動爭議仲裁是勞動爭議案件進入訴訟的前置程序,如果當事人不服勞動仲裁裁決依法起訴到人民法院的,勞動仲裁裁決不應發生法律效力。依據民事訴訟不告不理的原則,人民法院只可對當事人就勞動仲裁裁決部分事項不服而提出的請求進行審理,而不能對勞動爭議案件進行全面審理。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對勞動部《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幾個問題的函》的答復,“勞動爭議當事人對仲裁決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以爭議的雙方為訴訟當事人,不應將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列為被告或第三人。在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中不應含有撤銷或者維持仲裁決定的內容”的規定,人民法院也不能在對勞動爭議案件進行處理的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中,對當事人未提起訴訟的部分勞動仲裁裁決事項作出維持仲裁裁決的內容,據此,當事人對沒有提起訴訟的部分勞動仲裁裁決的事項,將失去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的依據。如果人民法院對勞動仲裁裁決的全部內容逐一審理,雖解決了當事人未提起訴訟部分勞動仲裁事項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的問題,但又違反了民事訴訟不告不理的原則,因此,出現了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的沖突和銜接的問題。
我院意見:應當堅持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原則,對原仲裁裁決的內容進行全面審理。
(三)當事人在訴訟請求中增加了超出仲裁請求事項的案件如何受理問題。
對于當事人向法院起訴請求中增加了仲裁請求,實踐中是否受理此案件存在不同看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后,當事人增加訴訟請求的,如該訴訟請求與訟爭的勞動爭議具有不可分性,應當合并審理;如屬獨立的勞動爭議,應當告知當事人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但是對于“不可分性”與“獨立性”的認定標準有待進一步明確。
我院意見:根據勞動爭議案件的仲裁是訴訟的前置程序的法律規定,對于超出原仲裁請求的事項,法院徑行裁判,必然使得當事人失去一次法定的權利救濟程序,所以有必要從嚴掌握,一般不予受理,應先行仲裁。
(四)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不予受理”的裁決,如何區分情況受理的問題。
我院意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不予受理”的裁決其理由是該爭議不屬其受案范圍的,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向法院起訴,經審查確屬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案圍的,法院應予受理并作出實體處理;經審查確不屬其受案范圍,也不屬于民事糾紛的,受理后應裁定駁回起訴;經審查確不屬其受案范圍,而系一般民事糾紛的,應按民事案件審理。
但是在審判實踐中,第一種情況下,對原告撤訴后是否能夠再次向直接法院起訴,有不同認識。
(五)當事人雙方不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的同一仲裁裁決,均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訴的,在這種情況下,關于雙方當事人的訴訟地位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兩個司法解釋中的意見前后不一,實踐中應當如何掌握。
我院意見:由于一方起訴后,另一方是否起訴并不確定,在勞動仲裁機構裁決書同日送達的前提下,二者之間理論上有可能存在15天的時間差,如果算上法院審查立案的時間可能更長,為不延誤案件正常流轉,當前做法仍是各自立案,合并審理,查明事實后做出同一法律文書。
三.勞動爭議案件中涉及工傷保險賠償的裁判理念及處理方法
(一)勞動爭議案件中的工傷保險賠償與普通民事案件中的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競合的問題
在人民法院審理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工傷保險賠償糾紛居于突出地位,而在人民法院審理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含有雇傭關系因素的糾紛又占有一定比例。依照我國勞動法的規定及其反映的價值取向,對凡含有勞動因素的用工關系或雇傭關系,都應納入勞動法調整的范圍和勞動行政機關行政管理的范圍,并且對工傷保險賠償實行的是無責任補償原則(有的稱為無過錯責任原則),這體現了國家立法對勞動者及雇工的特殊保護。因而,對那些在養老、工傷保險等制度較為健全的用人單位工作,訂有規范勞動合同的固定工,在其工作過程中發生傷亡事故,按工傷糾紛以勞動爭議程序處理,對此爭議不大。但是,在審判實務中,工傷賠償案件或者存在勞動因素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較多發生在那些未訂立勞動合同的農民工、臨時工、雇工等人員身上。對這類案件,如果依照前述勞動法的規定及價值理念,可按勞動爭議的工傷賠償案件處理。但是,如果是以民事法律規范來考量,這類案件又具有雇傭關系的法律特征,從而可以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來處理。雖然,工傷賠償制度因其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且不進行過錯相抵,可使一些工人或雇員從中獲得某種實體或程序上的利益。但是,工傷保險賠償糾紛處理機制及程序具有繁瑣、復雜、冗長的特點,其在勞動爭議訴訟程序之處,還要經歷仲裁前置程序、工傷認定程序等等。而那些在法律特征上表現為雇傭關系的農民工、臨時工、雇工等人員,他們較少有時間、精力和現實條件來承受工傷保險賠償爭議處理機制繁瑣、復雜、冗長的程序過程,工傷保險賠償爭議處理機制對他們來說已經失去了特殊保護的價值意義。因而,應當允許他們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是按工傷賠償制度求償,還是按人身損害賠償制度求償。
(二)勞動爭議案件涉及工傷賠償問題的通常做法
工傷保險制度是勞動法背境下的特定事物。在我國,工傷認定是勞動行政關機的職權行為,當事人對工傷認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復議以及行政訴訟。單純的工傷認定,不屬于法院勞動爭議案件的受理范圍。但是法院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涉及工傷賠償問題時,經常發現未經工傷認定的情形,無論當事人對是否構成工傷問題有無爭議,人民法院均不能或不宜直接作出工傷認定或工傷賠償的判決。對于未經工傷認定,但要求按工傷糾紛處理的案件,審判實踐中通常按兩種方法處理:一是中止對案件的審理,以等待勞動行政機關的工傷認定結論;二是駁回當事人的起訴,告知當事人向勞動行政機關申請工傷認定。
(三)關于勞動者工傷保險賠償是否可以獲得雙倍賠償的爭議
