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與德育教育

談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與中職生德育教育

惠州工業科技學校李萬山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五千年的文化沉淀，從古到今，儒家思想孕育了中華民族仁、義、禮、智、信的優秀品德，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學校德育教育發展的深厚基礎。儒學思想對中華民族教育有著巨大的影響，如果取其精華、剔除糟粕，并結合時代的特點加以發展，去舊賦新，其合理性對當今中職生實現傳統文化在德育方面的價值有著積極的意義。

儒家“五常”為仁、義、禮、智、信。“仁”即仁慈、善良。“義” 即正義，正直。“禮”即禮儀、禮節。“智” 即智慧、才智。“信”即誠信、信用。

一、傳統儒家思想對現階段中職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1、有助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優秀傳統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生存發展，除了物質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因為它有著精神、價值、道德修養的追求。儒家思想是教育人如何做人：明禮誠信，守德為人。在儒家經典中，對做人的標準，成才的途徑，修身的方法，都有全面、精辟的論述，對學生的一言一行都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2、進一步提高學生思想道德

現在中職生多為90后的學生，他們生活的年代處于社會的進步、大眾傳媒迅速發展的時代，中職學生個性鮮明，視野開闊，有自己獨特的鮮明的價值觀、世界觀與人生觀。他們受各種思潮的沖擊，其道

德觀念日趨模糊，容易與學校倡導的文明道德、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觀念相沖突。這時，加強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中職生思想道德淡泊、責任缺失得不到有效控制，將是教育的失敗。

3.有利于促進學生知行合一

由于網絡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學生通過上網、QQ接受的信息越來越多，但現階段中職學校德育教育仍是主要是教師講授為主，重視的是知識的教學與灌輸，使得學生在知行關系上，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脫節，在實際生活中，不知道如何把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而儒家思想經過去偽存真后，內容更貼近學生的實際和生活，儒家思想主要要求知行統一，言行相顧，言行一致，依靠道德實踐來檢驗、證實道德認識的真假與深淺。知行合一，才能使職高德育課教學成效明顯。

二、加強中職生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教育的舉措

1、“仁”——愛國主義，融洽和諧

仁者，親也。本意是“博愛”，指在與另一個人相處時，愛祖國，愛他人，也就是人們互存、互助、互愛的意思，故其基本涵義是指對他人的尊重和友愛，能做到融洽和諧，凡事不能光想著自己，多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為別人考慮，做事為人為己，即為仁。現階段，道德冷漠現象頻繁產生，人際情感的疏遠，中職生依賴于網絡，沉湎于網絡而不能自拔，個體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與他人、社會接觸的機會，以至于對他人與社會漠不關心。在他們身上不同程度存在著國家意識感不強、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減退的問題。

儒家經典中諸如《三字經》《千字文》等對中華五千年的燦爛歷史文化有詳細的闡述，中職生可以利用傳統的儒家文化充分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只有通過感悟中國燦爛的古代史和仁人志士為救亡圖存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的近現代史，才能產生民族認同感，才會培養起自己的愛國情操。

2、“義”——集體主義，互助互愛

義者，做事遵循內心的道德約束，去做應該做的，在別人有難時出手出頭助人，即為義。社會正向多元化發展，市場經濟中各種激烈的競爭，學生自身成長過程中競爭的加劇，使中職生的自我意識不斷覺醒和強化。然而部分中職生強調人生價值就是自我價值，從而滋生出“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在校集體觀念淡薄，只講權利，不提義務，只求索取，不講奉獻，忽視互助互愛。

中職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中職生德育工作更應重視抓好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首先，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力度，使中職生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建設祖國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其次，還要堅持集體主義教育，把集體主義原則作為學校的主導價值要求，引導學生互助互愛，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讓學生學會關心他人，從關心自我的圈子里跳出來，關心社會、國家的經濟、關心同學、關愛長輩，培養他們正確的道德責任感，最終學會做人。

3、“禮”——文明禮儀，恭敬尊重

禮者，即對他人有禮，敬人即為禮。俗語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人的行為必須符合一定的行為規范，社會才會和諧有序。禮儀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促進人對人的恭敬與尊重，協調人際關系和睦，倡導言談舉止的文明禮貌。現階段，中職生在傳統的道德規范走下坡路的社會中文明禮儀的意識受到嚴峻挑戰，文明禮讓、尊老愛幼等禮儀意識明顯下降，出現許多與禮儀修養、精神文明建設極不和諧的現象，平時缺乏基本的禮儀常識，如無視校規校紀，不尊重師長、行為不羈、難以與別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

文明禮儀是植根于民族精神中的道德品質。加強禮儀教育，對傳統文化中的德育教育顯得十分重要，一是要善于將中職生守則，日常行為規范，有關的班規校紀灌輸給學生，使學生的被動行為變為的自覺行為；二是建立健全良好的校園禮儀氛圍。校園氛圍是對學生成長和學校發展至關重要，營造良好的人文與禮儀氛圍，激發學生的學習禮儀的熱情，加強學校精神文明建設，以宣傳欄、廣播站、校報等為輿論宣傳陣地，以明禮誠信、積極健康的內容向學生做宣傳；三是多開展禮儀教育活動，理論要聯系當前的社會實際。學校舉辦禮儀講座，開展禮儀活動；經常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舉辦多種形式的禮儀講座，加強禮儀教育的指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各種禮儀活動和社會公共活動，不斷積累禮儀交往經驗，展示禮儀的魅力和中職生的風范，把講文明、講禮儀的道德風尚注入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4、“智”—— 尊重知識、崇尚科學

智者，智慧、才智，孔子把見多識廣，具有觀察、辨別、判斷事物能力和遠見卓識稱為智。學習是學生的天職。現實中部分職校生

學習目的性不明確，對職高抱有成見，主要表現為學習懶散，上課注意力分散，作業拖拉，對學習成績好壞無所謂，厭學情緒嚴重。儒家文化認為追求知識，增長聰明智慧，也是人生一個重要的價值取向。

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之下，對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培育學生良知，服務社會。我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促使學生從小熱愛祖國傳統文化，一是通過經典誦讀工作的實施，充分激發學生學習祖國優秀文化的興趣，建立經典誦讀、古詩詞吟誦教學模式，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陶冶情操，帶動學生良好學習習慣的養成和自學能力的培養；二是舉辦傳統文化講座，如“儒家經典名篇導讀”“唐詩宋詞欣賞”等講座，增強學生的人文科學素養，開闊學生學術視野，營造校園文化氛圍，激發展學生的思維，養成尊重知識、崇尚科學的良好習慣。

5、“信”——誠實守信，言行如一

信者，人言也，即誠信、信用。儒家把誠信作為人的基本道德。“信”的道德要求，內涵很豐富，包括說話算數，言行如一；尊重事實，反映真相；信守承諾，忠于職守；勇于承擔責任，認真履行義務等。現實中，中職生存在著失信行為，造成學生誠信危機，主要表現為說謊、逃課、作業抄襲、考試作弊等方面。誠信是一個社會賴以存在的道德基礎，人無誠信，無以立身；國無誠信，無以邦交。

根據中職生的自身特點，利用學校的有用資源提高學生的誠信問題迫在眉睫，一是利用多種教育形式，加強學生誠信教育。例如進行誠信主題班會，誠信故事演講比賽，同時引導學生通過自感、自悟、自省、自勵等方式進行自我教育，使學生在參與中提高，在參與中成長；二是在學校中樹立誠信的榜樣。例如在學生開展“十大誠信之星”的評選，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以高尚的誠信人格感染學生，率先垂范，做好表率；三是在校園自然環境、文化設施場所中滲透中國傳統文化“誠實守信”的精神，為提高學生的道德素質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中職生德育教育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過程，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而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對中職生德育教育有積極肆意，對塑造中職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促進的作用。

第二篇：談儒家擔當觀

談儒家擔當觀

我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歷來很重視擔當精神，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較有影響的擔當觀，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儒家擔當觀的形成

