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歷史上農村稅費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我國歷史上農村稅費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一、歷史上三次重要的農村稅費改革

自從有了國家，便有稅與費。我國古代社會以農立國，征稅收費的主體是朝廷與官府，納稅付費的主體是農民。一部中國古代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農民負擔史。農民負擔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國家憑借其行政權力向農民強制性征收的“皇糧國稅”即正稅，二是正稅以

外的各種行政性收費。一般而言，國家財政收入理應以稅為主，以費為輔。但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朝廷與官府卻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費大于稅、費重于稅。我國歷史上“苛費猛于虎”、農民不堪重負的嚴重狀況，曾引起個別帝王及官員的不安與關注。他們實行過多次稅費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三次稅費改革是唐朝的“兩稅法”、明朝的“一條鞭法”和清朝的“火耗歸公”。這些稅費改革，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而且許多改革思想對此后的財稅改革也影響很大。

（一）唐代的“兩稅法”唐代推行的“兩稅法”首開中國費改稅的先河，是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一次稅費改革。兩稅法的出臺有深刻的歷史背景：（1）安史之亂爆發后，政治動蕩，財權下移，財稅管理紊亂，原有的“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的租庸調法無法繼續實行下去。（2）中唐以后，由于土地買賣限制日寬，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少數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均田制受到嚴重破壞。失去土地的農民大量逃亡，并歸附于莊園主成為隱戶，導致國家失去了納稅戶，“王賦所入無幾”，國家財政陷入危機。（3）在正稅失控，官祿、兵餉日增的情況下，統治者對廣大百姓橫征暴斂，亂收費一發不可收。（4）收費沒有固定期限，征收時間、征收次數隨意性極強，百姓隨時都面臨交費的困擾，生產和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于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不得不接受宰相楊炎旨在解決財政危機、歸并雜費的建議，實行兩稅法改革。兩稅法的主要內容：（1）歸并稅目，把當時混亂繁雜的稅種合并統一起來，歸并為戶稅與地稅兩種；（2）集中征收時間，一年分夏秋兩次征收；（3）費改稅，將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全部改為正稅，一同并入兩稅之中，作為兩稅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財稅管理的角度看，兩稅法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肯定：（1）簡化了征收手續，歸并了收費項目，集中了納費時間，抑制了濫收費，改變了過去“科斂之名凡數百”及百姓“旬輸月送無休息”的狀況，使人民得到了便利，體現出“方便”和“經濟”的原則。（2）通過歸并收費項目，規范收費管理，控制了收費的范圍和數量。（3）兩稅法實施之后，中央統一控制了稅費征收大權，強化了中央財權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為所欲為的亂收費和濫收費行為。（4）擴大了稅基，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改革前，中央年財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萬貫，而改革后猛增至三千萬貫以上。

（二）明朝的“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實行的一種賦稅制度，前后持續了300多年，在中國賦役制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初，稅制仍沿用唐朝的“兩稅法”，即按土地、財產的多少來確定納稅額的稅收制度。但由于當時戰亂不斷，人戶逃亡，田園荒蕪，戶籍、地籍混亂，兩稅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難，而軍費驟增，財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預征等方式增加收入。再加上豪強逃避賦稅，官吏營私舞弊，農民負擔加重，怨聲載道。針對這種情況，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明皇采納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出臺了“一條鞭法”。所謂“一條鞭法”就是把徭役與田賦合并，按地畝納稅，將繁雜的賦役項目合編為一條，故稱為“一條編”，也稱“一條鞭”。主要內容：（1）合并賦役。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派役，改為按丁數和田糧攤派。（2）出錢代役。“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即農民可以出錢代替徭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擔。（3）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麥以外，其余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開始了由實物稅向貨幣稅的過渡。（4）官吏征稅。賦役由糧折成銀兩交納后，不再通過特設的糧長、里長征收，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集，防止豪強富紳勾結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實行“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向的征收手續，改變了以往賦與役分開征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并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勞役用銀代替，農民照定額納稅，不另服役，使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農民的生產時間有了保證，可以合理安排生產，也為農民脫離土地、進行商品交換創造了條件，對明朝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經過改革，做到了“既不減額，亦不增賦，貧民之困以紓，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且“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稅收增加，財政情況好轉。萬歷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太倉積粟1300余萬石，國庫積銀600余萬兩，出現“太倉所儲，足支八年”、“公私積

儲，頗有盈余”的盛況。

由于“一條鞭法”按畝征銀，損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明朝末年為了鎮壓農民起義，軍費開支猛增，稅負在原來基礎上又增加了“遼餉、剿餉、練餉”三大征，且加派不斷，改革的措施逐漸被破壞。但清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緩解階級矛盾，宣布繼續實行“一條鞭法”，康熙五十二年還提出“續生人丁，永不加賦”，進一步完善

了“一條鞭法”，使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1911年。

（三）清代的“火耗歸公”火耗是明清地方政府私自征收、自籌自用的一種附加費。自從明代中葉實行一條鞭法后，各地普遍實行田賦征銀，因民間交納的大多是零碎銀兩，各州縣政府借口上繳稅銀需熔為整塊，有火煉之耗損，所以在征收田賦時，要加征火耗費。實際上，熔鑄碎銀的損耗極小，耗損率只為1％～2％，然而地方官吏在征斂時要多于此20倍以上，要加耗20％～30％，有時更高。清初，征收火耗較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民不堪重負。清廷曾嚴厲禁止征取火耗，但“禁之而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明代以來，火耗收入一直是供應地方經費開支尤其是彌補官俸不足的重要來源。地方加征火耗既是吏治不清的一個重要因素，又是侵蝕中央稅賦的一個主要漏洞。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巡撫諾敏、布政使高成齡等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提出火耗“提解歸公”的改革建議，為雍正皇帝所采納。

