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人員學習好刑法個人體會

如何學習刑法，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每個刑法學者都有各自的體會。在這里，我想說一說個人的一些經驗。主要涉及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法條與法理的關系；二是總則與分則的關系；三是理論與案例的關系。我的體會是：學習刑法，應當處理好上述三個關系。

一、法條與法理的關系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對法條和

法理實際上是不作區分的。比如平時別人問我們學習什么專業，我們就是學刑法專業。這里的刑法既包括刑法的法條，也包括刑法的理論。但是法條和法理還是有所不同的。這里的法條指的是法律規定，學習法律離不開法條或者法律規定。法條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但對法條本身我們還需要作進一步分析，比如法條和法律規范就不一樣。按照德國刑法學家賓丁的觀點，在刑法之中，法律條文規定的是犯罪構成行為，而法律規范則是在法律條文背后的禁止性的命令。比如，刑法關于殺人罪的規定，對殺人者要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這個法律條文設定了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而其背后的規范則是禁止殺人。因此，賓丁認為，在刑法中違法指的是違反規范，即違反禁止性的規定，而不是違反法律規定；違法，就法律規定而言，是符合而不是違反。也就是說，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才談得上是違反禁止殺人的法律規范。所以，他把法條和法律規范是加以區分的。法條有完全的法條和不完全的法條之分。完全的法條指的是法律規范的要素，即假設和法律效果均具備且統一在一個法條里的情況。在刑法中，法條主要是指刑法分則條文，它是對犯罪構成條件的設置。正是這些法條對司法機關的定罪量刑提供了明確的法律根據，所以法條是立法意圖在語言上的反映，通過法條我們才能領會立法意圖。

從立法層面上來說，立法意圖總是要通過語言反映出來，最后落實在法條上的。因此，這里有個言和意的關系，立法意圖是一種意，而法條是一種言。意圖需要通過口頭語言或者書面語言表達出來，因為意是一種抽象的、人的主觀的思想，除非存在李商隱詩中的“心有靈犀一點通”，也就是心領神會的情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要表達一種意圖，往往只能通過語言來表達。在立法中更是如此，立法要為公眾所知，立法者的立法意圖便只能通過語言來表達。而在用語言來表達意圖時，就可能會發生有的表達得好、有的表達不好的情況。在表達得好的情況下，立法者便能把一種立法意圖通過語言完整的、恰當的表達出來，能夠使公眾準確的領會立法意圖，這樣的立法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但在另一種情況下，人們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意圖時，也可能會發生辭不達意的情況，他的意圖沒有很好的通過語言表達出來，以致公眾不能通過相應的語言來領會其意圖。這就會出現誤解，就好象你本來要批評人家，結果受批評者以為你是在表揚他；而你本來想表揚一個人，而受表揚者聽了還以為你是在批評他，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這種辭不達意的情況在立法中經常會出現。因此，在運用法條來表達立法意圖時，就可能有時表達得好，有時表達得不好。這就使得我們在對一個法律規定進行評判時，需要有兩個層次的評判。首先是對立法意圖的評判，即立法意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如果立法意圖是不好的，即使你用語言把不好的立法意圖表達得非常準確，我們同樣可以對立法意圖進行批評，說明這樣的立法意圖為什么是不好的。其次是立法意圖本身是好的但表達得不恰當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便可以對立法技術進行批評，因為這樣的法律規定沒有很好的表達立法意圖。因此，對法律規定的這種評判是雙重的。

我們在通過一種法律規定來領會特定的立法意圖的時候，可能還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這是由于語言本身的特征所造成的。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是有其自身特點的，它不是人為制作的，不象在數學、物理、化學學科中所設置的那一套人工的符號。后者的設置是人工的，完全符合邏輯的，只要用規定的方式表達出來，就不容易被人誤解。相反，語言是一種在漫長的歷史社會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符號。當然，法律的語言在所有的語言中可能是最規范、最嚴謹的。但盡管如此，在立法中所采用的大部分語言還是采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只有少部分語言是人工的，即所謂的“法言法語”，如刑法中的假釋、減刑、累犯、緩刑等術語，這是法律語言中所特有的。但立法中其它語言還是采用普通的生活語言。當生活語言被采納為法律語言時，在理解上可能就會有產生一些問題。在立法中是多采用一些法言法語，還是多采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這是一個二難的選擇。如果立法語言過于專業化，立法就不太為一般的老百姓所理解，即不夠通俗易懂。而如果少一些專業術語，多一些日常生活的語言，老百姓接受起來就可能比較容易一些。這里面始終有一個度的問題，我認為關鍵是如何掌握這個度。在立法中如果能夠采用日常生活語言來表達立法意圖，而不至于出現較大的誤解時，還是應當盡量采用日常語言。只有在不采用專業術語立法意圖便很難表達出來

時，或者在立法過程中已經歷史的形成了這種法言法語，那才應當采用專門的術語。由于現在的法律規定大量的采用了日常生活的語言，是通過日常語言來表達其立法意圖的，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從整個法律的內在體系的完整性方面來理解立法意圖，而不能就概念本身的字面含義來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就需要我們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背景，只有這樣才能很好的理解法律規

定。在理解某個法律規定時，還有一個解釋學上的問題，即理解者和立法者之間的隔閡如何來消除，如何來理解這個法條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存在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兩種不同的觀點。客觀主義者認為，在理解法律規定時應當根據社會生活的變化，根據理解者所處的社會生活的境況，來對法律進行理解，而不必拘泥于立法者在立法時的主觀意圖，只有這樣解釋法律才能使法律適應社會生活的發展。而按照主觀主義的觀點，在解釋某個法律規定時，必須探尋其立法意圖。這種立法意圖是指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的所思所想。主觀主義者認為，立法意圖完全是一個主觀的存在。不難發現，主觀主義對于立法意圖的理解，就完全拘泥于立法者在立法時所處的境況，實際上是要把法律的內容凝固起來，即只能根據立法者當時的所思所想來理解法律。這兩種觀點可能各有利弊。客觀主義對立法意圖的理解，其最大的好處是能夠不斷的適應社會生活的發展，在法律中加進去一些理解者的內容，從而克服法律規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做法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給予解釋者很大的權力。如果解釋者對法律規定做出了錯誤的解釋，就會使法律的適用完全偏離立法者所限定的方向，會導致對法治的破壞。而按主觀主義的立場進行理解，其最大的好處就在于要求解釋者遵循立法者的意圖去做，使得其對于法律的解釋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這就充分發揮了立法對于司法的制約性，可以防止法官隨意的解釋法律，從而增強了法的安定性，使法律能夠發揮人權保障的機能。從現實生活來看，客觀主義的解釋理論可能更符合實際，主觀主義的法律解釋理論有些過于理想化了。因為法律規定相對于社會生活的發展來說總是滯后的，要使滯后的法律規定能夠適應社會生活的發展，就必定要通過對法律的解釋，通過法官創造性的司法活動來彌補這種缺陷。很多著名的法律之所以能夠適用一二百年，就是緣于這種客觀主義的解釋立場。比如，法國的刑法典自18制訂，一直到1994年才修改（當然，期間有許多單行立法和附屬立法頒布）。象日本的刑法典，也已經施行近一百年了，到現在還在使用。這些刑法典的法條都沒有變化，其所針對的也不是一二百年前的情況。應該說，當時立法者在立法時所處的社會狀況和現在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為什么它們到現在還能夠適用？這是由于法律條文本身雖然沒有什么變化，但人們對其的理解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可能還是相當大的。就是因為人們把各種新的在識的理念解釋到法律中去了，所以一二百年前的法律到現在還能適用。這不得不歸功于對法律的客觀主義的解釋。如果沒有這種解釋，而仍把立法意圖理解為一二百年前的立法者創制法律時的初衷，由于它們已經難以規范當前的社會生活，這就勢必使得法律的更替相當頻繁。

我們在理解法條時，一方面應當充分重視法條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大陸法系國家。因為一般而言，成文法都是一國法律規定的主體內容，在刑法中，它更是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但另一方面，法條總是有限的，因此法條并不能為定罪量刑提供完全的根據。這里就有一個法理的問題。我所謂的法理是指法條之理，法理和一般的哲理是有區別的。法理和法聯系在一起，是隱藏在法條后面的哲理。法理對于法條來說，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法理對法條具有依附性，法理不能完全脫離法條而存在，完全脫離法條而存在的之理就不是法理而是哲理；另一方面，法理相對于法條而言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即不是完全地被法條所決定。嚴格來說，不是法條決定法理，而是法理決定法條。因為法條只是一種法律規定，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法理的一種表達。在評判法律規定好不好時，我們所用的標準就是法理，法理是隱藏在法條背后的對法條起支配作用的道理。所以，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法理是高于法條的。如果把法條比作實在法，法理就相當于自然法，法理對法條有價值評判的功能。換言之，法條規定得好與不好，其評判標準就在于法理。因此，法理具有獨立于法條的品格，我們必須注重法理。學習法律有一個從法條到法理的過程，我們首先接觸的是大量的法條，但法律條文只是一種現象。我們需要到法條背后去掌握其法理，法理相對于法條來說是占優勢的。如果對法理沒有很好地掌握，那么我們對法條的理解就很難說是準確的。最近我出了一本書叫《本體刑法學》，有人就問我這個“本體”是什么意思，我說本體是一個哲學上的概念，從康德開始對事物就有一個兩分法，即分為現象和物自體。物自體就是本體，本體的概念在古希臘就有了。這種本體和現象的二元分立的觀點從古希臘一直流傳到現在。直到現象學出現之后，哲學上才打破了本體和現象二元分立狀況。但人們一般還是認為，世界存在二種形態，即現象和現象背后的本體，所以哲學上有所謂本體論之說，本體論就是要探究事物背后終極的原因。在法律中，我們可以把法律規定看作是現象，把研究法律規范的學問叫注釋法學或規范法學。而我所謂的本體則是指隱藏在法律規范背后的法理，本體刑法學其實也可以叫做理論刑法學。

法理研究還可以為兩種，一種是規范的研究，另一種是超規范的研究。規范刑法學，是以法條為本位的，主要研究法條內容，通過法條內容來揭示法理。注釋法學，也就是規范刑法學的研究在我國一直名聲不佳。但實際上，注釋法學在一國法學中是應該占有主導性地位的，尤其是作為應用學科的刑法學，德國、日本的注釋法學都是相當發達的。因為通過闡釋刑法規定，使法官、檢察官和律師能正確地適用刑法，這是刑法學的一個重要目的。我認為，我們現在需要給注釋法學正名。這種注釋法學的路徑是值得充分提倡的。要做好注釋法學的研究，其實并不容易。我們學習法律，首先要掌握好注釋法學的知識，否則就很難深入對法學的研究，畢竟對法學的研究離不開法律規定本身。當然我認為，僅局限于對法律規定的注釋是很不夠的，同時還要進行超規范的研究。所謂超規范的研究就是做刑法哲學的研究，它是一種形而上的研究，其使命不是對刑法規定進行解釋，而是站在刑法規范之上，對刑法規范本身進行價值評判。儲槐植教授就說過研究刑法，要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還要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從刑法這上研究刑法。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主要就是注釋刑法學的研究。從刑法之上研究刑法就是刑法哲學研究，即站在刑法之上對刑法進行超規范研究。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也同樣是一種超規范的研究，但這主要是從社會學、倫理學的角度來對刑法進行研究的。我們不僅要從刑法之中來研究刑法，還要從刑法之上、刑法之外來研究刑法，以便站在一定高度來俯視刑法，對刑法進行一定的價值評判，探尋刑法背后的立法根基。

