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罪刑法定原則論文文獻綜述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為罪刑法定主義。它的基本意思是說：任何人受到何種處罰應由法律明文規定，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不受任何形式的處罰。貝卡利亞則將其解釋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追究罪刑法定原則的最早淵源，則應該追溯到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自由大憲章》，憲章中第39條明文規定：不經貴族依據法律審判，自由民不受拘留、監禁、沒收財產、放逐、傷害、搜查、逮捕。學界普遍認為，這一條具體的法律條文所隱含著“以適當法律進行合理的審判”的潛在意思，認為這一條文是罪刑法定原則產生的思想萌芽。伴隨著17—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罪行擅斷的革命勝利，這些思想家極力倡導制定明確的成文法，于是系統地提出了罪刑法定思想，并與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中得以確立。其中，第8條明文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定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這條法律的明確提出，為后來確定罪刑法定原則打下了理論基礎。由于這一原則蘊涵著民主與法制，既能有效保障人權，同時也可以限制刑罰權的濫用，還可以保護社會，比較符合人民的公共意志，所以普遍被世界各國人民所接受，將其寫入本國的刑法中，使其成為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的首要原則，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也屬于根本性問題，一直為刑法學家所高度重視。近幾年來，刑法理論研究者和司法實務人員紛紛對罪刑法定原則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同時也發表了很多有價值的見解。

罪刑法定原則自提出到現在，其內容一直在不斷的演變和補充之中，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具有歷史的嬗變性。學界對罪刑法定所蘊涵的價值認識不一致，出現了不同的觀點。有一種觀點認為，現代刑法對罪刑法定的看法已偏離了其本義；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罪刑法定不但具有限制刑罰權的濫用和保障人權的作用，而且還具有保護社會的功能，其內涵一直處于不斷發展、不斷完善之中，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研究者用不同的角度與方法去觀察、去思考、去分析，所以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馬克昌認為，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六項：

一、排斥習慣法。即法院不能以習慣法對行為人定罪判刑，而只能以規定犯罪和刑罰的成文法作為定罪判刑的依據。

二、禁止類推。類推容易導致法官隨意適用法律，踐踏人權。

三、刑法無溯及效力。即不允許根據行為后施行的刑法處罰施行前的行為。

四、禁止絕對的不確定刑。因為絕對的不確定刑容易侵犯公民的人權。

五、明確性原則。即法律用語必須明確易懂，避免含糊籠統。

六、實體的適當原則。即指刑法規定的犯罪和刑罰都應認為適當的原則。楊興培認為，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應該包含這幾個方面：其

一、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確的規定，不允許司法人員自由擅斷，也不允許司法人員用以后頒布的法律懲罰以前的行為。其

二、實定化。即對什么行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產生的具體法律后果，都必須做出實體化的規定。其

三、明確化。即刑法條文必須用清晰的文字表述確切的意思，不得含糊或模棱兩可。陳興良認為，在價值觀念從個人本位向個人、社會雙本位變遷的現代社會，罪刑法定原則的機能也產生了轉移，從只重視人權保障機能向保障機能和保護機能協調轉移。社會保障機能是通過對犯罪的懲治來實現的，因而屬于罪刑法定的積極機能或擴張機能；而人權保障機能是通過限制國家的刑罰權而實現的，因而屬于罪刑法定的消極機能或曰限制機能。罪刑法定的保障機能和保護機能并非勢不兩立，而是可以在共同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并協調發展。

在刑法的理論研究中，舊派與新派是互為對立的兩個流派。其實，舊派與新派的對立，在一定意義上表現為人權保障與社會保護的兩個機能之爭。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刑法的價值之爭。舊派以自然法學為基礎，建立在個體人的認識之上，強調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新派以社會法學為基礎，建立在社會人的認識之上，強調刑法的社會保障機能。換言之，造成這兩個流派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出發點與視角不一致，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兩者形成針鋒相對之勢。

