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的邊緣化思維的表現形成與危害

構建“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在新時期提出的一項十分重大的戰略決策。而縮小城鄉差距，統籌城鄉發展，解決好8億農民整體收入和消費水平偏低的問題，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關鍵環節。當我們用社會公平和公民權利理念去分析當前我國農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處的地位時，我們不難發現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的利益不斷被邊緣化，在政治、文化、國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隨著社會的高速轉型和體制改革的不斷升華，農民階層在各領域被邊緣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農民的邊緣化思維正逐漸形成，對和諧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也正逐步顯現出來，值得引起各級組織的高度重視。

按照我國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和當前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我們可以粗略地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在校學生，他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第二類是青年農民，他們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農民工”的經歷，是游離于城市與農村的龐大群體；第三類是中老年農民，他們雖然是農村和農業的留守群體，但實際是當前我國農業生產的中流砥柱，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本文所指農民皆為后兩類）

一、農民邊緣化思維的形成與表現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邊緣化，促成了農民對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態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代表法》通過不斷修改完善，規定各級人大的一個農民代表所代表的農村人口數比一個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數的比例由原來的八倍縮小到了現在的四倍，但顯然農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機會要少、權利要小。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農民代表為5.14、第二屆5.46、第三屆6.87、第四屆22.9、第五屆20.59、第六屆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共

23、第九屆8。可以看出隨著各種利益群體急劇分化，農民的政治話語權越來越小，參與國家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領導干部“知識化”、“年輕化”的要求下，許多知識精英已成為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又通過各種方式成為實際的經濟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的社會領導階層。廣大農民因為貧窮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同時由于廣大農民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了農民“失語癥”。“三農”問題只是“上熱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種農村政策并未收到預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農民“失語癥”蔓延，各級政策未能很好地與農民意志相銜接。

在對縣、鄉（鎮）的農民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調查中，我們聽到反映最多的是“黨代會其實是‘書記’會，人代會其實是‘××長’會”，這真實反映了廣大農民對我國當前民主政治的不滿。即使發言或是提出議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輕，久而久之，農民便失去了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代表對會議留念也就僅止于會議間的招待和禮品。有不少人總是一味強調中國農民的“素質低下”是鄉村民主政治的阻礙因素，這種說法極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質特征是在競爭中實現公共物品供應的公平性和專業化，我們誰都不會承認現在我國農民的素質要比古希臘民主時代雅典市民的素質差。

“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這種利益與人們越貼近，人們對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參與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參與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村民自治上，青年與中老年農民這兩類人群表現出了殊途同歸的參與心理。青年農民作為鄉村的強者，其身體狀況、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都比中老年農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鄉村現狀的雙重作用下，迫使他們游走于城市與鄉村之間。一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參與村委會的選舉；二是即使親自回村、請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參加了選舉，也由于經濟利益相關性弱或是對現場和被選舉人情況不甚了解，并沒有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選舉意愿。從而形成了青年農民對村民自治的無所謂態度，農村政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兩委換屆，就農民參與的踴躍程度，表面上似乎說明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顯著增強。但實事上主要是因為村干部職數明顯減少，中央出臺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選舉人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廣大農民因親屬關系、宗派主義或地域緣故而積極參與；另一方面也是村級組織對參加選舉的農民承諾給予0.5－1個義務工/天或5－10元/天報酬的結果，被選舉人的經濟回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經濟地位的邊緣化，使農民感覺在市場競爭中富貴無門

社會學理論

第二篇：農民的邊緣化思維的表現形成與危害

構建“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在新時期提出的一項十分重大的戰略決策。而縮小城鄉差距，統籌城鄉發展，解決好8億農民整體收入和消費水平偏低的問題，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關鍵環節。當我們用社會公平和公民權利理念去分析當前我國農民在社會----經濟生活

中所處的地位時，我們不難發現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的利益不斷被邊緣化，在政治、文化、國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隨著社會的高速轉型和體制改革的不斷升華，農民階層在各領域被邊緣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農民的邊緣化思維正逐漸形成，對和諧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也正逐步顯現出來，值得引起各級組織的高度重視。

