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中國總會計師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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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總會計師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作者：李志遠

來源：《財會通訊》2005年第02期

第二篇：中國總會計師簡介

中國總會計師(CFO)協會簡介

中國總會計師(CFO)協會是經財政部審核同意民政部正式批準依法注冊登記成立的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非盈利性國家一級社團組織。會員單位主體為國有重點大型企業、具有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及設置總會計師職位的行政事業單位。個人會員包括總會計師、首席財務官、財務總監、財務主管及直接以CFO命名的企業高管。協會主管單位：財政部；業務指導單位：財政部。

中國總會計師(CFO)協會成立于1990年。20年來，協會在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下，在歷屆理事會及歷任會長的領導下，經過廣大會員的共同努力，協會自身建設與事業發展都取得了卓著成績。協會現有十八個行業分會，基本上涵蓋了各行各業。省市地方協會為總會團體會員。2004年，協會參加了全國優秀社團成就展并開始參加國際財務總裁協會聯合會活動；2005年，成為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委員會咨詢團成員。另外，協會還與 英國皇家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等多家國際同業組織保持著友好往來及合作關系。經過多年努力，中國總會計師(CFO)協會不僅成為在國內具有較高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社團組織，在國際上也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協會的辦會宗旨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全心全意為會員服務，為廣大總會計師服務，為建立和完善中國現代總會計師制度而奮斗，把協會建設成為中國總會計師之家，建設成為總會計師與政府、社會相溝通的橋梁。

現在的總會計師，已經不能再局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那個傳統概念，新形勢賦予了總會計師這一概念以新內涵，它的職能與地位應當與國外的CFO相同。所以，中國總會計師(CFO)協會，也就是中國CFO暨中國首席財務官協會。

第三篇：對信訪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采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

為了保持各級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信訪秩序，制定本條例。

對信訪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摘要：信訪是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渠道，是實現和維護人民群眾民主政治權利的具體形式。在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宏觀背景下，進行體制現代化變革，改革現行的信訪制度，推進信訪工作的制度、內容和方法的創新，在法治框架內尋求新的解決方案，最終就是要依法規范信訪秩序，形成一個良性的法治氛圍，達到法治信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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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訪制度；法律服務；依法行政

一、信訪的歷史沿革和概念界定

信訪最早是在1951年6月7日政務院所頒布的《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中規定的。根據該決定對人民的來信來訪的表述“各級人民政府對于人民的來信或要求見面談話，均應熱情接待，負責處理”，可以看出，這時期民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就是有序的書信和“見面談話”，由此我國的信訪制度應運而生。我國信訪制度的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1951年6月至1979年1月的大眾動員型信訪。這一階段的信訪受到政治運動的制約，每逢政治運動一開始，來信來訪猛增，其內容主要是揭發他人問題；到運動后期及運動結束后相當一段時間里，反映運動中存在的問題或要求落實政策的信訪開始增多。這一時期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領導干部接見來訪群眾日制度”，國務院幾個信訪機構于1965年成立了中央機關聯合接待室，到1966年有二十多個中央機關參加聯合辦公。第二階段是自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撥亂反正型信訪。在這一時期，信訪迅速從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邊緣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信訪的人數之多，解決問題之多，都是史無前例的，大批上訪者涌向北京，主要內容是要求解決大批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為此，中央于1979年成立了“中央機關處理上訪問題領導小組”。第三階段是自1982年2月至1990年前后的安定團結型信訪。隨著國家在1982年宣告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完成，信訪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轉變為化解糾紛、實現救濟。［1］

“信訪是指人民群眾通過寫信或面談的方式，向黨政機關、人民團體、電臺報社等組織或領導人反映情況，對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及工作人員向負責人提出批評、表揚或建議。”［2］我國信訪制度的產生與存在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這種制度曾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在聽取社會弱勢群體的呼聲、實現社會正義等方面起到很大的權利救濟作用。但它一方面敞開大門，向民眾提供一種在法律系統之外解決法律問題的途徑，另一方面又為對司法活動的行政性干預提供制度化的正當渠道。可以看出，我國的信訪制度屬于“公共行政”的范疇。“公共行政”不僅包括立法、司法，而且包括受到法律規范制約和授權等限定的政府的活動。信訪表現在行政領域，是現代國家為公民提供的補救措施，公民通過獲得司法行政中的補救，以保護其利益。［3］由于受到我國長期封建社會行政與司法合一體制的影響，群眾習慣于通過行政手段化解糾紛，而不愿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矛盾。百姓仰仗“清官”為民做主的思想，是被儒家文化浸透深植于中國國民骨子里的一個傳統，“因此，現行信訪實際上是一種框定于行政權威或者說是領導權威的救濟機制，雖然其宗旨和目的是為了尋求正義，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但實質上仍然是歷史上的?清官情結?，期盼借助行政權威的力量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4］。