對于這個問題,各地法院做法極不統一,判決結果可謂五花八門,也歷來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本院傾向性意見: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人身遭受損害,如存在本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的,勞動者可以工傷為由申請勞動仲裁,也可以侵權為由直接起訴實施侵權行為的第三人。用人單位在按工傷對勞動者進行賠償后,可以就自己所支出的費用向侵權人進行追償。以上兩種訴訟形式受害人選擇一種起訴后;又選擇另外一種訴訟形式起訴的,在確認后一訴訟的賠償額時,應減去前一訴訟的判決中已經確認的受害人所應獲得的賠償,只支持后一訴訟與前一訴訟的賠償額不足差額部分。同一損害后果,不能獲得雙重賠償。后一訴訟的提起,還應受法定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
四.對市法院今后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由市法院牽頭加強法院與勞動仲裁機構、政府有關部門的溝通與協調,建立妥善、正確、及時化解勞動爭議糾紛的社會聯動機制。勞動爭議的處理涉及仲裁與訴訟兩方面,當前,因不少勞動爭議有很強的時勢與政策背景,其處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府相關部門,妥善處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糾紛、正確發揮司法審判職能,及時疏導與化解社會矛盾,必須加強法院與勞動仲裁機構及政府有關部門的溝通與協調,完善相關制度建設,健全統一法律法規,探索建立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群策群力、行之有效的糾紛調處機制,這其中特別是要加強法院同勞動仲裁機構的溝通、協調,保障法律法規的正確執行。
(二)建議市法院加強對勞動爭議專業審判人員的培養。目前,各級法院均不同程度存在著勞動爭議審判專業化不夠、審判人員不足、不能適應新形勢要求的問題。今后,一定要把加強勞動爭議案件的審判隊伍建設作為一個緊迫的問題抓好、落實好。
(三)建議市法院加強對勞動爭議案件調研指導工作。在堅持業務指導功能的同時,做好上下級法院的溝通協調,加強對復雜、疑難案件與問題的研究解決。對各類疑難問題要進一步加強調研,并借鑒其它省市的先進經驗,早日制定指導性規范下發全市,保障全市法院系統執法統一,并促進全市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的執法統一。
(四)建議市法院做好整理、總結、推廣關于勞動爭議案件調解的先進經驗和好的做法,指導全市法院系統更好通過發揮調解職能,積極引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理順法律關系和利害關系,妥善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
第二篇:我國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我國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近年來,由于企業人力資源成本大幅度增加,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勞動爭議糾紛大量出現,我庭在實際審判中遇到了很多現實困難,主要是現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中存在與現實脫節的規定以及一些操作層面具體化的問題,需要改進和改善,現匯報如下:
一、現行勞動爭議糾紛處理機制的運行狀況及存在的弊端
(一)現行勞動爭議糾紛處理機制運行狀況
我國勞動爭議糾紛處理程序包括以下四個環節:
1、自愿協商。爭議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本著互諒互讓的原則,通過協商程序解決爭議。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協議并自覺予以履行的,勞動爭議即告結束。這一環節是解決勞動爭議最簡便快捷的一種方式,但這不是處理勞動爭議糾紛的法定程序。
2、申請調解。勞動爭議發生后,當事人不愿協商或協商不成的,可以向本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就是在調解委員會的主持下,爭議雙方在合法自愿的基礎上,通過民主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從而解決勞動爭議的一種活動。這一環節也不是處理勞動爭議的法定程序。
3、申請仲裁。經上述兩個環節調解不成或不經上述兩個環節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就是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居中裁決者的身份,針對雙方爭議,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依據有關法律規定對爭議雙方所爭議的勞動權利義務關系進行調解或依法作出裁決的一種法律制度,這是勞動爭議糾紛處理的必經程序。
4、起訴。當事人對勞動爭議仲裁裁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人民法院對勞動爭議作出具有強制力的裁決的一種訴訟活動。人民法院的審理是勞動爭議糾紛的最終處理。
綜上,我國勞動爭議的處理采取的是“先裁后審”的機制,即對勞動爭議糾紛,當事人必須先到勞動仲裁機構進行
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仲裁是訴訟的前置程序,不經仲裁裁決的勞動爭議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仲裁裁決后,當事人不在法定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仲裁裁決即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可以據此申請人民法院執行。
(二)勞動爭議處理運行機制存在的弊端
先裁后審的勞動爭議處理運行機制在特定時期發揮了巨大作用,其基本思想是值得肯定的。隨著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個體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及中外合資、外商獨資企業的日漸增多,勞動關系日益復雜,勞動糾紛呈大幅上升趨勢。而現行勞動爭議糾紛處理機制明顯不能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調解結果或仲裁裁決的效力不確定。如上所述,盡管我國處理勞動爭議的程序包括四個環節,但除人民法院的裁決外,其他處理結果都存在不確定性。其它處理機制的法律效力,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其法律效力的不確定性自不待言,就連勞動仲裁委員會的仲裁裁決也存在著時刻被否定的危險,一是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使仲裁裁決自行失卻效力;二是即使雙方當事人都未提起訴訟,仲裁裁決發生法律效力,但當一方當事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時,人民法院對仲裁裁決進行審查,如果仲裁裁決確有錯誤,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執行,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決仍有被“扼殺”的可能。處理結果的不確定性,造成勞動爭議處理起來環節多、周期長、重復勞動多,效率低下,不利于正確及時地平和息訟,化解矛盾,也不利于體現法制的權威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仲裁與訴訟不銜接。我國勞動爭議處理的運行機制是“先裁后審”,但是兩者之間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水嶺”,互不銜接,當事人一旦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仲裁裁決就失去了效力。況且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過程中,可以全然不顧仲裁裁決的事實和結果,不對仲裁裁決作任何評價,仲裁機關也不將仲裁卷宗移送人民法院,真可謂是“你裁你的,我判我的”,“我行我素”。這種處理機制,實踐中暴露出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比如仲裁機關以超過仲裁時
