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三農問題的涵義與出路

中國三農問題的涵義與出路

目前我國達到的小康還存在不平衡性，其主要表現就是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現在，我國農村人口仍占全國人口的62％左右，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約1／3，“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最大難點。攻克這個難點，需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

一是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改革開放以來的24年中，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遞增7．2％，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但分階段看，1979—1985年的7年間增長最快，年均遞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遞增降為4．0％，特別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長速度更為緩慢。如果要使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20年達到7700元（200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那么就要使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約6％的年均增長水平。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在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減輕農民稅費負擔和財政轉移支付、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制定相關政策，采取有力措施。

二是大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人多地少，是農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把約2．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變成非農產業從業人員。其中，鄉村工業和其他鄉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吸納了約1．5億農村勞動力，進城的農民工約有1億多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鄉鎮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增加，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有所下降，農民進城打工成為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主渠道。根據我國目前每畝耕地投入的勞動力計算，農村只需1．5億勞動力，3．6億農業勞動力中還需轉移2億多；即使按2020年非農就業人員達到70％的目標，也還需要轉移約1．5億農村勞動力。現在全國農民現金收入中的34％是外出務工收入。所以，公平對待農民工，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地從農業轉移出來，必須從制度上給予保證。

第二篇：三農問題”的影響與出路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沒有九億農民的小康就沒有中國的小康。中國最大的問題在農村。農民富則天下富，農民穩則天下穩。農業強，則天下強。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客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三農問題”的影響

“三農問題”的經濟影響。

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2002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０２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況分析報告》對６００種主要商品的分析調查結果顯示，有５２８種商品將供過于求，占總數的８８％，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僅占１２％，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

調查顯示，農業生產資料全部供過于求，農副土特產品有７３．５％供過于求，工業產品有９０．３％供過于求。因此，中國經濟需要擴大市場，擴大消費需求。

“三農問題”的政治影響。

二、城市化與“三農問題”

城市化是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從1980-1995年，中國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80年代中前期，由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在農業上有了自主決定權和選擇權，農村經濟取得巨大發展，帶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90年代上半期，農民開始可以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90年代后半期，隨著經濟增長趨緩和鄉鎮企業的萎縮，特別是體制政策上的變化，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增加，城市和發達地區的政府把解決本地下崗失業作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標，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限制農民工進城的政策規定，城市化的進程明顯放慢。實際上這個時候，中國開始出現內需嚴重不足，大量商品過剩的現象。而面對廣大的農村，無論采取什么樣的刺激措施，都無法來啟動所謂“巨大潛在的”的消費市場。

在中國現實情況下，城市化的含義不僅限于讓農民進城這一個層面上，它的內涵應當是讓農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國民待遇，改變目前的城鄉兩種政策體制安排的局面。至少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取消包括戶籍限制在內的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給進城的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改革現有的農村政策，給留在農村的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

讓農民進城，減少農民的數量。在目前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局限于農村已經不能解決農民充分就業問題，必須大力推進城市化，通過城市化來吸收農民。應當從改革現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入手，采取以下措施：

1、應當取消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大大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現實中的問題是因為長期實行的“二元戶籍政策”而導致的農民在城市中的定居成本太高，民工的基本權利不能得以保障。目前，農民離開農村至少要辦五證：身份證、未婚證、計生證、畢業證、待業證，每個證都要交幾十元，甚至上百元；此外，還要交納計劃生育季度婦檢保證金和公糧水費、三體五統保證金，這些收費少則幾百，多則上千元。因此，農民在離開農村，還沒有到城里掙到一分錢的時候，就要付出可能一年都難以掙回的費用。而這決不是經濟學中的成本與收益的關系所能解釋的。到了城里，還要交納各種辦證費：暫住證、健康證、就業管理費、治安保護費，有的打工企業還要收取打工保證金。這些證辦好，又要付出成百上千元不等。即使這些證都辦齊全了，也不能保證他們能夠安安心心的在城里打工。每到五一，國慶，城市還要清理流動人口，這是民工最害怕的日子，收容部門有權隨便把他們抓起來遣送回家，不但自己掏路費，還要交五六百元的所謂收容費。此外，進城的農民工還要面臨著子女教育、夫妻兩地分居等生活問題。尤其是子女教育問題，是廣大進城民工面臨的重大問題。因此，改變城鄉二元戶籍政策成為當前改革的一個重點。

2、依法保護民工的合法權益。進城的民工的合法權益不能受到保護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是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大量的拖欠民工工資問題的發生已經帶來的嚴重的影響。據統計春節前北京的搶劫偷竊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和農民工沒有按時拿到工資有關。其次，是大量民工的勞動環境還缺乏起碼的、必要的勞動保護，幾乎每年都要發生許多的因為缺乏勞動保護造成的重大傷亡事件。最后，應當采取措施保證讓民工在城市生活不再受到來自城市人心理上的歧視，獲得平等的人格權。因此，公民基本權益的起碼保障是農民工最緊迫要解決的問題。

3、組織農民有序進城。因為居住的分散性和權益上的弱勢性，農民很難得到有效、真實的工作信息，經常發生一些上當受騙的事情。由于農民文化程度不高，而在當前社會中有許多工作要求有必要的勞動技能，所以應當對民工進行必要的培訓。但是，要防止這些培訓成為某些部門借機向民工斂財的機會。所以應當建立、健全各種中介服務機構和培訓機構，為農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務和必要的培訓，組織農民有序的外出務工。

消除城鄉政策差別，在農村實現“城市化”。依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完全依靠城市化（讓農民進城，減少農民數量的城市化）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在大力推動城市化的同時，也應當在農村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來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這些措施并不是難以實現的，只是要讓農村的農民也享有城市居民早已經享有權利。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最重要有以下幾點：

