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現狀及存廢

當今，正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蓬勃發展之時，我感到，一方面我們中華民族大有希望，國家進入了百年來的最佳發展時期；另一方面我國社會還存在著一些弊政，其中，最大的弊政當屬勞動教養制度。有許多人在收容遣送制度之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一樣，在勞動教養制度之下，誰又能保證不經司法程序和審判而被某個“領導”下令“勞教”的事不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呢？

因為冤屈上訪、與“領導”不和、舉報腐敗、無辜牽連、不明不白地錯誤被抓、判刑無證據又不愿放人等“莫須有”的罪名或因素，許多人被勞教，致使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當代中國，此種人間悲劇不應當繼續上演了。在此，我建議：勞動教養制度條例應該廢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勞動教養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不需審判，甚至被勞教人員沒有上訴的權利，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3年，還可延長為4年。這不是明顯的違憲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 勞動教養的有關規定（1957年8月3日國務院公布實施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79年11月29日國務院公布施行的《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1982年1月21日國務院國發[1982]17號文件轉發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都是由國務院頒布的行政規章，卻賦予了有關部門非法限制和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權力；《行政處罰法》的處罰種類中也不包括勞動教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過15天，可屬于行政處罰的勞動教養卻長達1－3年。

1998年10月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的決定只有通過正當程序由法院作出判決，才符合國際人權保護的公約。中國政府一再承諾，信守已簽署的國際公約的責任和義務；黨的“十六大”也莊嚴宣誓：“尊重和保障人權”。但如果我們不及時廢除勞動教養制度，豈不是給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攻擊中國政府違背國際公約和侵犯人權制造了借口？

勞動教養制度1957年誕生之初，是為了配合“反右”運動的。但誰也沒有想到，改革開放后，“反右”運動被否定了，勞教卻大行其道。據不完全統計，至今，被勞教者（其中也有很多被迫害者）已有350萬人以上，其血淚苦難還不足以使我們改弦易輒嗎？

一些地方公安當局花大量的精力、財力，抓大案要案，未等事實弄清楚就急于宣傳出去；后來發現抓錯了人，也不放人，為了表明當局沒有辦錯案，便對無辜者處以勞教；

有的公安機關對一些在法定羈押期限內無法偵查結案提起刑事訴訟的案件，取證困難、證據不足，怕移送起訴后被退查的案件，辦案經費緊張、辦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復雜根本無法查清的案件，都處以勞教了事；

有的地方對違法人員只由辦案人員一人進行訊問，或由聯防隊員盤問，由辦案人員事后簽名，匆忙將人處以勞教；

有的地方形勢一緊就把一批人送去勞教，一律勞教三年，把一些本不應當被勞教的人予以勞教；

有的辦案單位為完成上級下達的創收指標，或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以勞教相威脅，對賣淫、嫖娼、賭博、吸毒等處以高額罰款。勞教成為創收的工具；

有的把屬于道德調整范疇的人、因民事糾紛引起的一般打架斗毆，情節顯著輕微的送去勞教；有的把法規禁止收容的精神病人、殘疾人、嚴重病患者和懷孕或哺乳未滿一年的婦女，以及喪失勞動能力者送去勞教；

有的突破勞教對象年齡的限制將未滿16周歲的人送去勞教；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領導人徇私枉法，蓄意報復，隨意將自己不喜歡的人、給自己提過意見的人、正當申訴的人、上訪維權的人進行勞動教養。而這只需經過公安局有關科室的批準，不需經過任何形式的取證、控辯、一審、二審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為投訴腐敗而被勞教；有的因為會見記者暴露地方上的問題而被勞教；有的因為發表文章抨擊形象工程而被勞教；有的因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勞教；有的因為為別人說了一兩句公道話而被勞教；有的因為有前科遭遇“嚴打”而被勞教；有的因為錯抓而被勞教；有的僅僅因為一句玩笑話如“揀了你的手機，還不請我吃一頓？”而被勞教。

大量的事實證明，勞動教養制度已成為一部分官員作惡的工具。

我覺得勞動教養制度進行違憲審查，或立即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以表明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進一步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堅強決心。”

勞動教養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勞動教養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前蘇聯引進，但形成世界上中國獨有的制度。勞動教養并非依據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批準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有關法律、法規建立的，依照法律規定，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為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實行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一、勞動教養制度存的弊端

1、勞動教養缺乏法律依據

現行勞教依據的是《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57年發布）、《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1979年發布）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1982年發布），僅此一個決定，一個補充規定，一個試行辦法而已。其中決定和補充規定雖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但其發布主體是國務院，其法律地位僅處于行政法規之檔次。而試行辦法則是國務院轉發公安部的文件。被轉發的試行辦法在內容上較為完備，對決定和規定作了補充，成為了勞教的主要依據。

（1）勞動教養制度明顯違反了《憲法》和《立法法》的有關規定。我國現行《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條第五款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而勞動教養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不需審判，甚至被勞教人員沒有上訴的權利，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3年，還可延長為4年。

（2）勞動教養制度與現行《行政處罰法》的規定也不符。《行政處罰法》第9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第10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第64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由此可見，作為行政法規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勞動教養”這樣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不但不符合《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與規定矛盾和沖突，而且已經在事實上處于缺乏法律依據的狀態。

（3）勞動教養制度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上違背。1998年，中國加入《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9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此處的法律指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2、勞動教養成為公安機關濫用權力的“溫室”

依據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勞動教養的決定只需經過公安局有關科室的批準，不

需經過任何形式的取證、控辯、一審、二審等程序。這樣，司法機關就無權對決定勞動教養對象的決定過程進行合法的控制和監督，而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甚至連申辯的渠道都沒有。這就必然會導致公安機關濫用這一權力的現象發生，成為公安等機關濫用勞教職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打開了方面之門。

（1）將刑事訴訟案件作勞教處理。有的公安機關對一些在法定羈押期限內無法偵查結案提起刑事訴訟的案件，取證困難、證據不足、怕移送起訴后被退查的案件，辦案經費緊張、辦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復雜根本無法查清的案件，都處以勞教了事。前兩年中央對超期羈押進行清查，許多地方就將證據缺乏和證據不足的案件以勞教處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勞教進行創收。有的辦案單位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創收指標，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以勞教相威脅，對賣淫、嫖娼、賭博、吸毒等處以高額罰款。而被罰者往往因為畏于勞教的嚴厲，只能忍氣吞聲。

（3）利用“勞教”打擊報復上訪和維權人員。勞動教養無需經過法律程序，就可剝奪一個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還長。在黨風和社會風氣還未根本好轉、法制和監督環境還未完全令人滿意的情況下，這個制度確實有可能成為某些腐敗分子、貪贓枉法者打擊和迫害群眾的工具。

3、勞動教養的性質被扭曲

勞動教養作為一種治安行政處罰，其適用對象主要是有輕微違法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人。然而，勞動教養的期限和對被勞教人員人身自由的剝奪程度卻相當于犯有嚴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檔處罰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開放性刑罰，在居住地執行，期限最短3個月，最長2年；第二檔刑事處罰是拘役。是剝奪自由的，就近執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個月，最長6個月；第三檔刑事處罰是有期徒刑，最低6個月，最長15年，但可以處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總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還有緩刑的機會，被勞動教養的期限起點1年，高可達4年，被勞教者一般在戒備森嚴的勞教所執行，節假日照常進行。于是人們都把勞教和勞改混為一談，都稱之為坐牢。久而久之，國家機關也將勞教與勞改一視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第1條規定：勞動教養人員逃跑的，延長勞動教養期限，勞教人員解除勞教后三年內犯罪，逃跑后五年內犯罪的，從重處罰，并且注銷本人城市戶口，期滿后除確實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場就業，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節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重新勞動教養或者延長勞動教養期限。第三條規定：勞教人員、勞改罪犯對檢舉人、被害人和有關的司法工作人員以及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的干部、群眾行兇報復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罰。顯然，勞教人員與勞改犯是等同的。

更為混亂的現象是：在一個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訴，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從犯被處勞動教養三年，主犯在外面，從犯在里面。難怪有的勞教人員剛進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違法犯罪行為或者捏造犯罪行為。因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為至多被判有期刑一、二年，而且極有可能緩刑。這使勞教與勞改顛倒了。

4、勞動教養程序缺乏監督

按照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設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兼職組成，負責勞教工作的領導和管理，主要負責審查批準勞教，提前解除勞教和延長勞教期限。但實踐中，這個管委會形同虛設，勞教的審批機關是公安機關，不服勞教決定申請復議的復議機關是上級公安機關。不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決定勞教，縣公安局也可以決

定勞教，派出所也可以決定勞教，連派出所所長也可以決定勞教。

一個人有輕微違法，要勞教三年可以基本上無程序可言。但一個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則難上加難，公安機關要立案、偵查、報捕、移送起訴，已經很繁瑣了，檢察機關還要批捕、起訴，法院還要開庭審判，審判時，還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訟技的律師橫挑鼻子，豎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幾份主要證據不能采信，則此人會無罪釋放。在此，從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經過三堂會審，加律師辯護，還極有可能成漏網之魚，檢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訴。法院可以判無罪，可以定罪免處，還可判緩刑。相比之下，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一個人定勞教三年。

二、勞動教養制度的存于廢

對于勞動教養制度的存于廢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是創新派，主張在原有的勞動教養制度的基礎上，保持基本框架不動，做適當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時代的內涵；

另一種為廢止派，主張廢除現有的勞動教養制度，重新設立一套適用于矯治輕罪者行為的體系，或者用一套新的體系來完全取代現有的勞動教養制度。強調自己觀點中的“取代”二字，認為自己堅持的這種取代是對勞動教養制度的“大改”——以一種全新的模式完全取代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

“取代的模式應該更類似于國際上通行的‘保安處分’，”他們認為，“這種模式不是一種刑罰，也不是一種行政處罰，應當是一種介于刑罰和行政處罰之間獨立的行為，是對刑罰和行政處罰的補充。”

對于這種“取代”如何實現，他們設想的步驟是：首先應該將其類型化、法定化，在程序上應當由法官對這種處分進行中立裁判，“這就類似于國外的‘輕罪審判’。”

三、我的觀點

我比較支持創新派的觀點，今后的勞動教養模式應改變現在的單

一、封閉、強制為主的傳統形式，廣泛與醫療救護、教育輔導、行為矯治、社會化規范等多種模式結合。在這種大方向下，我個人認為，勞教制度改革的重點應該向‘設置法’發展，針對不同勞教人員的不同設施，分別進行立法。” 如湖南省新開鋪勞教管理所對強制戒毒的勞教人員采取了國際上通行的TC戒毒模式，針對特定的勞教對象設立了特定的勞教模式。此外，立法中更突出“教育”的模式，應該向職業教育方向轉變，促進勞教人員再社會化，培養他們的一技之長。

最后，我覺得無論勞動教養制度是創新或者廢止，調整的方式仍是以社會治安需要為主軸線。

第二篇：勞動教養制度存廢爭議

背景資料：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自萌芽、發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這一階段是新中國初始建立的時期，政府著重改造社會“渣滓”和舊社會婦女，被收容的對象大都是舊社會遺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災難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販毒或吸毒者及慣偷和詐騙者。

為妓女治愈性病、幫助妓女轉業、保證妓女不轉為暗娼，成為當時轉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導方針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為例，7513名妓女和街頭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們全部轉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舊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鏟除。

第二階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黨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業單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對其中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于留用的人員處理成了難題——放到社會上會增加失業人口；繼續留用又有風險。為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于是將他們集中在一個場所，進行改造教育，由國家發給一定工資。此階段的勞動教養對象是根據政治需要，確定什么樣的人應該被勞教。

1956年，黨中央專門就勞動教養發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籌辦一個相當規模的勞動教養機構，此后，各省市陸續建立了勞動教養機構，辦起了勞動教養。

第三階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勞動教養制度正式成立。當時的法制環境是國家沒有出臺《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個對應性的措施；勞動教養對象單一，仍主要限于內部肅反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輕罪不夠判刑的其他壞分子。

1979年，國務院公布《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1980年國務院公布《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1982年轉發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陸續發布了一些關于勞動教養管理、教育工作的專門性規章。勞動教養職能由安置就業向強化處罰轉變。此后，立法又將強制戒毒后的復吸人員、賣淫人員等歸為勞動教養的對象。

正文：

收容遣送制度繼多年的爭論終于在2003年被廢止之后，勞動教養制度的存與廢又空前活躍地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繼2003年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127名代表提出了《關于完善我國勞動教養立法》的議案，2004年3月7日，《違法行為矯治法》被明確表示已被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五年立法規劃，勞動教養制度的變革序曲正式奏響。

變革動因

1957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至今已有47年，仍然在調整著今天的社會生活。47年來，勞動教養制度基本沿用了最初的設計思路，未做大的變動。

“高墻林立，如同監獄。”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勞教管理系主任、副教授高瑩形容他曾在東北某地勞動教養所實地考察時的感受，“從這樣的執行方式上看，很難找到勞動教養與監管改造罪犯刑罰執行模式的區分。”

勞動教養制度對被教養人員的執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為核心，這成為截至目前，勞動教養制度最為人詬病的癥結之一。我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規定。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國人大制定并頒布。而勞動教養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出自于國務院，其效力相比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無權設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這一點，使勞動教養限制人身自由的執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執行方式使勞動教養制度損害了法制的嚴肅性，在事實上造成了：一些被勞動教養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時間，甚至會長于因犯罪被法院判處實刑的犯罪分子，違反了懲罰理論中的刑罰與罪行相適應的原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仁文博士指出，這會造成“違法不如犯罪，勞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給人造成邏輯上的混亂。

勞動教養制度另一個為人詬病的癥結在于：在很多地方的實踐中，公安機關既是勞動教養的審批機關，又是勞動教養的復查機關，缺乏應有的監督。“這種機制不僅不利于保證勞動教養案件的審判質量，更容易損害到勞動教養人員的基本權益。”劉仁文一直在思考勞動教養制度，他認為公安機關在勞動教養上擁有過大的權力，使勞動教養在實踐中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和混亂性。

“有些案件有罪的證據不充分，公安機關為避免被檢察機關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檢察機關，而送去勞動教養；還有的案件，檢察機關已經做出不起訴的決定，按照新的刑事訴訟法就應當立即釋放，但公安機關有時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勞動教養！”劉仁文將此現象歸結為勞動教養的制度弊端，“勞動教養成了一個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裝。”

作為執行勞動教養制度的最高機構，司法部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意識到了勞動教養制度的走向問題，并將此作為程序法重點課題研究項目予以立項。2001年，有學者承接了這個項目，開始進行勞動教養制度變革走向的研究。

兩派主張

“勞動教養制度需要找到一種既公正、又合理的解釋，明確其應有的法律地位。”抱著這樣的目的，高瑩與其他學者一起，投入了司法部關于勞動教養制度走向的這一課題。

毋庸置疑的是，勞動教養制度的變革已迫在眉睫。爭論在于，是創新還是廢止？創新派主張在原有的勞動教養制度的基礎上，保持基本框架不動，做適當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時代的內涵；廢止派則主張廢除現有的勞動教養制度，重新設立一套適用于矯治輕罪者行為的體系，或者用一套新的體系來完全取代現有的勞動教養制度。

高瑩似乎應被歸為創新派，在他看來，勞動教養制度還應繼續存在下去，它需要的是與時俱進而非完全廢止。

“勞動教養制度在我國實施了47年，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等方面，起到過積極的作用。目前我國共有340個勞動教養管理所，規模上可以容納30余萬名勞教人員。”高瑩強調，勞動教養制度對于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不應被抹殺，而創新可以改變其制度的弊端，“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我國就已經著手對勞動教養的執行模式進行改革了。”

山東省第一勞教所于1984年開始探索試行“開放式”的勞教執行方式，廣東省廣州市潭港勞教所自2001年嘗試對本地勞動教養人員實施周末放假，對外埠勞動教養人員實行在勞教所區域內自由休假的執行方式，每周一天勞教所全方位開放，接受各種調查和訪問，力圖探索通過創新勞動教養的執行模式推動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

當然，這種嘗試是否可以被大范圍推廣，高瑩持謹慎態度，“一些被勞教人員在某種程度上仍對社會具有潛在的社會危害。”然而這種求變的努力始終未斷。

據記者了解，作為勞動教養制度的執行部門，司法部將于今年就勞動教養的執行模式召開專門的研究會議，力圖在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上有更大突破。國際刑法學協會北京分會會議也將在今年探討刑事訴訟原則在紀律處分中的運用，其中涉及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

對于應該怎么創新，高瑩認為，在保留現有勞動教養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根據勞教人員的違法事實、改造表現和身心狀況等條件，嘗試把管理分為封閉式、半開放式和開放式三個階段，分別體現不同的強制和民主管理程度。進入開放式階段的勞教人員可享受法定假日、回家住宿、外出學習勞動等待遇，甚至可以讓他們在勞教所附近地區參加社會公益性活動。

“還要為勞動教養人員提供勞動報酬，勞動報酬以勞教人員勞動貢獻為主要依據，可以實行計時制和計件制，適當提高報酬標準，特別是將學習與勞動結合起來，使勞教人員掌握一技之長，為他們回歸社會打下良好的基礎。”

劉仁文的主張似乎應被歸為廢止派，但他更強調自己觀點中的“取代”二字，他認為自己堅持的這種取代是對勞動教養制度的“大改”——以一種全新的模式完全取代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

“取代的模式應該更類似于國際上通行的?保安處分?，”劉仁文對記者闡述了他的觀點，“這種模式不是一種刑罰，也不是一種行政處罰，應當是一種介于刑罰和行政處罰之間獨立的行為，是對刑罰和行政處罰的補充。”

對于這種“取代”如何實現，劉仁文設想的步驟是：首先應該將其類型化、法定化，在程序上應當由法官對這種處分進行中立裁判，“這就類似于國外的?輕罪審判?。”

未來走向

在劉仁文看來，將《違法行為矯治法》納入立法規劃的潛臺詞是：勞動教養制度將被取代。

“它強調違法行為矯正治療，強化了對違法行為的感化和教育作用，從這點來說，這部法律的出臺在很大程度上能更加充分地保障違法行為人的人身權益。”劉仁文對記者說，“這將是一部取代現行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從效力上高于以往的行政法規，剔除了教養以強迫勞動為主要形式的特點，既突出了法律的效力，同時與國際接軌，又能更好地涵蓋今后

