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軍隊的產生和發展與我軍稱謂的歷史演變

人民軍隊的產生和發展與我軍稱謂的歷史演變人民軍隊的產生和發展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周恩來等人領導的“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的誕生。１９２８年２月，毛澤東領導中國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２年２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相繼挫敗了國民黨軍隊的四次“圍剿”，殲滅２０余萬國民黨正規軍，工農紅軍隊伍也得到了迅速發展。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國工農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主力紅軍被迫開始長征。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經過長途跋涉，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陜北。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紅軍（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勝利會師。主力紅軍長征期間，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在８省１４個地區獨立堅持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保存了１萬余人的武裝力量。朱德、彭德懷在山西武鄉八路軍總部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合作協議，工農紅軍在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改編。１９３７年８月，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在八年抗戰中，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１２.５萬次，粉碎了日偽軍的多次“大掃蕩”，擊斃擊傷俘虜日偽軍１７１.４萬人，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戰爭中獲得發展。到抗戰結束時，解放區的面積和人口擴大到１００多萬平方公里和１.２億人口，武裝力量人數擴大到１３０余萬人。抗戰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無視人民的和平要求，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適應新形勢，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有效地阻止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并于１９４８年開始進行戰略反攻。從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底，人民解放軍先后組織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１５０余萬人，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增加到４００萬人。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國成立時，人民解放軍從國民黨手中解放了除西藏、臺灣、金門、馬祖以及南海諸島外的全部國土。解放軍稱謂的歷史演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稱誕生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誕生以來曾先后使用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國工農革命軍、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名稱。從中國工農革命軍到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的北伐軍兩萬余人，在江西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起義過程中并沒有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仍稱為國民革命軍。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毛澤東同志在湖南、江西邊界地區，領導農民、工人和革命士兵舉行了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主力部隊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是我黨第一次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１９２８年４月下旬，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的余部轉戰到井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后改稱政治委員）。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發出第５１號通報，規定各地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１９２８年６月起，各革命根據地的工農革命軍及其他工農武裝開始陸續改稱紅軍。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９３６年７月，紅軍又先后編成了紅

一、紅

四、紅二方面軍。１９３３年５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從中國工農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根據黨的洛川會議和我黨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將紅軍主力部隊改名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下轄第一一

五、第一二０、第一二九

第二篇：基層黨組織稱謂的歷史演變

建黨初期，黨內沒有關于基層組織的稱謂。黨的一大召開前夕，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沒有必要建立復雜的組織體系，因此一大決定只設立中央和地方兩級組織：中央局和地方委員會。一大通過的黨綱規定“有五名黨員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員會”。

一大召開后，我們認識到黨不能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能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黨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為了保障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組織內部必須要有能夠適應革命需要的組織體系。鑒于此，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各農村各工廠各鐵路各礦山各兵營各學校等機關及附近，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每組公推一人為組長。這一時期黨的組織系統分四個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區執行委員會、地方支部和組。組是黨的基層組織的最早稱謂，這樣的組，當時共有70多個。

第一次國共合作后，黨員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由一大時期的50多人發展到四大時期的994人。為吸收工人和貧農一般的革命分子入黨，擴大黨在國家政權和革命中的影響，四大黨章對黨的基層組織作出調整，“我們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將“有五人以上可組織一小組”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黨的基層組織的稱謂也由“組”變為“支部”。支部的工作不僅僅是教育黨員，吸收黨員，更要做好宣傳群眾和教育群眾的工作。

1945年7月，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第一次提出把黨的基層組織從黨的支部擴展到黨的總支部和基層黨委。七大前夕全國共產黨員發展到121萬，這就決定了必須按照生產單位和群眾的集合點來建立黨的基礎組織。劉少奇指出：“黨的基礎組織，一般稱為黨的支部，特殊地稱為黨的總支部或黨的工廠、機關、學校委員會。”在有黨的總支部或有黨的委員會的工廠、機關、學校等，為便于開展工作，也應當設立黨支部，但是這種總支或委員會，仍是一個生產單位或工作單位中的基礎組織。但是，七大通過的黨章沿用了過去的慣例，規定“黨的基礎組織，是黨的支部”。