1、統一城鄉稅收政策。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征收農業稅的兩個國家之一。去年，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為六千八百六十元人民幣?農民收入為兩千三百六十六元?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實物性收入?用于購買商品?服務的貨幣只有一千八百多元?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達到了六比一。在這種情況下，按城市工薪階層個人收入所得稅的征收起點月收入800元、年收入9600元計算，城市居民無須納稅，而農民卻要照章納稅。因為農民的納稅沒有什么最低收入限制，只有一個年收入的5%（更大的問題是廣大農民實際上承擔的負擔遠遠超出了5%的限制）。在這里依然存在著巨大而根深蒂固的城鄉差別。借鑒國際上多數國家統一城鄉稅制的通行做法，在目前階段可以廢除專門對農民征收的各種農業稅和鄉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全國統一稅率，將農民視同個體工商戶，征收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統一稅率，可以讓農民以休養生息，減輕農民負擔，可以大大緩解一些地區已經十分緊張的干群關系，還可以讓農民有更多的資金可以投資到擴大再生產中。

2、改變農村現有政權體系，精簡基層政權人員。當前，造成農民負擔沉重主要的原因有兩條：一是農民自身承擔了本來應該由國家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二是基層政權中，吃財政飯的人太多，農民承擔了太多不應承擔的基層政權的運作經費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這筆費用和義務教育不同，國家也不必承擔（國家應當承擔義務教育經費）。因為農村基層政權的臃腫大部分超出了其職能所需，可以通過精簡機構而縮小規模，從而節省運作經費。對此，溫家寶總理明確指出，“鄉級財政困難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鄉級財政供養的人太多，食之者眾，生之者寡，人總是要吃飯的，不把鄉級財政供養的人數減下來，農民負擔遲早還會反彈上去。”因此，要通過不斷完善以村民選舉為核心的村民自治的管理體制，并把某些重要的國家權力管理職能收縮到縣一級政府，逐步弱化鄉（鎮）政權，來減少鄉鎮政權的人員。

3、改變現有的教育投資體系，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資，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義務教育本應由國家來完全投資承擔，但是近幾年，中央財政對農村的資金投入實際上有所降低，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也呈下降趨勢，如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1997年的8.3%。由于鄉鎮財政根本無力承擔農村義務教育所需的費用，中國農村的義務教育基本上是由農民自己來負擔的。龐大的教育費用對于農民來說首先是沉重的負擔，其次也難以保證農村義務教育質量的進一步的提高。農村教育的落后，使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低下，一方面，這樣的勞動力難以適應社會的發展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大量的農村閑置勞動力進城市以后根本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這樣的農民也無法真正的進行現代化的農業發展，直接影響了我國農業在面對加入wto后的現代化進程與效果。所以，國家應當改變目前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結構，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這可以從根本上促進中國農村的發展。

4、建立農村社保體系。目前，城市社保體系正在不斷完善，而農民基本只能依靠土地來保障生活，但是目前農村人均占有耕地不斷下降，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價格均缺乏適當的保護，同時稅費攤派幾乎無任何約束，公共水利設施普遍癱瘓，農民的教育、醫療支出上升等等社會生存條件逐步惡化，農民的風險水平不斷上升，自我保障能力下降，而我們卻沒有在農村建立起有效的社保體系。目前在許多農村地區出現了普遍的“養老難”、“看病難”等社會問題，已經對當地的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在中國入世之后，依舊缺?國民待遇、法律保護和自我組織的農民面對的市場風險和政策風險只能更高不低，使得農村社會危機更加動蕩。另一方面，由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問題很復雜，地區差別很大，全國普遍建立農村社保體系條件還不具備，因此，今后研究提出并實施適合于農村地區的社保措施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應當在有條件的地方試行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鄉村企業和農民共同負擔，國家給予補助的養老保險制度。

5、穩定現行農村土地政策，充分保障農民對土地的基本權利。要使農戶真正享有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權統一的承包經營權，特別是應將處分權有條件地賦予農戶。這樣才能讓農戶對土地進行長遠的投資和發展規劃。當前，一是防止國家征用農民土地的侵權行為。在土地一級市場上，國家在對農民土地的征用，農民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城市化的進程吞并了農民的土地，卻沒有使農民在城市化中獲得能夠保證自己生活的機會是當前許多地方出現的現象。二是防止農村土地流轉中的侵權行為。當前，一些公司進入農業生產領域，大量低價收購農民土地，使一些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底碼，因此，要對這種行為進行規范，做出嚴格的規定。三是要嚴格制止農村基層干部利用土地資源重新配置之機大量尋租，嚴重侵害農民土地權利的各種行為。四是要真正保證農民對自己的土地有使用權。堅決防止某些基層干部利用“產業結構調整”之名強迫農民搞各種形象工程行為。

6、加大對農村投資力度，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從根本上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國家舉措。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財政政策是一直是從農村地區吸取資源來支持城市重工業的發展。政府使用財政和金融體制把農村地區的財富轉移到城市。在這種財政體制下，農村從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稅收中得到的回報很少。根據有關研究，農村地區上交的稅收占國家稅收的26％，但是只得到了9％的政府撥款。在90年代中期，每年農村向城市的財政凈流動超過130億美元。即使在政府9%的撥款中，向農村工業的財政投入也遠大于向農業的投入。實際上，真正用于農業設施的投資正在不斷地下降，限制了農業產量的增長。因此，必須改變這種財政分配體系，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資，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如農村電網、農田水利設施的快速、健康的發展可以帶動農村經濟持續增長，從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三篇：中國的三農問題之癥結出路

中國的“三農問題”之癥結、出路

作者：鄒進泰

改革開放二十年，我國農業生產發展迅速，農民收入迅速增長，但是，九十年代后期開始，農民收入增長出現停滯現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趨于擴大。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農村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還會占相當大的比重，因此，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會是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大問題。只有很好地解決了“三農問題”中國的全面小康才有可能實現。

一、近年來,“三農問題”不僅沒有很好解決，而且越來越突出

1、農村土地資源匱乏，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現在，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生存警界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產功能。

