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三農問題的新視野

中國“三農”問題的新視野

伍新木

這是我五十年思考中國三農問題的一個總結，即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三個周期的原始積累來詮釋中國“三農”問題的深層背景。

1、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第一周期的原始積累。（1950年-1990年）胡錦濤總書記說：“我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講了‘兩個趨向’的問題，即工業化初期，農業支持工業，是一個普遍的趨向；在工業達到相當程度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也是一個普遍的趨向。”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兩個普遍趨向”的講話是對第一周期的正確解釋，這一論述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業大國、落后的農業大國，一是窮，二是白。中國的城市和工業企業在建國初期，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完全缺乏自我積累能力。第一桶金，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初始投資哪里來？只有從“三農”那里來，別無選擇。

實施原始積累需要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合作化、集體化、國有化、計劃化，統購又統銷。我國就是通過這一套制度有效實施了對農業、農民、農村的雙重剝奪。1971年我帶工農兵學員在國棉一廠實習，切實體驗到原始積累實現的過程。國棉一廠一年盈利一億，一年賺一個廠。五角錢一斤棉花加工后成了賣十元錢的毛巾。是紡織工的貢獻？不是，是政策安排的結果，使紡織廠成了“搖錢樹”。現在無政策支持，多數紡織廠成了“苦菜花”。

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是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來實現的，即通過合作社、計劃經濟，統購統銷方式強制用大大低于農副產品價值的價格收購農副產品，經過國營的工業企業加工后，再通過統銷的方式，強制用大大高于工業品價值的價格向農村、農業、農民銷售工業品。

中國“三農”1950年至1990年四十年對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貢獻是可以量化的。農副產品主要是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豬、魚、禽、蛋。幾十年兩分錢一個雞蛋，八分錢一斤谷物，幾角錢一斤油，幾角錢一斤棉。每年農民的商品率總量40年平均每年約1000億，價格差若50%，則每年少付給了農民500億，每人每年少收入100元，40年則為20000億。每年銷售農村的工業品，主要是日用品，如毛巾、布匹、化肥、農藥、機械、農具。工業品的銷售總量40年平均每年約500億，價格倒差20%，則每年農民多支出100億，每人每年多支出了20元，40年則為4000億。

綜上所述，“三農”40年，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原始積累的貢獻是24000億，而不是陳錫文先生所估計的8200億。

2、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第二周期的原始積累。（1990年——至今）中國選擇市場經濟后，工農業產品價格經歷了自然回歸的過程，1990年中國價格的雙軌制大體并軌了，國家也已失去了傳統的原始積累的整體制度的支撐。但二元經濟二元社會結構的大制度背景并無根本性的改變。從1990年至今第二周期原始積累的表現為一億農民工的付出，即農民工未能“按勞”的“等價”的得到“報酬”、“保障”、“福利”和“尊重”。他們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回報僅為理論收益的一半。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選擇了依靠“三低”（廉價勞力、廉價資源、生產廉價產品）依賴外向的經濟發展道路。廉價勞力主要是農民工。農民工從事苦臟累險工種，犧牲了敬老教幼的社會責任，犧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卻是無固定住所、無固定工作、無固定收入、無社會地位、無福利保障的二等公民，他們未能同步的市民化、國民化，未同步享受工業化、城市化進步帶來的成果。1988年農民工為2000萬，2011年約為2億，時間長度我們按20年計，農民工總量取中間值1億，每個農民工每年的貢獻額為1萬元，中國農民工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總貢獻約為20萬億。

3、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第三周期的原始積累。（1980年——至今）家庭承包雖然開啟了中國改革大門，但中國農村改革一直滯后，主要表現為涉農資源要素未市場化、資產化，工業、國企、各級政府長期無償低償占用三農的土地和資源。

中國的涉農資源無價或低價占用是對農民的最大剝奪。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土地廉價。每年中央財政收入中三分之一來自土地、房地產開發，各級政府累計土地收入中又90%來自農村、城中村、農民的土地。全社會的“鐵公機”的大基礎建設的用地也基本上征用的農民的農地。中央政府的間接和直接收入中取均值每年有2萬億來自土地等涉農資源占用，省、市、縣、鄉鎮幾級政府收入中也累計收入均值約2萬億屬于此類，近三十多年來中國農民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作出了80萬億的貢獻。