對于違法行為的處置。”劉仁文認為，必須要以一種新的以人為本的模式，來取代現有的勞動教養。

而高瑩的看法顯然與劉仁文不同，“行為矯治事實上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而勞動教養是一個綜合的范疇，除行為矯治和心理矯治外，還包含相應的思想教育、社會人文知識教育以及社會規范教育及法治教育等。行為矯治只是勞動教養制度中的一部分。”

高瑩認為，《違法行為矯治法》不足以涵蓋整個勞動教養制度的變革，單純強調矯治效果只能是本末倒置。

在“創新”的主旨和保留勞教制度的前提下，高瑩對勞動教養制度今后的立法走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今后的勞動教養模式應改變現在的單

一、封閉、強制為主的傳統形式，廣泛與醫療救護、教育輔導、行為矯治、社會化規范等多種模式結合。在這種大方向下，我個人認為，勞教制度改革的重點應該向?設置法?發展，針對不同勞教人員的不同設施，分別進行立法。”

他以日本“輔導院”為例，“日本的?輔導院?專門把?輔導處分?(類似于我國的勞動教養)的對象在法律上進行了明確的限定，只適用于?對勸誘賣淫等罪暫緩實行徒刑及監禁的，20歲以上的婦女?。”

而實際上，這種“設置法”在我國也有了相應的實踐，如湖南省新開鋪勞教管理所對強制戒毒的勞教人員采取了國際上通行的TC戒毒模式，針對特定的勞教對象設立了特定的勞教模式。“?設置法?的設想應是對這些特別教養場所的設置和執行分別做出詳細的規定。”高瑩補充說。

針對普通勞教對象，高瑩則建議立法中更突出“教育”的模式，“應該向職業教育方向轉變，促進勞教人員再社會化。”高瑩認為，可以廣泛采用現有的網絡遠程教學和電視教育進行這項職業教育，在勞教所里建立教育平臺，這樣不僅節省了有效的社會教育資源，而且變勞教期為學習期，強化矯正過程中受矯正人員的職業教育意識，培養他們的一技之長。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利榮則認為，并非所有的制度立法都將在社會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尤其目前的勞教制度不過是社會被迫采用的一種法律形式，無論勞動教養制度是創新或者廢止，調整的方式仍是以社會治安需要為主軸線。

“可以在改革的基本思路下，保留勞動教養的運作。但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就是除強制治療和戒毒教養外，其他的教養形式會被逐漸淡化，甚至被擱置。”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相信不是壞事，因為這表明了整個社會具備了自身預防犯罪、凈化社會治安的強大能力，自身足以應對犯罪風險，再不必繼續付出昂貴的制度代價了。”王利榮說。(本文由《方圓》雜志提供/記者 趙 磊 特約記者 徐敢利)

第三篇：論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

論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

摘要：勞動教養制度實施了50多年，各種運作弊端的產生在所難免，然而實踐證明，勞動教養制度在預防和減少犯罪，挽救違法和輕微犯罪人員，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保障社會和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面對質疑和批評，如何改革勞動教養制度已經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立法的完善，司法的保障，執法的科學、規范化是我國勞動

教養制度改革的出路。

關鍵詞：勞動教養；問題；現實意義；出路

一、勞動教養的涵義

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勞動教養的涵義做了歸納，如“勞動教養是對有違法犯罪行為但不夠刑事處分的人，依法實施制裁并體現勞動教育改造的措施”；“勞動教養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公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和《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對有違法和輕微犯罪行為，但不夠或不需要刑事處罰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矯治的一種行政措施”；《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勞動教養，是對于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規定：“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等等。

不管從什么角度釋義，“教養”一詞都表明了勞動教養制度的目的：“即對教養對象進行法律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培養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掌握謀生的技能，養成良好的行為方式，使其成為遵紀守法、自食其力的社會成員。”這一目的為改革者所倡導，并被奉為“勞動教養的特色”將在新制度中予以保留且發揚光大。然而“勞動”一詞則被指摘：“政治意蘊和強制特征過于突出，而且，勞動’是教養的手段之一而并非目的。因此，為了體現這項措施維護社會治安的職能，逐漸淡化在過去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意識形態色彩，并且與國際社會接軌，‘勞動’一詞不宜在新制度中沿用。”

二、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問題

立法工作停滯不前，勞動教養缺乏充分的適應時代發展變化的法律依據

從1957年到現在，五十年的時間里，經濟、政治、法制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勞教制度本身的很多內容也在不斷變化，立法工作卻始終未有太大的進展，至今仍未形成一部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集程序、實體內容于一體的系統、全面的法律，1982年頒布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依舊是勞動教養制度運行的主要法律依據。法的強大的生命力在于：能夠根據實踐發展的需要適時修訂其內容。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法不但不會發揮它固有的“指引、預測、評價、教育、強制”的作用，反而會因僵化而形成桎梏，束縛人們的行為、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從而引起人們的反感、批評、質疑。美國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在談到一項法律時說到：“一個理想的法律制度可能是這樣一種制度，其間，必要的法律修正都是在恰當的時候按照有序的程序進行的，而且這類修正只會給那些有可能成為法律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去最低限度的損害。”正因為缺乏一部適應時代發展變化的為各地公、檢、法、司部門統一遵守的高層次的法律，“各地標準不一，各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隨之形成，給勞動教養審批、執行工作帶來很多困難，增加了執法成本；人民群眾對審批工作不信任，易產生不滿情緒；相關法律權威性不高、相互矛盾的狀況也會影響勞教人員認錯伏法的效果。

勞教管理監督體制設計不合理

在管理體制的設計上，1979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決定》第一次將勞動教養的管理和審批機構確定為“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設置在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及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之下，并由民政、公安和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1982年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重申了前述規定。然而，所謂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似乎從一開始就只是個虛設的機構，因為它一無健全的組織機構，二無有效的辦事機構，三無統一的領導機構，四無業務經費。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關于勞動教養和注銷勞動教養人員城市戶口問題的通知》中，對收容勞動教養具體審批工作做了補充規定：“勞動教養的審批機關設在公安機關，受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委托，審查批準需要勞動教養的人。”但在實際勞動教養審批過程中，勞動教養審批權由公安機關獨攬的情況逐漸形成，參與該委員會的民政、勞動和司法行政機構最終完全喪失了對勞動教養審批活動的參與權，致使在審批工作中出現“審批隨意性大、程序違法嚴重、先行勞教”等等嚴重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區和大中城市公安機關相應設立勞動教養工作機構，具體管理這項工作。1983年，勞動教養機關的隸屬發生重大變化，勞教管理機構轉歸司法行政部門領導，對勞教人員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隨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門的勞教機關負責。此后，司法行政部門既管勞改又管勞教，對勞教場所的管理體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簡單地沿襲獄政的管理模式，致使勞動教養的改革總是跟在勞動改造改革的后面走，其發展始終走不出“二勞改”的模式。在監督方面，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的提請呈報、勞動教養的審查批準、勞動教養的復議以及勞動教養的執行這四個環節都應當實行法律監督。《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6條規定：“勞動教養機關的活動，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人民檢察院也于1987年頒布了《人民檢察院勞動

教養檢察工作辦法》，這兩個法律性文件為勞動教養法律監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從勞動教養實踐來看，由于法律規定的勞動教養的監督范圍不明確以及檢察機關缺少具體的監督程序，并且對勞動教養審批程序等環節的監督權，不明確該由哪級檢察機關行使，再加上檢察機關的檢察建議權、檢察糾正權沒有明確的對相對人的檢察處分權作為保障，致使有關規定往往流于形式，勞動教養的各個環節都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

三、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現實意義及改革的出路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現實意義

勞動教養是社會的“減震器”，它對于維護社會秩序、預防和打擊犯罪、教育挽救違法人員功不可沒。迄今，勞動教養機構共收容教養了400多萬名嚴重違法和輕微犯罪人員，他們經過教育矯治后絕大部分成為遵紀守法的普通公民。實踐證明，勞動教養制度在預防和減少犯罪，挽救違法和輕微犯罪人員，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保障社會和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先生認為勞動教養制度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經過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完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運作的合理性。西南政法大學的王利榮教授在其《制度性教養的走向與立法選擇——兼論以刑事法視角構架保安處分的可行性》一文中對勞動教養制度有這樣的評價：“我們在批評勞教諸多弊端之時，輕言廢棄勞教，也會導致立法前景不夠明朗。”“從我國法制建設的整體需要考慮，借用現有勞教機制和做法，系統解決我國治安中的特殊問題，興許是一種成本更節省的制度選擇。”

改革的出路

既然勞動教養制度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經過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完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運作的合理性，那么如何改革呢？筆者認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立法的完善。“有法可依”是法治的源泉和基礎。為了消除現行有關勞動教養制度的決定、辦法與我國法律、國際條約的沖突，讓勞動教養制度有法可依，當務之急是完善立法。立法應遵循《憲法》、《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并與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相適應。立法的重點應放在受到強烈質疑、批評的內容上，如：勞動教養的對象范圍、審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監督制約機制，等等。《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當年的立法計劃，同年4月全國人大法工委首次將《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是最高立法機關順應民意和司法規律作出的科學的立法決策。這意味著：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將在遵循法治原則的前提下繼承、改革、發展勞動教養制度，從而使職能部門依法高效地處理社會治安問題，更好地保障教育矯治對象的合法權益，體現司法公正。

2、司法的完善。以程序正義保障實體正義，符合文明社會的法治精神，有利于我國政治文明的建設。未來勞動教養的程序設置將走向司法化，理由如下：與《憲法》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保護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憲法》第37條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任何公民未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由人民法院決定，不受逮捕”；《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一款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糾正”。勞動教養是一種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權的法律行為，應當設定較為嚴密的法律程序，從而有效地避免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制度對公民權利的普遍侵害。在制度設計時規定有關違法行為由審判機關認定，確保違法事實和證據經過公開質證，有關當事人可以獲得機會聘請律師辯護，司法程序上的許多重要制度和措施，如回避制度、備案制度、辦案責任制、錯案責任追究制以及先行羈押措施等也都可以適用于勞教實踐。由此，勞教案件的辦理程序做到了有法可依，公開、公平、公正，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制形象得以重塑。因此，勞動教養的程序設置走向司法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3、執法的完善。與《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的立法工作幾乎同步進行的是勞教管理機構、勞教場所推行的以“勞教辦特色”為宗旨的勞教改革。這里的“特色”是指“管理方式多樣化、教育矯治科學化、勞動安排功能化、執法活動規范化、隊伍建設專業化、所區環境校園化”，下面筆者僅就“教育矯治科學化”和“管理方式多樣化”詳述之。

首先，教育矯治科學化。“教育”是培養人、造就人的一種活動。對勞動教養人員的教育，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教育，因為他們是實施了刑法邊緣行為的刑法邊緣族，必須通過教育達到使勞動教養人員轉變思想，矯正惡習，培養品德，學習技能，成為遵紀守法、自食其力的正常公民。教育是勞動教養工作的根本任務和基本手段，應當把它擺在首要的地位，讓它發揮主導作用。為了充分貫徹落實“教育”的方針，體現勞教的特色，司法部于提出了“以課堂化教育為主導，提升教育工作整體水平”的意見，在此意見的指導下，各勞教機關紛紛在傳統的思想政治、職業技能、文化知識、形勢政策、習藝勞動等專題教育的基礎上推出了教育矯治的新招。

其次，管理方式多樣化。勞動教養人員管理是我國勞動教養執行機關在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依法對被勞動教養人員執行勞動教養過程中，直接實施的教育挽救活動及日常生活事務管理的一項行政執法活動。它是維護勞動教養管理所安全穩定以及促進勞教人員思想轉化和惡習矯正的重要保障。當前，管理方式的改革創新主要體現在三種管理模式的推行當中。封閉式、半開放式、開放式管理是對勞教人員實施執法管理的三種基本模式：封閉式管理是基礎，半開放式管理是主要模式，開放式管理應當嚴格控制。勞教所根據勞教人員罪錯性質、主觀惡習程度、表觀情況、執行期限和社會幫教條件，分別采用封閉式、半開放式、開放式三種模式，實行分階段動態管理。勞教機關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制定科學合理的三種管理模式升降級的考核標準、考核方法和考核程序。三種管理模式的推行效果不錯，不同級別勞教人員享受不同的處遇，極大地激發了教養生產改造的積極性，讓他們看到了希望并且對自己充滿信心，形成了“你追我趕”的良好改造局面。

參考文獻：

1、邢捷.《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理解與適用m.中國方正出版社，.2、姜金方.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制歷程及現實問題j.中外法學，（6）.3、郭建安，鄭霞澤，蘇利等.關于改革與完善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立法構想j.勞動教養立法研究，（4）.4、陳澤憲，林小春.勞動教養改革芻議m.法律出版社，1998.5、王利榮.制度性教養的走向與立法選擇——兼論以刑事法視角構架保安處分的可行性j.中外法學，（6）.

第四篇：勞動教養制度

小議我國勞教制度的廢除

勞動教養制度，簡稱勞教制度，指的是政府相關機構根據現行相關法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對有違法和輕微犯罪行為，而又不夠或不需要給予刑事處罰的人施加的一種剝奪人身自由、強迫勞動、進行思想教育的處罰制度。

追根溯源，我國的勞教制度實際上是從前蘇聯引進的。據考證，勞動教養制度的原型即為列寧時代的“勞動營”，全稱是“蘇聯勞動改造營業總管理局”。新中國建立后，我們引進了前蘇聯的這一制度，并將其演變為我國獨有的一項行政處罰制度。應該看到，勞教制度施行50多年來，確實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違法人員，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維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勞動教養制度的實質在于：公安機關無須經過法院審判程序，即可將尚不構成犯罪的違法之人投入勞教場所，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一至三年，必要時甚至可延長一年。由此不難看出，我國的勞教制度之所以在較長時期內飽受詬病，完全在于其從內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廢除勞教制度應當注意兩方面問題：一是勞教制度的廢除必須依照相應的法律程序。勞教制度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廢除。本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明確：勞教制度廢止前依法作出的勞教決定有效；勞教廢止后對正在被依法勞動教養的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剩余期限不再執行。二是勞教制度的廢除應與其他相關制度改革完善同步進行。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刑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條款進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對原來屬于勞教的對象進行分流處理。

勞教制度廢除后，將有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代替其懲罰犯罪分子，比如社區矯正。在我國，社區矯正是將管制、緩刑、暫予監外執行、假釋等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放在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和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他們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他們順利回歸社會。在監督管理方面，制定社區服刑人員報到、居住地變更、外出請銷假、教育學習等制度，成立由司法所、村委會、居委會、其所在單位、就讀學校、家庭成員或監護人、保證人、社會志愿者等組成的矯正小組，他們會和服刑人員談話，對其進行走訪，對服刑人員監管，防止他們脫管、漏管和重新違法犯罪。還會對在社區服刑的人員進行法制教育和社會公德教育，幫助他們提高道德修養和法制觀念。執法人員、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們還運用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法學等專業知識，對服刑人員進行心理矯正，矯正他們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正常生活。

勞教制度廢除后，或許會被其他懲罰制度取而代之。然而，無論采用何種制度，也無論對何種制度進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勞教制度，我們都應該徹底摒棄隱藏在勞教制度背后的潛意識：即由公安機關等行政機關一家獨斷的觀念。做好權力的分工和制約，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勞教制度覆轍，是我們工作的當務之急。當下，在勞教制度廢除后，我們應該防止出現另外一種超越憲法法律的懲罰制度，特別是要避免“換新瓶、裝舊酒”的情況再現。勞教制度被廢除后，各級行政部門在失去了這一用慣且有利治理社會的“工具”時，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適應，甚至可能會想辦法通過其他方式加以 “彌補”。對于這些可能出現的現象，我們應當高度重視并堅決予以杜絕。特別是在進行相應的制度設計時，一定要充分認識到原勞教制度給公民基本權利帶來的嚴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權力過度行使的理念下，設計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第五篇：勞動教養制度（實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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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淺談中國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必要性

淺談中國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必要性

國務院在一九五七年頒布實施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是根據一九五四年我國憲法第一百條之規定制定的。其出發點是立足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一些犯有輕微違法行為，尚不夠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與一部分游手好閑，違反法規，不務正業，但有勞動力的人進行勞動教養，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但時隔多年，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已有了很大變化。隨著《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及公安機關有關條例相繼出臺，勞動教養制度也有了較大演變，收教重點已轉向補充處罰一些犯有違法行為尚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的人，也就是銜接《決定》前部分內容并填補《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之間的真空地帶，但有關內容仍無法適應已邁入的新世紀法治社會之需要。

為此，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是我國實行依法治國戰略方針所必需的。試想，我國的憲法尚能根據社會政治經濟形勢之需要適時作出修改。何況勞教條例只是行政性法規，更應考慮社會現實和形勢發展的不斷需要，及時作出修改，以適應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的'前進步伐。

首先從1957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問題》處罰范圍來看，“除有盜竊、詐騙、流氓等行為及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罪行輕微，不夠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外，還包括那些不務正業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礙公共秩序的，不服從工作分配和就業轉業安置的，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礙公務，屢教不改的人都可送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即是強制性進行勞動改造的處罰措施，也是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

然而，按照上述后部分內容，似乎已不適合當前中國正在實行的在市場經濟推動下勞動用工制度。因為當今的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已有雙向權利，勞動者可自由選擇單位，反過來用人單位也可擇優錄取。那種在計劃經濟下，僅靠分配途徑進行勞動生產的方式早被淘汰。今天的大中專畢業生都要依靠自己的實力和才華才能競爭到效益好的單位和崗位，有能力和素質高的人才肯定要選擇好的職業，那種認為不適合自已發揮才能而不服從工作分配和轉業安置的行為，充其量只不過是人才流動，另謀高就吧！決不至于要受到勞動教養的處罰？反過來，現在大部分國企進行深化改革，勞動力本身就有剩余，大量工人下崗待業，不能說是他們不服從工作分配吧！下崗再就業已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說在今天，因為不服從工作安排和轉業安置的而要送去勞動教養，那么，對那些因管理不善，而導致企業倒閉，大量工人下崗失去勞動權利的經營者來說，又該如何處理呢？

其次，現行的勞動教養法律規定，對可收容勞動教養執法依據，似乎定義不夠準確，概念模糊，條款內容缺乏嚴密性不充分，實際操作中彈性較大，最后往往由行政首長說了算，有以言代法的橡皮筋之嫌，許多勞動教養案件往往經不起復議和訴訟。一旦被撤銷又要引起賠償的責任，這也是近年來國家賠償費用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吧！眾所周知，進行收容勞動教養，講起來是受到比刑事處罰低一級的行政處罰，但勞動教養帶有強制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講，老百姓都認為是“吃官司”。因此，有必要對勞教處罰條款解釋作一個嚴肅的法律規定。如根據現行《刑法》的內容，比照制定相應的條款來處罰那些自己有輕微違法行為，但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這樣，既可達到懲罰具有輕微違法行為的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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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勞動教養的完善及其制度設計構想論文