我認為，對刑法哲學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代表一國對刑法思考的水平。這里就涉及對規范研究和超規范研究的評判問題。規范研究具有實用性，有利于我們正確理解法律，為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提供理論依據。但這種研究同時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受到法條的制約。在規范研究中，法律不是被嘲笑的對象，而是被崇拜的對象。在這種研究中，人們必須假定法律永遠是正確的，即使法律規定不對，也只能通過解釋來使法律規定顯得符合邏輯。這就使得這種研究缺乏批判性和反思性，你不能任意地來批評法律，因為規范刑法學實際上是一種司法刑法學。我們在進行規范法學研究時，是把自己放在法官的位置上的。正如張明楷教授所說的，法官在辦案中不能因為某法律規定制定得不好就不予執行，這是不允許的。在規范刑法學的研究中，不允許隨便批評法律，更不允許法官超越于立法之上。人們只能去解釋法律，即人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規定得不好的法律解釋得好。比如，張明楷教授就認為，在受賄罪中關于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的規定是不好的，但你不能因為覺得這一規定不好，就認為可以不要，或者簡單建議在將來修正時將它去掉，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能通過解釋使得這一要件變得有和沒有都一樣。張明楷教授指出，通過這種解釋，就能使得法律規定被很好地適用。這一觀點當然還是存在可商榷之處的，但法律解釋實際上是在立法和司法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解釋的功能就象母親給嬰兒喂飯一樣，只有母親將飯嚼碎了，嬰兒才能吃下去，法律規定的適用也是如此。所以說，規范刑法學的研究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和語境。而相反，超規范的研究則不受法律規范的約束，它還有理論層次上的區分。我的《本體刑法學》主要是指法條的法理，它獨立于法條，我基本上是根據刑法總論的體系來寫的。但我在寫作中，沒有引用任何刑法條文，比如關于共犯的理論、關于罪數的理論等，它們本身都具有自足性，不需要依賴法條。我覺得我在《本體刑法學》中所做的這種超規范的研究，是屬于比較低層次的法理研究。更高層次的則是刑法哲學的研究，它不是以法律規范作為研究對象。我過去所寫的《刑法的人性基礎》、《刑法的價值構造》，就沒有涉及任何具體的刑法法理，而是把刑法作為一個整體，把刑法放在整個社會環境中去考慮它的價值基礎。在這里，刑法就成為一個符號了，和具體的刑法規定沒有多大的關系。超規范的研究雖然重要，但它在數量上不能起到主導地位，而只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規范研究的基礎之上的。我說這些理論研究有理論層次上的區分，并不意味著這種區分是優劣之分，實際上它們之間是沒有優和劣、沒有高級和低級之分的。相反，我認為這二者之間具有良性的互動關系，二者不能相互隔閡。一方面只有規范研究比較發達了，才可能將之上升為刑法法理研究和哲學研究。另一方面，超規范的刑法研究達到一定程度，反過來又會促進規范的研究。

當然，盡管這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但它們的基本立場是不一樣的，必須將進行區分。規范研究是一種司法研究學，而超規范的研究則是一種立法研究學。這兩種研究的使命是不一樣的，規范研究主要是通過注釋法律規定來為司法服務的，超規范的研究則通過闡述法理來為正確的立法提供理論依據。我認為一種成熟的刑法學，要區分這兩種立場，即在做基本理論研究時，我們必須搞清楚自己是在從事什么研究，不能將立場和語境弄混，造成理論的混亂，在過去的刑法學研究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這種語境的混亂。有些刑法專業的文章為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就會引用某個法律條文，說為什么我的觀點是正確的呢？因為法律是這樣規定的。然后，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去批評某一法律規定，說這個法律規定是不對的。因為它不符合我的理論觀點，這就使得法律規定和文章觀點之間的關系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如果站在超規范的立場上，你怎么能用法律規定證明你的觀點是正確的呢？而如果站在規范的立場上，你又怎么能隨意地用你的觀點去批評法律規定？在我看來，這種文章就沒有什么意義，它缺乏應有規范性，法律規定的正確與否往往隨個人的觀點而轉移。

作為一個學者，我認為對法律的超規范研究很重要。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法學家的使命”，當時我可能還不自覺地對規范刑法學的研究有一種輕視的態度。我總覺得，在規范研究中，先驗地假定法律規定正確，受制于既有的法條，學者的主觀能動性似乎就沒有很好的反映出來，而是受制于立法和司法解釋，有戴著鐐銬跳舞的感覺。這就使得學者總是跟在立法、司法后面疲于奔命，一旦立法和司法修改了，理論也只能隨之修改。所以人們總是要去打探立法、司法的新動向。學者在立法者和司法者面前顯得卑恭屈膝，這是一種很可悲的形象。自然，這可能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在我看來，在規范研究中，學者簡直就沒有自己的地位。因為我們對法律條文或司法解釋的理解肯定不如立法者或司法者，于是我們就不得不去追問他們的想法，按照這種想法來論證自己的理論。學者要想真正自立，只有投身于超規范的研究。因為超規范的研究不受法條的制約，這種道理是自足的，且其自足性不需要借助于立法和司法來證明。所謂自足性就是研究成果不以立法或司法的采納為衡量標準，反之以提供對律規范的反思和價值評判為標準。過去，人們往往以某一觀點被立法或司法機關采納而津津樂道，甚至以此作為自己研究成功的標志。在這種評判標準下，這種學術研究就不具有自足性。這種研究上的自足性可以使我們獲得獨立于立場法者和司法者的超然立場，不是理論研究跟著立法和司法跑，而是理論研究引導和指導立法和司法實踐。我覺得，這方面的研究反映了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者的立場。過去我們往往將法學家視為保守分子，甚至將其和官方劃到一起去，而不是劃到知識分子里。這里就有一個法學家如何擔當知識分子的使命問題，這種使命要求我們進行超規范的研究，只有在超規范的研究中，法學家才真正成為知識分子。當然，就個人興趣而言，不同的人可能會有所偏重，但偏重不是偏廢。一個人的精力、時間當然有限，可能會在某一方面投入精力，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忽視甚至輕視某一方面，這一點非常重要。一個好的法學家應該既能在規范研究方面做出較大的貢獻，也能在超規范的研究中做出很大成就。目前就我國的研究現狀來說，我覺得兩方面的研究都不夠。過去，我們覺得規范研究太多而超規范研究太少，因而在過去十幾年中，我們對超規范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在如今看來，對于規范刑法學的研究還是很不夠。所以，加強規范刑法學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法條和法理的關系十分密切，我們要正確處理好法條和法理的關系，這對我們學好刑法很重要。

二、總則和分則的關系

總則和分則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是一般和特殊在關系。刑法在幾千之前就有了，但刑事立法則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從個別到一般的過程。立法的演變和人們的認識水平提高有很大關系。立法對于客觀事物的概括，比如刑法中的罪名的規定，就有一個從個別到一般的發展過程。在古代刑法中罪名是很瑣碎、很具體、很個別的，偷一頭豬是一個罪名，偷五頭羊是一個罪名，甚至摘幾片桑葉又是另外一個罪名。這和當時人們的認識能力低下是有關系的，當時人們的抽象概括能力很低。后來隨著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就出現了一些抽象的罪名，比如中國在唐律中，就出現盜的概念，“取非其物謂之盜”，盜又可分為竊盜和強盜，又如六贓之罪的規定等等。抽象罪名的出現和人們的認識水平的提高有很大關系。英國法學家梅因發現，越古老的法律中刑法規范就越多，而民法規范是到社會進一步發展后才出現的。對此，他給出的理由是當時的社會暴力行為比較多，所以規定犯罪的規范也較多，我以為這種理由是無法成立的，刑法規范多是和當時人們的認識能力低下、因而其概括能力也相應較低有關系的。現在一個盜竊罪，在古代可能就需要幾千、幾百個罪名，罪名多而且煩瑣。所以古代刑法中罪名多并不一定反映當時的犯罪多，而只能反映當時立法者的抽象概括能力比較低。只是隨著人們的認識能力和邏輯能力不斷提高，立法才逐漸得到發展。和西方比較而言，我們的立法水平就要遠遠落后了。應該說，立法水平和一個民族的哲學思維有很大關系。中國的哲學思維和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思維相差很多。羅馬法中對客觀事物進行概括的那種想象力，我們簡直無法想象。賀衛方教授曾講過，看到羅馬法中的民法用語，我們不能不驚嘆于他們豐富的想象力和抽象概括能力。邏輯和法學是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故而中國古代有刑名之學，所謂刑就是刑法學，名就是邏輯學。胡適寫過一本《先秦名學史》，其中一節就是講法治治邏輯的。法治確實有很多邏輯問題在里面，一國法治的發達和邏輯學、哲學等的發達程度往往有很大關系。中國的立法到了唐代已經比較發達，唐律主要是一個刑律，第一編是名例律，后十一編是對具體犯罪的規定。名例律中有刑法的一般規定，和現在的刑法總則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還沒有達到現代刑法總則的要求。事實上，總則和分則分立的體例是從18《法國刑法典》開始的，它為刑法理論的發展提供了發展的基礎。總則的理論對分則起到指導作用，沒有總則規定，就很難形成刑法的基本原理。比如說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是和共同犯罪的現象一起出現的，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早就有了，但當時的共同犯罪規定只是個別性的規定，分散在不同的罪名中。即使到唐朝，唐律在名例律中有共犯分首從的規定，但這和現代刑法總則中所規定的共犯理論還是有很大區別。唐律中所謂的共犯和我們所說的共同犯罪是不同的。其共犯解決的只是共同實行犯的量刑問題，唐律仍將共犯的規定分散在具體的犯罪之中，教唆犯甚至還規定了獨立的罪名。這樣的立法水平雖然比先前已經有所提高，但其提高相當有限，它主要體現在量刑中，而有關犯罪的規定還是分散性的。18的《法國刑法典》總則中就規定了共同犯罪，規定了正犯和共犯，正犯就是實行犯，實行犯已經在分則中有規定，可以根據分則條文直接定罪處罰，共犯又分為教唆共犯和幫助共犯。1871年《德國刑法典》才開始采用三分法，將共犯分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幫助犯，由于總則已規定的共犯適用于所有的分則條文，這就使得刑法分則的規范變得相當經濟、相當節約。總則中共犯的規定成為一種擴張事由。從這點上來看，唐律中關于共犯的規定和現代刑法中關于共犯的規定，其功能是完全不一樣的，前者的抽象水平相對于后者來說要低得多。

