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煤業、煤礦、礦工三煤問題與出路

“煤業、煤礦、礦工” 三煤問題與出路

一、消失的優勢

近年來，基于我國煤炭工業迅速從輝煌到低迷、從拯救全國到全國拯救的現實考量，經濟界、學術界特別是行業內掀起了一場煤炭革命還是革煤炭命的大討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前社會精英對保障基礎能源問題的關注和困惑。近期參加新一輪千名干部與萬名礦長談心對話活動，明顯感到一些礦長的話題從談安全偏向了話經濟，大嘆苦經。這無可厚非，安全問題的背后是效率問題，效率問題就是經濟問題。在全國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煤礦企業的虧損面或已超過90%，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群體彌漫著悲觀的氣氛。在生存和健體面前，生存是第一要義，活命之后才有強身。

筆者認為，我國象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一樣存在三煤（煤業、煤礦、礦工）問題，區別僅在于農業為人畜生產糧食，煤業為工業提供能源，但共同保障了社會經濟發展。基于這種現實關懷，本研究報告對制約煤業發展的幾個問題予以廓清，以期從認識層面上厘正思路，從實踐層面上找尋出路。

我國煤業發展與國民經濟呈正相關，建國以來曾隨之仰俯12次之多，筆者感受最深的是發生于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最近2次，也是振幅最大的2次，目睹其攀上高峰又跌入低谷。如果撇開國民經濟發展，如果不管市場需求，僅僅從時間軸看，這些年煤業發展確實取得了巨大進步,煤炭產能超過40億噸/年，煤礦科技化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可是，如果放眼整個經濟環境，煤業的進步就很難讓人滿意了，既便是讓人念念不忘的黃金10年，也是錯把體量當力量，掩蓋了關鍵矛盾和問題，錯失了最佳窗口期。可以說，煤業黃金10年 也是失去的10年，今天的困境就是10年盲目發展埋下的伏筆。曾幾何時，煤業在能源產業競爭中具備了3個天然優勢，從而形成煤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伴隨著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煤業的3大核心優勢正在逐步消失。

第一個消失的是規模優勢。沒有規模做不了大文章。提到規模，煤業沾沾自喜，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可預見的將來，煤炭的基礎能源地位沒有變。實質是從大約15年前，煤炭部撤銷，部屬96個礦務局分拆后下放各省，就開啟了煤業的各種折騰和衰落模式，地方割據和行業封鎖陡增，再也無力實施大集團戰略，規模經濟效應蕩然無存，最痛心的是失去了行業話語權。相比世界主要產煤國家，目前美國前4家煤業公司產業集中度占70%，澳大利亞前5家公司占71%，印度1家公司就占90%，而在我國，神華集團等前10家行業巨頭僅占39.6%，明顯偏低，難于調控市場。2014年7月以來，國內召開近30次聯席會議遏制煤炭市場下行，由于行業囚徒效應，煤價踩踏事件不斷，2015年前5個月還是降低了19%，6月份微弱反彈。這都是透支資源造成的折價，對國家經濟有害無益。相比國內石油行業，1998年中石油、中石化組建后，迅速并購社會加油站和油庫，至2011年就攻下全國總數的54%，確立了上下游一體化業務的優勢地位。再看鐵路系統，2013年鐵道部撤銷時，近乎成建制組建了鐵路總公司。對比石化雙雄 鐵老大，煤業難于攥緊拳頭，規模優勢高下立現。

第二個消失的是資本優勢。資源和資本歷來是孿生兄弟。資本決定煤炭價格，而不是煤炭價值或市場需求，當前的煤炭產能過剩格局是資本炒作的結果，資本具有倍增放大效應。按照凱恩斯經濟學觀點，當資本的預期收益超過其供給價格或重置成本時，投資就有利可圖，反之則反。只要有足夠增量資金進場，即使產能過剩，煤價也是可以拉升的。當年國家投入4萬億資金，就是這么拉動經濟的。風口之上，豬也會飛。2002年以后，我國煤炭需求以年均1.5億噸的速率提升，2003年國家開始推行礦權招拍掛 工作，產生巨大投資引誘，吸引國資、民資、外資等各路資本，以及電力、石油、煙草等一些行業蜂擁而入，推進煤業長達10年的高速膨脹。期間，絕大多數煤礦只是利用充裕的資金一味地擴大再生產，產能產量增加了3倍之多，而在產業鏈有效延展、高新技術研發和引進、辦社會職能卸載、衰老煤礦破產改制等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沒能走出興也煤炭、衰也煤炭 的輪回。2012年下半年以后，國家經濟進入新常態，煤價失速下滑，業已腰斬，投資收益跌破了供給價格，造成煤業融資難、貸款難問題越來越突出，不少煤礦因資金鏈斷裂而被迫關停。眼下的煤業困境，就是資本出逃后的狼藉。

第三個消失的是勞動力優勢。我國煤業是勞動力密集、工種最多的行業之一，多年來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是主要競爭優勢之一。但目前我國勞動力總量出現拐點，主要支撐煤業需求的農村可供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大幅下降，同時住房、教育、醫療等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導致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步弱化。有資料顯示，勞動力供養成本，包括工資、福利、保險、管理等各項費用在內，約需要10萬元/人年，占煤炭生產總成本的52%左右。由于煤炭開采高危，而且工作環境差、作業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低，與年輕人自我實現需求相悖，使煤礦招工難、留人難、管理難問題非常嚴重。從2015年4月國家煤礦安監局對山東省大中型、小型、災害嚴重和煤質差4種類型20個煤礦抽樣調查看，勞動力結構在惡化。一是年齡結構趨于老化。大多居于35-55歲之間，35歲以下的不足10%，以4050 為主體，老齡化問題嚴重。二是勞動技能與用工需求矛盾突出。整體受教育狀況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85%，工程技術人員僅占2%-6%，與安全生產要求不匹配。特別是勞動力隊伍不穩定性，透支了行業當下和未來。2011-2014年平均工資下降了35%，拖欠現象嚴重，降低了勞動積極性，熟練技術礦工和工程技術人員甚至高層安全管理人員大量流失。

煤業是資源依賴性行業，資本、勞動力和煤炭資源自然稟賦是煤礦發展的根本要素，三大優勢喪失直接導致了三煤 問題發生，但部分觀點就像對待一些社會現象，習慣于從人性上找原因一樣，認為是煤礦以量補價、變相降價、競相壓價等行為造成的。平心而論，這些行為，只是煤礦自救的本能反應，人性是不完美的，煤礦也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才會有進步，進步了才會發現新的不完美。讓煤礦餓著肚子 去講大公無私，是不現實的，也是不道德的。