勞動教養的完善及其制度設計構想論文

【內容提要】

勞動教養作為一項中國特有的教育改造制度，在預防犯罪和改造違法人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諸多法理上和實踐上的缺陷。從實踐的層面來看，加強勞動教養的制度建設，尤其是建立、健全、完善合理可行的勞動教養司法審判制度、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以及勞動教養監督和法律救濟制度，顯得尤為迫切。

【關鍵詞】

勞動教養/實踐/制度建設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創立于1957年，迄今已走過了40多年的歷程。40多年來，這項制度在預防犯罪和改造違法人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公眾對民主法治要求的日益提高和對人權保障、程序正義的日益關注，勞動教養制度因其法理上的矛盾、程序上的欠缺以及實踐中的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注：從法理上看，許多學者認為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不明，有的認為是行政處罰，有的認為是刑事制裁；在程序上，認為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較長時間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制裁措施，卻由公安機關作出決定，且缺乏保障勞教人員人權的有效手段；實踐中公安機關濫用權力、侵犯人權的現象屢有發生等等。）

目前，理論界在勞動教養問題上存在著激烈的存廢之爭。筆者認為，決定一種法律制度存廢的根本原因是該項制度所要解決是問題是否還有存在之必要，而不是理論家的觀點。勞動教養制度所要解決的特殊人群（有違法行為而不構成犯罪且具有相當社會危險性的人群）的改造和矯治問題，這一問題目前仍然具有存在的現實性和客觀性。“即使在勞動教養受到廣泛批評的今天，大多數學者仍承認勞動教養制度建立和存在所要解決的問題，即勞動教養所滿足的治理違法犯罪行為的社會需要是合理的。”（注：張紹彥：《第一次勞動教養立法理論研討會綜述》，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3期。）因此，即使對這類特殊人群改造和矯治的制度不以“勞動教養”稱之，而冠以他名，也不過是“新瓶裝舊酒”。所以，在勞動教養問題上，重要的不在于是存是廢，而在于如何完善這一制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從兩個層面上進行。在形而上的層面上，使理論完善，解決的是一項制度的正當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實體正義問題，即使制度能夠“名正言順”。目前理論界對勞動教養制度的研討多停留在這一層面；在形而下的層面上，是具體制度（或曰措施）的完善，解決的是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完整性等程序正義問題。對勞動教養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理論界尚為數不多。

實體正義的實現有賴于程序正義的保障，程序正義的設立要符合實體正義的要求，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勞動教養制度的程序正義，即具體制度的設計問題。這些具體制度的設計，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任何一種制度設計都應以人為本，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作為工具使用，在此基礎上尋求人權保障和社會保障的平衡；

第二，任何人不經過“正當程序”，都不應該被剝奪任何應享有的權利，當代憲政化所要求的“正當程序”要貫穿于勞動教養的各項制度中；

第三，人不應該被岐視性的對待。個人的尊嚴與他人的身份和行為本身沒有直接關系，那些行為有瑕疵的人理應受到應有的尊重；

第四，任何國家權力都應有一個清晰的邊界，任何一個部門的權力都不應無限擴張而不受監督和節制。國家機構之間應存在相互制約機制和監督機制，以防止權力的侵略性和擴張性且侵犯公民的權利。

這些實體正義的要求，概括而言就是要合乎現代法治和憲政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權，在社會保障和人權保障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二、制度設計構想

勞動教養的運作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偵查、審判階段、執行和管理階段以及勞教安置階段。目前，勞教安置的有關制度相對比較完善，而前兩個階段的問題比較多，主要是偵查審判沒有納入司法審判程序，執行和管理制度欠缺，且整個勞教過程缺乏完善的監督機制和法律救濟機制。因此，對勞動教養的制度設計可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司法審判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三是健全勞教養監督和救濟機制。

構想一：勞動教養的司法審判制度

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收容審查制度，存在許多弊端。根據國務院轉發的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規定：需要勞動教養的人，均由省、自治區、直轄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勞動教養審查委員會審查決定，而對于審查的具體程序沒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由于勞動教養委員會不是一個辦事實體，因此勞動教養的審批權實際上由其承辦機關――公安機關行使了，從而形成了公安機關自己辦案、自己判案的情形，這雖然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卻違背了國家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極易導致權力的濫用和對勞教人員權利的侵犯。現代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任何人都不能給自己設定權利，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現行勞動教養實踐中公安辦案、公安審批的做法，顯然與此相違背。同時，最長可達4年的剝奪人身自由的懲罰不經司法審判而由公安機關作出，也是與現代法治要求和人權保障要求相違背的。因此，建立勞動教養的司法審判制度，將勞動教養納入法治軌道，是十分必要的。“勞動教養的司法化是中國勞動教養立法起碼必須解決的問題，……不論勞動教養立法最終確定是行政處罰還是行政措施，是刑事處罰還是保安處分，或是獨立的教養處遇，司法化是勞教立法不可突破的底線，是勞動教養制度不可突破的底線，是勞動教養制度非改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注：張紹彥：《第一次勞動教養立法理論研討會綜述》，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3期。）

對審理勞動教養案件的司法程序的'選擇，學界有3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主張保安處分化，借鑒國外的相關經驗，設計適用于我國的保安處分程序；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化，按照刑罰化、刑事處分的性質，在現有的刑事處分程序的基礎上，建立勞動教養適用的刑事簡易或簡便程序；三是行政程序化，在改造現有的行政程序的基礎上，建立勞動教養的行政程序。

筆者認為，以上3種觀點都有合理之處，但也存在諸多問題：

第一，以保安處分程序處理勞動教養案件，只能將一部分人納入進來，而對于勞動教養主體部分的兩種人，一是夠刑事處分不作刑事處罰者，二是比治安違法重而不夠刑事處分者中，都存在不具有適用保安處分應具有的社會危險性和人身危險性的人，所以缺乏適用保安處分的法律基礎。而且，我國目前的刑法并未采納保安處分制度，也缺乏相應的程序規定，因此實踐操作起來勢必會困難重重。

第二，以刑事司法程序處理勞動教養案件，一則勞動教養人員并非犯罪分子，適用刑事程序于法無據；二是刑事司法程序由于使用對象的特點和刑罰的嚴厲性，程序十分繁瑣。如果照搬刑事訴訟的規定，勢必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資源浪費。

第三，以行政程序處理勞動教養案件，一則勞動教養的處罰措施的嚴厲性遠超過行政措施，適用相對簡單的行政程序難以做到對勞教人員權利的充分保護；二則勞動教養的行政處罰性質一直受到學者們的質疑，因此也于法無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應建立新的審判程序，審理勞動教養案件，這就是勞動教養審判程

序。勞動教養審判程序的設計，應當遵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即既要符合程序法的一般原理和要求，又要體現勞動教養程序的特殊性。

所謂勞動教養審判程序，即由公安機關偵查案件，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報送，并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3機關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制度。它由3部分組成，即公安機關的偵查制度、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報送制度和人民法院的審判制度。具體來說，可設計為：

（一）公安機關的偵查制度。由公安機關來行使勞動教養的偵查權是適當的。因為現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所規定的給予勞動教養的6類人員，都屬于公安機關有權偵查的犯罪之列，只是其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而已。公安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時的有關規定，可以參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可在公安機關內部設專門的勞動教養偵查部門，負責勞動教養案件的偵查工作。偵查工作要依法進行。偵查完結后，認為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應將案件報送相應的人民委員會審查。

（二）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移送制度。勞動教養委員會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進行審查。認為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移送人民法院進行審判，并出庭作為起訴方參加訴訟。認為不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做出不移送決定，并書面通知負責偵查的公安機關。公安機關不服的，可以向做出決定的勞動教養委員會的上級機關申請復議一次，被駁回的，應當執行。勞動教養委員會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可以要求公安機關進行補充偵查。勞動教養委員會發現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有違法行為的，應通知公安機關改正，公安機關應該改正。

有的學者提出應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查移送，理由是：人民檢察院是司法機關，負責刑事案件的起訴，行使法律監督權。而勞動教養委員會不屬于司法機關，因此不應行使只有司法機關才能行使的權力，這不利于保障人權。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理由如下：

第一，根據現行勞動教養法規的規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是勞動教養的審查批準機關。在建立勞動教養司法審判制度時，保留勞動教養審查委員會的審查權，有利于發揮勞動教養委員會的職能，方便與原有制度的銜接。

第二，人民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行使的是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公訴權。而勞教人員雖然有違法行為，但不達犯罪。因此以人民檢察院對勞教人員提起公訴，在法理上也是有問題的。而且會不必要的加重人民檢察院的負擔。如果由勞動教養委員會來行使勞動教養案件的審查權，則可以節約國家訴訟資源，使檢察院更好的行使對犯罪分子這類社會危害性更大的人員的審查起訴權。

第三，從實踐的角度看，由勞動教養委員會來行使勞動教養的審查權，不會削弱對勞教人員的人權保障。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移送決定，并不是最終的判決，仍需要人民法院來判決。對某人是否適用勞動教養，最終需要經過人民法院的審判。而且，勞動教養委員會所作出的不移送決定，是免除嫌疑人勞動教養的，更不會侵犯其人權。

還有的學者提出應由公安機關直接將勞動教養案件移送人民法院進行審判，這樣在理論上就不會存在行政機關介入司法和檢察院起訴非犯罪案件的困惑。誠然，從理論上來講是正確的，但是，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樣做的結果是，第一，不必要的加重人民法院的負擔。由于缺乏一個中間的審查機關，將大大增加人民法院的受案數量，使人民法院增加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第二，使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缺乏有效的監督，不利于保障人權。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由勞動教養委員會作為勞動教養案件的審查移送工作是合適的。

（三）人民法院的審判制度。這是勞動教養司法審判制度的核心。它應該包括兩審終審制度、回避制度、公開審判制度等制度。

1。兩審終審制度。勞動教養是涉及人身自由的案件，非兩審不足以有效地保護當事人的人權。一審由違法地（注：這里的違法地，包括違法行為地和違法結果發生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在程序上可以參照刑事簡易程序來進行。被告人不服的，可和法定期限內上訴，二審判決為終審判決。

2。回避制度。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對于具有下列條件的審判員、偵查員、起訴人、書記員、鑒定人、勘驗人可以申請回避：

第一，是案件的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近親屬的；

第二，本人或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

第三，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的。

3。公開審判制度。人民法院審理勞動教養案件應該公開進行。公開審判是現代審判制度的一項基本要求，使審判公正性得以保證的基礎之一。對勞動教養案件公開審判，使其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有利于公正審判，切實保障當事人的權利。但對于涉及國家秘密或公民隱私的案件，出于維護國家利益和公民個人權利的需要，不公開審理。對于被告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也不公開審理。

各項具體制度的設計可在實踐的基礎上參考刑事和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來制定。人民法院可設立獨立的勞動教養審判庭來審理勞動教養案件。勞動教養審判庭的設計，可參考刑事審判庭來進行。

構想二：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

勞動教養執行，是指勞動教養根據審判機關做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勞教判決或裁定，依照有關法律規定的程序，將對勞教人員的處罰措施付諸實施的司法活動。勞動教養執行制度，就是在勞動教養活動中建立的各項制度的總稱。

勞教執行制度不同于勞教管理制度。勞教管理制度是對被勞教人員進行管理的各項制度的總稱。二者的區別在于：第一，勞教執行制度解決的是勞教處罰如何執行問題，后者解決的是被確定執行勞教處罰的人員如何管理的問題。第二，勞教執行制度由減罰制度、暫行釋放制度、所外執行制度和處罰消滅制度等構成，勞教管理制度根據現行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由升掛國旗制度、現場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中隊管理制度、請示報告制度和檔案管理制度等構成。

目前，我國的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還很不完善。主要表現在：第一，缺乏完善的假釋制度和所外執行制度；第二，管理模式陳舊，沒有充分發揮社會對勞教人員的教育改造功能。

（一）所外執行制度。所外執行制度是指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勞教人員，在勞動教養場所以外由原單位或家庭等代為執行勞教處罰的制度。所外執行制度，有利于充分發揮社會對勞教人員的改造功能，避免在勞教所集中改造容易產生的違法人員的抵觸情緒和違法交叉感染現象，而且有利于減輕國家負擔，使勞教所能夠集中財力、物力和人力來改造那些難以改造的勞教人員。

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16條規定：“對決定勞動教養的職工，因有特殊情況原單位請求就地自行負責管教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可以酌情批準所外執行。負責管教的單位，應將管理教育情況和本人表現，定期向單位的保衛組織和當地的公安派出所匯報，表現不好的，仍送勞動教養管理所執行。勞動期滿，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辦理解除手續。”這是對所外執行制度的簡單規定。這一規定還很不完善：

1。將代為執行勞動教養的單位僅限于勞教人員的原單位，而不包括其他單位和家庭，過于狹窄。對于那些有能力而且愿意代為執行勞動教養的社會單位，在符合法定的條件時，應該允許。另外，家庭對于勞教人員，尤其是未成年人來說，家庭所特有的親情和關懷，在改造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此，將所外執行的主體擴展為有執行能力

且愿意執行的單位或家庭，更有利于充分利用社會的力量來改造勞教人員。

由勞動教養所以外的單位或家庭對勞教人員進行教養，應符合以下條件：（1）單位和家庭有執行的條件，由它們代為執行不會造成社會危害的，且有利于勞教人員改造的；（2）需有關單位或家庭自愿申請，不得指定執行或強迫執行。

2。適用條件不明確。《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只原則規定了所外執行的適用條件――有“特殊情況”，而沒有明確規定哪些情況屬于“特殊情況”。適用監外執行應該把握兩個原則：一是必要性原則，即對勞教人員有必要所外執行；二是有效性原則，即適用所外執行能夠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根據已有的實踐經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勞教人員，可以適用所外執行：（1）勞動教養人員的勞教期限為兩年以下，所外執行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2）勞教人員是原生產、科研單位的骨干人員，正在負責大型項目的生產或開發的，但衛生、教育行業除外；（3）勞教人員是未成年人，且原單位或家庭有能力加以管教的；（4）法律規定的其他人身危險性小，適用所外執行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

3。取消所外執行的條件不明確。《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僅規定，對“表現不好的，仍送勞動教養管理所執行”。但對表現不好的情況沒有作具體規定。根據實踐經驗，對勞教人員在所外執行期間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可以認定表現不好：（1）所外執行期間又有違法或違紀行為的；（2）因生產、科研需要適用所外執行的人員，消極怠工，不積極進行生產、科研的；（3）拒不執行原單位和家庭的管理和改造規定、要求的；（4）有其他對抗改造行為的。

對勞教人員適用所外執行的，應由有關單位或家庭向勞動教養所提出申請，由勞動教養所報請有關的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批準。勞動教養委員會認為申請符合法定條件的，準許所外執行。負責管教的單位或家庭，應將管理教育情況和本人表現，定期向當地的公安派出所匯報。對于勞教人員在所外執行期間有法定的不好表現的，應該由公安派出所向勞動教養委員會提出取消所外執行的申請，由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取消所外執行，交由勞動教養所執行剩余期限的勞動教養。所外執行期間沒有法定的不好表現的，教養期滿，由單位或家庭向勞動教養委員會提出申請，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辦理解除手續。在所外執行期間有犯罪或者違法行為達到勞教處罰的，應取消執行，對其犯罪或違法行為按照有關程序（刑事程序或勞教程序）進行司法審查和判決。

（二）暫行釋放制度。暫行釋放制度是指對符合特定條件的勞教人員，予以附條件提前釋放，在法定考驗期內沒有法定違法情節的，則未執行的勞動教養歸于消滅的制度。勞動暫行釋放制度和勞教提前解除制度是不同的。前者是附條件的提前解除，在法定考驗期如果暫行釋放人員有法定違法情節的，要撤銷暫行釋放，繼續執行未執行的勞動教養。勞教提前解除則是勞教人員在勞教過程中符合法定獎勵條件的，予以提前取消勞動教養的一種獎勵措施。《勞教試行辦法》和第57條對提前解除勞動教養作了詳細的規定。

實行勞動教養暫行釋放制度，使已經改造好而改造期限未到的勞教人員提前回歸社會，有利于勞教人員的權利保護和節約國家資源。我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沒有規定這一制度，是不完善的。參照刑法有關假釋的規定，對勞教暫行釋放制度設計如下：

1。適用條件。對于下列勞教人員可以暫行釋放：

第一，勞教人員被執行勞教超過原勞動教養期限1/2以上，但最低不少于6個月。

第二，勞教人員認真遵守勞教紀律，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暫予釋放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

符合暫行釋放條件的勞教人員，由勞動教養所報請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批準。

2。暫行釋放考驗期及有關規定。勞教人員暫行釋放考驗期為未執行完的勞動教養期，從暫行釋放之日起計算。對暫行釋放的勞教人員，由當地公安機關或派出所會同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負責監督。暫行釋放的勞動教養人員應該遵守以下規定：（1）遵守法律，服從法規，服從監督；（2）按照監督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3）離開所居住的大中城市，應該報監督機關批準。

3。暫行釋放的法律后果。暫行釋放人員在考驗期內遵守有關規定，沒有違規違法犯罪行為的，考驗期滿，經勞動教養委員會同意，解除勞動教養。暫行釋放人員在考驗期內違反有關規定的，由監督機關報請勞動教養委員會批準，撤銷暫行釋放，重新交由勞教所執行未執行的勞動教養，考驗期限不計算在已執行的勞教期限內。暫行釋放人員在考驗期內又犯新罪或者應受勞動教養處罰的違法行為的，取消暫行釋放，交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三）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是指利用社會的力量來對勞動教養人員進行改造的制度。

“我國傳統的勞動教養管理形式，是將勞動教養人員全部集中到勞動教養場所進行強制性教育和改造，不經特別許可，勞動教養人員不得越勞動教養所大門一步。”（注：韓玉勝著：《監獄學問題研究》，第285頁，1999年10月第一版。）這種管理方式有利有弊。有利之處在于勞動教養人員的全部活動都在勞動教養機關的監控之下，便于管理和教育，有利于維護社會安全，但也存在很大弊端，主要有：第一，將眾多勞教人員集中在一起，很容易產生違法交叉感染。許多勞教人員經過勞動教養，不但沒有改掉原來的惡習，反而學到了新的惡習；第二，將勞教人員集中管理，不能充分利用家庭和社會力量對勞教人員進行教育，容易使勞教人員產生失落感和被遺棄感，從而對勞動教養產生抵觸情緒；第三，將勞動教養人員在較長時間內集中于勞教所進行管理，容易使社會公眾將勞教人員作為犯罪分子看待，從而產生厭惡感和偏見。而且，勞教人員被較長時間隔離于社會，會造成對社會的隔閡，不利于勞教人員重返社會。