2、二元結構使城鄉市場分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據統計，城市居民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1985年為1.86：1，1990年為2.02：1，2000年為2.4：1，2001年為2.89：1，而2002年則進一步上升為3.11：1，可以看出，近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3、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農村就業形勢日趨緊張。按照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現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是5個億。加上農村的半勞動力，總數達6個多億。我們的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條件大概需要1.5億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將近5個億的剩余勞動力。所以說21世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但農民的問題將主要表現為就業的問題。

二、“三農”問題不僅是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的問題，還是關系到國民經濟可持續和健康發展的問題

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的影響，農村地區市場消費的增長也相應低于城鎮地區，農村地區在全國消費市場中的地位繼續下降。２００２年，縣及縣以下地區消費品零售總額１５０１３億元，增長６．８％，遠低于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１０％的增長幅度。縣及縣以下地區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僅為３６．７％，比上年又下降了０.７個百分點。

啟動內需最大的問題在農村，而農村消費不旺、消費市場難以啟動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收入水平太低，而且收入提高緩慢。以往的實踐證明，資源配置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傾斜，通過發展汽車、高檔商品房等來刺激高消費，在短期內仍可維持經濟的較快速的增長。但把占人口６０％多的群體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的增長模式缺乏深厚的底蘊，難以長期持續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講，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使全體國民分享現代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收益，不僅是解決公平問題，也是解決長遠的效率問題。農民收入過低，導致了農村消費品市場萎縮，而占我國人口70%的農村市場不活躍，擴大內需將是十分有限的，可以說“三農問題”不解決，不僅全面小康無法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要受到影響。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在于解決農民就業問題

1、通過進一步解放農民、解決農民就業

80年代中期的鄉鎮企業大發展和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允許農民“離土離鄉”，都不同程度地通過解放農民，使農民擺脫單純依賴土地的行為，拓寬了農民的就業渠道，使農民增收、農業發展、農村社會系統有所改善，經濟有一定程度發展。但是，解放農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當務之急，需要對農民再松綁。如取消農民離開農村和進入城市的一切收費；開通城鄉產權交換渠道，鼓勵“資本家”下鄉做“地主”和農民進城當工人。特別是要給予農民國民待遇，如果不給農民同等國民待遇，農民永遠翻不了身，“三農”問題也就無法根本解決。

2、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創造就業機會

農村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調整的前提是非農產業大發展，能夠不斷創造出大量非農就業機會，不斷將農業勞動力吸納到非農就業崗位，不斷降低農業就業比重和數量。上述機制是務農農民的收入隨著我國經濟發展不斷提高的前提，因此，“三農”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三農”之外的非農產業的發展。加入WTO以后，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的比較優勢都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更可以發揮我國農村的比較優勢，優化農村產業結構。

3、通過城鎮化戰略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走農村城鎮化之路是未來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將小城鎮建設與全面發展農村經濟融為一體，一是與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積極培育和拓展城鎮集聚人口、產業、資金、技術、信息等功能優勢，承載、輻射和牽動當地產業結構向二三產業轉移。二是與鄉鎮企業二次創業相結合，利用鄉鎮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大好時機，充分發揮小城鎮集聚產業、集聚資金及基礎設施共享的優勢，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使鄉鎮企業利用小城鎮優越的經營環境，調整結構，完善機制，增強活力，迅速扭轉效益下滑的局面。三是與農業產業化相結合，在小城鎮建設中積極發展和培植農產品加工企業、專業市場、中介組織等多種類型的產業化龍頭，把小城鎮建設成農副產品加工和銷售的中心、農業產業化的信息和技術服務中心，帶動農民就業。

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四篇：中國三農問題淺談

中國三農問題淺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其中也曝露出許多的問題，比如十分重要的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農村各項條件落后等等。總起來將就是三農問題。

所謂三農問題就是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它并不是中國特有的，而是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比如英國工業化早期的有圈地運動引起的農民大量破產而產生的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沒有三農問題的，主要是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國家的根本在于農業，統治者一直重農抑商。由于工業發展的原因，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三農問題。而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在國家政策制定中為快速實現工業化，人為地采取了農村城市區別對待的政策，并在實施中有意的廉價收購農業產品以發展工業，這就使得中國的三農問題有其特殊性：人口基數大，解決起來規模大；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單方面獨進，“三農問題”積攢的時間長，解決起來難度大；新中國建國50年，許多城市政策設計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比較效益短時間內凸顯，解決起來更加復雜。

無論如何，問題已經產生。問題產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解決方法，更可怕的是有可行的解決方法而擔心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不愿實施。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是這樣。

中央雖然連續幾年將三農問題作為一號文件處理，但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重心為經濟建設使得政府將有限的資源放在了產出更大的城市中而以現階段沒有條件解決為借口一直拖著無作為。政府方面特別是基層政府在心理上并沒有為問題的徹底解決下定決心。

最近一直在提新農村建設。中央的政策表面上是好的，但作為一個從農村來的學生，在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是一個騙局。首先當時中央政策的根本壓力來源于農民工大量進城所帶來的城市問題——農民工從事高強度的工作卻得不到與城市的同等待遇。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壓力增大，而城市也不想給予其同等待遇，作為既得利益著擔心農民問題的矛盾更加激化，故而勾畫了一個現階段無法實現的藍圖讓農民憧憬同時也將大多的農民的心捆在了農村而不會要求城市給予其無法實現的同等待遇。而現在政府又借口新農村建設不讓農村農民建房甚至是大量的毀村只為了換取有限的用地指標用于城市建設。

現在的新農村建設更多的在于“新村”而非“新民”，這是無法解決農村問題的。要想真正解決三農問題，中央方面必須要改變現有態度，真正想著為農民服務而非一味的欺騙。同時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要改變，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長方式就很好。

