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貧困地區“三農”問題的發展出路

試論我縣“三農”問題的發展出路

2000年3月，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發出了中國“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吶喊。由此，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目標。

筆者在近兩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結合自己對我縣“三農”問題的認識和掌握進行了一些研究和思考，也曾利用外出掛職鍛煉的機會深入到江蘇省華西村、河南省南街村等新農村建設標榜學習考察。在此，謹就這些年來在“三農”問題上的所思和所想談一點不太成熟的認識和看法。限于筆者畢竟年少，或許是空有熱血沸騰而不切工作實際。所以文中若有偏頗或過激之處，懇請各位讀者一笑而過，不予責難！

一、我縣“三農”現狀分析。

當前中國“三農”之所以淪落到舉國關注的地步，原因看似多方面的，但是歸結起來也不外乎就是兩個方面：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即自然資源歸屬和生產組織形式。

兩千多年來，中國一直處于以土地為代表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直到解放后黨和政府才在農村確立“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然而上世紀90年代隨著國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否定“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農民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迅速邊緣化，農村集體經濟名存實亡。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雙重經營體制”表面上整合了農業資源、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實質上是使中國農業又重新回到了歷史上的小農經濟狀態。于是便出現了市場越是發展，小農經濟生存發展越加嚴重，農村越發蕭條的現象。

與此同時，政府對農村集體財產和農民私營土地的調撥征用卻顯得愈發的集中隨意，以“規劃建設”的名義強占農民承包土地和集體財產顯得理所當然。拍賣出礦山、水利、商品房用地、工業用地促成了財政收入逐年增加，而世代生活在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除了得到極少的“征地搬遷費”外，未能從中分到更多本該屬于農民集體的“蛋糕”。于是，西方工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故事在開始在我縣蔓延，沒有一技之長的農民變成“游民”，縣城與鄉村的反差日益增

大，從而埋下了“礦難詐取”等事件的禍根。

另一方面，農民階級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小農家庭經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嚴重不兼容。中國農民歷經了千余年的小農家庭經濟思想熏陶，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私自保觀念和家庭小利主義。在這種思想觀念的影響下，自給自足、分散的小農家庭經營根本無力對傳統農業生產技術進行升級改造；根本無力抵御來自市場的各種風險；無力在市場體制下與外來農業相抗衡。

金沙江干熱河谷原本盛產甘蔗，一度曾是沿江農民的主要經濟收入。本世紀初期，當外來的羅漢甘蔗等新品種沖擊到我縣市場后，立即給我縣的甘蔗種植戶造成了災難性打擊。沿江農民無奈之下改種青椒和臍橙，幸而誤打誤撞，改種后發現青椒和臍橙帶來的收益竟比甘蔗更好。可是，面對這種打擊我們還以為是市場調節了我們的農業產業結構，以為是我們主動迎合了市場規則和需求。在這里我不禁要問：如果再過幾年又有新的“羅漢青椒”和“羅漢臍橙”入侵到我們的市場時，我們是否還能與入侵者在市場上有效抗衡呢？回想一下曾經在我縣紅極一時的蠶桑業、烤煙業最后全軍覆沒的結局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市場經濟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繼續維持家庭土地承包的小農經濟，我縣農民一萬年也不可能小康。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新農村新集體合作經濟”可行性分析。

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必須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來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小農經濟方式又嚴重阻礙了“三農”問題的發展。怎么辦？筆者以為，只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把分散凌亂的小農家庭組織起來，變“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為“土地集體所有制”，變“家庭獨立生產經營”為“集中合作生產經營”，在此基礎上走亦工亦農、多種經營綜合發展的”集體資本主義“才是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方法。

提到“集體所有”、“合作化”這樣的詞，估計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因為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主義”留給我們的印象實在是過于沉重。“集體主義”其實沒有什么不好，馬克思早就論述過，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規律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到達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勞動產品按需分配的溫暖共產主義社會。今天與建國初期的國際、國內環境相比，我們所面臨的環境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商品經濟極大豐富、社會基礎設施相對完

