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決“三農”問題的三點建議

解決“三農”問題的三點建議

“三農”問題不在三農本身，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也不是減負，它是關系到國家的整個發展戰略問題。也就是說，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紅利是不是應該由社會的各個階層相對合理公平的分配。在這個問題上，靠市場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場天生是產生不平衡與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國家能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毛的工業化發展

戰略中，誰得到了最大的好處，農民所受的剝奪如何補償？工人的低工資有福利補償，三十年積累得巨大國有資產，沒有轉移到個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時期改革的資本。20年來的市場經濟導向的發展戰略，快速工業化的發展訴求，已經使得市場的不平衡性充分體現出來。解決的辦法，我的想法有三個。

第一個建議是將農民組織起來。20年的改革開放，完成了一個過程，勞動的雇傭化過程，不管這個勞動是在私人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還是國家官僚資本中。這三種資本性質不同，但在雇傭勞動這一點上是相同的。這個過程的完成，要求我們將政權力量能否保護勞動的問題提出來。當然，我們有《勞動法》，但它能夠提供多少保護？所以，勞動者，包括工人、農民，其弱在于分散而無組織，如果組織起來，它是最強大的階級，因為他人口眾多。1848年2月，法國的小農占法國人口的65％。當時搞民主選舉，結果農民們把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選出來，選出來一個皇帝。當時他們的口號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因此，總的來講，整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所帶來的紅利如果只讓某一個或幾個階層獨占，另一些階層得不到好處，甚至還要付出代價，這樣的發展戰略是維持不下去的。這就是鄧小平同志反復告誡我們的中國問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必須要走社會主義的根本理由。如果貧富分化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地方之間的矛盾，民族之間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那個時候，中國就要亂了。看《鄧小平文選》3卷本那個談話，大意如此，略有詞句上的混亂。

我認為，“三農”問題，事實上是農民與國家和農民與市場的雙重關系問題。分散而弱小的農戶，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農副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交換，表面上是等價交換。實質上，價格與其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此處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還不如說是由提供產品的兩大集團的市場談判地位決定的。比如說工資水平，表面上取決于勞動者的供求關系，實質上這是談判的結果。在勞動無限供給的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談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勞動者結合起來組成工會同資本家進行談判，工資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場上的平等交換是一種表面現象，透過它看，決定交換的價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產者的談判地位。

分散的2.3億的農戶，只有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增加自己的市場談判能力才是農副產品價格比的先決條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談判能力的先決條件。沒有這種組織，就無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斷增長的稅費負擔，無法實現法律賦予農民的權利。權利是一個抽象的規定，它必須通過組織的力量才能實現。這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強者，即資產者的權利是不一樣的，因為資本本身就是權力。所以，我講要解決“三農”問題，第一條是組織起來。至于如何組織起來，誰來幫助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能不能自發地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后的地方政治格局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對我們的地方民主化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而我們的學術界、輿論界將會給予什么樣的支持？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希望諸位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的市場經濟社會把每個人都轉變成為“爬升動物”，每個人必須為了自己不斷地向上爬升，爭取名利和地位，否則就要沉淪下去。但是這種爬升是有條件的，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經濟必須正常有序地向前發展，中高層的職位被不斷地創造出來滿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畢業生的爬升需求。這個過程有可能被中斷，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重大的信號。今年有145萬名大學畢業生，據說有60多萬人參加研究生考試，這是延緩畢業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資源浪費。明年可能有將近200萬、后年265萬畢業生，你爬得動嗎？所以，關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事情是每一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個建議是取消全部的農民負擔。這個時機已經成熟，就叫農不養政。農業已經成為一個弱勢的、甚至無贏利的產業，向農業征稅收費，通天之下，沒有這個道理。這里我指的是現代社會，不是古代社會。當我們的農民已經為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進行了五十年的積累，當工商業已經占GDP的85％的時候，占GDP15％的農業要養活占總勞動人口50％已經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們額外征收任何稅費了，更不必說各種罰款。這是穩定三農的根本性決策，是穩定承包制小農經濟的根本。與其說是增收，不如說減負，減負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們現在的農副產品價格仍比國際價格高出20－30％。也就說入世以

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會從國外來獲得更優質的糧食。其實這幾年來，上海人，還有廣東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國小麥，因為他們的小麥質量和口感都比中國北方的小麥好。另外，這三年來，我們吃的油基本上是從美國進口的轉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維持農民和農業的話，取消全部農民負擔，勢在必行。