相信農村問題必將解決，但還要等待——等待真正的決心！

第五篇：中國三農問題與新農村建設

中國三農問題與新農村建設

——在第五屆湖湘三農論壇上的學術報告

簡新華

非常感謝論壇邀請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在研究三農問題和新農村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對于中國“三農問題”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個話題，我想從六個方面把一些基本的觀點給大家介紹一下：第一、“三農”問題與建設新農村的重要意義，第二、中國現行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的利弊，第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幾個重大的理論問題，第四、什么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五、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生產經營方式，第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途徑。

一、“三農”問題與建設新農村的重要意義。

我們最早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也不是90年代以后或者本世紀初才提出來的，而是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農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就提出來了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年齡大的同志們都知道，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新提法，是早就有的。當時提出來目的就是要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中國為什么要重提這樣一個說法，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總的來說就是要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村的富裕和繁榮。

什么是三農問題？我概括主要是三個方面。三農早就存在，農業、農村、農民早就存在的，怎么成了問題呢？是什么問題呢？

（一）是農業落后。就是說到現在為止，我們的農業還沒有實現機械化、產業化、信息化、特色化、綠色化，這些方面特別是優質化的水平方面還比較低，還沒有實現現代化。

（二）農民收入比較低。不僅比較低，而且增加還非常的困難。有很多的途徑增加農民的收入，但是現在的這些途徑都面臨著困難，我大致歸納了六個方面：（1）增加農產品的產量，增加農民收入。這應該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現在大多數的農產品的供求是基本平衡的，甚至有的供過于求，想通過增加產量來增加收入相當困難；（2）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現在供求平衡，所以從國內來看，要想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來增加農民的收入也是相當困難的。當然現在的農產品價格受到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的供求和價格的影響，有時候可能大起大落，也有可能要漲，但是這個漲價的好處大多數不是農民得到的，而是中間商得到的；（3）農產品的深加工。這需要有資本和技術，所以農民自己做起來還是相當困難的；

（3）辦鄉鎮企業增加農民收入。這曾經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現在鄉鎮企業面臨第二次升級換代，第二次創業，它必須要優化升級，所以要發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5）進城務工經商。大家也知道面臨著很多的困難；（6）勞務輸出。到國外去打工，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增加農民收入想盡了辦法，主要就是六大方面，現在都是相當困難的，這就是為什么收入低而且增加困難。

（三）農村非常貧窮，農業也落后，收入也低，當然就貧窮了。而且城鄉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大家都知道2000年時，湖北省監利縣的一個鎮的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寫了一封信，當時信里就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在全國引起了高度的重視。為什么說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大家都很明白，因為三農問題不解決，農民就不可能富裕，農村就不可能繁榮，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不可能消除，內需也難以擴大，經濟發展就缺乏動力，落后的二元經濟結構就不能改變，現代化也就不能實現，我們的社會也無法和諧穩定。

二、中國現行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的利弊

為什么會產生三農問題？我們說三農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根源就在于中國農村實行了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也就是說為什么會產生“三農”問題？為什么這么嚴重？是公有制帶來的結果。那么，我認為為什么“三農”問題會產生，（早上溫鐵軍院長也說了），我這里歸納的主要原因包括這些方面。我很贊同他的一個觀點，就是長期以來，農業、農村和農民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資本，無論是原始資本積累還是后來的資本，無論是工業化的初期還是工業化的中期，相當大量的發展工業和搞城市化的資本都來自于“三農”。而且農業是弱質化的，所有的產業里面最弱的是農業。而這個是長期以來就有，不是說改革開放以來才存在“三農”問題的，改革開放以前實際上也存在著三農問題，所以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在計劃經濟時代主要是我們實行了重工業優先和計劃經濟體制，采用了計劃價格，人為地把農產品價格壓得很低，人為地把工業品的價格提得很高，出現了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這樣把大量的農村的剩余就變成了工業的利潤，用來發展工業，直到工業化。所以建國三十年來，中國還改變不了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2.5億人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改革以后，我們實行了市場化的改革，那么這種情況有沒有變化呢？我們說是有變化的。在改革的初期，特別是80年代，我們采取了幾項措施，一個是轉變了戰略，優先發展的戰略轉變。另外，我們進行了體制的改革，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且還大幅度地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大家知道農村最重要的兩條改革措施，一個就是承包制，第二個就是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那么農民的收入很快就提高起來了，這時候三農問題得到了大大的緩解，城鄉的收入差距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這是在80年代。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隨著工

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我們的三農問題又加劇了，所以現在非常突出的問題。這又是為什么？因為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靠工業的積累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引進外資，（大家說我們的外資引進也是非常有限的，）資金從哪兒來？還是要從農業來。所以農民就進一步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做貢獻，提供資本。主要表現為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都是從農民那兒來的，所以進一步又做了貢獻。而且在市場化的條件下，（早上溫鐵軍院長也說了，）由于農業是弱勢產業，它的效率低、生產率低，而工業、商業是強勢產業，是先進產業，它的效率高。大家知道在市場作用的情況下，生產要素向什么產業、什么領域流動？當然是向效益高的領域流動，那就是向工業、向商業、向城市這些領域來流動。所以農村里的資本、人才、勞動力大量向工業、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生產要素轉移了，這個三農能得到很好的發展嗎？當然就很困難了。所以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三農問題再一次成為了非常突出的問題，這應該說是最基本的。

另外，土地的使用、流轉、征用、補償的制度有缺陷，農村里的經營管理有問題，戶籍制度、就業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城鄉統一的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工業化和城市化還沒有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有相當部分沒有轉移，農村還沒有實現現代化，社會主義新農村還在建設之中。這就是為什么現在的三農問題這么嚴重，解決起來非常的困難。歸納起來、總結起來主要就是這些方面的原因。由于時間關系，我就沒辦法詳細解釋了。