八大通過的黨章正式將黨的基層組織定為基層黨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和支部委員會。新中國成立后，黨員和黨的組織有很大的發展，1949年底黨員數量450余萬人，到八大召開前夕全國黨員增加到1000余萬人。根據之前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最小的可以只有三個黨員，而最大的卻可以有上萬個黨員。因此，鄧小平在八大《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它的組織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縮性”。八大黨章把黨的基層組織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黨員超過一百人的基層組織，成立基層黨委員會，下面設立若干個總支部或者支部；第二類是黨員超過五十人的基層組織，成立總支部委員會，下面設立若干個支部；第三類是黨員不足五十人的基層組織，可以成立支部委員會。八大之后，黨的基層組織的形式被固定下來，一直沿用至今。

可見，黨的基層組織的稱謂經歷了從“組”到“支部”再到“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和支部委員會”的轉變。在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變化的不僅是基層組織的稱謂，為適應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黨和國家大局，基層組織的職能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基層組織建設“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黨的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

第三篇：淺談歷史發展與文體演變

淺談歷史發展與文體演變

文學院01-６ 劉凡羽

中國被稱為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泱泱大國，擁有浩如煙海的典籍資料，中國又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未間斷歷史文化傳承的國家。有一首朝代歌這樣唱“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與戰國，一統秦兩漢，三分魏蜀吳，二晉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傳，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可以這樣講，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它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更有它主流的文學體裁。中國古典文學向世人展示了異彩紛呈的面貌，眾體皆備，成就赫赫。本文將以先秦兩漢文體為例，淺談一下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文體演變問題。

先秦兩漢是中國文學發展的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所發生、發展的文學體式為后代眾多文學樣式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儲備和可供借鑒的創作方法。

【四言詩】 古代詩歌的體裁。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為主，是中國古代詩歌最早形成的詩體。發端于《周易》中的卦、爻辭，以《八伯之歌》、《康衢歌》最古，句式特點是：疊章疊句反復吟詠，用韻較自由。四言詩的成熟代表是《詩經》。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周代詩歌 305篇。原稱 “ 詩 ” 或 “ 詩三百 ”，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 “ 毛詩”。《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三 類。“ 風 ” 包括周南、召南、邶、庸、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 15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 篇。“ 雅 ” 包括小雅和大雅，共 105 篇。“ 頌 ” 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 40篇。頌是宮廷用于祭祀的歌詞。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 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

春秋以后，四言詩體逐漸衰微，雖有人繼續創作，但成就不大。比較而言，曹操的《步出夏門行》、《短歌行》和陶淵明《停云》諸作，是優秀之作，稱得上四言正體。

【騷體】 古代文體名，楚辭體韻文的一種，源于戰國時楚國，得名于屈原的作品《離騷》。由于后人常以“騷”來概括《楚辭》，所以“騷體”亦可稱為“楚辭體”。由于漢代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大人賦》，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思玄賦》等作品與《離騷》體裁相類，所以后者亦被稱之為“騷體賦”。這樣，“騷體”又包括了與《離騷》形式相近的一些賦。

騷體是屈原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所創造的一種抒情韻文，以《離騷》為代表，作品長于抒情且富于浪漫氣息，一般篇幅較長，句式靈活參差，多六、七言，多用“兮”字以助語氣。另外，過去有人總結過, “ 騷 ” 調以虛字為句腰 ,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相異為諧調,平仄相同為拗調;《九歌》以 “ 兮 ” 字為句腰 ,句調諧拗亦同。騷體可以稱詩,亦可以指賦。漢以后署名蔡琰的騷體《悲憤詩》后半部分，韓愈的《復志賦》，柳宗元的《懲咎賦》、《閔生賦》等均可歸入騷體類。

【先秦寓言】 指先秦時代諸子散文和史傳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它在原著中只是作為論據來使用，借助于帶有勸諭或諷刺性質的簡短故事來闡明一定道理。但因它自身具有高度的文學性而獨立流傳，對后世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并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