備、法制建設日趨完善、農民思想文化素質大幅度提高、科學生產技術基本普及、個人崇拜影響不再。國際上敵對勢力大規模入侵的危險已經解除，外交空間和環境空前改善，重新倡導“集體合作經濟”的時機已經成熟。

對我縣千家萬戶的小農而言，適應市場并贏得市場不能僅僅依靠政府主持公道和政策法規引導制裁，更不能指望招商引資企圖讓資本家良心發現救小農于市場。在這樣的現實下，沒有什么措施比組織建設“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更有效的了。這里面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筆者所提倡的“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性質與解放初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集體合作”有著本質的不同。人民公社化時期的“集體合作”，其特點是生產計劃指令性高、勞動產品統購統銷、分配方式單

一、科技含量低下，這種制度環境下的“集體經濟”實際上是國家所有制經濟。而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的特點是市場配置資源、勞動產品通過市場循環、分配方式多元化，實際上是農民所有制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沒有進行私有化改革，堅持或重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不在少數，如全國著名的華西村、大邱莊、南街村、北徐莊等等。前不久，筆者在網上看到日本也有一個叫做山岸村的地方試驗共產主義，還曾派出代表團到南街村和華西村學習考察。因此我們完全不必避諱“集體主義”、“合作經濟”等名詞，既然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進行共產主義實驗，那我們作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更應該名正言順地進行共產主義實驗了。

三、建設“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的注意事項。

1、“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建立、建設過程是一個系統而龐大的復雜工程。在進行“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組織建設的同時，我們還需要為之配備與它性質相符的入股制度、決策制度、經營制度、生產制度、分配制度、福利制度等等一系列規定和章程，才能保證“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建成以后按照我們預期的方向和規律運轉。這些“硬件”建設之外的“軟件”建設實際上對“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起著決定性重要的作用，直接影響到“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性質、運行、收益和成敗，影響到農民的參與熱情。我們在實踐“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過程中必須對此有高度的認識和重視，并在具體工作中切實加以完善。

2、黨委和政府在“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建設中必須積極有為。市場體制下的農業，必須把成百上千戶農民的力量聯合起來實現大農業的高投入和社會分工與市場上的資本家進行對抗，實現共進共退、榮辱與共。但小農接受了幾千年的封建私利思想熏陶，是不可能自愿、自發、自主組織起來的，必須依靠強有力的政府進行思想引導和實踐操作。因為組織過程需要巨大的成本，需要國家權力的介入，所以還要由黨委政府牽頭，將土地、山林、水塘、礦山等集體財產和農民的承包土地收回由集體統一經營，或者農民按土地計算股份來將土地集中經營。并且要幫助“新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在金融、農產品加工、營銷、生產資料生產、農業技術研發、土地產權交易等領域取得主導地位，為“新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提供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等等。這也是在農村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根基的需要。

3、亦農亦工、走多種經營方式綜合發展的道路。都說“無工不富”，這是真理。近年來縣委、縣政府依托水電礦冶的“黃金組合”大力招商引資，實施“工業強縣”戰略，深得人心，但是筆者以為這個贏得民心的舉措卻似乎走錯了方向。為什么非要引進外來資本家和企業來榨取我們的“剩余價值”呢？不錯，我們是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沒有人才。但是按照“新集體合作經濟”的思路，我們完全可以把位于農村的礦山水電等自然資源集中起來以后抵押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以換來貸款，自己投資建廠搞工業。然后我們再聘請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來對我們的“集體企業”進行經營管理。“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組織通過資源入股、人力入股的方式使全體農民成為老板和股東。農民不參與經營決策過程，只享受收益支配權，這不是遠比累死累活地為外來企業賣命劃算嗎？而且這樣一來，農村富余勞動力可以就地“農轉非”，將人口包袱化作了人口資源，何樂而不為呢？這只是舉例說明“集體合作經濟”發揮作用的一個方面，在其它領域亦是如此。只要我們的“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真正建立起來以后，在農村廣闊的天地中大有可為！