何謂“擔當”？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接受并負起責任”；《辭海》的解釋是“擔負；承當”。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擔起責任。它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以及由此而來的憂患意識。檢索《四庫全書》，“擔當”這個詞直到宋代才出現，但有關“擔當”意識在先秦時期就有較為充分的表達。

先秦時期儒家擔當觀開始形成，這一時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關君子的記載非常多，而君子必須具有擔當意識。《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認為君子處世，就應該像天那樣保持生生不息的強健氣勢，頑強奮斗，永不停止。《易傳》還引孔子的話說，“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在《論語》中也有關于擔當的思想，如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則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屈原《離騷》中有“哀民生之多艱”，“吾將上下而求索”等。這些都表達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懷，對百姓生活的關心，以及對自己肩負責任的清醒認識。也正是在這種擔當觀的影響下，出現了《呂氏春秋》所描寫的“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的現象。典型的例子，如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時，李膺“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后漢書·李膺傳》，陳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難。

宋代儒家擔當觀是隨著理學的興起而深化發展的。五代十國時期，朝代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風氣敗壞，士大夫的擔當意識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為了改變這種社會及政治上之頹風，倡導、重視氣節，理學興起，儒家擔當觀也進一步充實、完善。理學大師們都有很強烈的擔當意識。如北宋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程顥、程頤重視忠孝節義的氣節觀。檢索《四庫全書》，文獻中較早使用“擔當”這個詞的，是程顥、程頤弟子整理的《二程遺書》。如“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其中“擔當”的意思就是“承擔，并負責任”。朱熹使用“擔當”最為頻繁，《四庫全書》中可檢索的就有30多次，《朱子語類》《晦庵集》中多次出現“擔當”一詞。如他談到孟子時說，“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后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圣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從文獻看，南宋時期“擔當”一詞不僅理學大師們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廣泛使用。如名臣李綱在信中就提到：“萬一急缺，雖無指揮，亦須擔當。”文天祥在給皇帝的奏折中寫道：“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元明時期“擔當”的使用更為普遍。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勇于擔當，不畏強權，為民請命，大膽彈劾朝中權貴。顧憲成說過：“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隱求鄉里不講正義，不配稱為君子。”陳繼儒更以“擔當”為視角對人進行觀察、評判，說“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明末清初，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王船山也呼吁“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總體來說，宋代以來，尤其是理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以來，擔當精神不僅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儒家擔當觀的主要內涵

“擔當”一詞在使用過程中出現過抵擋、擔任、傳承、裁決、掌握、承受重擔等多種意思表達，但最基本的還是接受并負起責任的意思。我們認為儒家擔當觀的內涵包括強烈的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責任意識和深沉的憂患意識以及君子人格、奉獻精神等。

責任意識。這是儒家擔當觀的核心內涵，儒家典籍中有很多敢于擔當、敢于負責的名言，士人、官吏中也有許多敢于擔當、敢于負責的事例。早在先秦時期，擔當就是君子的美德。春秋時子產鮮明地提出，“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生活的時代，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混戰，為挽救危局、拯救人心，孔子奔走列國，雖飽受磨難亦不肯放棄。他不避艱難，敢于擔當，勇于任事。當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時，便致力于平民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而其思想更是影響了后世幾千年。孟子救世心切，聲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國語》中也有“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的擔當思想。東晉時祖逖為北伐中原，“聞雞起舞”，中流擊楫。唐代韓愈也是雄心勃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到宋代，理學家們為重建社會秩序，積極承擔培養治理天下人才的重任。如周敦頤志向遠大，“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張載評價程顥“救世之志甚誠切”；陸九淵坦陳“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茍不用于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范仲淹自少年時起便慨然“有志于大節”，常自誦“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時寫過這樣的對聯：“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手中握。”正是因為有這種強烈的責任意識，以致顧炎武在回顧宋代歷史時稱“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于謙“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清代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名言為無數后人景仰。總體來看，宋代以后的文獻中涉及“擔當”一詞大都強調“接受并承擔責任”的意思，如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就有“所以用程昉者，為河事無人諳曉，又無人肯擔當故也”；元代劉因撰《四書集義精要》稱“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事也”；明代海瑞稱“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由此可見敢于承擔責任是儒家擔當觀的核心內涵。

憂患意識。儒家擔當觀另一個重要內涵是憂患意識。儒家典籍中關于憂患意識的內容很多。如《周易》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恐懼修省”，“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論語》中也有多處，如“君子憂道不憂貧”。《荀子》也引孔子的話，告誡君子要善待百姓，“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孟子也說“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淮南子》則稱“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元史·抄思傳》總結了人在三種情況下可成就一番事業，即“知恐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最典型的反映儒家擔當觀中憂患意識的，當是范仲淹的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湯一介先生就說過，“自孔子以來，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學者多對社會政治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正因為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態，謹慎、小心、周詳地考慮問題，有為君子、士人才能成就擔當的責任，完成歷史使命。

君子人格。儒家重視君子文化，注重培養士人的君子人格，強調道德，注重節操。先秦典籍中提到“君子”的語句很多，據錢念孫先生統計，《周易》中提到53次，《論語》中提到109次，《孟子》中提到82次，《荀子》中提到304次，《詩經》中提到180次。儒家擔當觀的內涵也包括君子人格。因為敢于擔當，就必須要有無私無畏、為國為民奉獻、服務的精神，這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大學》中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強調大丈夫人格，“善養浩然之氣”，要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攀龍在解釋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時說“當死便死”，“雖然殺身也要成得一個仁字才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曾國藩也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也正因為儒家倡導君子人格，在我國古代形成了一種文死諫、武死戰的優良傳統。每當民族危難之時，就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為國分憂，為民請命，可歌可泣。

奉獻精神。肩負擔當的使命，往往要付出，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就需要有奉獻精神。翻閱史書，我們可以看到為擔當而奉獻，甚至獻出生命的比比皆是。南宋初年岳飛英勇抗擊金軍，令金兵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但由于秦檜等陷害，最終屈死**亭。明代張居正誓言“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作為萬歷時期的內閣首輔，他輔佐萬歷皇帝開創了“萬歷新政”，《明史》稱，他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但仍然沒有逃脫死后被清算、抄家毀墓的命運。至于因勸諫而遭懲罰的事例也俯拾即是，如宋代宋敏求、蘇仲、李天臨等熙寧三舍人，就因犯顏直諫被罷官；明代楊繼盛為彈劾奸臣嚴嵩遭“棄世”。即使這樣，仍有許多志士敢于擔當，勇于奉獻。像南宋時期理學家胡宏，鑒于道學衰微、風教大頹，聲稱“吾徒當以死自擔”；明代海瑞曾備棺上諫。所以魯迅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儒家擔當觀因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深沉的憂患意識、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獻，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對促進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發揮過積極的作用。時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值得傳承與借鑒。

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擔當

2017-01-06 17:24 來源：學習時報

我有話說

作者：中央黨校強舸 薛偉江

“敢于擔當”是我們黨新時期好干部的重要標準。《準則》提出：“黨的各級組織要旗幟鮮明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擔當”，體現了鮮明的選人用人導向，彰顯了我們黨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也對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提出了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擔當精神體現著我們黨的鮮明品格和優良作風，體現著對黨員干部先鋒作用和履職盡責的應有要求，也是黨和人民事業順利推進的基本保證。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正是有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不畏艱難、不畏困難的擔當精神，使我們黨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成為引領和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中流砥柱。現在，我們黨正帶領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對的矛盾問題更為復雜嚴峻，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更為艱巨繁重，特別需要黨員干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氣，有敢于擔當的精神，在攻堅克難、破解難題上走在前列。