二、我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我國正在形成一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失業工人要社會保障，被拆遷戶要拆遷補償，農民要征地補償，軍轉干部要待遇，等等。社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利益團體，有著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同時，公民的經濟自由不斷得到實現和擴展之后，公民主體的權利意識和對社會公益的關注也在日益強化，民主訴求的意愿不斷增強，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高漲，而公民政治參與的擴大和提升，無疑會推動我國的法治化進程，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雖然目前的信訪工作已陷入重重困境，但是信訪在我國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有著積極的意義。只要尋求新的出路，對信訪制度進行準確的功能定位，就能使信訪制度重新煥發青春。

近年來的信訪量中還呈現出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涉法涉拆類上訪持續攀升，居高不下。①筆者認為，應當及時把符合條件的信訪案件直接引入法律渠道，以切實保障信訪人的合法利益。一些問題本該通過訴訟渠道解決，然而群眾卻大量涌入信訪渠道，寄希望于通過行政途徑解決問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律意識日益深入人心，公民的維權觀念增強，這是我國民主和法制進程達到一定階段的可喜表現，越來越多的公民把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民主要求通過上訪來實現。這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好事，但群眾無論遇到什么性質的問題，動輒上訪，實可不必，公民的合法權益當然應受法律的保護，但法律更強調的是依靠法定部門依據法定程序去實現權益的保護，這是法治而非人治的要求。

涉法信訪類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大部分信訪群眾對復雜的法律程序、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理解片面，陳述自己的問題缺乏客觀全面性，感到解決自己的問題無從下手；

2、根據我國現行訴訟體制，有些問題要想贏得訴訟解決，必須具備相應的舉證和應訴能力，否則即使有理也會敗訴，這些障礙客觀上限制了信訪群眾進入訴訟等程序解決問題；

3、客觀評價我國公民的生存條件，大部分信訪群眾感到訴訟成本較高，無力支付訴訟等費用；

4、信訪部門對上訪事項進行詢問掌握后，認定屬涉法類問題，但由于職責所限，不可能為上訪群眾提供更進一步的幫助，而司法獨立原則也使信訪部門在運用行政手段將案件批轉司法機關時十分慎重。”［5］因此，大量的涉法信訪問題仍然滯留在各級信訪部門無法解決，造成重復上訪、越級上訪、直至進京上訪，影響社會穩定。

“法律應當達到和保護正義之目的。這既是人們的期望，也是立法者明確的或者默示的許諾。”［6］“信訪制度雖然可以使法律正義的目標部分得到實現，但這一過程恰恰是以犧牲法律的自主性和現代法律賴以取得合法性基礎的程序性價值為代價的。”［7］“但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法治精神依然薄弱、人治傳統依然強大的社會中，我們當然應該更多強調對司法救濟制度本身的完善，而不應過分強化信訪救濟這種非司法救濟手段。不過，也正因為建設法治社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為防止用盡司法救濟仍無法獲得權利保障，我們仍然必須保留信訪作為基礎性的救濟的權利。”［8］正因如此，針對目前大量的涉法上訪，我們應該積極地加以引導，通過引入法律服務的方式，使上訪者明白哪些問題應該上訪或不該上訪，哪些問題應由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處理。這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它有利于減輕黨政機關信訪工作壓力，有利于信訪問題的順利解決，有利于增強群眾對政府的信任感，有利于依法行政。