4、最后，各級領導和干部的勇氣和魄力直接影響著“新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的成敗。建設農村集體合作經濟需要冒一定的風險，特別是政府官員需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可是窮則思變，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是一個風險過程，要在市場上通過打拼來贏得市場又怎能不冒風險呢？再說這是真正為人民謀取幸福的好事，我們各級干

部連這點魄力和勇氣也沒有的話，怎么能談論對我們的事業負責呢？總之，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新農村。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是共產黨人鞠躬盡瘁、終生追求的目標，當代共產黨員是不應該嘲笑和放棄這一理想的！

22萬農民24萬畝耕地的殘酷現實決定了我縣“人多地少”，大部分農民基本處于失業狀態。而“三農”的淪落又直接導致了農村公共服務資源和水平下降：好老師進城了、好醫生進城了，農村與縣城的反差日益增大。

第二篇：“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出路

“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出路

何偉

發布時間:2008年2月27日

內容摘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之所以難解決，除了歷史原因之外，還有現實的原因。我們對待農民所采取的理論、體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鄉差別的基礎上形成“三農”問題。在理論上，確立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這是城鄉差距擴大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有兩條：一是破除造成“三農”問題的體系，二是扶持農民的造血功能。

關鍵詞：三農，價格剪刀差，惠農政策

十七大報告的主體目標是“為爭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報告提出了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途徑，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藍圖，并要求在2020年完成這一宏偉任務。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這一目標的實現，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里程碑，是惠及十三億人們的福祉，不論對它怎樣評價都不為過。不過在不到十三年的時間內完成這一目標，可謂時間緊迫，任務艱巨。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雖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使農民狀況有所改善，但“三農”問題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仍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三農”問題為什么這樣難解決，除了歷史原因之外，還有現實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國原來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照搬蘇聯的，我國的“三農”問題就是這一模式造成的。我們對待農民所采用的理論、體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鄉差別的基礎上形成“三農”問題。在理論上，確立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這是城鄉差距擴大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在體制上，依據兩種所有制理論建立起來的兩種所有制體制，在社會資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除了占有集體土地外就一無所有，使資源分配體制化。在制度上，計劃配置資源、財政收入及分配、社保、醫療、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傾斜，使二元結構制度化。在政策上，農民是二等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戶籍、社會地位等等方面都與城市有差別，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兩種所有制理論的指導下，對“三農”問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其具體差距表現在：

1.經濟上的差距

出現四個剪刀差，即價格“剪刀差”、農民工工資“剪刀差”、征地價“剪刀差”、教育、衛生“剪刀差”。價格“剪刀差”。從1950—1994年，在45年間，國家從農民凈拿走(減去國家支農投入)20100億元。民工工資“剪刀差”。據全國政協代表計算，一個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大約在24 000元，而工資充其量在8 000元，一年貢獻為16 000元。他們把青春和血汗留給城市，年老回農村，一無醫療，二無養老，仍是一個二等公民。地價“剪刀

差”。從1979—1997年，在18年間，國家從農民拿走了2.7億畝土地，其差價近10萬億元，而把4 000萬農民留給農村，他們耕田無地，做工無崗，經商無資本，養老無保障，成為“四無”農民。教育、衛生“剪刀差”。教育、衛生的優勢資源均在城市，城鄉存在著重大差距。高考錄取分數，城市大大低于農村，而培養一個大學生占家庭收入比重，農村大大高于城市。城市大學教育幾乎普及，農村大學生是鳳毛麟角。農村的衛生、醫療條件大大落后于城市。

2.知識上的差距

在信息時代我國城鄉知識差距可能比舊社會還大，在城市電腦幾乎普及，小學生都能上電腦。在農村只有少數地區、少數人能用電腦。如果說在工業經濟時代，知識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就是財富。城鄉知識差距可能比經濟上的基尼系數還大，這是農村貧窮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

