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河南“三農”問題的現狀與出路

河南“三農”問題的現狀與出路

河南是農業大省，農村人口比例大，農業在全省經濟發展中位置舉足輕重。全省９６６７萬人口中，鄉村人口占７２．８％；我省國內生產總值中５０％以上是靠農業及相關產業實現的。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小康目標的實現，而且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我省歷屆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視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我省農業和農

村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農村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

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第一產業增加值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０８億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７億元。農民收入穩定增長。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７年間農民收入年均增長４．３％。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小麥播種面積穩定保持在７０００萬畝以上，糧食總產量從１９９８年開始連續５年保持在４０００萬噸以上，近３年來連續居全國第一位；棉花、油料產量分別居全國第二和第一位，畜牧業增加值等八項指標居全國第一位。

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取得較大進展。優質小麥、優質專用玉米、優質水稻、優質紅薯的面積不斷擴大，分別占各類作物總面積的３８．８％、５５％、６０．２％和４７％；林業、畜牧業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全省糧食年加工能力達２５００萬噸，占糧食年總產量的６０％以上；肉類加工能力達２３０多萬噸，乳品加工能力７０萬噸。

農村改革不斷深入。順利完成了第二輪土地延包工作，進一步穩定了土地承包關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稅費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總體減負４２．８３％，人均負擔由１２９元降至５５元。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積已達到７４０４萬畝，旱澇保收田面積達到５７００萬畝。完成人工造林４５０萬畝，其中退耕還林３８０萬畝。農業機械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全省農機總動力達６９００多萬千瓦，僅２００３年就新增聯合收割機２萬余臺，相當于前５年發展數量的總和。實施了農村電網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農村用電、交通條件得到改善。

農村社會事業進一步發展。農村科普、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事業都有新的發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民主法制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是我們黨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針。我省結合實際，集思廣益，制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難點和重點都在農村。今后，我們將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始終不渝地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１號文件的貫徹落實，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進一步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領導。堅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與扶持，突出抓好糧食直補、降低農業稅、良種補貼和農民補貼的政策落實，使農民得到更多實惠。

發揮糧食主產區的作用，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加大對《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的宣傳和執法檢查力度，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切實保護好有限的耕地。要改變傳統農業的粗放經營方式，積極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引導農民依靠科技提高糧食的單產和質量，實現增產增收。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使種糧農民有利可圖，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做大做強糧食產業，把我省糧食生產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

繼續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努力增加農民收入。以國家實施優質糧食產業工程為契機，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優質小麥為重點的優質糧生產加工基地建設。以規模化養殖為重點，加快優質畜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建設。加強特色農業基地建設，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大力發展高效經濟作物和特色農業。加強林業基地建設，優先發展速生工業原料林基地，推進林紙、林板一體化，大力發展名優特經濟林，積極發展森林生態旅游業。

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拓展農民外部增收空間。首先，抓好縣域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發展縣域經濟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結合點，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其次，抓好勞務經濟，推動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和轉移。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加快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搞好就業指導和中介服務，為農民及時提供外出務工就業信息，引導農民有序流動。同時，抓好

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在稅收、投融資、資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對農村個體、私營企業給予服務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地方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增長高于經常性收入的增長，落實好新增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的政策，努力縮小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要加強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

生產條件，減少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

深化改革，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三是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１１．６億元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四是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嚴格監管、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通過吸引社會資本和外資，興辦直接為“三農”服務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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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出路

“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出路

何偉

發布時間:2008年2月27日

內容摘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之所以難解決，除了歷史原因之外，還有現實的原因。我們對待農民所采取的理論、體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鄉差別的基礎上形成“三農”問題。在理論上，確立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這是城鄉差距擴大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有兩條：一是破除造成“三農”問題的體系，二是扶持農民的造血功能。

關鍵詞：三農，價格剪刀差，惠農政策

十七大報告的主體目標是“為爭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報告提出了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途徑，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藍圖，并要求在2020年完成這一宏偉任務。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這一目標的實現，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里程碑，是惠及十三億人們的福祉，不論對它怎樣評價都不為過。不過在不到十三年的時間內完成這一目標，可謂時間緊迫，任務艱巨。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雖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使農民狀況有所改善，但“三農”問題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仍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三農”問題為什么這樣難解決，除了歷史原因之外，還有現實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國原來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照搬蘇聯的，我國的“三農”問題就是這一模式造成的。我們對待農民所采用的理論、體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鄉差別的基礎上形成“三農”問題。在理論上，確立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這是城鄉差距擴大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在體制上，依據兩種所有制理論建立起來的兩種所有制體制，在社會資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除了占有集體土地外就一無所有，使資源分配體制化。在制度上，計劃配置資源、財政收入及分配、社保、醫療、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傾斜，使二元結構制度化。在政策上，農民是二等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戶籍、社會地位等等方面都與城市有差別，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兩種所有制理論的指導下，對“三農”問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其具體差距表現在：