“寓言”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它產生自民間,在戰國時代盛行。《莊子》一書，寓言共有２００多個，《韓非子》達３００多個，其余著作中也不少見。它或者來自民間流傳的故事，或是歷史傳說，或是作者創造的故事，大多瑰麗奇特，富有文學色彩。內容方面，先秦寓言中一種是以寓言的具體性和形象性，來幫助人們理解和接受比較抽象以至深奧的哲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長”闡明他的養氣說.一種是闡明道德修養的.此外，從寓言中還可看到社會的面貌，具有很高的社會認識價值。藝術成就上，作者通過豐富的想象，虛構的情節，塑造出許多生動的形象，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先秦寓言想象的豐富，形象的生動，夸張和擬人化手法的運用，以及一般結構簡潔，語言洗練與口語化、個性化，不僅直接影響唐代、明代的寓言創作，而且自身起著上繼神話，下啟小說的作用。先秦寓言中簡單的故事情節，個性化的對話啟發了后代小說的產生，其中不少寓言，可看作魏晉雜事、志怪小說的雛型。

【先秦兩漢散文】 先秦時代的散文，指與韻文相對而言的文體，包括所有論說文與記敘文。其中，殷商時代存留的甲骨卜辭，可算作中國散文的雛形。此外，商周時代在青銅器上的銘文，以及《易經》中的卦、爻辭，都為中國散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中國古代第一部記敘文和論說文的集子是《尚書》。它以古史形式記言，大都是一些誓辭、政府的文告、貴族的告誡之詞，以及一些記述文字，有殷商時代與西周時代的作品，也有春秋與戰國時代的作品。商周到春秋時代是散文的開端期。從春秋末年到戰國時期，散文分別向著偏于論說的諸子散文和偏于記述的歷史散文兩方面發展。

從諸子散文方面看，代表作有：儒家的《論語》、《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商君書》、《韓非子》，墨家的《墨子》，雜家的《呂氏春秋》等，還有兵家的《孫子兵法》。早期的《論語》是最早的語錄體散文。《孫子兵法》是一部兵家專著，結構謹嚴，論證周密。中期的《孟子》、《墨子》，采用對話形式，屬學派集體著作。《莊子》則屬莊周學派的論文集，基本上是一種專題論說文，是散文從語錄體向專題論說文體轉化的表現。到了《荀子》、《韓非子》，則是屬學者個人的論文集了，是先秦論說文成熟的標志。諸子散文注重文采，普遍地使用比喻、排比、夸張、映襯和運用寓言，形成各有個性的文風，創造出多種多樣的文體。從歷史散文方面看，春秋時期歷史著作很繁盛.戰國時代，有編年體的《左傳》，國別體的《國語》、《戰國策》等。

先秦散文雖非純文學作品，但對后世文學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它是后世各種文體--從議論文、史傳到小說、漢賦的濫觴；它的或縱橫、或平易的文風，滋養了后代作者；它的表現手法（如春秋筆法，左傳義法等），也成為后世文學運動的旗幟。

秦王朝統一中國后只存在１５年，沒有散文名篇留世。西漢散文，則是先從政論文發展起來，而在史傳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西漢初年的賈誼和晁錯，是政論文的代表作家，魯迅稱他們的政論 “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漢文學史綱要》）。漢代史傳文的代表為西漢時期司馬遷著的《史記》，它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繼往開來的偉大著作，其中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是中國古代歷史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對后代文學家有著多方面的巨大影響。東漢班固撰成的《漢書》，體制承襲《史記》，既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其史傳文學的成就也較高，對后代史學和文學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后，漢代散文中，還有類似小說（當時屬志人、志怪一類作品）的，如劉向的《說苑》、《新序》、《列女傳》等，既有史事，也有一些流行民間的軼事、傳聞；《吳越春秋》等“雜史”，除了根據史書記載外，也融入了有關的民間傳說，對后期歷史演義小說頗有影響。

【楚歌】 漢初 ,盛行楚聲短歌,發源于楚地，隨楚漢戰爭廣為流傳，今傳有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詩經》中的《漢廣》、《螽斯》、《摽有梅》等篇，其它古籍中保存的《接輿歌》、《萢子歌》、《超人歌》等，都是楚歌。楚歌在句式靈活，隔句末尾有規律地運用“思”字“兮”字作語助詞；受楚地“巫歌”影響，地域色彩濃郁，形式和風格均不同于中原地區的民歌。楚歌是屈原創立楚辭體詩的基礎。