勞動教養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對違法人員的改造和矯治，使其重新成為守法的公民，因此，一切有利于對勞教人員改造和矯治的方式都可以采用。將一部分人身危險性小，不至于危害社會的勞教人員，交由社會和勞教所共同改造，既有利于對勞教人員的改造，還有利于減輕勞教所的負擔，充分發揮社會的改造功能，并有利于勞教人員的重回社會。在實踐中，有的勞動教養所在這方面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為建立有效的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提供了寶貴經驗。如遼寧省司法廳馬三家勞動教養院的“院外試工”制度。（注：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從1994年起，經過上級主管部門的批準和沈陽啤酒廠的支持和協助，于1994年9月5日正式成立了“試工隊”。“試工隊”并未改變勞動性質。“試工隊”的勞動教養人員每天7點準時到隊里報告，經過早操和每日安全教育后，到啤酒廠從事跟車裝卸的勞動，下午3點左右回到隊里，自由活動后，組織學習普法，進行每日講評，6點半之前回到家。凡是違反“試工隊”勞動紀律的，送回教養院重新實施院內管教。實踐證明，這種勞教方式效果很好。）在國外，有的國家，如加拿大對罪犯規定了“社區矯治”制度（注：國外的“社區矯治”制度，是將犯罪較輕、人身危險性低的罪犯交由社區矯治中心進行改造的制度。這種缺席可以有效的發揮社會在改造罪犯中的作用，而且有利于罪犯重回社會。）。雖然不是關于勞動教養的制度，但是其具有的改造和矯治功能，也是我們在設計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時可以借鑒的。

參考已有的實踐經驗，勞動教養社會改造

可以采取以下模式：

1。由勞動教養所負責的“院外教養”模式，即由勞動教養所將在勞動改造中表現好的、實行院外教養不會危害社會的勞教人員，組成院外教養隊，定期到聯系好的單位勞動或接受教育。院外教養隊要制定嚴格的紀律和保衛措施，以免對社會造成危害。院外教養隊的勞教人員在勞動之外的時間回家居住，但應遵守有關規定。違反院外教養隊紀律或有其他違法違紀行為的，送回教養隊重新實行院內管教。沒有違法違紀行為的，院外教養達到教養期限的，解除勞動教養。

2。由社區矯治中心負責勞動教養的“社區教養”模式，即建立由勞動教養所、居民委員會、勞教人員家庭成員共同組成的“社區矯治中心”，由它負責對符合法定條件的勞教人員進行教育和改造。勞教人員在“社區矯治中心”的管理下進行社區勞動或服務，接受矯治中心的教育。教養期滿，沒有違法違紀行為的，解除教養。在社區教養期間內，有違法違紀行為的，送交勞教所進行教養。

對于那些不好好接受改造或者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險性高的勞教人員，不能適用社會教養的，仍然在勞動教養所內進行勞動教養。

構想三：勞動教養監督和救濟制度

“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任何一種制度，不管設計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在實踐中也無法做到公正、合法和有效的保障人權。在一個真正實現法治的國家，必定要有完善的國家權力監督機制。正如個人會犯錯誤一樣，國家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會有不當之外，會給公民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國家法律制度的設計，應該保證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能夠得到有效救濟。與其相信國家權力是善的，不如認為它是惡的。這種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這種惡的后果沒有補救措施。因此，建立、健全勞動教養監督和救濟制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勞動教養監督制度。勞動教養的監督制度包括國家監督和社會監督，其中國家監督尤為重要。

1。勞動教養的國家監督。對勞動教養的國家監督，包括公安機關、勞動教養委員會、人民法院自身內部的監督和彼此之間的監督以及檢察機關的監督，主要是檢察機關的監督。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探討檢察機關的監督。

《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和《人民檢察院勞教檢察工作試行辦法》等法規中明文規定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進行監督，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一直沒有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除了對勞動教養監督工作不夠重視的主觀因素外，客觀上有以下原因：第一，檢察機關沒有具體的監督程序和監督手段；第二，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的監督范圍不明確。（注：對這兩點的具體論述見朱洪德主編：《勞動教養研究論文選集》，第254頁，群眾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的法律監督應該包括對勞動教養的偵查、勞動教養的審查、勞動教養的審判和勞動教養的執行的監督，即檢察機關的監督要貫穿于勞動教養的全過程。為了防止檢察機關的勞動教養監督流于形式，應當賦予檢察機關檢察建議權、糾正權和檢察處罰權

具體而言，檢察機關的監督包括：

第一，在勞動教養偵查階段，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對公安機關在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提出改正建議，公安機關應當改正，或者直接行使糾正權。

第二，在審查階段，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移送活動進行監督。監督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活動是否合法，做出的審查決定（移送審判和不移送審判）是否合適，并提出建議。

第三，在勞教審判階段，監督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對于不合法的行為，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議，人民法院應該改正。

第四，在勞教執行階段，對執行機關的執行和管理活動進行監督，看執行機關適用各項勞教執行制度是否合法。不合法的，向執行機關提出改正建議，或者向人民委員會提出建議。監督各項管理活動是否合法，對于不合法的管理行為應該提出建議，或者行使糾正權。

第五，對于已經生效的判決，檢察機關認為確有錯誤的，可以向勞動教養委員會提出申訴建議，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向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申訴。

2。勞動教養的社會監督，就是社會單位或者個人對勞動教養的偵查、審判和執行等活動的監督。社會監督對于勞動教養的監督是勞動教養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勞動教養工作合法、公正的重要保證。勞動教養的偵查、審查、審判和執行機關對于社會的監督要給予充分的重視，對于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要認真聽取。

（二）勞動教養的救濟制度。救濟制度，主要包括勞動教養人員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的國家賠償制度和審判監督制度。前者解決的是勞教人員的經濟損失問題，后者解決的是勞教人員取消非法勞動教養的問題。二者可以并用。勞動教養人員對于加諸其身的確實錯誤的生效判決可以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提起訴訟。對此不多論述。在此重點探討勞動教養的國家賠償問題。

我國現行的《國家賠償法》只規定了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而勞動教養既沒有包括在侵權的行政處罰和行政措施中，又沒有包含在刑事賠償中。因此，勞動教養人員往往在權益受到侵害后得不到國家賠償。筆者認為，應該建立勞動教養賠償及相關的賠償程序，以便更好的保護勞動教養人員的合法權益。

三、結束語

制度的設計是書面的，而實際操作的過程是復雜的，一種制度要在現實中得到應用，有賴于制度本身的明確、合理和穩定，以及有執行這一制度的高素質的人。

制度的明確和穩定，最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確規定。而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統一的勞動教養法。因此，加快勞動教養的立法進程，使勞動教養做到有法可依，是完善勞動教養的根本途徑。而加強勞動教養辦案和管理人員的培養，提高他們的素質，是提高勞動教養工作質量的重要保證。只有這兩方面都實現了，勞動教養才能真正走上法治化軌道。

篇三：勞動教養對象范圍的探討

關于勞動教養對象范圍的探討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初立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今已近五十載。勞動教養制度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從實踐上看，勞動教養在控制和預防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弊端。

今年發生的孫志剛事件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我國現有法律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的法律制度方面，我們還有相當多的立法空白和謬誤亟需梳理審查。作為限制公民人身權的勞教制度，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導致其先天不足，與現行法律背離，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根據《立法法》第8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行政處罰法》則規定，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設定權，只能由法律行使，不能授權。在此前提下審視現有的勞教制度，不難發現，當前的勞教的.法律依據是：1957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以及去年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等法規，均非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

一、當前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規定

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2002年4月12日）中用整章的篇幅對40多年來各種法律、法規中關于勞動教養對象的規定進行了梳理。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9條至第12條的規定，可以將適用勞動教養的條件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適用勞動教養的主體條件

所謂適用勞動教養的主體條件，是指接受勞動教養處理的人在年齡、身份、身體狀況、責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適用條件和處罰原則方面的必要條件。《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9條至第12條中有如下規定：

1、適用勞動教養的人必須年滿16周歲。對未成年人決定勞動教養，應當嚴格控制。

2、適用勞動教養的人應當是具有責任能力的人和無生理缺陷及其他身體情況的人。

3、適用勞動教養的人應當是在中國境內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特定的中國公民。

（二）適用勞動教養客觀方面的條件

所謂適用勞動教養的客觀方面的條件，是指使用勞動教養的客觀事實，即違法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條件和情形。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9條共十項的規定，適用勞動教養的行為可歸納為下列兩類：

1、應當依法決定勞動教養的行為：即第9條中的十項規定；

2、可以決定勞動教養的行為：即第9條第十項后半部分規定的“對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的人，因犯罪情節輕微人民檢察院不起訴、人民法院免予刑事處罰，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可以依法決定勞動教養。”

二、完善勞動教養對象范圍的構想

雖然公安部的《規定》對勞動教養對象范圍做出了明確規定，但在實踐中，還存在理論與現實脫節的情況，結合勞教案件的辦理實際，我認為今后在立法完善勞教對象范圍方面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調整：

（一）以立法形式，明確勞教人員的法律地位

勞動教養人員的法律地位是指作為勞動教養法律關系主體的勞動教養人員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勞動教養人員雖犯有罪錯，但仍是國家公民，享有未被依法剝奪或限制的公民權。對此，《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及有關的法律法規中均未做出明確闡述，我認為應當予以補充。

明確勞動教養人員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將勞動教養機關的執法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在勞動教養法中，明確有勞動教養人員的權利與義務，一方面確定了勞動教養人員在勞動教養期間的行為規則；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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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從一案看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廢/宋飛法律論文網

宋飛

一）案情簡述

2004年5月29日縣公安局以賭博為由將胡某刑事拘留，后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以同樣理由對其作出勞動教養一年三個月的決定，胡某認為：該決定違反法律規定，是違法作出的，其違反了《立法法》第八條第五項之規定；而勞教委員會對其實施勞教適用的是《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該辦法不是法律，故此，他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勞決字（2004）第44號勞動教養決定書。

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稱：原告胡某參與聚眾賭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且勞動教養是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它不同于一般的剝奪、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所以本委對胡某決定勞動教養一年三個月，適用法律正確，量處適當，請求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維持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對胡某勞動教養一年三個月的決定。

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所舉證據有：一、胡某的供述；二、證人李某的詢問筆錄；三、鄰縣公安局對朱某的詢問筆錄；四、縣公安人員詢問王某的筆錄；五、方某的詢問筆錄，以上證據說明的是胡某開賭場并參與賭博的事實存在。六、《治安處罰條例》；七、公安部關于勞動教養的批復；八、公安部公復字（2002）第1號批復；九、《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三條；十、《行政訴訟法》，以上證據證明對胡某作出的處罰適用法律正確。

庭審質證時：原告對被告證據一至五、七、八、九、十沒有異議，但對證據六有異議，認為《公安處罰條例》不能作出對勞動教養處罰的決定之一的理由。

原告沒有舉證。

一審法院合議庭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該處罰程序合法實體處理恰當，應當予以維持；另一種意見認為，該處理決定書沒有法律依據，僅僅就運用《公安處罰條例》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人身采取強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適用法律錯誤，不符合《立法法》的有關規定，應予以撤銷。一審判決支持了第一種意見，即認為該處罰程序合法實體處理恰當，應當予以維持。在押的胡某又委托律師上訴。此案進入二審。近期，二審法院作出判決，認為《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是國務院公布的，在法律還未明確對其進行廢止的情況下，該《辦法》仍是有效的。因此，駁回了胡某的上訴，維持原判。

二）問題分析

關于勞動教養，歷來存在主張廢除與保留的兩派觀點。

外國學者和我國的一些比較西化的學者對我們的這項制度一直以來就非議很多，說勞教由公安機關提起，又由公安機關決定，又沒有立法依據便剝奪人身自由。結合上述案例，持廢除勞動教養理論的人會認為：

1、證據不足，被告提供證據一--五均為言詞證據，在沒有其他事實如物證、書證的情況下，只有言詞證據不足以證明案件事實。

2、行政處罰過重，雖然目前勞動教養仍然是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但在相對人無嚴重事實危害的情形下，僅憑言詞證據就處以“一年三個月”的勞動教養過重。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辯稱無有力事實佐證，而處以勞教，是違法的。

3、“縣公安局以賭博為由將胡某刑事拘留”，之后“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以同樣理由對其作出勞動教養”。此行為混淆的刑事偵查的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措施，公安局有濫用職權行為。

法律依據是：《行政處罰法》“第九條 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立法法》“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第九條 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國務院關于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通知》（二０００年六月八日國發〔２０００〕１１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已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日經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將于今年７月１日起施行。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件大事。全面、正確地貫徹實施立法法，進一步加強政府立法工作，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質量，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統一，既是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責，也是政府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對立法法的實施都要高度重視，切實做好各項實施工作。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充分認識貫徹實施立法法的重要意義，認真做好立法法的學習、宣傳、培訓工作。二、深刻領會立法應當遵循的原則，并以此指導政府立法工作。三、政府立法工作要符合立法法規定的權限。四、政府立法工作要遵循立法法規定的程序。五、加強法規規章備案審查工作力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六、通過貫徹實施立法法，把政府法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他們認為立法法出臺后國務院是有準備的，只是地方各級政府沒有及時扭轉老的觀念，仍然死守那“勞動教養”。《國務院關于轉發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通知》“ 第一條 根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及其《補充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結合勞動教養工作的具體經驗，特制定本辦法。第二條 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法。”《勞動教養試行辦法》（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１日國務院轉發、公安部發布）“第二條 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第三條 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針，教育感化第一，生產勞動第二。在嚴格管理下，通過深入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鍛煉，把他們改造成為遵紀守法，尊重公德，熱愛祖國，熱愛勞動，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材。” 他們認為勞動教養可謂是中國特色的改造教育辦法了，其頒布實施有特定的歷史條件，該部門規章的權限可大呀。但現在繼續適用是有害的。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門是執法機關，應當有這個素質，怎么還在沿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呢，實在可悲。《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本來是公安部的規章，但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的認可，具有法律的效力；立法法出臺后國務院是有準備的，只是地方各級政府沒有及時扭轉老的觀念，仍然死守那“勞動教養”。如該市政府的有關部門就沒有及時落實《國務院關于貫徹實施＜行政處罰法＞通知（國發［１９９６］１３號）精神，違法行政，應承擔法律責任。在立法法出臺之后，勞動教養的決定法律依據不足，盡管目前并未廢止，但已與新法即立法法、行政處罰法明顯沖突，屬明顯越權，不應適用，應視為違法的。

4、對于“勞教”的行政措施的處罰力度明顯超過刑罰，且

法律依據不足，程序不嚴格的行政行為，在實踐中廣泛使用，說它的效果好，是由于“威懾力”很強，能起到暫時的強制作用，為各級政府所慣用。法學界已意識到勞教的危害性，國際上也有侵犯人權之說，從法學理論上講，勞教在過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社會的發展，對人權的要求也更多，如今收容遣送都廢止了，勞動教養也不遠了。故對勞教的依據和程序提出質疑，故認為應取消勞教，削弱行政權力，加強司法改革，以更有利于教育違法的人同時保障人權。

主張保留的人則認為：廢除論并不能抹殺勞動教養制度的巨大的社會作用。其理由有以下幾點：

1、列寧有一句話：“我們需要國家，我們需要強制。法院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這種強制的機關。法院還應當擔負起教育公民遵守勞動紀律的巨大任務。”勞教不可廢。這是從我國國情考慮的。“勞教”搞了50多年，立法法出臺其是有悖于立法法，是明顯越權，也有許多人員反映，但是在沒有明確廢止前，他還是會“發揮”它的作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正如收容遣送辦法，也只有等到被正式廢止才可以做到真正無效。即便勞動教養制度要廢除，也需要公安部批準。即使有哪個法官要從法階去審查，各地法院也只有報請最高院，最高法再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效力與適用問題！如果走到這個程度那還不等于廢止啊！如果要廢止，應當提請人大常委會廢止該條例。況且我國有眾多勞動教養委員會和勞教所，勞教一旦廢除，這些單位的工作人員的去留就成了一個問題，必須慎重考慮。在沒被明示廢止，在行政機關直至法院進行處理時，都可以直接適用，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適用這個條條并不是無依據！所以不存在違法問題！而法院進行審查時對法律法規只有直接適用。

2、勞教本身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無法嚴格進行司法審查，結合上述案例，對這類案件應適用寬泛審查的原則，只要認定的事實有證據支持，程序和適用法律的問題過得去就行了，當然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是不能作為勞教的法律依據的。行政訴訟對證據的認定與認可是有別于刑事與民事訴訟的，行政訴訟中對詢問筆錄（包括當事人）是最具有證明效力的，因為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是審行政機關處理的過程與適用的法律而不是去真正審事實（當然會涉及到一些事實的查明過程）。所以只要行政機關作出行為程序合法、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等一般都是沒辦法的！行政處理程序沒有沒有刑事處理程序那么嚴格，所以言辭證據就能定案。

3、現階段如果廢除勞教，對于有些違法難以起到震懾作用。如盜竊八百可判刑幾年，而盜竊七百只能治案處罰，最多十五日。兩者之間差距太大，不能責罰相當。勞教就是針對惡習教深，危害教大，危及政權的行為（頓號砸打），不從嚴打擊，缺乏威懾力。為什么人們對勞教有爭議，因為它不是立法機關設立的，又不是司法機關執行的，故勞動教養不應該是行政處罰而是一種準刑事處罰，之所以人們那么認為是因為我國行政權力過大，導致的司法錯位。所以，我們不僅不應該撤銷，還應該鼓勵和完善。當然廢除論者會反駁認為既然是一種邊緣性的東西不要也罷！不錯，行政職權越來越小這是事實，而司法權力卻并不強大，如果廢除勞教，兩者之間的真空如何彌補，社會秩序如何維護。公安局有多少人，法檢兩院才有多少人？如果廢除勞教，由司法權力來處理，公安局對有些行為無法打擊，法檢兩院又無人力，財力，精力進行處理，這樣一來一定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還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法律制定要保障人權更要符合國情，如果廢除勞教，對有些違法行為處理缺乏力度，必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法律不完備，勞教廢除了，行政權力沒有了，司法權力又無法處理，之間真空無人彌補。