與時代和現實發展要求相比，當前干部隊伍中相當程度上仍存在擔當不足、不敢作為的問題。有的對工作被動應付，推一推、動一動，缺乏應有的主動意識和進取精神；有的遇到矛盾問題繞著走，怕惹麻煩、添負擔，沒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自覺性；有的在急難險重問題面前，玩忽職守、躲閃回避、貽誤時機，造成問題的復雜化擴大化；有的遇到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信奉“好人”主義和“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學，搞“愛惜羽毛”那一套；有的甚至把從嚴管黨治黨同敢于擔當負責對立起來，為自己的不作為找理由、做開脫。分析干部隊伍中種種不擔當、不作為現象，既有干部個人黨性意識淡漠、責任觀念弱化等主觀原因，更受到如何對待干部不同表現的客觀環境的影響。如果盡不盡責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就難以激發廣大干部的進取心和創造性，就必然出現不擔當、不作為的傾向。

干部擔當和組織擔當是一個有機整體。落實《準則》要求，增強干部的擔當精神，就要在強化干部內在自覺的同時，著力構建激勵和保護擔當者的選人用人機制和社會政策環境。要強化“敢于擔當”的好干部標準，把“堅持原則、認真負責，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作為選人用人的重要遵循，注重提拔和使用那些敢于改革、善于任事、銳意進取的好干部。要堅持原則、主持公道，敢于為優秀干部說話，尤其是在招致非議、受到委屈的時刻，要成為他們的堅強支撐，不能因為在改革創新中出現難以避免的失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不必要的思想壓力。要堅持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加大治庸治懶力度，對不擔當、不作為、敷衍塞責的干部要嚴肅批評，對在重大事項和關鍵時刻放棄擔當、失職瀆職的要嚴肅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要嚴肅追責，依紀依法處理，不能讓庸官、懶官、“圓滑官”占便宜、得好處，真正形成獎優罰劣、鼓勵擔當的良好社會環境。

做敢于擔當的好干部

2016-12-07 10:07 來源：浙江日報

我有話說

作者：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 藍漢林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并將“敢于擔當”作為好干部的“五條標準”之一。《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要求“黨委（黨組）主要負責同志必須發揚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擔責”，把敢于擔責作為黨員干部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內容。敢于擔當已經成為衡量新時期好干部的標桿之一。

什么是敢于擔當的好干部？習近平同志指出，黨的干部敢于擔當，就是堅持原則、認真負責，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好干部必須有責任重于泰山的意識，堅持黨的原則第一、黨的事業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幟鮮明，敢于較真碰硬，對工作任勞任怨、盡心竭力、善始善終、善作善成。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我們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當。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深刻揭示了敢于擔當的好干部的內涵和要求。

為什么好干部要敢于擔當

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員干部必須敢于擔當。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黨的事業的發展離不開黨的干部的擔當。共產黨員的先進性要求黨員干部必須要比群眾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吃苦在前。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無數黨員同志敢于擔當，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奉獻一切。敢于擔當是黨的優良作風的重要體現。黨員干部敢于擔當，既是黨員先進性的要求，黨的優良作風的體現，更是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要求，黨員干部要做好人民群眾的“主心骨”，發展的“領頭雁”，從而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黨的性質和宗旨在實踐中得到生動的詮釋。

敢于擔當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等，無不體現了志士仁人為國為民擔當的胸懷。近代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日本侵略者的野蠻行徑都沒有使中國人民屈服，我們依靠的就是在民族危難關頭那一個個敢于為國為民擔當的志士仁人。敢于擔當已經深深地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

新的形勢要求黨員干部要敢于擔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國當前面臨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縮小貧富差距等一系列問題，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對新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完整展現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及主攻方向，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明確的戰略需要優秀的黨員干部貫徹執行。新形勢、新戰略迫切需要敢于擔當的好干部。

如何做敢于擔當的好干部

能擔當。能擔當要求黨員干部有擔當意識。當前，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之中，黨員干部要認識到敢于擔當是對民族的責任、是對人民的責任、是對黨的責任。黨員干部要牢固樹立擔當意識，要把個人的擔當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聯系在一起，領會惟有盡責才能實現夢想的道理。能擔當要求黨員干部有擔當能力。打鐵還需自身硬，鐵肩才能擔道義。當前的新形勢對黨員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黨員干部必須適應新的發展要求，立足本職砥礪品質、錘煉作風，練就服務群眾的真本領。擔當意識明確擔當責任，擔當能力決定擔當范圍，能擔當的好干部必須是擔當意識和擔當能力的統一。

敢擔當。當前，有的干部在工作中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怕擔責，怕擔風險，怕得罪人，說話繞著說，做事推諉扯皮，不履職不盡責。這些不敢擔當的表現，不僅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更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做敢擔當的好干部，首先要敢于破解難題。黨員干部要敢于面對改革中的難題，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敢于冒風險、涉險灘、攻堅克難。我們要牢記習近平同志在浙江調研期間對浙江省提出“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的期許，緊密結合浙江實際，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勇于破解改革難題，堅決貫徹落實“拆治歸”轉型升級組合拳。其次要敢于承擔責任。黨員干部在改革創新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失誤，但關鍵在于及時發現問題糾正錯誤。在工作中，黨員干部要敢于承擔責任，對工作中出現的錯誤要及時報告、及時總結、及時糾正，主動承擔責任。黨員干部要相信黨和人民會對自己的工作作出中肯的評價。古有“狹路相逢勇者勝”，今有狹路相逢敢擔當者勝，只有真正敢擔當的人，才能真正發揮出自己的水平和本領，更好地為黨和人民服務。

善擔當。擔當不是要求黨員干部做有勇無謀的“莽張飛”，而是要求黨員干部做運籌帷幄的“諸葛亮”。善擔當要求黨員干部在擔當時講黨性、顧大局。要從全局的角度思考處理問題,解決矛盾，推動整體的發展。面對大是大非時要講黨性，敢于亮劍，堅決與之作斗爭。善擔當要求黨員干部在擔當時講究工作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處理問題與矛盾時善于抓重點、巧解決，做到“四兩撥千斤”。善擔當要求黨員干部在擔當時講紀律、守法律。在工作時要堅守法律底線，牢記紀律要求，在合法和遵守黨規黨紀的前提下開展工作。善擔當要堅決反對亂擔當。擔當不是濫用職權、目無法紀、為所欲為，而是權責分明、依法做事、依規工作。擔當是在法律約束下的擔當，是在黨規黨紀約束下的擔當，是在制度約束下的擔當。實踐是認識的目的和歸宿，善擔當是敢于擔當的生動實踐。因此，只有做到善擔當才能實現認識和實踐的統一。

鍛造勇于擔當的政治品質

2017-05-24 10:03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作者:中共河北省紀委副書記 呂永志

勇于擔當是領導干部的優秀政治品質。習近平同志指出：“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否能夠忠誠履責、盡心盡責、勇于擔責，是檢驗每一個領導干部身上是否真正體現了共產黨人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方面。”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每一名領導干部都應勇于迎接挑戰、敢于承擔責任，推動黨和國家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勇于擔當是我們黨的政治本色和優良傳統

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具有勇于擔當的優秀政治品質。

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黨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繼、不怕犧牲、勇于擔當的奮斗史。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崇高理想作為奮斗目標，擔當起打破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神圣使命，矢志“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抗日戰爭時期，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我們黨擔當起救亡圖存的重任，團結和領導廣大人民群眾義無反顧地投身抵抗侵略的偉大斗爭，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們黨毅然決然地擔當起領導全國人民“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自覺擔當起探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重任。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接續奮斗，勇敢擔當起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使命，我們黨才不斷發展壯大，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才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勇于擔當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必然要求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與此同時，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深刻變革，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黨面臨著“四大考驗”“四種危險”。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習近平同志強調，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廣大領導干部要有四種擔當。一是堅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政治擔當。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二是攻堅克難、敢闖敢拼的改革擔當。始終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堅決貫徹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策部署，積極進取、主動作為。三是全心全意、無私奉獻的為民擔當。時刻牢記黨的根本宗旨，時刻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做順民意、謀民利、惠民生的實事，扎扎實實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四是夙夜在公、恪盡職守的責任擔當。把高標準履職盡責作為基本要求，無論身處何種崗位、擔任何種職務，都要堅持原則、忠于職守，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充分發揮表率作用。