3.政治上的差距

在全國所有群眾團體中，唯獨農民沒有自己的農會組織。在選舉人大代表上，農村所占比例也大大低于城市。

由于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發展了，富起來，現代化了，而相比之下，農村卻貧窮又愚昧。“三農”問題在我國，從理論到體制，從體制到制度，從制度到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使原有的城鄉差別雪上加霜，究其原因，兩種所有制理論是“三農”問題的癥結。

二、應從惠農到還債

在對待“三農”問題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惠農政策，可謂是空前的，農民都感謝共產黨。但這種感謝解決不了“三農”問題，必須在觀念上有一個轉變，應從惠農、恩賜農民，轉變到還債上。根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在今年7月9日發表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的文章稱，“僅僅以上工農產品剪刀差、土地、工資差和未上社保等幾項，農民建國后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積累，最保守估計也高達30萬億！”

根據農業部農研中心的材料，披露了目前國家支農的情況。

一是支農的力度不夠。從1966年到2006年，國家對“三農”的投入，從774億元增加到3 397億元，增加了3.4倍。而同期國家財政收入，從3 661億元增加到20 450億元，增長到了4.6倍。支農在財政總收入中所占比重，從21.1%，下降到16.6%。支農投入慢于中央財政增加幅度。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中央財政支農支出，2002年為120億元，2005年為148億元，占當年中央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由1.2%降低為0.9%。令人奇怪的是近三年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是徘徊下降的，2003年為527億元，2004年為542億元，2005年為513億元。即便在增大的財政投入中，有些不是直接用于“三農”，如大江大河治理、“緩解縣鄉財政困難轉移支付”、對于國有企業農產品政策性價格補貼以及造林支出等等，這些費用都不是直接用在農民身上。將這些扣除，真正用于“三農”的大體上在1 500億元左右。

二是多取少與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民對國家的貢獻仍大于國家的投入。第一項貢獻是農民交納的稅費。雖然國家減免了農民的四稅和三提五統，但農民和其他公民一樣要交

納各種稅費，據有關權威人士測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負擔不能抵扣的增值稅、車輛購置稅、生活消費中的增值稅、營業稅、存款利息稅等，2003年大體為4 788億元。第二項貢獻是土地差價。僅2005年國家從土地差價中拿走了2 655億元，而同期全國支農支出和農業支出分別為1 644.9億元和867.3億元，國家拿走的都超過支農支出和農業支出。第三項貢獻是農民工。憑借樣本調查和宏觀數據，進行一些粗略估算，2005年農民工提供的國家財政收入為3 300億元，占國家總財政收入的10%左右。這一估算與北京市調查結果相接近，在其地方財政收入中至少占1/5(見2006年2月1日《工人日報》)。雖然近幾年國家對“三農”的投入有所增加，但農民每項貢獻都大于國家的支出。

三是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農業部副部長尹成杰近日說：“2004年和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3.21∶1和3.22∶1，去年擴大到3.28∶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8 172.5元。”雖然從2004年、2005年、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三年都超過6%，是1985年以來首次。但據中國社科院農業發展研究所和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預測，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突破3.3∶1。以上表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論相對數還是絕對數，近幾年仍在繼續擴大。

從以上數字來看，任何一項國家的收入都超過了國家的支出，多取少與的現象并沒有根本改變，并且差距還在擴大，這應是不爭的實事。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必須轉變思想觀念，樹立起對農民還債的思想，才會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

三、應從輸血到造血

目前國家對支農的投入基本上是屬于輸血，有的屬于撒胡椒面，如糧補，是平均分配。這種支援是杯水車薪，根本解決不了“三農”問題。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有兩條：一是破除造成“三農”問題的體系，二是扶持農民的造血功能。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首先打破了兩種所有制的體系，沖破城鄉分離、工農的割據，就地實現了農業向工業的轉化，就地實現了農村向城鎮的轉化，就地實現了農民向居民的轉化，大大縮小了城鄉差別。但這只限于少數農村，絕大多數農村還做不到。所以國家除了向農村輸血之外，應把重點放在扶持農村的造血功能上。目前農村造血最缺乏的資源有兩種：一是資金，一是知識。這兩種資源我國目前并不缺乏。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4 000億美元，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使大量資金和知識閑置，這是一種巨大浪費，應派上用場。