效為由駁回申訴案件,人民法院能否受理,受理后如何審查;仲裁裁決遺漏了申訴人的申訴請求,人民法院能否將遺漏的申訴請求合并審理,合并審理是否也違反了“先裁后審”的原則;仲裁裁決遺漏了當事人,人民法院受理后能否追加當事人參加訴訟,追加當事人參加訴訟是否違反“先裁后審”的原則;一方當事人提起訴訟,另一方當事人能否提起反訴,等等,迫切需要從理論和實踐上加以完善和解決。
二、從立法上改革和完善我國勞動爭議處理機制
改革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已勢在必行。筆者認為,只有對現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進行徹底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存在的問題。
1、從立法上明確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效力。目前,勞動爭議案件經勞動調解委員會調解雙方達成了協議,但由于調解協議沒有法律約束力,要么對方不執行,要么當事人還抱有其他目的,又到仲裁機構申訴。仲裁后,敗訴方仍抱著“反正到這一步了,再打到法院試一試”的思想。這樣,一個案子經過“馬拉松式”程序,既浪費人財物力,又浪費時間。勞動爭議糾紛的當事人一方是用工單位,一方是勞動者,如果雙方的糾紛得不到及時處理,既影響了企業的生產,又影響了職工的生活。從立法上明確勞動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效力,對穩定勞動關系,正確及時處理糾紛、化解矛盾、提高辦案效率、促進生產發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均具有重要意義。
《勞動法》第80條第2款規定:“勞動爭議經調解達成協議的,當事人應當履行”。該款雖然規定了調解協議的效力,但當事人不履行怎么辦?勞動法沒有明確規定,使得調解協議的效力大打折扣。筆者認為,在今后立法中,除規定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效力以外,還應當同時規定,經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雙方自愿達成協議的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仲裁,該協議即生效,雙方當事人應當自動履行。一方違反協議不履行,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2、制訂專門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法。如前所述,勞動法律關系不同于民事法律關系,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套
用民法的基本原理和民事訴訟法的程序和原則來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必然在實踐中帶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因此,必須制定一部處理勞動爭議的專門程序法,以先裁后審為原則,具體規定勞動爭議案件的調解、仲裁、起訴各個環節具體操作程序問題,調解、仲裁的人員組成及調解協議、仲裁裁決的效力問題,仲裁程序與訴訟程序的銜接問題以及人民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審查(下面還要專題論述)問題,等等,以建立起我國勞動爭議糾紛處理良性運行機制,進一步規范勞動爭議的處理。
3、在人民法院設立專門的勞動爭議審判庭。設立專門的勞動爭議審判庭已十分必要,理由在于:一是前已所述,勞動法律關系不是民事法律關系,勞動爭議案件也不是民事案件,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程序和原則不能簡單地套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設立專門的勞動爭議審判庭,首先是由勞動法律關系和勞動爭議案件的性質決定的;二是勞動爭議案件的復雜性、特殊性、疑難性以及勞動爭議案件所適用的法律法規、規章、其他規范性文件復雜性,加之勞動爭議糾紛涉及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特殊關系,客觀上決定了人民法院應設立專門的勞動爭議審判庭,以便集中專業人員、專業力量對勞動爭議案件進行研究和審理,及時裁決糾紛,穩定生產,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三是司法改革的需要。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終目的,建立專業化、學者型的法官隊伍,亦即造就在審判領域各個方面的審判專家是實現司法公正的保障。因此,設立專門的勞動爭議審判機構與當前人民法院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精神。
4、建立以仲裁裁決合法性為審查對象的司法審查制度。目前,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一旦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仲裁裁決即失卻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仲裁機關既不移送卷宗,人民法院也不對仲裁裁決作任何評價,仲裁裁決與法院裁判“不說話”,這不僅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給當事人造成了訟累,而且削弱了仲裁裁決的權威。正如前述,對勞動爭議的仲裁不同于“或裁或審”的民間仲裁,它從性質上說仍然是一種行政仲裁。這種行政仲裁,類似于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一種——行政裁
決。鑒于此,借鑒行政訴訟制度,從立法上將類似于行政訴訟的司法審查制度引入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的運行機制中來,即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以仲裁機關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勞動爭議之訴,由法院專門勞動爭議審判庭予以審理,未提起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參加訴訟。這樣,人民法院就可以以仲裁裁決作為審查對象,從仲裁裁決程序、事實、適用法律方面進行全面審查,從而實現仲裁程序與訴訟程序的銜接。人民法院經過審理,分別不同情況,可以作出維持仲裁裁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仲裁裁決、責令重新進行仲裁、變更仲裁裁決等裁判形式。當然,在勞動爭議訴訟之中,人民法院擁有完全的司法變更權,即對仲裁裁決享有完全的變更權,不受其他條件的限制,而不象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只有有限的司法變更權,即只有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人民法院才可以判決變更。這樣,勞動爭議的處理機制由原來單一的“先裁后審”原則變成了“先裁后審”和“審查仲裁裁決合法性”兩個原則。這種運行機制,一方面從法律上肯定了仲裁裁決的效力,樹立了仲裁裁決的權威;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不需要推倒重來,而是以仲裁裁決為基礎進行審理,既可以降低訴訟成本,提高效率,又能夠有效維護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蚌埠市龍子湖區法院袁俊嶺