捫心自問，為什么一個在國家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中仍然占比66%、擁有580多萬從業人員的基本面，又具備產供銷完整產業鏈，而且擁有諸多世界500強企業、大型國企的煤業會做得如此不盡人意呢？筆者認為有幾個嚴重的問題導致了煤業優勢喪失。

首先，是被詬病已久的體制問題。頂層設計對于煤業的根本屬性、定位和發展方向缺乏清晰的戰略思維，不了解先進市場經濟國家煤業集團化規模發展真諦，被暫時的困難所迷惑，有用的經驗和明晰的戰略優勢并沒有被充分利用。事后政策雖然有所調整，規劃建設了14個億噸級大型煤電基地，強力推動組建了神華、安徽兩淮、河南兩大煤化工、山東能源等大型煤炭集團，但無力挽回頹勢，產業集中度、整體競爭能力未能如期恢復，覆水難收。

其次，是沒有擯棄計劃經濟的慣性做法。在區域市場的庇護下，諸多煤礦企業思維官場化手段行政化，用在宏觀經濟戰略思考上的時間太少，對經濟規律缺少基本把握和預判，缺少以客戶為中心 的目標導向，對于行業發展趨勢缺少洞察和跟進，對于市場經營決策缺少應對與操作，遇到困難習慣性地尋求政策保護，而不是積極投入產業運營，被時代發展甩在了身后。這是痛苦的過程，也是重生的過程，跟不上趟的煤礦、老一代礦長將大批退出市場。

第三，是始終以產量論英雄。建國后煤炭長期短缺的歷史，造成保生產、保供應成了最重要的任務，甚至在做編制《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 規劃》調研時，不少煤礦還提出了產量倍增計劃。這就是為什么煤業研究安全生產的人多而研究經濟發展的人少的根本原因，而電力系統則不然，僅電力經濟研究院就有數百人。煤業一味地埋頭苦干，沒有看到整個產業鏈，用戰術的勤奮掩蓋了戰略的懶惰。煤業發展受制于各種因素，煤炭經濟研究是個大問題，資本運作訴求是個大方向，需要組織專門力量研究國內、國際市場情況，研究電力、冶金等大客戶需求。

沿著這些問題再往深處看，就會發現根本原因在于煤業落后的生產方式。多數煤礦都是模式一樣、五臟俱全 的獨立家庭作坊，猶如一座座孤島，組織機構、產供銷鏈條和崗位工種齊全，開采工藝和管理方法相似，大中型煤礦等于小型煤礦的幾何放大。即使兼并重組，也只是煤礦數量上的加和。市場行情好時，就簡單地做加法，上產能增產量；市場下滑時，就做減法，關井壓產，周而復始。未來的競爭是全產業鏈競爭，而非單個企業間的獨斗，打破家庭作坊樊籬，實現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增強煤業整體合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之舉。

二、迷茫的前途

眼下，煤礦日子難熬，期待淘汰過剩產能、推動脫困轉型和提升煤炭價格。一些煤礦堅信羊毛出在豬身上，積極跨行業布局，應對艱急時局，雖然在煤電、煤化工、煤建材等方面初步形成了非煤產業鏈，甚至在農林牧漁、娛樂影視、高科技等行業均有煤老板活躍的身影，不排除有轉型成功者，但多數為勞動密集型項目，科技含量低、生產效率低、盈利水平低，自我創新發展能力弱，難以形成替代產業。有的煤炭集團還大幅減員降薪，努力自我救贖。總的來看，隨著傳統價值觀的轉變和生產模式逐步衰弱，面對行業困境，大多數的煤礦包括一些大型國有煤炭集團的負責人都徘徊在實現怎樣發展的路口，不知何去何從，有幾個認識誤區占據著輿論高地。

一是繼續整合重組。公開的信息已經明示央企合并重組是大勢所趨，這被視為繼上輪注資、下崗之后的又一輪改革，收獲了無數掌聲，會產生羊群效應。反射到煤業，在時過境遷的情況下，一些人仍然青睞大型煤炭集團，力圖創建更大、更強、盈利更加豐厚的領軍企業。可以認為，政策鼓勵整合重組，恰恰是因為站位落后而知道路徑后的模仿，屬于階段性后發趕超，未必適合煤業當前發展。從全國一些大型煤炭集團的整合重組看，多數是拉郎配，除了在企業規模排名上提高了位次之外，要么是增加了一道管理層級，憑空多了個婆婆，要么是簡單的規模相加，額外添置了諸多摩擦。戰略不明的強強聯合 更不可取，技術優勢代替不了戰略優勢。在我國龐大的煤業，再走整合重組之路，提高不了多少產業集中度和競爭力，覆水難收可以不收。筆者認為，我國煤業由大并小 更為現實，但這種行為動力應是內生的、建立在效率提升之上的，規模優勢之失已經變成了沉沒成本，獨立思考、慎重行動、追逐機會成本方為上策。

二是強制關井壓產。關井壓產是煤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方面，小煤礦是被拋出的那只羊。結構調整包括結構優化和結構升級兩個相互聯系的主要方面。煤業結構優化是指大中小型煤礦的各種要素比例關系協調、合理；結構升級是指實現煤炭經濟結構從單純的經濟增長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轉變。我國煤業結構優化是通過管住增量、調整存量、上大壓小、扶優汰劣 來實現的，主要是關閉小煤礦。從1998年12月起，已經進行了數次，小煤礦數量由2000年的3.3萬個下降到2015年6月底的8000多個，同期小煤礦產量占比由27%下降到12%左右。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前些年煤業的增長是超高速的，投資比重越來越大，建設了大批數百萬、數千萬噸級的大型、超大型煤礦，但所形成的生產能力卻不能充分消化，導致產能閑置和浪費，降低了經濟增長效率，并給未來增長帶來隱憂。目前來看，煤業結構優化基本到位，繼續依靠關閉小煤礦是消滅不了產能過剩的，即使全國年產9萬噸及以下的小煤礦全部關閉，僅能減少產能4.4億噸，而且在建產能卻有14億噸之多，并且關閉小煤礦多是采用行政強制手段，存在法律障礙，動輒拔刀弄拳，也顯示行業畸形生態，無規則、無尊嚴。

三是重續煤電長協。電煤是煤炭消費的主體，占消費總量的一半以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對電煤實行價格指導和重點合同管理。煤業在電煤與市場煤價格懸殊較大的情況下，長期讓利在煤炭供給、運力配置和價格水平上對電力系統給予了保障。但現實中，一旦發生電荒，常拿煤慌 說事。據媒體報道，2012年夏季用電高峰前夕，在全國煤炭產量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卻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電荒 預警再次來襲，而全國重點電廠煤炭庫存穩居20天以上，煤荒 不再，電荒 卻依然。究其原因，是煤電定價機制癥結所致：一頭放開，一頭封死 的扭曲電價和一部分市場，一部分計劃 的雙軌制煤價。可見，煤業在煤電長協博弈中已當了多年的冤大頭。自2013年1月起，隨著全國煤電供需矛盾的緩解，國家取消了煤炭價格干預措施，實行了市場化改革，電煤價格直線下降。不少煤礦礦長渴望再續煤電長協，通過煤電互保 幫助脫困，但一切都在大規模變革之中，無論是哪一個煤礦，如果不能深刻地認識到資金正隨著客戶需求的改變而改變流向，求人不如求己，無論過去他們有多成功，都只能茍延殘喘，直至被歷史掩埋。