火耗歸公的主要內容有2項：（1）將火耗改為正式的附加稅，各省統一稅率和征收數額，由省統一征取，州、縣代收，提解布政司庫，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2）把原來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銀，改為統一上繳國庫，再由中央下撥一部分銀兩作為地方官吏的養廉銀和地方行政開支的“補助”，同時必須接受中央的查核和督察，務要花銷明白，支出清楚，多余的要上交。雍正皇帝在推行“耗羨歸公，設養廉銀”的同時，還追查虧空，嚴厲肅貪，懲處了一批貪官，打擊了地方官吏的任意攤派行為。

火耗歸公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1）加強了中央財政集中統一，使一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管理權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財政手中。從此，耗羨收入一律以中央的名義撥付，或作地方官之養廉銀，或用于地方的辦公開支，或用于賠補虧空，使地方政府征收火耗的收支活動處于中央財政直接、全面的監督管理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坐收坐支或自收自支，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強化了中央財政的集中統一。（2）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濫征加派之弊，整飭了吏治。耗羨歸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銀從過去的暗取改為明收，并使數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從而使康熙末年以來的濫征加派之風得到明顯遏制。此外，從一定意義上看，這種做法還從制度上堵塞了官吏腐敗的漏洞。而且中央財政每年從“火耗”中提取二百八十多萬兩，支付各省文職養廉銀和地方辦公費用，使地方官吏得到了一定數目的補助，從而緩解了他們的生活壓力，有助于他們安于職守。（3）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火耗歸公改革后，羨額一般固定在10％左右，各地所收耗羨量比以往州縣私征時減輕了許多，百姓的負擔因而在一定程序上有所減輕。（4）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財政收入。火耗歸公后，中央財政收入隨之充裕起來。到雍正末年，國家庫存銀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加到六千多萬兩。

歷代的稅費改革無非是確保政府的財政收入，維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制度，保障統治階層的社會地位與相應的生活，而不考慮稅費征收合理與否，稅費結構與數量合理與否，其結果是人民的法定負擔有增無減，稅費的數量必然向超過勞動者承受能力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歷代稅費改革始終走不出“黃宗羲定律”怪圈的根本原因。

二、歷史上稅費改革對當前費改稅的啟示

這些年來，由于諸多原因，我國有些地方農村基層政府與村民組織對農民亂收費愈演愈烈，屢禁不止，給農村改革、發展與穩定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改革稅費與農民減負的緊迫性與重要性。

社會主義制度應該也可以成為農民減負的根本保證。從我國歷史上對農民亂收費的根本性原因來看，一是剝削制度，二是生產力低下。如果說歷史上受限于剝削制度與生產力低下而不可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亂收費問題，那么今天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理應既有意愿也有能力為農民減負。

（一）減負：農村稅費改革的立足點現在涉農收費五花八門，各種提留、攤派、罰款比比皆是，而且越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方，收費越多越亂。一些地方和部門不顧農民的利益，向農民伸手，搭車收費，甚至有些基層干部強行收錢收物，釀成惡性案件，嚴重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減負是稅費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是必須堅持的首要目標，也是稅費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一是堅持減負治本之策。針對“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情況，實行“四個取消”：取消鄉鎮政府統籌（用于農村教育、計劃生育、民兵訓練、五保戶供養、鄉村道路建設等費用）和教育集資（用于農村中小學基礎設施建設和危房改造等）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與集資；取消農民“兩工”（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取消地方附加、屠宰稅、農林特產稅；農業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條件成熟時，最終取消農業稅。二是嚴格征管手續。農業稅的征管要增加透明度，讓群眾繳明白稅。征管手續應嚴格，完稅證要開到納稅戶。應出臺適合農村稅收特點、對征納雙方都有約束力的征管辦法，切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同時也保證農業稅征收機關依法行政。三是加強督察。督察的重點在于核定的農業稅計稅土地是否屬實，確定的農業稅常年產量與計稅價格是否合理，計稅面積和常年產量是否做到逐戶核對、張榜公布。

（二）法治：農村稅費改革的關鍵點農村稅費制度要堅持依法治稅理財，加強監督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縱觀歷史上稅費改革，“工于制法，拙于執法”是其最終未能徹底解決亂收費問題的又一重要原因。唐朝實行“兩稅法”后，明文規定官吏不得在“兩稅外加斂一錢”，否則，以貪贓枉法論罪。由于有法可依，所以唐代在這時期亂收費、濫收費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因執法不嚴和監督不力，非法加征依然嚴重。當今農村亂收費之所以屢禁不止主要也在于財政法制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此，我們必須借鑒歷史的教訓與經驗，并吸納國外市場經濟國家的成功經驗，走法治之路，依法治理稅費。針對“部門出點子，領導拍板子，農民掏票子”和重費輕稅、以費擠稅、費先稅后、費硬稅軟的突出問題，稅費改革要按照“取消一批，改稅一批，規范一批”的原則，著力做好三項工作：（1）依法消費立稅。在全面清理整頓各類收費基礎上，對沒有法律依據或明顯不合理的項目堅決取消；對具有稅收性質又易征收的收費項目納入稅收。（2）依法規范收費。盡快出臺規費征收法律，實現收費征收主體、項目設立、資金管理、征收秩序的法制化；依法加強對“一事一議”籌資的規范管理，如確需維護村公路或村辦學校的維修與危房改造等，要按村民大會多數人通過的意見確定行與否，并嚴格實行上限控制。（3）依法強化監管。堅持財權與事權統一，加強財稅體制建設，實現生財有道，聚財有方，用財有效，平衡發展的良性循環；加大對財政支出的監管力度。從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一方面要對亂收費的權力組織及個人加大懲罰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降低農民反對收費的成本。只有同時從這兩方面著手，才能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民合法權益。