第三篇:淺析婚約彩禮糾紛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淺析婚約彩禮糾紛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發布日期:2011-04-08文章來源:互聯網
婚約彩禮,一般是指訂立婚約的男女雙方及各自父母以男女雙方結婚為
目的,在婚約期間與結婚時向對方贈送的財物。我國自古以來就把“訂婚”當成結婚的必經程序,而訂婚送彩禮更是世代相傳的禮俗。時至今日,在廣大農村地區仍廣為流行。現今,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觀念和法治建設的進步,人們的婚姻觀念也發生了改變,婚姻自主、婚姻自由和婚姻應以愛情為基礎的理念,普遍被人們接受,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結婚前有訂婚的程序,且婚前男方給女方送彩禮的習俗仍然盛行。相應地,近年來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也越來越多。
為此,2004年4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解釋(二)》)第十條做了明確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卻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適用前款第(二)、(三)項的規定,應當以雙方離婚為條件。”該規定是法院處理婚約返還彩禮糾紛案件的法律依據。因此,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上述三種情形的,那么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由于《解釋(二)》規定的比較原則,在審判實踐中,尚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
一、關于訴訟主體
《解釋(二)》中,只是規定了“當事人”可以要求返還彩禮,對“當事人”范圍沒有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對“當事人”是否包括雙方的父母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對此應區別分析:對于已經締結婚姻的,在離婚時要求返還彩禮的原被告自然是締結婚姻的男女雙方;對于已經給付彩禮但締結婚姻的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的要求返還彩禮案件,筆者認為,在此,對“當事人”應該做擴張解釋,即當事人也應該包括締結婚姻雙方當事人的父母。因為在中國的傳統習俗中,兒女的婚姻被認為是終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辦,給付和接受彩禮的也多為父母,且彩禮也經常是家庭共有財產。很多都是一方父母送彩禮,另一方父母代收彩禮,即使由本人親自接收,兒女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養育之恩,也通常會將一部分交由父母。因此,為了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筆者認為訴訟中當事人雙方可以是為締結婚姻男女雙方的父母。
二、對要求返還彩禮條件之“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的認定
對何為“生活困難”?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并沒有相關規定,結合司法實踐,筆者認為對于給付彩禮造成生活困難的認定應當嚴格適用,應該從以下方面來把握“生活困難”:
1、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自然是生活困難,而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各地都有比較嚴格的規定。除了個別老年人婚姻外,一般結婚男女雙方當事人結婚時比較年輕,一般不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筆者認為此處生活困難應指造成給付方家庭生活困難,如果給付方本身就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又付出了較重的彩禮,顯然生活會極其困難,那么當事人要求返還彩禮的就完全應該支持了。
2、其他生活困難證明
對于最低生活保障,國家有嚴格的規定,有些家庭雖然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生活卻很困難。在要求返還彩禮訴訟中,認定生活困難還應該從以下方面把握:
(1)有居委會(村委會)、街道辦(鄉或鎮政府)、縣(區)級民政部門出具的貧困證明。
(2)造成足以使生活困難的其他事實,如造成輟學、發生重大疾病和意外等等。
此外,若“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給付人存在過錯導致離婚,其是否有權要求返還彩禮?筆者認為,如果要求返還彩禮一方對婚姻的破裂存在過錯,而另一方并無任何過錯,雖然請求方存在生活困難,也無須再支持其返還請求。
關于離婚救濟與彩禮返還能否同時要求的問題。《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果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這是婚姻法設立的離婚救濟制度,旨在保護弱勢群體。而在解釋
(二)中,又作出婚前給付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在離婚時可要求返還所送彩禮的規定。那么,生活困難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給予幫助,又可要求返還彩禮呢?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但是應該根據給付彩禮數額和被救濟方的生活困難程度決定返還多少和幫助多少,且在被救濟方另行結婚后停止救濟。
三、對于返還范圍的認定
是不是婚前給付的彩禮都應返還?這是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筆者認為,以下兩個方面應該不屬于彩禮返還的范疇:第一、共同花費,一方收到彩禮后,往往會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銷,如為辦婚禮宴請賓客,送禮以及平時的吃喝玩樂等,在計算返還彩禮數額時這部分應當從中剔除。第二、贈與的財物。在婚前,男女雙方為表情意,通常會贈與對方定情物等,這屬于一方對另一方自愿贈與行為,與有無結婚目的無關,對于該類財物,贈與方不得要求返還。第三、為了訂立婚約,雙方來往走動,一方家長給予的一些小額見面禮,其中消耗的食品、煙酒等低值品,一般不予返還。
另外,在確定返還彩禮數額時,還應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因素:第一,雙方的過錯程度。在返還彩禮時,應照顧無過錯方的利益。若因一方的過錯,如有賭博、吸毒惡習,或有虐待、家庭暴力等行為導致未結婚或者離婚的,有過錯方要求返還彩禮的一般不予支持。第二,共同生活的時間長短。雖未登記結婚,但兩人共同生活時間較長,給付方要求返還彩禮的,返還數額應適當減少。若雙方結婚,共同生活時間較長的,對要求返還彩禮的請求可不予支持,時間不長的給予適當返還。第三,保護婦女權益。在解除婚約過程中,如果女方可能有過懷孕、流產的情況,那么應當適當考慮女方的利益。
