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來自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調查

作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第一批規劃研究課題———“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礎工作是田野調查。在課題組項目主持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陳小君教授的籌劃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法學科中青年師生共五十多位，分成14個小組，從2002年9月下旬開始，以我國中部省份湖北省為重點，對包括湖北省的10個市、縣、區和山西、江蘇、山東、廣東等省份的4個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農戶達406家，訪談農民計五百余人。

課題組主要圍繞農地的權屬狀況、使用狀況、流轉狀況、稅費負擔、征用狀況以及糾紛狀況這六個方面與各地的農民、基層干部和相關部門的領導進行座談和個別訪談，并向農戶發放了問卷。此外，課題組還從各地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內容涉及地方性法規、地方性規章、地方性政策、統計數據、法院典型案件判決、土地權證、各地農地運作的試點辦法等等。本報記者在對課題組報告認真整理后，將其主要部分節選刊登，希望對相關人員有所幫助。

一.權屬狀況

問題：土地歸屬一向為法律制度設計的重心。為反映出農民本身對當下土地權屬的認識，課題組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耕種的土地是誰的”。作出有效選擇的問卷430份，選“國家的”占60%，“村集體的”占27%，“生產隊(小組)的”占7%，“個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

結論：認為土地屬于國家的占有絕對優勢。

解讀：一個從法學視角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即為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土地是國家的。雖然同為公有制的具體形式，國有與集體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這種不同卻被受訪者所普遍忽視。相當一部分的受訪者還認為，兩者的邊界是模糊的。然而，這樣的模糊或許不能簡單的歸結于農民法律意識的淡薄。譬如，作為農村社區精英的村支書、村主任、村會計都持相類似觀點。課題組認為，影響集體成為適格私權主體的因素一是集體所有權所承載的公法義務淡化了其私權屬性；二是集體所有權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體所有權主體的“缺位”。

二.使用狀況

問題：在農民對現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滿意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04份有效問卷對此作出了選擇，其中266份選擇“滿意”，占總數的64%；只有70份選擇“不滿意”，占總數的18%。在農民是否愿意種地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13人對此問題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總數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稅費負擔減輕就愿意”，占總數的31%；而72人明確表示“不愿意”，占總數的17%。雖然愿種地者為多數，但仍不足50%。

結論：我國現行的農地承包政策在總體上雖然受到了農民的擁護，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普遍不高。

解讀：一些地區的調查結果反映，農民對現行承包政策普遍持“無所謂”甚至“不滿意”的態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農地上負擔的稅費過重，加之農產品價格(尤其為糧價)上不去，所以種田幾乎無利可圖，在有些地區，甚至種田還要倒貼。這自然削弱了農民對土地的感情，也影響了土地承包政策的聲譽；二是由于承包到戶的政策與某些地區的情況不符，所以實施效果不理想，從而影響了當地農民現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滿意度。比如，山東平度地區一直在實行“兩田制”，而中央的現行政策是統一實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這樣的政策調整，在基層牽涉面很大，影響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所以很難推行開來。

三.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狀況

問題：在實行流轉是否自愿的問卷調查中，課題組設計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經營權”這個問題，回答“通過村委聯系取得”的有2補償費的僅為39.6%。

結論：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土地征用情況發生率也不同；但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土地征用現象將越來越普遍，將日益成為農村的一個基本問題。

解讀：土地征用已經成為農村，尤其是城市郊區農村中的一個焦點和難點問題。從調查各地的土地征用補償情況看，在征用土地后，國家的收益是村集體和農戶的好幾倍。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價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作為對土地所有者的補償，卻由政府拿走了一塊，同時資金使用權又統歸政府。這樣，土地所有者(從土地的收益歸屬的角度看)的角色就模糊了起來。

六.農地糾紛調處狀況

問題：對廣東、湖北、山東等地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335個選擇中，有64.2%的人面對土地糾紛選擇由村干部解決，有4.2%的人選擇由鄉鎮干部解決，有2.7%的人認為由法院解決；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解決途徑也占不小比例，為19.1%，這其中還有9.9%的人根據糾紛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

結論：農村對土地糾紛的解決途徑，選擇呈多元化特點，農地糾紛交由法院解決的比例過小。

解讀：農地糾紛一段時間里在部分地方不被法院受理。某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內部規定，對于大面積的農地稅費糾紛、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征地補償糾紛，法院不予受理。正常解決糾紛途徑的不通暢也進一步造成農民訴諸非正常方式解決糾紛，調查問卷的統計數據表明，有超過19%的農民選擇了村、鄉鎮干部調解和訴訟以外的方式進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七.規制農村土地制度九條建議

第一、對《土地管理法》第10條進行調整。修改為：農地所有權主體應明確為村一級集體經濟組織，但于土地發包與調整時應尊重歷史性形成的土地邊界。

第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民事主體資格作出確認，并澄清其功能。法律可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法人，承擔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

第三、關于土地權屬登記，可做出如下適當超前的規定：農地所有權由縣級土地管理部門負責登記發證；土地承包使用權由農業主管部門登記造冊，土地管理部門核實后發放使用權證。

第四、探索農業的產業化經營路徑，改變目前農村以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為主的小農經濟狀態，建立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經濟聯合體，使其逐步走上合作經營的道路。

