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哲學經濟政治角度看三農問題的產生與解決辦法

從哲學經濟政治角度看三農問題的產生與解決辦法

1、經濟學角度分析

（1）農業的地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自立的基礎。農業關系國民經濟全局，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可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農業基礎地位是否牢固，關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鞏固，也關系到國際競爭中能否堅持獨立自主地位的大問題。我們對農業地位的認識是由我國國情和農業自身的特點決定的，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2）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面對入世的新形勢，只有發展生態、綠色、安全農業，提高產品質量，建立健全質量標準體系，才能適應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以順利實現農產品價值。

（3）我國發展農業的必由之路是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為此必須：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四靠發展產業化經營；五靠發展鄉鎮企業。

（4）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正處在新的發展階段。要根據新階段的特點統籌規劃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促進農村奔小康。

（5）從農業農村經濟的成就和問題看鞏固農業基礎地位的必要性。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取得了重大成就，農業基礎設施和技術水平大大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大大提高。但是農業的基礎地位仍比較脆弱，農業的現代化程度低，農村離小康社會還有一段距離；我國人均農業資源少，這是制約我國農業發展的長期因素；糧食“過剩”是階段性的，是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表現，是低消費水平的過剩，所以應對當前的“賣糧難”要有清醒認識；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影響了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所以，農業的基礎地位仍須加強而不能有絲毫削弱。

（6）統籌規劃，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我國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因此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就必須調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推進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擴大農民就業和增收的空間。

（7）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產業化，延長農業產業鏈，可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提高農業整體效益。我國農產品加工水平低，發展潛力大，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使生產、加工、銷售一條龍，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促進農業經濟效益提高。

（8）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這是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農業生產必須面向市場，產品適銷對路，促進農業資源的優化、合理配置。優化區域結構，形成產業帶，發揮區域比較優勢，發展特色農業和生態農業。

（9）推進農村費稅改革。農村費稅改革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治本之策。稅收是國家依法無償取得財政收入的基本形式，它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費”是行政性的，具有隨意性。費改稅后，征收項目和數款都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從而使農村亂收費現象得以根治。費稅改革理順了農村分配關系，規范了分配行為，減輕了農民負擔，保護了農民利益，有利于保護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維護農村社會穩定。

（10）農民收入問題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農民長期增產不增收，生產積極性受到影響，糧食供求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上不去，擴大內需方針就難以持久，經濟發展出現的好形勢就難以持久，最終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是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

（11）農民增收困難的原因。農產品銷售難、農民增收困難是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中的突出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市場轉型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我國農業分散經營，科技含量低，成本高，質量差，產品結構不合理，農產品加工率低。

（12）入世，對我國農民增收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一方面外國成本低且質量高的產品大量涌入，對我國農產品形成嚴重威脅，并且我國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出口又往往遇到“綠色壁壘”的限制，這對我國農民增收來說是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國農民也可以以此為契機，調整產品結構，發展綠色農業、生態農業和無公害農業，提升農產品質量標準，從而增強我國農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擴大出口，增加收人。

（13）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搞好農業，增加農民收人，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采取綜合措施：①落實和完善黨的農村政策，特別是土地承包政策和減輕農民負擔政策（落實“多予、少取、放活”方針），深化農村改革（特別是流通體制改革和費稅改革），從而保護好農民利益，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②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③加強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與應用，發展教育事業，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走“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發展道路。④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綠色農業和無公害農業，提升農產品質量標準。⑤發展產業化經營。⑥健全市場體系。⑦發展城鎮化和鄉鎮企業，擴大農民就業領域，拓寬增收渠道。

2、哲學分析

（1）一切從實際出發。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這一原理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主觀符合客觀。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關于新階段農業特點的判斷是從我國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實際狀況做出的科學論斷。發展農業必須因地、因時制宜，體現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道理。據此制定的各項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舉措都是上述觀點的體現。

（2）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統一。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既需要尊重自然規律，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揭示其內在的本質，才能尊重規律，按規律辦事。適應加入WTO的要求，建立質量標準體系，發展生態安全農業，發揮區域比較優勢，發展特色農業都體現了上述觀點和要求。

（3）普遍聯系的觀點。整個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統一整體，要處理好整體和部分的關系。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事關國民經濟全局，關系到農業基礎地位的鞏固和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沒有農業的發展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整個社會的穩定，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可

能有整個社會全面的小康。糧食問題、科教興農、開發扶貧、生態建設等，都是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的大問題。

（4）主、次矛盾辯證關系。在復雜事物發展過程中，主、次矛盾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這一原理要求我們在工作中要善于抓住重點，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同時又要處理好次要矛盾。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既是新階段面臨的突出矛盾，又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農民增收問題是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又要統籌解決好扶貧開發、農村基層民主等一系列問題，這都是上述觀點的具體體現。

（5）量變與質變辯證關系。任何事物的變化發展都是量變和質變的統一，不僅事物在數量上的增減能引起質變，而且構成事物的成分在結構和排列次序上發生變化，也能引起質變。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正體現了這一點。

（6）內外因辯證關系。任何事物的變化發展，都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搞好農村改革，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同時政府要因勢利導，當前農業的產業化經營正式成為農業和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經營方式，這是繼家庭承包經營和鄉鎮企業之后的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政府積極扶持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體現了內外因的關系。

（7）一分為二觀點以及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的觀點。入世給農業帶來一定挑戰，但也是一種機遇，體現了一分為二的觀點，也體現了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統一的原理。

3、政治學分析

（1）國家職能。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舉措，農業科技革命綱要的頒布，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對農業和農村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措施，推進農村費稅改革，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和生態建設的政策措施等都體現了國家組織和領導經濟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搞好公共服務的職能，也體現了國家機構對人民負責的原則。