【漢樂府民歌】 樂府民歌句式靈活多變，是后代五言詩、七言詩、雜言詩的發端，出于社會下層群眾之口，“感于哀樂，緣事而發”，表達了人民自己的心聲，道出了人民自己的愛憎。這些作品以描寫民間疾苦為主要內容，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沖突。盡管它在配樂的時候不免經過文人或樂工的改動，但仍閃爍著思想和藝術的光輝。它是我們學習樂府詩的主要對象。樂府民歌題材廣泛：有暴露戰爭罪惡的如《戰城南》；有描寫家庭男女問題悲劇的，如《孔雀東南飛》；也有表現孤兒的啼泣，病婦的哀吟的，如《婦病行》。這一切都有其活躍的生命，有廣大人民呼喊的聲音，它使我們可以比較真切地看到漢代的社會面貌及其實質。

漢代的樂府民歌，不僅有深厚的思想意義，而且也具有豐富多彩的藝術特色。樂府民歌有敘事的、抒情的、說理的，而以敘事最為突出。在許多敘事詩中，都寫得故事生動、結構緊湊、形象鮮明。詩中還富于戲劇性的獨白和對話，不論是抒情詩還是敘事詩，往往是借人物對話或近似戲劇中獨白的第一人稱的說話來表達。樂府民歌中還多善于運用貼切的比喻和擬人的手法，語言也非常樸素自然、生動活潑，顯示了人民語言的豐富與優秀。

【漢賦】 西漢流行的賦文體。賦作為一種文體，戰國后期已產生，賦體的流變大體經歷了從屈原、宋玉的騷體賦，到賈誼、枚乘、司馬相如代表的漢大賦，魏晉南北朝流行駢賦，唐代盛行科舉考試專用的律賦，唐宋時代趨向散文化的文賦各個階段。其中漢賦是賦的鼎盛時期，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時期從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辭賦主要繼承《楚辭》的傳統，稱為 “騷體賦”，內容大都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代表作家作品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枚乘的《七發》等。第二時期從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辭賦成為一種宮廷文學，司馬相如是這一時期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虛賦》、《上林賦》是其代表作，也是漢大賦的奠基之作。另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西漢末揚雄作為代表作家，以《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著名。作為東漢前期代表作家的班固，則以《兩都賦》著名。第三時期從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興起。張衡的《二京賦》、《歸田賦》是代表性賦作。張衡的作品使賦從內容、體制到風格發生了根本上轉變。

漢賦是兩漢４００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它繼承《楚辭》形式上一些特點，講究文采、韻律和節奏，吸收了戰國縱橫家張的手法，內容上著力 “體物”，也注意到“寫志”，即通過摹寫事物來抒發情志。此外，賦在形式上趨于散文化，經常使用排比、對偶的整齊句法，既自由又謹嚴，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

文學藝術是現實生活通過人們頭腦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又是階級意識形態的形象的表現，它不可能超越階級而存在，中國的古典文學從夏商周開始，它的發生、發展直至成熟，始終處于階級陰影的籠罩之下，就不可能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詩經》、楚辭、漢賦到漢樂府無處不體現著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同時也體現了文人獨立創作與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差異。受階級影響的同時，社會歷史條件同樣會對文學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從《詩經》的四言詩、楚辭的六言詩到先秦諸子散文、歷史散文洋洋灑灑的長篇偉論，不僅僅是在篇幅上變長了，更是在總體上體現了社會的進步、文學的發展。

文學是時代的文學，是在時代的大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不同的文體是不同時代的產物，這一規律不僅影響了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全過程，而且可以推以廣之，對不同國家、不同文體的發展同樣適用。

參考文獻

1.《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1978年版

2.《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1978年版

3.胡念貽《先秦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4.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四篇：關于建軍節的作文：中國人民解放軍稱謂的歷史演變

關于建軍節的作文：中國人民解放軍稱謂的歷史演變

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稱誕生于1927年8月1日，誕生以來曾先后使用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國工農革命軍、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名稱。

[從中國工農革命軍到中國工農紅軍]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的北伐軍兩萬余人，在江西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起義過程中并沒有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仍稱為國民革命軍。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在湖南、江西邊界地區，領導農民、工人和革命士兵舉行了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主力部隊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是我黨第一次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的余部轉戰到井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后改稱政治委員）。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第51號通報，規定各地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據地的工農革命軍及其他工農武裝開始陸續改稱紅軍。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紅軍又先后編成了紅