廢除論者對保留論者的第三條辯護理由還是存有微詞的，比如他們會說：為什么盜竊幾百元，法官就要讓行為人坐牢幾年呢？感覺被勞教的人基本上都是社會上的小混混，偷點搶點吸點賣點，并且這些人還夠不上犯罪。感覺對我們正常的秩序有干擾，不過還不至于危及政權。反而是違法亂紀的官員才是國家地基的蛀蟲，但是沒有看到誰因為貪賄構不成犯罪被勞教的。

廢除了勞教就無法維護秩序么？即使無法維護又如何？須知法的價值中，自由最高，正義其次，秩序再次。是呀，公檢法人手不夠，所以要把精力放在危害性更大的職務犯罪上面。至于這些以前的勞教對象，要充分發動社區基層組織的作用進行幫教。這樣應該效果更好。另外，一般認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于貧富差距拉大和官員的嚴重腐敗，勞教對象的行為還沒有被認為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綜上，主張廢除與保留的兩派似乎是各說各有理，從法理學角度來看，主張廢除的人多站在應然法角度分析問題，主張保留的人多站在實在法角度分析問題。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推出不同的行政法學命題，這是不是更值得人們去深思呢？

篇五：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原勞動教養對象的類型化分流與處置

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原勞動教養對象的類型化分流與處置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確定“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同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在我國實施50多年的勞教制度被依法廢止。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后，如何處置原來勞動教養所涉的違法行為。與此相聯系，不少學者和司法實務界人士擔心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后，輕微違法犯罪行為會存在規制方面的空缺，會在《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之間留下空白，從而影響社會秩序的安定。如何在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對原勞動教養對象進行有效規制和處理？筆者試對此問題略述管見。

一、不適宜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原勞動教養對象

基于懲罰犯罪的需要，刑法作為最嚴厲的懲罰制度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現代的刑法發展至今，根據其所包含的法律后果不同，理論上有“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和“二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分。一國的刑法如果僅僅承認刑罰或者保安處分的，可以歸入“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中。現在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典都采用“二元化”原則。“理解現代刑法的關鍵，是理解刑法中這兩種法律后果之間的區別。如果人們暫時擱置關于刑罰和保安處分作用的爭論，而采用最簡潔的方式來表述這個區別，那么可以說：各種刑法都是以行為人在行為當時所具有的罪責為條件的，各種保安處分則是以行為人對將來的持續危險為條件的。……罪責作為刑罰的條件和危險性作為保安處分的條件，是共同存在于兩個相互關聯的領域之中的，結果，刑罰和保安處分作為法律后果不僅可以各自獨立適用，而且也可以同時出現”①。當然，刑罰和保安處分的區分不僅僅在于是否以罪責作為基礎，保安處分被納入到刑法中的一個重要的刑事政策方面的依據是：刑罰不能充分地滿足保衛社會的任務，所以必須通過保安處分，以預防某些犯罪行為的實施。“籠統地使用‘刑法’這個名稱實際上是不正確的。準確地說，人們本來應當稱之為‘刑法和保安處分法’”②。

我國目前的刑法典盡管有類似于保安處分的內容(如關于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但尚算不上“二元化”刑法，而應歸屬于將刑罰作為犯罪的主要法律后果的“一元化”刑法的范疇。在我國當前的“一元化”刑法模式下，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是否應該像有學者主張的將其中一些行為犯罪化？筆者認為，不適宜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勞動教養對象。

“一元化”刑法模式不僅將行為犯罪化，并且在相應的法律后果的設定方面基本上是刑罰手段，實施的結果也是以刑罰懲罰為主。這就存在一個刑法干預的界限問題，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將刑法干預的界限擴大化。為此，在考慮將哪些行為犯罪化、刑罰化的時候，要盡可能地推后刑法干預，力求避免不必要的刑法干預。美國學者帕克在他的《刑事制裁的界限》一書中，從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刑事制裁的正當根據、刑罰懲罰的得與失、程序制約等不同視角，通過一般論證和具體例證，分析和嘗試回答了刑法干預的界限，得出的結論是能用別的社會控制方式就不用刑罰這一制裁手段。“因犯罪而被處以刑罰既不同于出于公共利益的規制，也不同于因行為損害他人時被迫付出的賠償，更不同于因疾病而受到治療。這種制裁不僅極具強制性，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也極為昂貴。它應該被適用于那些真正危害嚴重的行為”③。他還在該書中提出了六項刑事制裁的最佳使用標準④。除了美國學者帕克的刑事制裁的界限理論，關于犯罪化、刑罰化的根據的探討即將哪些行為犯罪化、哪些行為納入刑法調控的范圍的理論，代表性的還有英國學者密爾的“損害原則”理論⑤和德日刑法學中的法益理論⑥。我國目前刑法理論對于刑事立法標準的探討，基本上都是基于法益理論而提出的，當然也有學者是從刑法謙抑主義的立場來討論刑事立法的界限問題的⑦。

雖然圍繞刑事立法的干預范圍問題，還存在一些爭議，但也形成一些共識：犯罪不僅是對行為之“惡”的評價，還涉及對這種“惡”的程度的評價，此外，還需要考慮刑法與其他法律甚至道德等的銜接問題，這是構建一國或地區和諧法律體系的要求。犯罪化處理要為社會主體留下足夠的自由的空間、刑法對社會生活的干預要優先讓路于道德、社會自治與自律、國家的其他法律手段。誠如羅克辛教授所言：“法益保護并不會僅僅通過刑法得到實現，而必須通過全部法律制度的手段才能發揮作用。在全部手段中，刑法甚至只是應當最后予以考慮的保護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其他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例如民事起訴、警察或者工商管理規定、非刑事懲罰，等等——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它才能允許被使用。人們因此稱刑罰是‘社會政策的最后手段’，并且將其任務定義為輔助性的法益保護”⑧。

所以，是否將某種行為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要放在整個社會秩序的維護和整體法秩序的范疇來考慮。受刑法謙抑理念的制約，基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刑罰處罰的必要性以及需要具備明確的客觀要件的行為類型等對行為進行犯罪化的基本認識，當思考將某種行為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時，要排除如下情形：(1)人的內心想法屬于道德調整的范圍，刑法不能規定腹誹罪或者思想犯。(2)屬于私人自治領域的，不能違法化和犯罪化；本應歸屬于社會自治自律的，不需要違法化和犯罪化。(3)屬于社會主體私權利處理的事項，如果發生侵害與被侵害，由民事侵權法來調整的行為，不能將其犯罪化。(4)靠單位的規章制度約束的行為，不能夠違法化和犯罪化。(5)某種行為屬于政府行政管理解決的范圍，不能為了行政執法的簡單、省事，而使用嚴厲的刑罰措施以實現政府的管理職能。如果某種行為的后果能夠由行政機關及時消除，就不宜作犯罪化處理。(6)由于程序法的規則而不可能證明的行為，不能規定為犯罪。

原勞動教養制度規定的對象主要包括8類：(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7)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的，除依照前款規定處罰外，予以強制戒除，進行治療、教育。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8)因賣淫、嫖娼被公安機關處理后又賣淫、嫖娼的⑨。基于上述非犯罪化的標準以及刑法干預的謹慎性要求，我們認為，對原勞動教養對象的犯罪化處理需要慎重。例如，第(5)項“有工作崗位……不聽勸告和制止的”，即可以通過單位規章制度來規范其行為，而無需犯罪化、非法化處理。再如第(1)項提到的“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鑒于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加之《刑法》已經放棄使用反革命的表述，如果有叛國、叛逃等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可以直接適用刑法的規定，已經具有足夠的威懾性和懲罰力，無需再重提其犯罪化的問題。所以，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勞動教養對象，是有失偏頗的。

而且，如果按照有些學者的主張，通過建立輕微罪體系或者通過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刑事立法來對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后原來列入勞動教養的行為進行管控⑩，一個最不應該忽略的問題是“犯罪”標簽問題。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在我國，刑事法律的主要功能被用于對違法犯罪的打擊上，對于實施違法犯罪的人員，總體上懲罰手段多些，而矯治手段少些；在中國，每一次刑罰的施加都意味著對當事人而言幾乎是“一輩子的恥辱”，不僅犯罪者本人回歸社會難，家人和親屬也跟著抬不起頭來。“犯罪”這個標簽給中國人帶來的附帶后果、道德上的否定，比西方社會給人帶來的負面后果要嚴重的多。

綜上，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不適宜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原勞動教養對象。

二、通過“二元化”刑法懲罰制度對原勞動教養對象進行分流和規制

“二元化”刑法懲罰制度是指將刑罰與保安處分一同納入刑法作為應對犯罪的手段的制度。刑罰和保安處分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主要立足于對已然犯罪的懲罰，以行為人當時所具有的罪責為條件；后者主要立足于對未然犯罪的預防，以行為人對將來的持續危險狀態為條件，適用的對象主要是一些需要對其人格或身體進行矯正治療的“病人”，如吸毒成癮者、精神病人以及有責任能力但有特種危險性的人。保安處分的必要性已由德國學者克萊恩在18世紀末進行了闡述，其作為具體制度則是19世紀末被提出來的。1893年瑞士的《刑法預備草案》是世界范圍內較早地將保安處分與刑罰并列的法案，這種將刑罰和保安處分分別規定在刑法中的二元主義立法模式，對許多國家的立法產生了影響，后來的《意大利刑法》、《波蘭刑法》、《瑞士刑法》等紛紛采用這種模式，并逐漸普及。另外，比利時、西班牙在刑法典之外的特別法中規定了保安處分，也屬于采用二元主義的國家，1960年的《蘇俄刑法典》也采用二元主義。還有的國家，盡管刑法典自身采用的是一元主義，但在法律制度上則采用了二元主義。因此，現在二元主義刑法懲罰制度已成為世界性潮流。在英國、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雖沒有保安處分的觀念，但是其刑法也是以二元主義的刑罰觀為依據的(11)。

筆者認為，在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廢除后，有必要在刑法中規定保安處分制度，對一部分原勞動教養對象通過保安處分來分流和處置。這就涉及我國刑法的“二元化”轉化問題。上文將我國的原勞動教養的主要事由概括為八類，這八類對象中，有違法犯罪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占五類。在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首先應該考慮這五類行為有無可歸入《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如果能夠通過《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教育懲罰，就沒有必要將其納入刑法的規制范疇。當然，對違法的慣犯、累犯，比如吸毒人群的復吸人員以及多次小偷小摸、多次欺詐他人、不時地尋釁滋事之人，定不了罪，治安處罰拘留又過輕，如果任其在社會上行偷、行騙、尋釁滋事，會導致對社會及其個人的更大危害，不能夠放任不管。從我國的現實出發，借鑒他國的做法，可通過在刑法中規定保安處分制度，把常習性違法者納入保安處分的對象。這樣一來，我國刑法的內容要發生由“一元化”向“二元化”轉變。刑法中既要有關于犯罪和刑罰的規定，同時也輔助有“非犯罪”和保安處分的規定，并且二者可以配合適用。

在我國刑法中設立保安處分制度，應該取保安處分為“社會防衛處分”的定位，名稱可直接稱為保安處分。保安處分與刑罰分別獨立規定在刑法典中。要強調其防衛社會的主要目的，淡化其懲罰的目的；要將保安處分的適用納入司法程序；要避免將不是“非犯罪化不可”的行為犯罪化而帶來的消極影響(12)。盡管該類措施放在刑法中，但是，它并不是以與犯罪直接對應的措施名義出現的，就如同現在我國刑法中對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醫療的規定一樣，從犯罪成立標準的角度來分析，它不具備構成犯罪的充足條件，從最終的裁判來說，也不認為是犯罪以及觸犯了哪個罪名。這樣，犯罪的標簽在這里不存在，自然它的消極作用也不會發生。

結合原勞動教養對象，可以說，“二元化”刑法在確保社會和行為者本人安寧的同時，又連帶地解決了兩個關鍵的問題：一是將原勞動教養的部分對象納入保安處分的范疇，使其進入司法審查程序；二是去除犯罪標簽化，避免犯罪標簽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到此，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哪些原勞動教養對象可以納入保安處分的范圍。首先要注意，我國有《治安管理處罰法》，因此，“不夠刑事處分”不是原來勞動教養對象納入保安處分的充足條件，如果通過治安管理處罰能夠起到懲罰、教育和預防的效果，就一定不能將其納入保安處分的范疇，尤其是非常習、偶然違法之人，應通過治安管理處罰來規制。應當承認，我們過去的勞動教養立法特別是實踐中勞動教養的適用，存在功利性、不規范、甚至耍特權的做法，在此應該予以清除。因此，我國原來勞動教養對象中，可能列入保安處分的只有如下幾類：(1)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2)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的，除依照前款規定處罰外，予以強制戒除，進行治療、教育。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3)因賣淫、嫖娼被公安機關處理后又賣淫、嫖娼的。概括起來，即是說，對于上述這些原有的勞動教養對象類型，除了構成犯罪的情形之外，不要刻意地將原有的違法甚至嚴重違法行為非要進行犯罪化，可以保留其“常習違法”或者“嚴重違法”的評價和稱呼，但不要犯罪化，適用保安處分。我國刑法中設立的保安處分，可以與刑罰同時適用，也可以單獨適用，它是非刑罰措施，但應通過司法審查程序來適用。

三、保安處分范疇以外其他原勞動教養對象宜做治安管理處罰與非違法化處理

對于以往的勞動教養對象，無非存在犯罪化、非犯罪化、違法化、非違法化幾種情形。筆者基本上不贊同犯罪化的作法。對于常習違法者，仍屬于違法但非犯罪，將其納入保安處分的范圍。保安處分范疇以外原來的勞動教養事由可以通過治安管理處罰、非違法化等途徑來分流和處置。

1.部分原勞動教養對象的治安管理規制

我國的治安管理處罰是一種懲罰性的制裁手段，適用于擾亂社會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違法但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員。對照原勞動教養對象的事由、類型，除常習性違法者納入保安處分范圍之外，其余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以賣淫、嫖娼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賣淫、嫖娼行為屬于無具體被害人的行為，危害性相對較小，《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此類行為已經作出處罰規定，因此對于賣淫、嫖娼的勞動教養規定廢止后，對于因賣淫、嫖娼被發現，但尚不屬于常習性的賣淫、嫖娼者，進行治安管理處罰即可。特別是有的從事賣淫的女性是因為貧困，這些人過去被勞動教養后，無正當謀生手段，繼續重操舊業的不在少數，故教給她們合法正當的謀生手段比懲罰更為重要。當然，嫖娼者不同于賣淫者，這些人通常不是因為生存危機而從事嫖娼活動，其罪過重于賣淫者，因此，對嫖娼者給予的治安管理處罰應較賣淫者嚴厲。

此外，對照原來被列入勞動教養對象的事由，其中的危害國家安全，不夠刑事處分的；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有盜竊、詐騙等違法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均可以通過區分是常習違法者還是非常習違法者，以決定是通過保安處分或治安管理處罰來進行懲罰。

2.部分原勞動教養對象的非違法化處理

原勞動教養對象中的以下幾類，可以進行非違法化處理：(1)“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盡管不應該鼓勵和認同這類行為，但這類行為也并未達到非違法化不可的邊界，因此，可以進行非違法化處理；(2)原來勞動教養對象中的吸毒行為。吸毒是一種自損行為，不涉及直接的被害人，已經為國際社會作為無被害人犯罪而非犯罪化，對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放在戒毒所強制戒毒的效果更好，因此對一般的吸毒者，應重在幫助其戒毒；(3)類似流氓行為、無理取鬧等現象，缺乏明確的行為類型的，從防止權力濫用、保護公民權利的角度，也應該從法律規制中剔除，將其非違法化。

將原來部分勞動教養對象非違法化分流，主要有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從社會控制資源優化分配的角度來看，任何國家在對社會規控時，都不能不考慮資源和成本問題。一個國家對犯罪的追訴需要花費一定的甚至很大的成本，治安管理處罰也不例外。因此，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是否意味著原來的勞動教養對象應歸入治安管理處罰的范圍，這不能一概而論。治安管理處罰只是社會控制的措施之一，如果依照英國犯罪學家斯坦·科恩的社會控制理論，我國的治安管理處罰屬于“硬性”控制，是充滿了強制性的控制。作為“硬性”控制手段，治安管理處罰同樣需要我們將資源進行合理地分配和適用，不能超越行為的嚴重程度隨意進行治安管理處罰。研究社會控制的英國學者馬丁·因尼斯說過：“每一種方式，無論我們討論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懲罰，我們都傾向于假設，我們之所以選擇某一種特定的懲罰方式，是因為它違反了社會規范所認為的該種越軌行為的`嚴重程度”(13)。社會越軌行為，或者稱之為社會異常行為，可以表現為用犯罪、違法、不軌、不道德、邪惡、墮落等概念或多個概念的集合概念所包含的行為和表現。相對應的控制手段包括懲罰、治療、制止、隔離和預防等，目標無非是用來控制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異常的行為(14)。

第二，將哪些行為進行犯罪化和違法化處理，除了要受刑事可罰性理念約束之外，與該社會在一定時期的社會容忍度有關聯。隨著社會價值多元化發展，社會主體行為的劃分也不再是簡單的好與壞、對與錯、主流與非主流的二元化區分，而是變得多元化，有的表現出中性的特征。為給社會主體留出最大的自由空間和私人自治領域，為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現代法治國家的法律為思想和言論留出很大的空間，腹誹罪、思想犯被排除在刑法之外；社會不僅要容忍人的內心思想，還要容忍人的非主流的行為，并且要提升對非主流行為的容忍度。立法決策要將社會的態度適當地納入考慮的范疇。社會的態度匯集著民意，左右著某種行為或現象在一國的生存狀態。如果一種行為或者現象在社會上的容忍度高，它就有了繼續存在的充分理由，如果社會容忍度低，它就可能被驅逐出去或者被置于嚴厲的控制之下。那么，原勞動教養對象的行為的社會容忍度如何呢？從一些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學界對于類似于賣淫、嫖娼、吸毒等無直接被害人的行為的犯罪化基本上持反對態度的。此外，社會對違法行為的認識和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人們價值觀的轉變和多元化，有些變得為社會所容忍，有的原本就可以為社會所容忍。對于社會能夠容忍又不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行為，應從違法和犯罪中排除。