（2）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共中央在“十五”計劃綱要中特別強調，面向市場，圍繞增加農民收入這個中心，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保證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全面推進農村社會進步。黨中央每年都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農業和農村工作，制定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方針、政策，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

（3）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央決定在農村基層黨組織中進行“三個代表”的教育學習活動，提高基層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水平；領導農民致富奔小康，使農村黨組織成為農民致富的帶頭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等問題的提出，分別體現了黨的思想、組織、政治領導。

（4）重視農業問題是“三個代表”的具體體現。

（5）國家機構對人民負責的原則。

第二篇：從哲學角度看為什么要文化創新

從哲學角度看為什么要文化創新？

①唯物論a.物質決定意識，要求我們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客觀實際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我們必須發揚創新精神。

b.堅持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統一。要求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統一，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②認識論：認識具有反復性，無限性和上升性。要求我們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實踐中認識和發現真理，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

③辯證法：a.事物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發展的實質是事物的前進和上升，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只有創新，才能實現事物的發展。

b.辯證否定是發展的環節，是實現發展的根本途徑，它要求我們必須樹立創新意識。

c.辯證法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和創新的，辯證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我們樹立創新意識，突破成規陳說，善于提出新問題，開拓新境界。

④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創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新推動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關系；創新推動人類社會思維和文化的發展。

⑤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根據實際作出~~~~:

①物質決定意識②實踐決定認識③事物是發展的④矛盾的特殊性⑤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⑥社會歷史性⑦人生價值觀

第三篇：從管理學角度看

從管理學角度看《請你原諒我》后感

請你原諒我這部電視劇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經歷恢復高考后一群年輕人的愛情故事，圍繞著徐天、何佳、吳晴、梅果，費兵等幾名大學生的感情糾葛展開。這是一部充滿著懷舊色彩和人文氣息的電視劇。

到目前還沒有一套普遍公認的完整的管理學原理體系。不同版本的管理學教科書和辭書，各有一套不同的管理學原理體系。管理學當中有分有很多的原理，其中就包括了：系統原理，人本原理，責任原理，效益原理，倫理原理等原理。生活中有很多管理學在里面，只是看你能不能發現出來而已，在這個請你原諒我這個電視劇當中我主要探討的就是倫理原理。這個電視劇的名字叫請你原諒我，這個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名字。如果一個人要想另外一個人說請你原諒我，那么這個人就肯定是做錯了事情，所以才要別人原諒，那么要別人原諒就一定要有被原諒的理由。在我眼中的，請你原諒我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犯了一些錯誤，但我覺得他們都有能夠被原諒的理由。

徐天，電視劇請你原諒我中的男主角。他無論是在當時的時代還是現在都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和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不同，他總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底線。在他的世界里，只要不傷害到別人的事情就不算是壞事情，所以他才有勇氣私刻公章。因為他覺得如果他不刻的話，他沒得高考就會傷害的吳晴，而偏偏徐天是一個對自己可以無所謂，為了自己在乎的人卻可以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得事情。這個就是徐天，這個也是徐天能夠吸引那么多女人喜歡的原因，也是吳晴離開他的原因。因為他對自己的無所謂，所以吳晴就在用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一次又一次的逼他做著改變。

當徐天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績被取消時吳晴拿自己在徐天心中的地位要求徐天去給李書記道歉，但是后來徐天在最后還是打了李書記撕了錄取通知書。這樣又說明了徐天由頭到尾都是在堅持著自己的道德底線，他始終知道自己有什么事情是能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在梅果對徐天告白之后，徐天還是躲梅果，也是這個原因。其實徐天心里對梅果是有好感的，但是徐天知道自己對梅果有好感，但是他過不了自己的道德底線，他知道是自己害成梅果這樣，就算梅果能原諒他，他自己也原諒不了自己，因為那次他拿了梅果的錢也是他唯一一次越過了自己道德底線的事情，雖然他有這充分被我們大家原諒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俞教授對徐天苛刻提出結婚的苛刻要求。這個就是徐天自己的道德底線，這個也是徐天和一般人的區別，一般人有自己的道德底線，但卻不能像徐天那樣堅持自己的道德底線。何佳，電視劇請你原諒我中的女主角。一個癡情于徐天的女人，雖然在那個時代中很多人，包括高師傅，都說何佳的作風不好。可能在其他人的眼中何佳是一個喜歡的和男人一起玩的女人，所以覺得她作風不檢點。但我覺得這個只是她的性格而已，不代表著她的作風不好，在何佳無論何時何地都對徐天的鐘情，可以看得出何佳是一個好姑娘。和電視劇中的其他女生不同，何佳之所以到最后能和徐天在一起，是因為她對徐天的情更深。在請你原諒我中，吳晴因為家庭，學業的原因不能和徐天在一起，梅果因為徐天對著她的內疚而不能在一起，只有何佳，無論徐天如果對她的惡劣，她都沒有放棄過這段愛情，因為她敢愛而她知道徐天也值得她去愛，就算這個愛是沒有回報的。雖然何佳沒有徐天那樣的道德底線，也沒有吳晴那樣的學歷和知識，也沒有梅果那樣的美貌，但是她有的是目標。她沒有放棄過，這個恒心是和徐天考古的恒心一樣的，也是能夠到最后感動徐天的最大的原因。

在電視劇中，每個人都犯錯了，但在道德里面犯錯的人都是能被原諒的。在道德里犯錯都應該給他人一個改錯的機會，這個我覺得也是管理學里重要的。因為管理的基層就是人，人就會有犯錯的時候，而問題在于這個錯誤是否道德之內的，如果是的話就說明這個人還是有一定的道德和倫理，這樣的人也是管理學需要的人。這個就是我用管理學的看了請你原諒我之后所得到的觀點.