應該說，總則和分則的分立，從具體的犯罪中抽象出一般的規定，是刑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總則的規定對于刑法分則的規定起到指導作用，對于分則規范的理解離不開總則性的規定。比如，分則中規定的故意殺人罪中有故意的規定、有殺人的規定、但沒有主體的規定，主體規定只能參照刑法總則中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因而只有把總則規定和分則規定結合起來，才能構建一個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也就是說，對于具體犯罪的認定，不能單獨根據分則的規定來確定犯罪構成要件，而是要和總則規定相結合。

對于所謂的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理解，應當僅限于分則的規定，而不包括總則。因為總則理論性更強，很多情況下只能依靠理論來解決。如果對這一點不明確，就可能出現解釋上的錯誤。如現行刑法第382條第3款有關于貪污共犯的規定，該款規定伙同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貪污的，以貪污共犯論處；而刑法第385條卻沒有關于受賄共犯的規定。有人據此認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受賄共犯就不能定罪，因為法律沒明文規定。有人據此認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受賄共犯就不能定罪，因為法律沒有明文規定。這是完全錯誤的。我認為，刑法第382條第3款關于貪污共犯的規定只是一種提示性的規定，只能起到提示作用。在沒有這種提示的其他犯罪中，沒有這種規定只是說明立法者沒有特別予以提示，而并不說明立法者認為這種行為不構成犯罪，仍然應根據總則規定來追究共犯的刑事責任。再如挪用公款罪，1998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釋中規定：使用人和國有工作人員共同策劃、教唆或者幫助挪用公款的，應以共犯論處。但司法解釋沒有提到非使用人能否按照共犯來處理的問題，而實踐中恰恰存在非使用人教唆、幫助挪用公款的情況，那么，這種情況能不能定罪？司法實踐中有這樣一個案子：某法院執行庭的一名法官，執行了一筆30萬的財產劃到法院的帳上。某私營企業主知道了這一情況后就找到一位律師，這位律師就去和法官商量，雙方進行策劃后將這筆款交給私營企業主使用。到案發時，這筆款還沒有歸還。一審法院對律師和法官以挪用公款罪論處。在上訴中，這名律師的辯護人提出，1998年的司法解釋中只是規定了使用人和國家工作人員共同策劃、教唆幫助挪用公款，可以構成共犯，而沒有規定非使用人和國家工作人員共同策劃、教唆或者幫助挪用公款的情況，根據罪刑法定原則，這屬于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不應該按照犯罪來處理。二審法院采納了辯護人的意見，對這名律師做出無罪判決。我認為這種理解是不對的，共犯是刑法總則中的規定，按照刑法總則的一般原理，這種情況仍是可以定罪的，我們要避免法律教條主義。因為法律的規定總是有限的，在定罪中不可能完全依賴法律規定，這其中必定存在法官理解和理論解釋的問題，任何一個案件的法律適用都包含著理論上的邏輯推導，如果只是機械地按照法條來處理案件，人們就不可能正確適用法律。去年曾有律師來咨詢一起單位受賄的案件。被告單位是一家農業銀行，它給某個企業發放了9000多萬元的貸款，并在發放貸款過程中向這家企業索賠要了14套住房，以后又將住房過戶到其所辦的三產——一家物業管理公司的名下。這些住房最后發給其職工居住，職工已按照房改價買了下來。案發后，檢察機關認為銀行構成單位受賄罪。這個律師是為銀行辯護的，他提出在工商登記上銀行和物業管理公司是兩個獨立的法人，現在房產是過戶在物業管理公司名下的，你怎么能說是銀行受賄呢？故而，他提出無罪辯護的意見。當時參加咨詢的周振想教授就認為，不能因為在工商登記上銀行和物業管理公司是兩個獨立的法人，就認為銀行和物業公司沒有關系，這家物業管理公司本來就是銀行所辦的三產。這就比如一名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所得的財產以兒子的名義存在銀行里，你不能說這錢不是我的而是我的兒子的，所以不是受賄。在這里，物業管理公司的地位就相當于是銀行的“兒子”。再說，物業管理公司和這家企業沒有任何業務往來，人家憑什么給物業公司14套住房，這顯然是受賄。這名律師可能因為刑事案件辦得較少，覺得周振想教授這樣的回答沒有消除他的疑問，所以老想找出相應的法律根據來。我就對他說，你要的法律根據確實沒有，法律也不可能做這樣的規定。比如我將周振想殺了，我也可以說沒有這樣的法律依據，因為法律不可能規定殺周振想構成殺人罪。那么，殺人的行為什么構成殺人罪，就是因為周振想是人，所以殺周振想行為構成罪。法律規定都是抽象的、一般的，而案件則是具體、個別的，把一般的規范適用到具體的案件中存一個邏輯推理的過程。因而，你不可能找到一個具體的法律根據。這只能到幾千年之前找，幾千年前的法律規定才是具體的，而現代的法律規定總是抽象的。即使象殺人這種簡單的案件的法律適用過程，都存在一個邏輯演繹過程，更不用說一個復雜案件的法律適用了，這中間需要有很多論證的環節，要搭很多的橋。一句話，它是一個復雜的理論推導過程。其中，刑法理論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法律根據是很有限的，法律根據無法解決司法實踐中定罪量刑的所有問題，而是需要依靠理論去填補。罪刑法定原則只是意味著哪些行為是犯罪應當根據法律規定，而不是說處理一個案件的所有理由都需要有法律上的根據。

所以說，我們要正確處理好刑法總則和分則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理解法律和適用法律，不能把總則和分則割裂開來。實際上，它們是一個整體。是一般和個別的關系。

三、理論和案例的關系

案例是指具體司法實踐中需要處理的對象，中國理論研究中習慣稱之為案例。案例和判例是不一樣的。英美法系國家就存在大量判例，所以需要對判例進行研究。判例法國家的法律規則多是從判例中引申出來，由于判例是由法官做出的，因而形成法官造法，這和大陸法系不一樣。現在，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刑法領域中，也采用罪刑法定原則，有大量的制定法。可以說，刑法領域是制定法最發達的領域。盡管如此，成文法在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定罪量刑的作用和制定法在英美國家中的所起作用是不一樣的。在英美國家，制定法不是離不開判例，只有通過判例，才能使得制定法轉換成定罪量刑的依據，所以判例所起的作用很大。簡而言之，法官沒有判決之前的案子就叫案例，法官判了之后就叫判例。西方國家研究判例主要是研究法官是如何判的，從法官的判決理由中引申出一些規則和理論，以此作為法律的依據。我們案例則法官判案的對象，在案例研究中，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設想成法官。這種所謂的案例和醫生所謂的病例就比較相近。案例的研究和判例的研究側重點完全不一樣，案例研究側重的是如何判案；在判例研究中，不是研究案怎么判而是法官怎么做出他的判決，以及研究他的判決理由。在當前的法學研究中，我們只有案例的研究，而談不上對判例的研究。這主要是由于司法實踐中我們的法官判案還很不規范，我們的判決書還很不講道理，因此，判例研究還缺乏基本的條件。但我們有大量的案例研究，這對刑法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理論總是抽象的。大陸法系國家習慣系統地闡述理論，故而其理論非常發達。但由于理論必須運用到具體的實踐中去，而案例則是千差萬別的，所以理論掌握好了，并不意味著能把理論較好地運用到具體的判案中，這就要求我們對案例進行研究，它對理論能起到補充作用。理論本身總有其局限性，它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不可能窮盡現實中的一切情況，某些案例則可以提供一些思路，來充實和豐富我們的刑法理論。

案例一般分為二大類，一類是普通的案例，它們屬于比較典型的案例。一般和法律規定比較符合。這些普通案件處理起來就比較簡單，正如門診中出現的大量感冒、發燒等普通病癥。司法實踐中大量案件均屬于此類。另一類案件則屬于疑難案件，這些疑難案例就和醫生所遇到的疑難病癥一樣，某些病癥甚至在醫學書中也從來沒有出現過。疑難案件還可分為二類：一類是證據上的疑難案件，即證據上采集有疑難或者證據還達不到確實充分程度的案例；另一類則是法律適用上的疑難案例，在這類案件中，行為和法律規定不完全符合，究竟是此罪還是彼罪、是有罪還是無罪就很費思量。法律規定是根據大量過去處理的犯罪的一般特征概括出來的，它總是有限的、抽象的，法律規定的抽象性本身就意味著將大量個別情況進行舍棄。犯罪分子去犯罪，總不可能根據法律規定去犯罪，而且犯罪情況又是不斷發展的，完全可能突破既有的法律規定，這就必定會導致疑難案件的產生。處理疑難案件需要很高的刑法理論水平。人們將法律規定適用于具體案件時，當然需要對法律進行理解，但同時又需要大量的其它知識，甚至社會生活經驗和生活常識。在有些案件中，被告人的行為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可能完全取決于法官對某一事物的判斷，而這種判斷往往和法律問題無關。前段時間，我們討論過一個合同詐騙案件，該案最后涉及到對刑法第224條第4款“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擔保財產后逃匿”如何理解的問題，也就是說本案被告人的有罪無罪實際上取決于其是否逃匿的判斷。該案被告人是一個香港人，他花幾元錢在香港注冊一家公司，是給人家開信用證的。他在某市開設了一個辦事處，辦事處實際就設在他家里，因為沒有交費，二年前被注銷了。這名被告人和他人訂了一個合同，收受了他人100多萬元定金。收了錢后，他就將家里的電話和傳真改了，結果人家去報案了，經過一段時間的羈押后，該某市區檢察院對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于是，被告人先后向區檢察和市檢察院提出要求賠償，但兩級檢察院均維持原決定，認為不需要對被告人進行賠償。這時公安局因這對區檢察院不起訴的決定不服，就向市檢察院提出要求復議。市檢察院經審查后，又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故而撤銷了不起訴決定，要求區檢察院提起公訴。區檢察院于是向區法院提出抗訴，但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為由發回重審。區法院進行第二次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已經構成犯罪，故判斷處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人對一審判決表示不服，轉而提起了上訴。現在本案二審結果還沒有出來，但估計市中級法院會維持原判，因為根據其內部文件，這種行為被認為構成犯罪。在該案中，被告人如果沒有提出要求國家賠償，顯然就不會被判決處有罪，這一點我們且不去說它。就該案的具體問題而言，其所涉及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被告人改變電話和傳真的行為是否屬于逃匿的問題。區法院在第一次作出無罪判決時，認為被告人的這種行為不屬于逃匿，因為被告人在香港的公司和其手機號碼均沒有變。該法院在第二次作出有罪判決時，卻又認為其改變家里的電話和傳真號碼的行為屬于逃匿行為。這里面涉及的問題。事實上就是對逃匿行為的判斷問題，而這基本上就不是一個法律問題。因為關于逃匿的標準，法律并沒有規定，我們只能根據現生活的常識來做出事實性的判斷。