（三）飭吏：農村稅費改革的根本點稅費改革是一項涉及方方面面的社會系統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訂實施都離不開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決定著稅費改革的成敗。縱觀歷史上稅費改革，又一重大失誤是飭吏不力，導致機構臃腫，腐敗叢生，日趨危機的財政難以支撐巨額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勢不得不私派于民”，向農民大量派捐征費。收費—進入—收費，形成惡性循環。歷史教訓昭示：推進稅費改革，必須開展以精簡機構為主題的整飭吏治。我國鄉鎮政府職能過寬、機構龐大、支出膨脹，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財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農民負擔重，是因為“辦了一些不該辦的事，養了一些不該養的人，收了一些不該收的錢”。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現在縣鄉兩級政府財政供養人員已占到全國的71％，但其財政收入只有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1％。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負擔約占實際負擔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達標升級、形象工程，沒有預算約束，不僅向農民攤派，而且使鄉鎮政府嚴重負債。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要下決心精簡鄉鎮機構和人員，首先把不在編人員減下來，在編人員也要大幅度精簡。村組補貼干部的人數也要減少，提倡村組干部交叉兼職。

中國古代原都是兩級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級為三級。“康梁”當年曾提過，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強大了。若按這個思路每個省管50個縣，市級取消，然后鄉鎮自治，鄉鎮這一級可以省2000億元。當然這只是一個探討。但隨著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鄉鎮政府行政職能弱化后，逐步轉化為綜合性的農村中介服務組織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實行自治，村上選出代表聯合組成合作理事會，不要行政編制，義務為農民辦事，按照財政與事權相對稱的原則，收費完全取決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務。鄉村兩級組織是農民負擔的重要源頭，堵住這個漏洞的關鍵是真正實行村民民主自治。

（四）制度供給：農村稅費改革的成功點我國歷史上稅費制度改革的主體是皇帝及各級官府，他們本來就不是農民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不可能從根本上為農民減負。當今我國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與創新的主體當然是政府與農民，但依據制度變遷理論與中國的現實國情，政府扮演更為重要的主導性角色。我國農村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充分利用已有組織資源（各級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縱向層層傳遞實現的。盡管農民自發性、誘致性、內生性、盈利性的創新活動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但又必須得到政府的默認、允許、批準與授權。換言之，政府的主導性角色既不容動搖又不可替代。有鑒于此，政府的制度供給頭等重要。政府制度供給的意愿與能力，可以糾正農村制度供給不足，可以遏制對農民亂收費，可以減輕農民負擔，可以主導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倘若政府不從重城輕鄉、重工輕農、重市民輕農民的“路徑依賴”或制度慣性中脫身，依然在社會總資源配置與社會再分配格局中對“三農”采取“少給予多索取”的制度安排與政府偏好，倘若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關在社會公共分配領域中不能秉持公正與中立，依然對城市供給公共物品卻從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領域中大部分退出而強令農民進入，倘若政府不實施城市與農村的制度公平（市場公平）、市民與農民的負擔公平（稅費公平），依然僅僅把治理收費、改革稅費鎖定在“農”內、“鄉”內，那么農民減負就不可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第二篇：農村稅費改革

1.對農村稅費改革中出現的幾個新問題的思考馬昊

2.農村稅費改革中存在的問題與治理對策-好期刊|省級期刊|國家級期刊...3.論農村稅費改革中的稅收原則運用(1)(4)_愛論文

4.論農村稅費改革中的稅收原則運用財政研究論文-中國教育文摘

5.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影響及其后果――以安徽省為例_Nong Cun...摘要：【本文將對改革以來農村財政與稅收制度的變化過程及特點進行描述，對改革進程和問

題進行簡要評價，展望未來農村財政與稅收制度可能發生的一些變化。】

關鍵詞：【農村稅費改革，財政制度，稅收制度，農業稅，財政收入。】

一、農村財政制度改革進程

（一）鄉鎮財政制度建立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農村進行了重大的經濟體制改革，隨著以家庭承包制為

核心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實行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已越來越不適應農村社會經

濟發展的要求。1982年，全國人大《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的報告》提出“改

變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體制，設立鄉政權。人民公社將只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組織

形式”。1983年，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取消人民公社體制，建立鄉級政權機構，并相應建立

鄉財政。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提出：“隨著鄉政府的建立，應當建立鄉一級財政和相應的預決算制度，明確收入來源和開支范圍”。從1983年開始，我國農村正式開始建立鄉政府和鄉財政的工作。到1986年底，全國7.2萬

個鄉鎮中，80%以上的鄉鎮建立了鄉財政；1992年底，全國96.1%的鄉鎮建立了鄉財政；1996

年底，這一比重達到97.5%。

（二）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演變

所謂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指的是縣級政府與鄉鎮政府在財政管理權限、特別是財政收支上的劃