第四篇：從組織與管理者角度看執行力

從組織與管理者角度看執行力

執行力無疑是近幾年的管理熱門話題。暢銷書《把信送給加西亞》、《沒有任何借口》受到眾多企業歡迎，許多企業甚至大量采購人手一本；關于執行力的咨詢培訓項目遍地開花，“贏在執行力”、“執行力特訓營”等講座培訓十分火爆。

執行力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但目前所流行的暢銷書籍與咨詢培訓，基本上都是針對基層員工的。影響員工執行力的因素眾多，但歸納起來無非兩條，一是態度問題，二是能力問題。態度問題有陽奉陰違、工作拖沓等多種表現，但本質上都是不重視，屬于不可原諒的錯誤；能力問題有專業技能欠缺、工作方法不對、分不清輕重緩急等表現，對此組織應該幫助員工提升工作能力。

其實，執行力的核心就是下級貫徹實施上級的命令與意圖。要提升執行力，不能僅限于提高下級的執行力，也要提高組織與管理者的執行力。企業要實現管理升級，要做大做強做久，就要面臨著提升執行力的問題。

本文主要從組織與管理者的角度，研究如何提升執行力，與大家商榷。

一、組織問題

組織問題包括部門與崗位設置、工作流程、績效考核、企業文化等方面。從部門與崗位設置看，要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進行科學設置。比如在企業初創階段，部門設置很少，一人身兼數職。在創業初期，這樣的機構是合理的，因為這樣反應靈活，節約成本。但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員工已經上百甚至幾百幾千，還沒有人力資源等專業部門，就會大大制約企業的發展了。而如果組織機構中還存在著因人設崗、分工不清、等級過長等現象，就更是大大影響執行力。

從工作流程來看，要實現流程簡化與科學化。流程簡化就是可以省略的步驟省略，可以集體做的事情不要人人都做；流程科學化就是要找對人，做對事。

從績效考核來看，要具有激勵性。當然，激勵廣義上也可以分為正激勵與負激勵。如果員工感覺到他工作的回報與付出不成比例，就可能影響執行力。

從企業文化來說，一個具有執行文化的企業有利于形成高效執行的團隊。大家都知道軍隊的執行是最強的，因為軍隊的執行文化在那里。一個新兵，不管原來多么調皮搗蛋，進入了軍隊，很快就會明白“下級服從上級”、“軍令如山倒”的含義。而軍隊的這種文化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靠嚴明的紀律和長期的積累形成的。有執

行力文化的企業，不是看執行力的口號喊得多響，也不是看制度制定地多么詳盡，而是看領導是否能帶頭執行，看如何對待執行與不執行的人。

二、決策正確

管理就是“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相比而言，“做正確的事”更重要，尤其是對于組織與管理者而言，否則就可能犯南轅北轍的錯誤。有調查研究，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企業失敗，大多是執行力的問題，而中國企業的失敗，大多是決策的問題。

關于完善決策，世界杰出華商協會主席盧俊卿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措施，那就是兼聽獨斷，延后決策。聽取多數人意見，跟少數人商量，一個人拍板。此外，內外部的智囊團也是必須的。內部要有一些善于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這樣有利于發現問題，能夠完善決策。外部要善于借力，借助管理咨詢培訓等專業機構的力量。越是大的決策，越需要慎重。

三、任務清晰

許多管理者在會議上提到了一個工作，過一段時間一問，結果誰也沒有動手。原因就是任務不清晰。

首先是任務交代給誰的。有時候管理者并沒有明確的指明任務承擔者（以為大家應該知道），有時候管理者又把同一件工作交代給不同的人，結果人人負責變成人人都不負責。有個著名的管理小故事，孩子的褲子長了一寸，分別跟姥姥、媽媽、姐姐說了，結果第二天發現短了三寸，因為三個人都剪了，這就是任務多頭負責的結果。

關于任務清晰，最重要的就是結果定義。這既需要員工加強領悟力，也需要管理者盡可能地清晰化結果。比如，“今年我們的業績要實現騰飛”，這不是結果，因為“騰飛”無法量化，但如果是“今年我們的凈利潤要實現一億元”，就是結果了。對此，著名管理咨詢專家姜汝祥先生有很好的見解，他的《請給我結果》等暢銷書中有闡述，并提出了4R執行體系，這里不再贅述。

四、過程控制

許多管理者經常發現，工作布置下去，員工完成的時候卻發現與自己的本意相差甚遠。許多管理者喜歡說：“具體你怎么做我不管，我只要結果”。這話說來瀟灑，但我們真能不管嗎？

與其結果來了才后悔，不如做好過程控制。舉一個案例，有一個外資企業要在中國委托生產，他們不是前面不管不問最后只要結果，而是派了兩個人來。這兩個人對生產過程全程監管，并隨時向總部匯報，直到產品順利完工并運送抵達，他們的工作才結束。

有一句話說得好，人們不做你安排的，只做你檢查的。檢查就是過程控制，就是糾偏。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越是在前期發現問題，就越能提升執行力。

五、善于授權

有些管理者，總是對下屬不放心，什么活都攬給自己。若是下屬能力問題，可以培訓，但不能包辦。如果事事包辦，下屬就不敢自己做主，就會層層審批，其中任何一位領導的工作延誤都會耽誤執行力。古代講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賦予前線的靈活指揮權。作為管理者，既不能事事當甩手掌柜，也不能不敢授權，對于那些影響不是太大的，可以適當放權，哪怕是預料到可能出現錯誤，也當鍛煉新人了。

此外還要設定替代人。如果管理者經常出差，經常不在辦公室，而有些工作必須當面才行，那管理者就要設定替代人，在他離崗時有人代替審批、簽字。

六、高效溝通

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執行力的問題，許多是溝通的問題，例如沒有形成追蹤反饋的職業習慣。