按照我國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和當前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我們可以粗略地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在校學生，他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第二類是青年農民，他們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農民工”的經歷，是游離于城市與農村的龐大群體；第三類是中老年農民，他們雖然是農村和農業的留守群體，但實際是當前我國農業生產的中流砥柱，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本文所指農民皆為后兩類）

一、農民邊緣化思維的形成與表現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邊緣化，促成了農民對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態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代表法》通過不斷修改完善，規定各級人大的一個農民代表所代表的農村人口數比一個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數的比例由原來的八倍縮小到了現在的四倍，但顯然農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機會要少、權利要小。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農民代表為5.14、第二屆5.46、第三屆6.87、第四屆22.9、第五屆20.59、第六屆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共

23、第九屆8。可以看出隨著各種利益群體急劇分化，農民的政治話語權越來越小，參與國家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領導干部“知識化”、“年輕化”的要求下，許多知識精英已成為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又通過各種方式成為實際的經濟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的社會領導階層。廣大農民因為貧窮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同時由于廣大農民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了農民“失語癥”。“三農”問題只是“上熱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種農村政策并未收到預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農民“失語癥”蔓延，各級政策未能很好地與農民意志相銜接。

在對縣、鄉（鎮）的農民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調查中，我們聽到反映最多的是“黨代會其實是‘書記’會，人代會其實是‘××長’會”，這真實反映了廣大農民對我國當前民主政治的不滿。即使發言或是提出議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輕，久而久之，農民便失去了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代表對會議留念也就僅止于會議間的招待和禮品。有不少人總是一味強調中國農民的“素質低下”是鄉村民主政治的阻礙因素，這種說法極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質特征是在競爭中實現公共物品供應的公平性和專業化，我們誰都不會承認現在我國農民的素質要比古希臘民主時代雅典市民的素質差。

“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這種利益與人們越貼近，人們對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參與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參與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村民自治上，青年與中老年農民這兩類人群表現出了殊途同歸的參與心理。青年農民作為鄉村的強者，其身體狀況、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都比中老年農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鄉村現狀的雙重作用下，迫使他們游走于城市與鄉村之間。一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參與村委會的選舉；二是即使親自回村、請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參加了選舉，也由于經濟利益相關性弱或是對現場和被選舉人情況不甚了解，并沒有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選舉意愿。從而形成了青年農民對村民自治的無所謂態度，農村政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兩委換屆，就農民參與的踴躍程度，表面上似乎說明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顯著增強。但實事上主要是因為村干部職數明顯減少，中央出臺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選舉人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廣大農民因親屬關系、宗派主義或地域緣故而積極參與；另一方面也是村級組織對參加選舉的農民承諾給予0.5－1個義務工/天或5－10元/天報酬的結果，被選舉人的經濟回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經濟地位的邊緣化，使農民感覺在市場競爭中富貴無門

社會學理論認

為，衡量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的標準主要有三個，即財富、權力和聲望，其中財富即經濟收入是首要標準，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從居民經濟收入水平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但從橫向比較來看，農民的經濟地位實際是在不斷下降。就全國而言，1978年時農民年人均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只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隨后幾年每年再擴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3年接近相差6000元。由于家庭間生活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平均數下掩蓋著的貧富分化式的經濟增長，使廣大農民正成為不能充分共享經濟繁榮成果的邊緣階層。

從農業經濟的發展階段來看，其實農民與個體工商戶的實質是一樣的，都需要成本效益分析，否則難以生存和發展，只不過身份是個體農業戶而已。從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階段以及我國加入WTO的現況來看，說它依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恐怕難以令人信服；但現在的農業產業化水平和農民的市場競爭能力又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距甚遠，絕大部分農村仍然走不出“多收了三五斗”的怪圈。介于“市場”與“小農”之間、剛剛甩掉“最貧困的納稅人”帽子的廣大農民，有所作為的念頭受阻之后，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和“農婦、山泉、有點田”。

從面臨的經濟發展環境來看，一方面在農業現代化程度不高、農業生產力水平低的情況下，人均耕地又不足1畝半，而且不斷減少，人地矛盾已相當緊張，農村勞動力正大量富余出來或成為隱性失業者，青年農民需要大量向城市轉移；另一方面在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城市對農村青年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等素質要求越來越高，農村青年的整體素質與市場要求還存在很大距離，鄉村現實與城市夢想使得他們不得不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城市賺錢鄉村花”的周而復始成為了他們經濟生活的全部。