分。鄉鎮財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同時期的鄉鎮財政管理體制具有不同的形式。

1.1983~1993年：包干制財政體制為主

1994年之前，鄉鎮財政管理體制基本上隨著中央與地方財政管理體制的變化而變化。在鄉鎮

財政建立之初，主要采取的是“統收統支”和“定收定支”體制。

2.1994~2000年：分稅制與包干制并存

1994年，我國對財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開始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在重新劃分稅種、稅源和各級政府事權的基礎上，將主要稅收收入來源的增值稅的75%部分和消費稅的全部劃

為中央收入，[1]并實行稅收返還制度。實行這一體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中央財政占全國財

政收入的比重，以此提高中央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觀調控能力。

3.2000年以后：鄉鎮財政職能的弱化

2000年開始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后，雖然一些地方對鄉鎮財政體制進行了調整，但基本上還維

持原有的體制。然而，鄉鎮財政的職能卻不斷弱化，特別表現以下兩個方面：

①為配合農村稅費改革，許多地方進行了“鄉財縣管”的試點。

②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由“以鄉為主”改為“以縣為主”。

（三）鄉鎮財政在全國和地方財政中地位的變化

鄉鎮財政制度建立后，財政規模不斷擴大。鄉鎮財政預算內收入由1986年的194.31億元增

加到1992年的471.95億元，增長了1.43倍，年均增長15.9%，遠高于同期全國財政收入8.6%

和地方財政收入10.6%的年均增長速度，表明那個時期以分權為特征的財政體制改革也延伸

到了鄉鎮一級。1994年后，鄉鎮財政的相對地位不斷下降。2002年，鄉鎮財政預算內收入達

到1459.4億元，比1992年增長了2.09倍，年均增長12%，大大低于同期全國財政收入18.4%的年均增長速度,也低于地方財政收入13.5%的年均增長速度。這種變化表明，1994年以提高財政集中程度為特征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同樣波及到了鄉鎮一級。

二、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進程

（一）農業稅：從調整到消亡

1.農業稅的設立與延續

1958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這個條例成為了我國統一的農業稅制度。盡管農業稅存在著種種弊端，但《農業稅條例》里的基本內容一直沿用到農村稅費改革前沒有大的變化和調整。

2.農業特產稅的設立

1983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對農林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若干規定》，對農林特產單獨征收農林特產農業稅，其目的是為了平衡農村各種作物的稅收負擔，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1994年，我國對稅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農林特產稅也進行了相應改革和調整，原農林特產稅與原產品稅和原工商統一稅中的農林牧水產品稅目合并，改為農業特產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征收對象包括：煙葉收入、園藝收入、水產收入、林木收入、牲畜收入和食用菌收入以及省級人民政府確定的其他農業特產品收入。農業特產稅稅率包括全國統一稅率和地方自定稅率。

3.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調整

2000年，我國開始進行以省為單位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進行調整。

農業稅調整的基本做法是：按照農作物的常年產量和規定的稅率依法征收。計稅土地面積原則上以農民第二輪土地承包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為依據，計稅常年產量一般以稅費改革前5年平均產量為依據，農業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

4.農業稅的最終消亡

2004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從2004年起，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同時，國家決定從2004年起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2005年，除河北、山東和云南3省外，全國28個省份完全停止征收農業稅。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已實行了近半個世紀的《農業稅條例》，農業稅最終被取消。

（二）農村稅費改革

2000年，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個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

三個取消是：取消鄉鎮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

兩個調整是：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

一項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稅附加比例最高不超過農業稅正稅的20%；農業稅附加全部返還給村級組織，用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農業稅附加實行鄉管村用；村內興辦其他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籌資實行上限控制。

三、對農村財稅制度改革以及若干問題的簡要評價

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革中，我國已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農村財政稅收制度。由財政稅收制度所反映的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變為“多予少取”，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由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但是，農村財政稅收制度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許多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和研究。

（一）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價格剪刀差等政策從農業攫取剩余，來支持勞動力低成本下的工業發展戰略，這一時期，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表現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國家幾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統購統銷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費包括：①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等。[2]②鄉統籌和村提留，鄉統籌即前面所說的鄉鎮統籌收入；村提留是村級組織向承包集體土地經營的農戶收取的費用，主要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③“兩工”，即義務工和積累工，是農民以勞務的形式向鄉村政府和組織提供的社會負擔。④各種形式的集資、收費、攤派。

（二）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從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

建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割并向城市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期里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盡管總體上說，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規模不斷擴大，農村獲得了大量的轉移支付，但財政資源配置仍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人口的規模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落后狀況，因而未充分考慮農村人口在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社會公平。在改革后很長一段時期里，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考核機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滯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上城鄉二元結構和差距得以延續甚至強化。

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狀況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來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這種改善也得益于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我國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開始建立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轉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顧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比重過大，難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公共財政制度的不斷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不斷調整和完善，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轉移支付比重不斷提高。

（三）縣鄉財政缺口的彌補：缺乏有效、穩定的制度安排

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財政資源匱乏，而且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以及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巨大，因此，作為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承擔者的縣鄉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財政缺口。財政缺口的定義是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財政支出與財政資源之間的差額。

財政缺口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和辦法來彌補，主要有：①減少需要地方政府開支的責任范圍；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權限；③增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數量；④在增加收入權限不變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通過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

改革以來，在彌補縣鄉財政缺口方面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穩定的制度安排，盡管近年來中央財政明顯加大了對農村的轉移支付。

（四）財政體制：受制于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前，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統收統支”集權型的財政體制。改革后至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前，財政分權的程度不斷擴大，按地方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分權程度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始終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現行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權威，政府層級間的關系通過領導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現為強烈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質的村級組織也是如此。