1.在資金上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一方面表明我國經濟實力雄厚，綜合國力的增強；另一方面過量外匯儲備也有副作用。一是資源浪費。因為貨幣只有在流通中使用，才能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巴爾扎克在《高老頭》一書中，諷刺主人公把錢埋入地下，是土地主，守財奴。我們看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二是大量外匯儲備在國外我們也是吃虧的。我國外匯儲備大多采取美元形式，一旦美元貶值，會給我國造成巨額損失。我們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再用這些錢向中國投資，兩方獲利大不相同。據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講：“兩者資產收益差異大體在2-3倍。”三是大量外匯儲備，使一些發達國家對我國施加壓力，以各種借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我外貿出口，壓制我國人民幣升值。目前我國政府已注意到這些問題，逐步使外匯減持。在減持中，能否拿出一定數額來用于農村，一方面把減持的外匯派上用場，另一方面也向農民還債，作為造血功能的基金，促進新農村建設，早日實

現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

2.在知識上

目前應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支援新農村建設。一方面充實農村知識，還能發揮他們的才能，農村是他們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解決了大學生就業難，就可以使大學擴招。目前大學停止擴招是我國一個重大損失。我國現在萬人大學生擁有量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大學不擴招就不能提高我國公民的大學教育程度，城鄉知識差距就很難縮小。

將資金和知識相結合，就能形成巨大能量。各村應因地制宜制定新農村建設規劃，創建造血功能，這是落實科學發展的舉措，是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央應大力領導和扶持。為了推動這一工作有成效的進行，應當在現有體制外，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組織社會機構來執行，其資金使用管理制度，可效仿世界銀行貸款或聯合國扶貧基金的辦法，政府不要介入。

這一建議可謂一舉多得，對緩解“三農”問題會大有幫助。

《經濟研究導刊》2007年第12期

第三篇：中國“三農”問題的焦點和出路

我國的“三農”問題說起來都帶“農”字，但它卻不是就“農”論“農”的簡單問題。“三農”問題的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堪稱世界之最，也是國內經濟學界始終關注、熱度不減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之大，曾令人發出中國“三農”問題的無解之嘆。然而，要實現強國富民和中華民族的世紀騰飛，“三農”問題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

一、“三農”

問題的焦點學術界對“三農”問題成因的論述林林總總，并由此提出各種破解“三農”問題的理論。鑒于“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綜合性，筆者認為，應立體地看待“三農”問題，多視角地分析其問題的焦點所在。