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意味著經濟發展。經濟增長過程中，如果財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大部分人的生活沒有得到改善，經濟發展的內涵將會大打折扣，當經濟收入差距超過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時，貧困群體的思想將會逐漸無意識的發生扭曲。所以在農村，正前所未有地陷入“嫌貧愛富”的集體無意識中；農村對城市“憐貧仇富”的集體無意識也正滋長起來。

（二）文化地位的邊緣化，使農民的主流價值缺失

26年的改革開放，使原來行政主導型的社會秩序被破壞，人們獲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間，集體色彩被淡化。但是由于主導社會運行的秩序并沒有同步形成，社會評價體系也沒有建立起來，使得整個社會處在一種不可名狀的浮躁和期待之中，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私人化，農民在處理集體與個人、公與私、義與利等重大問題上愈來愈向后者偏移，物欲主導社會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向利己主義發展。“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的奉獻精神已隨制度的變遷和思維的變化而遠去。同時，隨著農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電視的普及、大眾傳媒的勃興，尤其是外來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傳播，一些與傳統意識形態不同甚至相反的價值觀念大量涌現，廣大農民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結構不斷趨于豐富和多元化。在豐富和多元化的同時，農民的思想觀念、道德意識、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又都帶著明顯的傳統痕跡。農村青年在農村以接受外來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帶頭人自居，盡情展現自身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同時也發泄著面對城市時的壓抑和自卑，其實空洞無物。中老年農民在農活之余，由于傳統的“鄉戲”已經鮮見或是銷聲匿跡，農村電影文化因市場主導已基本消亡。新興的電視文化由于有線電視短時間內不能惠及廣大農村，無法接收衛星電視，普遍只能收看到縣、鄉、鎮的無線電視節目，由于管理的漏洞，農民的電視畫面基本上已被“農藥”和“人藥”所覆蓋。打牌賭博也因此成為了農村大部分人的重要消閑活動，另外一部分人成為了“毛澤東時代”生活見聞的無限懷舊與訴說者，一部分人順理成章地成為其聽眾，還有一部分人成為了不同類型的“教友”，部分地區“地下六合彩”盛行也就不足為怪。

（四）國民地位的邊緣化，使農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增加和蔓延

在社會管理層面上，長期實行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阻礙了農民的社會流動。1958年的《戶口管理條例》頒布后，我國公民被嚴格地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控制農業人口遷往城市。隨之而來的多部法律及地方法規、行政規章，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劃分為兩種不同身份的階層。戶口管理使我國公民具有不同的身份，并享受不同的待遇。戶籍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公民出生的不平等，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自卑”心理，并且限制了農民向城市的合理社會流動。

在社會保障層面上，農村成為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真空”。長期以來，國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產品，保障職工、市民勞動、生活、醫療、養老等多方面的需要，而極少向農村、農民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使得農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純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單位制逐漸被打破，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城鎮低保等）在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日益完善。但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中，農民的社會保障根本沒有納入其中，所謂社會保障也僅僅是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

在社會發展層面特別是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上，由于幾乎所有的優質教育設施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子女受教育和獲得良好教育的機會無可爭辯地要多得多。就目前市場經濟和大學生自主擇業的條件下，高考依然是改變人生的命運之考，但在不少城市的高考錄取率達到80的時候，廣大農村子女在通向高等學府的路上仍然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有些學生即便是考上，昂貴的學費也令他們望而卻步。

社會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乃至于思想觀念的變革過程。社會公正是改革的本身要求，它雖然不要求結果平等，但卻要求起點公平、機會平等，并且規則、程序必須合法有序。農民國民地位的邊緣化，表現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的則是農民的相對剝奪感和社會不滿情緒不斷增加和蔓延，這種觀念與心理上的分化和沖突，是高速轉型期農民行為越軌和違法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的思想基礎。

二、農民邊緣化思維的危害與表現方式

（一）一定時期內，農民將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和“集體失語群體”，造成農民代表說不上話，說話的代表都不是農民，這就容易使得各級政策與農民意志相脫節。