那么，取消之后我們的地方政府由誰來養活，我們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由誰來支付，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戰略決策。我的建議是削減政府規模和層級。地方政府這二十年來為什么機構不斷地膨脹，這與高度中央集權的壓力給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務，從而造成政權的多層次性有關。現在的地級市已經變為一級政府了。這樣，中央一級、省一級、市一級、縣一級、鄉鎮一級，再加上村事實上也是一級。有的地方在鄉和村之間設管理區，又多了一級。巍巍乎，多矣！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兩級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級，三級，三級就已經夠了。我的建議是取消地市級、分省。我們搞它50個省，40個也行，10個直轄市。分省沒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來了個重慶嗎，地方政府并沒有太大的反應，中央有這個權威。分省對于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來就是幾個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來都是分立的省。我們的內蒙古自治區管理起來很難，切成三塊，不就容易多了嗎?我們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個行政區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這個建議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來就不斷有人提，康梁當年就提過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個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強大了。地市級取消，省就直接管縣級，每個省可以管40－50個縣。市級取消，然后搞鄉鎮自治，恢復古代郡縣制。鄉鎮這一級管理的錢可以省掉多少？多出個2000億不希奇。

第三個建議是取消大多數“條條”。目前“條條”太多，在60－80個之間，在農業地區，要那么多部門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過，那里地方有個縣設鄉鎮企業局，鄉鎮設企業辦，我問他們有沒有鄉鎮企業，回答說我們一個也沒有。還有一個什么對臺辦，他們說全縣有一個臺胞。這種行政管理體制是從秦漢以來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權的、多層次的、條塊分割的體制，它對于管理一個封閉的、靜態的、區域差異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動的社會是十分有效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毛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需要不斷地把地方原有地差異消滅掉，以維持全國的高度統一和地方性事務與中央的高度一致性，這樣中央的任何一個機構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層。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從高高的中央規定每一個農民每天吃什么。

20年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使我們的民族進入到一個幾千年來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會，一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須依賴市場為生的社會，一個必須為了賣出而買進的社會。農民的農副產品如果賣出不足以買進，那么必須把自己的勞動當作商品出賣。所有的階層都必須依賴市場進行生活，區域性的差異就開始出現了，全國范圍的人口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每年有大約1億的人口流動于城鄉之間。中華民族從來沒有這樣一種經歷。東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顯現并多樣化起來。這樣以來，中央集權的、多層次性的、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無法駕馭這些新變化。它不能對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應，只能對全國范圍的普遍性做出反應。

20年了，我們的條條那么多有其必然性。農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一個土地管理部門來掌管天下非農使用的土地，同時，老的管理部門并沒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調查，發現他們有一個知青辦，3個工作人員。我就問你們這里還有知青嗎？回答說沒有了。沒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們的縣鄉有整整7個農業部門，基本上沒事干。所以，這樣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機構不斷膨脹、人員不斷增多以及屢減屢增的一個根本原因。要求我們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須加以研究，要總結世界各國的經驗來掌管一個變動中的中國。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潔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體制，就我們民族而言，這個問題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果我們不斷地增加“條”，會導致整個行政權力的不斷擴張，最終把中國的財富吸干，從而把自身壓倒。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中西部地區的農民負擔，我們就明白不斷加重的原因了。

為了解決不斷增加的新情況、新問題，機構不得不擴張；它不知道哪些問題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養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決自身問題的力量。這個問題，決不能掉以輕心，它既是一個政治問題，又是一個行政問題，但歸根結底是對我們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戰。如此這般用增加“條”的辦法來解決新情況新問題，一條要加多少人？這就窒息了我們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們的民族正面臨著一個剛剛開始的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對它缺乏必要的精神準備，那么由此可能帶來的混亂、動蕩、不慎和判斷失誤隨時都可能出現。這要求我們一代年輕人必須關注我們民族的進程，這關聯著我們當下的社會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認識我們民族當下的處境和未來的發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個既發展又穩定的社會，形成一個在發展中社會的各個階層相對公平地分享好處的社會。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第二篇：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物流管理09級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騰飛20093316）

摘要: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農民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的農民問題，具有新的內容、新的特點和新的復雜性，因此，需要廣大農村工作者積極探索和建立適應農村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需要的領導體制、管理機制和工作方式，一切從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營建良好的黨群干群關系，切實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關鍵詞：農民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農民問題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當前，隨著新舊體制的轉換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的“三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雖然農民在思想觀念、生產和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農民也迅速轉變成為民營企業家，但多數農民仍肩負著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小康目標的重任。這充分說明，不管社會如何發展變化，“三農”的基礎地位始終不會變，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也會愈加明顯。因此，認真研究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加強和改善黨在農村的工作，對于保持農村穩定，推進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引領農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1、把握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切入點

農民問題錯綜復雜，解決的切入點就是搞好權利和經濟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權利；在經濟上，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為此，在工作中應著重把握和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農業政策問題。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三農”的核心，事關農民的根本利益。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將直接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農民的就業和生產生活保障，直接影響農村的穩定和農業的發展。因此，必須認真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之規定，依法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切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二是集體財務管理政策。農村財務問題既是農民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引起農民集體上訪的主要導火索。搞好農村集體財務管理，對于密切干群關系，保持農村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穩步發展，將產