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和內涵十分豐富，它既包括了西方古典刑法學家的學說，也包括了現當代刑法理論家的思想與觀點。英國哲學家洛克認為，人們原本生活在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之下，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是自由平等的關系。根據自然法，他們享有人身自由權和財產權，同時也不能侵犯他人的這些權利。但每個人的這種權利都有可能受到他人的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規范來保障他們享有的各種權利。這就為罪刑法定原則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論基礎。孟德斯鳩首倡三權分立，使其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力。這樣，不僅限制了法官隨意解釋法律，避免法官的擅斷，同時也保障了人權自由，為罪刑法定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費爾巴哈則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和絕對性，既有利于起到一般威嚇心理的強制作用，還使刑法作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行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

從上述罪刑法定原則的產生背景及價值內涵來分析，在刑事立法中確定罪刑法定原則應具有以下價值：第一、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涵應限制社會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取向。作為法制國家，法律的發動與適用都應遵守嚴格的程序，不能任意行使，特別是對以暴力機關作為后盾的國家司法機關，要更嚴格限制其權力的行使。第二、其基本內涵體現了刑法對人權的尊重，人權作為人的自然權利，應該廣泛而充分地享有。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基本原則的確定，使人權等到有效的保障。第三、其基本內涵還具有保護社會的價值思想。人的社會活動必須遵循一定的秩序，而秩序意味著根據一些規則來調整沖突，這就是法律得以導入社會生活的原因。如果對自身行為的不可預見就影響到人們的社會生活，由此會導致對法律、對社會的不信任。所以，罪刑法定的確立能起到一種導向的作用，指導人們的行為和方式，從而保護了社會。

綜上所述，作為罪刑法定原則，無論從絕對意義上的理解，還是從相對意義上的理解，其最直接的、最核心的基本內涵在于保障人權、限制國家刑罰權的濫用和保護社會的價值功能，因而從刑法本體結構的角度充分反映了刑法所應具有的公正價值觀和體現正義的價值底蘊。

第二篇：關于罪刑法定的社會調研報告

關于罪刑法定的社會調研報告

社會調研報告

筆者認為，對罪刑法定原則要從四個層次上來理解，即觀念上的罪刑法定、原則上的罪刑法定、制度上的罪刑法定、司法運作上的罪刑法定。只有從形式到精神、從制度到觀念等多個角度來認識罪刑法定，才能對其全面掌握。我國刑法學界所制指的罪行法定一般僅指制度上的罪刑法定，即強調以成文

法典來確定犯罪與刑罰。筆者認為，這僅僅是罪刑法定在法律表述方式上的內涵，由于將罪刑直接或間接地等同于成文刑法，就產生了認識上的偏差，將強調罪刑法定等同于刑法條文的細密化或者說是具體化，只重視立法忽視刑法的執行，即司法。筆者認為，首先，罪刑法定不等于刑法立法的細則化，在立法時要根據實際情況“該粗則粗，該細則細”；其次，在刑事司法中要堅持罪刑法定，即強調罪刑法定的精神追求，在司法中要體現罪刑法定關鍵是要嚴格執法，才能確保司法公正。

三、如何看待罪刑法定原則與司法解釋問題

像上述存在的這類犯罪,有些對社會危害極大,不追究其刑事責任又縱容了犯罪,追究責任的話又不知根據哪條法律,如何解決呢?其實也就是傳統說法中的絕對罪刑法定和相對罪刑法定之間的對立,也就是現在常說的罪刑法定原則與司法解釋問題.這里主要闡述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罪刑法定原則與類推解釋

有學者認為類推解釋是指對于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事項，就刑法中最相類似的事項加以解釋的方法，由于類推解釋的前提是刑法對需要解釋的事項沒有明文規定，故類推解釋必然是超出刑法的規定解釋刑法，超出公民預測的范圍解釋刑法，其內容必然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即使類推解釋的結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因此，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有的論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并從形式側面和實質側面進行了論述。第一，從形式側面看，罪刑法定禁止類推解釋。立法者是通過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圖的，因此，在解釋刑法時，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義內解釋。同時，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體系，故在確定含義時，應當在維持刑法整體含義的前提下進行解釋。如果可以類推解釋，則意味著立法者通過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圖成為泡影。刑法通過文字形成規范從而指引、指示人們的行為，或者說，國民通過刑法用語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為，如果在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內作出解釋，就不會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否則，就會侵犯國民預測可能性，所以類推解釋就會造成國民在不能預見的情況下受處罰。第二，從實質側面看，禁止類推解釋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釋，之所以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是因為刑法中存在一些不利于被告人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因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緣故，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所以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正是克服形式側面的缺陷，實現刑法的正義的表現。