（二）農民的正當意思表達渠道不暢，越軌行為和違法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群體性、突發性事件數量增多，糾紛與沖突涉及范圍擴大，尖銳和對立程度加劇，有時甚至會出現反社會的惡性報復行為。這其中有不少是以前在“以人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積累、遺留下來的問題，只是在改革發展的攻堅時期被集中揭開。但也有很多的確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公平造成的，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司空見慣的政府大門被堵、“**伙系列搶劫殺人案”、“在**工長期性壓抑一年多連續奸殺四名女子”、“**農民工討薪殺人案”、“**縣法院爆炸案”、“福州公交車爆炸案”等等，這些群體性、報復性、甚至是反社會型過激行為的暴發，我們在強烈譴責“農民”的扭曲心理過后，必須冷靜思考他們為什么會把對社會公正的不滿用如此極端的方式表露出來。

（三）農民主流價值的缺失，將會大大削弱社會的抗震能力，同時必須警惕別有用心分子和敵對勢力乘虛而入。在目前農村基層組織與分散的家庭之間的經濟鏈條斷裂、經濟關系淡化，聚合力削弱，離心力增強，基層政權組織的社會控制能力大大減弱的情況下，使得農村一些地方的種種非正式力量紛紛抬頭，農村寺廟不斷增多，甚至消失多年的宗教勢力、邪教、會道門等腐朽、反動的東西悄然復出。前幾年“法輪功”在農村的迅速傳播，就是邪教組織利用了農民主流價值缺失，需要尋找精神寄托的心理而發展起來的。特別是對于無錢治病的農民家庭來說，對病人是一種精神解脫，對其家屬又是一種不花錢的物質解脫，農村“中功”、“真功”之類的流傳，亦是如此。前段時間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發生的“反日游行”，目的是反對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策，但許多人將日本的人民、企業、文化、產品、技術、資金等統統加以反對，這種簡化的“反日”，正好為日本右翼所用，進一步煽動日本國民的反華情緒，使他們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處。這么多高素質的市民和大學生都不能運用理性思維去理智“反日”，我們更沒有理由去期待農民在面對突發事件時能反映出理性的良好國民素質。另外，農民“教友”、“同志”之間關系的諸多表現，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他們對基層組織的虔誠和期望，必須引起警惕，我們絕不能讓別有用心之人在“宗教自由”的幌子下，干著反對社會、分裂國家的勾當。

第三篇：農民的邊緣化思維的表現形成與危害

構建“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在新時期提出的一項十分重大的戰略決策。而縮小城鄉差距，統籌城鄉發展，解決好8億農民整體收入和消費水平偏低的問題，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關鍵環節。當我們用社會公平和公民權利理念去分析當前我國農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處的地位時，我們不難發現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的利益不斷被邊緣化，在政治、文化、國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隨著社會的高速轉型和體制改革的不斷升華，農民階層在各領域被邊緣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農民的邊緣化思維正逐漸形成，對和諧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也正逐步顯現出來，值得引起各級組織的高度重視。

按照我國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和當前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我們可以粗略地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在校學生，他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第二類是青年農民，他們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農民工”的經歷，是游離于城市與農村的龐大群體；第三類是中老年農民，他們雖然是農村和農業的留守群體，但實際是當前我國農業生產的中流砥柱，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本文所指農民皆為后兩類）

一、農民邊緣化思維的形成與表現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邊緣化，促成了農民對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態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代表法》通過不斷修改完善，規定各級人大的一個農民代表所代表的農村人口數比一個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數的比例由原來的八倍縮小到了現在的四倍，但顯然農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機會要少、權利要小。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農民代表為5.14、第二屆5.46、第三屆6.87、第四屆22.9、第五屆20.59、第六屆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共

23、第九屆8。可以看出隨著各種利益群體急劇分化，農民的政治話語權越來越小，參與國家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領導干部“知識化”、“年輕化”的要求下，許多知識精英已成為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又通過各種方式成為實際的經濟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的社會領導階層。廣大農民因為貧窮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同時由于廣大農民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了農民“失語癥”。“三農”問題只是“上熱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種農村政策并未收到預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農民“失語癥”蔓延，各級政策未能很好地與農民意志相銜接。