一、紅

四、紅二方面軍。1933年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

[從中國工農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根據黨的洛川會議和我黨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于1937年8月將紅軍主力部隊改名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下轄第一一

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師和直屬隊。全軍共4.6萬人。同年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八路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屬第二戰區序列，并任命朱德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由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八路軍這個名稱已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國民政府令其改變番號，但一般情況下，人們仍習慣地稱它為八路軍。

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協議，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廣東、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于1938年1月6日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為副參謀長，鄧子恢為副主任。新四軍下轄4個支隊和1個特務營。全軍共約1.03萬人。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為對抗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反動命令，中共中央軍委于1941年1月20日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軍長葉挺在皖南事變中與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新的軍部在江蘇鹽城，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組成，并將活動于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全軍9萬余人，繼續堅持華中敵后抗戰。

[從八路軍、新四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抗日戰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為獨占勝利果實，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蓄謀發動內戰。為適應國民黨將要發動內戰的形勢，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各戰略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調整戰略部署：由關內各解放軍抽調11萬主力部隊及2萬余名黨政軍干部挺進東北；浙江、蘇南、皖南、皖中地區的新四軍撤至長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國軍（即八路路軍南下支隊）及我河南軍區部隊分別撤至以桐柏為中心的鄂豫解放軍，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合。

1945年10月31日，由關內各解放區進入東北的部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等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羅榮桓分別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員，呂正操、李運昌、周保中分別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勁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參謀長，程子華任副政治委員。1946年1月1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

中共中央在調整戰略部署的同時，發出關于野戰兵團的編組與指揮關系的指示，要求各戰略區都應編有能夠機動的突擊力量，能夠實行極大機動，即能夠脫離本戰略區域到其他區域作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戰略區的部隊都陸續進行整編，先后組成了晉冀魯豫野戰軍、晉察冀野戰軍、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等。至1946年6月，全軍共組成27個野戰縱隊（有的稱師）及6個野戰旅。全部野戰軍61萬人，另有地方軍66萬人。

1946年6月，國民黨公開撕毀國共兩黨簽定的《停戰協定》，悍然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內戰全面爆發。各解放區軍民奮起自衛，人民解放戰爭全面展開。由于戰略任務發生了根本變化，從1946年9月中旬起，我軍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和彭德懷分別任正副總司令。從此，我軍一直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由于當時戰事繁忙，各部隊改稱的時間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第五篇：辯護的歷史發展與演變

辯護的歷史發展與演變

刑事辯護制度作為司法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要追溯到古羅馬時期。該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嚴”這一思想，強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經法律規定的程序判決有罪之前，被推定為無罪，而享有辯護權及其他訴訟權利，可以委托律師或其他辯護人參與刑事訴訟程序，通過充分行使辯護權，與追訴機關進行平等對抗，以維護其合法權益。該制度對于完整訴訟結構形態的構成，對于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程序正義的實現，訴訟效率的1.刑事辯護制度的歷史沿革

1.1外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歷史沿革

1.1.1古羅馬的萌芽階段

在公元前4—6世紀的羅馬奴隸制共和國時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與政治因素的影響，簡單商品經濟十分繁榮，貿易往來頻繁，貿易程式繁雜，加之羅馬法律紛雜瑣碎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代理人”、“代言人”在羅馬共和國開始出現并逐漸發展。隨著法律的演進，職業法學家興起，辯護制度逐漸為法律所承認。《十二銅表法》正式規定了法庭上辯護人進行辯護的條文。在羅馬帝國末期又允許刑事案件的原、被告雙方當事人均可自己延請懂法律的人為辯護人在法庭上開展辯論。由于古羅馬法學的發達，辯護人多為熟諳法律者甚至法學家，這就大大促進了古羅馬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使古羅馬成為當時世界上刑事辯護最發達的國家。