四、關于彩禮返還舉證責任的分配及證據認定問題
1、責任的分配問題。若將舉證責任倒置,將應當由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負擔的證明責任改由否認權利的另一方當事人,比如應由彩禮給付方證明雙方無共同生活,改為由收受彩禮的一方證明雙方有共同生活,證明難度就會大大降低。收受彩禮的一方只要能證明雙方存在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種共同生活的事實,就完成了舉證責任,不承擔敗訴的風險。這樣更有利于彩禮給付方實現法律賦予他的返還彩禮請求權,也有利于提高當事人的訴訟效率,降低當事人和法院的訴訟成本。
2、證據認定問題。給付彩禮與一般的民事行為有所不同,給付方不可能要求對方出具收條等書面手續,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禮。因此,當引發彩禮糾紛時,當事人舉證比較困難,一般只能提供證人證言,且多為親友證言,通常證明力不大。對方當事人也常以此作為抗辯,主張不予采信。為了收集有利證據,當事人往往會不經對方同意,錄制雙方談話錄音或電話錄音。那么對于此類視聽資料如何認定呢?筆者認為,在彩禮糾紛中,視聽資料往往是最能證明事實存在的證據,因而只要當事人在收集證據時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和原則即不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能證明其真實性,就應當采信。對于彩禮糾紛案件的證明標準,也應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則,即只要當事人所舉證據足以讓法官對案件的法律真實產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懷疑,那么就可認定該法律事實達到客觀真實。
綜上所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實際狀況及民間婚約習慣,靈活地運用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護婚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正確引導婚姻應以愛情為基礎,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篇:當前勞動爭議工作情況匯報
當前勞動爭議糾紛工作情況匯報
從2008年開始,受《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實施的影響,全國勞動爭議案件大幅度增加,正處在一個勞資糾紛高發時期。原因之一是《勞動合同法》以及《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對不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社會保險和解除合同不支付經濟補償等主要違法行為進行了嚴厲的規范,多數企業不能適應法律規范。原因之二是勞動者維權意識大大提高和勞動爭議仲裁門檻降低,使得勞動者“打官司”簡易便利。
一、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機構對化解勞資,調處勞動爭議起了重大作用
1、重要作用
2008年我區受理勞動爭議案件315起,其中調解145起,這個數量是2007年的5倍。2009年上半年共受理207起,已結案176起,其中調解68起。到目前為止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加之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減員較往年增加,解除合同人數比同期上升60%,加劇了勞動爭議的發生。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現象,這就是在如此高的勞動爭議案件和勞資矛盾較為激烈的情況下,因勞資矛 盾發生的信訪事件卻越來越少,尤其是我區在全市的勞動信訪案件通報中,一直處于最低水平狀態,更沒有上訪和群體事件發生。其根本原因是,當勞資矛盾發生后,有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機構發揮著調解處理的作用,幾乎所有的爭議就此可以完全解決,個別仍有爭議的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當前勞資雙方都認可勞動仲裁機構的調解和處理,懂得有矛盾找仲裁機構,而不是以往的思路去找黨委政府,現在勞動仲裁機構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作用已被認識和接受。
2、重要地位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有自己的工作特性,其機制基于勞動行政部門、工會、企業聯合會三方組成的,是獨立于行政部門之外的中立的準司法機構,它以《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為運行程序,以國家法律法規為調處勞動爭議的依據。國家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這樣一個工作司法機構,是有著法律依據。尤其當前我國處于變革時期,勞資矛盾多發,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機構地位十分重要。
目前我國實行的先裁后審制度,勞動爭議案件必經先經勞動爭議機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符合規定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再提起民事訴訟。所以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是調處勞資矛盾的重要工作機構,肩負著化解矛盾,合理、公正、及時處理裁決的重要職責,所調處的每個案件都關乎社會的穩定和諧。
二、勞動爭議仲裁院工作情況
1、仲裁院建設情況
我區勞動爭議仲裁院是根據國家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文件于2005年批復成立勞動爭議仲裁實體機構,是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負責勞動爭議案件的受理、調解、審理、裁決等相關工作。對勞動仲裁委員會負責。
2007年仲裁院開始受理案件,在上級行政和業務領導的指導下,迅速展開工作,工作運轉良好,除人員配備外的其它硬件建設走在全市的前列。人員目前與勞動就業辦公室混合使用。
業務建設方面,由于勞動仲裁工作機構整體都處在規范初期,現成制度不多,又正值勞動爭議糾紛所涉及的法律法規處于變革更新時期,此情況下,只能加大學習研究,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和辦案規則。在現有的規章制度基礎上,逐步建立自己的工作制度,以適應工作要求,先后制定了《首席仲裁員責任制》、《合議庭合議制度》、《勞動爭議仲裁建議制度》等工作規范和制度,使仲裁院的工作快速進入規范化狀態。
加強與司法部門的溝通與協商,共同探討研究勞動爭議案件的裁審技術問題和規則尺度。先后多次與轄區的人民法院開展研探會、對法律規范統一認識和標準,對自由裁量度取得共識一致,盡量保障勞動爭議案件的公平一致。
2、仲裁院的基本工作原則