在對縣、鄉（鎮）的農民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調查中，我們聽到反映最多的是“黨代會其實是‘書記’會，人代會其實是‘××長’會”，這真實反映了廣大農民對我國當前民主政治的不滿。即使發言或是提出議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輕，久而久之，農民便失去了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代表對會議留念也就僅止于會議間的招待和禮品。有不少人總是一味強調中國農民的“素質低下”是鄉村民主政治的阻礙因素，這種說法極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質特征是在競爭中實現公共物品供應的公平性和專業化，我們誰都不會承認現在我國農民的素質要比古希臘民主時代雅典市民的素質差。

“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這種利益與人們越貼近，人們對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參與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參與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村民自治上，青年與中老年農民這兩類人群表現出了殊途同歸的參與心理。青年農民作為鄉村的強者，其身體狀況、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都比中老年農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鄉村現狀的雙重作用下，迫使他們游走于城市與鄉村之間。一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參與村委會的選舉；二是即使親自回村、請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參加了選舉，也由于經濟利益相關性弱或是對現場和被選舉人情況不甚了解，并沒有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選舉意愿。從而形成了青年農民對村民自治的無所謂態度，農村政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兩委換屆，就農民參與的踴躍程度，表面上似乎說明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顯著增強。但實事上主要是因為村干部職數明顯減少，中央出臺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選舉人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廣大農民因親屬關系、宗派主義或地域緣故而積極參與；另一方面也是村級組織對參加選舉的農民承諾給予0.5－1個義務工/天或5－10元/天報酬的結果，被選舉人的經濟回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經濟地位的邊緣化，使農民感覺在市場競爭中富貴無門

社會學理論

認為，衡量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的標準主要有三個，即財富、權力和聲望，其中財富即經濟收入是首要標準，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從居民經濟收入水平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但從橫向比較來看，農民的經濟地位實際是在不斷下降。就全國而言，1978年時農民年人均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只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隨后幾年每年再擴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3年接近相差6000元。由于家庭間生活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平均數下掩蓋著的貧富分化式的經濟增長，使廣大農民正成為不能充分共享經濟繁榮成果的邊緣階層。

從農業經濟的發展階段來看，其實農民與個體工商戶的實質是一樣的，都需要成本效益分析，否則難以生存和發展，只不過身份是個體農業戶而已。從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階段以及我國加入WTO的現況來看，說它依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恐怕難以令人信服；但現在的農業產業化水平和農民的市場競爭能力又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距甚遠，絕大部分農村仍然走不出“多收了三五斗”的怪圈。介于“市場”與“小農”之間、剛剛甩掉“最貧困的納稅人”帽子的廣大農民，有所作為的念頭受阻之后，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和“農婦、山泉、有點田”。

從面臨的經濟發展環境來看，一方面在農業現代化程度不高、農業生產力水平低的情況下，人均耕地又不足1畝半，而且不斷減少，人地矛盾已相當緊張，農村勞動力正大量富余出來或成為隱性失業者，青年農民需要大量向城市轉移；另一方面在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城市對農村青年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等素質要求越來越高，農村青年的整體素質與市場要求還存在很大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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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習慣性違章表現與危害

個人自查自糾情況匯報

經過多年來的工作、學習，尤其是通過自我批評，自我剖析、自我反思，我對自身存在的缺點和不足有了更清醒的認識，現將自查自糾情況歸納總結并提出整改措施，以求能在今后的工作學習生活中得到更大進步和提高。

一、整改的指導思想

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機關效能建設活動為契機，對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制訂整改措施。

二、自查自糾情況

1、理論學習不夠，政策理論水平不能滿足工作需要，學習的意識有待于進一步強化。

雖然過去比較注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理論的學習，但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存在著深鉆細研不夠。滿足于一知半解，淺嘗輒止、蜻蜓點水，缺乏對其精髓和實質的理解和思考。在學習的方式上，理論聯系實際、指導實踐不夠，實際工作中不能自覺運用理論的觀點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2、業務學習主動性不強

對業務缺乏鉆研精神，滿足于“過得去”、“還可以”。沒有真正地沉下心認真學習專業理論知識，很多東西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實際工作中遇到了難題的時候才去翻書本。

3、工作上馬虎應付，只注重作業進度，習慣性違反作業程序，安全意識淡薄。

三、存在問題產生的原因

1、學習積極性不高，平時拘于日常工作瑣事，對于本職工作有些放松，主動學習的自覺性不高，特別學習的內容缺乏系統全面性，以致在實際工作中經常遇到棘手的事情，沒有自覺地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給自己的工作帶來很大阻力。