1.經濟上的差距

出現四個剪刀差，即價格“剪刀差”、農民工工資“剪刀差”、征地價“剪刀差”、教育、衛生“剪刀差”。價格“剪刀差”。從1950—1994年，在45年間，國家從農民凈拿走(減去國家支農投入)20100億元。民工工資“剪刀差”。據全國政協代表計算，一個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大約在24 000元，而工資充其量在8 000元，一年貢獻為16 000元。他們把青春和血汗留給城市，年老回農村，一無醫療，二無養老，仍是一個二等公民。地價“剪刀

差”。從1979—1997年，在18年間，國家從農民拿走了2.7億畝土地，其差價近10萬億元，而把4 000萬農民留給農村，他們耕田無地，做工無崗，經商無資本，養老無保障，成為“四無”農民。教育、衛生“剪刀差”。教育、衛生的優勢資源均在城市，城鄉存在著重大差距。高考錄取分數，城市大大低于農村，而培養一個大學生占家庭收入比重，農村大大高于城市。城市大學教育幾乎普及，農村大學生是鳳毛麟角。農村的衛生、醫療條件大大落后于城市。

2.知識上的差距

在信息時代我國城鄉知識差距可能比舊社會還大，在城市電腦幾乎普及，小學生都能上電腦。在農村只有少數地區、少數人能用電腦。如果說在工業經濟時代，知識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就是財富。城鄉知識差距可能比經濟上的基尼系數還大，這是農村貧窮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

3.政治上的差距

在全國所有群眾團體中，唯獨農民沒有自己的農會組織。在選舉人大代表上，農村所占比例也大大低于城市。

由于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發展了，富起來，現代化了，而相比之下，農村卻貧窮又愚昧。“三農”問題在我國，從理論到體制，從體制到制度，從制度到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使原有的城鄉差別雪上加霜，究其原因，兩種所有制理論是“三農”問題的癥結。

二、應從惠農到還債

在對待“三農”問題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惠農政策，可謂是空前的，農民都感謝共產黨。但這種感謝解決不了“三農”問題，必須在觀念上有一個轉變，應從惠農、恩賜農民，轉變到還債上。根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在今年7月9日發表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的文章稱，“僅僅以上工農產品剪刀差、土地、工資差和未上社保等幾項，農民建國后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積累，最保守估計也高達30萬億！”

根據農業部農研中心的材料，披露了目前國家支農的情況。

一是支農的力度不夠。從1966年到2006年，國家對“三農”的投入，從774億元增加到3 397億元，增加了3.4倍。而同期國家財政收入，從3 661億元增加到20 450億元，增長到了4.6倍。支農在財政總收入中所占比重，從21.1%，下降到16.6%。支農投入慢于中央財政增加幅度。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中央財政支農支出，2002年為120億元，2005年為148億元，占當年中央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由1.2%降低為0.9%。令人奇怪的是近三年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是徘徊下降的，2003年為527億元，2004年為542億元，2005年為513億元。即便在增大的財政投入中，有些不是直接用于“三農”，如大江大河治理、“緩解縣鄉財政困難轉移支付”、對于國有企業農產品政策性價格補貼以及造林支出等等，這些費用都不是直接用在農民身上。將這些扣除，真正用于“三農”的大體上在1 500億元左右。

二是多取少與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民對國家的貢獻仍大于國家的投入。第一項貢獻是農民交納的稅費。雖然國家減免了農民的四稅和三提五統，但農民和其他公民一樣要交