三、信訪制度改革的可行性路徑

在行政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信訪救濟何去何從？學界一般有兩種意見：主流意見認為信訪制度從根本上說與法制化進程相違，應該取消這種制度；另一種意見認為關鍵在于信訪立法，應將信訪制度納入法制建設的正規軌道；還有一些領導和專家建議重新構建信訪體系框架，整合信訪信息資源，探索“大信訪”格局，并通過立法統一規范信訪工作，從而建立起高效的信訪監督監察機制。［9］筆者認為，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變遷都有其歷史的過程，“法的現象絕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不斷運動的社會現象”［10］。我們應該順應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社會現實的需要，本著有利于確立司法的核心地位和權威，有利于實現對公民權利的有效救濟，把信訪放在國家整個權利救濟體系的建設中整體考慮和推進，做出有益的制度創新。如貴陽市2003年建立的“人大信訪法律咨詢日”就是一個成功的嘗試，在信訪工作中引入法律服務機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依法去規范、去治理信訪工作，用法治的方法和手段來規范信訪制度，形成一個良性的法治氛圍，達到法治信訪的目標。

在具體的操作方案上，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建立公益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在黨政和人大信訪機構內設立公共法律援助機構，將信訪和法律援助有機結合起來，聘請和動員有社會責任感、具備執業資格的人擔任公益律師，為上訪者提供法律服務。公益律師接到群眾信訪材料后，應提供免費咨詢，并根據所反映問題的性質，為群眾代寫各類訴訟狀或行政復議申請書，指導其按照法律途徑解決問題。［11］大多數信訪者為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和市民，受職業水平、知識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局限不可能熟知法律的條條框框，因此政府有義務為上訪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支持。公共法律援助機構參與信訪工作，就可以從專業法律的角度協調解決信訪部門難以解決的問題，使問題的處理一步到位，這樣不但可以及時地解決群眾上訪問題，而且使上訪群眾懂得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更有利于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

（2）設立法律服務室。在各級信訪部門建立信訪法律顧問室工作機構，司法行政機關選派政治素質高、業務水平強的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人員駐法律服務室開展工作，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開展法制宣傳，向信訪人宣傳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對信訪人的信訪案件，需要通過調解復議、仲裁、訴訟程序解決的，要積極引導信訪人依法處理，提供法律援助服務；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信訪人，要認真做好接待登記和審查工作，并依《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組織實施；還可以接受信訪部門的委托，提出涉法信訪個案的法律意見，參與重大疑難案件的法律論證，提出司法建議。

（3）建立信訪代理制度。現代社會是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在各個領域相繼出現了各種代理機構,這些機構和組織的出現對公民權利的保障與實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信訪制度中,筆者認為也可以借鑒和引入代理制度。一些地區在街道辦事處推行的信訪代理員制度已經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但在信訪制度中,必須明確信訪代理的機構為非政府組織或群眾自治組織,因為不行使國家權力的非政府組織或群眾自治組織,能站在比較公正的立場上,維護公民個人的權利”［12］。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公民對待信訪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會像對待訴訟一樣，聘請代理人為自己進行信訪。如果有信訪代理制度并能夠理想地運行起來，那么就不會出現像2004、2005年那樣的“信訪洪峰”了。

（4）提高信訪工作人員的法律素質。信訪工作人員的素質包括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在業務素質中，法律素質是一項重要內容。從信訪所涉及的問題看，不少問題本身具有法律事實和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缺乏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信訪接待者如果僅僅根據上訪者一面之詞，對信訪事件作出處理和答復往往失之偏頗，這是在信息非對稱性狀態下進行決策的必然結果；特別是涉及復雜的信訪案件時，缺乏專業素質的信訪處理人往往本能地從實體公正的角度進行評判，就可能引發更多的信訪事件。如果不同的信訪工作人員對同一類信訪事件的法律實體和程序規則理解不同，就會導致紊亂，從而對信訪制度的法治進程起著阻礙作用。法律素質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法律知識、法律意識和執法的能力，其中，掌握信訪法律知識是先決條件，只有具備了信訪法律知識，才會逐漸培養信訪法律意識，提高信訪執法能力。從目前情況看，一些地方的信訪承辦人員信訪法律知識掌握不多，基本處在憑經驗、靠政策辦理信訪的階段，與建設法治信訪的要求差距較大。提高信訪隊伍的法律素質的途徑有兩條：一是對現有人員進行大規模的培訓；二是有計劃地引進法律人才。總之，只有整個信訪隊伍法律素質提高了，才能將建設法治信訪推進到一個新水平。