由此可見，三農問題不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也不是說就不可克服了。那么怎么樣解決三農問題呢？這個已經討論好多年了。從新世紀提出來到現在已經超過10年了。很多人提出要做加法，就是說要增加農業投入，要搞好農村里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修路、建房、農田水利、交通通信等等基礎設施。要發展農業生產，要美化農村環境，要發展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要提高農民的素質，這都是什么？做加法，是否需要？當然需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人們沒有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方法，就是要做減法。減法比加法更重要，為什么這樣說？就是因為我們要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只在“農”字上做文章，因為造成三農問題并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自己造成的，而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自己有沒有原因？有，比如說農地制度、其它的管理制度都有缺陷，但是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所以解決三農問題必須要跳出“農”的圈子。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做減法，減什么？減少農民。看一看世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的發展歷史，他們成為發達國家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他們之所以現在成為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大量減少了農民。美國有3億人，現在農業勞動力多少？只有285萬。整個美國的農業只有285萬勞動力，生產的農產品不僅可以滿足美國3億人的需要，還有大量出口。所以更重要的是減少農民，把農民減到哪兒去？通過什么途徑來減少農民？那就是通過工業化、非農化、城鎮化，也就是說使得大多數農民要進廠做工，要進城務工經商，要成為市民，不光是要非農化，而且還要市民化。

我提出來，怎么解決三農問題？我有一個提法，叫做“三化一新加反哺”。就是既做加法，更要做減法，怎么做？首先一個方面，一化就是農業現代化，解決農業落后的問題。具體現代化就不多說了；第二個就是農民非農化。也就是說農民要到非農產業（第二、第三產業）去就業，要務工、經商、勞動服務，通過這來增加收入，因為這個收入更高，比種田的收入要高得多，這是解決農民收入低的問題；第三個就是農村城鎮化。解決農村貧窮的問題。這里講的農村城鎮化，不是說要把所有的農村都變成城鎮，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要縮小城鄉差別，要把城市里的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向農村普及，要把工業的先進生產方式向農村普及，把城市里的先進生活方式向農村普及。這樣城鄉差別就縮小了，這就是解決農村貧窮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大家知道，我們即使是實現城市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0%，甚至80%，這是發達國家現在的狀況，我們現在還只有50%，而且這個50%里面還有的人是半城市化，也就是說在就業上城市化了，在城鎮就業了，比如農民工。但是他實際上還沒有取得市民的待遇，他還不是市民，它是農民工。大家知道農民工是中國獨有的說法，因為他就業是工人了，但是他的身份還是個農民，所以給他取了個全世界都沒有的名字叫農民工。也就是說他實現的是不是完全的城市化？不是的，是半城市化。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率是50%，實際上是有1億多農民工還是半城市化。所以把這個去掉，我們的城市化率只有40%，發達國家是70%-80%。那么，即使是我們實現了城鎮化了，城市人口占到了70%-80%，但是我們國家的現在是13億多人，再過十年，肯定要達到14億。那么14億人口，按照70%來算，還有30%的農村人口，也就是說還有4億多農村人口，他們怎么辦？怎么富起來？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解決留在農村里面的農民問題和農村人口的富裕問題。因為進城了，務工經商了，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跟城市居民一樣了，那么剩下的這4億怎么辦？就是通過新農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還有一條就是要反哺，也就是說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要反哺農村，為什么？第一個是因為原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一直到現在為止，農民做了非常大的貢獻，做了非常大的犧牲。現在到了一個三農問題特別嚴重、特別突出的時候怎么辦？那就反過來，工業要支援農業了，城市要支援農村了。依靠三農自身是沒有辦法解決三農問題的。大家知道，發達國家農業已經實現現代化了，應該是非常高的。但是美國也好，其它的發達國家也好，全部要對農業實行非常高的補貼，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補貼。農業現代化了還要政府補貼，那么中國的農業這么嚴重，問題這么突出，難道依靠三農自己能解決嗎？解決不了的。所以，還需要進行反哺。那么這一些的實現，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改革和完善相關的戶籍、就業、社保、土地、財政等制度，這樣，我們的“三化一新”加反哺，才有制度保

障。沒有這些制度的改革，我們的“三化一新”加反哺能不能做到？很難做到。這個很難做到，那么三農問題能不能解決？解決不了。

這是我覺得怎么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觀點、看法，不一定正確，提供給大家思考，不對的可以提出批評，我們可以討論。

三、關于土地私有化的問題

有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現在需要加以說明。因為有很多的學者寫了很多的文章，也做了很多的報告，提出了一個主張，什么呢？中國的三農問題怎么解決？那就是要實行土地私有化。這里，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主張土地私有化他們有沒有根據，有沒有理由。是有的，他們提出來了很多的理由，甚至是比較系統的依據。我歸納了幾個方面，有一些代表性的觀點，我也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有人認為農地公有制，也就是所謂的集體所有制是“三農”問題的根源。為什么“三農”問題這么嚴重？就是公有制造成的。土地私有化是“三農”的根本出路。既然根源是公有制，當然出路也就是私有化。這就是有非常嚴密的邏輯的。那么承包制，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農村里在進行土改，如果說承包制是第一次改革的話，還只是使農民獲得了土地經營權、使用權。而現在中國還必須進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那就是要進行私有化，就是說要把農民原來有的土地所有權也要還給農民，有的學者把它稱之為新的土地革命。大家知道，回顧整個新中國的發展歷史，可以說中國的農村進行了四次土改。有的學者提出來，中國農村要進行四次土改。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把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然后無償征收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雇農和中農，貧下中農。這是屬于第一次土改，使得所有的農民都能夠耕者有其田了。第二次是什么呢？是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搞人民公社化，又把分給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了，建立了人民公社，這被稱之為第二次土改。第三次土改就是剛才說的承包制。他們提出來現在要進行第四次土改。這是代表性觀點的一個方面。

另外有的學者提出來，改革要徹底，就應該要采取俄羅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確土地使用權的基礎上，給予農民自由的轉讓權和買賣權。如果說給了農民自由的轉讓權和買賣權，那基本上所有權也就完全給農民個人或者家庭了，也就是私有化了。