（二）罪刑法定原則與擴張解釋

罪刑法定原則不禁止擴張解釋，但并不意味著擴張解釋的結論都符合罪刑法定原則。換言之，擴張解釋方法本身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但其解釋結論可能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抵觸，因為不合理的擴張解釋，也有可能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侵犯國民的自由，從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針對這種情況，有的論者從罪刑法定的實質側面和形式側面出發，提出在進行擴張解釋時，應注意兩個問題。第一，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意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對一個行為而言，其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處罰必要性越高，作出擴張解釋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第二，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種解釋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

四、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罪刑法定原則

（一）司法機關定罪時如何堅持罪刑法定原則

在入罪和出罪問題上如何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的問題上，有學者從實現罪刑法定的外在體制障礙、司法觀念和司法水平方面為契入點，認為在入罪問題上，首先要實現司法獨立。目前我國司法機關沒有真正實現司法獨立，罪刑法定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制度保證，罪刑法定原則只能流于形式；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尤其是定罪活動的法治化，首先要解決司法獨立、法官獨立問題，司法不獨立、法官不獨立是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最大障礙。其次，要樹立形式合理性的司法觀念。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中的確認，必然帶來司法理念的重大革命，即從以前的以實質合理性為價值訴求的司法理念向以形式合理性為價值取向的司法理念轉變。實質合理性的司法理念在入罪問題上是與罪刑法定原則相矛盾的，當某一行為雖然具有社會危害性但法律并未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情況下，即

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發生沖突時，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形式合理性是唯一的選擇。再次，罪刑法定原則的實現程度與司法水平密切關系，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司法人員的業務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則在定罪活動中的貫徹，關鍵是要解決“找法”問題，法律適用絕不是一個機械地對號入座的過程，而是包含著司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司法人員只有具有了相當高的司法水平才能正確找到法，才不至于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實現

有學者認為，立法上科學地規定犯罪與刑罰的界限和司法上嚴格依法定罪處刑，是法治精神在刑法中的體現。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并用以指導刑事司法實踐，仍然是當今乃至于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刑事法領域中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刑法有人權保障和社會保護的雙重機能，從理論上講兩者是統一的，但實際上卻存在一定的輕重緩急之分。在以發展經濟和民主政治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中，我國刑法更應該將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作為首要任務，充分體現刑事法治的民主性和國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強調并進而確立、實現罪刑法定原則，有利于將司法活動真正納入法治化的運行軌道。

但在司法實踐中，罪刑法定原則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主要表現在下列兩個方面：第一，依照“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標準定罪。一旦離開了刑法的明文規定，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嚴重程度的界定就喪失了起碼的衡量標準和尺度，必然會淡化犯罪認定上的法定性的含量，最終破壞了罪刑法定原則。第二，依照以往的司法解釋去理解和適用現行法律，在不知不覺中消解了罪刑法定原則。因為以往的司法解釋大多是在類推思想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而作為最高司法解釋，又往往帶有“類型化”應用的特點，其破壞力甚至要遠遠大于以往的類推制度。

罪刑法定原則追求的是一種整體的、長遠的刑事法治狀態，而不是局部的、眼前的功利性利益。司法實踐中應當在法律用語的邏輯涵義之內解釋法律，而不能為懲治“真正的犯罪”進行“造法”。刑法的立法漏洞，只能通過刑法修改、補充的方法去解決，司法解釋必須恪守解釋權限，否則將破壞罪刑法定原則的確定性要求，使刑事法治的“底線”遭到破壞。

另外，罪刑法定是實體與程序相結合的一項重要法治原則。犯罪的證實必須依靠足夠有效的證據，在現有的法律原則和訴訟體制下，我們必須正視有一些證據不足或者無法證明的犯罪現象的存在，不能人為降低對刑事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的嚴格要求。因為在法律以外讓一個人簡單地承擔現有證據所無法確證的罪責，要比懲罰一個真正的罪犯更能體現刑法的民主精神；而實行有罪推定，在證據并不充分的情況下即判定他人有罪，將造成比放過一個真正的罪犯更為嚴重的、從整體上導致現代法治遭受破壞的后果。