納各種稅費，據有關權威人士測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負擔不能抵扣的增值稅、車輛購置稅、生活消費中的增值稅、營業稅、存款利息稅等，2003年大體為4 788億元。第二項貢獻是土地差價。僅2005年國家從土地差價中拿走了2 655億元，而同期全國支農支出和農業支出分別為1 644.9億元和867.3億元，國家拿走的都超過支農支出和農業支出。第三項貢獻是農民工。憑借樣本調查和宏觀數據，進行一些粗略估算，2005年農民工提供的國家財政收入為3 300億元，占國家總財政收入的10%左右。這一估算與北京市調查結果相接近，在其地方財政收入中至少占1/5(見2006年2月1日《工人日報》)。雖然近幾年國家對“三農”的投入有所增加，但農民每項貢獻都大于國家的支出。

三是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農業部副部長尹成杰近日說：“2004年和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3.21∶1和3.22∶1，去年擴大到3.28∶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8 172.5元。”雖然從2004年、2005年、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三年都超過6%，是1985年以來首次。但據中國社科院農業發展研究所和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預測，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突破3.3∶1。以上表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論相對數還是絕對數，近幾年仍在繼續擴大。

從以上數字來看，任何一項國家的收入都超過了國家的支出，多取少與的現象并沒有根本改變，并且差距還在擴大，這應是不爭的實事。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必須轉變思想觀念，樹立起對農民還債的思想，才會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

三、應從輸血到造血

目前國家對支農的投入基本上是屬于輸血，有的屬于撒胡椒面，如糧補，是平均分配。這種支援是杯水車薪，根本解決不了“三農”問題。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有兩條：一是破除造成“三農”問題的體系，二是扶持農民的造血功能。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首先打破了兩種所有制的體系，沖破城鄉分離、工農的割據，就地實現了農業向工業的轉化，就地實現了農村向城鎮的轉化，就地實現了農民向居民的轉化，大大縮小了城鄉差別。但這只限于少數農村，絕大多數農村還做不到。所以國家除了向農村輸血之外，應把重點放在扶持農村的造血功能上。目前農村造血最缺乏的資源有兩種：一是資金，一是知識。這兩種資源我國目前并不缺乏。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4 000億美元，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使大量資金和知識閑置，這是一種巨大浪費，應派上用場。

1.在資金上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一方面表明我國經濟實力雄厚，綜合國力的增強；另一方面過量外匯儲備也有副作用。一是資源浪費。因為貨幣只有在流通中使用，才能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巴爾扎克在《高老頭》一書中，諷刺主人公把錢埋入地下，是土地主，守財奴。我們看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二是大量外匯儲備在國外我們也是吃虧的。我國外匯儲備大多采取美元形式，一旦美元貶值，會給我國造成巨額損失。我們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再用這些錢向中國投資，兩方獲利大不相同。據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講：“兩者資產收益差異大體在2-3倍。”三是大量外匯儲備，使一些發達國家對我國施加壓力，以各種借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我外貿出口，壓制我國人民幣升值。目前我國政府已注意到這些問題，逐步使外匯減持。在減持中，能否拿出一定數額來用于農村，一方面把減持的外匯派上用場，另一方面也向農民還債，作為造血功能的基金，促進新農村建設，早日實

現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

2.在知識上

目前應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支援新農村建設。一方面充實農村知識，還能發揮他們的才能，農村是他們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解決了大學生就業難，就可以使大學擴招。目前大學停止擴招是我國一個重大損失。我國現在萬人大學生擁有量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大學不擴招就不能提高我國公民的大學教育程度，城鄉知識差距就很難縮小。

將資金和知識相結合，就能形成巨大能量。各村應因地制宜制定新農村建設規劃，創建造血功能，這是落實科學發展的舉措，是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央應大力領導和扶持。為了推動這一工作有成效的進行，應當在現有體制外，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組織社會機構來執行，其資金使用管理制度，可效仿世界銀行貸款或聯合國扶貧基金的辦法，政府不要介入。

這一建議可謂一舉多得，對緩解“三農”問題會大有幫助。

《經濟研究導刊》2007年第12期

第三篇：中國“三農”問題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三農”問題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三農”問題的起源和演變與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是緊密相關的，要想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針對其特殊性質，選準突破口和切入點，擴展視野，從更長遠的歷史時段進行溯源，聯系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歷程，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現狀、困境及解決對策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中國“三農”問題現狀.（一）農產品供給缺口大，糧食需求過于依賴進口.雖然近年來中國糧食產量持續增長，但糧食生產供不應求的現狀并未改變，糧食缺口有幾千萬噸。2013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60193.5萬噸，較2012年增加1235.6萬噸，同比增長2.1%。從2004年算起，糧食產量實現了“十連增”。但在過去的十年中，“豐年缺糧”的現實也不可否認，只有2008年與2009年兩年時間產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產不足需，且糧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我國農產品貿 易 逆 差 為491.9億 美 元，同 比 擴 大44.2%，進口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14%。對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完全依賴國際市場來滿足農產品與食物的需求是不現實的。