1.1.2中世紀的壓制階段

在中世紀的歐洲，因基督教權威的惡性膨脹，使得世俗統治之外存在著一個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權統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寬容和獨斷，設立了宗教裁判所懲治異端，并實行“神罰”。在裁判所中雖容許被告人辯護，但其辯護已淪為對審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觀點的補遺，而非依事實和法律予以駁擊，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辯護是徒有虛名的。而且在中世紀歐洲世俗政權方面，刑事訴訟中奉行糾問式訴訟模式，在本質上蔑視人的基本權利，幾乎剝奪被告人的所有權利，將其置于訴訟客體和司法處置對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紀的歐洲沒有真正的辯護權，即使在某些情況下有，也因為法官的預斷而難以發揮作用。

1.1.3資產階級革命后的發展階段

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如英國的李爾本、洛克，法國的狄德羅、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提出“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響亮革命口號，在訴訟中他們主張用辯論式訴訟模式取代糾問式模式，賦予被告人辯護權，在審判中實現辯護原則。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賦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辯護和延請他人辯護的權利。英國1679的《人身保護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辯護權。該法明確規定了訴訟中的辯論原則，承認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從而確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主體地位。1808年拿破侖時期的《刑事訴訟法典》對辯論作了更為詳盡、周密的規定，使刑事辯護系統化、規范化起來。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民主進程的推進，西方的辯護制度不斷發展趨于完備。

1.2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歷史沿革

1.2.1建國前階段

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刑事訴訟基本上是沒有刑事辯護制度的，我國現代意義上的辯護制度是清末從西方引進和移植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最早立法規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其中規定了律師參與訴訟的內容，賦予當事人聘請律師辯護的權利。關于律師制度的單行規定是從民國政府制定的《律師暫行章程》和《律師登錄暫行章程》開始出現的。兩個單行律師立法的出現，是我國律師制度的開端。爾后國民黨1928年和1941年分別制定和頒行了《律師章程》和《律師法》。總的來看，舊中國的辯護制度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由于種種原因，沒能在刑事訴訟中貫徹落實，且受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影響，帶上了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1.2.2建國后近30年的曲折發展

新中國的辯護制度是在對舊中國辯護制度進行揚棄的過程中逐步建立、逐步發展起來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發布《關于取締黑律師及訟棍事件的通報》，明令取締國民政府時期的律師組織和律師活動，因此在1949—1954年間，律師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同年頒布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具體規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可以委托律師為他辯護。”從立法上對辯護制度予以肯定，我國新的律師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1957年下半年開始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導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辯護制度在這一時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時期，公檢法被砸爛，辯護制度更是在群眾運動的鬧聲中徹底銷聲匿跡。

1.2.3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恢復和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民主建設的推進，我國辯護制度開始恢復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1978年憲法重新確立了我國法制中的刑事辯護制度。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我國的辯護制度，確立了辯護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地位，并對辯護作出了專章規定。其后又通過大量司法解釋、批復、通知等文件進一步明確和具體化，增強了辯護的可操作性。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亦從此日趨成熟。1996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總結刑事訴訟的實踐經驗對原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其中對辯護制度作出了重大變革，進一步擴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提前辯護人和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明確了辯護人的訴訟資格，擴大了指定辯護的范圍，擴大了律師和其他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此外，立法機關還制定或修訂了一系列有關辯護制度的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人民法院組織法》等，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獲得了自新中國以來前所未有2.2刑事辯護制度的理論基礎

2.1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重大改革

我國1996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在79年刑事訴訟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提前了辯護人和辯護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明確了辯護人的數量、資格、擴大了指定辯護的范圍，建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擴大了律師和其他辯護人的訴訟權利。這標志著我國刑事辯護制度開始沿著程序的軌道向科學化、理性化的方向邁進。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重大改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1關于刑事案件被追訴者的法律稱謂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條對之作了科學的修正。由于在公訴案件的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以及自訴案件自訴人起訴之前，尚無人對進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當稱之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稱謂的變化決非修辭技巧，按照世界各國普遍通行的未經審判不得對任何人定罪的現代法治原則，被進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訴或自訴之前的訴訟地位，只能是某一個或數個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審判機關時，其訴訟地位才變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經審判或依法判決之前，始終存在被判定有罪或無罪兩種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審判機關證實，判定有罪予以刑事處罰；犯罪嫌疑人被審判機關消除或不能證實則判定為無罪，予以法律保護。這一規定同時表明：不僅被告人是享有刑事辯護權的主體，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辯護權的主體。