把鍛造擔當精神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同志指出，看一個領導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沒有責任感，有沒有擔當精神。當前，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四風”問題得到有效遏制，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但一些黨員、干部缺乏擔當、不愿擔當、不敢擔當的問題仍然存在。面對為官不為等新問題，管黨治黨應將是否具有擔當精神作為干部評價的重要標準，促使領導干部努力鍛造勇于擔當的優秀政治品質。

擔當精神并非與生俱來的，需要在長期的理論學習、實踐砥礪、黨性鍛煉中逐步培養和升華。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尤其要深入學習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不斷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練就擔當的過硬本領。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氣度，也要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壯志，還要有夙興夜寐、擼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勁，培養真抓實干的工作作風。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寬廣胸懷、“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凜然正氣，增強勤政為民的意識和自覺性。

第三篇：儒家德育思想對于中國當代德育教育的啟示

儒家德育思想對于當代中國德育教育的啟示

儒家德育名句:

1、德者事業之基。《菜根潭》

道德是事業的基礎。

2、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做好事的家庭必給后代流下幸福，貫做惡事的家庭必給后代留下禍殃。

3、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

德行好的人,必然與鄰居相處融洽.4、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尚書.周官》

講道德，心安理得；做壞事，心勞日拙。

5、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尚書.周官》

財富可以修飾房子，道德可以滋潤人身，使人心寬體胖。

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尊敬我的長輩，繼而推廣到尊敬別人的長輩；愛護我的子女，繼而推廣到愛護別人的子女。

7、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下》

愛別人的人，別人永遠愛他；尊重別人的人，別人永遠尊重他。

8、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

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禮，這就是仁。

9、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

先顧禮義后求利益才算光榮，先求利益而不顧禮義便是恥辱。

10、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戰國策·魏四》

別人對我有恩德，不應該忘懷；我對別人有恩德，不應該不忘懷。

11、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記·曲禮上》

對自己喜歡的人要看到他的缺點，對自己憎惡的人要看到他的優點。

12、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

與朋友相交往，說話要守信用。

13、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

君子以文章來交朋友，以朋友的幫助來培養自己的仁德。

孔子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的地位與作用 道德教育，即德育。在孔子的整個教育 學思想體系中占有極為特殊的地位。

二.孔子論德育內容

孔子所提倡的德育內容，可以用“仁”字來概括。仁德是孔子要求培養學生具備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質，這一高尚的道德品質幾乎包括了人應具備的所有的美德：

忠、孝、誠、信、智、勇、溫、良、恭、儉、讓、廉、和、寬、敏、惠、中庸、忠恕。愛人：是“仁”的核心。

在《論語》中“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孔子要求為政者能夠“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即多從人民的利益著想，做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孔子認為，一個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國家，必須做到“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等，由此可見，孔子的愛人思想是與其惠民、重民、養民的思想相聯系的。復禮，是仁的表現。

三.孔子論道德教育的原則與方法

孔子在長期從事道德教育實踐的基礎上，總結了一整套指導學生進行自我修養的方法。 1.立志有恒：孔子在培養學生具有高尚的人格，即在進行道德教育的過程中，同樣強調立志的重要，他是我國教育史上最早提出立志問題的教育家。他鼓勵學生立志、言志，在孔子的激勵下，孔門之中多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志士。

2.安貧樂道：孔子鼓勵學生在進行自我修養的過程中，要“志于道”、“志于仁”，有堅定理想和信念。

“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是從孔子開始到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無數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終極理想目標。孔子把追求這種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看成是最高尚的品德。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3.推己及人，即忠恕之道也是孔子所提倡的修養仁德的原則方法。

4.克己內省：要求學生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經常對自己的言行進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評，嚴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缺點錯誤，“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從而達到“安仁”、“執禮”的目的。 5.改過遷善：將正確的道德信念付諸實踐.6.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子曰: “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孔子要求學生

“言必信，行必果”，要“慎于言而敏于行”

中國道德缺失十大領域 1.互聯網

在絢麗多彩的網絡中，卻寄生著網絡色情、網絡暴力、網絡欺詐、流氓軟件、網絡惡搞等等毒瘤，扭曲互聯網的功能、玷污互聯網的形象。這是一個方面，從另一個方面講，具體到我們身邊，常見的一些不良的現象，比如網上造謠、發布虛假信息，網友之間相互攻擊侮辱、謾罵、搞人身攻擊；窺探、傳播他人隱私；炒作色情、暴力、怪異等低俗內容；故意惡搞、幸災樂禍等等。

2.食品行業 舉例來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3.醫藥行業 中國醫療行業魚龍混雜，道德敗壞。各種騙子醫院大行其道，醫托盛行，并利用媒體大肆宣傳欺騙患者。一個感冒黑你個幾百塊錢那算是仁慈了，見死不救都經常能見諸報端。亂收費亂開藥收紅包的現象已經是主要創收手段和普遍真理。4.娛樂業 在這個圈子“道德”這個詞是被當作笑話來講的。“虛榮”、“墮落”、“集郵”、“不擇手段”成了這個行業的代名詞，“滿嘴謊言”是他們的基本行為準則，吸毒則是他們放松玩High的常用手段。在這個“潛規則”盛行的行業里，無數的年輕男女“慘遭蹂躪”。基于其行業特性，容易成為社會大眾興趣所在，特別是青少年的關注，為廣大青少年樹立了極壞的榜樣。這個圈子像一個鋪滿鮮花的大火坑，無數人被鮮花吸引跳了下去，被燒的骨頭都不剩。

5.房地產業 該行業本身并沒有什么缺德之說，主要是從業人員的道德缺失非常厲害。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從上到下素質之差，檔次之低，有目共睹！本來寄希望于房地產行業調整后該行業能夠好好自省和提升一下，但市場稍微回暖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漲價的，偷工減料的，假賣房的，售樓小姐們的白眼??

6.官場 提起中國官場腐敗，中國老百姓可以說個個咬牙切齒和深惡痛絕，中國官場腐敗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基本已成為公開化，中國官場腐敗為何變得越來越猖獗？難道說真的到了無藥可治地步？任憑其繼續發展下去？

不少專家學者在評論中國官場時，打了這樣一個比喻，如果把中國官員全部拉出去槍斃掉，可能有個別是“冤死鬼”，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說不定有多少是漏網之魚。中國官場已經到了這地步了，老百姓只有眼睜睜去看著了。這也說明了什么？說明當今中國官場腐敗可怕性。7.旅游業

近年旅游業的丑聞連連，其糟糕快要趕上娛樂圈了。但是，旅游是一種大社會的行為，像模像樣的旅游都是跨區域的，都是“異鄉”行為，所以對大多數旅游者來說“旅游業的丑聞”所造成的影響力比娛樂圈丑聞的殺傷力要大多了，“旅游業的丑聞”的影響都是跨區域的，可以說就是政治問題，甚至外交問題。8.體育

是什么導致中國最球如此不堪一擊？是什么致使球迷如此傷心？中國足球究竟隱藏了什么不為人知的假、黑、丑事？本書由三部分深入揭開了以上謎團。南勇究竟做了些什么？南勇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以他為首的足協官員彼此之間究竟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國家國字號系列為何屢戰屢敗？作為國家水平最高代表的他們究竟隱藏了哪些秘密？國內聯賽競技水平日趨底下，而為何賭球卻風生水起？

9.社會群體 虐熊事件，小悅悅事件??人人急功近利，人性淡漠，社會關愛缺失，一些社會成員的公德失范，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型，以往調節“熟人社會”的道德機制受到削弱，而調節“陌生人社會”的道德機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10.學術教育領域 學術和教育的金錢化和產業化是最大的根源！研究證明，一個人靈魂的健康成長，只和自己的家庭和老師有主要關系。可是我們的老師們和學校都干了什么呢？幼兒園的老師會因為沒有送禮而不給孩子小紅花；小學的老師會因為沒有送禮而當眾羞辱孩子；中學為了升學率把所有體育課和課外活動取消，無人再提素質教育，培養出一個個“豆芽菜”和“考試機器”；大學為了增收瘋狂擴招，培養出無數個“半成品”找不到工作還要“被就業”。