（二）農村基礎設施差，教育落后.由于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落后，就業機會匱乏，造成農村失業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就業的增長速度，導致城鄉發展失衡，農村落后凋敝，出現過度城市化和平民窟問題。此外，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鄉、鎮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別為7.26%和3.87%。在我國8.5億6歲及以上鄉、鎮人口中，未上過學的占6.3%，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占4.1%。按照這種教育狀況來看，完全無法滿足現代農業的建設需求，更加無法適應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大局。

（三）城鄉收入差距大，農民收入增速變緩.據《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2003~201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長到24565元，農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長到7917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慮到城鎮居民在養老、就業、醫療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種補貼等，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差距更大。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遠不是帳面上的3∶1，而應該是5∶1，甚至可能達到6∶1，是我國建國以來的最高值，反觀多數其他國家，其城鄉收入之比僅為1.5∶1。而收入是經濟狀況和消費水平的集中體現，在物價尤其是農資價格居高不下、工業日用消費品和教育醫療等費用日益增加的今天，農民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

二、中國“三農”問題產生的原因分析.（一）中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三農”問題的政策原因.國家一方面從農業、農村和農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資金積累，另一方面卻強制地將數以億計的勞動力長期滯留農村，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業規模經營困難。這要歸因于我國長期實 行的工業 傾斜政策———優先發展工業化。20世紀50年代我國政府將實現國家工業化視為“富國強兵”的必由之路。為了加速實現農業國的工業化，中國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結果是：從農業部門流出大量資本的同時，卻沒能帶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非農轉移，最終演變成全社會的利益關系向工業、城市偏斜，而農村、農業、農民處于不利地位，農民收入長期得不到提高，農業資本長期投入不足，農業再生產能力擴大受到限制。

（二）城鄉二元結構是“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實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進城鄉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戶口制度。1958年，我國把戶口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并以此為基礎，出臺了與戶籍制度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會福利制度。國家規定城市職工可以享受各種勞保待遇，如公費醫療、休養、退休養老金制度直至喪葬、撫恤費等；三是產業結構。1978年以前，農村幾乎沒有工業，即使有也只是為農業服務的附屬部門，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部門。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將城市和農村劃分出明顯的區別，形成了我國獨特的城鄉二元社會格局，導致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被扭曲。

（三）農民可支配的生產要素稀缺是“三農”問題的直接原因.中國的“三農”問題與人均農業資源短缺存在著密切關系，農業自然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約 著農業經 營規模的 擴大、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阻礙中國農業現代化。首先，人均農業資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國土地緊張、資源短缺，高土地生產率和低勞動生產率 的農業

發 展目標，使得農民增收困難。其次，人均農業資源稀缺的現狀限制了農業商業化和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由于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只能采取小農耕作方式，無法積累資本發展農業商業化。最后，人均農業資源稀缺的情況限制了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人口與資源不相匹配導致農業結構調整十分困難。

三、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一）發展現代農業，提升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第一，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并重，實現農民增產與增收。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不僅能直接增加農業產出，使農業生產者因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將帶來農產品及食品加工業生產成本下降，使消費者直接或間接收益，并為非農產業部門的發展提供更多可用資源，從而支持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當前農業發展應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之間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據發展的新變化，及時從單純注重土地生產率的農業發展模式，轉變到優先提高農業生產率、兼顧土地生產率的農業發展模式上來。第二，積極發揮科技的支撐作用，加快農業技術進步。傳統農業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發展基于農業的科學，運用科學知識和工業投入，設計出更為集約的種植，不導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時，要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的農業科研機構和人員激勵機制，引導農業科研資源針對農業生產的實際問題，根據農民的實際需求，針對農業新技術展開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提高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第三，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提高農業競爭力。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巨大的改變，中國人的食品結構正在經歷由植物纖維為主向兼重動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轉變，糧食消費能力顯著下降。這一變化使得農業生產要素向市場效益好、又能夠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勞動力和技術的農產品流動，引起種養業產出結構變化，從而擴展農業發展的廣度。但是，在產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一些農產品的質量隨之降低，為此，我國必須在保護主要農產品生產能力的基礎上，調整農業產品結構，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質量。