四是依賴政策支持。煤炭市場低迷持續發酵，國家著力宏觀調控出手相救，先后出臺限產限運、安全控煤、規范進口、淘汰落后、金融支持、稅費調整等30多項相關對策和措施。多個產煤大省也奮起自救，山西省先后出臺煤炭20條、新政煤炭17條，貴州省制定煤炭30條，內蒙古建立東部區煤炭銷售聯動機制，山東、河南、河北、福建等省也相繼加入救市大軍。盤點煤炭新政，多數措施集中在干預市場、減免稅費、維護價格三個方面。從政策執行情況看，這些措施雖然能在某種程度上減少煤炭生產成本，但對煤炭市場的走勢沒有多大影響，減少的成本很快又被市場吃掉，等于給繼續降價增加了空間，原因在于無力使供需嚴重失衡的勢頭發生根本性扭轉，不可能產生投資引誘，金融機構不會輕易對煤業另行追加投資。而且在現實中，減免稅費反而更加刺激了生產積極性，進一步使煤炭供大于求。這說明，政府救市的效果是暫時的，政策保護不了注定下行的企業。

當然，還有其他N種認識。例如，主張徹底轉型，但說不清資金、技術、市場、客戶優勢在哪，沒有多少說服力；大膽嘗試的，大多成了陷阱。再如，主張綠色發展、科技驅動等。前者沒有弄清煤炭污染主要發生在消費環節，包括煤發電、煤焦化和煤化工等，屬于化學性污染，錯把煤炭生產利用全產業鏈污染計算到了煤業頭上。后者把戰術手段當成了戰略目標，解放不了煤業，試想當下煤礦機械化程度遠比10年前高，還是跌入發展低谷，就是很好的例證。

綜合來看，上述認識還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不能從根本上指導煤業發展。煤業問題是系統性的、生態性的，解決的辦法應是能夠代表下一個10年的創藍籌，即與宏觀經濟背景相協調的結構升級。善弈者,謀勢不謀子。

當前，我國正面臨資源節約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會對煤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隨著國家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從中低端轉向中高端，煤炭需求增速放緩，資金投入相應減少的格局將成為煤業發展新常態，短期內難以改變產能過剩、價格低位運行態勢，但困境不是絕境，世上無夕陽產業，只有夕陽企業，煤炭只能替代不能取代。當前煤業困境只能說明依靠高投資、上項目、鋪攤子的老路難以為繼，新的發展階段已經來臨。美國的煤業也同樣面臨天然氣的競爭、環保的壓力和社會的質疑。

三、現實的出路

當國內煤業正在為如何化解產能過剩一籌莫展時，世界工業革命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迎來了智能經濟時代，主要特徵是互聯網+新金融 模式。如果說歷史上是依靠殘酷的戰爭消滅大規模產能過剩，智能時代則可以依靠大數據消滅過剩的產能。因為大數據與智能互聯互通，讓生產直接與消費對接，根據客戶需求產生點對點精準定制，基于信息不對稱的產能過剩不會出現。我們對智能時代應有足夠的認識，這是我國煤業徹底結構轉型升級的彎道超車期，互聯網和大數據會給煤業發展插上翅膀。在智能時代，煤業將會是模塊化、專業化和社會化，即三化 模式，煤炭生產銷售是在資本紐帶作用下，由模塊式的可自由組合的專業公司完成的。

三化 模式運行機制。探討煤業發展模式，首先應對煤業問題進行界定。在我國，煤業主要是指煤炭采選業，包括地上下采掘、礦井運行、煤炭銷售和在煤礦工業廣場附近進行的旨在加工原煤的洗選等輔助性工作，但不包括資源勘探、煤制品生產以及煤炭外運、利用和轉化活動。可見，煤業問題實際不多，也就有三種情形，即生產什么、怎么生產和銷售的問題。一旦礦權確定，煤炭資源自然稟賦就決定了生產什么，說白了煤業問題就是生產方法和銷售問題。

我國正在經歷一場極為深刻的代際革命，資產的控制權正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移動互聯將迅速而全面地滲入社會經濟所有行業領域。也許只要10年，煤炭生產銷售會與今天完全不同。煤炭生產前，銷售公司會主動上門向煤礦訂貨，合同簽訂后在期貨市場掛牌銷售。煤礦會把銷售合同交給金融公司，抵押生產所需要的流動資金，同時根據需要通知專業采掘公司前來簽訂開采合同。然后，采掘公司會把開采合同交給同一家金融公司，獲得信用證，擔保會在煤炭開采后獲得付款。煤炭開采后，煤礦與采掘公司之間只需簽單確認就行了。煤礦需要其他業務也是按此辦法找相關專業公司承包。煤炭生產過程是在銷售公司聯網監控下完成的。這時候，銷售公司會來驗貨并負責運走。在煤炭進倉后，銷售公司則按照合同價格與煤礦結算，把銷售款直接匯到金融公司，而金融公司會在扣除煤礦所有簽單的費用后把差價留給煤礦。整個生產銷售鏈都是產業金融在運作，各個環節之間都是契約關系。

三化 模式主要成效。亞當.斯密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變得富有，既要有技術進步，還要有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勞動生產力提高來自分工，而分工依賴于市場特別是市場規模，即社會化生產。分工越細技術進步越快，經濟發展越快，生產更加社會化。表面上看，三化 模式在技術、工藝、裝備、人員等方面沒有變化，實質上是生產的組織關系，即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變革，要素資源配置方式發生了革命，真正實現了專業化分工、社會化生產，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資本運作訴求有望增加。在這種模式下，國家推進的機械化換人、自動化減人 科技強安專項行動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一是實現了簡約高效管理。重構企業戰略成長，內在推動力還是組織和人。煤礦內部無需再設置大而全的組織機構和生產經營單位，縮減層次，縮小規模，整合功能，簡單組織管理，即使是安全管理也可以找注冊安全工程師事務所代勞。煤礦變成了資源配置的平臺，專注圍繞市場、圍繞客戶價值提供產品和服務。