社會容忍不僅有“質”的一面，也有“量”的一面。犯罪是對一種惡的行為之評價，它不但涉及性質的價值評判，即犯罪必須是一種“惡”，還涉及對這種“惡”的程度的評價。因此，社會對某類行為容忍度的不同，有關公權力主體對該類行為的規制、矯正或懲罰的手段的性質和輕重也應該有所不同。由于原勞動教養的對象包含種類多樣，每一類型的危害程度，行為人自身因素，被害人因素，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對原勞動教養的對象有必要類型化進行分流，更多的要被非違法化、有的應非犯罪化、少數的才可以納入刑法調控的范圍。

從社會容忍的角度來思考將哪些行為犯罪化時，不能不提及到刑法要表達誰的意志、誰的價值觀和評斷標準的問題。某一行為是否有必要動用刑罰，不能是政府出于社會管理需要的權宜之計，同樣不能因為政府管理的乏力就動輒依仗刑罰威嚴來管理社會的失范行為。將某種行為犯罪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公眾認同基礎，一種行為如果需要動用刑罰，必須是社會廣泛認同此種行為應成為犯罪，才具有刑事可罰性。刑法所表達的應該是廣泛的社會主體的價值觀。對哪些行為是社會公眾普遍不能容忍甚至是強烈反對的行為，必須做出謹慎的選擇和研判。將這類行為犯罪化能夠得到公眾的信賴和社會主體的廣泛的認可，從而使得法律的施行得以正常運行。以賣淫為例。社會主體對賣淫行為的不贊同、不認可，不等于不能容忍，不等于社會的“集體意識”或者“意志”是主張對賣淫者一定要采取嚴厲的制裁方法，也不意味著當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轉為動用刑罰懲罰來處理。

第三，從社會控制理念的轉變角度來看。我們過去崇尚“硬性”的社會控制手段，對社會治安、社會風尚堅持通過懲罰、隔離以實現絕對化甚至道德優化的理想化狀態，隨著我們對社會認識的加深，應該樹立懲罰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的理念。“我們尚未對吸煙、飲酒、通奸或者吸毒的‘道德性’達成共識，更不用說言行之間還有鴻溝巨壑。社會越是多元化，這種壓制可能對社會精神特質的背離就越嚴厲”(15)。因此，對于道德中性行為，法律不宜干涉。就所謂社會越軌行為的干涉手段來說，過多地“硬性”控制效果未必理想，不妨學會使用一些“軟性”控制手段。“軟性控制是指那些更靈活地運用心理學的，以及對話、勸說和干預等方式的控制，其目標是使正式社會控制機構減少使用‘硬性’資源去處理各種異常行為，更少地使用強制技巧”(16)。對原勞動教養對象的某些能夠為社會容忍的行為可以進行非違法化、非犯罪化處理，實際上也是社會控制理念由“硬性”向“軟性”轉變的體現。

①[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一卷)，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4頁。

②[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第4頁。

③[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46頁。

④這些標準包括：(1)行為須是在大多數人看來有顯著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且不專屬于任何意義的社會階層。(2)將該行為納入刑事制裁不會違背懲罰目的。(3)抑制該行為不會約束人們合乎社會需要的行為。(4)須通過公平且不歧視的執行來處理。(5)通過刑事程序來控制該行為，不會使該程序面臨嚴重的定性或定量的負擔。(6)沒有合理的刑事制裁替代措施來處理該行為。[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93-294頁。

⑤密爾的“損害原則”理論集中體現于他所概括出的兩條格言：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他人若為著自己的好處而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對他忠告、指教、勸說以至遠而避之，這些就是社會對他的行為表示不喜歡或非難時所僅能采取的正當步驟。第二，關于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假如社會的意見認為需要用這種或那種懲罰來保護他的話。[英]約翰·密爾：《論自由》，許寶?Y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12頁。

⑥德日法益理論，從刑法只允許保護確定的預先規定的“法益”為出發點，將“法益侵害”作為刑事可罰性的條件之一，堅持無結果(未侵害法益)則無犯罪的原則。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2-16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劉明祥、王昭武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2頁；[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⑦劉艷紅：《當下中國刑事立法應當如何謙抑？——以惡意欠薪行為入罪為例之批判性分析》，《環球法律評論》2012年第2期。

⑧[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第23頁。

⑨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國務院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和《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

⑩分別參見周建軍、方益花：《勞教制度的廢除與輕微罪體系的完善》；蘇云、夏瀟瀟：《淺論勞動教養廢止后相對合理的分流矯治與標本兼治的犯罪概念分立》；魏霞：《〈違法行為矯治法〉的立法構想》，均為2013年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辦的“廢除勞教制度后非法行為矯治體系建設”會議論文。

(11)[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9頁。

(12)按照日本大谷實教授的觀點，在法律規定以保安處分或保護處分代替刑罰的場合，原則上應作為非刑罰化來處理。參見[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16頁。

(13)[英]馬丁·因尼斯：《解讀社會控制——越軌行為、犯罪和社會秩序》，陳天本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9頁。

(14)[英]馬丁·因尼斯：《解讀社會控制——越軌行為、犯罪和社會秩序》，第4頁。

(15)[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第261頁。

(16)[英]馬丁·因尼斯：《解讀社會控制——越軌行為、犯罪和社會秩序》，第9頁。

作者介紹：王瑞君，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威海 264209

篇六：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問題思考

關于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問題思考

【內容提要】勞動教養是一項獨具中國特色的重要司法制度，勞動教養立法是我國法制建設和法學理論研究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必需建立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夯實勞動教養立法的“四大支柱”：立法和法理學上的法治化支柱；制度設計上的憲法或憲政支柱；處罰體系設計上的實體法支柱；處罰適用上的程序法支柱。科學地解決這些問題，是勞動教養立法面臨的基本任務。

【關??鍵??詞】勞動教養/輕罪處罰/立法/法治/基礎/任務……

差不多與勞動改造立法同時起步的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工作，在經歷了十幾年的步履維艱之后，雖然也形成了十幾稿甚至幾十稿各式各樣的《勞動教養立法（草案）》，但最終并沒有象人們期待的那樣，用“八年抗戰”(1986～1994)的辛勞弄出一部勞動教養法典來，而是“腳踏實地”地回到了這一工作的起點。盡管這絕不意味著十幾年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徒勞和枉然，但她卻無情地告訴人們：立法決不就是條文的起草和法典的編纂。一部法典的誕生，不只是法學家、立法官和勞教專家們辛勤操勞的果實，而更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更是形勢變化的結果。從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順利、健康發展的立意出發，本文專門就事關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進程的幾個基本問題，應當說是比較基礎、邊緣和綜合的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注：為了配合和推進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開展，1999年籌劃、2000年成立了由刑法學、監獄學、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憲法學、法理學、法律史和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等相關學科的10名專家組成的“北京大學刑事法理論研究所《中國勞動教養（輕罰處罰）立法研究》項目課題小組”。項目主持人、課題組副組長兼秘書長：西南政法大學監獄學和犯罪學教授張紹彥，課題組組長：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儲槐植，課題副組長：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法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中青年法學家陳興良，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副所長、犯罪學研究員郭建安；課題組成員包括：西南政法大學憲政學和外國法律史教授、法學博士王人博，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教授程燎原，北京大學刑事訴訟法學教授、法學博士陳瑞華，司法部勞動教養管理局研究室主任姜金方，西南政法大學監獄史和法律史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王利榮，中國人民大學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學副教授、法學博士楊建順。）我認為，對這幾個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是勞動教養立法科學化的基礎和前提。

一、勞動教養立法的基本形勢

我對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基本形勢的認識可以簡括為“四個歷史必然性”：

（一）中國勞動教養獨特存在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的勞動教養產生、存在和發展于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功過是非”無需專門和過多的評價，簡單地講，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存在至今確有其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現在困擾勞動教養的法治和人權兩大難題，在勞動教養產生時代的中國社會并沒有形成為一個普遍問題。那時的中國可以說處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專政”是整個社會的主導意識。政府的行政權和司法權也沒有什么明顯的界限，行政權的范圍和規則也都沒有明確、嚴格的規制。這是勞動教養問題與監獄行刑問題最大區別，也是勞動教養立法遲遲難以出臺的根本所在。這就是十幾年來人們一直難于弄清楚的勞動教養的性質和法律地位問題。因為，如果我們假定行政權――不經司法程序有權在勞動教養的范圍內處理公民的自由的前提能夠成立，那么，中國過去把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措施時已經制定的《決定》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就已經使勞動教養立法問題得到了基本的解決。然而，顯而易見的是行政權是無法如此處理公民自由的。因此，當我們再來為勞動教養立法尋找勞動教養性質的根據時，卻又把上述法規的規定作為法律根據，顯然是犯了邏輯上循環證明的錯誤，是沒有證明力的：

命題一：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的法律依據。

證明一，因為法律規定了勞動教養是行政處罰措施，所以，它是一種行政處罰；

命題二：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的事實根據。

證明二，因為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措施，所以，法律規定它是一種行政處罰。

法律和事實互為根據，相互地循環證明。這是十余年來的一個最為普遍的現象。

但是，勞動教養在中國的產生和迄今為止的獨特存在卻是歷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應當說是合理的――在其存在客觀必然性、不以人的主觀意志和良好愿望為轉移的意義上說。我們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并非指在價值評判的意義上事物所具有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或者說這種合理性并非價值判斷意義上的合理性，即不能成為其存在正當性的理由或者根據，而是哲學之必然意義上的合理性。所以，我認為，今天進行勞動教養立法時，從實際的意義上講，無需過度地對現實的勞動教養進行這種“回頭看”式的價值層面的分析和評判，而只需從現實的要求和發展的趨勢出發即可。

（二）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提出的歷史必然性

基于同樣的緣由，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幾乎與當時的勞動改造立法同步，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也被歷史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這個時代不僅僅是中國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真正的歷史性變革。法制和法治成為社會生活普遍的基本規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人們尚欠清晰的理念中特別是在與勞動改造結合的意義上，提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是必然的。勞動改造要立法了，看來如此相似的、被俗稱為“二勞改”的勞動教養立法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出乎人們預料的是，正是在進行這種勞動教養立法的努力中，才逐步發現了勞動教養與監獄問題的根本不同。因為，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開始轉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這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直接地引發了政府及其權力的變化，因為市場經濟的培育是以獨立自主的公民和市民個體為其基本的社會基礎的。所以，8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中國社會轉型期進程的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日益深入，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基本目標――法典的出臺越來越渺茫。政府權力的規制、公民自由和權利的確認以及勞動教養的司法化建構等，都是監獄立法不曾遭遇的十分復雜的問題。

（三）勞動教養立法現狀的歷史必然性

經歷了十幾年的艱苦跋涉，勞動教養立法沒有能夠像勞動改造立法那樣――“八年抗戰”總算弄了一個監獄法典出來，恰恰相反，時至今日勞動教養法典似乎沒了說法。我們認為，這種狀況的形成也具有其歷史必然性。畢竟與勞動改造相比，勞動教養才真正更具中國特色，它的產生也更具創造力和隨意性；它的存在和發展都缺乏基本的理論說明和社會基礎；而中國社會自20世紀80年代后開始出現的“國家、社會、公民、個人”關系的變化，應當說發育得并不成熟，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以對這種變化正確認識為基礎的勞動教養立法的科學認識；當然，在上述過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些人們認識上特別是勞動教養立法活動本身努力方面上的偏差。如此等等。

我們對勞動教養立法現狀基本認識的結論性意見是，在過去15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社會不具備出臺勞動教養法的條件，勞動教養立法的時機發育尚不成熟；目前，中國的勞動教養立法也不具備直接著手條

文起草或者立法論證的條件。簡單地說就是勞動教養立法在經歷了過去15年左右的努力而其“成果”幾近為零之后――當然，這絕不等于否定15年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成績和貢獻，事實上，如果沒有這15年的基礎，至少我們現在也難于形成對勞動教養立法的正確認識，今天的勞動教養立法應當從零開始，從科學性的而不是工作性和事務性的調查研究開始。因為，目前在缺乏必要論證和準備的條件下，直接從事勞動教養法典起草的立法工作的社會條件、理論準備和實踐基礎都是不充分的。

首先，勞動教養立法與國家的體制即憲法規定的國家與公民和個人的關系有關、與政府的行政權力有關、與國家的司法程序有關、與國家的司法體制特別是刑事司法體制有關。因此，必須基于對中國社會結構、政治經濟形勢和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才能真正把握勞動教養立法的要領。相信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育將漸趨明朗。上述客觀情況實際上對勞動教養立法就只能是就事論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在某種意義上講，前15年勞動教養立法就是走過了這樣的路程。

其次，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健康進行有賴于一系列基本理論準備的支持。這些基本的理論準備包括：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國家、政府――公民――個人”關系及其對國家和政府體制的影響；國家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對“權力――權利”機制的影響；國際社會刑事立法、行政立法和人權保障的發展方向；中國社會現階段法治社會建構中包括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內的刑事法制的改革與完善、政府行政處罰的分析；在憲政體制、刑事法制、行政法制和司法程序中對勞動教養問題的定性和定位等等。這些重大的基本理論問題，都是需要在進行勞動教養立法時進行專門、系統和深入研究的。只有這樣，才能使勞動教養立法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我國立法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反復地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類似中國勞動教養的實際做法，在國外早已存在，諸如保安處分、違警罪、輕罪等皆有相同或者相似之處。盡管這些國家的基本國情、立法思想和具體做法等都未必適合中國國情，但應當說在基本的方面，它們對中國的勞動教養立法都具有重要的和直接的借鑒意義。可是，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我們從客觀的角度對之進行比較系統的考察和研究還相當薄弱，特別是從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借鑒角度的理性觀察更是十分微弱，甚至當我們帶著自己的某種框架或者期待去了解時，還會覺得那些東西與中國的勞動教養是“零相關”，對中國國情而言，那些東西根本就是“水土不服”，其實并不盡然。所以，目前從借鑒和使用人類文明成果及國外有益經驗的角度看，我國勞動教養立法法典直接起草的條件也不成熟。

（四）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基于上述勞動教養司法實踐和立法問題的基本狀況，便形成了如下人們不愿看到的局面：第一，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法治的國度里，勞動教養成了法治建設和完善中的法治“荒地”；第二，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國家里，勞動教養又成了一個被敵對勢力用作攻擊中國人權狀況口實的人權“荒地”，她時常在國際政治和經濟舞臺上出現。更為突出的是，她的對象是人，是人的人身權利本身。

“窮則思變”，這成為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產生的直接和巨大的力量源泉！同時，從客觀上講，近20年中國民主、法治、人權理論的研究和改革實踐，也為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條件，成為產生科學、合理、完善的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的事實基礎。總之，我認為，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勞動教養立法的上述必然性，從正確地分析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及其發展趨勢著手，對勞動教養立法相關的基礎性問題進行深入地科學研究，是重新開始的勞動教養立法工作健康發展并取得最后勝利，制定出科學的勞動教養法典的必由之途，這是不可缺少、無法跨越的根本環節。否則，我們必然付出的昂貴代價將無情地被時間和實踐所證實。

我們認為，勞動教養立法的當務之急不是進行條文的草擬，或者為法典的起草而進行所謂的“調查研究”，這些技術性工作是勞動教養立法的堅實基礎牢固地建立起來之后自然而然地會得到解決而相對簡單的事情。問題的關鍵和難點在于，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解決建立和尋求其理論的和實踐的、立法的和司法的、制度和體制的、歷史的和發展的、中外比較的、刑事的和行政的、實體的和程序的等各方面的基礎和支撐。這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必不可少的工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企圖憑借任何其他力量，走捷徑，回避問題與困難，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欲速則不達，徒勞而返。我認為這也正是勞動教養立法與監獄立法同步開始，雖然經過了十余年的多方努力，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甚至形成了十幾稿的勞動教養法典草案，但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的根本所在。（注：當然勞動教養立法，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從立法上還是司法上，從中國歷史的發展還是國外相關或者類似的制度等方面，較監獄立法都要復雜得多。并且，勞動教養立法還從根本上受制于中國經濟社會關系的發育和變遷，牽涉到比監獄立法復雜和艱難得多的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立法本身并不就是一項法典起草活動，法典的起草不過是對立法問題解決的文字記錄和研究成果的條文記載。沒有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成果，法典的起草最多只能成為一種專門的技術化的文字書寫，其與真正具有立法意義的活動除了身體動作的相似性以外，并無更多的實質性關聯。事實已經無情地證實，勞動教養立法必須從理想和急切的空中樓閣當中回到現實和科學上來，必須在堅實的基礎之上，構建中國勞動教養法治、民主與人權事業發展的高樓大廈，這是完成歷史賦予當代勞動教養立法使命的唯一選擇。

二、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和支撐

從中國社會民主、法治與人權保護發展的當代進程等角度考察，勞動教養可以說是一塊尚待開墾的處女地，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因此，這一領域在立法與司法、理論與實踐等方面都沒有形成比較集中的問題和對這些問題分歧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研究，需要以勞動教養立法為主線，以這一問題內在的理論邏輯為支柱，以立法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為顯象，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共同指向和解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

根據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本身的特點和需要，研究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和支撐，首先是夯實勞動教養立法的“四大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法治化、法理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憲法或憲政――制度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實體法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程序法支柱。在上述“四大支柱”的堅實基礎上，進一步具體設計和論證勞動教養處罰的體系、內容、司法程序和具體的管理與執行制度，以及勞動教養立法中的相關制度和措施的一體化問題。上述兩個方面研究的目標和結果便是形成勞動教養立法的專家草案及其理論注釋。勞動教養立法基礎研究的主要內容應當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勞動教養法治化建構的基本框架

這一問題的研究是要從總體上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做出基本理論的框架，研究和解決勞動教養在當代中國社會民主、法治與人權保護等方面的發展所處性質和地位，即首先給勞動教養定性和定位。其次，論證勞動教養在中國法治建設和法律體系及司法體制中的恰當位置和角色。第三，從實體法、程序法和司法組織等方面進一步論證勞動教養立法體系的基本結構。這一問題的研究實際上是整個勞

動教養立法的基本理論假設，在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中是一個統領的綜合性部分，著重從法理的角度，從中國的立法進程和發展趨勢出發，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進行論證和界定，從而為勞動教養立法提供法理上的法治化支撐。