五、幾點結論和啟示。

1、農副產品廉價、農村勞動力廉價、涉農資源廉價是形成中國式“三農”困境的特殊原因和深刻根源。

2、長期、持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自動化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3、農副產品、農村勞動力、農村資源的徹底的市場化，要素全部資產化，可全部流轉和抵押激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路徑。

胡錦濤講：“必須積極探索能夠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全社會發展積極性的體制機制，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資源充分涌流。”涉農的一切資源，土地、林地、宅基地、水塘、荒山、房子都應該和城市一樣，同產同權、同市同價，這是激活要素的制度前提。

4、中國應有一部新“農村、農業、農民法”依法全面賦予中國農民的平等的生存權、產權、身份權、遷徙權、居住權、教育權、勞動權、社會保障權、發展權、用益物權。要充分體現農民長期將是弱勢群體，農村是弱勢社區，農業是弱勢產業，政府應該長期扶持、保護。在引入社會先進要素與農村要素對接時，要特別保護農民的利益、保護耕地、保護糧食的供給安全。

第二篇：中國三農問題淺談

中國三農問題淺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其中也曝露出許多的問題，比如十分重要的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農村各項條件落后等等。總起來將就是三農問題。

所謂三農問題就是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它并不是中國特有的，而是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比如英國工業化早期的有圈地運動引起的農民大量破產而產生的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沒有三農問題的，主要是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國家的根本在于農業，統治者一直重農抑商。由于工業發展的原因，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三農問題。而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在國家政策制定中為快速實現工業化，人為地采取了農村城市區別對待的政策，并在實施中有意的廉價收購農業產品以發展工業，這就使得中國的三農問題有其特殊性：人口基數大，解決起來規模大；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單方面獨進，“三農問題”積攢的時間長，解決起來難度大；新中國建國50年，許多城市政策設計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比較效益短時間內凸顯，解決起來更加復雜。

無論如何，問題已經產生。問題產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解決方法，更可怕的是有可行的解決方法而擔心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不愿實施。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是這樣。

中央雖然連續幾年將三農問題作為一號文件處理，但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重心為經濟建設使得政府將有限的資源放在了產出更大的城市中而以現階段沒有條件解決為借口一直拖著無作為。政府方面特別是基層政府在心理上并沒有為問題的徹底解決下定決心。

最近一直在提新農村建設。中央的政策表面上是好的，但作為一個從農村來的學生，在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是一個騙局。首先當時中央政策的根本壓力來源于農民工大量進城所帶來的城市問題——農民工從事高強度的工作卻得不到與城市的同等待遇。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壓力增大，而城市也不想給予其同等待遇，作為既得利益著擔心農民問題的矛盾更加激化，故而勾畫了一個現階段無法實現的藍圖讓農民憧憬同時也將大多的農民的心捆在了農村而不會要求城市給予其無法實現的同等待遇。而現在政府又借口新農村建設不讓農村農民建房甚至是大量的毀村只為了換取有限的用地指標用于城市建設。

現在的新農村建設更多的在于“新村”而非“新民”，這是無法解決農村問題的。要想真正解決三農問題，中央方面必須要改變現有態度，真正想著為農民服務而非一味的欺騙。同時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要改變，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長方式就很好。

相信農村問題必將解決，但還要等待——等待真正的決心！

第三篇：中國三農問題考察報告

中國三農問題考察報告

電子學院 微電六班 51100629 張亦舒

三農問題的提出

2000年初，湖北省黨委書記李昌平向朱镕基總理寫信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及出版《我向總理說實話》后，“三農”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反響。中共中央2003年底正式將“三農”問題寫入工作報告。迄今為止，三農問題一直都是社會的焦點，并逐漸演變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三農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著國民的素質，社會的穩定，及國家經濟的發展。這一問題的產生有著復雜的社會根源，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黨和國家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取得了一些有效成果，但應看到治理三農問題是一個復雜而長遠的過程，需要我們不斷努力下去。