二是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煤礦用工大幅削減，破解了用工荒 問題，部分技術熟練礦工和技術人員會流動到專業公司或另謀出路，加上4050 群體正常退休，預計10年內每年能夠減員40-50萬人，最終全國礦工穩定在100萬人左右，能夠從整體上節約勞動力成本，并且可以鎖定長期的用工風險。設備由專業公司配備，使用效率更高；煤礦不需要再投巨資購置生產設備，減少了設備閑置、損耗和折舊成本，同時減少了中間環節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

三是推進了安全生產。專業公司高度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由專業公司干專項工作，業務更熟練，技術更精湛，效率更高級，更有利于減少失誤。同時，實現了生產鏈上關鍵流程的數字化，能夠對大數據集中分析和應用，可以及時發現缺陷，盡早排除。

四是真正實現了規模效益。產品和服務實現數字化和互聯互通，基本消除了信息孤島，消滅了產能過剩，避免了價格傾軋。一方面，利用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價格發現功能，提供定制化的采銷方案，按需生產，均衡生產，期現結合實現避險。另一方面，借助電商平臺，線上交易，減少了流通損耗和加價環節，得到了流通利潤。有資料顯示，互聯網、物聯網每年能貢獻高達2%-3%的額外收入。

結構升級路徑。三化 模式是煤業結構升級明確的市場化路徑，目標已聚焦，煤礦應發揮核心競爭優勢，因地制宜，順著路徑去剖析路徑，庖丁解牛，傾其資源，無以復加。

一是大力實施產融結合 戰略。國家推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煤業發展正趕上由人口紅利轉向資本紅利的二次機會。按照要素稟賦理論，產業結構升級不是靠經濟效益，而是靠積累資本的實力和規模。煤業發展產業金融是關鍵，如果不能做大做強這個關鍵要素，整個行業可能會淪為包身工，被剪羊毛。黃金10年 期間，大量煤炭資源被瓜分就是教訓。煤炭集團應有平臺思維，借助互聯網，在股權多元化和股權激勵等方面進行突破，發揮產業與金融協同效應，實施規模擴張。煤礦是產業金融的潛在客戶群，可以提供相關的項目，反過來，產業金融可以為其提供融資、租賃、工程履約擔保等服務。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推進融融結合，國際上無數大的保險公司、銀行、擔保公司、大型國際公司都是通過資源開發發展起來的。

二是積極培育專業公司。所謂市場，就是稀缺資源、比較優勢互換。煤礦要解放思想，根據自身條件，積極參與產業分工，盡快向專業公司轉化，圍繞市場細分，走做精、做專的路子，推動比較優勢從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密集型逐漸向資本相對密集型提升，創造最大的剩余和資本積累，堅決退出盈利差、管控難、無協同優勢的非主業經營業務，放棄也是博弈方法。能單獨成立采掘、安裝、運輸、銷售等公司的，就單獨成立；不能單獨成立的，也可多個煤礦組合。時下經營困難的煤礦，不必再囿于招工難、用工難而硬扛，而應報團取暖，采取交流、聯合、勞務派遣等方式調劑使用礦工，先走出第一步，循序漸進逐步轉化，以時間換空間。在互聯網時代，心態、邊界必須隨之開放，陽光之下沒有意外，長線趨勢由內在要素綜合決定。

三是政策層面需要保駕護航。政策制定遵照經濟規律，在頂層設計與底層活力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才會迎來更多的機遇。真正專業化、社會化的煤業市場才能誕生偉大的公司，政府負面清單管制不可或缺，約束市場行為帶來的負的外部性，應著力在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增強制度性調解功能，建立完整的產業信用鏈條。國人偏愛國外產品，說到底是對信用的認可。契約精神、信用保證才是經濟能否升級換代的關鍵。要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市場化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互聯互通社會信用信息，實現即時檢索查詢，加強信用結果運用和監督，依靠信用提振經濟。煤業結構升級需要的是篩選機制、信用定價機制而不是刺激政策，泥沙俱下地給所有煤礦一個高估值，是縱容投機。另一方面，要著力改善競爭環境，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國務院關于預防煤礦生產安全事故的特別規定》（國務院令第446號）把煤礦將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維修作業進行勞務承包 定為重大安全生產隱患和行為加以制止。從該令頒布10年來的執行情況看，并沒有有效制止煤礦單項工程外包行為，真實的市場關系被扭曲，以更為隱蔽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沒有資料能夠證明與安全生產之間存在定量關系，損害了制度規則的可置信度，應盡快予以廢止，為煤礦放開勞務市場釋放空間。既然我國的成本比較優勢下降是大勢所趨，不如開放市場，讓煤礦在更凜冽的氣候中搏擊。

本文由金銳鉆具整理

第二篇：河南“三農”問題的現狀與出路

河南“三農”問題的現狀與出路

河南是農業大省，農村人口比例大，農業在全省經濟發展中位置舉足輕重。全省９６６７萬人口中，鄉村人口占７２．８％；我省國內生產總值中５０％以上是靠農業及相關產業實現的。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小康目標的實現，而且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我省歷屆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視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我省農業和農

村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農村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

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第一產業增加值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０８億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７億元。農民收入穩定增長。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７年間農民收入年均增長４．３％。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小麥播種面積穩定保持在７０００萬畝以上，糧食總產量從１９９８年開始連續５年保持在４０００萬噸以上，近３年來連續居全國第一位；棉花、油料產量分別居全國第二和第一位，畜牧業增加值等八項指標居全國第一位。

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取得較大進展。優質小麥、優質專用玉米、優質水稻、優質紅薯的面積不斷擴大，分別占各類作物總面積的３８．８％、５５％、６０．２％和４７％；林業、畜牧業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全省糧食年加工能力達２５００萬噸，占糧食年總產量的６０％以上；肉類加工能力達２３０多萬噸，乳品加工能力７０萬噸。

農村改革不斷深入。順利完成了第二輪土地延包工作，進一步穩定了土地承包關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稅費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總體減負４２．８３％，人均負擔由１２９元降至５５元。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積已達到７４０４萬畝，旱澇保收田面積達到５７００萬畝。完成人工造林４５０萬畝，其中退耕還林３８０萬畝。農業機械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全省農機總動力達６９００多萬千瓦，僅２００３年就新增聯合收割機２萬余臺，相當于前５年發展數量的總和。實施了農村電網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農村用電、交通條件得到改善。

農村社會事業進一步發展。農村科普、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事業都有新的發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民主法制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是我們黨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針。我省結合實際，集思廣益，制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難點和重點都在農村。今后，我們將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始終不渝地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１號文件的貫徹落實，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進一步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領導。堅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與扶持，突出抓好糧食直補、降低農業稅、良種補貼和農民補貼的政策落實，使農民得到更多實惠。

發揮糧食主產區的作用，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加大對《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的宣傳和執法檢查力度，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切實保護好有限的耕地。要改變傳統農業的粗放經營方式，積極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引導農民依靠科技提高糧食的單產和質量，實現增產增收。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使種糧農民有利可圖，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做大做強糧食產業，把我省糧食生產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

