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時期的“三農”問題與解決思路

近幾年，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成為決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上上下下都在討論“三農”問題，紛紛為其獻計獻策。到底“三農”問題出在哪里、癥結何在？有什么辦法能夠解決或緩解它？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與癥結所在當前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有農民收入問題、稅費負

擔問題、勞動力轉移問題、土地市場制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問題、糧食流通體制問題，還有農村市場消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基本保障制度以及農民自組織等等問題。乍一看，怎么會冒出這么多問題來，使人覺得無從下手。其實，當前農業、農村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近期才產生的，有許多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那時問題還沒有累積到現在這種嚴重程度。另外，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分析，農業、農村和農民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并列關系，也不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互關聯，存在著衍生關系。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與稅費負擔、勞動力轉移、土地市場、金融制度就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市場消費等密切相關。因此，在陳述“三農”問題時，不能簡單地羅列問題，應該找出事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核心問題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對癥下藥。我認為，當前“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問題，二是農村市場消費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他問題要么是由這三個問題引發出來，要么與其緊密相聯。目前“三農”問題已經和過去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假如說過去有“三農”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僅僅是一個農產品供給問題，或者說是食品安全問題；現在三農問題已經從食品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以收入、消費和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現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城市方面，農村經濟發展要相對落后。同城市相比，農村發展落后首先體現在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供給明顯滯后。自1998年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向農業和農村投入了大量資金，明顯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的落后狀況。但是，在利用財政資金改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上，國家向城市投資多而對農村投資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國家連續發行建設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和農村的資金約為1897億元，占28.7。2003年，國家又發行國債1400億元，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為445億元，占31.8。就是這2300多億元，還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投資等，而這些投資直接受益的是全社會，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在國家集中大量資金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給和現代化水平上了好幾個臺階。和國外比較，目前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并不比發達國家差，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可是，由于農村投資少，鄉村道路、人畜飲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益性事業發展嚴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里，如果僅以基礎設施供給狀況衡量城鄉發展水平，那么當你進入中國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發達國家，相反當你進入中國的農村又好像到了發展中國家。這種城鄉反差既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區。城鄉投資差距不僅反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民間投資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增長也遠遠落后于城市。從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體和個人名義投資增長了14.6倍，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僅增長了5.5倍，城市比農村增長速度快1.7倍。農村投資增長慢，經濟發展速度必然也慢，進而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不會快。1990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9，年均增長4.48，比80年代增長速度（8.4）幾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由慢變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長了159.8，年均增長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來越高，與農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民的1.86倍，1990年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達3.1倍。2003年，由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9，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長的制約，農民的消費增長也極其緩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從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上增長了2.58倍，而縣及縣以下僅增長了1.87倍。到2003年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費差距比80年代擴大了40以上。由于農民消費增長緩慢，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導致其在全社會中的市場消費份額出現了萎縮的趨勢。例如，在1990年農村市場消費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進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進一步降到35（見下表）。當前，農村投資不足，農民消費增長緩慢，已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在12.92億人口中，有9.37億農民在緊縮投資和壓縮消費，勢必會

給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困難?？梢钥隙ǖ闹v，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要想啟動內需首先必須將占全國2/3人口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們投資，刺激他們消費，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有動力。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國的農村狀況比過去惡化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差。這種說法有些偏激，甚至對農村缺乏起碼的了解。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狀況都比過去大大進步了。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又突然變尖銳了呢？關鍵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擴大到了某種限度，給人的感官視角造成了異常刺激，引起了社會部分群體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1985年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比較表年份農民收入(元)市民收入(元)城鄉比鄉為1農民消費(元)市民消費(元)城鄉比鄉為1農村市場()1985397.6739.11.86317.4673.22.1256.5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00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01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02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03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因此，我認為“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費和勞動力轉移方面，核心體現在生存和發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農”問題呢？我認為是由制度和結構造成的，是由我們的制度設計缺陷和結構轉換偏差引起的。首先從制度看，改革開放以前，國家用計劃經濟、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個城鄉二元體制（結構），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我們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進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廢了農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們把主要改革精力從農村轉到城市，集中在宏觀經濟體制和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對農業、農村的體制改革重視不夠，造成了許多問題積重難返。第二，農村制度的變遷受到了抑制。列舉四個方面的例子：

1、土地不能市場化。城市擴張、修筑公路和開發區建設侵占了大量農村土地，這些土地都是以低價強制性從農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額土地收益流失。