（二）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利，培育新型農民.第一，提速城鎮化建設，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一方面可以通過改

革農村土地流轉制度，設計使農村勞動力從農村順利退出的機制。根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新趨勢，建立起符合農村人口城鎮化的土地流轉制度和農村人口退出的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過改變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進行制度創新。在新時期新階段順應城鎮化提速的要求，改變舊的戶籍管理制度，徹底掃清體制障礙為城市化的提速鋪路。第二，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利。“三農”問題表面上看是利益問題、經濟問題，但其根本問題還是農民的平等權利問題。要想維護農民的合法權利，一方面要通過建立農民協會，使政府職能由原來的直接管控部分轉變為間接管理，讓農民協會能夠部分承擔農民自治職能。同時，在制度上堅持將國家與農民協會分離開來，保持其民間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夠獨立處理事務，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機制。另一方面，要切實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違背農民意愿，干 涉農民的 生產和經營。第三，加強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新型農民的培育不僅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還有助于新農村建成向縱深推進。首先，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全面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進一步加大投入，加強建設農村教師隊伍，動員全社會力量關心和支持農村教育事業。其次，要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技術培訓，努力提高農民的職業技能，具體而言，就是要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農村實用技術培訓、職業技能培訓以及勞動力轉移培訓等。最后，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全面提高農民思想道德素質。努力引導農民樹立新型農民的文明觀、創業致富的新生活觀以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觀念等。

（三）以新農村建設統領“三農”工作的重點.第一，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進一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必須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體制，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以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農村現代化，城鄉互補共促、共同發展的格局。在工作中應抓住四個重點：一是統籌城鄉資源配置，二是統籌城鄉產業發展，三是統籌城鄉國民收入分配，四是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第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要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加快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公共財政投資，不僅能改善農村地區的條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還能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據農村實際情況，優化農村公共投資的結構。目前，中國農村基礎設

施投資的資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很多，如何根據農村的實際，確定公共投資的優先順序，是有效發揮有限資金帶動效應的重要途徑。第三，推進農村工業化進程。具體要求如下。一是要積極推進城市工業向農村工業的轉移。為此，各級政府應加大投資力度，改善農村投資環境，吸引城市工業向農村發展，重點扶持一批骨干企業在行業中發揮主導作用。二是要加強生產基地建設。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村工業化的核心，而專業化的生產基地的建立，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客觀要求。三是要調整農村工業發展定位，著重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在新的發展階段，農村工業要重新崛起，除在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創新外，還要調整產業選擇和發展定位。應該向內部發掘，充分發揮本地優勢，把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作為切入點再次啟動。

第四篇：中國“三農”問題的焦點和出路

我國的“三農”問題說起來都帶“農”字，但它卻不是就“農”論“農”的簡單問題。“三農”問題的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堪稱世界之最，也是國內經濟學界始終關注、熱度不減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之大，曾令人發出中國“三農”問題的無解之嘆。然而，要實現強國富民和中華民族的世紀騰飛，“三農”問題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

一、“三農”

問題的焦點學術界對“三農”問題成因的論述林林總總，并由此提出各種破解“三農”問題的理論。鑒于“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綜合性，筆者認為，應立體地看待“三農”問題，多視角地分析其問題的焦點所在。