2、工作方法特別機械，遇到困難泛急躁情緒。只有認真學習，仔細思考，把學習知識靈活運用到實際中去。

3、心里素質差，片面追求產量，逞強好勝，盲目求快，憑主觀經驗行事，抱僥幸心理。

四、今后改進方向

1、加強學習。結合開展“愛崗敬業，二次學習”活動。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崗位，加強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注重學以致用，理論聯系實際，2、鉆研業務知識

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這是對各種從業人員的基本要求。在工作中，如何做到“專”，這不僅是要做好本職工作，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在這一領域內的探索改革和創新。這就要求今后在工作中要勤于思考，開動腦筋，轉變工作作風，扎實工作，處處以身作則，認真履行自己的崗位職責，掌握知識發展的動向和趨勢，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技能。

3、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發揚正氣，抵制各種歪風邪氣

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時刻遵守黨的章程，認真履行黨員的義務，今后要多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與群眾和黨員談心、溝通，積極參加黨組織的活動，自覺維護黨的形象。

4、牢固樹立安全意識。

鐵路安全生產是環環緊扣的連續性作業，若不按程序、不按規程辦事，處處都潛在著危險。要實現安全生產就不能“想當然”地去考慮問題，“想當然”不僅傷害自己，也傷害他人，貽害無窮。“想當然”地認為，別人應該知道我在那里，應該信號已經開放好，作業也已經停止，這種“想當然”的習慣性違章，害人害已害企業。

以上是我的個人剖析及整改措施。從我做起，從現在開始，永葆工作熱情，努力實踐諾言，歡大家監督我的行動。

調車作業，是一個多方協作，密切配合的過程。只有當崗位操作人員在確認一個作業階段結束，互檢互控，并完成相關安全檢查工作后，方可指揮移動車輛。但有些貨運人員為搶時間、趕進度、往往在車皮還未裝卸完畢的同時，就電話通知調車人員移動列車，放下電活才進行車門“施封，上鎖”等工作。他們主觀上認為，從打完電話到調車人員到達現場存在一個時間差，但調車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拿到作業計劃，不到現場做確認工作，造成損毀裝卸用工具等惡果，嚴重時可能造成列車傾覆

第五篇：大局意識不強的表現與危害

大局意識不強的表現與危害

當前在我們的黨員干部隊伍中，大局意識總體上是好的，但在部分黨員及干部中也確實存在不識大體、不講大局的現象。一些領導干部的大局意識不強，發展下去會帶來削弱中央權威、損害黨群關系、不利于團隊建設的后果，導致經濟社會資源浪費和削弱國家對外整體競爭力等負面效應，因此必須關注和重視他們中間存在的大局意識不強的現象。

我們黨歷來重視大局意識。鄧小平指出：“考慮任何問題要著眼于長遠，著眼于全局，眼界要非常開闊，胸襟要非常開闊。”習近平強調：“顧全大局是成熟領導干部的重要標志”，“必須牢固樹立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自覺從大局看問題，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布，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指出了大局意識的重要性和努力方向，同時也為各級領導干部修身做人、謀事創業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大局意識不強的幾種表現

什么是大局意識？顧名思義就是顧全大局的思想意識。就領導干部而言，大局意識在不同層面有不同的內涵要求。例如：對上級，體現大局意識就要自覺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的工作部署；對同級即單位的其他人或其他部門，體現大局意識就是強調協作和配合；對下屬和廣大群眾，體現大局意識更多地是給予關懷和教育引導；對日常工作，大局意識則體現在區分輕重緩急、統籌兼顧。當前在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大局意識總體上是好的，但在部分黨員及干部中也確實存在不識大體、不講大局的現象，有的還比較嚴重。歸納起來，大局意識不強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1、搞土政策。在貫徹中央路線方針政策上，有的地區或部門的領導干部，往往片面強調本地區本部門情況的特殊性，推行“土圍子”、“土政策”，還美其名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其實是各自為政、分散主義。有的干部，在學習、領會中央新出臺的政策文件過程中，竭力從本位主義的角度出發，進行有利于保護自身利益的解讀。還有的在貫徹落實中央和上級工作部署時，大凡于己有利的就執行，無利的就“打太極”，偏離中央精神。