2、民間金融機構發展受到限制，基金會撤銷，民間借貸不合法，造成農村金融從資金總量和機構雙重供給不足，使農民長期陷入貸款難的境地。

3、糧食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滯后，限制非國有的市場主體進入糧食收購領域。

4、城鄉財稅體制改革滯后，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這引起基層政府向企業和農民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再從結構演變方面分析。結構轉換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結構轉換會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國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結構轉換對農業、農村和農民是不利的。為什么？一方面，工業的過度擴張，導致了非農產業在大量抽取農業、農村資源的同時，排斥大量勞動力進入，造成農民占有的資源和財富份額下降。另一方面，受結構轉換的影響，財富過度向城市集中，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因此可以講，當前我國城鄉居民在生存權和發展權方面的差距擴大趨勢，既是由市場經濟變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觀政策不當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途徑解決或緩解“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強調一點是，目前社會上不應該用過激的言論，也不能用過激的辦法來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由歷史造成的，并在歷次體制變動中不斷累計起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企圖想讓一屆或兩屆政府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過急，只能重點突破，如果社會上一些人總用一些偏激的言論、并提出一些異想天開的解決辦法，對解決三農問題毫無益處。最近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要使政權退出農村，我認為這是一種極為幼稚的想法。因為在市場經濟情況下，農民是弱勢群體，如果我們的政權退出農村，這些弱勢的群體誰來保護，農村的公共品由誰來提供，農村貧困問題由誰來解決。從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保護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民，并向農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農村的責任。很顯然，如果讓政府退出農村，這些能產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業會立即出現供給缺位。另外，還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主要在“三農之外”，我覺得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為他把三農的長遠問題和近期的問題混淆在一起了，我們不能把寄托于長遠的戰略手段放到現在來解決三農問題。所以最后我的結論是，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也要在三農之內，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長期。我認為在“三農之外”解決“三農”問題，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考慮：首先“在三農之外”，我們的改革和政策目標是什么？我覺得核心是要實行向城鄉一體化的制度過渡，將來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目標是要把城市和農村、政治和社會納入一體化的進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無論是長期還是近期關鍵是要解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人口戶籍政策、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財稅政策（包括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點是農村稅費，目前的農村稅費改革不是最終目標，它是一種過渡方案，最終應該實行“城鄉一體化的稅收制度”，所以盡管目前農村的稅費改革有進步，但是它的稅制結構設計還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種歧視性的政策，這種歧視性政策從長遠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場開放問題?，F在土地基本上沒有市場而言，一級市場由國家控制，二級市場農民不許進入，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終處在被剝奪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為什么會發展這么快，發展成本會這么低，關鍵就在于農民有一塊地。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穩定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之所以在就業不充分的條件下，還能穩定在農村，就是因為農民還有一小塊土地。今后，如果說土地市場還不改革，還是由國家用低價強制購買土地，農民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中國的耕地就會大量、迅速地減少，我國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農民還造反的，這會直接干擾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選擇問題。目前我們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條不符合中國的道路，為什么？一是現有的城市發展是“關起門來搞城市化”，把農民關在城外，自己在城內搞現代化，這是為城市居民“錦上添花”，而不是搞農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們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強調大力發展小城鎮，錯誤地認為“小城鎮，大戰略”，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問題。這是一種不符合國情的戰略選擇，實際上這是一種“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傳統觀念的延續，它實質上就是不愿意讓農民進大中城市，不許他們分享大中城市積累的文明成果。從國情來看，中國若要遍地都去發展小城鎮，總有一天我國會沒有土地可耕，我國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的土地資源要比我國豐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土地、水資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國應該與日本一樣，走“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化道路，這樣可以節約土地、水資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設施。在外部進行改革的同時，農業內部也要進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國家，最終農民群體不可能變成零，工業化后仍會有一部分農民留在農村，政府要關注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怎么關注？近期有幾個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第一，對農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國目前對農民的支持政策不應放在是產量的支持方面，而應是對農民的收入進行支持。有人說對農民支持要間接支持，有人說要直接支持，我認為目前間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點。有人講不能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因為我國財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我認為這有兩個誤區需要澄清：一是以現行的體制，我們總搞間接補貼能不能堅持下去？因為我們過去對糧食采取的就是一種間接補貼，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越改補貼越多，2002年補貼700多億，連續幾年來我們對糧食的補貼超過三千億，這種間接補貼會造成低效益，引起腐敗，農民損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國現在實際上需要進行直接補貼的不是多數人而是少數人。我國目前用于農、林、牧、漁四大業的勞動力是31991萬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們實際算一下，真正用于種植業的勞動力目前不到兩個億，這兩個億如果剝離了一些東部沿海地區，僅剩一些農業主產區，實際需要補貼的就是一億人左右。在12.92億人中，我國補貼政策的目標鎖定1億人。因此“我國是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是個錯誤的概念，真正要補的實際是少數人，如果進行直接補貼我們還是有能力的。