第五、落實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自主權。一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3條，將農地實行單一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修改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多種經營方式相結合的農地使用體制”；二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20條，將該法規定的30年、50年及70年的期限確定為農地使用的最長期限，而具體每一塊土地的使用期限應由集體經濟組織和使用權人于簽訂承包合同(或其他形式的使用權合同)時在法定最長期限內協商確定；三是轉變政府職能。

第六、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進行完善。

第七、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第八、對農地征用問題，一是把發放對象直接指向被征地農戶；二是為落實土地所有者權利，可以考慮在國家統一的監管體系下，由集體組織直接向市場供應土地；三是遏制地方政府圈占農地的沖動。

第九、對農村錯綜復雜的土地糾紛，應尊重傳統的爭議解決模式，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增強人民法院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

第二篇：來自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調查

作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第一批規劃研究課題———“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礎工作是田野調查。在課題組項目主持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陳小君教授的籌劃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法學科中青年師生共五十多位，分成14個小組，從2002年9月下旬開始，以我國中部省份湖北省為重點，對包括湖北省的10個市、縣、區和山西、江蘇、山東、廣東等省份的4個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農戶達406家，訪談農民計五百余人。課題組主要圍繞農地的權屬狀況、使用狀況、流轉狀況、稅費負擔、征用狀況以及糾紛狀況這六個方面與各地的農民、基層干部和相關部門的領導進行座談和個別訪談，并向農戶發放了問卷。此外，課題組還從各地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內容涉及地方性法規、地方性規章、地方性政策、統計數據、法院典型案件判決、土地權證、各地農地運作的試點辦法等等。本報記者在對課題組報告認真整理后，將其主要部分節選刊登，希望對相關人員有所幫助。一.權屬狀況問題：土地歸屬一向為法律制度設計的重心。為反映出農民本身對當下土地權屬的認識，課題組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耕種的土地是誰的”。作出有效選擇的問卷430份，選“國家的”占60%，“村集體的”占27%，“生產隊(小組)的”占7%，“個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結論：認為土地屬于國家的占有絕對優勢。解讀：一個從法學視角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即為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土地是國家的。雖然同為公有制的具體形式，國有與集體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這種不同卻被受訪者所普遍忽視。相當一部分的受訪者還認為，兩者的邊界是模糊的。然而，這樣的模糊或許不能簡單的歸結于農民法律意識的淡薄。譬如，作為農村社區精英的村支書、村主任、村會計都持相類似觀點。課題組認為，影響集體成為適格私權主體的因素一是集體所有權所承載的公法義務淡化了其私權屬性；二是集體所有權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體所有權主體的“缺位”。二.使用狀況問題：在農民對現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滿意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04份有效問卷對此作出了選擇，其中266份選擇“滿意”，占總數的64%；只有70份選擇“不滿意”，占總數的18%。在農民是否愿意種地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13人對此問題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總數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稅費負擔減輕就愿意”，占總數的31%；而72人明確表示“不愿意”，占總數的17%。雖然愿種地者為多數，但仍不足50%。結論：我國現行的農地承包政策在總體上雖然受到了農民的擁護，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普遍不高。解讀：一些地區的調查結果反映，農民對現行承包政策普遍持“無所謂”甚至“不滿意”的態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農地上負擔的稅費過重，加之農產品價格(尤其為糧價)上不去，所以種田幾乎無利可圖，在有些地區，甚至種田還要倒貼。這自然削弱了農民對土地的感情，也影響了土地承包政策的聲譽；二是由于承包到戶的政策與某些地區的情況不符，所以實施效果不理想，從而影響了當地農民現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滿意度。比如，山東平度地區一直在實行“兩田制”，而中央的現行政策是統一實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這樣的政策調整，在基層牽涉面很大，影響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所以很難推行開來。三.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狀況問題：在實行流轉是否自愿的問卷調查中，課題組設計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經營權”這個問題，回答“通過村委聯系取得”的有29人，占選取總次數的8%；回答“直接與別人聯系取得”的有258人，占選取總次數的70%；選擇“上述兩種方法都可以”的有84人，占選取總數的20%；選擇“不知道”的有8人，占選取總數的2%。在回答“如果把地給別人種，你是否會向他收取一定費用”問題時，回答“會”的有153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8%；回答“不會”的有15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9%；回答“不但不會，還要貼錢”的有40人，占選取總數的10%；回答“視雙方關系而定”的有3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9%。結論：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時，絕大部分農民可以自愿選擇流轉對象，但38%的有償流轉率反映了有償流轉在農村中并不占十足的主導地位。解讀：承包經營權流轉程序的這種現狀是由我國現有土地制度及中國的鄉土社會所決定的。我國農地為集體所有，而農民為集體中的成員，集體內部成員間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就像“雞蛋從左手滾到右手”一樣，并不會對原土地所有人在集體土地上所享有的權利產生什么影響，因此集體對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的管理與約束極為放松；而中國農村鄉土生活、熟人社會的現狀，使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包括與集體外的親友之間的流轉)雙方對流轉契約的態度也頗為隨意。對集體外部人員而言，上述兩種特點均已不再占有優勢，因而此時集體與被流轉人、流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流轉的程序與集體內部的流轉相比有很大區別。四.農村稅費、農民負擔狀況問題：調查的地區在稅費改革上進度不一，有的尚在進行有的已近尾聲。總的來講，改革成果不小，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具體可歸為以下兩點：一是稅改后，農民負擔得到不同程度的減輕，但在個別地區、個別時段也出現了“增負”現象；二是費稅改革后，基層政府叫苦，公共事業與基礎設施難以維持。結論：農民與政府關系的稅款征收程序趨于規范、明確；農村理解、支持稅費改革政策的是主流，但對未來持懷疑和較悲觀無奈的態度，對“負擔反彈”仍有顧慮。解讀：在全國不少地方，稅改前的農戶負擔是以田畝與勞力結合的方式確定的，在改革后，農業稅則全部攤在田畝上，這樣使無勞力或少勞動力的農戶負擔增