考過駕照的人可能都有過這樣的體會，路考時，教練要求你復述一遍他的口令。比如教練說“右轉彎”，你要說“右轉彎明白”，而不能簡單的說“明白”，否則怎么知道你是真明白還是假明白呢？這一點可以借鑒到我們的工作中。

因此上下級之間要積極追蹤，積極反饋。作為上級，要隨時關注交辦工作的進展，對工作進行追蹤；作為下屬，不要等到領導問到時才匯報，而是要在關鍵環節匯報，讓領導放心。同樣，上級也要反饋，下級也要追蹤。追蹤反饋，說到底是一個積極主動與責任心的問題。

總之，要提高執行力不僅僅需要普通員工的努力，也需要組織與管理者的努力。只有上下一心，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提升執行力。

第五篇：薛毅： 城市與鄉村：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薛毅： 城市與鄉村：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2009-12-10 16:38:24 來自: DEREC 農民作為他者

1980年《人民文學》第二期，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引起文壇的極大關注，這篇小說成為“新時期”文學的經典作品被廣泛閱讀、解釋，乃至進入中學教材。而作者高曉聲在《且說陳奐生》一文中對農民的闡釋，也成為這篇小說的最權威的闡釋：

他們善良而正直，無鋒無芒，無所專長，平平淡淡，默默無聞，似乎無有足以稱道者。他們是一些善于動手而不善于動口的人，勇于勞動而不善思索的人；他們老實得受了損失不知道查究，單純得受到了欺騙會無所察覺；他們甘于付出高額的代價換取極低的生活條件，能夠忍受超人的苦難，去爭得少有的歡樂；他們很少幻想，他們最善務實。他們活著，始終抱著兩個信念：一是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二是堅信共產黨能夠使他們的生活逐漸好起來。??但是，他們的弱點確實是很可怕的，他們的弱點不改變，中國還會出皇帝的。

作者用了六個“無”三個“不”做連接，把農民的所謂的“兩面”性綜合起來了。所謂善良而正直、務實等等品格，曾經是傳統社會主義創造農民形象時所強調的，比如同是進城故事的《創業史》中梁生寶買稻種，以及《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拿著扁擔進城的春妮。但在1980年代眼光看來，這兩個形象不真實也不深刻。陳奐生的形象由于加上了“無”和“不”后面的內容，才算是真實揭示出了農民的本質。高曉聲最深刻的思想應該是看到了“他們”的弱點與專制的關系。與此相關的還有關于《李順大造屋》及其闡釋：他們的的確確是好人，但的的確確是“壞人的培養基”，因為李順大們是“跟跟派”，是沒有自己主張的、不會獨立思考的、沒有個性意識的一群人。1980年代似乎迫不及待需要陳奐生這樣的形象。人們一下子從高曉聲的寫作中看到了魯迅的影響，看到了“國民性”的主題，看到了新文化啟蒙乃是需要繼續努力的未競之偉業。如此，知識分子終于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咒語中解放出來了，知識分子從農民形象的缺陷中重新肯定了自己。朱老忠、梁生寶等形象徹底從當代文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掌握權力而邪惡無比的流氓形象如王秋赦等，是一些善良勤勞而飽受專制欺凌的女性與老人形象如胡玉音等。當然，知識分子也會想象純美的田園牧歌式的農村與農民形象，感嘆“哦,我的白老漢,我的牛群,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但那只是田園牧歌，遠不如歷史中的農民形象那樣真實、深刻。

所有的農民形象似乎都無法取代陳奐生這個形象。文學研究者李楊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段材料：

陳奐生這個形象早在《漏斗戶主》中已經亮相，并且在“上城”之后，又在高曉聲的一系列作品中多次作為主人公出現過。這個形象不管是在什么樣的環境與場合出現，總能使人感嘆：“真是個農民！”我們誰都能意會到，“農民”在這里被說到，不僅僅是指從事農業勞動的一個階級，而主要是指“保守”、“厚道”、“勤懇”、“吃苦耐勞”、“吝嗇”、“容易滿足”等品質組合起來的某一類形象。

讓李楊感興趣的是 “真是個農民！”的感嘆。李楊追問道：

為什么一見到“保守”、“厚道”、“勤懇”、“吃苦耐勞”、“吝嗇”、“容易滿足”，我們就會發出“真是個農民！”的感嘆呢？換言之，關于農民的“保守”、“厚道”、“勤懇”、“吃苦耐勞”、“吝嗇”、“容易滿足”這一類品質是農民本身的特點，還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現代作家的創造呢？（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

也許，對198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化而言，這個答案是非常簡單的。這當然是知識分子創造的，當然也是農民的最真實的特點。當然，這種真實的農民形象表明，農民喪失了以前被賦予的革命性，而與封建、落后、愚昧和專制緊緊聯系在一起。

1990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又有兩個農民進城的故事。穿著破衣爛衫，兩人用彈棉花的工具做暗號，賊頭賊腦地上臺，第一句臺詞是：“據觀察，沒有敵情。”這個名為《超生游擊隊》的小品，受到了極大的好評。很難想象，1990年代，中央電視臺如果沒有小品，特別是春節聯歡晚會如果沒有小品將是怎樣的情況，而小品中如果沒有農民形象，那小品的可看性將會大打折扣了。這些操持著方言、舉止失當、知識貧乏、在城市里笑話百出的農民，成為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他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費著。