（三）罪刑法定原則的實際運作和個案認定

罪刑法定原則在中國的實現，不僅有賴于立法者和執法者觀念的轉變，更有賴于刑事法官在具體法律適用中的切實堅守，在個案認定中要徹底貫徹罪刑法定原則。

以我國首例投寄虛假炭疽郵件案為例。我們知道，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質特征在于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財產安全的危害或者危害的現實可能性。“其他危險方法”首先必須是與放火、決水、爆炸具有相同或者相當危害性的方法。其次，必須是具有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現實可能性的方法。如果危害行為只具有引起這類危險的假象，在事實上根本不可能發生這類危險或者行為人將危害的對象控制在特定的范圍之內，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時，都不能認定為刑法規定的“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我國首例投寄虛假炭疽郵件案中，被告人肖永靈明知自己投寄的是食品干燥劑，而且其投寄的對象也是控制在特定的人員范圍之內，根本不可能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害。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三）》第8條也是將投寄夾帶有虛假傳染病病原體物質的郵件的行為納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之內的。因此，從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講，對肖永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存在明顯的定性上的錯誤。雖然被告人肖永靈的行為完全符合《修正案

（三）》第8條的規定，但是修正案是在本案發生之后生效的，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該修正案并不能適用于本案。因此，雖然肖永靈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在當時我國的刑法中并無定罪處刑的明文規定，依照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不得對其定罪量刑。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對單位實施純正自然人犯罪如何處理的問題。有人認為對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刑法規定只能由自然人才能構成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不能按單位犯罪來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對該類行為應當按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因為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單位犯罪的單位不負刑事責任，但單位不構成犯罪不代表自然人不構成犯罪，對自然人追究刑事責任無須以單位的行為構成犯罪為前提，只要該行為完全符合自然人的犯罪構成要件，就可以認定為自然人犯罪。

再次，看我國證券法中附屬刑法規范的規定，討論了罪刑法定原則與附屬刑法的關系。附屬刑法是我國刑事立法的一種方式，在1997年新刑法頒布前對完善我國刑事立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1997年后附屬刑法面臨尷尬的境地，為了維護刑法典的完整性，此后我國其他法律的“法律責任”部分有關刑事責任的規定只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不規定法定刑，這種將罪狀和法定刑分離的立法模式使附屬刑法的規定成為空中樓閣，無法發揮作用，這種立法技術也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對此，有學者主張或者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模式對附屬刑法明確規定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或者放棄附屬刑法而堅持采用刑法典的立法模式。

綜上，罪刑法定原則已經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共識，盡管對它的理解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但是我們相信，罪刑法定原則在中國的明確規定對于中國的刑事立法、司法乃至于依法治國方略的大力推行，都是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和價值。

第三篇：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原則在社會主義法制理念中的體現

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原則在社會主義法制理念中的體現 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體現我國刑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念。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其具體要求是，（1）溯及既往的禁止。犯罪及其懲罰必須在行為前預先規定，刑法不得對在其公布實施前的行為進行追溯適用（2）排斥習慣法。犯罪與刑罰必須由立法者通過特定程序以文字的形式記載下來，刑事司法應該以成文法為準，而不能適用習慣法。（3）合理解釋刑法，禁止類推解釋（4）刑罰法規的適當。刑罰法規的適當包括刑法明確性、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禁止不確定刑三方面內容。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的法律效果主要有以下方面已于體現：我國刑法實現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罰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體表現是：（1）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的概念，認為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觸犯刑法的、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2）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構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過失、刑事責任能力等。（3）刑法明確規定了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為司法機關正確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刑罰的法定化具體表現在：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刑法的輕重應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其具體要求是，刑罰既要與犯罪性質相適應，又要與犯罪情節相適應，還要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相適應。在立法上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注重對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宏觀預測和遏制手段的總體設計，確定合理的刑罰體系、刑罰制度與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將量刑與定罪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強化量刑公正的執法理念，實現刑與罪的均衡協調；在行刑方面是想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程度的消長變化情況，合理地運用減刑、假釋等制度。

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原則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體現主要有：