2、鉆政策空子。對上級部門來說，制定政策時要盡可能周全一些，盡量考慮到各個方面、各種因素和各種情況在內，并兼顧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避免政策執行中的彈性解釋、任意發揮等漏洞現象，但無論怎樣完善，作為政策也只能是宏觀層面的綱要，不可能是微觀的實施細則，因此，任何政策難免會有其不完善之處。于是，一些大局意識不強甚或缺乏者，竭盡聰明才智，不是琢磨如何更好地貫徹落實上級部門的指示精神，而是從一己私利出發，想方設法鉆政策的漏洞，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3、政策執行不力。對推行已久的改革開放政策、免除農業稅政策等，老百姓以“改革開放政策好”、“免除農業稅政策好”這樣樸素的語言給予點贊。可見，一項政策好不好，聽一聽老百姓的反映最重要。那么，如何保證一項政策發揮出好效應？需要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一是政策的制定出臺要考量，即任何好政策效應離不開政策制定者的善意和科學合理的頂層設計；另一方面政策的組織實施要精心，即任何好政策效應離不開廣大政策執行者高效率的貫徹落實，否則，如果實施銜接中“掉鏈子”，就難免會發生“最后一公里”這樣的梗阻現象，從而不能使好的政策落地生根、惠及民眾。

4、不正當競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存在競爭、提倡競爭是必須的。這就需要鼓勵和開展地區與地區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進行一定的理性競爭。通過競爭產生必要的壓力機制，形成你追我趕的氛圍，激發出推動前進的動力之源。但競爭應該是適度的、良性的，是運用正當形式和合法手段的。可現實中，有的地區、部門和單位，為了爭取到某個項目或資助，相互傾軋，無所不用其極，既沒有一定的大局意識，也缺乏必要的胸懷風度。

5、短期化行為。公允而論，追求進步本身并沒有錯。作為一個地區、部門或者單位的領導，確實應該在任期內有所作為、積極作為，并通過自己的擔當和努力為推進所在地區、部門或者單位的各項事業發展和人民福祉改善做出貢獻，并由此贏得廣大群眾的廣泛點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肯定“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這個俗語的積極意義。但有的領導“新官上任三把火”，為了大出政績、快出政績，動輒否決以往集體決策，甚至打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幌子，大興土木，大搞面子工程，在所任職的地區、部門或單位大搞“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發展，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給繼任者留了個“爛攤子”，也留了一屁股債務。

6、“拆東墻補西墻”。有的領導相當“敬業”，工作也很投入，許多事親力親為，整天忙忙碌碌，真可謂“拼命三郎”，但他們辦事效率不高，工作成效不大，下屬和群眾也并不滿意。這是為什么？原因就在于這種領導雖然勤奮努力、盡心盡責，但他們對工作安排沒有大局意識，工作中隨意性大，“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想到哪干到哪，顧此失彼，根本沒有系統性考慮。

二、大局意識不強的六大原因 當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的領導干部的大局意識不強或缺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認為，基本的原因大致有下面這么幾條：

1、黨性原則不強。現實中，少數黨員及干部黨性原則不強，所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是停留在言論表態上，而沒有真正落實到實際行動中。甚至有極少數領導干部在一些涉及黨的基本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上說三道

四、我行我素，有的對中央的決策規定陽奉陰違、另搞一套等，這些都是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所不容許的。

2、政績觀有偏差。有的領導干部片面理解和追求政績，好大喜功，常琢磨如何討上級喜歡、被上級肯定，個別的甚至媚上欺下，他們無視百姓感受，也不考慮主客觀條件，熱衷于搞“形象工程”，結果把自己擺到了廣大群眾的對立面，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絕對對立起來。還有的在制定目標規劃時，沒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懷，更沒有把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擺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因而缺乏戰略眼光，顧眼前，不顧長遠，只顧經濟效益，不顧生態環境，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浪費??這些思想和行為，與可持續發展觀極不相符。

3、自我定位偏頗。在現實中，個別黨員及干部之所以不愿意做配角，不屑于做協助性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在全局中沒有看清自己的位置，高估了自己，因而工作中處理不好自我與大局的關系。歷史和現實昭示我們，“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這就需要著眼全局來謀劃，增強大局意識，大局贏，局部和個人才能贏。“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否則，全局不好，局部也好不到哪里去。