可以看出，以上幾條思路基本上都與法律服務相關，可以看出，信訪工作迫切需要律師參與，律師運用自己的職業知識、執業技能和執業經驗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同時，與國家政府部門和其他社會組織一起，肩負著推進社會民主與法治、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使命。律師參與信訪成為信訪部門搭建信訪與訴訟、仲裁和復議等的橋梁：（1）律師制度和信訪制度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從制度設立的目的看，都是國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各項權利，解決人民群眾遇到的困難而設立的；從制度本身所起的作用看，都具有排憂解惑、化解糾紛、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和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從制度的性質看，都屬公民合法權益保障制度，屬社會矛盾解決機制的組成部分，一個是通過私權力救濟渠道，一個是通過公權力救濟渠道，但最終的目的完全一致。（2）律師參與涉法信訪工作與信訪部門的工作內容存在交叉之處。信訪的服務對象中有一大部分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缺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所以才會選擇最方便的上訪作為他們維權的手段，而律師參與此項工作后，對待這類人，可徑行啟動法律援助程序，采用緩、減、免律師費的辦法為上訪當事人提供便捷、優質的服務。（3）實踐中兩者具有互補性。無論是信訪部門還是律師服務機構，在完全相同的指導思想和工作目標前提下，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同時同地看待同一信訪事項所做出的反應，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最終形成的意見、觀點和解決方案，正確率高，可行性強，有利于問題的解決。［13］同時，律師通過執業活動，向社會主體闡釋法律精神并激活了法律原則與法律制度，促進了社會法治水平的提高。

四、關于信訪制度的幾點思考

隨著我國政治現代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隨著人們權利意識與主體意識的覺醒，公民的政治參與也將會不斷擴大，也必定會有更多的人通過政治參與尋求個人權利的保障與實現，必將不斷嘗試在現行的參與結構中逐漸找到實現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徑。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信訪機制的功能不斷擴張的現實原因，回顧一下我國信訪制度的發展歷程，客觀地講，它作為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一種收集和反映民情的制度設計，在聽取社會民眾呼聲和實現社會公正等方面確實起到過一定的權利救濟作用；但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在制度設計之初它就處于我國的法律系統之外，實際上是一種反映民情和解決民眾問題的“制度外的正式制度”，這種“制度外的正式制度”向社會公民提供了一種在行政和司法系統之外解決問題的途徑，它由過去的“訴情”（反映民情）轉向現在的“求解”（解決問題），成為社會公民面臨問題和矛盾所選擇的并且優先于其他行政救濟或司法救濟而選擇的救濟方式，其功能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扭曲。

信訪制度實際上是實現政治需要的一種手段，為經濟基礎、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服務，通過國家機器去協調、去規范各種社會關系，以期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穩定和讓人們過上安居樂業生活的目的。傳統的信訪制度的功能發生了扭曲但并不是說信訪制度在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下已經失去了生命力，也不是說信訪制度對法治絲毫沒有貢獻，“在如今我國司法公正和法律服務都不能令人滿意的大環境下，信訪制度卻又能使有些問題得以合法合理解決，且對于權力監督機制的完善發揮著獨特的作用”［14］。我們認為，信訪制度的出路在于制度創新，信訪是關系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的制度設計，信訪這種傳統制度也需要進行與時俱進式的變革，使得傳統的信訪制度通過制度創新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應當是信訪改革的大勢所趨和必由之路。

不可否認，信訪制度的強化不利于我國目前正在實施“依法治國”的宏偉治國方略，不利于推進我國的法制進程，我們應該更多強調對司法救濟制度本身的完善，而不應過分強化信訪救濟這種非司法救濟手段；但是在我國目前公眾通過司法救濟途徑還不十分有效的情況下，信訪制度的穩妥改革是很有必要的。為信訪制度的改革注入法治的精神，在法治的框架內對信訪制度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將信訪工作和法律服務相結合，那么80%的涉法信訪案件就能夠通過司法途徑得以解決。因此，應繼續將信訪置于適當位置，從完善國家整個解決糾紛機制的高度來改革、改進信訪。通過漸進的方式疏通公眾參與和投訴的渠道，樹立司法的裁判權威，并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這才是我國信訪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第四篇：近代史論文對當前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考

2012-2013年第二學期《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科目考查卷

專業：應用化學班級：應化11-1班任課教師：

姓名：學號：成 績：

對當前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考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取得突破，建立了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成果顯著。但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中國的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卻相對落后。其中，戶籍制度改革的問題尤為突出。