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下級政府的實際可支配財力以及支出職責基本上由上級政府確定，這就非常容易導致下級政府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背離，下級政府的支出職責常常超出其財力，政府層級越低，這種背離的程度越大，很難按公共財政的原則來配置政府間的支出職責。上級政府或行政部門往往利用其行政權威，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強制性地表示上級政府和領導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標，而在要求下級政府完成各項任務的同時，上級政府往往并不給予

相應的財政支持。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為特征的高度分權時期，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分離仍然表現的十分明顯，而不完善的分稅制體制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離。不完善的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改革以來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財政膨脹、鄉村債務規模擴大、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與過度供給并存，等等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我國農村繼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規范分配關系，加快解決“三農”問題做出的重大決策。農村論文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明顯減輕，農村干群關系明顯改善，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但由于農村稅費改革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調整，難免會出現一些新問題，對此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

一、農村稅費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

1.鄉村正常運轉困難。一是鄉（鎮）機構正常運轉問題突出。農村稅費改革取消鄉統籌費后，鄉村兩級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支出由各級政府財政預算安排，給予保證；修建鄉村道路所需資金不再固定向農民收取，鄉級道路建設資金由政府負責安排。這一改革涉及到農村財政投入體制的重大調整，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各項事業支出與財政收入之間矛盾，收支存在較大缺口，使得一些鄉（鎮）正常運轉困難。二是村級組織的正常運轉艱難。稅費改革后，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有限，村干部報酬、辦公等經費明顯不足，一些集體收入薄弱的村，村干部報酬無法完全兌現，正常的辦公費用開支也無法保證。

2.“一事一議”籌資投勞難以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村提留費，村內興辦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資金主要采取“一事一議”的辦法來解決。然而，“一事一議”在實際操作時很難落實，存在“有事難議”和“議后難執行”等問題。如有的村外出勞力多，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難以召集；有的村會議開成了，但因意見不統一，方案難以通過；也有的村即便“議”成了，資金也難以收齊，影響農村公共事業發展。同時“有事不議”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個別村興辦公益事業的方案未經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就直接向農民籌資籌勞，致使農民負擔反彈。

3.鄉村兩級債務化解難。由于歷年興辦農村教育、鄉村道路和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事業使鄉村兩級背上沉重的債務。農村稅費改革取消村提留、鄉統籌和教育集資后，鄉村兩級失去償還債務的資金來源，償債能力明顯削弱，加上財政轉移支付補助資金不足，鄉村債務化解困難，個別地方甚至逐年增加。

農村稅費改革配套措施落實緩慢。對于目前鄉（鎮）機構龐大、人員多，農村中小學結構布局不合理，村組干部享受補貼人數偏多，村級開支不合理等問題改革的措施不力、力度不大、效果不明顯。

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的對策措施

深化農村稅費改革事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安定穩定的大局，對稅費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1.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長期以來，農村公共事業多由鄉村集體和農民負擔，而城市的公共事業全部由政府財政投入，導致城鄉差別拉大。按照中央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思路，今后應按照國家對農業農村“多予少取”的原則，改革現有的農村公共財政體制，把屬于農村的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建設資金納入國家財政預算，通過轉移支付的辦法給予專項補助和支持。一是將農村教育、道路修建、民兵訓練、計劃生育、文化設施等公共事業支出改由中央、省級政府承擔，縣級政府負責管理，鄉鎮政府負責具體實施，解決農村公益事業滯后問題。二是國家要繼續加大對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鄉村基層組織正常運轉。

2.加強立法，健全和完善“一事一議”制度。為了確保“一事一議”籌資投勞辦法的落實，必須通過立法制定《村內“一事一議”籌資投勞管理條例》，將“一事一議”籌資投勞的議事程序、議事范圍、上限標準和民主管理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作出具體規定。村集體興辦公共事業時應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報鄉鎮人民政府審批，同時報縣級主管部門備案，張榜公布后向村民籌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要有村民代表直接參與管理監督，財務開支和勞務使用情況及時向村民公布。

3.認真清理，分類化解鄉村債務。要實行化解債務政府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狠抓工作落實。在確保不發生新的債務的前提下，認真清理核實鄉村集體債務。在此基礎上，分類處理，逐步化解。在采取收欠還債、核銷減債、變現還債、降息化債、劃轉債務等辦法的同時，大力發展鄉村集體經濟，增加收入，提高償債能力。

4.落實稅費改革配套措施，加快稅費改革步伐。一要加快鄉（鎮）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壓縮、分流人員，按照精減、統一、高效的原則，合理設置機構和人員編制；二要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職，減少村干部人數，節省村級開支；三要推進農村教育改革，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調整農村中小學布局，精簡教師隊伍。

5.探索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有效途徑。在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工作中，要建立減輕農民負擔長效機制，不折不扣地執行減輕農民負擔法規和政策，落實各項護農惠農措施，防止農民負擔反彈。同時積極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培植優勢產業和支柱產業，發展“一村一品”特色農業，增加農民收入。

第三篇：農村稅費改革

農村稅費改革

一、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

2000年，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個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

三個取消是：取消鄉鎮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

兩個調整是：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

一項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稅附加比例最高不超過農業稅正稅的20%；農業稅附加全部返還給村級組織，用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農業稅附加實行鄉管村用；村內興辦其他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籌資實行上限控制

二、改革成效

農村稅費改革在全國范圍推廣實施以來，各地政府機關基本能認真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農民的大部分稅費進行了減免，農村的稅費有了大幅度的減少，一些亂收費現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農民和政府相關機構負責人對“農村稅費改革”認知度較高。大多數農民知道中國目前有“農村稅費改革”這項措施，并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內容有一定了解。而官員對此項改革的了解比農民更多。