第三篇：來自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調查

作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第一批規劃研究課題———“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礎工作是田野調查。在課題組項目主持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陳小君教授的籌劃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法學科中青年師生共五十多位，分成14個小組，從2002年9月下旬開始，以我國中部省份湖北省為重點，對包括湖北省的10個市、縣、區和山西、江蘇、山東、廣東等省份的4個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農戶達406家，訪談農民計五百余人。課題組主要圍繞農地的權屬狀況、使用狀況、流轉狀況、稅費負擔、征用狀況以及糾紛狀況這六個方面與各地的農民、基層干部和相關部門的領導進行座談和個別訪談，并向農戶發放了問卷。此外，課題組還從各地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內容涉及地方性法規、地方性規章、地方性政策、統計數據、法院典型案件判決、土地權證、各地農地運作的試點辦法等等。本報記者在對課題組報告認真整理后，將其主要部分節選刊登，希望對相關人員有所幫助。一.權屬狀況問題：土地歸屬一向為法律制度設計的重心。為反映出農民本身對當下土地權屬的認識，課題組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耕種的土地是誰的”。作出有效選擇的問卷430份，選“國家的”占60%，“村集體的”占27%，“生產隊(小組)的”占7%，“個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結論：認為土地屬于國家的占有絕對優勢。解讀：一個從法學視角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即為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土地是國家的。雖然同為公有制的具體形式，國有與集體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這種不同卻被受訪者所普遍忽視。相當一部分的受訪者還認為，兩者的邊界是模糊的。然而，這樣的模糊或許不能簡單的歸結于農民法律意識的淡薄。譬如，作為農村社區精英的村支書、村主任、村會計都持相類似觀點。課題組認為，影響集體成為適格私權主體的因素一是集體所有權所承載的公法義務淡化了其私權屬性；二是集體所有權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體所有權主體的“缺位”。二.使用狀況問題：在農民對現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滿意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04份有效問卷對此作出了選擇，其中266份選擇“滿意”，占總數的64%；只有70份選擇“不滿意”，占總數的18%。在農民是否愿意種地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13人對此問題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總數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稅費負擔減輕就愿意”，占總數的31%；而72人明確表示“不愿意”，占總數的17%。雖然愿種地者為多數，但仍不足50%。結論：我國現行的農地承包政策在總體上雖然受到了農民的擁護，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普遍不高。解讀：一些地區的調查結果反映，農民對現行承包政策普遍持“無所謂”甚至“不滿意”的態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農地上負擔的稅費過重，加之農產品價格(尤其為糧價)上不去，所以種田幾乎無利可圖，在有些地區，甚至種田還要倒貼。這自然削弱了農民對土地的感情，也影響了土地承包政策的聲譽；二是由于承包到戶的政策與某些地區的情況不符，所以實施效果不理想，從而影響了當地農民現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滿意度。比如，山東平度地區一直在實行“兩田制”，而中央的現行政策是統一實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這樣的政策調整，在基層牽涉面很大，影響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所以很難推行開來。三.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狀況問題：在實行流轉是否自愿的問卷調查中，課題組設計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經營權”這個問題，回答“通過村委聯系取得”的有29人，占選取總次數的8%；回答“直接與別人聯系取得”的有258人，占選取總次數的70%；選擇“上述兩種方法都可以”的有84人，占選取總數的20%；選擇“不知道”的有8人，占選取總數的2%。在回答“如果把地給別人種，你是否會向他收取一定費用”問題時，回答“會”的有153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8%；回答“不會”的有15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9%；回答“不但不會，還要貼錢”的有40人，占選取總數的10%；回答“視雙方關系而定”的有3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9%。結論：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時，絕大部分農民可以自愿選擇流轉對象，但38%的有償流轉率反映了有償流轉在農村中并不占十足的主導地位。解讀：承包經營權流轉程序的這種現狀是由我國現有土地制度及中國的鄉土社會所決定的。我國農地為集體所有，而農民為集體中的成員，集體內部成員間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就像“雞蛋從左手滾到右手”一樣，并不會對原土地所有人在集體土地上所享有的權利產生什么影響，因此集體對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的管理與約束極為放松；而中國農村鄉土生活、熟人社會的現狀，使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包括與集體外的親友之間的流轉)雙方對流轉契約的態度也頗為隨意。對集體外部人員而言，上述兩種特點均已不再占有優勢，因而此時集體與被流轉人、流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流轉的程序與集體內部的流轉相比有很大區別。四.農村稅費、農民負擔狀況問題：調查的地區在稅費改革上進度不一，有的尚在進行有的已近尾聲。總的來講，改革成果不小，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具體可歸為以下兩點：一是稅改后，農民負擔得到不同程度的減輕，但在個別地區、個別時段也出現了“增負”現象；二是費稅改革后，基層政府叫苦，公共事業與基礎設施難以維持。結論：農民與政府關系的稅款征收程序趨于規范、明確；農村理解、支持稅費改革政策的是主流，但對未來持懷疑和較悲觀無奈的態度，對“負擔反彈”仍有顧慮。解讀：在全國不少地方，稅改前的農戶負擔是以田畝與勞力結合的方式確定的，在改革后，農業稅則全部攤在田畝上，這樣使無勞力或少勞動力的農戶負擔增加；同樣的原因，種田大戶的負擔也因此增加；在稅改前，農村中的救濟戶、五保戶的各種費用由村集體組織予以減免，在費改稅后，村委會的減免決定權被取消，他們的負擔因此而增加。為維系公共事業運作而巧設名目、收派各種費用的現象有所抬頭,像學校的教育集資、學雜費等，使農民的實際負擔增加的遠不止統計表所顯示的那些項目。這主要反映了幾方面的問題：(1)農村稅費改革與公共支出、社會救濟優撫的社會保障政策的沖突；(2)農村稅費改革結果與扶持