1.依法治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要求政法機關和政法干警必須不斷

提高法律素養，切實增強法制觀念，堅持嚴格執法，模范遵守法律，自覺接受監督，時時處處注意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罪刑法定原則給依法治國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據。

2.公平正義。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線，是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首要目標。要求政法干警必須秉公執法、維護公益、摒棄邪惡、弘揚正氣、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堅持合法合理原則、平等對待原則、及時高效原則、程序公正原則，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從法的價值出發，保障公民的基本權益，合理的采納犯罪過程中的情節、手段等一系列因素，并且結合人身危險性，在罪刑法定基礎上正確量刑，真正的最大化的做到公平正義。

3.尊重和保障人權。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

須突破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觀念，高度重視和維護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視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困難問題，把工作重點從調整對立的階級關系轉移到承認和保護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等權利義務關系上來，轉變重政權輕民權的觀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和依法執政的能力。當前，在刑事司法領域，一些執法人員還存在著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觀念，習慣于有罪推定，忽視刑事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因此，我們必須著力提倡打擊與保護并重的觀念，增強以人為本、文明執法的意識。罪刑法定原則作為近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則，完全體現了古典自然法所確立的個人本位的價值觀念，以人權保障為己任。罪刑法定原則在政府權力與公民的自由之間劃分出一道界限，并為這個界限樹立了明確的標桿。

第四篇：試題：什么是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罪刑法定原則的意義？

試題：什么是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罪刑法定原則的意義？

說明：試題及答案適用于國開電大專科所有專業學員《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的基于網絡終結性考試之大作業。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將罪刑法定定義為“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罪刑法定原則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內涵：一是強調犯罪及其刑罰的法定性、明確性，即什么行為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罪及處何種刑罰，均須由法律在事前進行明文規定；二是強調對國家刑罰權的限制，以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刑法的處罰范圍與程度直接關系每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與名譽，屬于特別重大的事項。因此，必須使人民事先能夠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后果，事先明確規定犯罪與刑罰，而且禁止對法律做不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禁止溯及既往。當人們事先能夠根據成文刑法預測自己的行為性質時，就不會因為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否會受到刑罰處罰而感到不安，也不會因為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否會受到刑罰制裁而不敢采取合法行為。

罪刑法定原則反映出以法律手段來“維護正義”和“限制專橫”的兩個功能。一方面，禁暴懲奸，將不正義的行為宜布為違法犯罪，并施加處罰，是自古以來刑法的重要任務之一。另一方面，只有嚴格根據法律規定，經過公正審判，才能處罰不正義的行為。罪刑法定原則試圖以確定的法律來約束法官，以達到抑制法官任意擅權的目的，避免司法專橫，有效保障人權，維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正是基于此，罪刑法定原則被稱為現代刑法的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各國普遍在憲法中規定罪刑法定，至此罪刑法定成為一項憲法原則。它既是制定刑法、司法解釋、適用刑法必須遵循的原則，也是任何解釋者必須遵循的原則。另外，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戰爭罪犯的審判，罪刑法定原則也開始得到全世界的普遍關注，在國際法上取得重要地位，作為紐倫堡審判所運用的重要法律原則之一，罪刑法定被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寫人“紐倫堡原則”之首。

作為限制刑罰權、保障人權的重要手段，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的確立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在維護社會穩定、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運行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將推動我國刑法理念的轉型，以及人權保護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對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篇：論文：放火罪刑事案例分析報告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

結課論文

題

目

放火罪刑事案例分析報告

學

號

2017113117

姓

名

**

系

隊

研究生一隊

專業（方向）

法律碩士

指

導

教

師

**

二〇一九年一月

放火罪刑事案例分析報告

摘要：本文選取**放火案進行分析，主要圍繞案件中被告人**的罪名認定、罪過心理及被告人供述幾點爭議焦點進行分析。結合相關案情及罪過認定，證據取信規則、放火罪與失火罪的認定差異來剖析本案。

關鍵詞：失火罪；放火罪；罪過心理；被告人供述

一、案例介紹

（一）案由

放火罪刑事案件

（二）基本案情

公訴機關安徽省亳州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男，1997年8月11日出生，漢族，安徽省亳州市人，小學文化，市民，戶籍地亳州市譙城區,住亳州市譙城區。因涉嫌犯放火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監視居住，同年4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逮捕。現羈押于亳州市看守所。