所以，我認為把一種理論、一個法律規定適用到具體案件中時，會涉及到一般和個別之間的磨合問題，如何把個別的情況包括在一般的規定之中，需要司法人員根據具體情況來進行具體的判斷。這種判斷不僅需要法律知識，更多的是需要常識。

第二篇：刑法學習心得體會

篇一：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心得體會 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心得體會

9月份，在河南省醫學會增強法制建設讀書學習活動中，我積極、主動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進行了系統學習，通過學習，是我對刑法的內容有了一定的認識，同時也是我覺得要不斷加強對法律知識的學習，提高法律意識，提升法律修養，不僅要做一名懂法的公民，而且要做一名知法、懂法、遵法的員工，作為醫療事故鑒定及法醫臨床司法鑒定工作中的一員，更應該學法、用法。通過學習使我產生了很多想法，下面我將小談一下對本次學習的一些心得體會。

所以，我們對刑法要有一定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在這個法制的社會中立于不敗之地，維護自身權利，同時也保護他人權利。

二、我應該如何

1.學會自律、自護。學法律，就要首先做到知其文、曉其意。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給予處罰。學習法律還要懂得知其不能而約己，換句話說就是要知法守法。學了法，還要學會用法，學會用法律條文的規定來保護自己，當自己的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應當拿起法律這把武器，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免遭侵害，給予相應的懲罰。2.做好法律的宣傳者。作為一名跟法律密切相關的醫療工作者，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的同時，更應該學好法律知識。不單單如此，還要做一個宣傳法律普法的一分子，在工作的同時，帶動身邊更多的人去學習國家法律，讓身邊更多的人知法懂法，做有法律素養的良好公民，增強法制觀念，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依法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抵御社會不良影響、預防違法犯罪的能力。那我們將生活在一個安全、和諧的環境中，使我們的身心更加健康。篇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個人學習心得 小談學習刑法和治安管理條例之心得

5月12日下午參加供電局組織的關于學習刑法和治安管理條例的活動，通過學習，使我們每一個人對刑法和治安管理條例都有了一定的認識，同時也是我們覺得要不斷加強對法律知識的學習，提高法律意識，提升法律修養，不僅要做一名懂法的公民，而且要做一名知法懂法尊法的員工。作為供電局的一員，更應該學法，用法。通過學習使我產生了很多的想法，下面我將小談一下對本次學習的一些心得體會。

一、關于刑法和管理條例的一些基本內容。

1．關于刑法。刑法是規定犯罪和刑罰及其罪刑關系的法律。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具有以下特征：公法、刑事法、強行法的特征。除此之外，刑法還是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法。具體說，有四個方面即： 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法；保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法；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法；維護社會秩序法 2.關于治安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關于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法律。1957年制定了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其中包括了對某些污染物危害環境的行為進行管理處罰的規定。1986年9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也規定了一些環境保護內容，如故意污損國家保護的文物和名勝古跡但不夠刑事處分的行為，違反規定而破壞草坪、花卉、樹木的行為，違反規定在城鎮使用音響器材、音量過大而影響周圍居民的工作和休息且不聽制止的行為，違反放射性物品管理規定而生產、儲存、運輸、使用該物品但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應給予行政處罰。所以，不管是刑法還是治安管理條例，我們都應該有一定的認識，才能在這個法制的社會中立于不敗之地，維護自身權利，同時也保護他人利益。

二、我應該如何。

1.學會自律。學法律，就要首先做到知其文曉其意。《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規定：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照本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這就很好地區分了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之間的關系。此法還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其第五條指出：辦理案件要堅持教育與處罰相結合的原則，施治安管理處罰，應當公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條文對處罰對象的規定也十分細致，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滿十四周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罰，但是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而醉酒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應當給予處罰等等。

學法律還要知其不能而約己，換句話說就是要知法守法。法律規定不得擾亂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不得擾亂各類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就要做到不參與這樣的行動。如果明知故犯，就要受到法律的懲罰。

2.學會自護。學了法，還要學會用法，學會用法律條文的規定來保護自己。你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時，應該拿起法律這把武器。對那些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人，對那些多次發送不文明信息的人，對那些以虛假身份招搖撞騙以及制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行為人，要利用法律的手段給以相應的處罰。3.做好法律的宣傳者。作為一名供電工作者，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也應當學好法律知識，不光如此，更應該做一名普法分子，在工作的同時，宣傳并帶動身邊的人去學法，讓大家都知法懂法。做有法律素養的良好公民。相信只要我們人人行動起來，做一名法律宣傳員，就一定會增強我們及身邊人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我們、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依法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抵御社會不良影響、預防違法犯罪的能力。那么我們將生活在一個安全、和諧的環境中，使我們的身心更加健康。篇三：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 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

經過對刑法分則近兩個月的學習，我了解到、體會到更多刑法的樂趣，揣摩到更多屬于刑法的真諦。上學期通過學習刑法總則，開始接觸到什么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知道那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設置的對抗犯罪分子的法律，分清了違法與犯罪的根本性區別等。犯罪是指違反刑事法律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對犯罪的定義體現了罪刑法定的思想，犯什么法、量什么刑，都要依據法律——刑法的規定。刑事責任，基于我的簡單理解就是犯罪人應負擔的法律責任，負責任就有承擔懲罰的義務。刑罰是刑法規定的由國家審判機關依法對犯罪人適用的限制或剝奪其某種利益的強制性制裁方法。我是這樣理解的：犯罪是特定的行為——是對社會的一種嚴重的侵害；刑罰是制裁的方法——是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嚴厲懲罰。刑罰也是惡，直觀的看是“以惡制惡”。所以“制惡”是不得已的，是為了國家、社會的安定，是為了保護大眾的平等的權益不受侵害，所以我們強調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因為刑罰是“以惡制惡”，于是我們又強調刑罰人道主義，刑罰個別化等等。

讀著這一步步從中間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法言法語，當時即對刑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這學期的刑法分則學習，讓我更清楚的意識到，刑法真正的魅力所在并非那些真實的卻曲折離奇的案件，也不是電視劇上那虛構的狗血劇情，而在于刑法在各大部門法之中，唯一一個與犯罪有關，且關系無比密切的法律。同時，犯罪，作為一個與暴露人性丑惡有關的行為動詞，集心理、倫理、醫學以及科技等于一身。更準確的界定如下，我國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這一犯罪概念是對各種犯罪現象的理論概括，它不僅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而且闡明了犯罪的社會政治內容，從而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提供了原則標準。刑法學總論是對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理，原則較為抽象的概括，研究刑法的一般性、共性問題，而刑法各論是在總論的指導下，根據一定的標準和規則，對所規定的各類犯罪及其所包含的各種具體犯罪，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體系，即先分類后分種，使其脈絡清晰。通過學習，我了解到，目前我國刑法分則對各種犯罪采用的是簡明的分類方法，將犯罪共分為10大類，依次是（因為同類客體的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從重到輕排列的有次序關系的，而不是分別是的平等關系）：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責罪。采用這樣的分類方法是從犯罪的同類客體出發。而對各類犯罪以及各種具體犯罪的排列標準主要是以各類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規定的，但存在相對性，有時還得做具體分析。

刑法分則具體條文一般由罪狀和法定刑兩部分組成，由于罪狀與罪名密切相關，因此對罪狀，罪名及法定刑的研究，是刑法各論的重要內容。而對刑法具體條文的學習理解自認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學到家的，例如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行兇、殺人、搶劫、xx、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負刑事責任。其中的“行兇”的概念是比較模糊的，其含義十分寬泛而難以確定。一般而言，打架斗毆是行兇，傷害他人是行兇，殺人行為也是行兇；赤手空拳毆打他人是行兇，使用器械、槍支傷害他人也是行兇。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對“行兇”的概念進行分析，闡明其真實的含義。理解法律條文的規定，行兇是和殺人、搶劫、xx、綁架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并列規定的，因此，它們之間應當具有性質和程度的考量。而殺人、搶劫、xx、綁架等犯罪行為是可能導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所以，只有犯罪人實施的行為可能造成防衛人重傷、死亡的時候，才可以認定為“行兇”；而打一巴掌、煽一耳光等輕微的暴力行為則應當被排除在“行兇”的范疇之外。

因此，刑法分則是關于具體犯罪和具體法定刑的規范體系，這些規范明確了對各類、各種具體犯罪定罪量刑的標準。刑法總則是關于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理原則的規范體系，這些規范是認定犯罪，規定刑事責任和適用刑罰所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總則指導分則，分則是總則所確定的原理原則的具體體現，二者相輔相成。只有把總則和分則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認定犯罪，確定刑事責任和適用刑罰。簡而言之，總則給予分則精神上的指導，分則在定罪量刑的時候遇到困難時則回歸總則的原則性規定上進行自由心證。在上學期學習刑法總論時，曾老師講授了很多刑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則以及各方面理論上的指導，為分則學習作出一個先行的鋪墊。然而到了這學期上陳老師的課，我方才發現，自己總則上的內容把握得不夠準確，知識缺陷很大，此罪與彼罪的界限、犯罪形態、罪刑法定等往往陷入一個混亂的怪圈。例如故意殺人罪，這是我首次有勇氣上臺“講課”的一個罪名內容，當我自以為預習分析得很透徹的時候，最終的案例分析時，我還是卡在一個犯罪形態上，究竟是犯罪預備、犯罪中止、犯罪未遂還是犯罪既遂。這暴露的是學習總論時缺乏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及司法實踐當中具體個案的判決分析，更重要的是，刑法總論知識體系的極度不完善，需要在學習刑法分則的過程中加以彌補。現在時過半學期，我自認為比較理解何以判斷犯罪形態：犯罪預備，是指做實施犯罪前的準備工作。如預備犯罪工具、創造犯罪條件等。犯罪預備相對于其他犯罪形態較容易判斷，問題不大。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的行為。犯罪未遂，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犯罪既遂，是指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已經齊備了刑法分則對某一具體犯罪所規定的全部構成要件。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的實質區別：犯罪有沒有得逞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的實質區別：犯罪未得逞是不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是以外的原因就是未遂,是自動放棄的話就是中止。后三者比較容易混淆，鑒于各種犯罪行為的行為方式各異，當司法實踐出現一些特殊情況是，犯罪形態的不同對罪刑法定起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刑法分則主要規定具體罪名與罪狀，數目繁多，在如何把握刑法分則的問題上，我認為應該從理解以及掌握各個罪名的主要內容和行為方式上出發學習。刑法分則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具體條文來確立各種犯罪行為，條文的內容包括罪狀和法定刑。通過罪狀設計來描述犯罪行為，確定打擊犯罪的范圍，是各國刑法的通行作法。罪狀的內容主要是對社會現實中具備一定的社會危害性需要由刑罰方法來處置的事實加以記述，這是罪刑法定，在認識論上是定性認識。法定的罪刑設計要落實到具體的案件中，需要司法定量，具備可操作性。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來考慮，滿足可操作性的最佳狀態是：立法對每一個問題的規定不僅有定性因素，更為關鍵的是有定量因素。只有在定量的意義上才可以說能夠將可操作性落實，僅僅停留在定性階段而不考慮定量因素，不符合“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面對具體個案，處理具體案件時，對刑法的適用解釋只能是具體的，根本原因是案件之間的情況是千差萬別的，正如我們高考英語作文經常用的一句話：every coin has two sides.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更何況是一個案件，又何止兩面呢。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每個案件在其所具有的特殊之處都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案件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方，他們永遠不可能重復在他們之間引起糾紛的那種行為。我們可以用足以涵蓋不同時空下不同當事人之間的不同糾紛的一般術語，去描述一個案件中的諸般事項。我們也可以用僅僅能夠包含在一時一地的這些當事人之間發生的糾紛的特定的法言法語，對他們加以描述。無論我們怎樣描述案件，每一個案件都只發生一次。例如殺人罪是定性描述，具體的殺人行為分別有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基于故意和過失的程度所反應出的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在各個案件中均有差異。至于刑法上所說的行為方式，我們在學習的時候經常會進入這樣的一個思維誤區，法條說什么即是什么，摳字眼，只在于字面上的分析以及在語句上的剖析，而忽視了其中的內涵以及各個不同的行為方式所導致的不同的行為結果以及判決結果。經過學習，我發現刑法總論和分則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總論的指導，單看分則，確實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決，由此可知，無論是總論還是分則，在學習的時候必須融會貫通，不可厚此薄彼，構建自身完整的刑法知識體系，對分析案件時很有幫助。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把握刑法法條上所提到的各個行為方式呢？當然，語義理解是最基礎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到法條上沒有明確寫上、規定上的其他行為，那些特殊的行為方式該如何定性的問題。法條不可能涵蓋所有有可能的犯罪行為方式，人的創造力是無限大的，可是路走偏了，就成了人的犯罪手段及方式是無限多的。因此，當出現于某些特殊的行為方式時，一是可以依照法條總的規定進行定罪量刑，而不必關注與其他具體行為方式的關系；二是可以依照刑法總論上一些基本的、原則上的規定，再結合相類似的具體罪名，由法官進行自由心證。