第1頁（共6頁）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生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三是扶農政策。農民是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是農村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中央出臺了I號文件，農民對此歡欣鼓舞，一致認為“1號文件”貼近“三農”，政策性強，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積極、實在。

(二)農民負擔問題。要提高農民的物質利益，就要促進農民增收、減輕農民負擔，要加大扶持力度，調整投入結構，建立對農業產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即是在政策上保護，物質上投入，生產上服務。清理和規范涉農事業性收費，取消不應由農民負擔的稅費項目；要繼續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實精簡機構，進一步減少財政供養人員，把有限的財力用在刀刃上。

(三)農民自主權問題。對農民來說，自主權是最大、最切實的民主權利。從我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實踐來看，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自主權，放活了農民的生產經營權。我們要始終堅信，農民有能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應讓農民自主決策。政府的責任是為農民提供政策指導、市場信息和技術服務，政府的引導和服務要尊重農民意愿、尊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

(四)農民民主權利問題。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充分發揮村民委員會在管理社會事務、開展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作用，依靠農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農村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同時，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中國的許多成功經驗都是尊重農民創造精神的結果，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等．我們要允許和鼓勵農民，大膽試驗和探索新形勢下的農業經營機制和農村管理辦法，各級干部幫助加工、總結，逐步提高和規范。

2、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著力點

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站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高度，跳出“三農”抓“三農”，同時要立足“三農”抓“三農”，其根本路徑就是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

第一，要把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置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盤考慮、協同推進。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推進“三化”、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舉措。

第三，要把政策創新和機制創新作為推進“三化”、解決 “三農”問題的主要措施。

“三農”問題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長期束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在新階段的集中反映。解決“三農”問題要靠“三化”，而推進“三化”進程需要國家在政策上給予扶持，需要在發展實踐中逐步探索一條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運作機制。當前重點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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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一步完善政府支農政策體系。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后，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措施，如糧食直補、減免農業稅等，收到了明顯效果。應該說政府建立糧食直補制度是非常積極的舉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國際慣例。但中國畢竟是一個擁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單純的糧食直補不僅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對國家財政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國家對農業的政策補貼除了直接面對種糧農民個體外，更應探索建立一種能夠促進形成農業和農村內在發展機制的政策體系，使之不但具有補貼功能，更具有引導生產要素向涉農領域集中的資源配置功能，發揮政策“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我認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應立足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目標，支持方向從對農民的直接補貼進一步延伸到“三化”領域，其次，要在優化區域布局調整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農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逐步改善農村落后的經濟基礎條件，為“三化”的順利推進創造外部條件。再次，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力度，不斷改善農村相對脆弱的生態現狀，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2、創新投入機制，讓更多的資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創新農村金融支持體系。金融系統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當前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可以發揮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作用，試行產業化龍頭企業專項貸款制度，放寬和規范龍頭企業貸款條件，擴大借貸規模，采取專項放貸，封閉運行的辦法，在保證龍頭企業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同時，也可通過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契約關系支持農民調整結構。同時，繼續發揮農戶小額信貸或多戶聯保等優勢，多方面解決農業發展的融資問題。其次，積極引導民間資金投向“三化”。民間資本具有存量大、市場活躍、投資欲強烈等諸多特點。事實上，近年來民間投資已呈現出向農產品加工、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各類服務業等多領域、多層次進軍的趨勢。

3、統籌城鄉就業環境，促進農村勞動力戰略轉移。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化聚集，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是推進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的必要條件，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由之路。一是發展壯大城鎮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以發展園區工業和服務業為重點，增強城鎮的經濟集聚功能，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要以縣城和中心鎮為載體，推進農村人口城鎮化，讓農民真正成為城鎮建設的投資者，城鎮發展的創業者和城鎮化的受益者。二是要進一步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農民進城就業的各種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記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戶籍管理制度；要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清理對農民進城務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亂收費，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多方面服務。三是要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整體素質。四是要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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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有條件的地方建立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解除農民離開土地的后顧之憂。如廣東佛山地區通過建立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銜接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以個人帳戶為主，通過個人繳費，村組集體給予補貼，政府扶助等途徑籌集資金，有效地解決了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發展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經驗。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五統籌”的科學發展，扎扎實實推進“三化”，切切實實抓好“三農”，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3、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五個突破點