指派辯護人姜慧影，北京京師（亳州）律師事務所律師。

指派辯護人孫某，北京京師（亳州）律師事務所律師。

2017年3月12日2時許，共同居住在譙城區湯王大道北段天潤第一街區122號“金威防水”店內的被告人**因其父親王某1、其姐王某2在一樓北間發生爭吵，**至二人處欲將汽油澆在自己身上以勸阻，王某1上前奪下汽油桶時致汽油灑出，后**從口袋內掏出打火機并打開，引燃汽油后致一樓大量易燃物燃燒，**隨即逃出屋子施救，后大火燒至二樓，致被害人王某1、王某2、李某1、王某3、朱某五人死亡，同時火災造成店內全部物品及鄰居部分財產損毀。經鑒定，五被害人均系生前燒死；店內損毀防水材料價格人民幣84750元。

（三）法院判決結果

法院認為，被告人**采取傾倒汽油點火的方式企圖阻止家庭矛盾，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致五人死亡，財物被焚毀的嚴重后果，其行為已構成放火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對**當庭提出其沒有放火的辯解，經查，認定**放火的證據有被告人**的供述和李某3的證言在案證實，與現場勘察提取的打火機、鑒定意見、證人楊某、李某2等人證言相互印證，能夠排除王某1、王某2作案的可能，證明了**企圖通過點火阻止家人爭吵，在汽油已經大量灑出、現場存在大量易燃材料的情況下仍打開火機，對著火的危害后果持放任態度，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后果，其行為應當已放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故對其此節辯解意見法院不予采納，對辯護人關于**的行為構成失火罪的辯護意見亦不予采納；對辯護人所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不穩定，應排除其有罪供述的辯護意見，經查，案發后**因害怕被刑事處罰，部分供述否認其點火應屬于正常反應，但2017年12月22日，**在知道其家人已經死亡后，仍作出了是其點火的有罪供述，其當庭翻供所稱不知家人死亡，替家人頂罪的辯解顯然不能成立，**的有罪供述與在案其他證據能夠相互印證，應當認定為合法有效的證據予以采納，故對辯護人此節辯護意見不予采納；被害人王某2在案發時對情緒失控的**進行刺激和誘導，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有一定過錯，同時**的放火行為屬于間接故意犯罪，對**依法可從輕處罰，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綜上，根據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案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七條的規定，判決被告人**犯放火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本案爭議焦點分析

（一）被告人罪名認定

本案中被告人**被認定觸犯放火罪，根據《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法院認為**主觀上存在間接故意心態，客觀上存在點燃汽油的行為，并且造成了五人死亡及若干重大財產損失，達到了放火罪的入刑標準，因此定性被告人**成立放火罪。而辯護律師認為被告人**是在爭執中失手點燃汽油，主觀上是想勸解家庭糾紛，并沒有惡意防火的主觀念頭，應當認定為過分自信的過失，在刑法上過分自信的過失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認識到了危險大概率發生，但是自信認為自己能夠避免危險發上，但是最終發生了危害結果的主觀心理。被告人**與家里人并沒有大的矛盾，主要都是生活瑣事的糾紛，**本人也是退伍士兵，身體素質較好，有能力在糾紛中使用打火機勸架而不點燃汽油。因此說，**應當認定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心態，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的第二款，過失犯前款罪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應當認定為失火罪。

筆者傾向第一種觀點。對于第二種觀點，過分輕信被告人供述，本案中，被告人**的放火行為與危害公共安全的火災的因果關系十分明確，對于被告人**，在明知屋內都是易燃物品切存在大量汽油的情況下仍作為的方式使用打火機，該行為有引起火災的高度蓋然性，可以認定**對火災有至少間接故意的主觀心態，因此認定被告人**成立放火罪。

（二）被告人的罪過心理認定

本案中對于被告人**的主觀認識是過于自信的過失還是間接故意存在爭議。過于自信的過失，又叫“有認識的過失”。是指行為人已經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但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心理態度。過于自信的過失的特征表現為認識特征和行為特征，認識特征表現為行為人已經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同時又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意志特征表現為行為人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即危害結果的發生是違背行為人的意志的。行為人往往會根據自己的認識，采取一定的阻止危害結果發生的措施。而間接故意是犯罪故意的一種類型，即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狀態。