2.1.2關于偵察階段的辯護形式

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將其概括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并為被逮捕者申請取保后審。不容否認的是這些活動明顯帶有辯護性質，實際上屬于超前的非正規的辯護。此時犯罪嫌疑人面對著擁有各種偵查手段和偵查權的機關，其人身自由又因偵查機關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律師的法律幫助是十分珍貴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到某種制衡作用。雖然在許多發達國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時起就有權請律師辯護的規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國偵查領域一向是不許律師進入的禁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氛圍下，允許律師在偵查中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律幫助是難能可貴的歷史性進步。

2.1.3關于訴前辯護的開展

1996年刑事訴訟法把辯護律師及其他辯護人介入訴訟的時間，從開庭前七天，提前到審查起訴之日。這表明，刑事辯護已由訴后延伸到訴前，即訴前辯護。與訴后辯護相比，訴前辯護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訴訟地位；二是辯護人面對的并非審判機關而是檢察機關。盡管訴前辯護中的辯護人責任與訴后辯護相同，仍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或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裁判和意見，維護其合法權益，但由于辯護人只享有可查閱、摘抄、復制、本案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中非律師辯護人行使這些權利須經檢察院許可）的訴訟權利，尚不能像訴后辯護那樣查閱、摘抄、復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辯護意見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辯護方式方法上，則由于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中，從程序上只能作出提起公訴的決定，所以辯論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制約。總的說來，訴前辯護雖有一定局限性，但畢竟已初具規模，在一定程度上與刑事追究形成某種制衡。應該承認，96年刑事訴訟法突破了原刑事訴訟法不允許訴前辯護的訴訟格局，即便訴前辯護意見不被采納，辯護人也可在此過程中贏得較充裕的時間為強化其訴后辯護意見，補充其薄弱環節，為其后的辯護創造條件。

2.1.4關于庭審辯護的改革

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庭審辯護的改革主要表現在：一是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對提起公訴的案件只進行程序性審查，即對起訴書中有明確指控的犯罪事實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的，決定開庭審判。（刑訴法第150條）。廢除了以往的實體性審查。這主要是避免法官“先入為主”地使開庭審理流于形式化、走過場，大體上符合了發達國家通過的“起訴一本主義”原則。顯然，在審判與指控功能分離的條件下。庭審中對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和舉證證明由公訴人承擔，但反駁或削弱指控及其舉證則由被告人及辯護人承擔。訊問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訴人進行，辯護人亦可向被告人發問，法官對被告人的訊問退居次要地位帶有補充性。這種庭審改革強化了指控與辯護兩個功能，且排除了庭審中法官取代公訴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于法官“兼聽則明”，秉公而判。

二是在上述庭審方式和審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訊問發問被告人之后，辯護人可以對被告人發問。理論上稱為主詢問。——從正面證明自己的觀點。反過來，對對方申請到庭的證人，鑒定人的發問稱為反詢問。辯護人的主詢問、反詢問的優化選擇與運用，可以使庭審調查中對案件事實的證明接近和符合客觀真相，因而也從根本上對辯護功能的發揮有利。而辯護人除進行詢問外，還可以申請通知新證人到庭，調取新物證，申請重新鑒定和勘驗。由此，辯護開始擺脫消極被動狀態，在一定條件下積極主動地展開。

三是在簡易程序中的辯護更為靈活方便。對于公訴方建議或同意使用該程序的，有公訴人出庭的，庭審中雙方直接反復辯論，無公訴人出庭時，庭審中被告人可直接陳述和辯護，辯護人只需對起訴書發表辯護意見；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庭審中辯護人更可同自訴人直接進行辯論。程序的簡易性決定了辯護的靈活性，同時也就體現了訴訟經濟原則與便民原則，節約了訴訟成本。