（一）“三農”問題的制度因素“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基本問題，由這一問題折射出來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國民待遇的法權落實問題又有產權明晰問題；既有行政權障礙問題，又有知情權、發展權障礙問題；更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因素。但要探析與“三農”問題形成相關的終極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社會等級制度當為其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我國二元社會體制，是通過實行工農產品“剪刀差”價格機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偏斜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農業與農村的經濟剩余補給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資金，結果使農村社會、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歷史性地停滯不前，城鄉之間的差別越拉越大。事實上，二元社會體制本質上反映的是按社會等級高低決定發展的先后順序、接受各種公共服務的多寡以及就業的選擇機會等。就農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外，其他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國農村多數縣鄉財政的窘況和供養人員過多，不僅危機到對農民的公共服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此可以說，“三農”問題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運行機制與運行方式。目前的情況是，二元體制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農村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制度仍極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農”問題的宏觀經濟因素從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歷史選擇上分析，“三農”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重點、排序和資源配置導向側重于重工業和城市，從而導致國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農”的方向發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主要表現是，政府一方面通過征收農業稅直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計劃形式規定較低的農業產品收購價格和較高的工業產品供應價格，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間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改革開放以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扭曲雖有所糾正，農民也從農村制度創新中得到不少實惠，但在國民經濟運行操作層面上，宏觀調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轉農業、農村資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農業向財政提供的明稅和暗稅總量大于農業的財政投入量，農業始終處于財政凈流出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政支農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1991-1997年分別為10．3％、10．0％、9．5％、9．2％、8．4％、8．8％、8．3％。農業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遠低于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前者僅僅是后者的1／2至1／3。這必然削弱農業發展的后勁，拉大城鄉全面發展的差距。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工業化發展盡管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但由于走了一條“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城市化發展相對滯后。這一戰略失當，使得農村工業化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作用和影響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農”問題的資源與技術因素從資源利用的技術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業的特點一向是土地生產率高，勞動生產率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土地“邊際報酬遞減”頻頻出現，打破生產徘徊局面仍要靠現代農業投入品，而這又進一步導致邊際報酬遞減情況的不斷加劇。邊際報酬遞減現象使農民家庭的生產費用增長快于生產增長，從而成為農民家庭直接的減收因素。在此條件下，如果不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以高價值農產品生產代替低價值農產品生產，農業再生產循環會難以為繼。我國糧食生產主產區的農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是與生產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關系的。大量使用現代農業投入品的另一個結果是，在農業生產中出現了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有專家推測，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由于農業內部物耗率的提高，約可減少9000萬以上勞動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農業內部勞動力的剩余程度相應上升到60％，即剩余總量高達2億人。從長遠來看，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將會逐步提高，勞動密集程度將減輕；同時，考慮到人口增長對農產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對土地的需求，中國保持較高水平的土地生產率也將是一個長期趨勢。因此，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由此而來的農戶減收與農業內部勞動剩余率上升的現象也會在長期內繼續下去。

（四）“三農”問題的經濟流程因素從國民經濟流程上認識，對農業、農村經濟帶來重大影響的因

素之一是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盡管中國城鎮居民占全體人口的比重剛剛超過37％，但是由于中國長期存在城鄉分割的局面，城鄉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約為3:1。所以，事實上僅占37％的城鎮人口，在全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卻占到了64％，而且還在提高。這就決定了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對整個國民經濟流程勢必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現實的情

況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出現升級轉變，恩格爾系數從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進一步下降到37．9％。這個變化對農業、農村經濟乃至國民經濟的影響是顯見的。首先，城鎮居民對食品消費的支出增長緩慢，直接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達國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與之相比，我國居民消費水平仍有下降空間。這就意味著，農民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沒有大幅度增長的前景。此外，現階段我國農產品供過于求和加入世貿組織后農產品進口的增加，也會對我國農業生產產生抑制。其次，受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緩慢的制約，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增長滯緩，因此，農村潛在的國內需求市場得不到釋放。這樣，在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城鄉經濟的系統均衡難以形成。再次，由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引發工業結構“由輕轉重”的變化，農村非農產業也出現相似的變化。而這一過程都剛剛開始，必將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加重。這也是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出現停滯、農民非農產業收入增長停滯的重要原因。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加的較大比例來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鄉鎮企業的就業收入，就說明了這一點。