繼續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努力增加農民收入。以國家實施優質糧食產業工程為契機，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優質小麥為重點的優質糧生產加工基地建設。以規模化養殖為重點，加快優質畜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建設。加強特色農業基地建設，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大力發展高效經濟作物和特色農業。加強林業基地建設，優先發展速生工業原料林基地，推進林紙、林板一體化，大力發展名優特經濟林，積極發展森林生態旅游業。

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拓展農民外部增收空間。首先，抓好縣域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發展縣域經濟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結合點，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其次，抓好勞務經濟，推動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和轉移。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加快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搞好就業指導和中介服務，為農民及時提供外出務工就業信息，引導農民有序流動。同時，抓好

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在稅收、投融資、資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對農村個體、私營企業給予服務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地方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增長高于經常性收入的增長，落實好新增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的政策，努力縮小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要加強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

生產條件，減少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

深化改革，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三是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１１．６億元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四是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嚴格監管、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通過吸引社會資本和外資，興辦直接為“三農”服務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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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三農”問題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三農”問題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三農”問題的起源和演變與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是緊密相關的，要想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針對其特殊性質，選準突破口和切入點，擴展視野，從更長遠的歷史時段進行溯源，聯系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歷程，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現狀、困境及解決對策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中國“三農”問題現狀.（一）農產品供給缺口大，糧食需求過于依賴進口.雖然近年來中國糧食產量持續增長，但糧食生產供不應求的現狀并未改變，糧食缺口有幾千萬噸。2013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60193.5萬噸，較2012年增加1235.6萬噸，同比增長2.1%。從2004年算起，糧食產量實現了“十連增”。但在過去的十年中，“豐年缺糧”的現實也不可否認，只有2008年與2009年兩年時間產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產不足需，且糧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我國農產品貿 易 逆 差 為491.9億 美 元，同 比 擴 大44.2%，進口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14%。對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完全依賴國際市場來滿足農產品與食物的需求是不現實的。

（二）農村基礎設施差，教育落后.由于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落后，就業機會匱乏，造成農村失業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就業的增長速度，導致城鄉發展失衡，農村落后凋敝，出現過度城市化和平民窟問題。此外，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鄉、鎮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別為7.26%和3.87%。在我國8.5億6歲及以上鄉、鎮人口中，未上過學的占6.3%，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占4.1%。按照這種教育狀況來看，完全無法滿足現代農業的建設需求，更加無法適應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大局。

（三）城鄉收入差距大，農民收入增速變緩.據《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2003~201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長到24565元，農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長到7917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慮到城鎮居民在養老、就業、醫療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種補貼等，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差距更大。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遠不是帳面上的3∶1，而應該是5∶1，甚至可能達到6∶1，是我國建國以來的最高值，反觀多數其他國家，其城鄉收入之比僅為1.5∶1。而收入是經濟狀況和消費水平的集中體現，在物價尤其是農資價格居高不下、工業日用消費品和教育醫療等費用日益增加的今天，農民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

二、中國“三農”問題產生的原因分析.（一）中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三農”問題的政策原因.國家一方面從農業、農村和農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資金積累，另一方面卻強制地將數以億計的勞動力長期滯留農村，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業規模經營困難。這要歸因于我國長期實 行的工業 傾斜政策———優先發展工業化。20世紀50年代我國政府將實現國家工業化視為“富國強兵”的必由之路。為了加速實現農業國的工業化，中國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結果是：從農業部門流出大量資本的同時，卻沒能帶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非農轉移，最終演變成全社會的利益關系向工業、城市偏斜，而農村、農業、農民處于不利地位，農民收入長期得不到提高，農業資本長期投入不足，農業再生產能力擴大受到限制。

（二）城鄉二元結構是“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實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進城鄉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戶口制度。1958年，我國把戶口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并以此為基礎，出臺了與戶籍制度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會福利制度。國家規定城市職工可以享受各種勞保待遇，如公費醫療、休養、退休養老金制度直至喪葬、撫恤費等；三是產業結構。1978年以前，農村幾乎沒有工業，即使有也只是為農業服務的附屬部門，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部門。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將城市和農村劃分出明顯的區別，形成了我國獨特的城鄉二元社會格局，導致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被扭曲。

（三）農民可支配的生產要素稀缺是“三農”問題的直接原因.中國的“三農”問題與人均農業資源短缺存在著密切關系，農業自然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約 著農業經 營規模的 擴大、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阻礙中國農業現代化。首先，人均農業資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國土地緊張、資源短缺，高土地生產率和低勞動生產率 的農業

發 展目標，使得農民增收困難。其次，人均農業資源稀缺的現狀限制了農業商業化和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由于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只能采取小農耕作方式，無法積累資本發展農業商業化。最后，人均農業資源稀缺的情況限制了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人口與資源不相匹配導致農業結構調整十分困難。

三、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一）發展現代農業，提升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第一，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并重，實現農民增產與增收。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不僅能直接增加農業產出，使農業生產者因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將帶來農產品及食品加工業生產成本下降，使消費者直接或間接收益，并為非農產業部門的發展提供更多可用資源，從而支持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當前農業發展應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之間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據發展的新變化，及時從單純注重土地生產率的農業發展模式，轉變到優先提高農業生產率、兼顧土地生產率的農業發展模式上來。第二，積極發揮科技的支撐作用，加快農業技術進步。傳統農業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發展基于農業的科學，運用科學知識和工業投入，設計出更為集約的種植，不導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時，要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的農業科研機構和人員激勵機制，引導農業科研資源針對農業生產的實際問題，根據農民的實際需求，針對農業新技術展開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提高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第三，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提高農業競爭力。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巨大的改變，中國人的食品結構正在經歷由植物纖維為主向兼重動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轉變，糧食消費能力顯著下降。這一變化使得農業生產要素向市場效益好、又能夠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勞動力和技術的農產品流動，引起種養業產出結構變化，從而擴展農業發展的廣度。但是，在產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一些農產品的質量隨之降低，為此，我國必須在保護主要農產品生產能力的基礎上，調整農業產品結構，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質量。

（二）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利，培育新型農民.第一，提速城鎮化建設，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一方面可以通過改