農村稅費的收取在“農村稅費改革”后比稅改前大幅度減少。農稅改革中重新核定計稅面積，農業稅稅費總額較之稅改前有所下降，鄉鎮轄區稅費總額上交額度明顯減少。“農村稅費改革”政策的出臺規范了對農民的征稅，為“減輕農民負擔”做了制度性的保證。稅費改革前，農民需繳納各種各樣的稅與費。主要有：農業稅、農業附加稅、農業特產稅、農業特產稅附加、屠宰稅、村提留、鄉統籌、教育附加費、教育集資、書雜費、義務工農業稅等。稅費改革后，國家取消其他費與雜稅，農民只需繳納一項農業稅。2004年3月5日，溫家寶同志在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的時候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2004年的主要任務時說，要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實現農民增收和農業增產。五年內取消農業稅。不少有條件的省份已在本省內取消農業稅。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經表決決定，農業稅條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國農民告別了有2600年歷史的“皇糧國稅”。

三、存在的問題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稅費改革后存在的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

鄉村負債數額大，債務化解難

由于地方經濟發展緩慢，財政困難，保穩定與謀發展矛盾突出，同時不少地方和相關部門債務風險意識淡薄，監督不到位,管理混亂，多年來，興修農田水利、村村通水泥路項目貸款、道路修建養護、農村教育、救濟等費用形成了巨額鄉村債務。

基層收入甚微，機構正常運轉困難

大部分鄉村集體財力微薄，鄉鎮只剩下為數極少的工商稅，取消了原先納入財政預算和財政財務開支的稅費項目，鄉鎮可用財力極少。縣對鄉鎮只能保人員工資發放，對村的轉移支付更少。尤其是邊遠貧困山區，行政成本高，工作條件差，工資補助沒保證，干部思想不

穩定。

歷史欠賬較多，遺留問題難解決

稅費改革后，由于歷史欠賬較多，興辦集體公益事業有事難議、難做，稅費尾欠難解決，轉移支付資金分配使用及跟蹤監督不夠。

學校經費捉襟見肘，義務教育投入不足

農村學校實行了“一費制”，取消了教育集資，使得農村教育基礎性工作所需資金投入嚴重不足。

農村欠稅無法償還，墊稅包袱無力解決

稅費改革后，鄉村兩級墊付的農業稅數額巨大，無力解決。

債權無法清回，資產難以盤活

應收未收款項由于逾期時間長，不良債權比較大，沒有得力辦法消赤減債，導致資產難以盤活，想辦的事沒法辦

四、取消農業稅后對鄉鎮財政的影響

減少財政收入，制約基層政府功能發揮

首先，收入缺口較大。農業稅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農業主產區，農業稅是鄉鎮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基層政府的主要財力保障。據河南省調查了解，農村稅費改革以來，鄉鎮財政的常規收入一般是三部分：一是財政部門收取的農業稅費部分，主要以農業稅為主體；二是地稅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稅收和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三是國稅收入（增值稅）的留存部分。一般占國稅收入的1/4.對于農業為主的地區和中西部貧困地區來說，農業稅一般占當地財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達到70%—80%，地稅和國稅的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所以取消農業稅使鄉鎮收入銳減，給基層政府帶來財政困難。例如，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河南省南陽市全市鄉鎮財政支出增加額6.59億元，與收入增加額2.48億元相抵后，造成財政支出缺口4.1億元，平均每個鄉鎮缺口177.7萬元。唐河縣缺口7127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56.4萬元；新野縣缺口4237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02.6萬元。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非規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內的減收，鄉鎮財政勢必留下較大的資金缺口。其次，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時，鄉鎮道路建設、優撫、五保戶贍養、計劃生育、民兵訓練支出基本上轉移到鄉鎮財政的預算中開支，增加了財政困難。農業稅取消后，相當一部分縣鄉失去了一個主體稅種，一些鄉只能主要依靠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來維持機構運轉，根據稅費改革的相關精神和農業稅有關政策，中央的轉移支付主要是鄉鎮彌補稅費改革帶來的地方財政缺口。實際上，鄉鎮財政的支出遠遠大于以農業稅為主的財政收入，而這個差額部分，中央轉移支付不能覆蓋到。而當前縣級財政又普遍困難，難以擠出財力安排鄉鎮轉移支付，由于受到財力約束，制約了基層政權功能的有效發揮，也影響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無力支持經濟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

在稅費改革以前，我國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大多是以農業稅為資金保障的。今年取消農業稅造成了鄉鎮財政更加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直接影響到農村公益事業的長足發展。農業基礎設施無法更新和管理維護，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社會保障事業更加難以實施，農業新品種和農業技術服務推廣更加困難。

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

為了解決教師工資的按時足額發放，鄉鎮學校教師工資從2001年起直接由縣財政通過教師工資專戶統一進行，這有效解決了教師工資的拖欠問題，但并未解決基礎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同時由于取消了農業稅，取消了向學生的亂收費，從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更加明顯。一方面在上級轉移支付力度不夠的情況下，原缺口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加劇了鄉鎮財政的困難，影響鄉級政權其他職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師未來工資標準提高的負擔也有可能