小品中的農民形象肯定不足以引發知識分子的思考，雖然知識分子也在消費春節聯歡晚會這道“大餐”，也在消費農民形象。最深刻最有價值的仍然是陳奐生這個形象。不過，二者并非沒有關系。其實，《陳奐生上城》這部小說本來就有小品化的傾向，陳奐生跳坐彈簧椅、拿枕巾擦油嘴，一直是小說中最生動的細節被學者和教師們津津樂道。

兩種現代性

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從阿Q到陳奐生這樣一個“譜系”，可將之歸納為五四啟蒙文化創造的農民本質形象。但是，李楊有理由認為，這是現代性構造之一種，但同樣的重要的是另外一個“譜系”：

沒有人能夠否認這種產生于五四新文學中的關于中國農村的本質敘述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性，然而，這并不是惟一重要的知識。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在晉察冀和延安等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借助政府的行政調動力，陜北和河北地方文藝形式連同其活潑、直白的鄉土情調進入了致力現代化工程的文人視野。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魯藝藝術家們的筆下，魯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農民形象為快樂、開放、進取的新農民形象所取代。“五四以來主導文壇的暗淡無光、慘不忍睹的鄉土表象至此為之一變。”

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農民形象與快樂、開放、進取的農民形象是截然相反的。從兩種形象的創造中，我們可以看到啟蒙主義文化與革命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也許我們可以推論出，在革命文化時代，啟蒙主義的現代性表述被壓抑了，而在“新時期”，革命文化的現代性表述被壓抑了。

不過，在當代文化中，“被壓抑的現代性”專門是用來指涉被五四以來壓抑的現代性，是指從晚清到張愛玲的寫作實踐。王德威說，從晚清到張愛玲，“種種創作，茍若不感時憂國或吶喊彷徨，便被視為無足可觀”（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三聯書店，1998年），諸如才子佳人、言情說愛、頹廢、淫邪、插科打諢，當然，最重要的也許是個人愛欲。這些表述，由于“不感時憂國”，所以被五四啟蒙文化與革命文化共同打壓。在這種二元對立面前，五四啟蒙文化與革命文化的區別倒不重要了，很多人喜歡把二者看成文化邏輯展開的必然過程，從五四到“文革”，在這個框架內很容易被講為一體。這里面不是沒有深刻的洞見。

不過，這種現代性，大概也只是相對于五四啟蒙文化與革命文化而言，才算是被壓抑的吧。它有不被壓抑、而放肆地呈現的土壤。從晚清時期一直到1940年代的上海，這種現代性似乎從來沒有被壓抑過。李歐梵的著作《上海摩登》，整本書講述的就是這種不被壓抑的現代性。上海這個通商口岸，這個巨大的消費型城市，強有力地支持著這種現代性。以至于魯迅似乎被這種現代性包圍得苦悶不堪，以至于在上海從事革命斗爭的人也會被這種現代性所支配，在咖啡館里談革命，讓人搞不清是為了革命而喝咖啡還是為了咖啡而談革命。這種現代性規定了人的真實本質：欲望。性欲、消費欲、占有欲，無邊無際的欲望，因此而歡喜、而頹廢、而苦悶、而犯罪、而反抗、而革命、而流浪，這一切又由于“現代”一詞，而合法，而可以被傳承、實踐。一切故事以此為動力，施蟄存寫拉黃包車的與坐車的洋女人之間的沖突，是由于這個下等人對洋女人身體的欲望（《四喜子的生意》）。施蟄存重寫水滸英雄，揭示的也是那些表面上厭惡女色而實際上被欲望折磨的色情變態狂（《石秀》），而歷史上那些宗教領袖、那些沖鋒陷陣的武士，都是色欲的主體。施蟄存寫作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他的一篇篇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重復了人的真實本質。在這種現代性的眼光下，鄉下人理所當然是他者。區別不在于城市人有欲望而鄉下人沒有，而在于鄉下人沒法以“現代”的方式對待自己的欲望。他的一篇名為《春陽》的小說，也講述了鄉下人進城的故事：從昆山來的富有的嬋阿姨，一個沒有丈夫而繼承了大宗財產的女子，一到上海來，被春天的陽光一照，身體起了變化，欲望被充分地喚起，于是她期待著幻想著在上海這個空間完全允許的艷遇的出現，而結果卻是狼狽而返。

有趣的是，這個故事似乎可以被納入到五四啟蒙文化中，被闡釋成封建禮教殘害人性的故事。不過，把人性的本質規定為欲望的，卻不是啟蒙文化。更重要的是，啟蒙文化所構筑的現代/傳統二元對立并不體現為城市/鄉村的二元對立。而在摩登上海文化中，城市一方面如吸血鬼般榨取農村，一面將兩者闡釋為現代與傳統的關系，而使這種榨取完全合法。

被不少當代知識分子蔑視很久的《子夜》，在一開頭也講述了鄉下人進城的故事。吳老太爺因為鄉村土匪猖獗不得意投奔在上海的資本家吳蓀甫。沒想到，一到上海，就被光怪陸離的燈火、子不語的怪力亂神似的汽車以及香氣撲鼻的女人給嚇死了。雖然不少當代知識分子很討厭茅盾，但是這一段鄉下人的“震驚”體驗倒經常被提起，并被闡釋為現代的城市與古老的鄉村的沖突，顯示出僵死的鄉村必然的滅亡：

“老太爺在鄉下已經是‘古老的僵尸’，但鄉下實際就等于幽暗的‘墳墓’，僵尸在墳墓里是不會‘風化’的。現在既到了現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風化’。去罷！你這古老社會的僵尸！去罷！我已經看見五千年老僵尸的舊中國也已經在新時代的暴風雨中間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風化了！”