（一）“三農”問題的制度因素“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基本問題，由這一問題折射出來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國民待遇的法權落實問題又有產權明晰問題；既有行政權障礙問題，又有知情權、發展權障礙問題；更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因素。但要探析與“三農”問題形成相關的終極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社會等級制度當為其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我國二元社會體制，是通過實行工農產品“剪刀差”價格機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偏斜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農業與農村的經濟剩余補給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資金，結果使農村社會、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歷史性地停滯不前，城鄉之間的差別越拉越大。事實上，二元社會體制本質上反映的是按社會等級高低決定發展的先后順序、接受各種公共服務的多寡以及就業的選擇機會等。就農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外，其他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國農村多數縣鄉財政的窘況和供養人員過多，不僅危機到對農民的公共服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此可以說，“三農”問題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運行機制與運行方式。目前的情況是，二元體制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農村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制度仍極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農”問題的宏觀經濟因素從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歷史選擇上分析，“三農”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重點、排序和資源配置導向側重于重工業和城市，從而導致國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農”的方向發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主要表現是，政府一方面通過征收農業稅直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計劃形式規定較低的農業產品收購價格和較高的工業產品供應價格，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間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改革開放以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扭曲雖有所糾正，農民也從農村制度創新中得到不少實惠，但在國民經濟運行操作層面上，宏觀調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轉農業、農村資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農業向財政提供的明稅和暗稅總量大于農業的財政投入量，農業始終處于財政凈流出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政支農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1991-1997年分別為10．3％、10．0％、9．5％、9．2％、8．4％、8．8％、8．3％。農業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遠低于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前者僅僅是后者的1／2至1／3。這必然削弱農業發展的后勁，拉大城鄉全面發展的差距。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工業化發展盡管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但由于走了一條“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城市化發展相對滯后。這一戰略失當，使得農村工業化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作用和影響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農”問題的資源與技術因素從資源利用的技術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業的特點一向是土地生產率高，勞動生產率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土地“邊際報酬遞減”頻頻出現，打破生產徘徊局面仍要靠現代農業投入品，而這又進一步導致邊際報酬遞減情況的不斷加劇。邊際報酬遞減現象使農民家庭的生產費用增長快于生產增長，從而成為農民家庭直接的減收因素。在此條件下，如果不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以高價值農產品生產代替低價值農產品生產，農業再生產循環會難以為繼。我國糧食生產主產區的農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是與生產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關系的。大量使用現代農業投入品的另一個結果是，在農業生產中出現了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有專家推測，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由于農業內部物耗率的提高，約可減少9000萬以上勞動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農業內部勞動力的剩余程度相應上升到60％，即剩余總量高達2億人。從長遠來看，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將會逐步提高，勞動密集程度將減輕；同時，考慮到人口增長對農產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對土地的需求，中國保持較高水平的土地生產率也將是一個長期趨勢。因此，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由此而來的農戶減收與農業內部勞動剩余率上升的現象也會在長期內繼續下去。

（四）“三農”問題的經濟流程因素從國民經濟流程上認識，對農業、農村經濟帶來重大影響的因

素之一是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盡管中國城鎮居民占全體人口的比重剛剛超過37％，但是由于中國長期存在城鄉分割的局面，城鄉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約為3:1。所以，事實上僅占37％的城鎮人口，在全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卻占到了64％，而且還在提高。這就決定了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對整個國民經濟流程勢必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現實的情

況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出現升級轉變，恩格爾系數從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進一步下降到37．9％。這個變化對農業、農村經濟乃至國民經濟的影響是顯見的。首先，城鎮居民對食品消費的支出增長緩慢，直接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達國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與之相比，我國居民消費水平仍有下降空間。這就意味著，農民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沒有大幅度增長的前景。此外，現階段我國農產品供過于求和加入世貿組織后農產品進口的增加，也會對我國農業生產產生抑制。其次，受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緩慢的制約，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增長滯緩，因此，農村潛在的國內需求市場得不到釋放。這樣，在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城鄉經濟的系統均衡難以形成。再次，由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引發工業結構“由輕轉重”的變化，農村非農產業也出現相似的變化。而這一過程都剛剛開始，必將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加重。這也是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出現停滯、農民非農產業收入增長停滯的重要原因。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加的較大比例來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鄉鎮企業的就業收入，就說明了這一點。