把握了關節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內容；抓住了著力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方法．但千言萬語，貴在求真；千頭萬緒，重在落實。因此，抓落實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要害和關鍵，是必須牢牢把握突破點.“發展是硬道理，落實更是硬道理”，要解決好當前的農民問題，必須咬定發展不放松，求真務實抓落實，從五個方面在“落實”二字上狠下功夫、尋求突破。一要從思想認識上抓落實、求突破．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思路決定出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只有在思想認識上率先到位，深刻領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精神實質，充分認識農民問題在“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體工作中的基礎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樹立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心，迅速啟動好各項工作，實現突破。二要從職責履行上抓落實、求突破．要有效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條件、搞好服務．只有政府搭好了臺，農民才能唱好戲。因此，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和廣大農村工作者，必須時時刻刻把正確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作為工作的重點，作為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實踐，為農民精心搭臺、細心服務、費心引導，促其發展，實現突破。三要從為民謀利上抓落實，求突破.“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決農民問題必額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深入農村，服務農業，關心農民，積極為農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時、深入解決好農民群眾所關心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排解他們遇到的各種矛盾，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營造聚精會神抓建設，同心協力謀發展的格局，促進農業農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發展。四要從工作方法上抓落實、求突破．工作方法對路，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盡相同。調查研究、綜合分析、歸納總結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決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必須把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始終要把工作方法落實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三個貼近”上，以提高工作實效，促進工作突破．五要從開拓創新上抓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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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農村各項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進。在此過程中，必特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必然要求我們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認真對待和加以解決。因此，搞好新形勢下的農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在體制上、機制上、制度上創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創造新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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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李樹基，朱智文.“三農”問題研究綜述.甘肅社會科學出版社.[2]羅曉東.農民問題不僅僅是增收問題.人民出版社.第6頁（共6頁）

第三篇：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宏微觀經濟學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論文

淺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物流管理09級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騰飛20093316）

摘要: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農民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的農民問題，具有新的內容、新的特點和新的復雜性，因此，需要廣大農村工作者積極探索和建立適應農村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需要的領導體制、管理機制和工作方式，一切從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營建良好的黨群干群關系，切實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關鍵詞：農民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農民問題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當前，隨著新舊體制的轉換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的“三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雖然農民在思想觀念、生產和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農民也迅速轉變成為民營企業家，但多數農民仍肩負著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小康目標的重任。這充分說明，不管社會如何發展變化，“三農”的基礎地位始終不會變，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也會愈加明顯。因此，認真研究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加強和改善黨在農村的工作，對于保持農村穩定，推進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引領農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1、把握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切入點

農民問題錯綜復雜，解決的切入點就是搞好權利和經濟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權利；在經濟上，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為此，在工作中應著重把握和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農業政策問題。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三農”的核心，事關農民的根本利益。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將直接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農民的就業和生產生活保障，直接影響農村的穩定和農業的發展。因此，必須認真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之規定，依法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切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二是集體財務管理政策。農村財務問題既是農民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引起農民集體上訪的主要導火索。搞好農村集體財務管理，對于密切干群關系，保持農村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穩步發展，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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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三是扶農政策。農民是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是農村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中央出臺了I號文件，農民對此歡欣鼓舞，一致認為“1號文件”貼近“三農”，政策性強，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積極、實在。

(二)農民負擔問題。要提高農民的物質利益，就要促進農民增收、減輕農民負擔，要加大扶持力度，調整投入結構，建立對農業產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即是在政策上保護，物質上投入，生產上服務。清理和規范涉農事業性收費，取消不應由農民負擔的稅費項目；要繼續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實精簡機構，進一步減少財政供養人員，把有限的財力用在刀刃上。

(三)農民自主權問題。對農民來說，自主權是最大、最切實的民主權利。從我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實踐來看，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自主權，放活了農民的生產經營權。我們要始終堅信，農民有能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應讓農民自主決策。政府的責任是為農民提供政策指導、市場信息和技術服務，政府的引導和服務要尊重農民意愿、尊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

(四)農民民主權利問題。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充分發揮村民委員會在管理社會事務、開展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作用，依靠農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農村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同時，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中國的許多成功經驗都是尊重農民創造精神的結果，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等．我們要允許和鼓勵農民，大膽試驗和探索新形勢下的農業經營機制和農村管理辦法，各級干部幫助加工、總結，逐步提高和規范。

2、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著力點

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站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高度，跳出“三農”抓“三農”，同時要立足“三農”抓“三農”，其根本路徑就是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