（二）勞動教養中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和限制

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憲法和人權保護的角度，論證中國社會在民主與法治化進程中對公民權利的設定和規制。從“國家、社會、公民個人”關系的角度，分析中國市民社會的發育及其與憲政制度的內在關聯，進而論證市民社會民主體制下，憲政對公民權利的設定和人權保護的基本機制，以及國家對公權和私權的設定與規制的科學原理，即在什么范圍、通過什么形式或程序，可以對公民權利進行何種的法律調整和限制。特別是要解決行政權與公民權利尤其是公民人身權利之間的關系，從度上和質上對二者進行嚴格而合理的界定。總括而言，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是從憲法或憲政的角度，著重解決勞動教養立法的制度設計，從而為整個勞動教養立法提供憲法上的制度支撐。

（三）勞動教養罰的體系設計與論證――行政罰、刑事罰、治安罰：沖突與協調

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在上一部分的基礎上，進一步設計與論證勞動教養的體系。著重解決的問題是，勞動教養應當是一種行政罰，還是刑事罰，或者在行政罰與刑事罰之間是否還可以合理地存在另一種性質的處罰比如“治安罰”等。這里需要對勞動教養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歷史進程進行系統、深入的考察，把握勞動教養在中國社會管理和治理中的角色。同時，需要對國外與勞動教養相關或類似的問題系統考察并進行比較研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保安處分和替刑措施等問題，從而尋求和借鑒適合中國勞動教養的內容、方式和程序。

上述問題研究的結果必然牽扯到勞動教養置于中國法律體系特別是刑事法律體系后與已有法律的沖突與協調問題。比如：如果是行政罰，那么與當前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訴訟法以及整個行政法律體系的沖突與協調；而如果按照另一種假設――屬于刑事罰，那么，則涉及與中國刑（事）罰體系的沖突，及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沖突和協調。而如果在充分的實證調查和理論研究之后，選擇了勞動教養應當屬于“治安罰”的“第三條道路”，那么，在中國的立法體系中，特別是社會管理的處罰體系中，治安罰與行政罰、刑事罰在性質、地位、作用及體例上又如何銜接和協調；中國社會和法律體系如何科學合理地對犯罪化的范圍進行界定，在可能的法定犯罪化的擴大和治罪的法治化之間如何協調和選擇等等。但是，應當看到，勞動教養罰作為與刑罰體系銜接的一種處罰，其性質應當是較我國現行刑罰體系中的處罰為輕的，盡管它在期限上勢必高于現行的短期徒刑，但在法律后果、處罰的內容即對當事人權益剝奪和限制的內容與范圍以及執行的方式等方面，都與現行實際上是對重罪的刑罰有著原則的區別。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在勞動教養罰具體的設計與論證中一并研究和解決的。無論如何，勞動教養罰的法治化，都必然給中國現有的法律體系帶來沖突和創新。這是勞動教養立法在立法體系上必然面臨而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點、重點和突破點。在解決了勞動教養罰的定性、定位及其與已有法律的沖突和協調等問題之后，還需要進一步設計與論證勞動教養罰自身的體系、適用條件等屬于刑事實體法方面的問題。這是勞動教養立法的實體法支撐。

（四）勞動教養司法程序設計與論證

我們認為，勞動教養罰無論如何定性、定位，其對公民權利的限制都必須經過一定的司法程序：如果按照勞動教養罰應當屬于刑事罰的研究假設，則必須經過嚴格的刑事司法程序；如果按照勞動教養應當屬于“治安罰”的研究假設，那么，在性質上，我們認為它仍然應當屬于刑事罰的性質，但在適用程序上則可以采取專門的“治安罰”的程序。同時，不論這種程序的具體設計如何，但最核心的司法性質和意義是不可突破的最后底線：即這種“治安罰”的裁量或決定機關只能是司法裁判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相應的司法體制改革中，可以通過設立“治安法庭”或者“刑二庭”、“刑三庭”的方式，實現勞動教養司法裁判的專門化，使公民權利不僅在“程序前”和“程序中”得到保護，而且在“程序中”和“程序后”，都能夠具有通過律師援助、聽證、申辯、審判、上訴或復議等相應的司法救助的可能和條件。程序的公正、公開、合法與科學，是勞動教養立法中面臨的一個具有根本性和保障意義的重大問題。因此，在整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研究中，必須解決勞動教養的程序設計問題，這是整個問題研究的程序法支撐。

程序和實體是現行勞動教養及相關的其他制度與措施遇到的兩個根本性的困難和挑戰，是勞動教養立法中需要著力解決的兩個基礎性核心問題。

（五）勞動教養立法中的一體化問題

這一部分主要是解決將目前勞動教養之外的其他相關行政處罰或強制措施納入統一的法律調整，實現法治化和法治統一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強制戒毒、婦女教養（強制治療）收容教育和工讀學校等。實際上，雖然在現實的中國司法或行政的體系中，勞動教養具有與這些事務并不完全相同的情況和特點，但在中國社會法治化和民主化及人權保護事業的發展進程中，它們之間的聯系更為突出，所以將它們一并納入勞動教養立法的視野中進行研究，也就是將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和限制都根置于民主與法治的框架和機制之下，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勞動教養立法中的一體化支撐。

從中國現有的法律體系特別是社會治安管理及其處罰體系來看，勞動教養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的輕罪處罰問題。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犯罪觀念的沉重，加之現行刑法中的犯罪定義實際上加入了很多定量或者情節因素的規定，刑法中給予處罰的實屬“重罪”的范圍，對于輕罪和其他違法行為則是在“犯罪化”和“刑罰化”的視野之外進行處置。這種方式遇到了前文所述在實體上和程序上的雙重挑戰，法治化受到了根本的威脅。因為，對這些處罰對象的權利特別是人身權利的限制和剝奪，依行政權而不經審判和司法程序是從根本上違背法治和人權規則的。而如果依法治原則，那么，就意味著中國法定“犯罪化”和“刑罰化”的擴大，就會面臨更多的人會受到被定義為犯罪之累的現實威脅。在上述法治化和人權保障與犯罪化擴大的價值沖突之中，我們面臨著必須做出的二難選擇。我們選擇了法治化與人權保障，也就是在勞動教養立法中，應當將現存的強制戒毒、強制治療、收容教育等實質上與勞動教養并無根本區別的相關制度和措施，都統一地納入輕罪處罰的法律調整中，通過勞動教養立法，全面解決中國社會公民的人身權利，非經審判和司法程序不受剝奪和限制的問題，從立法上、制度上不再給行政權可能對公民私權和人權施加的侵害留下余地。當然，在對這些處罰進行統一的輕罪治安罰規范的同時，必須從適用的對象、處罰的內容、法律后果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這種法定犯罪化給當事人可能造成的影響，盡量降低這些處罰的社會成本和制度成本。

（六）勞動教養的具體管理和執行制度

這是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中的基本問題之一。在前述研究基礎的框架下，具體地設計與論證勞動教養的管理和執行制度，包括對勞動教養人員的處遇、管理、勞動、教育、生活、衛生、醫療等方面的內容，從接收到期滿解除（釋放）以及延期或減期等變更執行的程序、方式及其法律監督等。這是解決整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實踐支撐。

勞動教養立法的創制，在管理和執行制

度方面，如同它在實體上和程序上具有的創新性一樣，作為中國的輕罪處罰，它在性質和程度，即對公民權利剝奪或者限制的范圍和內容上，都應當是較現行刑罰體系中的輕刑為輕的。所以，這決定了這種處罰應當是低于剝奪人身自由程序的，在立法創立的這種新的處罰制度中，對處罰對象處遇的基本形式應當是社會化或開放式的。但是，如何建立這種全新的管理和執行機制，則是勞動教養立法必須解決的一個具體的實踐問題。

三、勞動教養立法面臨的主要任務

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應當包括：

(1)圍繞勞教立法，從相關角度考察、研究中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把握勞教立法的社會條件；

(2)從理論上對勞動教養立法進行相關的基礎性研究，并形成階段性成果，包括研究論文、研究報告和論著等，為勞教立法作好思想的和理論的準備；

(3)根據勞教立法的需要，對中國勞動教養及治安處罰、工讀學校等進行全面、系統和深入的調查研究，為勞教立法作好實踐基礎的準備；

(4)對國外的相關立法和司法領域進行考察，并結合中國實際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形成對中國具有借鑒意義的成果，為勞教立法作好國外經驗的準備；

(5)綜合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法〉（草案）及注釋》（專家組），送交立法機關和有關部門，直接作為立法的參考，為勞教立法作好法典起草的準備。在法典專家草案中，附有對每一個條文的理論說明和注釋。說明的內容主要是從理論和實踐的、立法和司法的、中外比較的、以及歷史與發展的等角度，形成對條文全方位、多視角、立體式的有力支撐。從根本上支持法典草案的說服力和影響力，提高科學研究的效益。

綜上，我認為，在勞動教養立法上述5項主要任務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在勞動教養立法所必需的“四大支柱”沒有基本確立之前，勞動教養法典草案的起草和法典的出臺便不具備起碼的科學基礎和現實條件，也不具備起碼的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司法體制的組織準備和實踐準備。而這些問題的解決，當務之急就是組織和集中有關專家，圍繞勞動教養立法的課題集體攻關，走科學的勞動教養立法之路，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否則，違背了規律與客觀，結果只能是欲速則不達，事與愿違。

篇七：論勞動教養立法的基本形勢

論勞動教養立法的基本形勢

從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順利、健康發展的立意出發，本文專門就有關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進程的幾個基本問題，應當說是比較基礎、邊緣和綜合的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對這幾個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是實現勞動教養立法科學化的基礎和前提。

我對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基本形勢的認識可以簡括為“四個歷史必然性”：

（一）中國勞動教養獨特存在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的勞動教養產生、存在和發展于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功過是非”無需專門和過多的評價，簡單地講，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存在至今確有其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現在困擾勞動教養的法治和人權兩大難題，在勞動教養產生時代的中國社會普遍地還沒有形成為一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政府的行政權和司法權也沒有什么明顯的界限，行政權的范圍和規則也都沒有明確、嚴格的規制。這是勞動教養問題與監獄行刑問題的最大區別，也是勞動教養立法遲遲難以出臺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我認為，今天進行勞動教養立法時，從實際的意義上講，無需過度地對現實的勞動教養進行這種“回頭看”式的價值層面的分析和評判，而只需從現實的要求和發展的趨勢出發即可。

（二）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提出的歷史必然性

基于同樣的緣由，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幾乎與當時的勞動改造立法同步，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也被歷史性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這個時代不僅僅是中國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真正的歷史性變革。法制和法治成為社會生活普遍的基本規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人們尚欠清晰的理念中特別是在與勞動改造結合的意義上，提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是必然的。但出乎人們預料的是，正是在進行這種勞動教養立法的努力中，才逐步發現了勞動教養與監獄問題的根本不同。政府權力的規制、公民自由和權利的確認以及勞動教養的司法化建構等，都是監獄立法不曾遭遇的十分復雜的問題。

（三）勞動教養立法現狀的歷史必然性

我們對勞動教養立法現狀的基本認識是，在過去15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社會不具備出臺勞動教養法的條件，勞動教養立法的時機發育尚不成熟。至少我們現在還難于形成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科學認識，今天的勞動教養立法應當從零開始，從科學性的而不是工作性和事務性的調查研究開始。因為，目前在缺乏必要論證和準備的條件下，直接從事勞動教養法典起草的立法工作的社會條件、理論準備和實踐基礎都是不充分的。

首先，勞動教養立法與國家的體制即憲法規定的國家與公民和個人的關系有關、與政府的行政權力有關、與國家的司法程序有關、與國家的司法體制特別是刑事司法體制有關。因此，必須基于對中國社會結構、政治經濟形勢和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才能真正把握勞動教養立法的要領。上述客觀情況實際上對勞動教養立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離開了對這一社會條件的科學而深刻的分析，勞動教養立法就只能是就事論事，只見樹木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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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構建勞動教養的司法審查機制

構建勞動教養的司法審查機制

勞動教養是我國特有的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質疑勞動教養制度的合理性，并就此提出了不同的改革建議和方案，但學者們的改造思路多是從實體法的角度即刑罰體系的角度考慮勞動教養制度的配置，或者將勞動教養歸屬于一種刑罰措施，或者將勞動教養定位為保安處分。顯然，這仍然是一種“重實體、輕程序”的理論進路。實際上，考察勞動教養制度的機理缺陷，不僅體現在實體層面上的性質歸屬不清，而且表現在程序設計上司法審查機制的.缺位，因此，改革勞動教養制度，不僅需要從實體層面上厘請勞動教養的性質，而且需要從程序層面對勞動教養的適用程序予以規范和重構。我們認為，勞動教養作為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從程序法的角度說，不管是將勞動教養定位為刑罰措施，還是保安處分措施，關鍵的是必須對勞動教養的實施貫徹司法審查原則，即必須由法院經過審查后才能作出勞動教養的決定。

一、透析現行勞教制度的缺陷

作為我國特有的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勞動教養制度誕生之初，主要是為應付反革命案件而設。根據195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公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勞動教養是對于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www.tmdps.cn－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勞動教養制度設立之初，對于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勞動教養制度逐漸演變為一種懲戒和改造具有再犯可能性的“常習犯”的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同時，勞動教養對被勞教人員的人身自由的強制性也越來越大，遠遠超出了其作為一項行政性措施所需的限度，而且其適用程序也越來越簡化而缺乏有效的監督。總之，在現行勞動教養制度下，被勞教人員的地位趨于惡化、其權利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于是，學術界和實務界開始普遍反思勞動教養制度的合理性。

從勞動教養制度在我國現行司法體制中的運行效應來看，已經展現出了以下兩個機理缺陷：

一是在實體層面上，勞動教養的性質歸屬不清。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明確宣稱：“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行政處罰。”而且在實踐中，頒布有關勞動教養方面的法規、規章的多是行政機關。因此，勞動教養似乎應當是一項行政處罰措施。但是，勞動教養性質中的行政性與勞動教養的現實所反映出的勞動教養性質的應然性相去甚遠。從勞動教養對人身自由的強制性程度來看，它遠遠超越了行政處分的范疇，而與刑罰大同小異，甚至比刑罰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頒行的《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從這一規定來看，勞動教養對被勞教人員的人身自由的剝奪最高可達三年，這就使勞動教養在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限上甚至比管制、拘役、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罰措施更長，而且兩者在人身強制性的嚴厲程度上并無明顯差別，這些特征使得勞動教養實際上很難同刑罰措施區分開來。也正因為此，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司法悖論：比如一些被勞教人員寧愿就重（刑罰）避輕（勞動教養），或罪行重者（主犯）處罰輕（拘役），罪行輕者（從犯）處罰反而重（勞動教養3年）；或作一次違法行為，處罰重（勞動教養3年），在勞動教養期間逃跑再犯罪，處罰反而輕（有期徒刑，可能較之作一次違法行為提前獲得人身自由）。

二是在程序層面上，勞動教養的采用缺乏法院的司法審查。根據1979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將勞動教養的審批權限確定為：由省、市、自治區、和大中城市的民政、公安、勞動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批準。但在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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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著裝管理規定

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著裝管理條例

第一條 為加強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隊伍正規化建設,規范人民警察著裝行為,樹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結合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隊伍的實際，特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以下簡稱人民警察)，按照規定穿著全國統一的制式服裝。

新錄用或調入的人民警察必須經省(區、市)司法廳(局)政治部警務部門培訓合格后,方可著裝。

第三條 下列人民警察工作時間必須著裝：

(一)監獄、勞教單位的人民警察;

(二)警察專業技術單位的人民警察;

(三)到下級單位調研、檢查工作的上級機關人民警察;

(四)警車駕駛員;

(五)經省(區、市)司法廳(局)批準著裝的其他有關人員。

第四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必須按照規定配套穿著：

(一)執勤、訓練、勞動、搶險救災、處置突發性事件、執行追捕等任務時，通常著執勤服。其他場合通常著常服，也可以著執勤服。

(二)著常服時，內著襯衣，扎系制式領帶。外著制式襯衣時，襯衣下擺扎于褲腰內，并扎系制式腰帶。著長袖襯衣時，扎系制式領帶。著短袖襯衣時，不扎系領帶。

三級警監以上警銜的人民警察，著白色襯衣、扎系深藍色領帶;一級警督以下警銜的人民警察，著鐵色襯衣、扎系淺灰色領帶。

(三)著多功能服附內膽時，內著襯衣、冬常服。不附內膽時，內著襯衣、春秋常服。

(四)著常服時,佩帶硬肩章。著作訓服或者外著制式襯衣時，佩帶扣式軟肩章。著多功能服時，佩帶套式軟肩章。

(五)除工作需要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外，應當著制式皮鞋、膠鞋。

(六)參加授銜、宣誓、閱警等重大儀式或者外事活動時的著裝，按照主管(主辦)單位規定執行。

第五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除在辦公區、宿舍內或者其他不宜戴警帽的情形外，應當戴警帽。

(一)著常服、多功能服或者外著制式襯衣時，男人民警察戴大檐帽，女人民警察戴翻檐帽。著執勤服時，戴警便帽。

(二)戴大檐帽、翻檐帽、警便帽時，帽檐前緣應當與眉齊高。大檐帽飾帶應當并攏，并保持水平。戴冬帽時，護腦下緣應當距眉一至三指。

(三)進入室內時，通常脫帽并將其掛在衣帽鉤上(帽徽朝下);無衣帽鉤時立姿可以將警帽用左手托夾于左腋下(帽頂向體外側，帽徽朝前)坐姿可以將警帽置于桌(臺)前沿左側或者用左手托放于左側膝上(帽頂向上，帽徽朝前)。

在宿舍內時，警帽應當統一放置在衣帽架或者床鋪被褥上。

(四)駕駛或者乘坐警用摩托車時，必須戴警用頭盔。

第六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應當按照規定綴釘、佩帶警銜標志、警號、胸徽、帽徽、領花、臂章等。警號佩帶于外衣左胸處，胸徽佩帶于外衣右胸處，臂章佩帶于外衣左臂處。不得佩帶其他與人民警察身份或者執行公務無關的標志。

第七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必須嚴格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警服和便服混穿;

(二)不得歪戴警帽，不得披衣、敞懷、挽袖、卷褲腿。常服內著毛衣(衫)或者襯衣，內著內衣時，毛衣(衫)、內衣不得外露;

(三)不得在外露的腰帶上系掛鑰匙或者飾物;

(四)不得赤腳穿鞋或者赤足。男人民警察鞋跟不得高于3厘米，女人民警察鞋跟不得高于4厘米;

(五)不得系扎圍巾，不得染指甲、留長指甲，不得染彩發、化濃妝、戴首飾;

(六)男人民警察不得留長發、大鬢角、卷發(自然卷除外)、剃光頭或者蓄胡須，女人民警察發辮不得過肩;