第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近期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傮w改革思路應該是，糧食主產區的購銷要徹底放開，國家的儲備糧數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線內，國有糧食企業要走市場化的改革之路，對糧農的保護和補貼要與國有糧食企業劃斷，堅持采取直接的補貼辦法。第三，農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國推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力度不夠，范圍太小，效果也沒有農村稅費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沿著金融市場化方向，設計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從金融市場主體和資金規模上都增加對“三農”的供給，用一種平等觀念對待農民，讓他們能和城里人一樣有權利獲得自身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我認為想靠現有的金融體系來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根本沒有可能，必須通過改革發育新的金融組織。第四，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場是聯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應該優先實行土地市場化，要把土地作為真正的商品進行交易，讓土地變成商品，讓土地的所有權真正歸還于集體所有，不要再讓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來非法剝奪農民。目前有人講土地要私有化，我覺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適宜，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當前土地產權制度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應該有物權，農民用土地可以進行抵押，進行投資，要把農民現在的使用權變成一種準商品，這是一個核心問題。現在強調對土地所有權進行徹底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什么時候能成熟？我覺得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后，再來考慮土地的產權制度改革才算合適，1993年的中央11號文件強調三十年不變，這里面有深刻的理論含義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慮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轉換所需要的時間區段。現在不宜過早的搞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應該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慮些改革辦法。當前在土地市場制度建設有以下幾個問題要盡快解決：一是對經營性用地要實行徹底的市場招標出讓制度，土地出讓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二是對于公益性用地，雖然目前只能按照協議出讓辦法從農民征地，但是征用價格原則上應以市場價格為標準，如果在征地過程中不能按照市場價格補償農民損失的，就必須妥善安置失地農民，并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三是通過制度安排要將土地轉讓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為了確保土地流轉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建議在農村成立土地財產委員會，委員會由農民選舉產生，其職責是代表農民對集體土地出讓行使決策權，并決定土地補償金的使用方向，監督出讓土地補償金的分配。根據需要，農村土地財產委員會可以是長期固定的農民組織，也可以是臨時性質的組織，不管是固定還是臨時組織，都必須以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為宗旨，以民主決策為原則，公正公平地為農民服務。第五，農村公共品供給。目前，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種“恩賜”行為，而是一種責任。農民跟市民一樣有發展權，有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最起碼的公共品的供給，而不應該形成現在的“公共”財政只對城市人而不對農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對農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補貼的局面。公共財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攤于城市和農村，現在到了應該用中央財政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公共品投入的時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調整國債使用結構，以數百億元的規模增加了對三農的資金投入，這是非常英明正確的，可以想見，這樣堅持投下去城鄉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小，總有一天還會將這種差距消除掉。最后，農民要有自己的組織。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不但要有政府來保護，有法律來保護，而且要由自己來保護。農民居住分散和生產活動不集中，這種無組織狀態是他們在同非農產業進行交易和談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須讓農民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有影響的利益團體，引導和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參與國家決策，反映他們的利益要求。當前，我國農村合作組織是由三類組成的，第一類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這兩類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質，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帶有較濃厚的官辦色彩。第二類是鄉（鎮）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這些合作組織是人民公社解體后，原人民公社的經濟職能轉移由社區合作組織承擔。此類合作組織大多依賴于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并行使基層政權一部分經濟管理職能。第三類是改革開放以后新發育起來的合作經濟組織。這是農民和其他經營者根據經濟發展需要，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合作制原則自發建立起來的，這類合作經濟組織都采取了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和收益返還的組織經營形式，他們在名稱上也豐富多彩，有農村股份合作社、專業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也有農業服務公司（中心）等。從多年的實踐考察，在三類合作經濟組織中，最受農民歡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類合作經濟組織。今后，要發展和培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需要解決以下兩大問題：第一，目前我國還沒有合作組織的立法，各類合作社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也無法享受到政策優惠；第二，合作經濟組織總量不少，但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數以萬計的供銷社、信用社和社區合作組織，因體制落后、官氣太重，難以為“三農”有效服務；另一方面新發育的合作經濟組織又因數量少而滿足不了“三農”的需要。同時，農民急切需要的農產品購銷合作組織發展也嚴重不足。面對上述兩大問題，首先，應加強合作社的立法建設，借鑒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泰國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合作組織立法上的經驗，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環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間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特別是要扶持由農民自發建立起來的農產品購銷合作組織，從財政、稅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給予優惠。支持農民發展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政府應重視其經濟要求，堅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則，讓合作經濟組織自我發展，切忌拔苗助長，防止用行政手段“歸大堆”，導致合作組織發展太多、太濫，并出現行政化傾向；再次，要加快對第一、二類合作經濟組織的改造步伐，解決合作社由內部人控制和只為少數人牟利的問題，進一步明晰產權，按照合作制的原則，將其改造成真正意義上合作經濟組織，由農民自己管理經營，為“三農”服務。