第一，要把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置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盤考慮、協同推進。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推進“三化”、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舉措。第三，要把政策創新和機制創新作為推進“三化”、解決 “三農”問題的主要措施。“三農”問題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長期束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在新階段的集中反映。解決“三農”問題要靠“三化”，而推進“三化”進程需要國家在政策上給予扶持，需要在發展實踐中逐步探索一條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運作機制。當前重點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1、進一步完善政府支農政策體系。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后，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措施，如糧食直補、減免農業稅等，收到了明顯效果。應該說政府建立糧食直補制度是非常積極的舉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國際慣例。但中國畢竟是一個擁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單純的糧食直補不僅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對國家財政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國家對農業的政策補貼除了直接面對種糧農民個體外，更應探索建立一種能夠促進形成農業和農村內在發展機制的政策體系，使之不但具有補貼功能，更具有引導生產要素向涉農領域集中的資源配置功能，發揮政策“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我認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應立足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目標，支持方向從對農民的直接補貼進一步延伸到“三化”領域，其次，要在優化區域布局調整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農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逐步改善農村落后的經濟基礎條件，為“三化”的順利推進創造外部條件。再次，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力度，不斷改善農村相對脆弱的生態現狀，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2、創新投入機制，讓更多的資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創新農村金融支持體系。金融系統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當前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可以發揮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作用，試行產業化龍頭企業專項貸款制度，放寬和規范龍頭企業貸款條件，擴大借貸規模，采取專項放貸，封閉運行的辦法，在保證龍頭企業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同時，也可通過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契約關系支持農民調整結構。同時，繼續發揮農戶小額信貸或多戶聯保等優勢，多方面解決農業發展的融資問題。其次，積極引導民間資金投向“三化”。民間資本具有存量大、市場活躍、投資欲強烈等諸多特點。事實上，近年來民間投資已呈現出向農產品加工、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各類服務業等多領域、多層次進軍的趨勢。

3、統籌城鄉就業環境，促進農村勞動力戰略轉移。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化聚集，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是推進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工業園區化的必要條件，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由之路。一是發展壯大城鎮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以發展園區工業和服務業為重點，增強城鎮的經濟集聚功能，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要以縣城和中心鎮為載體，推進農村人口城鎮化，讓農民真正成為城鎮建設的投資者，城鎮發展的創業者和城鎮化的受益者。二是要進一步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農民進城就業的各種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記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戶籍管理制度；要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清理對農民進城務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亂收費，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多方面服務。三是要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整體素質。四是要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有條件的地方建立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解除農民離開土地的后顧之憂。如廣東佛山地區通過建立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銜接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以個人帳戶為主，通過個人繳費，村組集體給予補貼，政府扶助等途徑籌集資金，有效地解決了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發展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經驗。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五統籌”的科學發展，扎扎實實推進“三化”，切切實實抓好“三農”，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3、解決好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五個突破點

把握了關節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內容；抓住了著力點，就基本掌握了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主要方法．但千言萬語，貴在求真；千頭萬緒，重在落實。因此，抓落實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的要害和關鍵，是必須牢牢把握突破點.“發展是硬道理，落實更是硬道理”，要解決好當前的農民問題，必須咬定發展不放松，求真務實抓落實，從五個方面在“落實”二字上狠下功夫、尋求突破。一要從思想認識上抓落實、求突破．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思路決定出路。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只有在思想認識上率先到位，深刻領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精神實質，充分認識農民問題在“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體工作中的基礎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樹立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心，迅速啟動好各項工作，實現突破。二要從職責履行上抓落實、求突破．要有效解決新時期農民問題，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條件、搞好服務．只有政府搭好了臺，農民才能唱好戲。因此，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和廣大農村工作者，必須時時刻刻把正確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作為工作的重點，作為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實踐，為農民精心搭臺、細心服務、費心引導，促其發展，實現突破。三要從為民謀利上抓落實，求突破.“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決農民問題必額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深入農村，服務農業，關心農民，積極為農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時、深入解決好農民群眾所關心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排解他們遇到的各種矛盾，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營造聚精會神抓建設，同心協力謀發展的格局，促進農業農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發展。四要從工作方法上抓落實、求突破．工作方法對路，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盡相同。調查研究、綜合分析、歸納總結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決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必須把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始終要把工作方法落實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三個貼近”上，以提高工作實效，促進工作突破．五要從開拓創新上抓落實。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農村各項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進。在此過程中，必特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必然要求我們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認真對待和加以解決。因此，搞好新形勢下的農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在體制上、機制上、制度上創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創造新業績。

參考文獻：

[1]李樹基，朱智文.“三農”問題研究綜述.甘肅社會科學出版社.[2]羅曉東.農民問題不僅僅是增收問題.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三農”問題及建議

“三農”問題及建議

一、財政支農投入

財政支農投入對農業農村發展發揮了巨大的直接支持和間接引導作用，但也存在著一些突出的問題：

（一）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總量不足。農業投入呈倒金字塔結構，中央和省級農業農村投入總量大、增長快，而市、縣特別是縣一級，農業投入十分有限，農業項目主要是靠上級申請安排。總量投入嚴重不足，導致一些事關農業發展全局的基礎性、戰略性、公益性項目缺乏立項支持和投入保障。