(七)除工作需要或者眼部有嚴重傷疾外，不得戴有色眼鏡。

第八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應當舉止文明。不得邊走邊吃東西、扇扇子;不得背手、袖手、插兜、搭肩、挽臂、攬腰;不得嬉笑打鬧、高聲喧嘩;不得席地倒臥等有損人民警察形象的不文明舉止。

第九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非因工作需要，不得進入營業性娛樂場所。不得在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吸煙。除參加重大禮儀性活動需要外，不得在公共場所飲酒，在任何情況下嚴禁酗酒。

第十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必須隨身攜帶由司法部統一監制的警官證。

第十一條 人民警察著裝執行公務時，應當按照規定攜帶必要的警械裝備。

第十二條 兩名以上人民警察著裝外出時，應當兩人成行、三人成列，威嚴有序。

第十三條 人民警察必須愛護和妥善保管警服、警銜標志、警號、胸徽、帽徽、領花、臂章、警官證等，不得變賣、出租、抵押、偽造、變造或者擅自拆改，不得贈送、轉借給非人民警察，警官證如有遺失，本人要及時向警務管理部門報告，由警務部門按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人民警察季節換裝的時間由各省(區、市)司法廳(局)規定。

第十五條 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著裝：

(一)非工作時間;

(二)女人民警察懷孕后體型發生顯著變化的;

(三)因涉嫌違法違紀被停止執行職務、接受審查的;

(四)辭職、辭退、開除公職的;

(五)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著裝的。

第十六條 退(離)休人員、調離非人民警察崗位的人員不得著裝。

第十七條 對違反本規定的人民警察，由所在單位或上級機關警務管理部門進行糾察和處理：

(一)情節輕微的，當場進行批評教育和糾正;

(二)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扣留其證件，并向其所在單位開具《違反警容風紀通知單》，必要時，帶離現場進行教育。

第十八條 違規者所在單位收到《違反警容風紀通知單》后，視情節輕重，按警務管理部門有關規定進行嚴肅處理。

第十九條 各單位要加強警容風紀的教育和管理，每年十一月作為警容風紀檢查月。對模范遵守警容風紀規定的單位和個人，要及時予以表彰，并作為年終評比的重要依據之一。要及時通報檢查情況。

第二十條 司法行政系統其他按規定評定授予人民警察警銜人員的著裝參照本規定執行。

第二十一條 本規定由司法部負責解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凡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準。

篇十：論勞動教養在中國的法律歸宿

論勞動教養在中國的法律歸宿

摘 要：

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是對行為人予以處置的法律基礎，社會危害性屬于行為的范疇，而人身危險性屬于行為人的范疇。社會危害性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決定因素，而人身危險性是影響法官裁決結果的一個或然因素，與社會危害性相比，其只對量刑發生次要作用。勞動教養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對其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的原因，其法理依據薄弱，法律地位不明。將勞動教養化解到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以非刑罰處罰和保安處分措施予以代替，符合法律發展的邏輯。

關鍵詞：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勞動教養；保安處分

中圖分類號：

DF3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2.12

引言

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有密切的關系，是以犯罪行為為中介發生的。刑法理論研討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行為對于某一社會形態中各種利益以及整體利益的危害的特征，即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尺。人身危險性是行為人在將來實施犯罪的傾向性和可能性。從刑法發展的進程來看，刑法理論是依循兩個主要觀念進展的：強調社會危害性，重視報應之刑；強調人身危險性，重視教育之刑。社會危害性是犯罪行為的不良社會后果，犯罪行為自身又是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一種現實表現。

事實上，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之間關系的平衡是文明刑法的重要標準。一般而言，對于罪犯或者嚴重違法者的處置是以社會危害性為基礎，以人身危險性為補充的。在法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懲罰的目的在于報應和預防功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在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將勞教對象的人身危險性不當擴張，打破了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之間和諧的關系，因而出現種種缺陷。

一、游走于報應和預防之間：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

在刑法學界，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自身所具有的本質決定了它們在犯罪人處置過程中應發揮不同的作用，對犯罪人的處置是以對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深入探究為理論前提的。但是，在對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研討過程中會出現以下理論困境：首先，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行為人具有較小的人身危險性，對于該行為人的處理模式問題；其次，行為人實施了較輕的犯罪，但其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如何處理該行為人的問題；最后，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其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如何解決此種類型行為的問題。

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基于對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法律思辨，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決定因素是社會危害性程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行為人實施了犯罪行為是其接受刑事處罰的前提條件，根據罪重罪輕即對危害后果予以衡量，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處理結果。在司法判決中，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也是影響法官裁決結果的一個或然因素，與社會危害性相比，人身危險性并不影響定罪，只對量刑發生一定作用。第一種理論困惑是對具有較小人身危險性的犯罪人的處置問題，按照傳統的觀點，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從輕處罰；第二種理論困惑是對具有較大人身危險性的輕微犯罪人的處置問題，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從重處罰；第三種理論困惑是對沒有犯罪但又有較大人身危險性的違法者的處置問題，根據我國的法律可以對其予以勞動教養。這幾種理論困境得以解決的前提是明確人身危險性在整個法律系統中的地位，其中只有第三種理論困境是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對行為人予以法律制裁的前提和必要條件。但是，在犯罪概念中，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是沒有法律地位的；在定罪過程中，人身危險性不是定罪的依據，影響犯罪是否成立的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在量刑過程中，人身危險性是法官考慮的或然因素，相對于社會危害性，其作用是有限的。第三種理論困境將人身危險性作為對行為人予以處置的重要標準，有很大的法律風險，即對社會而言可能會導致隨意處刑、踐踏人權的結果，對個人而言可能無罪施刑、輕罪重判。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勞動教養制度就是這一困境的司法體現。根據我國有關規定，勞動教養適用于兩大類人，包括嚴重違反社會治安管理，屢教不改，適用治安管理處罰不足以懲戒的；輕微犯罪，免予刑事處罰，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不明，但其可以剝奪行為人最長四年的人身自由，其理論基礎源于行為人較強的人身危險性，這為勞動教養制度的合憲性和合法性埋下了隱患。

任何嚴峻的刑罰都是不合法的[1]，刑罰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改造罪犯，行刑實際上是逐漸消除人身危險性的過程，也是逐漸實現個別預防的過程。罪刑相適應理論、犯罪報應論即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為基礎，社會危害性對刑事責任的大小、刑罰的輕重起著重大作用，決定著刑事責任的有無。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只能影響量刑，而不能決定罪之有無。但如果忽視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僅強調社會危害性，則會在報應犯罪的過程中有所偏頗，忽略預防犯罪功能的存在。人身危險性作為一種犯罪傾向，在刑罰理論中與刑罰個別化思想有密切的關系。個別化思想以人身危險性作為對犯罪人予以懲罰的依據，體現了對不同犯罪人區別對待的思想，以及刑罰的適用同每個罪犯所需的限度相適應的理念，使刑罰的適用更加高效合理，最終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犯罪人再次犯罪。但是，個別化思想忽視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只依托行為人的再犯可能性，導致國家侵害公民人權的風險增大。

二、勞動教養制度的緣起：人身危險性的不當擴張

我國刑法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即應當根據犯罪人的社會危害性，并結合其人身危險性大小，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定罪處罰。學者們對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關系形成了相對統一的觀點。當然，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在刑事立法、適用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變的，兩者的關系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隨著法律文明的進步，法學界逐漸重視人身危險性對刑事處罰的影響，尤其在一些西方國家，一些具有較小人身危險性的犯罪人獲得較大幅度的寬恕，人身危險性在刑法理論中的地位逐漸提升，對法官的量刑產生更多的影響，“在凡是可以實行寬大的地方實行寬大，也是自然法的要求”[2]，這種傾向是刑法人道思想和恢復性司法理論的產物。無論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法律地位如何提升，對行為人予以各種法律制裁的最重要因素還是社會危害性，因此，基于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在受到越來越強烈的質疑。勞動教養在中國的法律歸宿一直是文明法治理念所追問的問題。全國人大正在起草的《違法行為社區矯治法》或許是化解勞動教養法律缺陷的一種途徑。勞動教養需要法律人的再度審視，澄清其所具有的法律品性，將其化解于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中。

勞動教養是1957年我國為加強人民政權采取的一種法律制度。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勞動教養制度從鞏固政權的需要轉化為維持社會治安的需要。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人權的狀況》中宣稱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措施。但是，于1996年通過的《行政處罰法》未將勞動教養納入行政處罰體系中，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一直未有定論。勞動教養制度不斷擴充，成為廣泛、頻繁適用的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僅憑國務院和公安部的幾個法律文件，就可以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三四年之久，勞動教養制度在中國的適用是缺少法律依據的。隨著法治文明的進步，勞動教養制度長期以來一直備受批評。

勞動教養成為解決違法犯罪問題的重要制度，因此，勞動教養廣泛適用，勞動教養適用對象不斷地擴充。各個地區、各級部門都將勞動教養作為控制社會治安形勢的有效手段。國務院公布或轉發的行政法規也擴大了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也不斷擴充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

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適用對象某種程度上是重合的，有時甚至規定在同一部法律的同一條款之中，都要求行為“構成犯罪，尚不夠刑事處罰”，勞動教養的期限是1至3年，必要時延長至4年，而行政處罰中行政拘留時間為1到15日，二者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限差距巨大。勞動教養剝奪自由的時間甚至高過一些刑罰方法，例如管制、拘役以及3年以下有期徒刑。總體而言，勞動教養既適用于行政違法行為又適用于輕微刑事犯罪行為，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共同作為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可見，受到勞動教養制裁的相對人社會危害性都不大，有些僅僅是違法治安管理法規的行為，但基于其違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較大的人身危險性，為避免其繼續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立法者對勞動教養相對人剝奪其較長時間的自由，有特殊預防之義。

三、勞動教養制度的缺陷：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失衡

勞動教養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不少缺陷，這源于勞動教養制度并沒有扎實的法律基礎，因而，適用勞動教養的各個環節均容易出現問題。首先，勞動教養制度缺乏適用的程序規定，對于立案偵查、調查取證、追訴時效、傳喚訊問以及辦案期限等勞教案件的法定辦案程序都沒有嚴謹、詳細的規定。其次，勞動教養期限較長且無具體適用標準，依照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第3條的相關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是1至3年，必要時延長至4年。勞動教養雖然規定了籠統的期限，但對于何種情況應該從重、從輕處罰都未作詳細規定，對于具體的違法犯罪行為究竟應當決定適用多長的期限也不明確。再次，勞動教養的法律監督機制并不健全，勞動教養的執行和監督主體是同一的，當被勞動教養的人對勞動教養決定不服時，可以要求審批機關即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組織復查，而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又是勞動教養的執法主體，可見，這種監督機制的存在有名無實。

勞動教養制度影響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在國際上也多受詬病，因此，法學界的學者們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了全面的審視，試圖尋求更加完善的解決思路。基于對勞動教養性質的不同理解，在具體如何改造上，學者們存在較大分歧。第一種觀點主張改變勞動教養的決定程序，適用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予以決定，認為勞教制度是介于治安處罰和刑罰中間的一種處罰制度，對于一些違法不斷，危害嚴重，卻不夠入罪的行為，需要勞動教養予以制裁。第二種觀點認為應相應地調整兩部法律，降低刑法的“門檻”，以輕罪的方式吸納以往不夠刑事處分的盜竊、詐騙等違法行為，將勞動教養的各種處罰措施“分散”到刑法和治安處罰法中。第三種觀點認為治安處罰法和刑法之間已經實行了“無縫連接”，因此，我國應規定類似于其他國家“保安處分”的法律。這幾種觀點都有不足，第一種觀點很難操作，勞動教養實體規定彼此矛盾、交錯混亂、可操作性差，在我國的三大訴訟法中，都不適合受理勞動教養案件，這將導致勞動教養案件無法操作。第二種觀點將勞動教養分化到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中，并降低刑法的'門檻容易導致刑法的泛化，犯罪化的幅度過大。第三種觀點是將勞動教養全部納入保安處分體系中也不全面。保安處分是近代刑罰觀由報應刑論向教育刑論轉化的結果，保安處分就其字面意義看，它含有為了確保社會和行為者本人安寧而行處分之實[3]。在客觀方面，被適用保安處分的人必須實施了犯罪行為或者至少實施違法行為[4]。保安處分分為刑法和行政法兩類，將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納入保安處分中與保安處分的實質功能相脫節。

四、勞動教養制度的重塑：化解于以社會危害性為基石的刑法體系中

勞動教養制度的重塑是我國法律面臨的重要挑戰，對學術界各種觀點進行融通最能接近勞動教養制度所具有的本質屬性，即將勞動教養制度分解到我國非刑罰化和保安處分的實現方式中，依此，將勞動教養融入到我國的刑法體系中，實現法律的文明。勞動教養制度的適用范圍大體上包括兩種類型，即嚴重違反社會治安管理，屢教不改，適用治安管理處罰不足以懲戒的；輕微犯罪，免予刑事處罰，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事實上，勞動教養制度所制裁的對象與我國法律的有關規定是重合的。

單純宣告有罪和非刑罰處罰是我國實現刑事制裁的途徑，其中，非刑罰處罰的適用對象與勞動教養制度適用的部分對象范圍一致，都是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犯罪人。基于我國《刑法》第37條的相關內容，適用非刑罰處罰必須具備下列條件：首先，犯罪人實施了輕微犯罪是適用非刑罰處罰的前提要素，對于情節輕微、顯著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是不能適用非刑罰處罰的；其次，針對犯罪人的情況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依照法律對其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再次，對犯罪人免予刑事處罰后，不是一放了之，需要給予其適當處置。在勞動教養制度所能適用的對象范圍內，非刑罰處罰與勞動教養制度的第二種適用對象重合，都要求犯罪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為其適用的法定條件。對于免于刑罰的輕微犯罪人既可以運用非刑罰處罰進行處理，也可以運用爭議較多的勞動教養予以處置。可見，針對相同情形的犯罪行為的處置方式是孑然不同的。澄清非刑罰處罰與勞動教養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追究勞動教養制度法律歸宿的途徑。作為我國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非刑罰處罰與單純宣告有罪、刑罰共同實現刑法防衛社會的目的，勞動教養制度失去了作為承擔刑事責任方式的可能性，因為，無論從制度理念上還是具體實現方式上，勞動教養所倡導的以勞動的方式達到教育和改造目的的優越性并不能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一直保持。同時，勞動教養制度的實踐與刑罰和非刑罰處罰的具體實現方式相比無論從程序還是實體上都有較多缺陷。因而，對于符合勞動教養適用條件的罪行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那部分人的處置是可以運用非刑罰處罰來代替的。勞動教養制度適用的又一領域是對于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人予以處置。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違反治安管理的一般違法行為，可以運用罰款和行政拘留等行政處罰手段進行處理，對于一部分違反治安管理，但又屢教不改的人因其潛在的人身危險性強化了其再犯可能性，因而被處以勞動教養進行規制。有學者主張將勞動教養作為我國的保安處分措施，納入刑法體系，這種觀點是需要謹慎論證的。在我國，保安處分包括刑法上的保安處分和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兩種情形，可以適用我國《刑法》規定的保安處分措施的行為具體包括：實施了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無刑事責任能力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或者有特定人身危險性的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針對這些人，可以適用的保安處分主要有收容教養、強制治療和沒收財物等，這些措施被限定在刑事法律范圍內，不具有行政性質，因此，作為刑法上的保安處分體現在《刑法》的具體規定中。我國的保安處分目前尚處于發展階段，保安處分不是承擔刑事責任的方法，與是否承擔刑事責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它與承擔刑事責任的各種制裁手段互相補充。我國刑法體系中，刑罰并非是犯罪的唯一法律后果，作為承擔刑事責任方式的非刑罰處罰和單純宣告有罪與刑罰共同實現著刑法的目標。我國刑法的基本目標是懲罰與預防，保安處分制度的建立對我國法律體系產生了重要意義，我國的保安處分以因人施治和事前積極預防的刑法理念避免了刑罰和非刑罰處罰、單純宣告有罪在犯罪后才予以補救的局限。

保安處分也是依據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予以處置的措施，但總體而言，保安處分的具體手段都避免較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只是在某些方面控制相對人的部分自由，例如禁止駕駛。當然，在特定情形下，保安處分才針對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在無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對人身自由予以剝奪，例如收容教養。作為承擔刑事責任方式的刑罰、非刑罰處罰和單純宣告有罪與刑法中的保安處分措施根據其不同的法律性質在我國刑法體系中發揮著各自的功能。刑法中的保安處分作為我國刑事制裁體系的補充，以化解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為其目標，與刑罰、非刑罰處罰和單純宣告有罪共同成為我國刑法針對犯罪的反應方式。但是，由于勞動教養是針對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人適用，與刑法中保安處分適用對象不同，因此，勞動教養并不能由刑法中的保安處分予以代替。

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措施是對行政違法行為采取的各種預防再犯的手段，體現于我國各種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中，包括強制治療、強制禁戒、禁止駕駛和禁止執業等。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勞動教養針對具有較大人身危險性的行政違法者予以適用，可以說，勞動教養與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在適用對象方面具有一致性，用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代替勞動教養具有片面合理性，但在現實中，運用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措施代替勞動教養存在一定的難度，涉及勞動教養的監督機制和勞動教養期限的縮減、勞動教養審批程序的重新規范等等方面的重新考量，這就需要對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進行全方位的調整，與勞動教養的本意相契合，實現法治的進步，并最終運用我國法律發展的先進成果解決勞動教養的法律歸宿問題。

參考文獻：

[1]洛克.政府論（下）[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46.[2]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延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1.[3]刁榮華.現代刑法基本問題[M].臺北：漢林出版社，2007：314.[4]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453.Discussing the Suitable Destin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n Chinese Legal System：

Based on Legal Analysis of Its Social Hazard and Personal Dangerousness

DU Xuejing1，2

（1.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

2.Fengxian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Shanghai 201400，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hazard and personal dangerousness are the legal base on which an actor is judged.Social hazar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behavior，but personal dangerousnes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actor.The social hazard i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for man to undertak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but the personal dangerousness is a probable factor to affect the result of the trial.Comparing with the social hazard，the personal dangerousness only plays a secondary role to the discretion of punishment.The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deprives a man’s personal freedom for a long time in case of personal dangerousness.Its legal theory is not well grounded，and its legal status is unclear.Education through labor shall be assimilated into the current law system of China，which conforms to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law，namely，replacing the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by depenalization punishment and security measures.Key Words： social hazard； personal dangerousness；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security 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