甚至還有非常極端的觀點，不知道大家看到過沒有，我是看到過也聽到過的。什么極端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現在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國的問題有什么復雜的？只要私有化，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非常簡單。那么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國的大部分農民都會成為百萬富翁。我是親耳聽到有的學者這樣說的。

那么土地私有論者的立論基礎和前提是什么呢？他們根據什么得出這種結論？在他們看來，只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西方的議會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經濟社會制度，才能夠實現經濟持續有效的發展。只有這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經濟才能持續有效的發展，否則做不到。而市場經濟只能以產權明晰的私有制為基礎，這個實際上是現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的基本理論觀點。那么根據這個立論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形成了一套土地私有化的理論邏輯，應該說邏輯還是比較嚴密、完整的，這一套的理論邏輯，我歸納起來就是土地私有論者，按照他們的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常識是不能違背的，是要遵循的。推導出來的土地私有化的理論邏輯是什么？那就是土地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必然帶來多方面的現代化的效果。為什么說它可以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就是因為私有化是個靈丹妙藥，可以解決多方面的問題，可以帶來多方面的現代化的效果，實現現代化，當然問題都解決了。實現了現代化，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解決的了嗎？

第一，土地私有化可以使得土地自由買賣，就可以實現合理的流轉。為什么可以實現合理的流轉？自由買賣嘛。這個土地用在哪個方面？是賣還是種，還是搞什么，怎么對我有利，怎么對我收益最大化就怎么干，所以可以合理地流轉。而且還可以實現土地的資本化，把土地變成錢，變成資本。怎么把土地變成錢、變成資本呢？那就是可以賣地，換來錢、換來資本可以進行抵押貸款，也可以獲得資本了。那就解決了農民資本缺乏的問題。農民還可以拿著這資本到城市去務工經商，賺錢發展，不是非常好嗎？然后，農民還可以轉變土地用途。我不一定要拿著去種莊稼了，因為現在種莊稼、種田，種得越多，虧得越多，收益比較低，收入很低，剛才也說了。那么為什么非要拿那個農地拿來搞農業？我不搞農業，我就搞工業和商業不是很好嗎？因為工商業的效益更高。同樣1畝地，如果要是搞工商業帶來的價值收益，可以說是我們搞農業的許多倍，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可以轉變用途增加收入的。因為土地私有化可以鼓勵資本下鄉了，可以去收購土地。收購了土地，土地的規模就可以集中了，通過兼并就可以達到集中。那么土地集中了就可以達到規模經營了，就可以高效率地配置、利用土地了，就會使得土地大大地增值了。既可以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更有利于實現機械化，它連片了，當然更有利于實現機械化、現代化，這樣就可以達到農村里的繁榮，農民就可以獲得很多的利益，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是農業現代化。

第二，土地私有化解除了土地對農民的束縛。原來是集體所有，農民都有一個承包地，但是你不能賣。那么他們認為這對農民是一種束縛，就使他很難離開農村。而私有化以后，這個束縛就打破了，他要離開農村，完全可以把土地賣掉以后就走人了。打破了對農民的束縛，促進了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實現農民的非農化，有效地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有利于轉變農地的用途，實現農地的非農化。什么叫農地的非農

化？大家知道，工業化、城市化，同時也是另外兩化，和三農有關的，就是農民的非農化，大量的農民要到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去就業；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土地，原來是農業用地，現在要變成工業和城市用地，就像現在大城市周圍原來的菜地現在全都沒了，干什么？用于工業、商業去了，用于城市建設去了，這就叫做農地非農化。他們認為土地私有化以后，就有助于實現農地非農化，從而滿足工業化和城市化對土地和勞動力的需求，這樣就更好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就是現代化。第一個方面是農業現代化，第二個方面是工業城市的現代化。

第三，土地私有化還能夠還產于民。把土地這個最重要的資產還給農民，還權于農民，把所有權還給農民。這樣就把官方控制的資源，特別是最重要的資源——土地減少到最小的限度，這樣他們認為就可以鏟除現在存在的官權、特權、專制腐敗產生的經濟基礎。所以在他們看來，我們現在之所以有這樣的官權特權、專制腐敗，經濟基礎是什么？公有制。所以，如果要是私有化了，這個基礎就沒了，就可以建立憲政民主的制度。什么叫憲政民主？可能不是學者的不太了解，這實際上是西方議會民主制的另外一種說法。所以它把公有制去掉了，當然就可以建立像西方議會民主這樣的所謂憲政民主制度。有了這樣的經濟基礎了，就可以消除特權腐敗引起來的貧富兩極分化，使相對貧窮的農民也富起來，這樣就可以防止社會上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從而實現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政治也可以實現現代化了，維持社會穩定。