革農村土地流轉制度，設計使農村勞動力從農村順利退出的機制。根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新趨勢，建立起符合農村人口城鎮化的土地流轉制度和農村人口退出的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過改變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進行制度創新。在新時期新階段順應城鎮化提速的要求，改變舊的戶籍管理制度，徹底掃清體制障礙為城市化的提速鋪路。第二，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利。“三農”問題表面上看是利益問題、經濟問題，但其根本問題還是農民的平等權利問題。要想維護農民的合法權利，一方面要通過建立農民協會，使政府職能由原來的直接管控部分轉變為間接管理，讓農民協會能夠部分承擔農民自治職能。同時，在制度上堅持將國家與農民協會分離開來，保持其民間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夠獨立處理事務，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機制。另一方面，要切實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違背農民意愿，干 涉農民的 生產和經營。第三，加強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新型農民的培育不僅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還有助于新農村建成向縱深推進。首先，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全面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進一步加大投入，加強建設農村教師隊伍，動員全社會力量關心和支持農村教育事業。其次，要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技術培訓，努力提高農民的職業技能，具體而言，就是要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農村實用技術培訓、職業技能培訓以及勞動力轉移培訓等。最后，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全面提高農民思想道德素質。努力引導農民樹立新型農民的文明觀、創業致富的新生活觀以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觀念等。

（三）以新農村建設統領“三農”工作的重點.第一，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進一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必須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體制，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以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農村現代化，城鄉互補共促、共同發展的格局。在工作中應抓住四個重點：一是統籌城鄉資源配置，二是統籌城鄉產業發展，三是統籌城鄉國民收入分配，四是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第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要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加快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公共財政投資，不僅能改善農村地區的條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還能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據農村實際情況，優化農村公共投資的結構。目前，中國農村基礎設

施投資的資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很多，如何根據農村的實際，確定公共投資的優先順序，是有效發揮有限資金帶動效應的重要途徑。第三，推進農村工業化進程。具體要求如下。一是要積極推進城市工業向農村工業的轉移。為此，各級政府應加大投資力度，改善農村投資環境，吸引城市工業向農村發展，重點扶持一批骨干企業在行業中發揮主導作用。二是要加強生產基地建設。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村工業化的核心，而專業化的生產基地的建立，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客觀要求。三是要調整農村工業發展定位，著重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在新的發展階段，農村工業要重新崛起，除在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創新外，還要調整產業選擇和發展定位。應該向內部發掘，充分發揮本地優勢，把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作為切入點再次啟動。

第四篇：“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出路

“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出路

何偉

發布時間:2008年2月27日

內容摘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之所以難解決，除了歷史原因之外，還有現實的原因。我們對待農民所采取的理論、體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鄉差別的基礎上形成“三農”問題。在理論上，確立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這是城鄉差距擴大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有兩條：一是破除造成“三農”問題的體系，二是扶持農民的造血功能。

關鍵詞：三農，價格剪刀差，惠農政策

十七大報告的主體目標是“為爭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報告提出了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途徑，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藍圖，并要求在2020年完成這一宏偉任務。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這一目標的實現，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里程碑，是惠及十三億人們的福祉，不論對它怎樣評價都不為過。不過在不到十三年的時間內完成這一目標，可謂時間緊迫，任務艱巨。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雖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使農民狀況有所改善，但“三農”問題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仍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三農”問題為什么這樣難解決，除了歷史原因之外，還有現實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國原來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照搬蘇聯的，我國的“三農”問題就是這一模式造成的。我們對待農民所采用的理論、體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鄉差別的基礎上形成“三農”問題。在理論上，確立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這是城鄉差距擴大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在體制上，依據兩種所有制理論建立起來的兩種所有制體制，在社會資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除了占有集體土地外就一無所有，使資源分配體制化。在制度上，計劃配置資源、財政收入及分配、社保、醫療、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傾斜，使二元結構制度化。在政策上，農民是二等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戶籍、社會地位等等方面都與城市有差別，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兩種所有制理論的指導下，對“三農”問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其具體差距表現在：

1.經濟上的差距

出現四個剪刀差，即價格“剪刀差”、農民工工資“剪刀差”、征地價“剪刀差”、教育、衛生“剪刀差”。價格“剪刀差”。從1950—1994年，在45年間，國家從農民凈拿走(減去國家支農投入)20100億元。民工工資“剪刀差”。據全國政協代表計算，一個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大約在24 000元，而工資充其量在8 000元，一年貢獻為16 000元。他們把青春和血汗留給城市，年老回農村，一無醫療，二無養老，仍是一個二等公民。地價“剪刀

差”。從1979—1997年，在18年間，國家從農民拿走了2.7億畝土地，其差價近10萬億元，而把4 000萬農民留給農村，他們耕田無地，做工無崗，經商無資本，養老無保障，成為“四無”農民。教育、衛生“剪刀差”。教育、衛生的優勢資源均在城市，城鄉存在著重大差距。高考錄取分數，城市大大低于農村，而培養一個大學生占家庭收入比重，農村大大高于城市。城市大學教育幾乎普及，農村大學生是鳳毛麟角。農村的衛生、醫療條件大大落后于城市。

2.知識上的差距

在信息時代我國城鄉知識差距可能比舊社會還大，在城市電腦幾乎普及，小學生都能上電腦。在農村只有少數地區、少數人能用電腦。如果說在工業經濟時代，知識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就是財富。城鄉知識差距可能比經濟上的基尼系數還大，這是農村貧窮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

3.政治上的差距

在全國所有群眾團體中，唯獨農民沒有自己的農會組織。在選舉人大代表上，農村所占比例也大大低于城市。

由于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發展了，富起來，現代化了，而相比之下，農村卻貧窮又愚昧。“三農”問題在我國，從理論到體制，從體制到制度，從制度到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使原有的城鄉差別雪上加霜，究其原因，兩種所有制理論是“三農”問題的癥結。

二、應從惠農到還債

在對待“三農”問題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惠農政策，可謂是空前的，農民都感謝共產黨。但這種感謝解決不了“三農”問題，必須在觀念上有一個轉變，應從惠農、恩賜農民，轉變到還債上。根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在今年7月9日發表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的文章稱，“僅僅以上工農產品剪刀差、土地、工資差和未上社保等幾項，農民建國后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積累，最保守估計也高達30萬億！”

根據農業部農研中心的材料，披露了目前國家支農的情況。

一是支農的力度不夠。從1966年到2006年，國家對“三農”的投入，從774億元增加到3 397億元，增加了3.4倍。而同期國家財政收入，從3 661億元增加到20 450億元，增長到了4.6倍。支農在財政總收入中所占比重，從21.1%，下降到16.6%。支農投入慢于中央財政增加幅度。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中央財政支農支出，2002年為120億元，2005年為148億元，占當年中央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由1.2%降低為0.9%。令人奇怪的是近三年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是徘徊下降的，2003年為527億元，2004年為542億元，2005年為513億元。即便在增大的財政投入中，有些不是直接用于“三農”，如大江大河治理、“緩解縣鄉財政困難轉移支付”、對于國有企業農產品政策性價格補貼以及造林支出等等，這些費用都不是直接用在農民身上。將這些扣除，真正用于“三農”的大體上在1 500億元左右。