這是《子夜》中的知識分子范博文的觀點，李歐梵在《上海摩登》談及吳老太爺的死，與范博文的觀點差不多。大概都是認同摩登上海的現代性的緣故吧。但這不是茅盾的觀點。茅盾并沒有認同這種現代性。相反，他的《子夜》、《林家鋪子》及農村三部曲，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危機，在所謂中國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中，鄉村如何被納入到了城市的體系中而破產而發生革命。因此，鄉村并不在和現代隔絕的所謂傳統的一方。

如今，可以告慰認同摩登上海現代性的人士的是，被壓抑的現代性早已不再被壓抑了，而五四啟蒙文化與革命文化，倒銷聲匿跡了。王德威以《落地的麥子不死》為題，講述被壓抑的現代性如何回歸，如何在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有了新的傳人，從阿城到蘇童、葉兆言，乃至王安憶（不過王安憶似乎并不領情），到處開花結果。不過，在摩登上海又一次如日中天、鄉村的危機又一次凸現的當下，人們免不了問，到底誰壓抑了誰？

農村包圍城市

以農民為主體的武裝力量進城而奪取政權，以革命者的形象改造“反動”的城市，對于認同上海摩登現代性的人而言，是黑暗的開始。我們從五四啟蒙主義文化中，也似乎找不到任何依據來贊同這樣的行為。即便在西方傳來的革命文化中，這種行為也是匪夷所思。以正統馬克思主義看來，革命力量應該產生于城市無產階級，而農民就其本性而言，倒是反動的。盡全力以中國社會自己的標準來論述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梅斯納，也只好把毛澤東的這種思想歸為民粹主義——一個在西方觀念中可以被理解的概念（參見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這個概念意味著不能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意味著無視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條件，意味著唯意志論和浪漫主義，當然，也意味著這不是真正進步的學說。

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在1957年寫有文章《亞洲的進步與反動》。他指出，進步史觀產生于近代歐洲,故在導入這個進步史觀之前,亞洲不曾有過關于進步的思考方法,也不曾有過產生進步史觀之基礎的歷史事實——帶來急遽變化的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因此,這里所提及意義上的反動這一思考方法也不曾存在。在竹內好看來，只有亞洲與近代歐洲接觸后，進步與反動才在亞洲展開。但是，在歐洲清晰的概念到了亞洲，變得模糊不清了。雖然歐洲還可以堅持其進步史觀。《共產黨宣言》說：“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在馬克思看來，這是資產階級“非常革命的作用”。所以，馬克思在他的《鴉片貿易史》一文中，會作出如此的判斷：“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在“歷史進步”和道義發生沖突的時候，馬克思不可能不強調這種道義來自所謂半野蠻人和陳腐世界。雖然馬克思并沒有在此贊美資產階級，但認同資產階級現代性的中國學者會經常引用這段文字。

馬克思在講述一個大故事：首先是資產階級創造出一個世界，在資產階級完成了這種創造之后，無產階級將成為資產階級的掘墓人。而阻礙資產階級全球擴張的力量，是反動的，不僅僅于資產階級而言是反動的，而且于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也是反動的，因為這種阻礙力量并不利于這個大故事的完成。顯然，中國革命并沒有買這個故事的賬，把中國革命作為思考對象的竹內好也沒有買這個故事的賬。竹內好幾乎是針鋒相對地指出：

近代歐洲入侵亞洲,使古老的亞洲得以解體,從而在亞洲內部引起內發式變革,這一歷史事實難以否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侵入者獨占了代表進步的專利,那么對它的抵抗當然不得不以否定進步的形式出現,那么，這種抵抗能夠被稱為“反動”么？許多被視為亞洲存在著民族主義的證據的歷史事件,難道沒有從這樣的疑問出發進行再評價的必要嗎？例如,太平天國是以打倒清朝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可是從反面來說,這又是取代清朝而試圖建立新王朝的復古運動。同樣,1857年印度的印兵大起義曾經試圖復興莫臥兒王朝。而義和團的反動性格則是眾所周知的。（竹內好《近代的超克》，三聯書店，2005年）

“進步”以入侵的形式進入亞洲、進入中國，“進步”的觀念不可能不發生動搖。這種“進步”不遭受抵抗是不可想象的。而伴隨著對“進步”的否定，必然是對進步的重新定義。中國的“進步”不是等待著西方“進步”力量的入侵，變為殖民地，進而等待西方更進步的無產階級來解放自己，而是把西方入侵的所謂“進步”力量定義為反動的帝國主義，把抵抗侵略的義和團等定義為進步的；把在馬克思看來陳腐的清朝政權中的反帝力量定義為進步；把爭取中國獨立的民族主義斗爭定義為進步；把與帝國主義勢力結合在一起的內部力量定義為反動，進而把中國大多數民眾起來反抗內外壓迫的斗爭定義為最革命和最進步的斗爭。這種進步觀是歐洲無法想象，卻在中國的革命文化中創造出來的。在這個觀點支配下，上海摩登式的欲望和消費，成為落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必須得到深刻的改造。

在現代世界歷史的展開中，設想一種民眾大聯合的未來，一種勞動者當家作主的天下，這與馬克思設想的物質條件充分保障的共產主義不同，在馬克思眼里，第三等級的興起使人類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這是第三等級對世界歷史的貢獻，而第三等級的危機來臨于“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所以第四等級興起后順理成章地消滅私有制。而對于中國革命文化而言，私有制問題的核心不是社會有了巨大的財富，而是有限的社會財富不能被少數人壟斷。所以，第四等級——勞動者的興起要做的事情是打破少數人對社會財富的壟斷。中國革命文化所設想的未來不是玩似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晚上從事批判”，而是勞動者的生活，是善良、勤勞者的集體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不是放縱欲望，而是互相幫助和愛護；不是無盡地消費，而是有節制地享受生活。在價值上，革命文化要用中國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勞動者的美德來改造整個世界，包括城市與知識分子。