這就是我看了幾十篇，也有幾本關于主張土地私有化的論著歸納出來的他們的觀點。應該說是比較系統的，很多都是他們的原話。所以土地私有者實際上描繪出了一份他們認為的非常美好的理想的圖景，所以他們非常自信地說，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三農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這種觀點怎么看？大家知道，現在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特別是我們國內，存在著完全對立的兩種觀點。一種就認為土地私有化，另外一種認為中國是不能土地私有化的。我個人是什么觀點？我是不贊同私有化的。為什么不贊同私有化？怎么看待私有化的這種主張？客觀地說，不能說土地私有化一無是處，一點作用都沒有？為什么？因為土地私有化的確可以使農民獲得完全的產權，使得各個方面，各種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行為更加不可能。那么就能夠從根本上避免農村里的干部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在集體土地的征用、流轉、分配、使用，包括土地承包權的調整這些方面謀取私利，因為不存在這些問題了，也就不可能利用這些去謀取私利了。但是總的來看，土地私有化在中國是弊是大大多于利的，會造成許多嚴重的后果，為什么？就是因為私有制不是萬能的、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土地私有化不是三農的出路。為什么？就是因為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農村始終沒有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農民始終沒有富起來，長期陷入輕徭薄賦，均田興農，經濟發展了；然后就是貪污腐敗，土地集中兼并，兼并集中，貧富兩極分化，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然后就是改朝換代，改朝換代以后，接著又是輕徭薄賦，又是均田興農，經濟發展，然后又出現農民起義，改朝換代，就長期陷入這樣的治濫循環之中。土地私有化不僅不能夠保證農民的根本利益，相反還可能導致新的貧富兩極分化，使得少數人暴利，嚴重損害農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人多地少，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特別龐大，在農業落后，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的農業轉移、就業和居住的條件有限、社會保障制度又不健全的情況下，土地私有化會很快地導致農民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大量的“三無”農民，也就是無地、無業、無保障的農民大量增加，從而使得農民總體狀況惡化。這種判斷絕對不是主觀臆斷，危言聳聽，歷史上已經有過先例。解放初期，中國土地改革以后，就出現過這種情況。經過土地改革，無地少地的農民都分到了土地。我那時候七八歲，我在農村里面就看到過農民歡天喜地的去分地主的財產。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但是在人多地少、農業落后的情況下，農村很快出現了兩極分化。天災人禍，生老病死，勞動力短缺等等原因使得不少農民不得不賣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能力和就業機會而無法進城務工經商，所以只有再一次淪為無地的雇農和等待國家救助的窮人。這是中國農村走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絕不是說我們那時候的集體化是少數領導人主觀臆斷，而是有它的客觀經濟原因和基礎的。雖然中國在農村合作化、集體化過程中，存在著過急、過快、過猛，經營管理體制上不合理等等嚴重的缺陷，但是合作化、集體化的大方向是不能全盤否定的。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是農民世世代代追求的，但是土地私有化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大家覺得可能很奇怪，你這不是瞎說嗎？土地私有化了，他就有田了嘛，怎么說不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呢？我們說要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即便你現在把他承包的地給他了使他擁有全權了，也就是他個人的私有土地，他不就有地了嗎？怎么說他沒地？我們說從動態的角度來看，這一個土地私有制不能保證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甚至有可能集中在少數不種地的人的手中，造成耕者無其田。私有制就肯定是耕者有其田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土地地主私有制中的雇農，雇農是不是耕者？是的。他有沒有田？沒田。他沒有自己所擁有的土地，而是要租種別人的土地。從租種別人的土地來看，他是耕者無其田的。那么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農場里的農業雇工，他們也是耕者，但是也無其田。為什么？因為土地私有制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很多農民會失去土地，變成無其田的農民了。相反，土地公有制都能夠保證耕者有其田，為什么？因為除了國家合理必要的征收和有人非法剝奪的特殊情況之外，農民一般是不可能失去他們共有的土地的，他們耕的是農民自己集體所有的土地，不是哪個私人的。

那么土地私有化可能使得農民喪失最后一條保障線，會造成嚴重的后果，使農民處境更加悲慘，引起社會的動蕩。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當然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的責任，但是還沒有建立

起來。因為大家知道要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8億農民、7億農民，那將是一大筆基金，現在國家是一次拿不出來的。現在已經提上日程了，已經在建了，但是還沒有建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必須要有一個最后的保障線，那是什么？農民有地。市民是沒地的，市民就是靠社會保障，但是農民沒有社會保障怎么辦？他就靠地。那么保持農地的公有制，農民一般來說不會喪失土地這一條最后的保障線。那么農民在城市務工經商失敗以后，還有一條退路，回家種田。2008年，美國和世界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東南沿海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回流，大家想想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要回流，要是沒有地，他就沒有退路，那么后果將是怎么樣的？肯定是不堪設想。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失業了，又不能回家，怎么辦？大家想想這個后果將是怎樣的。如果土地變成私有化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他進城務工經商了，他已經把土地賣了，沒了，他就沒退路了，這后果會是怎么樣，我不說大家也明白。而且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是有限的，大部分農民也不可能通過賣地致富。為什么有人現在農民可以賣地致富啊？因為大城市周圍1畝地可以賣上百萬的，甚至還不只是上百萬。深圳市農民通過拆遷出現了不是一個兩個，我所知道的出現了幾十個億萬富翁，就是征地拆遷成了億萬富翁。所以有人就根據這個，農民把地一賣，不說全部至少大部分可以成為百萬富翁，我覺得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說法。為什么？因為不是什么土地都存在著增值收益的，不是大部分農地，更不是全部農地都可以產生大量的增值收益的。只有工業化、城鎮化以及和將要開發和占用的那一部分土地才能有較多的增值收益。即使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價格可能存在上漲趨勢，但是這種上漲是長期的、緩慢的、有限的。而由于中國人均土地非常的少，我們18億畝，13億人，平均下來一人只有1畝多一點，大多數農地遠離城市和交通線，不少是窮鄉僻壤，難以改變用途。這些土地，大部分土地是不那么值錢的，不是非常值錢，不是1畝地可以賣一百萬的，而且農民還是弱勢群體。大家知道組織化程度比較低，如果沒有政府和制度的保證，即使土地私有化了，那么農民同樣沒有土地的定價權，土地的價格到底是賣高還是低是不能由農民說了算的，而且甚至還不見得真正能夠有自由買賣權。強勢群體可以通過強力，你不賣也得賣，這方面的例子還少嗎？所以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的。大部分農民，何況全部農民都不能通過土地私有化、通過自由買賣改變農業的用途，獲得巨額的土地增值收益，賣地致富成為百萬富翁。