按照《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規定,遵循勞動爭議案件著重調解的原則,貫徹《關于建立完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建議制度的通知》和2009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做好勞動爭議糾紛案件工作的指導意見》文件精神,把調解程序拿出來,專門做為與審理裁決并重的程序,堅持立案前調、立案后調、開庭前調、開庭后調、裁決前調、能調則調的原則,盡最大努力爭取勞資雙方和解言合,化解矛盾,穩定和諧勞動關系,促進社會安定。
勞動仲裁院的工作程序依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執行,仲裁庭本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裁決案件,嚴格按法定程序審理案件,實行首席仲裁員和獨立仲裁員制度,仲裁員依據法律法規有裁決權,疑難案件可提出合議,由合議庭合議裁決。重大疑難案件提交勞動仲裁委員會裁決。按規定仲裁員不受當事人和其他任何人的干涉影響。
3、勞動爭議調解仲裁與勞動監察的關系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與勞動監察工作協調配合,共同解決勞動爭議糾紛問題,勞動監察是勞動行政部門的行政行為,具有一定的剛性,在處理勞動爭議糾紛投訴時,它處在執法者的位置,與被投訴的用人單位是執法與被執法的關系,容易造成勞動部門與用人單位的直接對立矛盾。而勞動仲裁處 于第三方中立的位置,處于裁判的角度,可以靈活超脫地處理雙方之間的矛盾。目前我們就主要以勞動仲裁的方式調處勞動監察需要以行政處理方式進行執法的案件,避免我們與用人單位直接發生沖突。同時,勞動監察則對一些簡單案件、投訴小企業的案件加大力度,緩解勞動仲裁案件的壓力。兩套工作機制、兩件處理勞動爭議糾紛的方式方法,使得勞動爭議糾紛基本能夠得到化解和妥善處理。
三、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1、人員數量和專業素質
勞動爭議糾紛調解仲裁工作,對調解員和仲裁員要求既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識基礎和辨別判斷是非的能力,又要具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高超的協調斡旋能力。我們的工作人員多數是非法律專業出身,剛剛從事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工作,邊干邊學,在當前案件量大,難度也大的形勢下要保證工作正常已經十分吃力,所以建議領導考慮考選幾名專業工作人員,以保證有一支合格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隊伍。
2、機構設置問題
目前勞動爭議仲裁院、勞動監察大隊與勞動就業辦公室、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合署,四塊牌子一套人馬,盡管這樣人員精減,機構上認同為一個事業單位,從機構編制上看是比較理想。但是由于兩者與后兩者工作性質差距很大,工作上難以融為一體,沒有提高效率的作用。勞動仲裁院的性質 是中立裁決機構,勞動監察大隊是受勞動行政部門委托的行政監察工作部門,而勞動就業辦公室、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完全是公共事務服務機構,工作人員之間很難兼職,工作互不涉及,單位領導協調統籌難度大。另外勞動就業辦公室在“雙評”活動中,受影響很大。建議從長遠考慮,將兩塊職能差距較大的工作分為兩個單位。
第五篇:當前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1
當前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建國五十多年來,我國婦女兒童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根據,以《婦女權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為主體,包括《婚姻法》、《繼承法》、《收養法》、《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義務教育法》、《母嬰保健法》、《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刑法》等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在內的一整套保障婦女兒童權益和促進婦女兒童發展的法律體系。目前,我國婦女兒童地位已有了很大提高,權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護。但是,必須看到,在現實生活中,侵害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工作還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主要表現為:
(一)社會政治參與方面,婦女參政總體水平偏低,婦女在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方面還存在很多障礙,與男性有較大的差距。女性的參政意識較男性而言仍顯得相對淡薄,領導崗位女干部比例偏低,在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方面明顯存在著男強女弱的現象。這說明婦女作為選民的權利和參與國家和社會事物管理的權利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二)勞動權益方面,婦女平等參與社會經濟發展缺乏有力的社會保障。主要表現為:
第一,同等條件下男女就業機會不均等,一些部門和單位在招工、招干、招生中,存在性別歧視,對女性提高錄用標準,或在年齡上加以限制。特別是女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就業分配難的問題突出。在企業改制過程中,一些企業優化勞動組合,女職工被編余下崗的增多,下崗女職工再就業難。
第二,女性的勞動保護及特殊勞動保護、女工的福利待遇、生育保險和衛生保健,在一些單位長期不落實,嚴重影響其身體健康和利益。
第三,部分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得不到落實。自第一輪土地承包起,許多地區的農村婦女,特別是出嫁女和離婚婦女在責任田、口糧田、宅基地的分配使用方面,存在不少不平等分地的遺留問題。在土地分配(包括責任田承包分配、土地補償費分配、土地入股后的股權分配三種形式)中存在五類侵犯婦女權益的典型情況:
1、女青年嫁給外村男青年或城鎮男青年必須強行遷移戶口,不遷戶也無土地(或土地補償費或股份,以下從略);
2、男到女家落戶的部分男性和兒童不分配土地,一些地方連婦女的土地也被收回;
3、婦女離婚后責任田得不到保障;
4、基于性別而對男女責任田分配不公;
5、在第一輪承包中,“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是個大原則,但在具體執行中不按男女平等的法律,保障婦女的承包權,致使合同訂立后嫁進本村的婦女和按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的兒童都沒有責任田。在進行第二輪土地承包中,這些遺留問題再次激化矛盾并直接影響農村土地延包工作的順利進行。在第二輪承包中,有些地方仍不執行國家法律法規,隨意搞土政策,分男不分女或不分出嫁女,將極大地挫傷農村婦女的積極性。土地是我國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沒有自己的土地資源或只有很少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婦女,其家庭和社會地位就更無從談起。