二是多取少與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民對國家的貢獻仍大于國家的投入。第一項貢獻是農民交納的稅費。雖然國家減免了農民的四稅和三提五統，但農民和其他公民一樣要交

納各種稅費，據有關權威人士測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負擔不能抵扣的增值稅、車輛購置稅、生活消費中的增值稅、營業稅、存款利息稅等，2003年大體為4 788億元。第二項貢獻是土地差價。僅2005年國家從土地差價中拿走了2 655億元，而同期全國支農支出和農業支出分別為1 644.9億元和867.3億元，國家拿走的都超過支農支出和農業支出。第三項貢獻是農民工。憑借樣本調查和宏觀數據，進行一些粗略估算，2005年農民工提供的國家財政收入為3 300億元，占國家總財政收入的10%左右。這一估算與北京市調查結果相接近，在其地方財政收入中至少占1/5(見2006年2月1日《工人日報》)。雖然近幾年國家對“三農”的投入有所增加，但農民每項貢獻都大于國家的支出。

三是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農業部副部長尹成杰近日說：“2004年和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3.21∶1和3.22∶1，去年擴大到3.28∶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8 172.5元。”雖然從2004年、2005年、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三年都超過6%，是1985年以來首次。但據中國社科院農業發展研究所和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預測，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突破3.3∶1。以上表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論相對數還是絕對數，近幾年仍在繼續擴大。

從以上數字來看，任何一項國家的收入都超過了國家的支出，多取少與的現象并沒有根本改變，并且差距還在擴大，這應是不爭的實事。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必須轉變思想觀念，樹立起對農民還債的思想，才會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

三、應從輸血到造血

目前國家對支農的投入基本上是屬于輸血，有的屬于撒胡椒面，如糧補，是平均分配。這種支援是杯水車薪，根本解決不了“三農”問題。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有兩條：一是破除造成“三農”問題的體系，二是扶持農民的造血功能。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首先打破了兩種所有制的體系，沖破城鄉分離、工農的割據，就地實現了農業向工業的轉化，就地實現了農村向城鎮的轉化，就地實現了農民向居民的轉化，大大縮小了城鄉差別。但這只限于少數農村，絕大多數農村還做不到。所以國家除了向農村輸血之外，應把重點放在扶持農村的造血功能上。目前農村造血最缺乏的資源有兩種：一是資金，一是知識。這兩種資源我國目前并不缺乏。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4 000億美元，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使大量資金和知識閑置，這是一種巨大浪費，應派上用場。

1.在資金上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一方面表明我國經濟實力雄厚，綜合國力的增強；另一方面過量外匯儲備也有副作用。一是資源浪費。因為貨幣只有在流通中使用，才能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巴爾扎克在《高老頭》一書中，諷刺主人公把錢埋入地下，是土地主，守財奴。我們看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二是大量外匯儲備在國外我們也是吃虧的。我國外匯儲備大多采取美元形式，一旦美元貶值，會給我國造成巨額損失。我們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再用這些錢向中國投資，兩方獲利大不相同。據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講：“兩者資產收益差異大體在2-3倍。”三是大量外匯儲備，使一些發達國家對我國施加壓力，以各種借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我外貿出口，壓制我國人民幣升值。目前我國政府已注意到這些問題，逐步使外匯減持。在減持中，能否拿出一定數額來用于農村，一方面把減持的外匯派上用場，另一方面也向農民還債，作為造血功能的基金，促進新農村建設，早日實

現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

2.在知識上

目前應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支援新農村建設。一方面充實農村知識，還能發揮他們的才能，農村是他們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解決了大學生就業難，就可以使大學擴招。目前大學停止擴招是我國一個重大損失。我國現在萬人大學生擁有量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大學不擴招就不能提高我國公民的大學教育程度，城鄉知識差距就很難縮小。

將資金和知識相結合，就能形成巨大能量。各村應因地制宜制定新農村建設規劃，創建造血功能，這是落實科學發展的舉措，是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央應大力領導和扶持。為了推動這一工作有成效的進行，應當在現有體制外，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組織社會機構來執行，其資金使用管理制度，可效仿世界銀行貸款或聯合國扶貧基金的辦法，政府不要介入。

這一建議可謂一舉多得，對緩解“三農”問題會大有幫助。

《經濟研究導刊》2007年第12期

第五篇：紅色旅游的問題與出路 - 副本

【摘要】本文對悄然興起的紅色旅游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把紅色旅游作為當今獎勵旅游、社會旅游和修學旅游的主要形式，改變紅色旅游的現狀，使其向多樣化、深層次發展。

【關鍵詞】 紅色旅游 獎勵旅游 社會旅游 修學旅游

紅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紀念地、紀念物及其所承載的革命精神為吸引物，組織接待旅游者進行參觀游覽，實現學習革命精神，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和振奮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閱歷的目的的旅游活動；是把紅色人文景觀和綠色自然景觀結合起來，把革命傳統教育與促進旅游產業發展結合起來的一種新型的主題旅游形式。其打造的紅色旅游線路和經典景區，既可以觀光賞景，也可以了解革命歷史，增長革命斗爭知識，學習革命斗爭精神，培育新的時代精神，并使之成為一種文化。

近幾年來，紅色旅游正在悄然成為大眾矚目的焦點。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04年12月底頒布的旨在推動與促進紅色旅游業發展的《2004-2010年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進一步推動了紅色旅游的升溫。

一、紅色旅游存在的問題

1、紅色旅游活動形式較為死板，吸引力不足。旅游開發活動多為櫥窗展示、靜態觀光內容居多，這直接導致了游客的參與性較少，而且缺乏新奇感受，實際上對于處于和平時期的當代人來說沒有很大的吸引力。旅游消費者到紅色旅游地旅游，經歷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主題和形式，雖然紅色旅游和感受革命歷史是高尚的，能夠吸引一定的回頭客，但紅色旅游畢竟首先是一種旅游，倘若形式和內容過于單調膚淺，是不可能吸引大量游客的。現代旅游已經越來越強調旅游者在旅游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只有游客充分融入其中，才會感到“不虛此行”，也更容易吸引回頭客。因此，紅色旅游景區應加強紅色旅游的參與性與趣味性。

2、紅色旅游景區低層次開發和重復建設較嚴重。相當一部分紅色旅游景區的開發較為膚淺，沒能深入發掘紅色旅游的內涵和精髓，與老區的歷史文化脫節，政治色彩過重。旅游活動內容較狹窄,不少紅色旅游景區由于地理區位、知名度和開發深度不夠等原因，陷入了一種低層次重復建設的循環之中。目前紅色旅游資源開發相對較為簡單和普通，少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旅游項目。與此同時，在很多紅色旅游景區“紅色”兩個字卻不突出，大量現代建筑環繞，旅游服務人員的服務意識還有待提高。同時，開發的盲目致使有些紅色旅游資源保護不到位，主要是因為各地為了在紅色旅游潮中分一杯羹，也為了響應先進性教育，而忽視各地的實際情況，盲目的投入財力、人力、物力，求全求大，對紅色旅游資源的保護沒有足夠的重視。