通過對儒家德育思想的分析對于當代中國德育教育可以得出許多有益的啟示。

第一，正確處理東西方文化的關系，吸收儒家倫理的精華，結合當今時代發展的特點，不斷充實完善德育的內容

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積淀，形成了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念，這其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的精華。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所說，儒家思想是兩種哲學，即政治儒學和人生倫理。政治儒學是為古代君王制度的合理化作辯護的，人生倫理規范了個人的日常言行舉止。所以，我們要認真對其加以區分，去除不適應現代社會的封建性糟粕，并結合當今時代發展的新特點，不斷充實新的內容。第二，賦予“忠”以時代意義，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我國在加快進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也要一如既往地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要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使他們從小樹立國家意識，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第三，遵循教育規律，發展學生的道德思維，培養他們的道德能力 首先，我們應針對學生的心理和認識發展規律，制定合理的適合不同年齡層次的教育計劃和綱要。在此過程中，要提高教師對培養道德認知力的認識，使其懂得教育的技能技巧，從而激發學生對道德問題的思考，引導學生掌握基本的分析方法和推理程序。其次，應以尊重學生個性為主，激發其主體性，使其自覺提升道德境界。再次，應重視社會實踐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開展各種德育實踐活動，使學生實現由“知”到“行”的轉變。第四，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結合

所謂顯性教育，是指充分利用各種公開手段、公共場所，刊領導、有組織、有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隱性：教育則指運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手段，使其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前者是一種直接的、注入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后者則是一種間接的、滲透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第五,加強學生法制精神培養

德育與法治精神并不排斥,科爾伯格德育發展階段里面說到德育發展的，第四階段：維護權威或秩序的道德定向階段，第五階段：社會契約道德的定向階段，第六階段：普遍原則的道德定向階段，都為我們如何去發揚學生法制精神提供了理論支撐。當代中國出現的很多問題都與法制精神發展不足有關，所以發展學生法治精神顯得尤為重要！第六，讓學生學會“道德自律” 儒家先圣孔子反復強調要克己內省，要求學生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經常對自己的言行進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評，嚴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缺點錯誤，“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道德自律”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但是反思中國當下社會整體的道德敗壞，就會覺得“道德自律”顯得彌足珍貴。

第四篇：儒家與經濟自由

儒家與經濟自由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費”

儒家的一個基本哲學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傳統，最可貴的是，對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對非經驗部分非常謹慎，保持敬畏。這導致了一種自然秩序哲學。

《論語》記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段對話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從它就夠了。這包含著儒家社會治理的基本思想，與經濟學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側重講經濟自由與經濟制度。

由于儒家有這種自然秩序哲學的取向，必然導致經濟自由制度的取向。這種自然秩序的原則用到社會中，其傾向就是讓社會自己運轉，盡量不要干預。

孔子主張政府惠而不費。“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老百姓認為什么有利就讓他們去做，這不就是惠而不費了嗎？老百姓認為市場有利，就去交易，進行平等談判，自愿達成契約，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學說主導的兩千多年，這是基本原則。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會有經濟自由主義？后來看了侯家駒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一書，又讀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張經濟自由的。

輕徭薄賦，堯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結果就像斯密所講的看不見的手那樣，整個社會繁榮起來。并不是說完全沒有費用，而是說費用很少。它導致輕徭薄賦和小政府。

輕徭薄賦是儒家一貫的主張，反對加稅。孔子的學生冉求在魯國幫助季康子聚斂稅賦，孔子說，冉求哪里還是我的學生，對他要“鳴鼓而攻之”。

孟子講過“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就可以做王了。輕徭薄賦會激勵生產，老百姓能獲得所創造財富的較大比例，人們會從四面八方歸往過來，這個政治領導人豈不就是王了嗎？

儒家知道，稅賦不可少。他們承認有王和國家，承認一套社會制度，這套社會制度要有費用，提出了類似于最佳稅率的概念，叫“堯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錢應該恰當，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問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稅率5%，怎么樣？孟子回答說：“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名字，按當時的說法是蠻夷。孟子說“你這是蠻夷的作法。”

孟子問：“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一個國家很大，只有一個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夠用。蠻夷不種五谷，主要是打獵、采集，農業上不發達，“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這些都是有形的和無形的公共物品，“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稅率是合適的。但“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國，沒有禮樂制度和政府結構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稅率，太低了，不可以為國。

孟子接著的一句話很精彩，“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堯舜的稅賦是多少呢？十稅一。按現在經濟學的說法是“最佳稅率”。著名的拉弗曲線講，有一個稅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時社會福利也會最大化。低于最佳稅率，就是蠻夷。

孟子接著說：“欲重之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稅賦多于1/10，就是暴君。堯舜之道是最佳的稅率。在孟子那個時代，覺得恰當的就是十稅一。當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稅一，后來中國的發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國家比較大，公共物品就有規模經濟性，平均成本就會低，稅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漢景帝時是三十稅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賦大約5%。康熙時推行“攤丁入畝”，并承諾“永不加賦”。有一項對清代田賦的研究說，到了清未，實際田賦也只有2~4%。

不與民爭利

再一個原則是“不與民爭利”，在儒家的傳統中這是很強的觀念。

《史記》記載，春秋戰國有個叫公儀休的人，在魯國當宰相，當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種著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織布，就把織機毀了。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當了官，政府給我奉祿，就不應做這些事。種菜織布拿到市場上賣，我的東西賣出去了，可能別的老百姓就賣不出去。這就是與民爭利。這個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織”是一個成語。

這個原則在后來的多次辯論中都被提出來。比如在漢代《鹽鐵論》的爭論中，在北宋新舊黨的爭論中，都會提到這個原則。如果有人提設立官營的工業，就會有士大夫站出來說，這不對，是與民爭利。

總體來講，儒家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取向。這是一個基本結論。

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取向，會使一個社會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層邏輯。第一層邏輯是，如果老百姓之間自由交易，自愿達成契約，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約就會缺乏效率。

新古典經濟學講，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價就不在均衡點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過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價格，可能低于均衡價格，但會導致供給減少，需求不能被滿足，整個社會就會丟掉這么大一塊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會帶來財富的增量；整個社會這樣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會越繁榮。

更一般地說，這就是一致同意原則。只要一致同意，就會達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這個交易是雙方同意的，就是一個最佳結果，對應的就是帕累托最優。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在這個基礎上，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會就會導向效率更高的結果，比如說，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如果是一個奉行經濟自由的社會，它的分工會越來越細化，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計劃經濟的分工和專業化就很難發展。我的博士論文《分工與交易》就是講計劃經濟時期為什么無法推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

經濟自由還導致社會的制度不斷演進，變得越來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進，一開始是偶然的交換，后來發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專業商人、大型百貨商場、連鎖店和貿易中心，等等。隨著交易的進行，有關交易的制度不斷演進。金融市場能更容易看到這種制度發展：如金屬貨幣、紙幣、股票、存款、貸款、期票、匯票、期貨、期權等等。

簡單地講，經濟自由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基礎。經濟自由主義的表層意思是給個人經濟自由，尊重市場，小政府，輕稅賦；深層含義就是遵從自然秩序。我們注定不能完全了解這個社會、世界、宇宙；當我們不知道、沒把握時，只能對自然秩序保持一種敬畏的態度，尊重、畏懼它就夠了，它自然會給我們一個好的結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帶來好的結果，這是一種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計算所能把握和預料的。經濟自由主義更深層次的思想，是一種哲學。

我比較早地對儒家感興趣，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先秦哲學和現代制度主義”。前些年，我寫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這段話來總結改革的經驗，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偉大，而是我們遵從了這樣一種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從市場領域退出，“不與民爭利”所獲得的結果。

總結如下：儒家主張的是遵從自然秩序的原則取向，強調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強調的是“輕徭薄賦”，強調的是最佳稅率，強調的是小政府，也強調“不與民爭利”。