為解決一些地方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受侵害的問題,2001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切實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通知”。2002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在總則第6條中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第30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54條還規定:發包方有剝奪、侵害婦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行為的,應當承擔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這些規定,為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問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文化教育權益方面,婦女的整體素質仍不夠高,整體受教育的機會少于男性。特別是在農村貧困地區,許多家庭不愿為女孩提供教育投入,女童入學率低與男童,而輟學率高于男童。目前,成人文盲、半文盲中女性占有較大比例。在各類技術培訓班、職業培訓班及成人教育中,女性明顯少于男性。
(四)人身權益方面,社會丑惡現象和侵害婦女兒童人身權益事件屢禁不止。拐賣婦女兒童、對婦女和幼女性侵犯、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活動在一些地方有蔓延趨勢;娛樂行業中的色情陪侍等社會丑惡現象愈演愈烈;針對女性的犯罪和女性犯罪增多。
(五)婚姻家庭權益方面,婚姻家庭問題日益突出,婚姻家庭中侵害婦女兒童人身權益和財產權益行為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家庭暴力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且情節惡劣,社會影響極壞。
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其表現形式既指肉體上的傷害,如毆打、體罰、捆綁、行兇、殘害、限制人身自由等行為,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如以威脅、恐嚇、咒罵、譏諷、肆意凌辱人格等方法,造成對方精神痛苦、心理壓抑,神經高度緊張等。此外,家庭暴力還包括性虐待。
家庭暴力行為是對婦女、兒童的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權的粗暴侵犯,也是對受害人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嚴重損害。家庭暴力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其危害性是十分嚴重的,極易導致婚姻破裂和家庭的離散,直接影響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和正常成長。不少女性犯罪與她們在家庭中遭受的暴力密切相關。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5條規定:“婦女的生命健康權不受侵犯”;“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殘害婦女”。《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條規定:“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第8條規定:“不得虐待、遺棄未成年人”;“禁止溺嬰、棄嬰”。修改后的《婚姻法》第3條規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和遺棄”。并在第五章里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的救助措施和施暴者的法律責任作出規定。婚姻法第32條將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行為,明確規定為起訴離婚的法定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準予離婚。為了給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救助措施,同時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責范圍,婚姻法第43條規定:“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有權提出請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以及所在單位應當予以勸阻;公安機關應當予以制止。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提出請求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的法律規定予以行政處罰。”為了進一步給在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中造成一定后果的受害人指明維護自身權利的法律途徑,婚姻法第45條規定:對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其中造成嚴重后果的,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此外,婚姻法第46條還規定,因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2、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等丑惡現象,不僅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十分普遍,連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也有發生。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結婚的違法行為。重婚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法律上的重婚,指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另一種是事實上的重婚,指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公開同同居生活,但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
重婚的法律后果:其一,民事后果。主要是重婚關系無效;按照現行婚姻法第32條、第46條的規定,重婚是對方起訴離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同時還可以要求離婚損害賠償。其二,刑事后果。按照婚姻法第45條的規定,對重婚等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其三,行政后果。重婚者如為職工和國家公務員的,應受相應的行政處分。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這主要指向“包二奶”、姘居多婚外同居現象。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與重婚的重要區別在于,前者沒有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或沒有再行結婚登記。但二者都是嚴重破壞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違法行為,違背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敗壞社會風氣,導致婚姻家庭破裂,嚴重侵害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甚至引發情殺、仇殺、自殺,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和計劃生育。為此,我國婚姻法第3條明確規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法律后果:根據婚姻法第32條、第46條的規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對方起訴離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同時還可以要求離婚損害賠償。此外,對“包二奶”中如果雙方以夫妻名義長期同居生活的,應認定為重婚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依刑法中的重婚罪論處;如果以給付金錢、物質利益