農村適度規模經營的政策相抵觸；(3)基層政府機構改革人員精簡仍做得很不夠，不少地方的鄉鎮政府機構還是疊床架屋。課題組調查時發現，有些農村道路坑洼不平，水渠斷破；在山西呂梁與鄉村教師的訪談中得知，學校破敗，老師的辦公條件更是簡陋的可憐，工資低又不能按月定額發放，這當然也有歷史的因素，而上級地方政府和中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說得多，做得少，財政轉移支出力度確實是個問題。五.農地征用狀況問題：在我們402份的問卷調查中，有56.30%的人選擇“發生過土地征用”，還有32.80%的人不知道有沒有發生過征用。土地征用補償費發放率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發放率僅為49.8%，其中約11.40%為部分發放，沒有發放的比例為16.30%；土地征用補償費數額低，被征用地方的農戶對補償費的發放標準也不清楚，在149份問卷中，有41.60%的人都不清楚，知道按田畝數發放補償費的僅為39.6%。結論：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土地征用情況發生率也不同；但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土地征用現象將越來越普遍，將日益成為農村的一個基本問題。解讀：土地征用已經成為農村，尤其是城市郊區農村中的一個焦點和難點問題。從調查各地的土地征用補償情況看，在征用土地后，國家的收益是村集體和農戶的好幾倍。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價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作為對土地所有者的補償，卻由政府拿走了一塊，同時資金使用權又統歸政府。這樣，土地所有者(從土地的收益歸屬的角度看)的角色就模糊了起來。六.農地糾紛調處狀況問題：對廣東、湖北、山東等地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335個選擇中，有64.2%的人面對土地糾紛選擇由村干部解決，有4.2%的人選擇由鄉鎮干部解決，有2.7%的人認為由法院解決；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解決途徑也占不小比例，為19.1%，這其中還有9.9%的人根據糾紛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結論：農村對土地糾紛的解決途徑，選擇呈多元化特點，農地糾紛交由法院解決的比例過小。解讀：農地糾紛一段時間里在部分地方不被法院受理。某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內部規定，對于大面積的農地稅費糾紛、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征地補償糾紛，法院不予受理。正常解決糾紛途徑的不通暢也進一步造成農民訴諸非正常方式解決糾紛，調查問卷的統計數據表明，有超過19%的農民選擇了村、鄉鎮干部調解和訴訟以外的方式進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七.規制農村土地制度九條建議第一、對《土地管理法》第10條進行調整。修改為：農地所有權主體應明確為村一級集體經濟組織，但于土地發包與調整時應尊重歷史性形成的土地邊界。第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民事主體資格作出確認，并澄清其功能。法律可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法人，承擔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第三、關于土地權屬登記，可做出如下適當超前的規定：農地所有權由縣級土地管理部門負責登記發證；土地承包使用權由農業主管部門登記造冊，土地管理部門核實后發放使用權證。第四、探索農業的產業化經營路徑，改變目前農村以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為主的小農經濟狀態，建立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經濟聯合體，使其逐步走上合作經營的道路。第五、落實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自主權。一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3條，將農地實行單一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修改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多種經營方式相結合的農地使用體制”；二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20條，將該法規定的30年、50年及70年的期限確定為農地使用的最長期限，而具體每一塊土地的使用期限應由集體經濟組織和使用權人于簽訂承包合同(或其他形式的使用權合同)時在法定最長期限內協商確定；三是轉變政府職能。第六、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進行完善。第七、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第八、對農地征用問題，一是把發放對象直接指向被征地農戶；二是為落實土地所有者權利，可以考慮在國家統一的監管體系下，由集體組織直接向市場供應土地；三是遏制地方政府圈占農地的沖動。第九、對農村錯綜復雜的土地糾紛，應尊重傳統的爭議解決模式，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增強人民法院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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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農村土地流轉法律制度缺陷

農村土地流轉法律制度缺陷

摘要:當前，我國尚未頒布專門規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統一法律文件，因此，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存在著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虛置、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式受局限、土地征用機制弊端凸顯等缺陷。筆者對這些缺陷作了初步的探析，旨在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