（二）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結構不盡合理。用于大中型帶有社會性的水利、交通、供電等方面建設比重較大，而直接用生農業生產發展和科技投入的比重較小，特別是農業技術推廣、生產性補助、重大病害控制、食品安全保障、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等比重偏小。

（三）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體制不完善，資金使用效果不理想。由于財政農業投入渠道較多，實行分部門管理，部門分割嚴重，不同渠道的投資在使用方向、實施范圍、建設內容、項目安排等方面有相當的重復和交叉，有限的資金不能形成合力。

強化財政支農投入、提高使用效益的建議：

一是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入規模，特別要大幅度增加生產性投入，除了公益性項目外，投資的對象應主要為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種養加大戶，把資金真正用實用好。此外，還要繼續加大各種對農民的補貼力度，進一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

二是制定相應的配套法規，對地方政府的農業投入職責、方式等進行明確的法律界定，特別是要明確財政支農投入占財政性經常性收入的比重，規范地方政府農業投入主體行為，遏制地方財政對農業“虛投”現象的發生，保障政府財政投入對農業足額、及時和高效的投入。要完善土地出讓金制度，提高從集體土地的出讓金中提取用于農業發展資金的比例。

三是建立農業資金投入的協調統籌機制，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打破條塊分割，推動支農資金的項目整合、區域整合和政策整合，真正發揮財政資金的最大效益。將現有的重大支農政策和以后出臺的扶農政策資金投入，納入到財政預算科目，作為經常性預算支出固定下來，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長期性。

三、農民專業合作社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農村經營組織形式創新，近幾年在我省迅速發展、大量涌現，同步也凸顯出了一些問題，主要是：

（一）發展規模偏小，經營實力薄弱。農民專業合作社近幾年剛剛起步發展，初期比較注重數量，從發展的總量來看，已有一定規模。但從入社社員數量、資產總額、經營規模來看，與大市場、大流通的要求相差比較大，效益好、規模大、帶動力強的合作社比重較低。

（二）農民專業合作社普遍缺乏流動資金，發展后勁乏力。一是農民收入低，出資受限，合作社自有資金本身不足；二是國家政策性金融機構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政策尚未出臺，目前還未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始放貸，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也未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三是我省農村信用社雖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貸款支持，但不僅貸款利率普遍偏高，而且多數合作社還貸不到。

（三）合作社內部運行不規范。我省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雖然制定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章程，建立了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民主管理機構和制定了財務管理制度，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的合作社民主管理制度形同虛設，未能按“一章三會”制度辦事；有的財務制度不健全，普遍未建立成員賬戶，合作社的公積金沒有依法量化；農民專業合作社與其成員的交易、與利用其提供服務的非成員的交易，沒有分別核算，有的未依法按成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額）向成員返還盈余。

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提高質量和服務水平的幾點建議：

（一）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資金、信貸扶持力度。加大財政資金投入，發放貼息貸款，引導和扶持合作社健康、快速發展。研究出臺國家政策性金融機構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政策，以財政貼息等方式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農村信用社要擴展農村信用工程，調整信貸結構，合理安排資金，加大對合作社信貸投放力度。探索建立村鎮銀行和農村資金互助社，拓寬合作社融資渠道。

(二)部門聯動，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服務力度。工商部門要設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登記服務窗口和“綠色通道”，免費提供注冊登記的咨詢服務，取消不合法的前置審批，方便農民登記辦社；商務、供銷部門要開展與農民專業合作社農產品的“農超對接”活動，使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產品順利進入超市；質檢部門要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所需的組織機構代碼證實行優惠政策，取消除正、副本以外的任何費用；國稅、地稅部門要盡快出臺落實國家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具體辦法；國土、電力部門對合作社用地、用電要不折不扣落執行優惠政策；同時各級政府減負部門要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不合理收費的清理力度。

(三)加強培訓引導，規范合作社內部運行機制。一是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頭人的培訓，努力造就懂政策、善管理、會經營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頭人。二是選樹示范合作社，加大宣傳力度，帶動更多合作社規范發展。三是幫助合作社按規定建立成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完善內部民主決策機制，健全民主管理、財務管

理、風險防范等各項規章制度。

三、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

當前，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在培訓數量、培訓質量、轉移組織化程度、農民工權益保障等各個方面與現實需求都存在著不足和差距，其中培訓質量、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尤為突出：

（一）培訓資金缺口大，補助標準低，培訓質量不夠高，轉移就業競爭能力差。由于資金不足，培訓時間短、質量低，導致進城的農民整體素質不高，就業競爭能力差，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和一些簡單的技術性工作，抵御經濟波動能力不強，就業極不穩定，輸出去的多，流回來的也多。