等為條件與“二奶”保持相對固定性關系的,實際上是包養暗娼行為,一經查實應按有關賣淫嫖娼的規定給予治安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認定重婚行為問題的批復》,對于婚外“臨時姘居關系,彼此以姘頭相對待,隨時可以自由拆散,或者在約定時期屆滿后即結束姘居關系的,則只能認為是單純非法同居,不能認為是重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重婚案件管轄問題的通知》有關條款規定,公安機關發現有配偶的人與他人非法姘居的,應責令其立即結束非法姘居關系,并具結悔過;屢教不改的,可交由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由公安機關酌情予以治安處罰;情節惡劣的;交由勞動教養機關實行勞動教養。
3、離婚過程中,在住房、財產分割和子女監護撫養等問題上,侵犯婦女兒童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婚姻家庭領域的以上突出問題,由于受到“清官難斷家務事”等錯誤思想的影響,司法機關不愿介入家庭糾紛,執法人員對婚姻家庭中的違法問題認識不足,執法不力,加上取證困難,致使婦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權益屢屢遭到侵犯。
(六)兒童權益的保障不容樂觀。在保護兒童權益的實踐中,侵害兒童權益的情況比較普遍。主要表現在:
1、在學校,有的教師在批評學生時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經常諷刺、挖苦、嘲笑學生,侵害學生的受教育權、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更有極個別道德敗壞、品德惡劣的教師,對未成年學生進行猥褻,實施性侵犯。有的學校向學生巧立名目多收費,有的學校不經家長的同意讓學生做各類產品的實驗,有的學校幫助商家向學生傾銷不合格產品,等等。
2、在家庭中,一些父母居高臨下,與子女不能平等相處,甚至把子女當成私有財產,現實中仍存在著虐待、遺棄、殘害兒童的現象,在農村因受重男輕女封建思想的影響,個別家長仍會遺棄女嬰、讓女孩失學輟學。一些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方法上,要么簡單粗暴,動輒棍棒相加;要么過分溺愛;有的只關心子女的分數,不關心子女的身心發展是否健康。
3、在社會中,一些商家利用兒童的無知和單純,只把兒童看成是賺錢的對象,卻不顧他們的身心健康,向兒童銷售質量不合格食品、警示說明不詳存在安全隱患的玩具。一些商販在學校周邊擺攤設點,向學生銷售香煙,引誘兒童投身電子賭博、地下網吧、甚至色情娛樂場所。甚至于一些不法分子引誘兒童吸毒販毒,等等。
4、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兒童受傷害明顯。一方面是自然環境污染,兒童血鉛等含量超標,嚴重影響兒童身體健康和智力發育;另一方面是人文環境的污染,各種黃色書刊雜志充斥大街小巷、車站碼頭的書報攤點,電視購物廣告中半裸女性的特寫鏡頭和充滿挑逗性的語言令兒童避之不及。此外,兒童活動場所被擠占,少年宮、博物館被改為商業經營,本來不多的公共活動場所、綠地變成了停車場,要么就是蓋成了房子出租、銷售。
三、對策和建議
在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現實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已大大阻礙和抑制了婦女兒童協調、平等、健康地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因此,有必要加大對侵害婦女兒童權益現象綜合治理的力度,主要有以下對策和建議:
(一)加強全民性別意識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社會性別意識。通過教育,使人們認識到,男女兩性是平等的。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男女不平等、性別歧視現象,不是男女生理差別造成的,而是社會文化、傳統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性別角色、評價標準、資源占有的差異造成的,也是可以改變的。
(二)進一步提高婦女整體素質。從文化、科技、法律知識等方面開展教育培訓,徹底掃除成年婦女中的文盲、半文盲,落實好兒童尤其是女童入學、復學的問題。廣大婦女應努力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意識。
(三)切實解決婦女權益中的實際問題。一是抓緊培養選拔婦女干部工作規劃的落實,促進婦女參政議政,使婦女的政治地位真正有一個大的提高。二是抓緊實施生育基金社會統籌保險制度,促進女性廣泛就業。同時,要認真貫徹執行《勞動法》,督促企業建立健全勞動保護設施,切實維護女職工的特殊權益。三是抓緊婚姻家庭中女方合法權益的落實。如離婚婦女的住房、財產的分割、子女的撫養等;出嫁婦女的宅基地、責任田等。
(四)樹立全新的兒童觀念,增強兒童權益保護意識。以往人們普遍把兒童當作弱小被動的保護對象,而較少把兒童當作是具有積極的權利主體,從這種兒童觀出發,成人們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意志和價值判斷標準強加于兒童,較少或根本不去關注兒童本身的愿望和需求,有的家庭把兒童看成是私有財產。而新的兒童觀念與傳統的的兒童觀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不僅重視兒童對于社會的價值,看到兒童因弱小而需要保護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它不因兒童弱小而輕視他們,而是把兒童看作有能力的、積極主動的權利主體,兒童擁有自己的權利并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利。把這種全新的兒童觀轉變成廣大教師、家長以及一切和兒童相關領域中人們的自覺意識,是依法做好兒童權益保護工作的根本所在。
(五)完善婦女兒童立法,加大執法力度,加強法律監督,優化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的法制環境。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司法機關應嚴厲打擊侵害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繼續加強對婦女權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執行情況的檢查和監督,促使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認真履行法律,有效維護婦女兒童的各項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