關鍵詞:農村土地 承包經營權流轉 法律制度 缺陷

一、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立法

目前，我國有關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立法以2002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為核心，該法詳細規定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原則、方式、程序、爭議解決途徑等，并取消了若干不合理的限制。如第37條規定：“采取轉讓方式流轉的，應經發包方同意;采取轉包、出租、互換或其他方式流轉的，應當報發包方備案。”即將發包方的批準權僅限定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這一種方式上，基本消除了流轉過程中的各種人為障礙，從而使土地承包經營權具備了更多物權特征，使其流轉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

為了貫徹落實《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業部于2005年1月19日頒布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 13發布了《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問題的解釋》。這些法律文件為進一步規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行為、維護流轉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正確處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據。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頒布，在第3篇“用益物權”中，第1l章規定了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意味著我國正式從法律上確立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屬性，為更開放的流轉奠定了充分的法理基礎。

2008年，時值改革開放3O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第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為今后農村土地流轉的法律規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以上的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進行了諸多創新和規范，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國的農地流轉制度。但是，這些規定多為原則性、方向性的指導，并且都是包含于旨在穩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經營權的立法中，沒有制定專門針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統一法律文件。相比而言，1990年我國出臺的《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非常完備地規范了城市土地流轉規則，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城市土地市場的成熟發展。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法律規范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虛置

陳小君教授組織的課題組在有關農村土地狀況問卷調查中，設計了“您認為您的承包地(田)的所有權是誰的”問題，調查結果統計顯示：認為是國家的占41.91%，是鄉(鎮)集體的占3.56%，是村集體的占29.57%，是村小組的占6.23%，是個人的占17.62%。這一結

果表明，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農民法律知識的缺乏，我國農民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在認識上存在誤區。

我國《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這里的“集體”當然是指全體農民集體。但“集體”在詞義上是一個泛指的概念，無法具體落實到個人，因此在實踐中自然會出現集體的代言者。目前，在農村土地的使用管理上，這個代言者往往為縣(鎮)、村、村民小組三級組織交叉擔任，實際上并未建立起一個獨立的農民集體組織，由此導致了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的虛位。

這種主體的虛置，給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造成了重重困難。因為從物權的角 度而言，產權明確是產權交易的前提，沒有明確的權利主體，相關的物質利益就會成為搭便車的目標。縣(鎮)、村、村民小組三級所有的分化現象，容易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產生糾紛，并且給農民無形中套上了三層枷鎖。

有學者提出實行農村土地國有化或私有化的觀點。筆者認為，所有權主體的虛位，并不在于土地是國家所有、集體所有或個人所有，關鍵是無論采用哪種制度，都應當落實主體而非虛置。當前，我國《憲法》明確規定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的大前提下，充實“集體所有”內容，做好明晰產權關系、規范憑證管理、完善征地制度等相關的立法工作，才是徹底解決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虛置的最佳選擇。

(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式受限

《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9條規定：“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農村土地，經依法登記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或者林權證等證書的，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讓、出租、人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轉。”《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l條規定：“承包人應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

從立法上看，我國對抵押、繼承這兩種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方式作出了限制，即抵押僅限于“四荒土地”，繼承僅限于林地。究其原因是，考慮到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和承包經營權主體的身份性。隨著土地流轉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承包地的抵押權、繼承權更多地關系到土地作為～種資產的使用價值，對引導農民珍惜土地、增加中長期投入相當重要，這些權利的受限或喪失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必將產生消極影響。

首先，對抵押權的限制不合理。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安身立命之本。從全國看，放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和宅基地使用權轉讓的條件尚未成熟，因此，在新頒布的《物權法》中，立法者最終選擇了限制耕地的抵押。理由主要是對農民可能失去土地保障的擔心，即承包人將承包土地使用權抵押給銀行后，如不能按期償還貸款，銀行依法行使抵押權，承包人就要失去土地，從而失去生活保障，造成社會問題。然而，這一點從邏輯上很難認定其合理性，因為立法許可土地承包

經營權的轉讓，轉讓的結果是承包人現實地失去承包土地，而抵押的結果僅是有失去土地的可能，那么立法以顧慮農民失去土地為由，限制抵押而允許轉讓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其次，對繼承權的限制不合理。立法限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主要是考慮到承包經營權是基于承包合同產生，有一定的身份性，不適合作為繼承的對象。筆者認為，這種限制也不盡合理。首先，從邏輯上說，既然承包土地經營權可以流轉給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人，那么以繼承人不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為由，否定其擁有承包地的使用權是不合理的。其次，從權利的來源上說，通過繼承獲得的承包地使用權與統一發包時獲得的承包地使用權的權利產生基礎是不同的，前者是財產收益，后者是生存保障，將兩者混為一談，是對承包土地使用權物權性質的否定。再者，不允許繼承會增加農戶土地投資的風險。在土地的承包期內過于頻繁地調整承包地，使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不利于激勵農民對土地的投入和發展土地的規模經營。對新承包戶而言，后繼經營也難以繼續，極有可能造成前期投資的浪費。

(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程序不規范

土地流轉在我國農村雖早已存在，但大多數地區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規范的流轉程序。

首先，流轉缺乏登記程序。不動產登記有公示和公信力的作用，能降低交易的信息搜尋成本、減少各種權屬糾紛，是不動產行使和

保護的重要保障。同樣，登記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生效的要件之一，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取得、行使、保護的前提。遺憾的是，我國土地登記制度還不統一，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由國土部門登記，而土地承包經營權則由農業部門登記。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也不規范，有的地區以財政困難、沒有經費為由，不印發承包權證書;有的地區村委會以農戶不愿意交工本費為由而扣發證書，造成了承包方的權利無法有效保障、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暢等諸多問題，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取得、行使、保護非常不利。