二、化解“三農”問題的路徑破除二元體制、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實施城市化發展戰略、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業投入、改革財稅體制等，這些無疑都是現階段化解“三農”問題的不同辦法。但是，若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不同的措施必須通過制度創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關鍵的。目前，政府應以提高農民收入為核心，為農民做好“松綁”、減負、扶持三件事情。所謂“松綁”，是要盡快改革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使農民能夠不受限制和約束地參與城鄉統一大市場的競爭，在制度方面為農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與均等的競爭機會。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應盡快實行城鄉統一的土地制度。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應當是，使農民對土地擁有完整的經營權和處置權，使農地產權明晰化、規范化。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應以消除城鄉居民兩種身份為目標，使農民擁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包括享有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權利、平等接受基礎教育權利與職業培訓機會，享有平等就業競爭機會和勞動保護權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區同等民主選舉和被選舉權利等。所謂減負，是指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減輕農民負擔，使農民能夠輕松上陣，參與市場競爭。當務之急是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在有條件的地方試行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開征農業經營所得稅。把農村耕地占用稅并入資源稅，依據非農業占用農村土地的面積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區差別定額稅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費則改按農業經營所得稅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國推行。農業稅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逐步實現農村稅收與城鎮稅收接軌、農業稅收與工商稅收接軌。通過規范化的稅費制度改革，消除城鄉分割，推動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所謂扶持，是指政府應盡快調整其政策目標，改變農業的財政凈流出狀態，加大反哺農業的力度，給農民以適當扶持。具體的方法可借鑒西方國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積極措施支持農業發展，降低農業生產成本，讓農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政府財政既應增加農業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向農業地區提供或資助發展交通運輸、供電和通信事業；還應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動農業科研和技術普及，通過農業院校、農業試驗站和農業技術推廣站向農民提供有關市場、管理、氣象、病蟲害與技術方面的信息及指導；并且提供農業信貸支持和農產品保險。第二，政府應根據不同生產類型農民的實際收入狀況，對低收入、具備一定生產規模的農戶實施直接收入補貼政策。第三，政府應加大農業環境保護政策的實施力度。其措施應包括增加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入，把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大力扶持無公害蔬菜瓜果和糧食作物的生產，在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推行休耕制度等。

第四篇：中國“三農”問題的焦點和出路

我國的“三農”問題說起來都帶“農”字，但它卻不是就“農”論“農”的簡單問題。“三農”問題的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堪稱世界之最，也是國內經濟學界始終關注、熱度不減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之大，曾令人發出中國“三農”問題的無解之嘆。然而，要實現強國富民和中華民族的世紀騰飛，“三農”問題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

一、“三農”問題的焦點

學術界對“三農”問題成因的論述林林總總，并由此提出各種破解“三農”問題的理論。鑒于“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綜合性，筆者認為，應立體地看待“三農”問題，多視角地分析其問題的焦點所在。

（一）“三農”問題的制度因素

“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基本問題，由這一問題折射出來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國民待遇的法權落實問題又有產權明晰問題；既有行政權障礙問題，又有知情權、發展權障礙問題；更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因素。但要探析與“三農”問題形成相關的終極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社會等級制度當為其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我國二元社會體制，是通過實行工農產品“剪刀差”價格機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偏斜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農業與農村的經濟剩余補給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資金，結果使農村社會、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歷史性地停滯不前，城鄉之間的差別越拉越大。事實上，二元社會體制本質上反映的是按社會等級高低決定發展的先后順序、接受各種公共服務的多寡以及就業的選擇機會等。就農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外，其他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國農村多數縣鄉財政的窘況和供養人員過多，不僅危機到對農民的公共服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此可以說，“三農”問題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運行機制與運行方式。目前的情況是，二元體制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農村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制度仍極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農”問題的宏觀經濟因素

從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歷史選擇上分析，“三農”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重點、排序和資源配置導向側重于重工業和城市，從而導致國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農”的方向發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主要表現是，政府一方面通過征收農業稅直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計劃形式規定較低的農業產品收購價格和較高的工業產品供應價格，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間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改革開放以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扭曲雖有所糾正，農民也從農村制度創新中得到不少實惠，但在國民經濟運行操作層面上，宏觀調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轉農業、農村資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農業向財政提供的明稅和暗稅總量大于農業的財政投入量，農業始終處于財政凈流出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政支農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1991—1997年分別為10．3％、10．0％、9．5％、9．2％、8．4％、8．8％、8．3％。農業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遠低于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前者僅僅是后者的1／2至1／3。這必然削弱農業發展的后勁，拉大城鄉全面發展的差距。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工業化發展盡管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但由于走了一條“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城市化發展相對滯后。這一戰略失當，使得農村工業化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作用和影響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農”問題的資源與技術因素