刑法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也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正如廣州許霆的惡意提款案件，從無期徒刑改判為五年的有期徒刑，然而同一性質同一行為方式的“云南許霆”則從無期徒刑改判為八年的有期徒刑，且是借鑒廣州許霆案的先例進行上訴。“云南許霆”表示：“xx年7月的時候，我有一次減刑機會，要減兩年零六個月。結果報上去，法院說我不認罪，這個減刑就沒有批。”直到廣州許霆案引起了一系列漣漪，方才讓這個“云南許霆”有了提前步出監獄的機會。為什么不同的法院檢察院的判決會有不同的結果，為什么法律規定的上訴在實際操作中那么難實施，甚至對于寫了很多遍的申訴材料上交到法院，依然是無人問津，這是司法實踐的失誤還是司法機關辦事效率的低下，不得而知。我記得當初本科專業選了法學的時候，不少人告誡過我，從法學院畢業出來以后，會發現大學四年所學到的跟職業會大相庭徑，無論你是作為律師還是檢察官。其實個人認為，不是學的東西大相庭徑，而是作為一個人心中那份正義以及法律理想已經在社會的大染缸之中被染得失去了本來的顏色，看不清其本來的面目，因此才會造成大相庭徑的局面。司法實踐當中，理論上的東西相信是相差無幾的，由于法院、檢察院以及辯護人的不同而容易造成判決結果出現差異，這也是刑事立法的一個不足之處，也是刑事司法的一個缺陷所在。

通過這學期學習刑法分則，我深深體會到，要學好刑法這一門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需要理論聯系實際，過于理想化的思維會導致刑法的學習道路出現偏差，批判性的思維反倒會讓自身更好地認清事實，看清法律不只是維護人的權利，而且牽涉到的還有很多很多或正或邪的方方面面。刑法學是一門理論性、實踐性都很強的法律學科，且與其他部門法比起來，刑法是“第二道防線”，沒有刑法做后盾、做保證，其他部門法往往難以得到貫徹實施。因此我們不是為了學習刑法而學習刑法，而是為了把法律知識融會貫通，將學到的知識更好地應用到實踐中去，解決實踐中具體的問題而學習刑法。在學習刑法的過程中，不能閉門讀書，忽視聯系實際，那是高中時候明確高考高分為目標的學習方法，我們應當把理論學習跟我國的司法實踐，特別是刑事審判實踐結合起來。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還要了解、關注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帶著新

第三篇：刑法學習心得體會

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心得體會 9月份，在河南省醫學會增強法制建設讀書學習活動中，我積極、主動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進行了系統學習，通過學習，是我對刑法的內容有了一定的認識，同時也是我覺得要不斷加強對法律知識的學習，提高法律意識，提升法律修養，不僅要做一名懂法的公民，而且要做一名知法、懂法、遵法的員工，作為醫療事故鑒定及法醫臨床司法鑒定工作中的一員，更應該學法、用法。通過學習使我產生了很多想法，下面我將小談一下對本次學習的一些心得體會。

一、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一些基本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規定犯罪和刑罰及其罪刑關系的法律。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律，具有以下特征：公法、刑事法、強行法的特征。除此之外，刑罰還是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生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法。具體說，有四個方面，即：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法；保衛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法；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法；維護社會秩序法。

所以，我們對刑法要有一定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在這

個法制的社會中立于不敗之地，維護自身權利，同時也保護他人權利。

二、我應該如何 1.學會自律、自護。學法律，就要首先做到知其文、曉其意。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給予處罰。學習法律還要懂得知其不能而約己，換句話說就是要知法守法。2.做好法律的宣傳者。作為一名跟法律密切相關的醫療工作者，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的同時，更應該學好法律知識。不單單如此，還要做一個宣傳法律普法的一分子，在工作的同時，帶動身邊更多的人去學習國家法律，讓身邊更多的人知法懂法，做有法律素養的良好公民，增強法制觀念，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依法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抵御社會不良影響、預防違法犯罪的能力。那我們將生活在一個安全、和諧的環境中，使我們的身心更加健康。篇二：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

《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簡介：

經過對刑法分則近兩個月的學習，我了解到、體會到更多刑法的樂趣，揣摩到更多屬于刑法的真諦。上學期通過學

《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正文開始>>經過對刑法分則近兩個月的學習，我了解到、體會到更多刑法的樂趣，揣摩到更多屬于刑法的真諦。上學期通過學習刑法總則，開始接觸到什么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知道那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設置的對抗犯罪分子的法律，分清了違法與犯罪的根本性區別等。犯罪是指違反刑事法律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對犯罪的定義體現了罪刑法定的思想，犯什么法、量什么刑，都要依據法律——刑法的規定。刑事責任，基于我的簡單理解就是犯罪人應負擔的法律責任，負責任就有承擔懲罰的義務。刑罰是刑法規定的由國家審判機關依法對犯罪人適用的限制或剝奪其某種利益的強制性制裁方法。我是這樣理解的：犯罪是特定的行為——是對社會的一種嚴重的侵害；刑罰是制裁的方法——是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嚴厲懲罰。刑罰也是惡，直觀的看是“以惡制惡”。所以“制惡”是不得已的，是為了國家、社會的安定，是為了保護大眾的平等的權益不受侵害，所以我們強調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因為刑罰是“以惡制惡”，于是我們又強調刑罰人道主義，刑罰個別化等等。

讀著這一步步從中間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法言法語，當時即對刑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這學期的刑法分則學習，讓我更清楚的意識到，刑法真正的魅力所在并非那些真實的卻曲折離奇的案件，也不是電視劇上那虛構的狗血劇情，而在于刑法在各大部門法之中，唯一一個與犯罪有關，且關系無比密切的法律。同時，犯罪，作為一個與暴露人性丑惡有關的行為動詞，集心理、倫理、醫學以及科技等于一 身。更準確的界定如下，我國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這一犯罪概念是對各種犯罪現象的理論概括，它不僅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而且闡明了犯罪的社會政治內容，從而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提供了原則標準。

刑法學總論是對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理，原則較為抽象的概括，研究刑法的一般性、共性問題，而刑法各論是在總論的指導下，根據一定的標準和規則，對所規定的各類犯罪及其所包含的各種具體犯罪，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體系，即先分類后分種，使其脈絡清晰。通過學習，我了解到，目前我國刑法分則對各種犯罪采用的是簡明的分類方法，將犯罪共分為10大類，依次是（因為同類客體的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從重到輕排列的有次序關系的，而不是分別是的平等關系）：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責罪。采用這樣的分類方法是從犯罪的同類客體出發。而對各類犯罪以及各種具體犯罪的排列標準主要是以各類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規定的，但存在相對性，有時還得做具體分析。刑法分則具體條文一般由罪狀和法定刑兩部分組成，由于罪狀與罪名密切相關，因此對罪狀，罪名及法定刑的研究，是刑法各論的重要內容。而對刑法具體條文的學習理解自認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學到家的，例如刑法

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負刑事責任。其中的“行兇”的概念是比較模糊的，其含義十分寬泛而難以確定。一般而言，打架斗毆是行兇，傷害他人是行兇，殺人行為也是行兇；赤手空拳毆打他人是行兇，使用器械、槍支傷害他人也是行兇。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對“行兇”的概念進行分析，闡明其真實的含義。理解法律條文的規定，行兇是和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并列規定的，因此，它們之間應當具有性質和程度的考量。而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犯罪行為是可能導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所以，只有犯罪人實施的行為可能造成防衛人重傷、死亡的時候，才可以認定為“行兇”；而打一巴掌、煽一耳光等輕微的暴力行為則應當被排除在“行兇”的范疇之外。因此，刑法分則是關于具體犯罪和具體法定刑的規范體系，這些規范明確了對各類、各種具體犯罪定罪量刑的標準。刑法總則是關于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理原則的規范體系，這些規范是認定犯罪，規定刑事責任和適用刑罰所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總則指導分則，分則是總則所確定的原理原則的具體體現，二者相輔相成。只有把總則和分則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認定犯罪，確定刑事責任和適用刑罰。簡而言之，總則給予分則精神上的指導，分則在定罪量刑的時候遇到困難時則回歸總則的原則性規定上進行自由心證。