第二篇：新時期的“三農”問題與解決思路

近幾年，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成為決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上上下下都在討論“三農”問題，紛紛為其獻計獻策。到底“三農”問題出在哪里、癥結何在？有什么辦法能夠解決或緩解它？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與癥結所在當前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有農民收入問題、稅費負擔問題、勞動力轉移問題、土地市場制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問題、糧食流通體制問題，還有農村市場消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基本保障制度以及農民自組織等等問題。乍一看，怎么會冒出這么多問題來，使人覺得無從下手。其實，當前農業、農村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近期才產生的，有許多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那時問題還沒有累積到現在這種嚴重程度。另外，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分析，農業、農村和農民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并列關系，也不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互關聯，存在著衍生關系。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與稅費負擔、勞動力轉移、土地市場、金融制度就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市場消費等密切相關。因此，在陳述“三農”問題時，不能簡單地羅列問題，應該找出事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核心問題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對癥下藥。我認為，當前“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問題，二是農村市場消費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他問題要么是由這三個問題引發出來，要么與其緊密相聯。目前“三農”問題已經和過去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假如說過去有“三農”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僅僅是一個農產品供給問題，或者說是食品安全問題；現在三農問題已經從食品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以收入、消費和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現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城市方面，農村經濟發展要相對落后。同城市相比，農村發展落后首先體現在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供給明顯滯后。自1998年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向農業和農村投入了大量資金，明顯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的落后狀況。但是，在利用財政資金改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上，國家向城市投資多而對農村投資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國家連續發行建設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和農村的資金約為1897億元，占28.7%。2003年，國家又發行國債1400億元，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為445億元，占31.8%。就是這2300多億元，還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投資等，而這些投資直接受益的是全社會，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在國家集中大量資金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給和現代化水平上了好幾個臺階。和國外比較，目前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并不比發達國家差，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墒牵捎谵r村投資少，鄉村道路、人畜飲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益性事業發展嚴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里，如果僅以基礎設施供給狀況衡量城鄉發展水平，那么當你進入中國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發達國家，相反當你進入中國的農村又好像到了發展中國家。這種城鄉反差既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區。城鄉投資差距不僅反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民間投資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增長也遠遠落后于城市。從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體和個人名義投資增長了14.6倍，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僅增長了5.5倍，城市比農村增長速度快1.7倍。農村投資增長慢，經濟發展速度必然也慢，進而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不會快。1990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9%，年均增長4.48%，比80年代增長速度（8.4%）幾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由慢變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長了159.8%，年均增長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來越高，與農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民的1.86倍，1990年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達3.1倍。2003年，由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9%，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長的制約，農民的消費增長也極其緩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從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上增長了2.58倍，而縣及縣以下僅增長了1.87倍。到2003年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費差距比80年代擴大了40%以上。由于農民消費增長緩慢，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導致其在全社會中的市場消費份額出現了萎縮的趨勢。例如，在1990年農村市場消費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進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進一步降到35%（見下表）。當前，農村投資不足，農民消費增長緩慢，已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在12.92億人口中，有9.37億農民在緊縮投資和壓縮消費，勢必會給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困難?？梢钥隙ǖ闹v，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要想啟動內需首先必須將占全國2/3人口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們投資，刺激他們消費，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有動力。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國的農村狀況比過去惡化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差。這種說法有些偏激，甚至對農村缺乏起碼的了解。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狀況都比過去大大進步了。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又突然變尖銳了呢？關鍵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擴大到了某種限度，給人的感官視角造成了異常刺激，國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農民還造反的，這會直接干擾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選擇問題。目前我們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條不符合中國的道路，為什么？一是現有的城市發展是“關起門來搞城市化”，把農民關在城外，自己在城內搞現代化，這是為城市居民“錦上添花”，而不是搞農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們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強調大力發展小城鎮，錯誤地認為“小城鎮，大戰略”，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問題。這是一種不符合國情的戰略選擇，實際上這是一種“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傳統觀念的延續，它實質上就是不愿意讓農民進大中城市，不許他們分享大中城市積累的文明成果。從國情來看，中國若要遍地都去發展小城鎮，總有一天我國會沒有土地可耕，我國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的土地資源要比我國豐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土地、水資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國應該與日本一樣，走“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化道路，這樣可以節約土地、水資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設施。在外部進行改革的同時，農業內部也要進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國家，最終農民群體不可能變成零，工業化后仍會有一部分農民留在農村，政府要關注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怎么關注？近期有幾個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第一，對農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國目前對農民的支持政策不應放在是產量的支持方面，而應是對農民的收入進行支持。有人說對農民支持要間接支持，有人說要直接支持，我認為目前間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點。有人講不能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因為我國財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我認為這有兩個誤區需要澄清：一是以現行的體制，我們總搞間接補貼能不能堅持下去？因為我們過去對糧食采取的就是一種間接補貼，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越改補貼越多，2002年補貼700多億，連續幾年來我們對糧食的補貼超過三千億，這種間接補貼會造成低效益，引起腐敗，農民損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國現在實際上需要進行直接補貼的不是多數人而是少數人。我國目前用于農、林、牧、漁四大業的勞動力是31991萬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們實際算一下，真正用于種植業的勞動力目前不到兩個億，這兩個億如果剝離了一些東部沿海地區，僅剩一些農業主產區，實際需要補貼的就是一億人左右。在12.92億人中，我國補貼政策的目標鎖定1億人。因此“我國是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是個錯誤的概念，真正要補的實際是少數人，如果進行直接補貼我們還是有能力的。第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近期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傮w改革思路應該是，糧食主產區的購銷要徹底放開，國家的儲備糧數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線內，國有糧食企業要走市場化的改革之路，對糧農的保護和補貼要與國有糧食企業劃斷，堅持采取直接的補貼辦法。第三，農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國推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力度不夠，范圍太小，效果也沒有農村稅費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沿著金融市場化方向，設計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從金融市場主體和資金規模上都增加對“三農”的供給，用一種平等觀念對待農民，讓他們能和城里人一樣有權利獲得自身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我認為想靠現有的金融體系來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根本沒有可能，必須通過改革發育新的金融組織。第四，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場是聯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應該優先實行土地市場化，要把土地作為真正的商品進行交易，讓土地變成商品，讓土地的所有權真正歸還于集體所有，不要再讓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來非法剝奪農民。目前有人講土地要私有化，我覺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適宜，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當前土地產權制度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應該有物權，農民用土地可以進行抵押，進行投資，要把農民現在的使用權變成一種準商品，這是一個核心問題?，F在強調對土地所有權進行徹底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什么時候能成熟？我覺得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后，再來考慮土地的產權制度改革才算合適，1993年的中央11號文件強調三十年不變，這里面有深刻的理論含義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慮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轉換所需要的時間區段?，F在不宜過早的搞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應該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慮些改革辦法。當前在土地市場制度建設有以下幾個問題要盡快解決：一是對經營性用地要實行徹底的市場招標出讓制度，土地出讓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二是對于公益性用地，雖然目前只能按照協議出讓辦法從農民征地，但是征用價格原則上應以市場價格為標準，如果在征地過程中不能按照市場價格補償農民損失的，就必須妥善安置失地農民，并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三是通過制度安排要將土地轉讓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為了確保土地流轉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建議在農村成立土地財產委員會，委員會由農民選舉產生，其職責是代表農民對集體土地出讓行使決策權，并決定土地補償金的使用方向，監督出讓土地補償金的分配。根據需要，農村土地財產委員會可以是長期固定的農民組織，也可以是臨時性質的組織，不管是固定還是臨時組織，都必須以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為宗旨，以民主決策為原則，公正公平地為農民服務。第五，農村公共品供給。目前，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種“恩賜”行為，而是一種責任。農民跟市民一樣有發展權，有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最起碼的公共品的供給，而不應該形成現在的“公共”財政只對城市人而不對農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對農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補貼的局面。公共財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攤于城市和農村，現在到了應該用中央財政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公共品投入的時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調整國債使用結構，以數百億元的規模增加了對三農的資金投入，這是非常英明正確的，可以想見，這樣堅持投下去城鄉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小，總有一天還會將這種差距消除掉。最后，農民要有自己的組織。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不但要有政府來保護，有法律來保護，而且要由自己來保護。農民居住分散和生產活動不集中，這

第三篇：新時期的“三農”問題與解決思路

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00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01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02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03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因此，我認為“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費和勞動力轉移方面，核心體現在生存和發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農”問題呢？我認為是由制度和結構造成的，是由我們的制度設計缺陷和結構轉換偏差引起的。首先從制度看，改革開放以前，國家用計劃經濟、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個城鄉二元體制（結構），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我們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進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廢了農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們把主要改革精力從農村轉到城市，集中在宏觀經濟體制和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對農業、農村的體制改革重視不夠，造成了許多問題積重難返。第二，農村制度的變遷受到了抑制。列舉四個方面的例子：

1、土地不能市場化。城市擴張、修筑公路和開發區建設侵占了大量農村土地，這些土地都是以低價強制性從農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額土地收益流失。