如果土地私有化真的能夠使全部或者大部分農民變成百萬富翁，這樣神奇的力量。為什么這么簡單的理念，輕而易舉的事，我們的政府不去做，反而還要費盡心思，傷透腦筋，想法設法去增加農民的收入，結果還不理想。這不是很簡單嗎？把地一賣，農民都富起來了，那社會不就穩定了嗎？我們國家現代化就實現了嘛。為什么不去這樣干？為什么還要這樣費盡心思、傷透腦筋、千方百計、想法設法地去做。這是說不過去的，而且農產品市場是完全的競爭市場。大家知道完全競爭市場，生產者的收益是存在著遞減趨勢的。生產得越多，競爭越激烈，生產者得到的收益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資本下鄉，兼并土地，搞規模經營，搞特色農業能否賺錢？能賺錢。但是這些錢大部分收入是裝進了農民的腰包？還是裝進了投資者的腰包？大部分的收入是被資本拿走了，而不是農民得到了。農民通過這個是難以致富的。土地資本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有學者專門研究過土地抵押是否搞得成，無論是國外，無論是國內，他們的研究證明非常的困難。許多的銀行，特別是一些一般的不是城市周圍的土地，是不愿意拿這個土地進行抵押貸款給農民的。而且土地私有化，有的學者說就能夠消除土地拋荒，那么從理論分析上來說，還不是實踐，因為還沒有這個實踐。土地私有化不一定能夠完全消除土地拋荒，為什么？因為那些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他們還有地，那么他們還種不種？他們就不種了，但是他們又不會馬上賣掉給種地的人去種，為什么？因為他想等到漲價，賣高價，那就放在那兒寧可荒著，等著土地漲價他賣高價，那不是土地拋荒嗎？而且私有化以后，國家想進行監管、控制、調控更困難了，那很難了，你管不住他了。所以土地拋荒并不見得就能夠根本解決。那么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只要少數幾戶農民不愿意賣地，想實現連片的規模經營，把土地連起來成片的規模經營，想進行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可能面臨困難。也就是說可能會出現真正的釘子戶，你拿他沒辦法，印度就是這樣的，許多重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搞不起來，就是有釘子戶，一條鐵路甚至為一個釘子戶可以轉彎的，那個成本代價是很高的。從社會的利益來說，成本代價是很高的，保護了個人的利益，但是社會利益、公眾的利益犧牲了。土地私有化可能造成土地地價的上漲，從這方面來看，雖然賣地可能增加一點收入，但是帶來的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增加了，妨礙了基礎設施和城市的建設。所以任何一個方面，不能只是考慮到一個后果，實際上還有另外的后果的。

四、土地增值收益應該怎么分配

這個爭論很大，在社會上也是得不到共識的看法，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也想說一下。我估計今天的時間只能講三農問題，新農村可能沒時間了。我把PPT文件留下來，感興趣的同志可以拷下去，我們以后可以研討、商榷，一起探討。

土地增值收益，現在有人主張應該完全由失地農民享有，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個觀點可能是少數派，甚至，我還可以說土地財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現在人們認為土地財政是完全錯誤的，我認為土地財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為什么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完全分配給失地的農民？這就是因為工業化和城鎮化占用的土地，之所以能夠大幅度增值，在城市郊區可以賣到100萬1畝，但是在窮鄉僻壤，1畝地能賣多少錢？那是非常少的，當然各地不一樣，但比起100萬來說，那不知道要少多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是因為什么呢？是因為國家和其他的投資者大量的投資，進行了“六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氣、通電、通油、通航，平整土地，這樣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城市和工商業項目的建設，推動了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既增加了土地的需求，使土地需求大量增加了，大家知道一個需求的增加，價格當然要上漲。而且它又改變的土地的用途，以農業用地變成了工商業用地，而工商用地的經濟效率要遠遠高于農業用地，所以，土地就因此而大幅度地增值，地價也因此而大幅度地上漲。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這樣的說法，但是我認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的。原來武漢大學周圍都是菜地，值不值錢？不值錢的，但是現在武漢大學的菜地全部都變成了樓房，值錢嗎？非常值錢的。為什么值錢呢？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是因為大量的投資帶來的。所以主要不是由于失地農民改良了原來所占有的土地而增值的。并不是功勞不能記在失地農民身上的，（而是）不能完全記在失人農民身上的。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就必須在國家相關投資者和土地被征用的農民之間合理分配，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不能只是由失地農民獨享的。因為造成這個收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當然相關的利益體、利益者都要來分享這個增值收益。主要就是三大主體。一個政府，一個投資者，還有一個是失地農民。當然，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是農民取得的那一塊太少了，這也要承認。現在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面，突出的問題不是說政府沒拿，投資者沒拿，而是政府和投資者拿得太多了，而失地農民拿得太少了，那么怎么合理配？那就是要首先保證處于弱勢地位的，因為政府和資本是強勢地位的，而失地農民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在這個分配中，首先當然要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和補償。我提出來，這個補償到什么程度？要保證他們的基本就業和生活需要和社會保障。也就是說要使失地農民有穩定就業，有社會保障，要能夠保證他基本生活的需要，這個分配起碼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做到這一點，才談得上怎么在政府和資本之間進行分配。但是，我們現在連這個最起碼的都沒有做到。但是，我說了，土地增值收益也不能完全由農民分享。大家說征地拆遷過程中，拆除了億元戶，這個合理嗎？這個公平嗎？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我覺得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對整個社會是有害的，是不利的。他一下子成了億萬富翁，就是因為他占有那塊地，就因為那個地理位置好，并不是因為他主觀的努力。

超過時間了，那我就不講了。最后一句話，就是土地財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為什么有一定合理性？因為政府也要參加增值收益的分配啊。政府參加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是通過什么方式？那當然是土地財政，就是它取來的錢就作為財政的收入，香港就是這樣的。大家知道香港政府相當一部分政府的收入是哪來的？除了收稅以外，就是賣地。

我就講到這兒了，已經超過15分鐘了。剩下的問題，我剛才說了，已經把PPT文件留在這兒了，大家有興趣可以拷去看一看。最后有不正確的地方，因為特別是后面一個問題，就是三農的出路、土地私有化的問題，是兩大派意見，完全對立，我是覺得不能私有化的。到底對不對，大家可以獨立思考，不對的，大家可以批評。謝謝！

（作者系武漢大學戰略管理學院副院長，本文根據錄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