三農問題的內容：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集中表現為農民的經濟收入低，增收難，素質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貧富差距大。

農村問題：集中表現為農村面貌落后，基礎設施不齊全，經濟不發達。

農業問題：農業仍然是制約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集中表現為農民種的東西賣不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農業產業化程度低。

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

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村地區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大大提高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促使農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發展。然而，中國農業產品開始同外國農業大國競爭，從而開始出現農民“手里有糧買不出”的現象。隨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大部分農民認為種田沒有足夠的收入，因而出現農民進城打工的現象，隨之而來的是農村地區生產積極性下降，農業投入減少，引發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農村人丁稀少。由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農村的發展對國家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因此三農問題成為當今社會顯著的問題。

農民的收入水平低，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這是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土地資源不足，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及土地產權模糊。中國由于人多地少的國情，因而農民得到的土地很少，甚至有些地方的農民沒有土地，所以在農村種就出現了勞動力過剩的現象。在我國，土地的直接所有權屬于鄉﹑村社集體，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城市經濟日益發達，因而城市經濟的發展對土地的需求加劇，使得地方政府和村社集體不斷搶占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獲取農民的土地，但是地方政府以“經濟發展”的名義過分使用土地的代理權，從而村社集體對土地的使用權日益模糊。

資金投入少。農民由于收入少，增收難，就越來越少的投入資金在農業上；國家雖然撥發了大量資金用于經濟發展，但大部分都用于二﹑三產業，因此在農業和農村上的投入很少，缺乏強勁的經濟后盾。

農民的素質普遍較低。現在是知識經濟時代，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經濟的發展需要高科技的支撐，農業也一樣，但很多農民由于素質低，缺乏知識，不能掌握高科技術，不能將其轉化為生產力。

農民的負擔重。雖然國家推行農業稅，要求減輕農民的負擔，但一些地方政府還是壓榨農民，農民的負擔并沒有得到減輕，使農民的收入減少，這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農業產業化程度低，這是引發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在我國，還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并沒有完全形成規模的經濟。

三農問題產生的影響

作為一名當代大學生關心最多的還是大學生的問題，而三農問題帶給我們這個群體的同樣有不小影響 最近總理的一句話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新華社播發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署名文章，這是文中的一句話。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究其原因還是三農問題未解決，城鄉差距過大，即使能考上大學家里也可能供不起。這種現象引起我們深思。一直以來考上大學成為廣大農村孩子改變自己和家人命運的唯一一條途徑，可現在這條途徑被無情的切斷了，農民不再有錢能供養的起孩子讀書。這種結果無疑是很惡劣的近九成農村勞動力的科技文化素質低下，不僅制約了我國農業科研成果的有效轉化和技術的快速推廣，也影響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和二三產業轉移就業的進程。近九成農村勞動力的科技文化素質低下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斷層”的形成，勢必影響新一代農民素質的提高，阻礙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每一個村莊，每一個農村的孩子，莫不是廣袤土地的最大希望，莫不是改變自身命運、改變家庭命運、進而改變農村面貌的根本希望。農村青年文化素質的下降，除了影響新農村建設外，也造成了他們進城就業難。從這次金融危機來看，真正受波及的卻不是有知識、有技術的農民工，而是那些缺乏知識，沒技術的農民工。如果他們回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成盲流。因此說，農民文化素質的下降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農民這個群體雖然是中國最大的，13億人口9億農民，但話語權卻是最少最小的。農村大學生少，導致的是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少，進入專家領域的就更少。過去農民的兒子當官的不少，是專家的就更不少，他們由于父母在農村，常回家看看，顯然了解農村就多了，再說父母，兄弟姐妹也是農民，他們就會代表農民說話。如果農民的兒子當官員、專家的越來越少，聽取農民的聲音就更少。懂得農民與不懂農民其決策是不一樣的。而那些專家假如都是從小在城市長大，他們沒有鄉村情懷，盡管他們關注鄉村，在寫“三農”文章時，也像當今某些專家那樣寫到具體農事時，也只能用“ABCD”來代寫，缺乏生動，講不到實處。這樣的建議很難真正解決“三農”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的措施：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然而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在于農村。因此，要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必須把工作的重點擺在農村，把工作的入手點擺在解決農村﹑農業﹑農民的問題上，就如胡錦濤總書記說的要“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解決三農問題，主要有以下一些措施：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進行城鄉一體化，縮小城鄉差距，這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重大新思路”。以工代農，以城促鄉，把中國的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