2、民間金融機構發展受到限制，基金會撤銷，民間借貸不合法，造成農村金融從資金總量和機構雙重供給不足，使農民長期陷入貸款難的境地。

3、糧食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滯后，限制非國有的市場主體進入糧食收購領域。

4、城鄉財稅體制改革滯后，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這引起基層政府向企業和農民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再從結構演變方面分析。結構轉換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結構轉換會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國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結構轉換對農業、農村和農民是不利的。為什么？一方面，工業的過度擴張，導致了非農產業在大量抽取農業、農村資源的同時，排斥大量勞動力進入，造成農民占有的資源和財富份額下降。另一方面，受結構轉換的影響，財富過度向城市集中，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因此可以講，當前我國城鄉居民在生存權和發展權方面的差距擴大趨勢，既是由市場經濟變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觀政策不當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途徑解決或緩解“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強調一點是，目前社會上不應該用過激的言論，也不能用過激的辦法來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由歷史造成的，并在歷次體制變動中不斷累計起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企圖想讓一屆或兩屆政府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過急，只能重點突破，如果社會上一些人總用一些偏激的言論、并提出一些異想天開的解決辦法，對解決三農問題毫無益處。最近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要使政權退出農村，我認為這是一種極為幼稚的想法。因為在市場經濟情況下，農民是弱勢群體，如果我們的政權退出農村，這些弱勢的群體誰來保護，農村的公共品由誰來提供，農村貧困問題由誰來解決。從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保護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民，并向農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農村的責任。很顯然，如果讓政府退出農村，這些能產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業會立即出現供給缺位。另外，還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主要在“三農之外”，我覺得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為他把三農的長遠問題和近期的問題混淆在一起了，我們不能把寄托于長遠的戰略手段放到現在來解決三農問題。所以最后我的結論是，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也要在三農之內，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長期。我認為在“三農之外”解決“三農”問題，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考慮：首先“在三農之外”，我們的改革和政策目標是什么？我覺得核心是要實行向城鄉一體化的制度過渡，將來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目標是要把城市和農村、政治和社會納入一體化的進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無論是長期還是近期關鍵是要解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人口戶籍政策、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財稅政策（包括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點是農村稅費，目前的農村稅費改革不是最終目標，它是一種過渡方案，最終應該實行“城鄉一體化的稅收制度”，所以盡管目前農村的稅費改革有進步，但是它的稅制結構設計還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種歧視性的政策，這種歧視性政策從長遠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場開放問題?，F在土地基本上沒有市場而言，一級市場由國家控制，二級市場農民不許進入，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終處在被剝奪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為什么會發展這么快，發展成本會這么低，關鍵就在于農民有一塊地。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穩定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之所以在就業不充分的條件下，還能穩定在農村，就是因為農民還有一小塊土地。今后，如果說土地市場還不改革，還是由國家用低價強制購買土地，農民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中國的耕地就會大量、迅速地減少，我國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農民還造反的，這會直接干擾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選擇問題。目前我們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條不符合中國的道路，為什么？一是現有的城市發展是“關起門來搞城市化”，把農民關在城外，自己在城內搞現代化，這是為城市居民“錦上添花”，而不是搞農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們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強調大力發展小城鎮，錯誤地認為“小城鎮，大戰略”，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問題。這是一種不符合國情的戰略選擇，實際上這是一種“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傳統觀念的延續，它實質上就是不愿意讓農民進大中城市，不許他們分享大中城市積累的文明成果。從國情來看，中國若要遍地都去發展小城鎮，總有一天我國會沒有土地可耕，我國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的土地資源要比我國豐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土地、水資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國應該與日本一樣，走“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化

道路，這樣可以節約土地、水資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設施。在外部進行改革的同時，農業內部也要進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國家，最終農民群體不可能變成零，工業化后仍會有一部分農民留在農村，政府要關注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怎么關注？近期有幾個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第一，對農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國目前對農民的支持政策不應放在是產量的支持方面，而應是對農民的收入進行支持。有人說對農民支持要間接支持，有人說要直接支持，我認為目前間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點。有人講不能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因為我國財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我認為這有兩個誤區需要澄清：一是以現行的體制，我們總搞間接補貼能不能堅持下去？因為我們過去對糧食采取的就是一種間接補貼，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越改補貼越多，2002年補貼700多億，連續幾年來我們對糧食的補貼超過三千億，這種間接補貼會造成低效益，引起～，農民損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國現在實際上需要進行直接補貼的不是多數人而是少數人。我國目前用于農、林、牧、漁四大業的勞動力是31991萬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們實際算一下，真正用于種植業的勞動力目前不到兩個億，這兩個億如果剝離了一些東部沿海地區，僅剩一些農業主產區，實際需要補貼的就是一億人左右。在12.92億人中，我國補貼政策的目標鎖定1億人。因此“我國是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是個錯誤的概念，真正要補的實際是少數人，如果進行直接補貼我們還是有能力的。第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近期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傮w改革思路應該是，糧食主產區的購銷要徹底放開，國家的儲備糧數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線內，國有糧食企業要走市場化的改革之路，對糧農的保護和補貼要與國有糧食企業劃斷，堅持采取直接的補貼辦法。第三，農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國推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力度不夠，范圍太小，效果也沒有農村稅費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沿著金融市場化方向，設計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從金融市場主體和資金規模上都增加對“三農”的供給，用一種平等觀念對待農民，讓他們能和城里人一樣有權利獲得自身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我認為想靠現有的金融體系來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根本沒有可能，必須通過改革發育新的金融組織。第四，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場是聯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應該優先實行土地市場化，要把土地作為真正的商品進行交易，讓土地變成商品，讓土地的所有權真正歸還于集體所有，不要再讓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來非法剝奪農民。目前有人講土地要私有化，我覺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適宜，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當前土地產權制度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應該有物權，農民用土地可以進行抵押，進行投資，要把農民現在的使用權變成一種準商品，這是一個核心問題?，F在強調對土地所有權進行徹底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什么時候能成熟？我覺得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后，再來考慮土地的產權制度改革才算合適，1993年的中央11號文件強調三十年不變，這里面有深刻的理論含義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慮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轉換所需要的時間區段。現在不宜過早的搞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應該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慮些改革辦法。當前在土地市場制度建設有以下幾個問題要盡快解決：一是對經營性用地要實行徹底的市場招標出讓制度，土地出讓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二是對于公益性用地，雖然目前只能按照協議出讓辦法從農民征地，但是征用價格原則上應以市場價格為標準，如果在征地過程中不能按照市場價格補償農民損失的，就必須妥善安置失地農民，并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三是通過制度安排要將土地轉讓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為了確保土地流轉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建議在農村成立土地財產委員會，委員會由農民選舉產生，其職責是代表農民對集體土地出讓行使決策權，并決定土地補償金的使用方向，監督出讓土地補償金的分配。根據需要，農村土地財產委員會可以是長期固定的農民組織，也可以是臨時性質的組織，不管是固定還是臨時組織，都必須以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為宗旨，以民主決策為原則，公正公平地為農民服務。第五，農村公共品供給。目前，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種“恩賜”行為，而是一種責任。農民跟市民一樣有發展權，有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最起碼的公共品的供給，而不應該形成現在的“公共”財政只對城市人而不對農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對農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補貼的局面。公共財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攤于城市和農村，現在到了應該用中央財政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公共品投入的時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調整國債使用結構，以數百億元的規模增加了對三農的資金投入，這是非常英明正確的，可以想見，這樣堅持投下去城鄉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小，總有一天還會將這種差距消除掉。最后，農民要有自己的組織。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不但要有政府來保護，有法律來保護，而且要由自己來保護。農民居住分散和生產活動不集中，這種無組織狀態是他們在同非農產業進行交易和談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須讓農民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有影響的利益團體，引導和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參與國家決策，反映他們的利益要求。當前，我國農村合作組織是由三類組成的，第一類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這兩類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質，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帶有較濃厚的官辦色彩。第二類是鄉（鎮）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這些合作組織是人民公社解體后，原人民公社的經濟職能轉移由社區合作組織承擔。此類合作組織大多依賴于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并行使基層政權一部分經濟管理職能。第三類是改革開放以后新發育起來的合作經濟組織。這是農民和其他經營者根據經濟發展需要，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合作制原則自發建立起來的，這類合作經濟組織都采取了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和收益返還的組織經營形式，他們在名稱上也豐富多彩，有農村股份合作社、專業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也有農業服務公司（中心）等。從多年的實踐考察，在三類合作經濟組織中，最受農