（二）農民工權益沒有得到完全保障，就業環境還需要進一步改善。有的用工企業不按規定與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隨意侵犯農民工權益；工傷、醫療、養老保險政策的執行中存在許多實際問題；農民工住房貴、子女上學難的問題還未得到解決。已經進城的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大量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的農民工游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雙重邊緣化，既非工又非農，如果長期不能被城市所“化”，將給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針對以上兩個問題，建議：

（一）增加補助標準，提高培訓質量。目前，農業部實施的“陽光工程”培訓補助為每人340元，距離實際需要差距很大。在我省每培訓一個計算機操作員和電子工最少需要

500元，培訓電焊工、車工、廚師等則需2000多元，平均每人需補助800元。

（二）增加保障性投入，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這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根本性舉措。一個方面，要加大技能的培訓和城市文明的培養，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使農民工能夠移得出、穩得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另一方面，要改革戶籍制度，消除新的二元結構。推進重點，要把農民工“市民化”確立為城市公共投入的一個重要方面，加快推動城鄉務工四個“均等化”進程。推進就業均等化，按照從業時間、技能鑒定等為農民工定級定崗，實現農民工與城市工人同工、同酬。推進子女就學均等化，認真落實有關政策，加強城市教育資源建設，給予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同等教育機會。推進住房均等化，在城市建設分配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時，為農民工劃出一定的比例。推進社保均等化，完善農民工可轉移的工傷、醫療、衛生、養老保險等制度，按照城市工人補助標準給予補貼。通過推進以四個“均等化”為主要內容的行政管理、社會管理等改革，最終實現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身份統一、權利統一、地位平等。

第五篇：解決“三農”問題心得

用5年時間取消農業稅，這對解決三農問題無疑將起到重要作用。我以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除了降稅減費外，還需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要夯實農民生存的基礎。農民生存的基礎是土地，對于這一點，有些地方已經淡忘了。中國的國情就是人多地少，是農民多，耕地少。但這幾年的所謂發展，把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土地無償地剝奪了，農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礎。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現有耕地總面積為13.4億畝，人均僅1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國2800多個縣中，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提出的警戒線0.8畝的有666個，其中低于0.5畝的有463個。在不再減少耕地的條件下，我國土地的自然承載力為14—15億人口，現在已經接近極限。

一方面土地供給形勢相當嚴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嚴重。近年來，在“廣招天下商，共建開發區”的熱潮中，城鎮建設用地大擴張，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級公路、超標準建房，大搞游樂場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嚴重。短短幾年的所謂“開發”，全國減少耕地1億多畝。你如果有機會到目前發展最快的蘇南地區走一走，可以看到到處是開發區，以前的農田都變成了寬馬路和大廣場，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莊稼地或變成了水泥地，或雜草叢生。難怪前總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則怒，奈之何？這幾年更是一發而不可收。古人講“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歷史書上能看到了。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自己吃的糧食也要從外地購買。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礎。農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問題，遑論致富發展了。

二是還農民以勞動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第一個問題是解決“耕者有其田”，這第二個問題是要解決“農者耕其田”。現在的農民在干什么？誰在種地？現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們稱為“3860”部隊。“38”說的是女同志，“60”講的是老年人，是這些年老體弱的以及一些婦女在農田里干活。到農村去走一走，你會發現，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閑。有的只在農忙時才到田頭走走，余下的時間就是曬太陽，或者打牌搓麻將賭博。什么興修水利、搞農田基本建設等等，根本談不上。而且，越是年輕人還越是想得開，攏著雙手東家竄到西家，一天一天就這么過去了。在農村還聽到過這樣的怪論，說“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沒有面子”，因此，他們再有力氣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輩來養活他們。

以前集體經濟時，人們一有空就到田頭，把莊稼蒔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報都是不錯的。現在倒好，只要把種子撒下去就萬事大吉了，坐等收獲。須知，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不付出那來的收成。農民要想改變生活狀況，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農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現在城市下崗職工越來越多，在城市，勞動力并不缺乏，農民進城后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轉了一圈，空著手又回來了。農民經不起來回折騰啊！因此，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種好田（是廣義的種田，包括農村多種經營）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農民的出路還是在農村！

三是要強化基層組織的作用。中國歷來是一個小農經濟國家，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一盤散沙的農民被組織起來了，一個時期以來，農民的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激發。回過頭來看，盡管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有過失誤，但農民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只有集體經濟才能真正挽救農業，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包產到戶、個體經營必定是短期行為，誰來修水利？誰來搞農田基本建設？誰愿意對土地進行投資？農業科技怎么搞？如何引進先進的種類和種植技術等等？這都需要強有力的農村基層組織來發揮作用。而原來的“集體經濟，隊為基礎”早就不復存在。現如今，農村村級組織基本不