儒家自由經濟思想的實施與傳播

儒家的這些主張，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實施。如清代的稅賦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頭稅，只收田賦，攤丁入畝，大約是5%的稅率。一個儒家主導的社會經濟秩序，基本上是市場經濟和強調輕徭薄賦、小政府的秩序，人們有基本的經濟自由。

當然歷史過程中穿插著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稅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稅率也很高。漢武帝時期，因為任用桑弘羊這些人，搞官工業，各種政府干預，都有問題。

中國歷史以儒家主流為主，但其間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變法，是很糟的“變法”，一個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斂財政收入。它的結果不好，稅率上來了，稅收總量并沒有上來。儒家舊黨反對王安石，認為這樣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則。

同時，歷史有擾動。宋代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尤其在南宋，被擠壓到南方，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經開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貿易。主要的貨物有瓷器，包括現在大家非常熱衷的青花瓷，還有絲綢，茶葉等。但其間有海禁，原因不是因為反對自由貿易，而是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和軍事原因。比如有海盜。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響歐洲。這有大量的歷史文獻可以證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現代經濟學的中國淵源”，1993年在《讀書》上發表過，有比較完整的敘述。在十六、七世紀，有大量歐洲傳教士到了中國，目的是傳播基督教，同時了解和學習中國的文化。他們把中國的這些思想傳到歐洲，對歐洲產生了影響。歐洲當時處于啟蒙時代，啟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國的儒家、道家的影響，一部分來自中國的思想資源。

有一本書叫《中國：歐洲的楷模》，是馬弗里特寫的，有大量記載。我在芝加哥大學找到過英文版。上部分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過傳教士傳到歐洲，有很多筆記、信件，在歐洲產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響。下卷是魁奈的一本書，叫《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這本書對中國的思想和制度有一個相對全面的梳理，當時歐洲人很激動，接受了很多這樣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內容就是有關自然秩序的哲學，對歐洲知識分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魁奈一直在關注中國，但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現在的學術道德講知識產權，很成問題，大量剽竊了一個傳教士有關中國的敘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寫的，講到了中國這套制度的基本原則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這些思想非常實際地影響到了西方知識界和西方經濟學的建立。經濟學是在實際上實現過中西匯通的學問，不是牽強附會地說這兩種文化傳統很相似。這是歷史，有案可緝，沒有猜測成份。當時西方世界稱魁奈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許多孔子的思想。

中國的歷史，儒家只是斷斷續續地占主導地位。期間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導作用的，漢武帝后，儒家的影響才逐漸大起來。魏晉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優勢地位。法家也在不斷起作用。

在漢武帝時期，因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有了一定的國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斂財政收入，桑弘羊要求鹽鐵專營，辦官工業，一套官僚壟斷的制度就建立起來。漢昭帝時爆發了鹽鐵會議的爭論。文學賢良們反對桑弘羊這些官僚階層聚斂更多財政收入用于軍事開支的主張。《鹽鐵論》把這場爭論記錄了下來，它反映，當面對官僚壟斷時，儒家主流精英們會奮起捍衛儒家的基本原則。鹽鐵會議后，漢朝政府取消了對酒的壟斷，也部分取消了鹽鐵專營。從長期來看，漢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制度和較低的政府稅賦的經濟結構。

所以，不能排除歷史上會出現政府干預的事情，但總有爭論，通過這些爭論，能看到儒家這些原則總是存在。

浙東學派與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東學派，有陳亮、葉適等，強調儒家的功利主義層面。如果義是對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確，就應該有事功。有一本書叫《功利主義儒家》，對此做了專門討論，作者叫田浩。功利主義儒家不算主流，他們強調義利合一，義利并舉。有點像墨子講的“義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認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認老百姓的利，也承認君王的利。孟子勸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說，他不能行仁政，因為“寡人好色”。孟子說，你好色沒關系，只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說“寡人好貨”，孟子說，你好貨也沒關系，只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貨，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義，承認欲望，承認功利，但不以功利為最高目標，要超越功利。義利之辯，在義和利之間，更強調義。這是朱熹和陳亮之間的微妙區別。

朱熹和陳亮辯論，陳亮說：“功到成處，便是有德”。朱熹說，“固是得道義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兩者之間區別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陳亮講的義是形而下的，經驗的，是人和人互動形成的均衡。“義者利之和”，有著利益沖突的人之間達成的均衡就是義。在互相沖突的個人之間，找到解決方案，一個均衡點。很了不起，這也是制度經濟學強調的好制度的一個特點。

但是這個“義”跟朱熹所講的“義”有所不同。朱熹講的是超越的義，這個義是經驗所不能或較少體會到的，必須從整體主義的角度，超越地去體驗、發現。

如果只有經驗推導的形而下之義，這個社會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沒有超越的義，沒有宗教性，國家與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經驗是不夠的。所以，超越的義有某種性質，會帶來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結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朱熹講得更對。現代經濟學發現了市場失靈。再擴大一點說，就是個人主義失靈，僅從個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會出錯。這就是朱熹所說，也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要有其它方法來補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靈，人們不可能完全監督政府，所以最終還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義”。

用簡單的數字比喻，陳亮是說，義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說，義和利在99%的情況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這是他倆的區別。這1%就是市場失靈，個人主義失靈。但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是解決那1%的情形。所以我說，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陳亮的更接近正確。

但是，就是這些功利主義的儒家，會在某些時候起積極作用。他們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義，就是《道德情操論》里的道德，即大家為了自己的利而去達成道德上的均衡，達成一種對道德的遵從。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種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人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沒有引進“上帝”。

斯密思想對于歐洲中世紀神權壓人權的狀態就是一種反抗，這是他的合理性。神權壓人權含有某些人的特權在其中，如教會的特權。斯密的自由主義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氣壯地爭自己的利益，還一個含義就是打破強權集團對利益的壟斷。

浙東學派也這樣。改革開放后，為什么浙江發展得比較快？和浙東學派的傳統有關。但我要強調，這個社會和世界還有很多東西超過我們的理解，所以我們不能僅遵從經驗，也要遵從超越的理解，要逐漸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張的義利之辯。第一承認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這是一種恰當的態度。

所以通過儒家主流和功利主義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和浙東學派有著微妙的區別，也和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有微妙的區別。它在強調利和由利驅動的自然秩序時，也強調超越的義。但它不把超越的義太夸張，只是說有這樣一種情況，我們必須考慮到。

這就是儒家對社會秩序，經濟制度、政策的一個基本取向，一個與現代西方的經濟自由主義稍有區別的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

[ 盛洪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選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學的經濟學解釋》（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首發于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時略有刪改 ]

2015-11-30

中評網e 首發

第五篇：儒家八德與企業管理[推薦]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文化的沖突和文化的融合已成為當代中國企業家不可避免的問題。西方科學經管的方法一度曾給中國企業家面前一亮。在已經吸收和引進西方經管方法后，中國企業家忽然又發現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并不完全適合于中國本土企業。在解決了流程科學化的管理難題之后，由于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同，使企業陷入了一種沒有活力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僵硬狀態。于是企業家們又對西方管理方法發生了懷疑。不是全盤否定就是全盤肯定是中國企業家的通病。思考之余，我們在尋求一種更適合中國本土企業的管理之道。其實西方科學的管理方法并沒有錯，只是企業家在照搬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時，把中國傳統的管理哲學給丟掉了。因為中國具有5000多年的文化歷史。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已經深深地被印上了中國特有的文化烙印。這一烙印很難改變，所以在管理中國人時，首先是因地制宜，以人為本的運用中國固有的傳統哲學，然后才是西方管理科學。好的管理方法就是把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模式與西方科學管理方法有機的結合。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絡儒家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構建的道德倫理體系始終是中國人血脈里揮之不去的人文情懷。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被新加坡作為治國方略加以應用。新加坡開國元勛，前總理李光耀在大量研討中國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將儒家思想精髓歸納了八個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被人尊稱為“八德”。用“八德”哲學理念治理下的新加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擠入了“亞洲四小龍”的行列，也使新加坡人共同價值觀得到了很好的實施，令世界為之矚目，由此新加坡也被冠以新儒學的實踐者。其實在企業這個組織中，如果將這“八德”運用于管理中，也會起到很是好的效果，它是中國化哲學思維模式在企業中的具體應用。