民歡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類合作經濟組織。今后，要發展和培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需要解決以下兩大問題：第一，目前我國還沒有合作組織的立法，各類合作社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也無法享受到政策優惠；第二，合作經濟組織總量不少，但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數以萬計的供銷社、信用社和社區合作組織，因體制落后、官氣太重，難以為“三農”有效服務；另一方面新發育的合作經濟組織又因數量少而滿足不了“三農”的需要。同時，農民急切需要的農產品購銷合作組織發展也嚴重不足。面對上述兩大問題，首先，應加強合作社的立法建設，借鑒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泰國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合作組織立法上的經驗，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環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間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特別是要扶持由農民自發建立起來的農產品購銷合作組織，從財政、稅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給予優惠。支持農民發展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政府應重視其經濟要求，堅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則，讓合作經濟組織自我發展，切忌拔苗助長，防止用行政手段“歸大堆”，導致合作組織發展太多、太濫，并出現行政化傾向；再次，要加快對第一、二類合作經濟組織的改造步伐，解決合作社由內部人控制和只為少數人牟利的問題，進一步明晰產權，按照合作制的原則，將其改造成真正意義上合作經濟組織，由農民自己管理經營，為“三農”服務。

第四篇：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物流管理09級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騰飛20093316）

摘要: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農民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的農民問題，具有新的內容、新的特點和新的復雜性，因此，需要廣大農村工作者積極探索和建立適應農村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需要的領導體制、管理機制和工作方式，一切從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營建良好的黨群干群關系，切實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關鍵詞：農民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農民問題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當前，隨著新舊體制的轉換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的“三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雖然農民在思想觀念、生產和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農民也迅速轉變成為民營企業家，但多數農民仍肩負著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小康目標的重任。這充分說明，不管社會如何發展變化，“三農”的基礎地位始終不會變，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也會愈加明顯。因此，認真研究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加強和改善黨在農村的工作，對于保持農村穩定，推進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引領農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1、把握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切入點

農民問題錯綜復雜，解決的切入點就是搞好權利和經濟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權利；在經濟上，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為此，在工作中應著重把握和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農業政策問題。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三農”的核心，事關農民的根本利益。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將直接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農民的就業和生產生活保障，直接影響農村的穩定和農業的發展。因此，必須認真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之規定，依法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切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二是集體財務管理政策。農村財務問題既是農民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引起農民集體上訪的主要導火索。搞好農村集體財務管理，對于密切干群關系，保持農村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穩步發展，將產

第1頁（共6頁）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生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三是扶農政策。農民是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是農村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中央出臺了I號文件，農民對此歡欣鼓舞，一致認為“1號文件”貼近“三農”，政策性強，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積極、實在。

(二)農民負擔問題。要提高農民的物質利益，就要促進農民增收、減輕農民負擔，要加大扶持力度，調整投入結構，建立對農業產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即是在政策上保護，物質上投入，生產上服務。清理和規范涉農事業性收費，取消不應由農民負擔的稅費項目；要繼續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實精簡機構，進一步減少財政供養人員，把有限的財力用在刀刃上。

(三)農民自主權問題。對農民來說，自主權是最大、最切實的民主權利。從我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實踐來看，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自主權，放活了農民的生產經營權。我們要始終堅信，農民有能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應讓農民自主決策。政府的責任是為農民提供政策指導、市場信息和技術服務，政府的引導和服務要尊重農民意愿、尊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

(四)農民民主權利問題。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充分發揮村民委員會在管理社會事務、開展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作用，依靠農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農村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同時，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中國的許多成功經驗都是尊重農民創造精神的結果，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等．我們要允許和鼓勵農民，大膽試驗和探索新形勢下的農業經營機制和農村管理辦法，各級干部幫助加工、總結，逐步提高和規范。

2、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著力點

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站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高度，跳出“三農”抓“三農”，同時要立足“三農”抓“三農”，其根本路徑就是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

第一，要把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置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盤考慮、協同推進。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推進“三化”、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舉措。