這種中國革命文化的理想，并不處在五四啟蒙主義文化的對立面。相反，中國革命文化始終把自己作為五四啟蒙主義文化的合法繼承者。與此相應的是，寫了《阿Q正傳》的魯迅最終可以和寫了唾罵魯迅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人握手，并肩戰斗，共同對付另一種現代性力量，雖然魯迅和他戰友之間也充滿了矛盾和斗爭，但我們卻無法設想魯迅能與十里洋場的頹廢者、消費者、范博文之流站在同一立場上。書寫農民的愚昧、麻木、冷漠的魯迅，心里藏著的是“氣稟未失之農人”形象，他們有赤白之心，有神思，“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敬天禮地”（《破惡聲論》）。這種源自農人的人性理想，與革命文化構想的人性并非沒有相通之處。

在革命文化中，存在著以城市和知識分子為他者而建構的主體形象及價值觀，在此，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得到了重新評價：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此話如今大概會被不少城市人和知識分子所恥笑吧。人們會把這種言論看成是思想宰制的方式：以體力勞動者的價值觀念來打壓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腦力勞動者。確實，中國革命的展開過程中權力者使用手段宰制知識分子的現象比比皆是。但如果僅僅以物質手段來打壓，革命文化獲得領導權的可能性就絕對不會存在。如果能平心靜氣地看待這段話，也許我們更能體會其中說服人的地方。革命文化在此要求改變一種價值觀和人性觀，那是以第四等級——勞動者的興起為基礎的。與勞動者的世界相匹配的，必須要創造出一種能把勞動者的價值、生活方式包容進來的文化，在此，勞動者是主體，不是他者。他者是那些貶低、鄙視勞動者的“剝削階級”人性觀、審美觀。

也許，聞一多在最后歲月里的心得更能讓知識分子重視。他似乎是在重復毛澤東的觀點：

從心里就愛起，和受苦難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來，都不覺得他臟。這是很痛苦的事，因為我們出身大都是剝削別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聞黎明，《聞一多傳》，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2頁）

作為詩人、學者的聞一多不在延安，怎么也能體悟到這個道理呢？這種文化邏輯在現代中國，幾乎是一條“規律”而被不少人感應、體悟和發現。不管是張開手臂歡迎，還是對此矛盾、彷徨，未來中國是勞動者的天下，總是被來自不同背景和持不同觀念的人們所預測。從朱自清、到聞一多，從曹禺到蕭乾。曹禺的體認尤其說明問題。《日出》一劇寫一個類似于五四青年的方達生到摩登城市中尋找自己的戀人竹筠，但竹筠已經變成了陳白露，成為富人們的交際花。方達生無法與昔日的戀人展開愛情的故事，因為對于陳白露而言，五四式愛情的虛幻她已經嘗夠了。方達生無法理解她怎么變成一個隨隨便便的女人，沒有羞恥心的女人。而陳白露則坦言她的欲望：“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這種欲望使她不得不在摩登城市中、在富人中尋找可能性。無論曹禺還是劇中的方達生和陳白露，都不再可能把這種摩登的生活方式看成是進步的，相反，曹禺借陳白露口說的是“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在陳白露自殺的同時，屋外的工人們傳來打夯的歌曲：

日出東來，滿天大紅！要想得吃飯，可得做工。

堅定而有力的歌曲充塞著宇宙。屋內漸漸黯淡，窗外開始明亮。陳白露自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勞動者的世界。它淘汰了以欲望的滿足為核心的價值觀，而代之以勞動的價值觀。

曹禺強調，太陽不屬于陳白露，也不屬于方達生，當然也不是屬于曹禺。1940年代后期的張愛玲也體認到了未來勞動者世界的到來，當然這個世界不屬于她。蕭乾1966年曾自殺過一次，他留下的遺言說：“新社會固然美好，只是我擠不進去。”也許，更應該指出的是，太陽也不屬于茅盾、丁玲、何其芳、老舍等等這些經過苦悶、彷徨和反思而認同了太陽的人。

六十年前的今天，聞一多寫有《人民的世紀》（發表于《大路周刊》創刊號，1945年5月。收入《聞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斬釘截鐵地宣布：

假如國家不能替人民謀一點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義，老實說，國家有時候是特權階級用以鞏固并擴大他們的特權的機構。假如根本沒有人民，就用不著土地，也就用不著主權。只有土地和主權都屬于人民時，才講得上國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

思想的惰性會讓人們馬上送出一頂民粹主義的帽子，以便在歐洲的思想脈絡中定位這種觀念。所不同的是，“人民”所強調的共同體，不再是俄羅斯公社意義上的小共同體，不是村社社會主義。國家、民族、知識分子、現代化等等，都不是在人民的對立面，需要人民去摧毀的。而是說，前者的性質和發展需要得到人民的檢驗。“人民至上”的出現，為天道崩潰以后的中國，重新找回了一個意義世界。

回答幾個問題

在與劉旭先生的對話（見《天涯》2005年第一期《有關底層的問答》一文）中，我說：“與陳映真交談，他說的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以前從來不被當成人看的農民，真的成為人了。他們真站起來了，你不能不把他們當成人來看，你不敢把他們妖魔化。一個普通人，有自己的尊嚴，而不以富人作為自己的歸宿。窮人家的女兒，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個富人，她有自己的尊嚴，她根本不可能用尊嚴來交換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體，我的靈魂都是不能出賣的。”補充說明一下，陳映真只說了一句話，后面是我的發揮。這話引來了梁衛星先生的質問：