在上學期學習刑法總論時，曾老師講授了很多刑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則以及各方面理論上的指導，為分則學習作出一個先行的鋪墊。然而到了這學期上陳老師的課，我方才發現，自己總則上的內容把握得不夠準確，知識缺陷很大，此罪與彼罪的界限、犯罪形態、罪刑法定等往往陷入一個混亂的怪圈。例如故意殺人罪，這是我首次有勇氣上臺“講課”的一個罪名內容，當我自以為預習分析得很透徹的時候，最終的案例分析時，我還是卡在一個犯罪形態上，究竟是犯罪預備、犯罪中止、犯罪未遂還是犯罪既遂。這暴露的是學習總論時缺乏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及司法實踐當中具體個案的判決分析，更重要的是，刑法總論知識體系的 極度不完善，需要在學習刑法分則的過程中加以彌補。現在時過半學期，我自認為比較理解何以判斷犯罪形態：犯罪預備，是指做實施犯罪前的準備工作。如預備犯罪工具、創造犯罪條件等。犯罪預備相對于其他犯罪形態較容易判斷，問題不大。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的行為。犯罪未遂，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犯罪既遂，是指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已經齊備了刑法分則對某一具體犯罪所規定的全部構成要件。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的實質區別：犯罪有沒有得逞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的實質區別：犯罪未得逞是不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是以外的原因就是未遂,是自動放棄的話就是中止。后三者比較容易混淆，鑒于各種犯罪行為的行為方式各異，當司法實踐出現一些特殊情況是，犯罪形態的不同對罪刑法定起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刑法分則主要規定具體罪名與罪狀，數目繁多，在如何把握刑法分則的問題上，我認為應該從理解以及掌握各個罪名的主要內容和行為方式上出發學習。刑法分則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具體條文來確立各種犯罪行為，條文的內容包括罪狀和法定刑。通過罪狀設計來描述犯罪行為，確定打擊犯罪的范圍，是各國刑法的通行作法。罪狀的內容主要是對社會現實中具備一定的社會危害性需要由刑罰方法來處置的事實加以記述，這是罪刑法定，在認識論上是定性認識。法定的罪刑設計要落實到具體的案件中，需要司法定量，具備可操作性。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來考慮，滿足可操作性的最佳狀態是：立法對每一個問題的規定不僅有定性因素，更為關鍵的是有定量因素。只有在定量的意義上才可以說能夠將可操作性落實，僅僅停留在定性階段而不考慮定量因素，不符合“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面對具體個案，處理具體案件時，對刑法的適用解釋只能是具體的，根本原因是案件之間的情況是千差萬別的，正如我們高考英語作文經常用的一句話：every coin has two sides.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更何況是一個案件，又何止兩面呢。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每個案件在其所具有的特殊之處都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案件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方，他們永遠不可能重復在他們之間引起糾紛的那種行為。我們可以用足以涵蓋不同時空下不同當事人之間的不同糾紛的一般術語，去描述一個案件中的諸般事項。我們也可以用僅僅能夠包含在一時一地的這些當事人之間發生的糾紛的特定的法言法語，對他們加以描述。無論我們怎樣描述案件，每一個案件都只發生一次。例如殺人罪是定性描述，具體的殺人行為分別有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基于故意和過失的程度所反應出的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在各個案件中均有差異。至于刑法上所說的行為方式，我們在學習的時候經常會進入這樣的一個思維誤區，法條說什么即是什么，摳字眼，只在于字面上的分析以及在語句上的剖析，而忽 視了其中的內涵以及各個不同的行為方式所導致的不同的行為結果以及判決結果。經過學習，我發現刑法總論和分則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總論的指導，單看分則，確實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決，由此可知，無論是總論還是分則，在學習的時候必須融會貫通，不可厚此薄彼，構建自身完整的刑法知識體系，對分析案件時很有幫助。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把握刑法法條上所提到的各個行為方式呢？當然，語義理解是最基礎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到法條上沒有明確寫上、規定上的其他行為，那些特殊的行為方式該如何定性的問題。法條不可能涵蓋所有有可能的犯罪行為方式，人的創造力是無限大的，可是路走偏了，就成了人的犯罪手段及方式是無限多的。因此，當出現于某些特殊的行為方式時，一是可以依照法條總的規定進行定罪量刑，而不必關注與其他具體行為方式的關系；二是可以依照刑法總論上一些基本的、原則上的規定，再結合相類似的具體罪名，由法官進行自由心證。

刑法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也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正如廣州許霆的惡意提款案件，從無期徒刑改判為五年的有期徒刑，然而同一性質同一行為方式的“云南許霆”則從無期徒刑改判為八年的有期徒刑，且是借鑒廣州許霆案的先例進行上訴。“云南許霆”表示：“2009年7月的時候，我有一次減刑機會，要減兩年零六個月。結果報上去，法院說我不認罪，這個減刑就沒有批。”直到廣州許霆案引起了一系列漣漪，方才讓這個“云南許霆”有了提前步出監獄的機會。為什么不同的法院檢察院的判決會有不同的結果，為什么法律規定的上訴在實際操作中那么難實施，甚至對于寫了很多遍的申訴材料上交到法院，依然是無人問津，這是司法實踐的失誤還是司法機關辦事效率的低下，不得而知。我記得當初本科專業選了法學的時候，不少人告誡過我，從法學院畢業出來以后，會發現大學四年所學到的跟職業會大相庭徑，無論你是作為律師還是檢察官。其實個人認為，不是學的東西大相庭徑，而是作為一個人心中那份正義以及法律理想已經在社會的大染缸之中被染得失去了本來的顏色，看不清其本來的面目，因此才會造成大相庭徑的局面。司法實踐當中，理論上的東西相信是相差無幾的，由于法院、檢察院以及辯護人的不同而容易造成判決結果出現差異，這也是刑事立法的一個不足之處，也是刑事司法的一個缺陷所在。

通過這學期學習刑法分則，我深深體會到，要學好刑法這一門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需要理論聯系實際，過于理想化的思維會導致刑法的學習道路出現偏差，批判性的思維反倒會讓自身更好地認清事實，看清法律不只是維護人的權利，而且牽涉到的還有很多很多或正或邪的方方面面。刑法學是一門理論性、實踐性都很強的法律學科，且與其他部門法比起來，刑法是“第二道防線”，沒有刑法做后盾、做保證，其他部門法往往難以得到貫徹實施。因此我們不是為了學習刑法

而學習刑法，而是為了把法律知識融會貫通，將學到的知識更好地應用到實踐中去，解決實踐中具體的問題而學習刑法。在學習刑法的過程中，不能閉門讀書，忽視聯系實際，那是高中時候明確高考高分為目標的學習方法，我們應當把理論學習跟我國的司法實踐，特別是刑事審判實踐結合起來。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還要了解、關注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帶著新問題去學習刑法理論，同時也要關注犯罪學、心理學、刑事訴訟法學等方面的相關學科。這樣不但為學習刑法提供了動力，而且也能使所學的刑法學知識得以檢驗、充實和提高，并能提高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的能力。篇三：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

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 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一：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

經過對刑法分則近兩個月的學習，我了解到、體會到更多刑法的樂趣，揣摩到更多屬于刑法的真諦。上學期通過學習刑法總則，開始接觸到什么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知道那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設置的對抗犯罪分子的法律，分清了違法與犯罪的根本性區別等。犯罪是指違反刑事法律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對犯罪的定義體現了罪刑法定的思想，犯什么法、量什么刑，都要依據法律——刑法的規定。刑事責任，基于我的簡單理解就是犯罪人應負擔的法律責任，負責任就有承擔懲罰的義務。刑罰是刑法規定的由國家審判機關依法對犯罪人適用的限制或剝奪其某種利益的強制性制裁方法。我是這樣理解的：犯罪是特定的行為——是對社會的一種嚴重的侵害；刑罰是制裁的方法——是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嚴厲懲罰。刑罰也是惡，直觀的看是“以惡制惡”。所以“制惡”是不得已的，是為了國家、社會的安定，是為了保護大眾的平等的權益不受侵害，所以我們強調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因為刑罰是“以惡制惡”，于是我們又強調刑罰人道主義，刑罰個別化等等。

讀著這一步步從中間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法言法語，當時即對刑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這學期的刑法分則學習，讓我更清楚的意識到，刑法真正的魅力所在并非那些真實的卻曲折離奇的案件，也不是電視劇上那虛構的狗血劇情，而在于刑法在各大部門法之中，唯一一個與犯罪有關，且關系無比密切的法律。同時，犯罪，作為一個與暴露人性丑惡有關的行為動詞，集心理、倫理、醫學以及科技等于一身。更準確的界定如下，我國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這一犯罪概念是對各種犯罪現象的理論概括，它不僅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而且闡明了犯罪的社會政治內容，從而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提供了原則標準。

刑法學總論是對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理，原則較為抽象的概括，研究刑法的一般性、共性問題，而刑法各論是在總論的指導下，根據一定的標準和規則，對所規定的各類犯罪及其所包含的各種具體犯罪，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體系，即先分類后分種，使其脈絡清晰。通過學習，我了解到，目前我國刑法分則對各種犯罪采用的是簡明的分類方法，將犯罪共分為10大類，依次是（因為同類客體的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從重到輕排列的有次序關系的，而不是分別是的平等關系）：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責罪。采用這樣的分類方法是從犯罪的同類客體出發。而對各類犯罪以及各種具體犯罪的排列標準

主要是以各類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規定的，但存在相對性，有時還得做具體分析。刑法分則具體條文一般由罪狀和法定刑兩部分組成，由于罪狀與罪名密切相關，因此對罪狀，罪名及法定刑的研究，是刑法各論的重要內容。而對刑法具體條文的學習理解自認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學到家的，例如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負刑事責任。其中的“行兇”的概念是比較模糊的，其含義十分寬泛而難以確定。一般而言，打架斗毆是行兇，傷害他人是行兇，殺人行為也是行兇；赤手空拳毆打他人是行兇，使用器械、槍支傷害他人也是行兇。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對“行兇”的概念進行分析，闡明其真實的含義。理解法律條文的規定，行兇是和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并列規定的，因此，它們之間應當具有性質和程度的考量。而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犯罪行為是可能導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所以，只有犯罪人實施的行為可能造成防衛人重傷、死亡的時候，才可以認定為“行兇”；而打一巴掌、煽一耳光等輕微的暴力行為則應當被排除在“行兇”的范疇之外。

因此，刑法分則是關于具體犯罪和具體法定刑的規范體系，這些規范明確了對各類、各種具體犯罪定罪量刑的標準。刑法總則是關于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一般原理原則的規范體系，這些規范是認定犯罪，規定刑事責任和適用刑罰所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總則指導分則，分則是總則所確定的原理原則的具體體現，二者相輔相成。只有把總則和分則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認定犯罪，確定刑事責任和適用刑罰。簡而言之，總則給予分則精神上的指導，分則在定罪量刑的時候遇到困難時則回歸總則的原則性規定上進行自由心證。