戶籍制度，是一個國家最根本的社會管理制度之一。從最原始的意

義上講，它起著兩方面的作用，一是人口登記，為政府的統一管理和調

查服務；二是人口管制，促進人口合理遷移，緩解城市的壓力。

然而，由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的戶籍制度被附帶了

很多利益性的東西，例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等都以戶口為

標準，就業、醫療、教育、住房分配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項都和

戶籍制度直接掛鉤，多項法律條文也依據戶籍制度而制定。我國自1994

年以來按居住地和職業將公民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在這種城鄉

戶口二元管理的制度下，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在很多方面被區別對待。

例如，2006年在重慶發生的一起車禍中，三名少女不幸喪生。事后，兩

城市女孩各獲得二十多萬的賠償，另一名農村女孩所獲賠償金卻不及其

一半。這種“同命不同價”的現象明顯不合理，但卻合法：據人身損害

賠償司法解釋，死亡賠償金的計算依據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遠高于農村居民，故賠償金額有此差別。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在城鄉居民之間存在一道高大的壁壘，這道壁壘表面上看是戶籍制度，本質上則是由戶籍所帶來的經濟、政治、法律各個方面的權利的差別。因此，我認為，戶籍制度的改革，根本上在于不斷減少戶籍的附加值，縮小乃至消除城鄉差別，最終將戶籍制度由二元分割制度向居民一體化管理方式轉變。

客觀地說，在中國追趕世界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戶籍制度發揮了吸納農村資源，積聚國家力量的作用。而今日戶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提上議事日程，首先是因為中國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不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導致的不公平，中國不是找不到新的發展動力，而是任何動力都無法在現有戶籍制度框架內得到釋放：當億萬農民被束縛于土地的時候，拉動內需是不可能的；當2億多農民工被拒絕給予完整市民權，城鎮化就是舍近求遠，要想同工業化齊頭并進就絕無可能；當在城市中的農村務工者及他們的子女繼續既回不了農村的家，又進不了城市的門的時候，中國新一輪體制改革的利益格局調整就無法實施到位。戶籍制度及其造成的不公平已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障礙，破除不公平的戶籍制度的束縛已經成為社會共識。

現在，國內很多地區如福建、廣東等已取消農業戶口，統一登記居民戶口。但在我看來，如果僅僅取消“非農業戶口“標記而實行“居民戶口”標記，卻不改變戶籍背后的利益差別，不打破戶籍制度所聯系的利益鏈，那么，改革只是一紙空談，并不能真正解決戶口歧視問題。

因此，我認為，要改革戶籍制度，應該從兩方面著手，首先要改革的就是土地制度，由于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農民一旦放棄農村戶口其就再也無法獲得耕地了，這極大地降低了農民向城鎮遷移的意愿，拖了中國城鎮化的后腿，更阻礙了中國農業的現代化。

其次在利益分配上，需要中央與地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不斷減少

戶籍的附加值，使戶籍制度回到最原始的意義，使其與福利保障逐漸分離。由于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進程中，地區的經濟發展差別很大，比如東部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早，經濟發展快，以人口遷入為主；中西部相對落后，以人口遷出為主。因此，現階段應由各地方依據當地的實情各自先行探索戶籍制度改革，等時機成熟，積累一定經驗后，再從國家層面推行統一的戶籍改革制度，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使其法制化、規范化。

我認為，在地方的戶籍改革中，首先要做好綜合配套改革，使城市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跟上來。正如前文所述，戶籍制度被附帶了許多利益性的東西，與教育、醫療保險、就業、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息息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在戶籍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就應預計城市的承載力，規劃好允許的最大遷入量，考慮地方財政和公共服務的情況，才能合理控制遷入人數，從容應對各種情況。反之，則會出現嚴峻的后果。例如，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是個美麗繁榮的城市，高樓林立，卻同時擁有無數的平民窟，飽受城市暴力的侵襲。這正是因為它在過去三十年中過度城市化，允許大批農民進城的過程中，沒有解決好社會保障的問題。分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導致城市居民的兩極分化，于是出現了大片的貧民窟，而貧富差距又引起了犯罪率的升高和城市暴力的增加。這個例子對我們無疑是前車之鑒，警示我們加強戶籍制度之外的制度保障，預估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承載力的重要性。

其次，在對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可以堅持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的分離制度，農村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但使用權（承包權）依然歸原有農民所有，同時允許土地使用權的交易，逐漸的讓土地集中到少數的職業農民手中，提高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水平，同時把農村富余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提高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拉動內需，提高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有過度依賴外貿和政府投資拉動GDP的經濟結構，避免中國重蹈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覆轍。