3、配套服務設施建設不完善。與紅色旅游景區低層次開發和重復建設相伴而來的是綜合配套服務設施建設的不完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落后一直都是紅色旅游區面臨的難題，加之近年來紅色旅游的迅猛發展，這一問題就更顯得棘手。發展旅游業所必須的可進入性、住宿、區內交通等配套環節跟不上旅游業的快速發展，這必然而且已經在制約著老區紅色旅游的長遠成長，并最終影響到老區的脫貧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因此加強紅色旅游區的配套設施建設是當務之急。

4、紅色旅游景區“各家顧各家”，缺少統籌規劃。紅色旅游發展過程中，各地沒有主動地把自己置于全省乃至全國的旅游發展大環境中，因此，即使上級旅游部門做了一些統籌規劃，但如果各個紅色旅游景區的觀念沒有轉變，這樣的規劃其效果或執行程度就必然要打折扣了。可以想象，一個旅游景區如果不能真正地站在一定的高度看自己，那么其主打路線的選擇、旅游品牌的樹立、旅游項目的策劃、旅游產品的開發等方面就很可能缺乏大局和長遠的戰略，甚至與其他紅色景區雷同，從而使自身的競爭力減弱或消失。

5、游客類型相對單一，消費水平普遍不高。目前，各紅色旅游景區都是傳統革命教育和愛國主義基地，觀光游覽或療養的旅游功能相對不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游客的類型是一種限制，主要是國內游客，而且青少年占了不小比例，再加之多數是團隊旅游，消費能力和預算有限，造成紅色旅游景區旅游人次不少，但收入不高。另外，由于旅游開發不完善，旅游者在景區停留的平均天數較短，進一步限制了景區的收益。

6、紅色旅游景區管理體制存在問題。由于不同紅色景區的地理區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開發紅色旅游的時間也不同，造成了紅色旅游區發展的不平衡。紅色旅游景區管理體制的問題主要是在對景區管理中權利的橫向與縱向分配問題。第一是在紅色景區的行政區劃上存在“一區多治”的現象，這導致了不同的行政區之間為爭奪各自利益而疏于合作，造成了影響旅游業發展的許多問題，例如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旅游地基礎設施建設、雙方共有資源爭奪、客源市場的惡性競爭等，極不利于紅色旅游資源的聯合開發。其次是一個景區中各個管理部門的管理權限劃分不清，造成“好處大家搶，責任互相推”的管理混亂局面。

7、紅色旅游政府“買單”的現象較普遍。按照中央部署，“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是以全體黨員為對象，在黨內，任何級別的領導干部都只是其中普通一員。那么我們的“紅色旅游”是不是應該包括全國近7000萬黨員呢？如果包括，誰來買單？如果不包括，怎么體現全體黨員接受教育的這一理念？仔細看看誰在進行“紅色旅游”，就可以發現出發的多是一些領導干部。要知道，僅僅從接受教育這一點考慮，千千萬萬普通黨員更需要機會。

二、紅色旅游的出路

1、作為獎勵旅游的形式。獎勵旅游，英文為“incentive tourism”，其實更確切的翻譯是“激勵旅游”。獎勵旅游是現代旅游的一個重要項目，是為了對有優良工作業績的員工進行獎勵，增強員工的榮譽感，加強單位的團隊建設，用公費組織員工進行的旅游。但這種旅游又不單純是觀光休閑，一般企業會通過專業性的機構在旅途中穿插主題晚宴，以及“驚喜”、“感動”的一些小創意活動，以弘揚企業文化，傳達對員工或經銷商的感謝與關懷。獎勵旅游讓每一位參與者都享受一回“VIP”的體驗，成為其“生命中的經典之旅”，激勵范圍廣、時效長。企業以此激勵他們不斷為公司創造價值。今天它已經成為企業促進業務發展、塑造企業文化的重要手段。

把紅色旅游作為獎勵旅游的一種重要形式，既能激發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塑造企業文化，又能讓員工學習革命精神，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和振奮精神、放松身心。另外，還能給革命老區帶來經濟收益。

2、作為社會旅游的一種形式。1980年發表的《馬尼拉宣言》中明確指出，旅游活動也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需要之一。為了使旅游活動同其他社會基本需要一起協同發展，很多國家將國民旅游納入國家社會發展的內容之一，使旅游度假真正成為人人享有的權利。但是，在許多國家中，畢竟還有相當數量的的社會下層。這些家庭的經濟收入之低，使其無論怎樣節儉恐怕也難以擠出可用以旅游度假的開支。對于這些低收入的貧困家庭，有些國家采取通過由國家、地方政府、工作單位、工會或戶主所屬的其他組織團體提供資助或補助的辦法，幫助他們實現外出旅游。這便是所謂的社會旅游（Social Tourism）,亦稱社會補貼性旅游。我國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大眾化旅游的到來。但從社會學方面來說意味著我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就要求國家、地方政府、工作單位、工會能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資助或補助。把紅色旅游作為主要的方式幫助他們實現外出旅游，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3、作為修學旅游的形式。修學旅游是素質教育的一種手段，學生收獲最多的是體會異國他鄉另一種文化氛圍。“游學”，也叫“修學旅游”，最早起源于英國，距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游學本意指在校學生學習期間，為了配合課堂及書本所學，彌補其不足而開展的以豐富知識、增長見聞、擴大視野、培養素質、增進交流以及學科實踐等為目的的旅行活動，是學生接觸世界、增長學識、感受異國文化、加強人際交往的有效途徑。“修學旅游”是國際上比較流行的一種旅游形式。在發達國家，學生有組織、有計劃地出游的修學旅游十分盛行，并被認為是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青少年修學旅游是旅游市場重要的組成部分。修學游作為新興的文化旅游產品之一，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修學游不僅讓學和玩兩不誤,而且讓教育和旅游兩個產業和市場也相得益彰。但我們卻發現修學旅游已逐漸發展成為富人的游戲，已日益成為旅行社的寵兒的現象。借助紅色旅游的東風，我們把青少年修學旅游和紅色旅游結合起來，既能滿足青少年學和玩兩不誤，又能實現紅色旅游的核心的意義，讓青少年學習革命精神，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振奮精神和提高愛國心。

另外，進一步把革命老區作為青少年的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同時把紅色旅游與“農家樂”旅游相結合，集接受教育、放松身心、陶冶情操、增長知識為一體。改變紅色旅游的現狀，使其向多樣化、深層次發展。為革命老區的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