其次，流轉缺乏書面合同。由于法律知識貧乏、受教育程度相對偏低，很多農民進行土地流轉僅憑口頭協商，無任何書面合同，甚至沒有向集體備案。一旦出現不支付租金、不兌現收益分成等情況，或受讓方將土地使用權自行再轉讓、土地使用權發生權屬糾紛時，就難以從法律和行政角度進行處罰。這種情況在我國非常普遍。比如，廣東省一份調查顯示，農業大縣博羅縣的長寧鎮，從2000年10月至今的437宗農村土地流轉中只有247宗簽訂了流轉合同，占56.50%，其中租賃的有86%簽訂了合同，轉包、互換等自發流轉的只有6.8%簽訂合同，缺乏最基本的手續，流轉程序很不規范J。

(四)集體土地征用機制弊端凸顯

我國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基于上世紀5O年代為適應大規模的國家建設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在征地過程中對農民的補償安置問題，常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生產的安全。現行征地制度主要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弊端。

首先，土地征用范圍規定含糊。我國《憲法》第10條第3款和《土地管理法》第2條第4款，都規定了土地征用的目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然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

第17條卻這樣規定：“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興建社會公共事業，需要征用集體所有土地的可予征用。”顯然，這里的經濟建設并非完全用于公共目的。例如，國有企業為了企業生產經營的目的，需要征用土地，但這實際上是為了滿足土地市場的商業需求而征地，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違憲行為，因為違背了憲法規定的“公共利益”之目的。這也許是中國土地征用制度中最大的一個特色，也可以說是最大的缺憾。這一缺憾所引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導致了土地征用的嚴重濫用，使原土地權利人(被征地方)的權益受到很大的侵害J。

其次，土地征用程序不完善。我國《土地管理法》只對土地征用程序作了比較原則性的規定，對于其具體的實施，雖然在《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中作了一些條款的規定，但仍顯得單薄。有關部門不嚴格執行，實踐中也造成了不應有的混亂。沒有嚴格的程序限制，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先征地，后拍賣”。有些地方政府，特別是開發區政府，根本不按法定程序辦理征地手續，為了商業目的，先將農民的土地以低價征用，然后公開以高價進行拍賣，嚴重侵犯原土地權利人的利益。

最后，征用補償不合理。關于補償費標準的高低，各國規定不一，但大都是以征地時的地價作為征用補償的標準，由專門機構進行評價。我國《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對于征用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補償標準沒有規定。以耕地為例，根據我國目前每年耕地的年產值折合為人民幣計算，其實也不過數千元，而近年來由于房地產開發的迅速發展，土地價格成倍增長，每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轉讓費相當高，與耕地的價格相比差距甚遠，實際上侵害了農民的財產權利。

(五)缺乏引導土地流轉的中介機構

從市場經濟的需求而言，市場中介服務體制是市場本身形成的必要條件

土地交易與普通商品交易又有很大的區別，其運作程序相當復雜，特別是土地經營權流轉涉及到多個主體，即所有權主體、承包權主體、使用權主體的經濟利益，而交易主體的素質參差不齊，無法通曉如此復雜的轉讓程序，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務機構為之服務，如資產評估機構、委托代理機構、法律咨詢機構、土地投資機構、土地融資機構和土地保險機構等。然而，我國目前的法律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中介服務機制沒有專門規定，僅在《農村土地承包法》中規定了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市場化的流轉方式，但對具體方式卻

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對某些地方新生的農村土地流轉服務機構，老百姓仍持觀望態度。比如在2008年10月，重慶市渝北區有一家“農村土地流轉服務管理中心”掛牌成立，該中心旨在對渝北區可流轉土地進行整理、登記、匯總，進而發布土地流轉信息。開張不久即引來了周邊地區農民的關注，但多數都沒有實際開展業務，流轉“第一單”遲遲未產生J。由此可見，對農村土地流轉市場進行法律規制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立法不僅是一項單純的法律工作，還要充分吸收政策引導和市場調節因素，全力構建一個包括土地供應、使用、收益、權責、服務五項機制在內的科學完備的調控體系。同時，為保障這個調控體系的穩健運行，還要建立健全一套爭議解決機制，及時有效地解決農村土地權屬糾紛、行政糾紛和合同糾紛。而就每個農民個體而言，要真正實現立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利并非易事，它依賴于農民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依賴于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更依賴于各級政府在土地流轉上依法行政、保障農民權益。

第五篇：農村土地調查論文

農村土地流轉現狀、問題及建議論文

10財管（4）朱俊寶 10551148

隨著第二輪土地承包的完成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定，農村經濟得到了飛躍發展，但是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和農村城鎮化建設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一方面，土地在農民家庭經營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一些農村勞動力自愿擺脫土地的羈絆，或遠離家鄉熱土外出打工，或到農村城鎮經商置業，或就近服務于二、三產業，呈現出空前的“退一進二闖三”的職業分化轉移趨勢；另一方面，農村產業化經營要求農業經營規模化，而土地使用逐步向專業能手集中又是農業規模經營的重要前提。因此，如何進一步加快與完善土地流轉，已成為目前農村工作的重要課題之一。為此安徽農業大學組織相關人員對全市土地流轉情況進行了專題調查。