發揮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職責恐怕就是收費了。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展農業、壯大農村經濟也只是一個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認為，首先，還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現在也叫規模經營）的道路，以集體的力量來抗衡自然的和人為的不確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糧的干部數量降下來。村一級干部要恢復自食其力的傳統，要靠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不能當專吃農民稅費的寄生蟲。縣鄉一級干部要大大壓縮編制，就目前而言，壓縮一半人馬絕對不會影響正常工作。其三，建立農民自己信得過的基層組織，可以通過選舉的方式，讓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來領導這個組織，由上級來指派農村基層負責人的做法當休矣。

總之，三農問題復雜而嚴峻，需要各級組織和領導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號。

這次“兩會”，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用5年時間取消農業稅，這對解決三農問題無疑將起到重要作用。溫總理講話一出，與會代表紛紛表態，有的說不用5年，準備3年就取消，也有些地方領導說，準備明年就取消農業稅。與會代表有個態度，當然是好事情，但要解決三農問題，絕非如此簡單。不征農業稅對于三農問題的解決還是一個表層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節支的問題，關鍵是要讓農民增收，就是要多開源。我以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除了降稅減費外，還需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要夯實農民生存的基礎。農民生存的基礎是土地，對于這一點，有些地方已經淡忘了。中國的國情就是人多地少，是農民多，耕地少。但這幾年的所謂發展，把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土地無償地剝奪了，農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礎。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現有耕地總面積為13.4億畝，人均僅1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國2800多個縣中，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提出的警戒線0.8畝的有666個，其中低于0.5畝的有463個。在不再減少耕地的條件下，我國土地的自然承載力為14—15億人口，現在已經接近極限。

一方面土地供給形勢相當嚴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嚴重。近年來，在“廣招天下商，共建開發區”的熱潮中，城鎮建設用地大擴張，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級公路、超標準建房，大搞游樂場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嚴重。短短幾年的所謂“開發”，全國減少耕地1億多畝。你如果有機會到目前發展最快的蘇南地區走一走，可以看到到處是開發區，以前的農田都變成了寬馬路和大廣場，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莊稼地或變成了水泥地，或雜草叢生。難怪前總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則怒，奈之何？這幾年更是一發而不可收。古人講“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歷史書上能看到了。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自己吃的糧食也要從外地購買。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礎。農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問題，遑論致富發展了。

二是還農民以勞動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第一個問題是解決“耕者有其田”，這第二個問題是要解決“農者耕其田”。現在的農民在干什么？誰在種地？現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們稱為“3860”部隊。“38”說的是女同志，“60”講的是老年人，是這些年老體弱的以及一些婦女在農田里干活。到農村去走一走，你會發現，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閑。有的只在農忙時才到田頭走走，余下的時間就是曬太陽，或者打牌搓麻將賭博。什么興修水利、搞農田基本建設等等，根本談不上。而且，越是年輕人還越是想得開，攏著雙手東家竄到西家，一天一天就這么過去了。在農村還聽到過這樣的怪論，說“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沒有面子”，因此，他們再有力氣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輩來養活他們。

以前集體經濟時，人們一有空就到田頭，把莊稼蒔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報都是不錯的。現在倒好，只要把種子撒下去就萬事大吉了，坐等收獲。須知，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不付出那來的收成。農民要想改變生活狀況，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農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現在城市下崗職工越來越多，在城市，勞動力并不缺乏，農民進城后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轉了一圈，空著手又回來了。農民經不起來回折騰啊！因此，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種好田（是廣義的種田，包括農村多種經營）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農民的出路還是在農村！

三是要強化基層組織的作用。中國歷來是一個小農經濟國家，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一盤散沙的農民被組織起來了，一個時期以來，農民的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激發。回過頭來看，盡管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有過失誤，但農民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只有集體經濟才能真正挽救農業，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包產到戶、個體經營必定是短期行為，誰來修水利？誰來搞農田基本建設？誰愿意對土地進行投資？農業科技怎么搞？如何引進先進的種類和種植技術等等？這都需要強有力的農村基層組織來發揮作用。而原來的“集體經濟，隊為基礎”早就不復存在。現如今，農村村級組織基本不發揮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職責恐怕就是收費了。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展農業、壯大農村經濟也只是一個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認為，首先，還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現在也叫規模經營）的道路，以集體的力量來抗衡自然的和人為的不確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糧的干部數量降下來。村一級干部要恢復自食其力的傳統，要靠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不能當專吃農民稅費的寄生蟲。縣鄉一級干部要大大壓縮編制，就目前而言，壓縮一半人馬絕對不會影響正常工作。其三，建立農民自己信得過的基層組織，可以通過選舉的方式，讓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來領導這個組織，由上級來指派農村基層負責人的做法當休矣。

總之，三農問題復雜而嚴峻，需要各級組織和領導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