二、化解“三農”問題的路徑破除二元體制、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實施城市化發展戰略、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業投入、改革財稅體制等，這些無疑都是現階段化解“三農”問題的不同辦法。但是，若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不同的措施必須通過制度創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關鍵的。目前，政府應以提高農民收入為核心，為農民做好“松綁”、減負、扶持三件事情。所謂“松綁”，是要盡快改革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使農民能夠不受限制和約束地參與城鄉統一大市場的競爭，在制度方面為農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與均等的競爭機會。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應盡快實行城鄉統一的土地制度。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應當是，使農民對土地擁有完整的經營權和處置權，使農地產權明晰化、規范化。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應以消除城鄉居民兩種身份為目標，使農民擁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包括享有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權利、平等接受基礎教育權利與職業培訓機會，享有平等就業競爭機會和勞動保護權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區同等民主選舉和被選舉權利等。所謂減負，是指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減輕農民負擔，使農民能夠輕松上陣，參與市場競爭。當務之急是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在有條件的地方試行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開征農業經營所得稅。把農村耕地占用稅并入資源稅，依據非農業占用農村土地的面積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區差別定額稅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費則改按農業經營所得稅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國推行。農業稅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逐步實現農村稅收與城鎮稅收接軌、農業稅收與工商稅收接軌。通過規范化的稅費制度改革，消除城鄉分割，推動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所謂扶持，是指政府應盡快調整其政策目標，改變農業的財政凈流出狀態，加大反哺農業的力度，給農民以適當扶持。具體的方法可借鑒西方國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積極措施支持農業發展，降低農業生產成本，讓農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政府財政既應增加農業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向農業地區提供或資助發展交通運輸、供電和通信事業；還應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動農業科研和技術普及，通過農業院校、農業試驗站和農業技術推廣站向農民提供有關市場、管理、氣象、病蟲害與技術方面的信息及指導；并且提供農業信貸支持和農產品保險。第二，政府應根據不同生產類型農民的實際收入狀況，對低收入、具備一定生產規模的農戶實施直接收入補貼政策。第三，政府應加大農業環境保護政策的實施力度。其措施應包括增加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入，把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大力扶持無公害蔬菜瓜果和糧食作物的生產，在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推行休耕制度等。

第五篇：中國“三農”問題的焦點和出路

我國的“三農”問題說起來都帶“農”字，但它卻不是就“農”論“農”的簡單問題。“三農”問題的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堪稱世界之最，也是國內經濟學界始終關注、熱度不減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之大，曾令人發出中國“三農”問題的無解之嘆。然而，要實現強國富民和中華民族的世紀騰飛，“三農”問題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

一、“三農”問題的焦點

學術界對“三農”問題成因的論述林林總總，并由此提出各種破解“三農”問題的理論。鑒于“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綜合性，筆者認為，應立體地看待“三農”問題，多視角地分析其問題的焦點所在。

（一）“三農”問題的制度因素

“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基本問題，由這一問題折射出來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國民待遇的法權落實問題又有產權明晰問題；既有行政權障礙問題，又有知情權、發展權障礙問題；更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因素。但要探析與“三農”問題形成相關的終極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社會等級制度當為其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我國二元社會體制，是通過實行工農產品“剪刀差”價格機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偏斜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農業與農村的經濟剩余補給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資金，結果使農村社會、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歷史性地停滯不前，城鄉之間的差別越拉越大。事實上，二元社會體制本質上反映的是按社會等級高低決定發展的先后順序、接受各種公共服務的多寡以及就業的選擇機會等。就農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外，其他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國農村多數縣鄉財政的窘況和供養人員過多，不僅危機到對農民的公共服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此可以說，“三農”問題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運行機制與運行方式。目前的情況是，二元體制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農村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制度仍極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農”問題的宏觀經濟因素

從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歷史選擇上分析，“三農”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重點、排序和資源配置導向側重于重工業和城市，從而導致國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農”的方向發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主要表現是，政府一方面通過征收農業稅直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計劃形式規定較低的農業產品收購價格和較高的工業產品供應價格，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間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改革開放以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扭曲雖有所糾正，農民也從農村制度創新中得到不少實惠，但在國民經濟運行操作層面上，宏觀調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轉農業、農村資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農業向財政提供的明稅和暗稅總量大于農業的財政投入量，農業始終處于財政凈流出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政支農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1991—1997年分別為10．3％、10．0％、9．5％、9．2％、8．4％、8．8％、8．3％。農業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遠低于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前者僅僅是后者的1／2至1／3。這必然削弱農業發展的后勁，拉大城鄉全面發展的差距。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工業化發展盡管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但由于走了一條“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城市化發展相對滯后。這一戰略失當，使得農村工業化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作用和影響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農”問題的資源與技術因素

從資源利用的技術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業的特點一向是土地生產率高，勞動生產率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土地“邊際報酬遞減”頻頻出現，打破生產徘徊局面仍要靠現代農業投入品，而這又進一步導致邊際報酬遞減情況的不斷加劇。邊際報酬遞減現象使農民家庭的生產費用增長快于生產增長，從而成為農民家庭直接的減收因素。在此條件下，如果不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以高價值農產品生產代替低價值農產品生產，農業再生產循環會難以為繼。我國糧食生產主產區的農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是與生產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關系的。大量使用現代農業投入品的另一個結果是，在農業生產中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