第三，要把政策創新和機制創新作為推進“三化”、解決 “三農”問題的主要措施。

“三農”問題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長期束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在新階段的集中反映。解決“三農”問題要靠“三化”，而推進“三化”進程需要國家在政策上給予扶持，需要在發展實踐中逐步探索一條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運作機制。當前重點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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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一步完善政府支農政策體系。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后，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措施，如糧食直補、減免農業稅等，收到了明顯效果。應該說政府建立糧食直補制度是非常積極的舉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國際慣例。但中國畢竟是一個擁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單純的糧食直補不僅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對國家財政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國家對農業的政策補貼除了直接面對種糧農民個體外，更應探索建立一種能夠促進形成農業和農村內在發展機制的政策體系，使之不但具有補貼功能，更具有引導生產要素向涉農領域集中的資源配置功能，發揮政策“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我認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應立足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目標，支持方向從對農民的直接補貼進一步延伸到“三化”領域，其次，要在優化區域布局調整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農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逐步改善農村落后的經濟基礎條件，為“三化”的順利推進創造外部條件。再次，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力度，不斷改善農村相對脆弱的生態現狀，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2、創新投入機制，讓更多的資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創新農村金融支持體系。金融系統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當前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可以發揮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作用，試行產業化龍頭企業專項貸款制度，放寬和規范龍頭企業貸款條件，擴大借貸規模，采取專項放貸，封閉運行的辦法，在保證龍頭企業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同時，也可通過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契約關系支持農民調整結構。同時，繼續發揮農戶小額信貸或多戶聯保等優勢，多方面解決農業發展的融資問題。其次，積極引導民間資金投向“三化”。民間資本具有存量大、市場活躍、投資欲強烈等諸多特點。事實上，近年來民間投資已呈現出向農產品加工、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各類服務業等多領域、多層次進軍的趨勢。

3、統籌城鄉就業環境，促進農村勞動力戰略轉移。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化聚集，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是推進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的必要條件，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由之路。一是發展壯大城鎮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以發展園區工業和服務業為重點，增強城鎮的經濟集聚功能，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要以縣城和中心鎮為載體，推進農村人口城鎮化，讓農民真正成為城鎮建設的投資者，城鎮發展的創業者和城鎮化的受益者。二是要進一步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農民進城就業的各種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記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戶籍管理制度；要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清理對農民進城務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亂收費，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多方面服務。三是要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整體素質。四是要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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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有條件的地方建立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解除農民離開土地的后顧之憂。如廣東佛山地區通過建立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銜接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以個人帳戶為主，通過個人繳費，村組集體給予補貼，政府扶助等途徑籌集資金，有效地解決了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發展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經驗。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五統籌”的科學發展，扎扎實實推進“三化”，切切實實抓好“三農”，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3、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五個突破點

把握了關節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內容；抓住了著力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方法．但千言萬語，貴在求真；千頭萬緒，重在落實。因此，抓落實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要害和關鍵，是必須牢牢把握突破點.“發展是硬道理，落實更是硬道理”，要解決好當前的農民問題，必須咬定發展不放松，求真務實抓落實，從五個方面在“落實”二字上狠下功夫、尋求突破。一要從思想認識上抓落實、求突破．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思路決定出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只有在思想認識上率先到位，深刻領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精神實質，充分認識農民問題在“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體工作中的基礎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樹立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心，迅速啟動好各項工作，實現突破。二要從職責履行上抓落實、求突破．要有效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條件、搞好服務．只有政府搭好了臺，農民才能唱好戲。因此，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和廣大農村工作者，必須時時刻刻把正確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作為工作的重點，作為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實踐，為農民精心搭臺、細心服務、費心引導，促其發展，實現突破。三要從為民謀利上抓落實，求突破.“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決農民問題必額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深入農村，服務農業，關心農民，積極為農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時、深入解決好農民群眾所關心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排解他們遇到的各種矛盾，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營造聚精會神抓建設，同心協力謀發展的格局，促進農業農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發展。四要從工作方法上抓落實、求突破．工作方法對路，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盡相同。調查研究、綜合分析、歸納總結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決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必須把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始終要把工作方法落實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三個貼近”上，以提高工作實效，促進工作突破．五要從開拓創新上抓落實。

第4頁（共6頁）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農村各項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進。在此過程中，必特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必然要求我們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認真對待和加以解決。因此，搞好新形勢下的農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在體制上、機制上、制度上創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創造新業績。

第5頁（共6頁）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參考文獻：

[1]李樹基，朱智文.“三農”問題研究綜述.甘肅社會科學出版社.[2]羅曉東.農民問題不僅僅是增收問題.人民出版社.第6頁（共6頁）

第五篇：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物流管理09級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騰飛20093316）

摘要: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農民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的農民問題，具有新的內容、新的特點和新的復雜性，因此，需要廣大農村工作者積極探索和建立適應農村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需要的領導體制、管理機制和工作方式，一切從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營建良好的黨群干群關系，切實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關鍵詞：農民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農民問題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當前，隨著新舊體制的轉換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的“三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雖然農民在思想觀念、生產和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農民也迅速轉變成為民營企業家，但多數農民仍肩負著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小康目標的重任。這充分說明，不管社會如何發展變化，“三農”的基礎地位始終不會變，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也會愈加明顯。因此，認真研究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加強和改善黨在農村的工作，對于保持農村穩定，推進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引領農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1、把握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切入點

農民問題錯綜復雜，解決的切入點就是搞好權利和經濟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權利；在經濟上，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為此，在工作中應著重把握和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農業政策問題。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三農”的核心，事關農民的根本利益。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將直接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農民的就業和生產生活保障，直接影響農村的穩定和農業的發展。因此，必須認真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之規定，依法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切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二是集體財務管理政策。農村財務問題既是農民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引起農民集體上訪的主要導火索。搞好農村集體財務管理，對于密切干群關系，保持農村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穩步發展，將產