從資源利用的技術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業的特點一向是土地生產率高，勞動生產率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土地“邊際報酬遞減”頻頻出現，打破生產徘徊局面仍要靠現代農業投入品，而這又進一步導致邊際報酬遞減情況的不斷加劇。邊際報酬遞減現象使農民家庭的生產費用增長快于生產增長，從而成為農民家庭直接的減收因素。在此條件下，如果不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以高價值農產品生產代替低價值農產品生產，農業再生產循環會難以為繼。我國糧食生產主產區的農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是與生產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關系的。大量使用現代農業投入品的另一個結果是，在農業生產中出現了

第五篇：河南“三農”問題的現狀與出路

河南“三農”問題的現狀與出路

河南是農業大省，農村人口比例大，農業在全省經濟發展中位置舉足輕重。全省９６６７萬人口中，鄉村人口占７２．８％；我省國內生產總值中５０％以上是靠農業及相關產業實現的。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小康目標的實現，而且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我省歷屆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視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我省農業和農

村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農村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

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第一產業增加值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０８億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７億元。農民收入穩定增長。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７年間農民收入年均增長４．３％。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小麥播種面積穩定保持在７０００萬畝以上，糧食總產量從１９９８年開始連續５年保持在４０００萬噸以上，近３年來連續居全國第一位；棉花、油料產量分別居全國第二和第一位，畜牧業增加值等八項指標居全國第一位。

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取得較大進展。優質小麥、優質專用玉米、優質水稻、優質紅薯的面積不斷擴大，分別占各類作物總面積的３８．８％、５５％、６０．２％和４７％；林業、畜牧業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全省糧食年加工能力達２５００萬噸，占糧食年總產量的６０％以上；肉類加工能力達２３０多萬噸，乳品加工能力７０萬噸。

農村改革不斷深入。順利完成了第二輪土地延包工作，進一步穩定了土地承包關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稅費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總體減負４２．８３％，人均負擔由１２９元降至５５元。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積已達到７４０４萬畝，旱澇保收田面積達到５７００萬畝。完成人工造林４５０萬畝，其中退耕還林３８０萬畝。農業機械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全省農機總動力達６９００多萬千瓦，僅２００３年就新增聯合收割機２萬余臺，相當于前５年發展數量的總和。實施了農村電網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農村用電、交通條件得到改善。

農村社會事業進一步發展。農村科普、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事業都有新的發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民主法制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是我們黨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針。我省結合實際，集思廣益，制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難點和重點都在農村。今后，我們將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始終不渝地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１號文件的貫徹落實，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進一步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領導。堅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與扶持，突出抓好糧食直補、降低農業稅、良種補貼和農民補貼的政策落實，使農民得到更多實惠。

發揮糧食主產區的作用，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加大對《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的宣傳和執法檢查力度，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切實保護好有限的耕地。要改變傳統農業的粗放經營方式，積極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引導農民依靠科技提高糧食的單產和質量，實現增產增收。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使種糧農民有利可圖，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做大做強糧食產業，把我省糧食生產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

繼續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努力增加農民收入。以國家實施優質糧食產業工程為契機，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優質小麥為重點的優質糧生產加工基地建設。以規模化養殖為重點，加快優質畜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建設。加強特色農業基地建設，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大力發展高效經濟作物和特色農業。加強林業基地建設，優先發展速生工業原料林基地，推進林紙、林板一體化，大力發展名優特經濟林，積極發展森林生態旅游業。

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拓展農民外部增收空間。首先，抓好縣域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發展縣域經濟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結合點，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其次，抓好勞務經濟，推動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和轉移。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加快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搞好就業指導和中介服務，為農民及時提供外出務工就業信息，引導農民有序流動。同時，抓好

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在稅收、投融資、資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對農村個體、私營企業給予服務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地方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增長高于經常性收入的增長，落實好新增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的政策，努力縮小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要加強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

生產條件，減少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

深化改革，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三是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１１．６億元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四是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嚴格監管、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通過吸引社會資本和外資，興辦直接為“三農”服務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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