第一，要統籌城鄉發展規劃。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制定一個統一的土地利用規劃和城

鄉建設規劃，使城鄉發展緊密相連，相互促進。

第二，要統籌城鄉產業布局。按照一﹑二﹑三產業互動，促進城鄉各產業有機聯系，協調發展。

第三，要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針對城鄉基礎設施差異大，功能不齊全等問題，把城市和農村作為整體，強化城鄉設施連接，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鞏固和發展城鄉教育制度，衛生等公共服務。

第四，要統籌城鄉勞動就業。通過深化的改革，建立統一的城鄉人力資源市場和健全覆蓋城鄉的就業服務體系，為城鄉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2005年中央通過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其核心是發展農業和建設農村，加大政府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鞏固基礎設施建設。

依靠科技，建立現代化農業。一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應該提高農業的科技含量，走科教興農戰略，還要大力發展技術培訓和職業技術教育，進一步提高勞動人民的素質，創新理念，創新思維。二是要大力調整農業結構，促進農業產品的升級和資源的優化配置，走公司+農戶的道路。

感悟：

作為一名農村大學生，自小生活在農村，因而深深體會到農民的不易。很小的時候就要下地幫父母干活，盡管父母很勤勞，可一年下來也只能勉強維持個溫飽，每年學費都是一拖再拖才能還清。經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已得到極大豐富，農村也取得一些可喜的發展，但這些發展跟不斷發展的水平相比還是差很多。農民還是這個社會的最底層。我國現階段農村人口還是占據著絕大多數，只有解決好三農問題，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才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掃清障礙。

第四篇：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農業的脆弱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增長曲線始終處于強幅波動之中。由于中國還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對農業的調節還很不到位，因此，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不是主要由供求關系等市場力量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

和政府行為的不良偏好所決定的。

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農業投入的減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較法則。當某些政策傾向和外部環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時，農民就會采用減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滿，由此導致減產。前年全國糧食總產僅４億３千萬噸，糧食安全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去年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總產達到４億６千９百多萬噸，但能否鞏固住這一趨勢還很難說。中國糧食一旦出現較大缺口，由于人口眾多和交通不便的緣故，靠國際市場調節是沒有保證的。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其基本立足點應放在國內市場上。

資源瓶頸是制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耕地仍然是發展農業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國有限的耕地卻每年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中國的淡水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占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數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減少。

農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由于負擔沉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地產權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短期行為，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向農地投資。現有金融體系根本不把農民作為服務對象，農民即使有合理信貸需求也融資無門。政府財政用于農業的公共投資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至使大量農用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村公共用品供給嚴重不足。

人力資源是發展農業的主體要素。農村勞動力過剩是一個總量概念，而從結構上看，有知識、有文化、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和市場流程的新型農民卻數量有限，極為稀缺。這種狀況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轉變，而是朝著更加惡化的方向發展。

市場競爭考驗著農業的今天和未來。在計劃體制和普遍短缺狀態下，增加實物產量幾乎成了農業發展的唯一目標。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來自于需求的約束使實物產量偏好風光不再。賣糧難、賣果難、賣豬難、增產不增收構成對農業的新困擾。農民既要面對國內市場的瘋狂競爭，也要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角逐。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這一方法并不總是有效。某種優質品種在種植初期可能會賣個好價錢，但一旦大面積推廣，價格立即一落千丈。優質生豬、棉花、反季節蔬菜、瓜果等都沒能逃此厄運。這種由個體理性而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現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戰。這種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權分散到全國2億多農戶，過于精細而形不成規模，無力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隨著人口增減流動和耕地數量的變化，承包權長期不變與調整承包面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雖然中央政府一再聲稱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長期不變”，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謂“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正在動搖著承包制的基礎。其未來結果如何，現在還很難做出一個明晰的判斷。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放棄或失去土地的農戶能否有一個新的謀生出路。如果沒有這種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終走不通，那么，他們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會始終存在。農村土地制度的演進，已經走到了一個關節點上，能否正確處置，關乎中國農業未來的興衰大計。