儒家“八德”哲學理念應用于企業管理，有著不同意義的詮釋。孝——企業員工道德行為的基礎

“百善孝為先”，中國傳統文化中把“孝”一直當成是中國人倫理道德的起點。對于何為“孝”，孔子曾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為孝不僅是人們所說的喂養，因為動物也有喂養之舉。孝更是一種敬養，是對長輩的恭敬之心。可見，儒家思想所說的“孝”并不僅是對長輩的贍養行為，而更是衡量個人行為的心理狀態最基本的標準尺度。孝敬父母是衡量一個人是否具有愛心和有道德的最基本的衡量標準，連父母都不孝順，就連文明的生活都談不上，何談敬業愛業，何談愛護企業與同事，何談團結互助，更談不上盡忠報國的大孝。正象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視，生存的體系就會變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會因此而變得粗野。”

對于企業來說，孝道文化的體現首先表現為要熱愛企業，這是作為員工的本份。一個成

功的企業，需要員工對企業具有很強的歸屬感，而這種強有力的歸屬感則建立對于管理層要擁有關懷、憐愛之心，管理層的孝道文化體現在關心下屬、體恤下屬，讓員工體會到企業溫暖。而對于員工而言對上級領導要有尊重之心，應該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進行組織活動，培育孝道文化還應該鼓勵、支持員工與家人之間建立和睦、融洽的關系，因為家庭的和諧穩定對于塑造和諧、親和力強的企業氛圍起著很是關頭的作用。企業文化的建設其實就是員工道德行為的構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文化是企業員工道德行為的基礎。孝道文化也可以引申為感恩文化，感恩也是企業文化優異的組成部分，有了感恩之心，企業員工的自我道德就會達到一種很高境界。

悌—企業建立團隊精神的保障

《論語》“學而篇”第六句：“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中的悌在儒家文化中原意為對兄長的敬重，這里的悌在現實社會中可以引申為不僅是兄弟相處之道，還有夫妻相處之道和同事及朋友相處之道。

就企業組織而言，悌就是員工之間一定要相互幫助，相互友愛，象一個大師庭一樣成員之間彼此體現悌的道德倫理內涵。悌文化的體現不僅在個人層面，而且還體現部門之間的相互協作的優劣，因為在一個企業中會以部門為單位、小組為單位，分別存在不同的大小團隊，而這些團隊的相互配合是團隊建設的關頭所在。倡導悌文化就會解決所有部門和團隊始終把企業的整體利益成為所有行動的指南的團隊法則。所以弘揚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悌”文化是構建體現團隊精神的保障。

忠—是企業執行力的前提

《論語》中記載孔子與其學生子張的一段對話：“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令尹。何如？子日：忠矣。”意思是說子張問孔子：“一位叫做子文的官員多次當官，面無喜色，又多次被免職，面無怨色，前任所推行的政策，一定告訴新的人，這個人怎么樣？”孔子說：“這個人算得上忠了”。由此可見，儒家思想中的“忠”不僅是指常規意義上的愚忠和盡忠，還有“忠于職守”的意思。具體在在企業中“忠”包含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忠誠于事業。每一個員工一定要做到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和義務，在工作中盡自己的悉數力量，做好本職工作。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謹小慎微的工作狀態。第二層意思是要忠心于組織，組織大到國家和企業，小到部門和班組，忠心表現在個人利益一定要服從集體利益。在關頭時刻一定都要以大局和集體為重。愛國愛企都是以具體表象行為體現的，某種情況絕對服從也是忠心的體現。在日本，把“忠”運用到管理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由于日本把“忠”、“孝”、“悌”聯成一體，構成了三位一體的價值觀念。這

種價值觀，在企業管理中，它要求每一個層次的負責人都必須絕對服從自己的上級。這樣大大提高了員工的執行力。應當看到，無論企業采取甚么樣施來提高其競爭力，最重要的是這些措施能夠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實和執行，自的管理制度與經營戰略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就發揮不了其應有的作用，執行力的高低是分出企業優劣成敗的關鍵。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也說過：“微軟在未來十年內，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執行力”。可見，企業的競爭力首先取決于企業的執行力，忠是提高企業執行力的前提條件。

信——企業基業常青的基點

誠信倫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是企業的道德基礎。在企業價值觀的塑造中，“誠”是企業聚心之魂，“信”是企業立足之本，誠信理念是中國化企業文化建設的重點之一。也是企業生存的根本。我國古有“無信不立”之說，《論語》中孔子說：“人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誠信是企業道德經營的必備要義。儒家常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的先決條件就是誠信。

誠信是我國傳統的商業道德。早在戰國時，對商業活動就有“市價不二，國中無偽”的要求。在商業發達的明清之際，商家無不標榜誠信，也大都“以儒道經商”。

晉商與徽商就是中國古代以誠信經商勢力最大的兩股商業力量。梁啟超說，“晉商篤守信用”，徽商亦“賈而好儒”，能夠“以誠待人，以信接物”。良好的信用文化成了商家們的成功之道。

誠信是現代企業的黃金品牌。時至今日，許多知名企業已經認識到“誠信”的重要性。海爾的高層管理者將不合格的冰箱砸掉，就是要實現對市場、對消費者的承諾“決不讓一件不合格的海爾冰箱流向市場”。“誠信”是品牌，也是無形資產。國際上許多大企業都很重視誠信倫理。比如，IBM把誠實作為企業的座右銘；松下公司把“贏得人們的信任”作為企業的價值觀；諾基亞把“科技以人為本”作為自己誠信的實質。

企業誠信是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成功的基礎，企業誠信是指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一切活動中要遵紀守法、誠實守信、并以此贏得消費者的信任，是企業確立價值觀必須納入的內容。當前中國企業一個凸起問題便是誠信缺失。企業“誠信”缺失危害很大，企業誠信缺失影響企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以至是許多中國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因為誠信缺失，致使企業品牌一夜倒塌。作為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三鹿和如今的雙匯就是最好的明證。加強現代企業誠信文化建設確立以誠信為核心的企業價值觀是企業基業長青的最基本保證。

禮——企業行為道德的規范

儒家思想很是重視禮的構建，孔子認為禮是社會秩序的基礎。禮也有兩層意思，意識規

章制度，二是人與人的禮節禮儀，對應于企業來說，禮也表現為一方面員工應該遵守各種規定，遵紀守法。另一方面學會接人待物的各種禮儀。因為這代表一個企業的形象。其中約束與規范是“禮”的管理功能之一，儒家管理強調道德的內驅力，道德的自律與自覺，但也不忽視管理的約束機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中的“齊”就是約束，即用“禮”來約束人的行為，“禮”是人的行為指導。在現代管理中，約束是經由過程規章制度來實現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學的、系統的、適用的規章制度是現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規章制度一方面要具有約束性，但絕不是為了約束而約束，約束的目的是為了規范人的行為，達到人的行為的自覺性以及人與人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有序和協調，從而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禮”是企業行為道德規范的體現。

義——企業核心價值觀的基礎

孔子在《論語？里仁》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說君子以堅持道義為快樂，小人以逃逐財利為快樂；在經濟關系上，義是處物質利益關系的最高準則，所有道德的人都要遵守，做到在物質利益前不做非分之想，不貪不義之財。《論語》中還有許多關于義利觀的論述，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等，都是主張先義后利，強調經濟生活的道德原則，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精神價值重于物質價值。這里就包含了把義和利統一起來的思想。并且認為“義”重于“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孔子提出“重義輕利”，“先義后利”的義利原則就是中國企業如何在發展的過程中履行社會責任的問題。也是企業樹立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在孔子的倫理道德論述中，以“義”作為評判企業和人的行為的道德原則。這里的“義”就是一種社會責任和企業核心價值觀的體現。企業只看到面前利益。而沒有考慮它所承擔的“義”。沒有履行它的社會責任，沒有體現它存在的價值，必然會遭到市場的拋棄。