在社會主義時期，農民真的成為人了嗎？他們真的站起來了嗎？他們真的有自己的尊嚴了嗎？那么，剪刀差是怎么回事？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戶籍制度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無知，這段話簡直就是居心叵測！（《文化殖民，抑或是意識形態奴役？》，載天涯社區（www.tmdps.cn）關天茶舍。刪節版見《天涯》2005年第三期。順便指出，該文將劉旭和我的對話視作對王曉明先生的《L縣見聞》的理論闡發，這不是事實。希望本人的這篇文章也不要被當作是對王文的探討。）

大概很難理解的就在于，有剪刀差、有人民公社、有戶籍制度，但也有人的尊嚴。后者不是某個黨派恩賜的結果，而是中國現代文化政治實踐的結果之一。梁衛星補充說：“如果說那時候農民真的有尊嚴感，那也明顯是意識形態洗腦的結果”，也許，在我所認為的文化政治的實踐，在梁看來無非就是意識形態的洗腦吧。我無意肯定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的一切現象，當然，任何現象在我看來都是需要重新理解和解釋的。但我相信，社會主義時期所強調的勞動者的尊嚴在文化上是存在的。這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社會主義時期仍然存在貧富差異，在城鄉之間，在城市內部的普通工人和吃“定息”的人們之間，在官僚和百姓之間，在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但是，社會主義文化不再使富人發揮文化上的作用，也不再使窮人面對富人低人一等。也就是說，富人無非只是吃得好點，擁有比較多的錢財，如此而已，他沒有多少可能因其富裕而耀武揚威、不可一世。或者說，假如有人（比如高干子弟）敢這樣做，他將受到文化上的強大反擊。用越窮越光榮來概括那個時代實在很無聊。不過，貧窮不是恥辱，是當時的普遍觀念。對社會主義歷史的普遍無知在于，一些人只會用黨派專制來概括一切。

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的一大壯舉是徹底驅逐了在城市盤踞幾十年的摩登文化。消費型城市被改造成為生產型城市，闊太太富公子也許還在某個角落打麻將，到高檔飯店吃大餐，也許還可以到一些場合跳舞，但舞女不復存在，妓女全部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享樂的場合奇缺肯定會讓富人們心生恨意。但是假如不愿意太無知，倒應該好好感受一下那個時候城市里的工人階級文化。很可惜，工人階級文化不是以文字形式保存下來的，所以不會被知識分子所重視，但好在那個時期的工人還活著，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在那個時候的喜怒哀樂，他們如何安排生活，如何學習和工作，他們有什么苦惱，他們面對城市有沒有異己感，他們有沒有自己的娛樂。

梁衛星說：“可能的情況是，工人們在那個時代和農民一樣被意識形態洗澡，將渾身上下，從肉體到靈魂都洗得一派透明，沒有了任何私人追求，一切均與意識形態的宏大歌唱為是，有的恐怕只是一種虛幻的尊嚴感而已。”（出處同上）

挺荒謬的。我無法設想所謂的意識形態能把工人和農民都洗得像白癡，連任何私人的追求都沒有。從歷史上看，老工人由于新舊社會的變遷，有較強的“翻身感”，因此對國家和政權有較大的忠誠。到了第二代，年輕工人對私人生活的渴望開始變得強大了。當時工廠的紀律比之現在，真不知道寬容多少倍，泡病假、遲到和早退在年輕一代中屢見不鮮。怎么可能沒有私人追求呢？問題倒是，在寬容的紀律下，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文化并沒有被摧毀。這種文化的領導權完全掌握在黨派領導手里嗎？未必！領導可以在臺上、報紙上、廣播里宣傳黨派思想，但從工人階級的角度看，這個思想能否被接受是需要檢驗的。在工人階級文化中，私人追求的膨脹是被否定的，但克己為公與忠誠于黨派，并不是同一回事。對公共事業的熱情，對他人的關心程度，是工人階級文化評斷人的“覺悟”程度的標準。這是在工人為主體的世界里廣泛實踐的文化政治！在這個世界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而是互相體諒和幫助。生活的意義不在于掠奪別人，成全自己，而在于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這就是曾經有過的世界！

一篇副標題為《因為我們需要一個不同的世界》的文章在網絡上廣泛傳播，當然也被廣泛唾罵，文章極為抒情地概括了這樣一個不同的世界：

一個不為利潤的文化、一個普通勞動者成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一個不以考試為目的的教育、一個學費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一個不以贏利為目的、為最廣大勞苦大眾服務的、廉價的醫療保障體系是可能的。一個不用擔心失業和競爭的社會、一個普通人有著安全感的社會是可能的。一個人不再是商品的社會、一個每個人的生活都具有歷史意義的社會是可能的。一個每個人都是哲學家的社會、一個每個人都能從宏觀上把握世界的社會是可能的。一個依靠本民族勞動者創造力的經濟、一個自力更生的經濟、一個不依賴于國際資本的經濟是可能的。

這段引文我做了重新組合，刪除了每句的開頭。這倒不是為了避諱什么，我認為，這樣一個可能的世界不是某個個人能代表和創造的。我相信，從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以及與勞動者的接觸中，從勞動者的生活實踐中，更能真切體會到這樣一個可能的世界。這個可能的世界并不等于傳統社會主義歷史。與其說是歷史，不如說是理想。但是，在歷史上，存在著這個可能的世界的實踐，在與各種力量的搏斗中艱難地實踐著。

從理論上闡發這個可能的世界，特別是從歷史的研究中真正尋找到這種可能性，都是困難的。這篇凌亂的文章根本不能有效地闡發這些理論和歷史問題。但是，一個強有力的動因在召喚著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思考：

我們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個少數權力者和富人侵吞社會大部分財富的世界，并把這個世界的出現描述為必然的規律。

我們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個在文化的各個方面，生活方式、想象力、審美和價值觀上被少數人全面宰制的世界，并驅趕不符合這一切的任何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