第三，從根源上說，改善生活是遷移的主要動力。正是由于城鄉的巨大差距，才出現了龐大的民工潮。因此，在推進城市發展的同時，國家應對農村提供大力支持，包括資金、政策和技術等。例如，從財政中撥專款改善農民生活水平，出臺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派農業技術人員到地方上傳授新的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值，同時，還可以鼓勵農民工回鄉發展農副產業，幫助農民致富。通過這些途徑，逐漸縮小城鄉差距，從根源上控制遷移人數，解決戶籍糾紛。

第四，建立專門的戶籍管理機構，在管理上，中國戶口管理主要是依靠各種行政命令來執行，各地區、各部門之間條塊分割及不協調現象較為嚴重（而國外戶籍法或民法典中有專門對戶口管理所做的規定），比如出生、死亡則規劃到計劃生育委員會，而婚姻登記和統計協調則是由民政部負責，而具體的人口統計則歸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而戶口的遷移及流動人口的管理則主要由各地公安部門負責。而相關部門從不同側面建立的人口信息網絡等方面，有著業務上的交叉重復，部門間的機構重疊，造成力量分散，人力、物力、財力上浪費，所以很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處理負責有關戶籍人口管理業務，提高行政效率和為民服務的水平。

第五，探索建立城鄉統一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現行戶籍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特征。當前，許多地方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上已初見成效：取消了人為的、行政的戶口“審報"制度，以準入條件取代計劃管理，實行屬地化管理和職業登記，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開始建立起來。在此基礎上，要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漸次推開，按省、市、自治區行政區劃建立城鄉統一的居民戶口。這是為以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戶口的必要條件。戶籍制度改革的價值要求是促進全體公民發展機會的平等化。農民和城鎮居民可以在同一個制度平臺上憑能力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這會對城鎮化的發展帶來強勁的動力。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的建立，不僅要消解遷徙限制的行政干預因素，而且在精神上有著提升民族精神的重要價值。消除了戶口歧視的制度性原因，意味著人們身份的變化，有著更平等的人格價值取向，有助于增強立于個人能力的價值觀念，提高人們市場經濟的競爭意識，這對城鎮化建設具有長遠的制度效應。

當前，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還處在地方各自的探索階段，未來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我認為只要我們明確了方向，即不斷減少戶籍所附加的利益，縮小乃至消除城鄉差別，并做好綜合配套改革的充分準備，那么，中國一定能最終實現城鄉一體的戶籍制度，實現人口的自由遷移，真正消除戶籍歧視與不平等的現象。

20013-6-16

第五篇：對教師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對教師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通道侗族自治縣職業中等專業學校：楊沅睿

摘要：教師管理制度的構建對于教師隊伍的建設管理有著顯著的影響，進而間接的影響學校的整體教學水平。因此在實際的教務教學管理過程中，學校要對教師管理制度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及時的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與教師隊伍的發展情況對管理制度進行改革，進而提升制度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文章結合實際的教務管理經驗，對教師管理制度改革進行探究，為完善教師隊伍管理工作提供相關的參考。

關鍵詞：教師管理；制度改革；改革措施；管理有效性

教師管理工作的開展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予以配合，隨著學校教學環境的變化以及教師隊伍實際情況的變革，現有的教師管理制度往往存在著一些不符合學校實際管理需求的地方，進而造成制度管理效率的低下。尤其在教師工作業績考核、制度的公平性和客觀性、制度的執行力方面，現有教師管理制度與實際管理需求的不適應日益的凸顯。因此教師管理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管理制度中的條例、執行的范圍、獎懲措施等具體內容也應當得到精細化的處理與探究，進而保障教師管理制度改革能夠得到更有針對性的支持，保障改革的有效性，為構建高效率的教師隊伍提供支持。1.現有教師管理制度存在的問題探究

文章結合實際的教工管理工作，在本節首先對現有的教師管理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探究，以從制度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發掘管理制度存在的不足點，進而為教師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相關的參考與切入角度。1.1體制管理量化困難，教師工作考核難以細化