農民的貧困

1997-2000年，農民收入增幅急劇下降，1996年為9，1997年為6.4，1998年為4.7，1999年為3.3，2000年為2.1。1995年每畝農業純收入為376元，而2000年下降為161元。２００１年以后增幅雖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６．８％增幅的好成績后，繼續保持難度很大。

從農民收入平均值看，還是在緩慢增長，而不是絕對量減少。正是這個“平均值”容易模糊人們的視線，看不清問題的嚴重性。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2萬多被調查農戶，2000年最高1收入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9.6。這部分1的人口擁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計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計算達到26290元/人。每戶家庭純收入達到102700元，分別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這樣算下來，去掉高收入戶的份額，相當數量農戶的收入水平不是緩慢增長，而是絕對下降的，也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絕對貧困化。

農民增收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農民窮困既是農村經濟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農業長期不增收，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影響，農產品供求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上不去，不

第五篇：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農業的脆弱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增長曲線始終處于強幅波動之中。由于中國還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對農業的調節還很不到位，因此，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不是主要由供求關系等市場力量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

和政府行為的不良偏好所決定的。

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農業投入的減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較法則。當某些政策傾向和外部環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時，農民就會采用減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滿，由此導致減產。前年全國糧食總產僅４億３千萬噸，糧食安全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去年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總產達到４億６千９百多萬噸，但能否鞏固住這一趨勢還很難說。中國糧食一旦出現較大缺口，由于人口眾多和交通不便的緣故，靠國際市場調節是沒有保證的。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其基本立足點應放在國內市場上。

資源瓶頸是制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耕地仍然是發展農業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國有限的耕地卻每年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中國的淡水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占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數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減少。

農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由于負擔沉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地產權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短期行為，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向農地投資。現有金融體系根本不把農民作為服務對象，農民即使有合理信貸需求也融資無門。政府財政用于農業的公共投資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至使大量農用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村公共用品供給嚴重不足。

人力資源是發展農業的主體要素。農村勞動力過剩是一個總量概念，而從結構上看，有知識、有文化、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和市場流程的新型農民卻數量有限，極為稀缺。這種狀況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轉變，而是朝著更加惡化的方向發展。

市場競爭考驗著農業的今天和未來。在計劃體制和普遍短缺狀態下，增加實物產量幾乎成了農業發展的唯一目標。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來自于需求的約束使實物產量偏好風光不再。賣糧難、賣果難、賣豬難、增產不增收構成對農業的新困擾。農民既要面對國內市場的瘋狂競爭，也要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角逐。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這一方法并不總是有效。某種優質品種在種植初期可能會賣個好價錢，但一旦大面積推廣，價格立即一落千丈。優質生豬、棉花、反季節蔬菜、瓜果等都沒能逃此厄運。這種由個體理性而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現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戰。這種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權分散到全國2億多農戶，過于精細而形不成規模，無力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隨著人口增減流動和耕地數量的變化，承包權長期不變與調整承包面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雖然中央政府一再聲稱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長期不變”，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謂“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正在動搖著承包制的基礎。其未來結果如何，現在還很難做出一個明晰的判斷。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放棄或失去土地的農戶能否有一個新的謀生出路。如果沒有這種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終走不通，那么，他們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會始終存在。農村土地制度的演進，已經走到了一個關節點上，能否正確處置，關乎中國農業未來的興衰大計。農民的貧困

1997-2000年，農民收入增幅急劇下降，1996年為9，1997年為6.4，1998年為4.7，1999年為3.3，2000年為2.1。1995年每畝農業純收入為376元，而2000年下降為161元。２００１年以后增幅雖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６．８％增幅的好成績后，繼續保持難度很大。