例如：“三鹿奶粉”和“雙匯事件”就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而把義丟到了腦后。中國企業在逃逐利潤的同時，必須堅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以犧牲道德和消費者利益換取利潤，最終必然付出沉重的代價。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義利觀”倫理道德是企業構建核心價值觀也必須遵循的哲學理念。

廉——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廉也是儒家維系國家生存發展的根本道德之一。“廉”作為古代為官者的道德，有清正、收斂、儉樸、明察等多重涵義。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說，如果執政者帶頭做到公平無私，那么下面的官員就不敢以權謀私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官者的倫理行為昭示著社會的倫理導向，是整個社會道德的表率。

在企業中廉潔自律是企業公平、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在企業管理中，廉潔文化還有儉樸的涵義。勤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儉樸也是一種人生觀、生活態度和行為規范，儉不完全是為了節省錢財、過窮日子，儉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保持人的本真生活狀態——純樸。有了儉，就有了勤奮，就有了時間，有了精力，就能勤勤懇懇地干事業。在企業中廉文化建設要大力倡導重節省、戒吃苦的生活方式，增強職工節省意識，并把它體現在工作決策上，體現在工作實踐中和生活細節中，極力讓儉樸成為一種風尚，成為團隊發展進步的標志。沒有廉潔，沒有儉樸，企業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恥—企業家及員工做人的底線

恥在儒家思想中就是羞恥和知羞改過的意思。孔子認為凡是不合道理的事，違背良心的事情，絕對不做。人若無恥，等于禽獸一樣。另外孔子特別強調知恥改過的道德拯救。孔子說：“知恥近乎勇”，知道毛病就去改過，為當所為，也是勇的表現，所以恥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恥事的人沒有悔改之意。對于企業來說，企業家一定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一定要擔負起履行社會責任的義務、不做違背社會公德、違反國家法律等各種毛病行為。對于員工來說一定要自尊自愛。對于企業管理來說，企業家及員工要在知恥的基礎上建立敬畏之心，中國的有些企業家群體一旦成功以后，就變得自信滿滿，忘了謙虛，忘了知恥，完全喪失了中國人歷來特有的敬畏之心。結果企業開始做一些與社會道德相違背的羞恥行為，致使企業一敗涂地。在企業管理中一定倡導員工以愚昧無知為恥，以好逸惡勞為恥，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驕奢淫逸為恥。凡是不合道理的事，違背良心的事情，絕對不做。知恥和不做違反道德和法律的事是企業家和員工做人的底線。

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穩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精神成果，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習俗、觀念形成了幾千年的主導作用。儒家倡導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是古往今來的許多政治家治國的政治追求，也是中國人構建道德倫理的崇高理想。儒家固然存在封建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哲學思想，“八德”思想精髓是企業從人的心性本質而建立的道德行為約束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優異中國傳統文化根植在企業管理中最成功的實踐探索，也是中國化管理哲學理念重要的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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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鮑爾環填料具有通量大、阻力小、分離效率高及操作彈性大等優點，在相同的降壓下,處理量可較拉西環大50%以上。在同樣處理量時，降壓可降低一半，傳質效率可提高20%左右。與拉西環比較，這種填料具有生產能力大、阻力強、操作彈性大等特點，在一般情況下同樣壓降時處理可比拉西環大50%-100%，同樣處理時壓降比拉西環小50%-70%，塔高也有降壓，采用鮑爾環可以比拉西環節約20%-40%填料容積。

在雙層(多層)濾料過濾中，磁鐵礦濾料都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過濾材料，磁鐵礦濾料由于使用的顆粒粒徑最小，在雙層(多層)，濾料過濾中都是起著處理水質最后把關的作用，因此磁鐵礦濾料質量是否合格直接關系到水處理最終水質。在國內大多數工業水處理中，采用的過濾形式都是壓力過濾形式，壓力過濾器的過濾壓力和反沖洗壓力都比較大，在墊層中使用比重大的磁鐵礦墊料，可以隨較大的反沖洗壓力。如果使用比重小或不合格的墊料，容易造成濾料和墊料在反沖洗過程中出現混層，過濾器很快失去過濾作用。

鐵礦濾料，適用于管式大阻力配水系統，是三層濾池必備的虛擬世界的網絡，大大縮短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知識背景的人相互聯系起來，網絡可以滿足很多人的希望，包括在現實中某些挫折和失敗通過網絡可以找到自身價值。作為以盈利目的的個人網站，分析網絡用戶的搜索習慣，了解網絡用戶的上網心理特征，更有效的進行推廣營銷。網絡讓更多的用戶展示個性從而獲得自身價值認同每個人都希望獲得社會認可，早期的個人博客的火爆，延伸到如今有很強大城縣保溫材料廠（http://liumeixia.jdol.com.cn）橡塑保溫板價格、橡塑保溫管廠家、橡塑保濕管價格的社交化功能的微博網站，受到很多網絡用戶的追捧。微博可以改變生活，一位滑冰運動員，早在兩年前獲得冠軍時，當地政府就明確表示分配給她一套住房，然而承諾一直沒有實現，這位滑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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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料鄭州恒興重工機械公司（http://hnzhengzhouhx.jdol.com.cn）河南砌塊機廠家、螺旋洗砂機廠家、螺旋洗石機廠家 規格,濾料的鋪裝方法配水系統安裝完畢后，先將濾池內雜物全部清除，并疏通配水孔眼和配水縫隙，然后再用反沖洗法檢查配水系統是否符合設計要求。在濾池內壁安承托料和濾料的各層頂高畫水平線作為鋪裝高度標記，仔細檢查不同麗江范圍的承托料按其粒徑范圍從大到小依次清洗，以備鋪裝。鋪裝最下一層濾料是應避免隨換濾池的配水系統。每層承托層的厚度應準確均勻用鍬或刮板刮動表面使其接近水平高度應與鋪裝高度標記水平線相吻合。在鋪畢粒徑范圍等于小于2-4mm的承托料后應用該虛擬世界的網絡，大大縮短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知識背景的人相互聯系起來，網絡可以滿足很多人的希望，包括在現實中某些挫折和失敗通過網絡可以找到自身價值。作為以盈利目的的個人網站，分析網絡用戶的搜索習慣，了解網絡用戶的上網心理特征，更有效的進行推廣營銷。網絡讓更多的用戶展示個性從而獲得自身價值認同每個人都希望獲得社會認可，早期的個人博客的火爆，延伸到如今有很強的社交化功能的微博網站，受到很多網絡用戶的追捧。微博可以改變生活，一位滑冰運動員，早在兩年前獲得冠軍時，當地政府就明確表示分配給她一套住房，然而承諾一直沒有實現，這位滑冰運動員在微博不經意的抱怨一下，出人意料的微博發出24小時之內住房問題就解決了！據CNNIC(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調查，目前超過六成的網民具有自己的獨立的個人空間，超過四成的網民開通了微博。個人開通博客、微博擁有了話語權，隨時發布身邊發生的新鮮事，表達出自己的訴求，相信每一個微博用戶都希望擁有讀者和粉絲，作為站長，在進行微博營銷的同時，也要多注意一些個人微薄的信息，關注他們其實就是關注自己，互動中產生流量，提高網站轉化率。

上限沖洗強度沖洗，已完成有效的水利分級。選定濾料粒徑，一般根據過濾和沖洗兩方面的要求，先確定石英砂濾料粒徑的大致范圍，然后計算出輕質濾料的最大粒徑和重質濾料的最河北東鵬密封材料有限公司（http://lipengshu888.jdol.com.cn）芳綸纖維盤根、高水基盤板價格、石墨復合墊片小顆粒徑。為避免層間嚴重混雜，鋪裝濾料前，可再稍稍提高石英砂濾料的最小粒徑值，或降低其最大拉徑值。在國內，石英砂濾料粒徑范圍一般為0。5--0。8毫米，國外所用的石英砂濾料粒徑較小，其有效拉徑為0。4--0。4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