4、心胸不夠寬廣。在現實中，個別黨員及干部，不愿與他人協作開展工作，這既有自我定位有偏頗方面的原因，也有團隊意識不夠強、著眼點不夠高，胸懷氣度不夠大這方面的原因，他們自視甚高，有一種“既生瑜何生亮”的不健康心理，因而容不得其他人尤其是能力水平比自己強的人。可以說，缺乏“海納百川”的包容意識是這部分同志大局觀缺乏或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

5、本位主義作祟。作為一名領導干部，為本地區、部門或單位爭取必要的正當利益是允許的、也是必須的，但這是在服從大局的前提下，絕不能只盯著小團體和個人利益，對全局利益漠不關心。事實上，如果本位觀念當頭，那么在貫徹中央文件精神和落實上級工作部署上，就必然各自為政、分散主義。如果本位觀念當頭，那么在單位內部一個整體性工作的銜接上，與其他人、其他部門之間，就必然不是求同存異，也不是主動協調，而是要么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要么在涉及個人利益、部門發展等問題上鉆牛角尖。

6、素質能力缺陷。在上述短期化行為和拆東墻補西墻的現象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部分干部能力水平欠缺，不善于全面分析情況，也缺乏換位思考，協調統籌的能力更是有待進一步提升。因而，他們難以適應日益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也難以擔當好治國理政的重要職責和使命。對此，1939年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應該說，這段話在今天仍具有極大的警示教育意義。

三、大局意識不強的五大危害

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其大局意識不強危害極大，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削弱中央權威。各級領導干部的大局意識不強，發展下去將導致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亂象，這不利于中央的政令暢通，削弱了中央政策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也使既有利于全局又有利于局部的中央政策效應被各地各部門的保護主義、本位主義、分散主義做法所抵消，從而一定程度上妨礙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影響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也會降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

2、損害黨群關系。少數干部，不能站在全局、大局的高度，而是過分強調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由此損害集體和國家利益，此其一。其二，為不正之風推波助瀾，加劇不健康的社會風氣，也對整個干部隊伍的肌體造成傷害。其三，使黨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效果被歪曲和抵消，侵害群眾利益，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凝聚力和社會穩定。事實上，一些地區或部門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這些地方或部門的少數干部念歪了“真經”，曲解乃至截留黨和政府的政策，從而嚴重侵害群眾權益所致。

3、不利于團隊建設。在本位主義的影響下，各單位內部惡性競爭加劇、不配合不協調他人的現象時有發生，其結果直接導致以鄰為壑，各單位各自為政，各人畫地為牢，員工之間相互猜忌、團隊凝聚力下降，這不利于團隊成員之間和諧關系的形成，因而嚴重阻礙團隊建設。

4、導致經濟社會資源浪費。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的領導干部大局意識不強，跳不出“小我”的圈子，只要觸及到削減自身權力和利益的改革舉措，他們就奉行“我的地盤我做主”，要么搞變通，要么另搞一套，甚至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推諉扯皮的現象經常發生，以致空耗發展運營成本和改革整體效益，導致經濟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大大下降甚至浪費，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影響改革發展大局。

5、削弱國家對外的整體競爭力。在當前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中，如果一國內部各地區、各部門的大局意識不強，目光短淺，各自為政，各行其是，那么在對外開放中就難以凝聚力量而發揮國家整體優勢。相反，還可能被外國企業、公司或機構所利用，壓低產品價格，從而造成國家在對外貿易中吃大虧，損害國家的整體利益。可以說，這樣的案例并不為少。

牢固樹立大局意識，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礎。在當前條件下，如何牢固樹立大局意識呢？我們認為，這里最主要的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把牢固樹立大局意識融入到“兩學一做”活動中，將“大局意識”和“政治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結合起來強化，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還要抓主要矛盾或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當前牢固樹立大局意識方面，增強各級領導干部的大局意識至關重要。因為他們直接承擔著治國理政的重要職責，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離不開他們的施政活動，所以當前如何增強廣大領導干部的大局意識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課題。但我們堅信，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各級領導干部的自覺擔當，有社會各方面的共同給力，終將匯聚成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