從農民收入平均值看，還是在緩慢增長，而不是絕對量減少。正是這個“平均值”容易模糊人們的視線，看不清問題的嚴重性。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2萬多被調查農戶，2000年最高1收入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9.6。這部分1的人口擁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計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計算達到26290元/人。每戶家庭純收入達到102700元，分別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這樣算下來，去掉高收入戶的份額，相當數量農戶的收入水平不是緩慢增長，而是絕對下降的，也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絕對貧困化。

農民增收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農民窮困既是農村經濟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農業長期不增收，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影響，農產品供求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上不去，不

僅工業品的市場需求將受到制約，也會影響農民對農產品的消費支出，加劇農產品的賣難，令擴大內需方針難以真正落實；農民生活得不到持續改善，農村不穩定因素就會增加，從而產生大量“流民”，危及社會安定；農民不能富裕起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的目標就不可能最終實現。

造成中國農民增收難的原因主要是：

1、稅負。沉重的稅費負擔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頭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十多年前農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動而又準確的概括。據有關方面調查，稅改前的農業稅全國平均只占耕地產量的2.5，很輕；三提五統費總額是農業稅的三倍，較重；而在規定的稅費之外，所謂的社會負擔、以資代勞、達標集資等“三亂”收費的金額比稅費總額還要多，而且沒有什么約束，隨意性很大，確是無底洞。

2、債務。巨額的債務負擔是懸在農民頭上的又一利劍。鄉村巨大的債務負擔，通過一系列中間環節，最終都轉嫁到了普通農民身上。

3、無組織。農民沒有集體談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貧困的重要社會原因。在社會現階段，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各自能夠從社會利益總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額，一方面取決于各自的社會地位和貢獻，另一方面取決于他們的組織程度和影響政策的能力。在這種集團性的利益角逐中，哪個集團的組織程度高，自己的勞動爭取社會給予較高評價的能力強，哪個集團就有可能爭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農民居住的分散性、生產方式的封閉性、社會交往與聯系的局限性、思想觀念上的保守性，他們并沒有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集團，人數眾多的優勢被組織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現出的群體力量十分微弱。他們只能充當社會利益分配結果的被動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動進取者姿態和實力影響社會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傾斜。

中國農村近乎于天文數字的勞動力供給，是造成農民收入增幅緩慢的人口前提。不減少農民，不減少農村人口，農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來。農民的卑微

從理論和法律地位上講，農民是全體社會成員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構成部分，與工、兵、學、商、干享有同樣的權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農民的名義社會地位與實際社會地位相差甚遠。農民在社會結構中的實際地位處于最低層。農民的職業本來是神圣的，沒有農民的勞作和辛勤耕耘，就沒有人類生存所必需的消費資料，也就沒有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然而，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職業的社會心理卻根深蒂固。農民耕作了一輩子，給社會創造了大量的財富，竟然被說成是沒有“工作”。而從事其它職業的人，自被一個組織正式錄用那天起，就算參加了“工作”。除了農業以外的任何行業，錄用人員幾乎都要經過篩選，合格者才能上崗。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其素質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別的行業不要的人都可以干農業。

現行的剛性戶口管理制度，把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農民的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嚴格的戶口等級制中，農戶處在寶塔式等級階梯的最低層。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戶口性質，變為非農戶或城鎮戶，如沒有特殊理由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在雖然有所松動，管制不再那么嚴格了，但農民想變成一個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種極不容易的事情。現行的戶口制度對農民是極為不利的，把他們限制在狹小的地塊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與日益發展的現代文明始終隔著一段距離。