第1頁（共6頁）

生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三是扶農政策。農民是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是農村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中央出臺了I號文件，農民對此歡欣鼓舞，一致認為“1號文件”貼近“三農”，政策性強，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積極、實在。

(二)農民負擔問題。要提高農民的物質利益，就要促進農民增收、減輕農民負擔，要加大扶持力度，調整投入結構，建立對農業產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即是在政策上保護，物質上投入，生產上服務。清理和規范涉農事業性收費，取消不應由農民負擔的稅費項目；要繼續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實精簡機構，進一步減少財政供養人員，把有限的財力用在刀刃上。

(三)農民自主權問題。對農民來說，自主權是最大、最切實的民主權利。從我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實踐來看，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自主權，放活了農民的生產經營權。我們要始終堅信，農民有能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應讓農民自主決策。政府的責任是為農民提供政策指導、市場信息和技術服務，政府的引導和服務要尊重農民意愿、尊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

(四)農民民主權利問題。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充分發揮村民委員會在管理社會事務、開展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作用，依靠農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農村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同時，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中國的許多成功經驗都是尊重農民創造精神的結果，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等．我們要允許和鼓勵農民，大膽試驗和探索新形勢下的農業經營機制和農村管理辦法，各級干部幫助加工、總結，逐步提高和規范。

2、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著力點

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站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高度，跳出“三農”抓“三農”，同時要立足“三農”抓“三農”，其根本路徑就是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

第一，要把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置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盤考慮、協同推進。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推進“三化”、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舉措。第三，要把政策創新和機制創新作為推進“三化”、解決 “三農”問題的主要措施?！叭r”問題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長期束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在新階段的集中反映。解決“三農”問題要靠“三化”，而推進“三化”進程需要國家在政策上給予扶持，需要在發展實踐中逐步探索一條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運作機制。當前重點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1、進一步完善政府支農政策體系。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后，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措施，如糧食直補、減免農業稅等，收到了明顯效果。應該說政府建立糧食直補制度是非常積極的舉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國際慣例。但中國畢竟是一個擁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單純的糧食直補不僅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對國家財政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國家對農業的政策補貼除了直接面對種糧農民個體外，更應探索建立一種能夠促進形成農業和農村內在發展機制的政策體系，使之不但具有補貼功能，更具有引導生產要素向涉農領域集中的資源配置功能，發揮政策“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我認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應立足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目標，支持方向從對農民的直接補貼進一步延伸到“三化”領域，其次，要在優化區域布局調整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農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逐步改善農村落后的經濟基礎條件，為“三化”的順利推進創造外部條件。再次，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力度，不斷改善農村相對脆弱的生態現狀，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2、創新投入機制，讓更多的資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創新農村金融支持體系。金融系統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當前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可以發揮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作用，試行產業化龍頭企業專項貸款制度，放寬和規范龍頭企業貸款條件，擴大借貸規模，采取專項放貸，封閉運行的辦法，在保證龍頭企業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同時，也可通過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契約關系支持農民調整結構。同時，繼續發揮農戶小額信貸或多戶聯保等優勢，多方面解決農業發展的融資問題。其次，積極引導民間資金投向“三化”。民間資本具有存量大、市場活躍、投資欲強烈等諸多特點。事實上，近年來民間投資已呈現出向農產品加工、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各類服務業等多領域、多層次進軍的趨勢。

3、統籌城鄉就業環境，促進農村勞動力戰略轉移。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化聚集，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是推進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的必要條件，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由之路。一是發展壯大城鎮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以發展園區工業和服務業為重點，增強城鎮的經濟集聚功能，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要以縣城和中心鎮為載體，推進農村人口城鎮化，讓農民真正成為城鎮建設的投資者，城鎮發展的創業者和城鎮化的受益者。二是要進一步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農民進城就業的各種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記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戶籍管理制度；要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清理對農民進城務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亂收費，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多方面服務。三是要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整體素質。四是要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有條件的地方建立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解除農民離開土地的后顧之憂。如廣東佛山地區通過建立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銜接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以個人帳戶為主，通過個人繳費，村組集體給予補貼，政府扶助等途徑籌集資金，有效地解決了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發展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經驗。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五統籌”的科學發展，扎扎實實推進“三化”，切切實實抓好“三農”，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3、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五個突破點

把握了關節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內容；抓住了著力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方法．但千言萬語，貴在求真；千頭萬緒，重在落實。因此，抓落實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要害和關鍵，是必須牢牢把握突破點.“發展是硬道理，落實更是硬道理”，要解決好當前的農民問題，必須咬定發展不放松，求真務實抓落實，從五個方面在“落實”二字上狠下功夫、尋求突破。一要從思想認識上抓落實、求突破．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思路決定出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只有在思想認識上率先到位，深刻領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精神實質，充分認識農民問題在“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體工作中的基礎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樹立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心，迅速啟動好各項工作，實現突破。二要從職責履行上抓落實、求突破．要有效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條件、搞好服務．只有政府搭好了臺，農民才能唱好戲。因此，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和廣大農村工作者，必須時時刻刻把正確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作為工作的重點，作為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實踐，為農民精心搭臺、細心服務、費心引導，促其發展，實現突破。三要從為民謀利上抓落實，求突破.“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決農民問題必額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深入農村，服務農業，關心農民，積極為農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時、深入解決好農民群眾所關心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排解他們遇到的各種矛盾，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營造聚精會神抓建設，同心協力謀發展的格局，促進農業農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發展。四要從工作方法上抓落實、求突破．工作方法對路，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盡相同。調查研究、綜合分析、歸納總結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決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必須把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始終要把工作方法落實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三個貼近”上，以提高工作實效，促進工作突破．五要從開拓創新上抓落實。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農村各項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進。在此過程中，必特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必然要求我們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認真對待和加以解決。因此，搞好新形勢下的農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在體制上、機制上、制度上創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創造新業績。

參考文獻：

[1]李樹基，朱智文.“三農”問題研究綜述.甘肅社會科學出版社.[2]羅曉東.農民問題不僅僅是增收問題.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