現階段教師管理制度的構建往往采取的是“指導式”的管理模式，制度條例的制定側重宏觀管理，部分的制度往往只是注重方針方面的指導，并沒有在細節方面制定有針對性的管理方案與調理。因此實際的教工管理過程中，教師的工作業績、教師的教學水平等情況無法真正的去量化衡量，制度的激勵效果、制度的懲戒性無法得到落實，進而整個制度的有效性難以發揮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教師的管理工作難以高效率的開展起來，客觀性、科學性、公平性無法得到保障，整個制度的預期目標難以實現，實際的教學效果也無法獲得提升。

1.2制度落實缺乏監督，管理制度落實效果不理想

由于教師管理制度不等同于一般的管理條例或者規章，因此整個教師管理制度的建設往往忽視監督制度模塊的建設。在宏觀角度下，監督條例的制定往往也只是注重宏觀方面的指導，強調制度的重要性與地位，總體的監督條例往往只能在思想認識方面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對于制度的落實的質量、制度的公平性、制度的執行范圍無法起到強有力的約束作用。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教師管理制度很難獲得實際的監督，制度的執行以及管理效果的發揮也無法真正的被體現出來。1.3“人治”強于制度管理，制度執行缺乏保障

現階段，學校官僚化、等級化現象仍然非常的嚴重，職位權力高于教學能力，人治管理強于制度管理，這些現象的存在逐漸的弱化了教師管理制度的執行力度，各項制度逐漸被架空，多數情況下，教師的工作管理、教學質量監督以及工作獎懲都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從這一方面來看，現階段整個教師管理制度的執行仍然缺乏必要的保障，實際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考量。

2.關于教師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根據文章的分析，現階段教師管理制度的建設與落實仍然存在著量化困難、監督不力、制度執行缺乏保障等問題，對管理制度效果的發揮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文章在本節結合之前的分析，對教師管理制度改革進行進一步深化探究。

2.1精細化教師管理條例，保障管理工作的量化處理

教師管理制度難以量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制度條例無法獲得精細化的建設，教師工作的考核與管理無法找到具體的條例依據，因此現階段在進行管理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學校的管理層首先要注重對教師管理條例進行精細化處理，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將具體的工作內容落實到管理條例中來，并予以詳細的量化標準。只有精細化教師管理條例，使得教師的管理工作有具體可行的依據，并且能夠得到科學的量化，教師的實際教學工作才能得到最為客觀的評價，獎懲的執行也能更加的公平合理。2.2建立獨立的監督條例，充分發揮教工代表、工會以及學校管理層的監督作用

監督工作的缺乏往往會造成教師管理制度效果的缺失，因此教師管理制度改革的另一個重點工作就是應當建立起一項獨立的監督條例，提升監督條例的實際地位，并同樣做到精細化處理。同時，學校應當積極的發揮教工代表、工會以及學校管理層的作用，結合監督條例的實際標準，對教師管理條例的落實情況、客觀性、公平性進行全程的跟蹤監督，進而以規范的制度、多方強力度的監督來保障教師管理制度的落實，提升學校教師隊伍管理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保障制度管理效果的充分發揮。2.3提升制度與實際工作的透明性和管理地位，強化制度的執行力

人治強于制度管理的首要原因在于權力的過度集中與濫用，在制定規范的監督條例前提下，學校管理層要加強教師管理制度與教工管理工作的透明度，詳細介紹管理制度中各項條例的含義與量化標準，保障制度的客觀、無異議。同時建立起教工管理工作跟蹤記錄，使得教師的管理工作能夠與教師管理制度相對應起來，經得起比照推敲，經得起全體職工監督，將權力限定在教工管理制度的范圍之中。只有保障制度管理強于人治甚至完全替代人治，教師管理制度才能真正的得到落實，并且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整個制度的執行力才能真正的建立起來。結束語：

文章通過對現階段教師管理制度的分析發現，現有的教師管理制度仍然存在著體制管理量化困難，教師工作考核難以細化；制度落實缺乏監督，管理制度落實效果不理想；“人治”強于制度管理，制度執行缺乏保障等問題，整個教師管理制度的效果無法真正的發揮出來。因此在教師管理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學校管理層一定要有針對性的采取相關的措施，保障教師管理制度的執行力。一方面，要精細化教師管理條例，保障管理工作的量化處理；另一方面，要建立獨立的監督條例，充分發揮教工代表、工會以及學校管理層的監督作用；最后要不斷的提升制度與實際工作的透明性與管理地位，強化制度的執行力，保障教師管理制度能夠真正的成為學校教工管理的依據，提升教師隊伍管理的水平與效果。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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