在上學期學習刑法總論時，曾老師講授了很多刑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則以及各方面理論上的指導，為分則學習作出一個先行的鋪墊。然而到了這學期上陳老師的課，我方才發現，自己總則上的內容把握得不夠準確，知識缺陷很大，此罪與彼罪的界限、犯罪形態、罪刑法定等往往陷入一個混亂的怪圈。例如故意殺人罪，這是我首次有勇氣上臺“講課”的一個罪名內容，當我自以為預習分析得很透徹的時候，最終的案例分析時，我還是卡在一個犯罪形態上，究竟是犯罪預備、犯罪中止、犯罪未遂還是犯罪既遂。這暴露的是學習總論時缺乏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及司法實踐當中具體個案的判決分析，更重要的是，刑法總論知識體系的極度不完善，需要在學習刑法分則的過程中加以彌補。現在時過半學期，我自認為比較理解何以判斷犯罪形態：犯罪預備，是指做實施犯罪前的準備工作。如預備犯罪工具、創造犯罪條件等。犯罪預備相對于其他犯罪形態較容易判斷，問題不大。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的行為。犯罪未遂，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犯罪既遂，是指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已經齊備了刑法分則對某一具體犯罪所規定的全部構成要件。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的實質區別：犯罪有沒有得 逞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的實質區別：犯罪未得逞是不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是以外的原因就是未遂,是自動放棄的話就是中止。后三者比較容易混淆，鑒于各種犯罪行為的行為方式各異，當司法實踐出現一些特殊情況是，犯罪形態的不同對罪刑法定起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刑法分則主要規定具體罪名與罪狀，數目繁多，在如何把握刑法分則的問題上，我認為應該從理解以及掌握各個罪名的主要內容和行為方式上出發學習。刑法分則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具體條文來確立各種犯罪行為，條文的內容包括罪狀和法定刑。通過罪狀設計來描述犯罪行為，確定打擊犯罪的范圍，是各國刑法的通行作法。罪狀的內容主要是對社會現實中具備一定的社會危害性需要由刑罰方法來處置的事實加以記述，這是罪刑法定，在認識論上是定性認識。法定的罪刑設計要落實到具體的案件中，需要司法定量，具備可操作性。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來考慮，滿足可操作性的最佳狀態是：立法對每一個問題的規定不僅有定性因素，更為關鍵的是有定量因素。只有在定量的意義上才可以說能夠將可操作性落實，僅僅停留在定性階段而不考慮定量因素，不符合“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面對具體個案，處理具體案件時，對刑法的適用解釋只能是具體的，根本原因是案件之間的情況是千差萬別的，正如我們高考英語作文經常用的一句話：every coin has two sides.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更何況是一個案件，又何止兩面呢。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每個案件在其所具有的特殊之處都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案件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方，他們永遠不可能重復在他們之間引起糾紛的那種行為。我們可以用足以涵蓋不同時空下不同當事人之間的不同糾紛的一般術語，去描述一個案件中的諸般事項。我們也可以用僅僅能夠包含在一時一地的這些當事人之間發生的糾紛的特定的法言法語，對他們加以描述。無論我們怎樣描述案件，每一個案件都只發生一次。例如殺人罪是定性描述，具體的殺人行為分別有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基于故意和過失的程度所反應出的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在各個案件中均有差異。

至于刑法上所說的行為方式，我們在學習的時候經常會進入這樣的一個思維誤區，法條說什么即是什么，摳字眼，只在于字面上的分析以及在語句上的剖析，而忽視了其中的內涵以及各個不同的行為方式所導致的不同的行為結果以及判決結果。經過學習，我發現刑法總論和分則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總論的指導，單看分則，確實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決，由此可知，無論是總論還是分則，在學習的時候必須融會貫通，不可厚此薄彼，構建自身完整的刑法知識體系，對分析案件時很有幫助。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把握刑法法條上所提到的各個行為方式呢？當然，語義理解是最基礎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到法條上沒有明確寫上、規定上的其他行為，那些特殊的行為方式該如何定性的問題。法條不可能涵蓋所有有可能的犯罪行為方式，人的創造力是無限大的，可是路走偏了，就成了人的犯罪手段及方式是無限多的。因此，當出現于某些特殊的行為方式時，一是可以依照法條總的規定進行定罪量刑，而不必關注與其他具體行為方式的關系；二是可以依照刑法總論上一些基本的、原則上的規定，再結合相類似的具體罪名，由法官進行自由心證。刑法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也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正如廣州許霆的惡意提款案件，從無期徒刑改判為五年的有期徒刑，然而同一性質同一行為方式的“云南許霆”則從無期徒刑改判為八年的有期徒刑，且是借鑒廣州許霆案的先例進行上訴。“云南許霆”表示：“2009年7月的時候，我有一次減刑機會，要減兩年零六個月。結果報上去，法院說我不認罪，這個減刑就沒有批。”直到廣州許霆案引起了一系列漣漪，方才讓這個“云南許霆”有了提前步出監獄的機會。為什么不同的法院檢察院的判決會有不同的結果，為什么法律規定的上訴在實際操作中那么難實施，甚至對于寫了很多遍的申訴材料上交到法院，依然是無人問津，這是司法實踐的失誤還是司法機關辦事效率的低下，不得而知。我記得當初本科專業選了法學的時候，不少人告誡過我，從法學院畢業出來以后，會發現大學四年所學到的跟職業會大相庭徑，無論你是作為律師還是檢察官。其實個人認為，不是學的東西大相庭徑，而是作為一個人心中那份正義以及法律理想已經在社會的大染缸之中被染得失去了本來的顏色，看不清其本來的面目，因此才會造成大相庭徑的局面。司法實踐當中，理論上的東西相信是相差無幾的，由于法院、檢察院以及辯護人的不同而容易造成判決結果出現差異，這也是刑事立法的一個不足之處，也是刑事司法的一個缺陷所在。

通過這學期學習刑法分則，我深深體會到，要學好刑法這一門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需要理論聯系實際，過于理想化的思維會導致刑法的學習道路出現偏差，批判性的思維反倒會讓自身更好地認清事實，看清法律不只是維護人的權利，而且牽涉到的還有很多很多或正或邪的方方面面。刑法學是一門理論性、實踐性都很強的法律學科，且與其他部門法比起來，刑法是“第二道防線”，沒有刑法做后盾、做保證，其他部門法往往難以得到貫徹實施。因此我們不是為了學習刑法而學習刑法，而是為了把法律知識融會貫通，將學到的知識更好地應用到實踐中去，解決實踐中具體的問題而學習刑法。在學習刑法的過程中，不能閉門讀書，忽視聯系實際，那是高中時候明確高考高分為目標的學習方法，我們應當把理論學習跟我國的司法實踐，特別是刑事審判實踐結合起來。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還要了解、關注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帶著新問題去學習刑法理論，同時也要關注犯罪學、心理學、刑事訴訟法學等方面的相關學科。這樣不但為學習刑法提供了動力，而且也能使所學的刑法學知識得以檢驗、充實和提高，并能提高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的能力。>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二：學習刑法的心得和體會>>（1244字）

在這個月的讀書學習過程中，我主要對司法考試教材中的刑法學進行了有計劃的學習，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一法律解釋對我啟發很大，現在我就把這一解釋向大家介紹一下。

根據刑法第一款的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審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負責人員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傷或者為了減輕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為投案，或者先以信電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經查實確已準備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認定為自首。

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犯有數罪的犯罪嫌疑人僅如實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對如實供述部分犯罪行為，認定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犯罪行為，還應該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才能認定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

第四篇：學習刑法體會

學習《刑法》心得體會

在這個月的讀書學習過程中，我主要對司法考試教材中的刑法學進行了有計劃的學習，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一法律解釋對我啟發很大，現在我就把這一解釋向大家介紹一下。

根據刑法第一款的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審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負責人員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傷或者為了減輕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為投案，或者先以信電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經查實確已準備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認定為自首。

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犯有數罪的犯罪嫌疑人僅如實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對如實供述部分犯罪行為，認定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犯罪行為，還應該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才能認定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

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對于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具體確定從輕、減輕還是免除處罰，應當根據犯罪輕重，并考慮自首的具體情節。

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或者判決確定罪行屬同種罪行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如實供述的同種罪行較輕的，一般應當從輕處罰。

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實的，可以酌情予以從輕處罰。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分子有檢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行為的，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重大案件的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等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

第五篇：如何讓孩子學習好

怎樣才能讓孩子學習好

一、課題背景、、很多家長都有這樣的感覺：別人家的孩子不見得比自家的孩子多花多少時間，多付出多少努力去學習，然而卻學得既輕松，又快樂，成績又好。可是自己的孩子，從早到晚，成績總是不好，這到底為什么呢？家長又該怎么辦呢？本節我們就來討論“怎樣才能讓孩子學習好“這個問題。

二、教學目的1、讓家長了解孩子學不好的原因，掌握讓孩子學習好的方法。

2、讓家長明確孩子學習好與否，不能只看分數，要重視孩子學習能力的培養。

三、教學過程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學習好，為此，不少父母費盡心思，天天督促孩子要遵守上課紀律，督促孩子做作業，給孩子購買教學輔助讀物，請家教，送孩子上各種補習班送孩子入讀好的學校等等，但效果卻不好，有些孩子不但成績上不去，還出現厭學情緒。為什么會這樣呢？其實，學習也是有竅門的，只有掌握了學習規律，才能起到有效學習，愉悅身心的作用。那么，怎樣才能讓孩子學習好呢？下面，給大家提幾點建議。

（一）讓孩子有一個追求的目標

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孩子，他們與別的孩子一樣，每天按時上學、放學。與別的孩子上同樣的課，做同樣的練習，但別的孩子看起來總是精神飽滿，很有目標和追求的樣子，但他們卻總是懶懶散散，做什么都無精打采。問他們：“你為什么來讀書呢？”他們說：“是媽媽讓我來的”，“是學校規定要來上課的”，有的甚至說：“我不知道”。這就告訴我們，有部分孩子沒有自己的目標和追求，導致他們缺乏學習的動力。下面的一個故事，可以告訴我們目標對于一個人發展的影響。有一位哲學博士，覺得自己已經看透了人間一切真理，竟然失去了人生的目標，每天東游西逛，虛度時日，有一天，他在田間漫步，看見一位老農在插秧，水田里沒有任何參照物，老農卻插得筆直。博士覺得非常神奇，于是上前問；“大爺，你怎么插得這么整齊？”老農遞給他一把秧苗讓他試試。博士接過秧苗，脫下鞋子下了田，插了一會，卻發現插得七歪八拐，于是向老農：“我為什么插不直呢？”老農說：“你應看準前面的一個目標去插”。“是呀，這么簡單，我怎么沒想到。”博士抬頭望去，遠遠地看到一頭水牛在地里吃草，心想：“就盯著它了。”又插了一會，發現還是插得歪歪斜斜，感到非常不理解，又問老農“為什么我還是插不直呢？”老農笑著說：“水牛總在動，你盯著它當然要插得歪歪扭扭了。你應該盯著一個確定的目標。”博士這才醒悟，盯著田邊的一棵柳樹去插，果然插得又快又直了。插秧也要有一個固定的目標，更何況是學習呢？因此，一定要讓我們的孩子擁有一個追求的目標，這樣，他們就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目標可以使孩子腳踏實地，集中精力地去做好每件事情，用好每一分鐘。當然，在設計目標時，要注意可行性。要根據孩子的實際能力，首先設計一些設實可行，通過孩子的努力可以達到的目標，比如對老不按時完成作業的孩子設計 一個近期目標：按時完成某一科的作業，對數學測驗經常得三四十分的孩子定個目標：下次測驗把分數提高4—5分等。如果好高騖遠，設計的目標高不可攀，比如要求一個數學測驗老不及格的孩子下次測驗要取得90分以上，那么孩子覺得再努力也達不到，就會放棄，挫傷孩子的積極性。通過一個小小目標的實現，我們的孩子就可以實現更大的目標。