累加在鄉財政，所以鄉財政的困難可能更大。還有不少地方上劃到縣財政的教師工資只包括國家統一規定的固定工資、活工資、教齡津貼和其他津貼，一些原來地方規定或認可的相關費用或補貼（如教師誤餐補貼、交通費、班主任工資補貼等等）仍然由所在鄉鎮負擔。取消農業稅前這些開支實際上已經難以調減，成為鄉鎮財政的負擔，現在沒有了農業稅，缺口立刻呈現，資金更是沒有了著落。此外，中小學校危房改造資金原則上要求由縣財政直接負擔，上級的相關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補貼的方式，主要用于中小學多種用途的專項補助，因此，難以顧及全面情況。實際上中小學危房改造的支出現狀，基本上是由縣、鄉，甚至村共同負責。取消農業稅，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鄉鎮財政將更加困難，鄉村小學的硬件建設和維護得不到有效保證，必然影響義務教育的質量和普及。

鄉村債務負擔沉重，化解的難度增大

鄉鎮負債是當前全國農村面臨的突出問題。它一般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顯性債務有銀行存款、農金會或其他基金貸款、統籌中借款和其他；隱性債務一般有欠發工資。、欠發業務費、欠付樓堂館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橋等公益項目資金、財政擔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債務。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全國鄉鎮負債2000—2200億元，平均每個鄉鎮400萬元。河南省南召縣16個鄉鎮負債總額2.94億元，平均每個鄉鎮1308萬元，最多的2841萬元；337個行政村負債總額1.01億元，平均每村628萬元，而2004年全縣財政收入4798萬元。鄉鎮債務的成因主要是①分稅制下“財權上收，事權下移”，使鄉鎮逐漸沉淀了大量債務；②要求鄉鎮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種達標升級和“一票否決”任務而不得不加重農民負擔，高息借貸；③個別鄉鎮的負責人為了得到升遷或保住烏紗帽，不顧本身條件，超越財政承受能力，大興木土，搞一些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債臺高筑。④機構臃腫，財政供養人口多。我國共有鄉鎮政府45462個，全國每四○個農民養活一個鄉鎮干部，平均為1：40，可見財政負擔的沉重。巨額赤字和債務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形成的財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預算管理的規范化剛性約束，這些債務沒有消解的希望。取消農業稅后，如果沒有上級大力度的轉移支付，債務更是無法化解。

五、對農村財稅制度改革以及若干問題的簡要評價

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革中，我國已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農村財政稅收制度。由財政稅收制度所反映的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變為“多予少取”，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由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但是，農村財政稅收制度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許多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和研究。

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價格剪刀差等政策從農業攫取剩余，來支持勞動力低成本下的工業發展戰略，這一時期，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表現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國家幾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統購統銷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費包括：①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等。[2]②鄉統籌和村提留，鄉統籌即前面所說的鄉鎮統籌收入；村提留是村級組織向承包集體土地經營的農戶收取的費用，主要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③“兩工”，即義務工和積累工，是農民以勞務的形式向鄉村政府和組織提供的社會負擔。④各種形式的集資、收費、攤派。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從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

建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割并向城市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期里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盡管總體上說，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規模不斷擴大，農村獲得了大量的轉移支付，但財政資源配置仍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人口的規模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落后狀況，因而未充分考慮農村人口在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社會公

平。在改革后很長一段時期里，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考核機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滯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上城鄉二元結構和差距得以延續甚至強化。

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狀況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來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這種改善也得益于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我國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開始建立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轉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顧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比重過大，難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公共財政制度的不斷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不斷調整和完善，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轉移支付比重不斷提高。

縣鄉財政缺口的彌補：缺乏有效、穩定的制度安排

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財政資源匱乏，而且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以及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巨大，因此，作為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承擔者的縣鄉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財政缺口。財政缺口的定義是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財政支出與財政資源之間的差額。

財政缺口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和辦法來彌補，主要有：①減少需要地方政府開支的責任范圍；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權限；③增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數量；④在增加收入權限不變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通過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

改革以來，在彌補縣鄉財政缺口方面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穩定的制度安排，盡管近年來中央財政明顯加大了對農村的轉移支付。

財政體制：受制于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前，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統收統支”集權型的財政體制。改革后至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前，財政分權的程度不斷擴大，按地方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分權程度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始終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現行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權威，政府層級間的關系通過領導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現為強烈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質的村級組織也是如此。

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下級政府的實際可支配財力以及支出職責基本上由上級政府確定，這就非常容易導致下級政府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背離，下級政府的支出職責常常超出其財力，政府層級越低，這種背離的程度越大，很難按公共財政的原則來配置政府間的支出職責。上級政府或行政部門往往利用其行政權威，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強制性地表示上級政府和領導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標，而在要求下級政府完成各項任務的同時，上級政府往往并不給予相應的財政支持。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為特征的高度分權時期，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分離仍然表現的十分明顯，而不完善的分稅制體制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離。不完善的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改革以來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財政膨脹、鄉村債務規模擴大、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與過度供給并存，等等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篇：農村稅費改革

并從2001年開始，逐步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推廣.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鄉統籌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兩調整”，是指調整現行農業稅政策和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現行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可以簡要概括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具體是以下七個方面:①取消鄉統籌費.即取消現行按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村兩級辦學經費(即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費.②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③取消屠宰稅.停止征收在生產環節和收購環節征收的屠宰稅.原來隨屠宰稅附征的其他收費項目也要一律停征.各地不得以任何名義變相收取屠宰稅.④逐步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全省采取逐年減少的方式,用3年時間逐步取消.投勞任務較少的地方,也可以一步取消.⑤調整農業稅政策.主要是重新確定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調整農業稅計稅常產,合理確定農業稅稅率.全省農業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⑥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⑦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福建