國有財產名義上是屬于全民的，農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員，理應從國有財產的收益中得到好處。可事實上，農民對國有財產沒有實際占有權和支配權，從國有財產的收益中分到的好處也很有限。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列項時被稱為“國家財政支援農業資金”，似乎這部分錢是國家和“工人老大哥”從外部施舍給農民的，農民從來就積累不了資金。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國家在奠定工業化基礎的過程中，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資金，農民為國家做出的真實貢獻長期被掩蓋了。到頭來，農民反而成了困難戶，成了被“救濟”的對象，這在邏輯上實在太荒唐。農民在財產關系上的這種不平等地位，是其社會地位整體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國農民是極易遭受外部攻擊和傷害的群體，但是他們極能忍耐。對他們的利益不損害到一定程度，他們的情緒很少明顯表現出來。在以往大搞政治運動的年代里，許多農民吃不飽飯，過著幾乎赤貧的生活，但還虔誠地“學大寨”、“割尾巴”、“搞窮過渡”。推行農業生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商品經濟觀念有所增強，自主精神開始復蘇。但是，農民的總體力量還是很單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來的傷害。對農民的傷害主要有：政策性傷害，如農業基建投資減少，取消或不兌現已公布的獎勵政策，某些產品國家訂購價格偏低等；交易性傷害，如收購農產品壓價，殘次農機具、假農藥、假化肥賣給農民，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傷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機構的少數干部，依仗權勢橫行鄉里，巧取豪奪，大吃大喝，亂搞攤派，嚴重侵害農民的合法權益。面對這些傷害，農民敢怒不敢言，頂多發發牢騷，消極怠工，不積極完成交售指標，自行調整生產結構。

農民缺少參與政治的具體組織形式。目前在中國大陸，工人有工會，記者有記協，藝術家有文聯，學生有學聯，工商戶有工商聯，總之，各個階層都有一個政治性的常設組織，唯獨農民階級是個例外。特別是農村實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農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產經營單位，生產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務都通過家庭來完成。隨之而來的是黨團組織、民兵組織、婦代會、治保會等原有各種村級正式組織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員會又極不健全，致使農村社會走向失調狀態，許多早已消失的消極甚至丑惡現象重現。

長期以來，對農民問題的觀察，有相當數量的觀察主體是從城市利益偏好出發并以其為判斷標準的。多年來，我們沒有能夠跳出這樣一種循環，當農業衰退，農產品供應不足，威脅到城鎮居民的切身利益時，農業才被又一次重視起來。也只有在這時，才體諒到農民的苦衷，又是“休養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勢好轉，就又把農民丟在一邊，置農民利益于不顧，直至農民不堪負擔，生產積極性下降，農產品急劇減產為止。前幾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謂“騰籠換鳥”的就業政策，攆走農民工，騰出位置讓城市下崗職工就業，其歧視性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解決“三農”問題的四點政策建議

１、牢固樹立起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思想

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破除城鄉分割的發展觀，在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機制上樹立城鄉統籌協調發展觀念，把城市和工業的振興，把農村、農業的繁榮和農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循環中和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中加以通盤考慮。要消除城鄉間生產要素難以有效流動的障礙，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形成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機制，逐步縮小城鄉差別。

２、實現我國農村三大戰略轉型

確定中國今后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不能僅僅滿足于表層的物質需求，而要著眼于解決更帶根本性的深層次問題。戰略目標應是實現以下三大戰略轉型：

一是農業產業的戰略轉型。中國農業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從傳統農業產業向現代農業產業轉型。這種戰略轉型的主要內容包括：

技術基礎轉型。既要發揮傳統耕作技術的優勢，又要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武裝農業產業，大大增加農業產業的技術含量，改善農產品品質，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

產業結構轉型。低層次的產業結構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封閉狹小的市場需求相適應的。面對著市場范圍的擴大和競爭的加劇，面對著需求層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樣化，農業產業的供給結構必須進行戰略性調整，以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這種結構調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動的，而應該成為一種市場導向的有內在動力的生產者自主行為。

產業組織轉型。農業產業的生產、加工、儲運、銷售、服務等環節，應通過專業性產業組織分工協作去完成，發揮分工優勢，以提高產業的組織化程度和市場競爭能力，形成規模效益。

二是農村社會的戰略轉型。一家一戶的細小規模經營，貧弱的經濟和不便的交通，阻礙著農村向現代社會形態的轉變。改變這些不利條件的根本路徑是城鄉互動，良性轉換。通過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戰略，有序地把一部分農村人口轉化成非農產業人口，進而游離土地變為城鎮人口，從而融入現代社會生活之中。通過教育、文化、科技、人員交流、產業聯系、各種媒體的紐帶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現代文明輸入農村，逐步改造農村的社會意識和社會結構，把農村演變到現代社會形態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