（二）（三）讓孩子對學習有興趣 孩子對學習沒興趣，讓不少父母傷透了腦筋。有一位母親，工作了一整天，很晚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里剛想休息，電話鈴就響了。

孩子的老師又約她到校談話。第二天到學校才知道，孩子上課不好好聽課，成績又下降了。聽了母親的話，母親非常難過，自己雖然文

化程度不高，但從孩子一上學就開始堅持輔導孩子的功課，后來還給孩子請了家庭教師，但是孩子卻不領情，每天晚上做功課時，母子

兩人總要爭吵，孩子嫌她坐在身邊，可她知道她一離開，孩子就會開小差。慢慢地，孩子還學會了欺騙家長和老師，學會了撒謊，對學習是淡膜加冷膜。其實孩子還是很聰明的，很多東西一看就明白。家里的小家電壞了，他自己擺弄著就能修好，記憶力超強，母子倆一

起看過的電視劇，自己早就把情節忘了，但孩子還能把情節說得清清楚楚。打籃球在學校也是主力。可這么個孩子為什么就不好好學習，對學習沒有興趣呢？

跟這位母親一樣，許多家長都有這樣的感受，自己的孩子很聰明，可就是不把自己的聰明勁用在學習上。他們怕看書，怕做作業，可是一提到玩，馬上就變得龍精虎猛。學習興趣是推動孩子學習的最實際的動力，它能夠促使孩子自發地去學習，如果孩子對某門功課有興趣，他的學習成績就會好，反之，成績就很難提高。那么，究竟該怎樣去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呢？

首先，要尊重孩子的興趣。很多父母從孩子入學開始，就千方百計想讓孩子學得好，忙著給孩子開小灶，增加練習題，甚至把孩子的雙休日排得 滿滿的。孩子多學點東西是好的，但是，卻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學什么，什么時候學完全由父母安排，孩子年齡小，不敢反抗，只好父母說什么就做什么，但他們心里又不喜歡，只好消極怠工，能磨就磨，能拖就拖，學得很吃力，效果也不好。所以作為父母，督促孩子學習是應該的，但是也應該尊重孩子自己的興趣，不要強迫孩子要這樣，不要那樣，多給孩子一些自由寬松的空間，讓他們自己去選擇做一些感興趣的、喜歡的事。比如有些孩子喜歡動手做些小制作，但家長卻認為這與學習無關，加以制止。其實，孩子在制作過程也需要動腦，還能提高他們的動手能力，在制作過程還會讓孩子覺得很開心，帶動他們對課堂學習的熱情。總之，作父母的要知道，只有尊重孩子自身的興趣，才能促使孩子的發展。

其次，孩子學習的時間要適量，督促孩子提高學習效率。父母往往對孩子期望值過高，希望孩子學習、學習再學習，只要孩子端坐在桌前，不管其效率任何，父母都會開心。其實，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學習要講求效率，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即可，不要為了學習而學習，片面地追求超長的學習時間，結果，孩子雖然坐再桌子前面，卻“身在曹營心在漢，”對學習沒有興趣，還會養成磨蹭，注意力不集中的壞習慣。因此父母要督促孩子提高學習效率，這才是最關鍵最重要的。

第三，鼓勵孩子取得的進步，提高他們的成就感。如果孩子取得成功、進步，他們當然愿意學習，成為繼續努力學習的動力，所以，即使孩子取得很小進步，也要多鼓勵他。激發起孩子對學習的興趣。

第四，鼓勵孩子的好奇心，增強孩子的求知欲。要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還要鼓勵孩子的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越強，他就會越想知道更多，這正是學習動力的來源。可是很多時候父母都不鼓勵，甚至壓抑子女的好奇心，他們認為，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把課本看明白，字好了就夠了。其實，書本上的知識一般來說是比較抽象、概括的，而孩子的好奇心往往是從生活中的問題開始的，比如孩子會好奇為什么天氣會時好時壞？為什么會有電閃雷鳴？向日葵的花盤為什么總會向著太陽？螞蟻為什么會排著隊爬行等等。當孩子對這些問題發問的時候，實際上正是他們求知求學的體現，這時候，千萬不可用這樣的話來回答：“別問了。好好做作業吧！”那樣，會把孩子的好奇心扼殺在萌芽狀態，使他們失去求學的機會。如果父母說：“你提得真好！你去查查書，有結果了告訴我好嗎?”經常這樣，孩子就會保持其探求的欲望。

父母用上述方法，把孩子的學習興趣激發起來，孩子就有了學習的動力。

（三）培養孩子良好的學習習慣

一是培養孩子計劃學習的習慣。中國古語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工作如此，生活如此，學習也如此。學習計劃不僅能幫助孩子提高學習成績，更能養成孩子計劃學習的好習慣。那么，父母該如何幫助孩子養成計劃學習的習慣呢？

首先，要幫助孩子制定學習計劃。要與孩子明確計劃學習的重要，然后與孩子一起分析他的學習狀況，哪科學得好，哪科有困難，在一個科目中，哪方面有優勢，哪方面較薄弱，在此前提下，考慮學習計劃的制訂。學習計劃要全面、具體、可行。讓孩子先列出學習任務，如英語有多少個單詞要背，數學有哪些概念公式要記，有多少道題要做，語文有多少作文要寫，有多少課外書要看，再計算一下每天有多少時間可供學習，每項內容要花多少時間，然后把任務分配到每天、每周、每個月。這樣，學習計劃就制訂出來了。制訂學習計劃時一定不要好高騖遠，比如這個周末背100個英語單詞，那個周末寫3篇作文等，都遠遠超出孩子的能力范圍，不僅使孩子疲勞，也會因計劃無法實現變成一紙空文。同時訂計劃時不可太貪心，要注意留有空余時間。并注意突出重點，把時間花在刀刃上。此外，一張一弛，才是學習的最佳方法，所以要把睡覺、休息、娛樂、體育鍛煉等時間安排在內。計劃制訂后要檢查落實，盡量不要讓它落空。這樣堅持不懈才能形成習慣。

二是課堂上認真聽講的習慣。學習優秀的孩子都有這樣的體會，認真聽老師講課比課后自己看書有效得多，如果能夠充分利用課堂時間，及時消化，理解老師講的知識，就不必把許多學習任務留到課后完成，提高學習效率。所以父母要鼓勵孩子課堂上認真聽講，積極思考老師提出的問題，高年級的學生要注意把老師講課時的板書記下來，用作課后復習，把課堂上沒聽懂的內容也記下來，課后與同學討論或向老師請教。

三是課前預習的習慣。預習有三大好處。首先能讓孩子提前了解要學的內容，聽課時更易接受。其次可以幫助孩子了解新課的難點、重點，聽課時更有針對性。再者，長期堅持預習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自學能力。那么，怎樣引導孩子預習呢？可以要求孩子把一節課的教材內容仔細看一遍，不行就多看幾遍，知道老師要講什么，要解決什么問題。閱讀時讓孩子邊閱讀邊思考，邊把內容的重點劃出來，把沒弄懂的地方記下來。

四是先復習再做作業的習慣。有一位教育家打過這樣一個比喻：一個喝醉酒的馬車夫，迷迷糊糊地駕駛著馬車向前走，忘記了自己運送的貨物就在車后面，只是一個勁地往前趕路，結果，一路上下顛簸，貨物丟了很多，他也不知道。學習也是如此，即使孩子上課再認真聽講，如果不復習，也難免遺忘很多知識。但是現在很多孩子不習慣復習，回到家一坐下來就動筆做作業，這樣有兩個弊病，一是造成知識遺忘，二是因為聽課時獲得的知識課后已遺忘了一部分，會導致有些習題不會做，影響了作業的質量，使作業要花更多時間，影響作業的效率。所以家長要督促孩子先復習再做作業。那么孩子應該怎樣復習呢？首先要把當天所學的內容再閱讀一遍，對基礎知識和基本概念反復閱讀、理解、掌握、記牢，接著要把課堂上沒弄懂的知識弄懂，可以通過獨立思考，查閱筆記和有關資料，或向老師、家長、同學請教等途徑來解決。

要學習好，還需要培養很多學習習慣，今天重點先介紹這4種習慣的培養。

（四）為孩子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現在有很多家長都為孩子的學習而犯愁，對孩子來“軟”的，孩子不聽，對其來“硬”的，更是不行，一家人急得團團轉，卻沒有辦法。其實要求孩子認真讀書，家長說得再多再好，還不如給其做出榜樣，為其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有很多調查研究表明，如果家長喜歡看書讀報，孩子也會照著大人的樣子做，看書寫作業比別人認真。這是因為，孩子在學習成長中模仿和比較思維都非常強。所以為孩子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非常有必要。有很多家長在家中總是一邊口上要求孩子“快看書”，“快寫作業”，而自己卻在一邊看電視，一邊和朋友大聲聊天，或是打麻將。在這樣的環境中，又怎能要要求孩子認真學習呢？孩子會在心里認為：憑什么大人就高人一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自己就只能在屋子里學習，真是太不公平了。這樣會讓孩子產生逆反心理，長期處在這樣的環境下，家長越是督促孩子學習，孩子越不想學，雖然他們眼睛盯著書本，心卻不知飛到了何方，孩子的學習漸漸就成了一種形式。但是如果家長能給孩子做出好榜樣，多陪孩子讀書，家中的學習氣氛自然會濃厚一些，也有助于孩子把心思多點放到學習上。

怎樣才能讓孩子學習好些，是很多父母整天都想的，今天給大家介紹了四點建議，一是讓孩子要有一個追求的目標，這樣才能使孩子有明確的方向。二是要讓孩子對學習有興趣，這樣才能使孩子有了學習的動力。三是要培養孩子計劃學習，專心聽課，課前預習，先復習再做作業等良好的學習習慣。四是要為孩子在家中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知道方法后，關鍵是要實踐，并且要堅持，這樣，你的孩子的學習就一定能得到好成績，學習能力也就可以逐步提高。

四、思考與實踐

1、在給你的建議中，有哪些你是有欠缺的？打算怎樣做得更好？

2、你在讓孩子搞好學習方面有什么好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