一、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現狀和主要形式

截至目前，六安市農村土地流轉面積19216畝，占全市家庭經營面積2．54％，涉及農戶4201戶，占農戶總數的2。47％。土地經營權流轉形式多樣，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1．轉包。即承包方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一定期限轉繪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其他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轉包后原土地承包關系不變，原承包方繼續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接包方按轉包時約定的條件對轉包方負責。全市實行轉包的土地面積有12960畝，占流轉總面積的67．4％。

2．轉讓。即承包方有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經承包方申請和發包方同意，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讓渡給其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由其履行相應土地承包合同的權利和義務。轉讓后原土地承包關系自行終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部分或全部滅失。全市實行轉讓的面積有2354畝，占流轉總面積的12。3％。

3．互換。即承包方之間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對屬于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承包地塊進行交換同時交換相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全市實行互換的面積有452畝，占流轉總面積的2。4％。

4．人股。即實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間為發展農業經濟，將土地承包

經營權作為股權，自愿聯合從事農業合作生產經營。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量化為股權，入股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全市實行入股的面積有256畝，占流轉總面積的1．3％。

5．出租。即承包方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一定期限租賃給他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出租后原土地承包關系不變，原承包方繼續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承租方按出租時約定的條件對承包方負責。全市實行租賃的面積2203畝，占流轉總面積的11．4％。

6．其他形式的流轉面積有99l畝，占流轉總面積的5．2％。從流轉的組織形式來看，六安市的土地流轉基本上是農民自主流轉，其匾積18856畝，占總流轉面積的98．1％。并且這種形式的流轉一般是沒有簽定流轉合同，只是雙方的口頭協議。有組織引導的流轉面積很小，僅有360畝，占土地流轉面積的l.9％。

二、土地流轉的積極作用

土地流轉是農村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盡管目前尚未有序進行，處于探索階段，但各種形式的流轉已產生了積極作用。

1．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活躍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實行土地轉包以來，一些文化程度較高、有一技之長的農民紛紛外出務工經商，面把承包的土地轉包他人。在外務工經商人員有收入，承包了別人土地的務農人員收入也有所增加，活躍了農村經濟。

2．促進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使土地荒蕪現象得到有效遏制。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外出務工人員逐步增加，農村中出現了土地荒蕪現象。實行土地有償轉包．能夠減少土地的荒蕪，并且使一些荒灘能夠得到逐步開發和利用，從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3．促進了土地向規模經營方向發展。土地逐步集中到種植能手經營后，提高了農民組織化程度，實現了土地、資金、技術和人才的有機結合，資源的有效配置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產出，提升了農業的整體效益。種植大戶為實現自己的利益，通過各種途徑廣泛聯系市場推銷自己的產品，并帶動周圍農戶的產品銷售，擴大了六安市農產品銷售市場，并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經營的規模化。

三、當前農村承包經營權流轉中存在的問題

土地流轉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活躍，增加了農民收入，但由于流轉形式是在摸索中產生的，又沒有統一的規范措施，因此存在的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1．土地流轉的程序不規范、手續不完善。主要表現在：一是大多數農戶之

間的土地流轉，只有口頭約定，沒有書面合同，即使有書面合同，其內容也不完整，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有的未經村社集體經濟組織審查同意。二是土地流轉有的不按規范簽訂合同，合同條款、標的不明確，甚至與現行法規相沖突，如租用土地的時間超過了二輪承包期規定的時間等。有的曲線炒作地皮，實行耕地“農轉非”。三是絕大部分在土地流轉時沒有通過發包方同意，沒有到主管部門登記備案。目前，還沒有一個鄉(鎮)有比較完整的土地流轉合同檔案，農村土地流轉資料檔案缺乏。

2．舊習慣根深蒂固，承包土地流轉困難。在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中，有的對土地的眷戀還很深，把土地看成了“保命田”、“退路田”，這種陳舊的思想觀念嚴重地阻礙著土地的流轉。因外出打工經商等轉移的勞動力提供的可流轉土地，大多是按照“棄差不棄好、棄低不棄高、棄遠不棄近”的原則操作，形成了分散零碎的插花田，造成土地難以流轉。

3．流轉涉及的農戶多、規模小。全市流轉總面積僅1．9萬畝，占全市家庭經營面積2．54％，涉及農戶420l戶，占農戶總數的2．47％，難以形成專業大戶。農戶間轉包多，而租賃、轉讓等流轉形式的少。全市實行轉包的土地面積有12960畝，占流轉總面積的67．4％，其收益都相對偏低。流轉給小戶的面積多，流轉給專業大戶的少，難以實現產業化和規模經營。土地流轉期短的多。流轉期長的少，流轉期在10年以下的占1．5萬畝，占流轉面積的78．9％，流轉期lO年以上的僅占0．4萬畝，占流轉面積的21．1％，易造成短期效益行為，不利于對土地的投入和保護。

4.鄉村干部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提倡土地流轉的宣傳多、要求多，真正從政策上、體制上為土地流轉創造條件少，農村沒有足夠的可供轉移的土地。有些干部認為土地承包到戶，使用權歸農戶，流轉不流轉與干部沒關系；有的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農民不改變土地用途，不用管等等，缺乏引導的積極性和責任感。