2.2我國現行刑事辯護制度的缺陷與不足

我國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使辯護人無論在訴訟權利的行使范圍上還是在訴訟的介入時間上都有所改進，但這只是一種立法上的努力，靜態的立法成果并不一定和動態的司法實踐一一對應。目前我國的刑事辯護人的訴訟權利行使狀況并不樂觀：一方面，辯護人的權利大量得不到落實；另一方面，辯護人本人的人身權利也經常面臨威脅。我國的律師辯護現在正陷入幾難境地。2.2.1會見難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請律師”，“受委托的律師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兩院三部一委”發布的實施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一步要求“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安排會見”，對于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復雜的兩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在五日內安排會見。這里的“應當”是要求辦案機關必須在四十八小時或五日以內作出安排。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一規定尚未得到認真的落實，具體表現在：一是辦案機關以種種借口無限拖延；二是非涉密案件還要層層審批；三是不允許單個律師會見；四是以本案涉及國家機密為由不準會見；五是在會見場所秘密安裝攝錄設備；六是限定會見時間和次數，控制問話內容等，使律師在行使法律賦予的會見權時步履維艱，會見制度形同虛設。

2.2.2調查取證難

律師要進行有理有據的辯護必須占有確實充分的證據，因此，是否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以及律師如和調查取證成為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確保案件質量，實現司法民主、公正的原則性問題。但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辯護律師進行調查取證的現狀并不樂觀，據統計新刑事訴訟實施以來，全國已有200余名律師因調查取證被冠以偽證罪而遭受拘留和逮捕，最后絕大多數又以無罪予以釋放。[12]這一反常現象造成辯護律師的恐慌心理，不敢大膽從事調查取證活動，甚至多數律師接受委托后，干脆不作任何調查，導致辯護質量下降，刑事案件的辯護率也降低。

2.2.3閱卷難

在辯護活動中，律師查閱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辯護權的關鍵和核心，只有全面了解案中的證據材料，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辯護或代理意見。世界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十分重視這一環節，為實現律師的知情權建立了證據開示制度，為查閱案卷材料提供充分的機會和條件，但我國的刑事訴訟從立法到實務，辯護律師的該項權利并沒有得到切實的落實，即使是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的“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在司法實踐中也是限制有加。

2.2.4采納正確辯護意見難

就我國刑事案件實際狀況而言，律師介入刑事案件進行辯護的比率并不高，高水平的律師更是不愿參與刑事訴訟，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師正確的辯護意見難以被采納。

2.2.5維護律師在訴訟中的合法權益難

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能夠履行其所有職責而不受到恫嚇、妨礙或不適當的干涉；不會由于其按照公認的專業職責、準則和道德規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動而受到或者被威脅會受到起訴或行政、經濟或其他制裁。” [13]這些要求已經被世界多數國家的立法所吸納。但是在我國的現實中，還時常有辯護律師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遭到侵犯，致使無罪被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審判的情況。特別是刑法第306條關于律師偽證罪的規定，在世界各國的刑事立法中實為少見。

2.3完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構想

鑒于我國現行刑事辯護制度存在的缺陷與不足，非常有必要從立法和司法上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刑事辯護制度，以切實保障和完善律師及其他辯護人的各項訴訟權利。

2.3.1保證律師的會見權

由于種種原因，律師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的行使會見權遇到種種障礙。刑事訴訟法第96條、六部門《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及公檢法有關的實施細則，均規定了律師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六部門的上訴規定專門規定了律師會見權的問題，即對于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偵查機關的批準，不能以偵查過程需要保密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準。律師提出會見的，應當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等等。但是，六部門在以下規定中又為偵查機關干預會見提出借口，即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實踐中，由職權主義偵查模式性質所決定，偵查機關從部門利益出發，多以涉及國家秘密，案件情況特殊等理由不予安排會見；或嚴格限制律師會見的次數、時間，如一些地方偵查機關規定律師會見不超過兩次，每次不過30分鐘；或以在律師會見后犯罪嫌疑人翻供為由追究律師的刑事責任；等等。檢察機關自偵案件也經常出現類似情況。同樣，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的會見權也受到種種限制。

聯合國關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規定，未經審訊的囚犯可以會見律師，警察或監所官員對于囚犯與律師間的會談，可用目光監視，但不得在可以聽見談話的距離以內。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無遲疑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些規定，就可以保證律師通過會見從被指控人處了解案件有關情況、了解被指控人是否受到追訴機關的不當對待并能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幫助，為在訴訟過程中發揮辯護作用打基礎。而且“會見”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偵查人員或監所官員“看得見但聽不見”的秘密狀態下才有其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