在本案中，被告人**客觀上雖然不希望危害結果的發生，在結果發生以后積極救火，第一時間報警和拉斷電閘，為撲滅火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根據證人證言及相關證據認證，被告人**在放火時的主觀心態應當為沖動情緒下不顧一切的放火心態，對于結果是不管不顧的，明知大概率發生重大火災而用打火機威脅，最后造成五人死亡，若干財產損失的危害結果，因此法院認定其為間接故意有充足的法理依據。

（三）被告的供述效力認定

被告人**的供述在案件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由于本案的定性需要認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因此最能反應犯罪嫌疑人心態的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犯罪嫌疑人**在剛立案時供述自己放的火，是在吵架中一時沖動用打火機點燃了屋內的汽油引發的火災，而到了審判階段，庭上被告人**推翻了自己先前供述，聲稱自己是替家人定罪，自己沒有放火。此時出現前后不一的被告人供述，法庭是否應當采信存在爭議。《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但庭審中供認，且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審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應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在本案中，被告人其用打火機點燃汽油的庭前供述與現場勘驗，證人證言，檢查筆錄、鑒定意見等基本吻合，能夠相互印證。因此可以采信其庭前的供述進行定罪。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由于被告人在庭審中推翻了其庭前供述，應當排除被告人供述，不作為定案依據，而其余證據足夠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達到了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程度，因此可以根據其他證據認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

三、對放火罪刑事案例思考

（一）放火罪與失火罪特征區分

失火罪與放火罪的界限失火罪與放火罪在客觀上都表現為與火災有關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都侵害了社會公共安全。但兩者有明顯的區別。1、在客觀方面，失火罪必須造成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嚴重后果，才能構成。放火罪并不以發生上述嚴重后果作為法定要件，只要實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行為，放火罪即能成立。2、放火罪有既遂、未遂之分。失火罪是過失犯罪，以發生嚴重后果作為法定要件，不存在犯罪未遂問題。3、主體要件處罰年齡不同，放火罪年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即可構成；失火罪年滿16周歲的人才負刑事責任。4、主觀罪過形式不同：放火罪由故意構成，失火罪則出于過失。

（二）放火罪中罪過認定標準

放火罪中的認定難點就是如何判斷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是間接故意還是過于自信。二者的區別主要是在兩方面，在認識因素方面，過于自信的行為人和間接故意的行為人，都有預見其行為發生危害結果的可能性，但是對于這種可能性是否會轉化為現實性，二者主觀故意不同，過于自信過時的行為人，主觀上認為憑借其自身能力、技術、經驗、防范或者是某些外界條件等，其實施的行為可以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也就是說其認為危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不會轉化為現實性。但是間接故意不存在這種認識錯誤，間接故意的行為人主觀上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危害結果發生，這種可能性是會轉化為現實性的。另外在意志因素方面，二者對危害結果的態度不同，間接故意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發生雖然不積極追求，但是也不反對、不排斥結果的發生，但是過于自信的過失行為人，其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排斥、反對的狀態。

在本案中，被告人**對于危害結果應當是排斥、反對的態度，但是其應當意識到周圍存在大量的易燃易爆物品，并在此基礎上仍然以點火相威脅，應當認定為認識到危害結果大概率發生但是放任不管的心理狀態，認定為間接故意更加貼切被告人**的心理狀態。

（三）刑訴中對被告人口供采信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三條在《死刑案件證據審查規定》第二十二條規定的基礎上，專門規定審查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應當結合控辯雙方提供的所有證據以及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辯解進行：1、被告人庭審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說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辯解與全案證據矛盾，而其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2、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但庭審中供認，切與其他證據相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審供述，對于庭前供述的辯解存在反復的被告人，也可能在庭審中做有罪供述，此時在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判斷下可以采信其庭審中供述。3、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印證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本案屬于庭前做有罪供述，而庭審中翻供的情形，而且其翻供并不能說明合理原因，也不能和已知的證據相映證。而被告人**所做的庭前供述能夠和其余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整證據鏈，因此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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