5.存在土地強制流轉損壞農民利益的現象。隨著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興起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推進，土地使用權流轉從幕后走向前臺，并且速度明顯加快，但存在不少違背農民意愿，損壞農民利益的問題。

6.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一是目前的土地流轉大多處于自發和無序狀態，缺乏必要的引導。二是土地流轉不規范，缺乏契約約束，農戶委托集體經濟組織缺少農戶委托書，統一發包中由于對預期增值認知不清或漠視，造成對農民、集體

利益的損壞，甚至剝奪農民承包權，造成不穩定因素。

7.農民缺乏社會保障制約著土地流轉。在農村土地具有社會保障和就業功能，而當前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形成，決定了農民不能輕易離開土地。

8.土地流轉市場化程度低，缺少中介服務機構。土地流轉沒有形成完善的市場體系，缺乏一個由上到下網絡狀的中介服務機構，致使土地供求雙方的信息受阻，信息輻射面狹小，土地流動渠道不暢，范圍窄。

四、實現土地有序流轉的對策建議

從農村經濟發展現狀及未來經濟看，實現土地有序流轉，讓農民把土地使用權這一主要資本用活用好，發揮土地的最佳效益，確實勢在必行。從目前農村各地土地流轉的現狀及需求看，要實現土地有序流轉，必須采取如下對策：

1．從政策上鼓勵，從管理上規范。從目前情況看，主要應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堅持土地承包的穩定與實現土地有序流轉有機地統一起來。在政策上明確規定土地經營權歸承包者所有并保持長期穩定，同時允許承包者采取拍賣、轉讓、轉包等多種形式將土地使用權用活用好。二是要出臺一些支持政策，對承包他人土地使用權進行規模經營的種植能手，要在資金、技術、產品銷售等方面予以傾斜。三是要制定一些具體的管理措施，對土地流轉的程序、手續由政府有關部門予以登記、認可，并在此基礎上與農業支持保護優惠政策掛勾，讓土地流轉合法、規范。四是結合小城鎮的發展，鼓勵部分農民大膽放棄土地，讓土地隨著經濟發展的節拍自然流轉。

2．從輿論上引導，從機制上完善。在輿論引導上，要讓基層干部和農民充分認識到實現土地有序流轉是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是實現農業產業化、提高土地經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經，也是政府支持鼓勵的，是與土地承包權長期穩定并不矛盾的。同時要培育一批轉包經營的典型，并通過典型引路，讓農民看到土地流轉的積極作用和前景。在流轉機制上，要把土地使用權作為農民的主要資本，作為農村要素市場中最活躍的部分，建立有政策支持、由鄉(鎮)政府職能部門牽頭管理、農民自愿轉受的土地流轉機制。也就是說，只要農民有土地轉讓，即可通過程序向村民委員會或鄉(鎮)政府申報，再通過合理手續向受讓方轉包，或是通過村委會發包，讓土地使用權在農村要素市場中活躍起來。

3．以效益為目標，以規模經營和城鎮化為動力，推動土地流轉。土地流轉的最終目的是讓有門路、有種植以外特長的農民主動放棄土地使用權，使種植能手獲得更多的土地使用權，實現農民增收，地方政府增收的“雙增”目標。要達

到這一目的，首先在農村內部要以農業產業化為目標，用市場—企業一基地一農戶這根鏈條，拉動農業規模經營。通過規模經營讓土地逐步自發地集中到種植能手經營，帶動土地流轉，提高土地經營效益。其次，要大力加強農村城鎮化建設，讓一部分農民到城鎮安家落戶，發展二、三產業，繼而主動放棄原承包土地的經營權。

4．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搞活土地流轉。由于各地情況不一，土地流轉的實現形式也不可能一致，要在總結目前各地自發產生的各種土地流轉形式的基礎上，采取靈活多樣的轉讓形式，把土地流轉搞活。如對成片的荒灘，可采取一次性買斷經營權的形式，大膽拍賣。對農民已承包的土地轉讓，可根據農民自愿的選擇，采取多種形式，按照規定程序予以轉讓。對連片拋荒的土地，可打破區域界限，招標招租。

5.加強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制度化建設。一是考慮到不同地區之間存在的差異，因地制宜，靈活掌握；二是明確農民利益不受損害，不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確保農村社會的穩定；三是考慮到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嚴防農村環境遭受破壞。同時，摸索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程序，做到職責明確，手續完備，合同規范。

6.土地流轉必須堅持“自愿、有償、依法、規范”的基本原則。首先是群眾自愿的原則；再次是依法有序的原則；最后是規范操作的原則。

7.加強政府引導和服務。第一，適當進行宣傳引導。第二，努力引導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方向。土地流轉的方向應盡量與土地利用規劃相一致。第三，發揮政府的服務職能。第四，加強對市場機制的培育和監督。

8.建立土地流轉管理機構。建議在各級土地管理部門內部設立土地流轉管理機構，并賦予相應的管理職權，對土地的用途、項目、面積、價格等進行規范化管理，并對土地流轉過程實行監管，提高工作透明度，使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管理更趨優化、更加有效、更為合理。

9.培育土地流轉中介機構。依托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培育土地流轉中介機構，為流轉雙方提供法律、政策幫助，收集土地流轉信息，為土地流轉搭建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