2003年，全省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實施了“五取消、一穩定、一改革”措施，即：取消鄉統籌費、取消除煙葉及原木收購環節特產稅外的其它特產稅、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以及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穩定農業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2005年，在全省范圍內全面免征農業稅及其附加，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并對2003年已經收取的“三提五統”進行全面清退，對農民各種稅費尾欠暫緩征收。

按照中央的部署,農村稅費改革2000年首先在安徽省全省試點,2002年全國有22個省(市、區)選擇部分縣、市進行試點,從2003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全面推開。

云南省2002年選擇蒙自、江川、瀾滄三個縣做試點, 2003年全省推開。

第五篇：主要發達國家城市化經驗教訓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范文）

主要發達國家城市化經驗教訓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國經濟的發展的關鍵之一就是工業化進一步發展，而我國的低城市化水平已經嚴重制約了工業化的發展。2000年加入WTO以來，國內市場逐步開放，中國經濟也將逐步融入世界經濟的氛圍中，中國經濟將面臨巨大的發展機遇和國際競爭。在新的形勢下促進中國城市化水平的健康快速的提高，與工業化相輔相成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已經是當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分析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城市化是伴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它受工業化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反過來又影響工業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由于各國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程度、市場規模、文化歷史傳統及社會制度不同，決定了各國的城市化發展道路不盡相同。

本文將對發達國家中城市化道路最具典型意義的三個國家——美國、英國、法國的城市化道路進行比較分析以探求城市化進程的基本性質、基本特征和一般規律。鑒于各國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程度、市場規模、文化歷史傳統及社會制度的不同，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①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時代背景。包括人口數量及分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②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伴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政策的改變及實施；③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各國情況不同，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也不盡相同。通過分析比較總結出世界城市化的基本模式：

（1）同步城市化。這是指城市的進程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水平趨于一致的城市化模

式。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發達國家在城市

化加速時期，這種相關性表現得相當明顯。美國是是同步城市化最典型的代表。

（2）過度城市化。又稱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顯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

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傳

統的第三產業來推動，甚至是無工業化的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少數大中城

市，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建設的步伐趕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為居

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必要的生活條件，農村人口遷移之后沒有實現相應的職業轉換，造成嚴重的“城市病”。過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經濟結構下形成的農村

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而政府又沒有采取必要的宏觀調控措施。相當數量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這種城市化模式。（3）滯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

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滯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為了避免城鄉對立

和“城市病”的發生，采取各種措施來限制城市化的發展，結果不僅使城市的集聚

效益和規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發揮，而且還引發了像工業鄉土化、農業副業化、離農人口“兩棲化”和城鎮發展無序化等“農村病”現象。這是一種違背工業化和現

代化發展規模的城市化模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化就是這種城市化的突出代

表。（4）逆城市化。是指城市市區尤其是大城市市區人口郊區化、大城市外圍衛

星城鎮布局分散人的城市化模式，所謂“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農村化，更不是

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農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區人口向郊區遷移，大城市人口

向衛星城遷移的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區人口過于密集、就

業困難、環境惡化等問題。逆城市化的傾向主要發生在20世紀50－70年代城市

化很高的國家，例如美國、英國。

（2）雖然世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不盡相同，但通過對主要發達國家城市道路的分析比

較能夠得出世界城市化發展規律：（1）城市化的速度發展規律。縱觀世界城市化的發展過程，從城市化的發展速度來看，城市化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城市

化初期發展緩慢，中期發展速度加快，后期發展速度又放慢。對于城市化速度發

展過程所經歷的這種變化轉變，現在研究城市化的學者一般都稱之為“S”型曲線。

（2）城市的規模和數量發展規律。從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城市規模和數量的發展規

模看，城市規模和數量先后經歷了城市化初期規模小、數量少；中期階段城市規

模大、數量多；后期階段城市規模又逐漸向小型化、多數量發展的過程，即城市的規模和數量呈現出小、少－大、多－小、多的運動規模。（3）城市化的空間分

布發展規律。從城市化過程中空間分布的變化來看，先集中后分散是普遍的規律。

城市化的這一規律，同樣在發達國家表現最為顯著。分析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道路

會發現，對城市化發展水平影響最大的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的發展

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促進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轉換職業為工業化發展提高

勞動力。滯后的城市化水平必然會制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而我國的城市化

水平比較低，已經制約了工業化的發展，我國的城市化現狀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①城市化水平低。中國是世界上城市水平較低的國家，到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

為36.6%，這個水平不僅低于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也與自身工業化程度和經

濟發展水平不協調。②城市基礎設施水平低。中國城市基礎設施水平低，表現在：

大城市交通擁擠、居民居住條件差、環境和噪聲污染嚴重、水資源短缺等；中小

城市自來水、天然氣普及率和硬化道路比重低，污水、廢物處理設施缺乏等。③

區域發展不平衡

世界城市化的四種模式

城市化是當今的世界大潮。世界城市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型。從城市化道路的差別上看，世界各國的城市化大體上有以下幾種模式：

同步城市化模式

這是指城市化的進程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水平趨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所謂“同步”主要是說：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呈適度的正相關關系，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與工業化率（工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或工業總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互相協調，城市人口的增長與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比較一致，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數量與經濟發展提供的城市就業量大體平衡，城市化的發展與農業提供的剩余農產品基本適應。這是一種經濟發展推動型的比較合理的城市化道路，它能夠實現城市化與工業化和社會經濟的適度同步發展。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基本上屬于這種模式。盡管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初期也發生過嚴重的城鄉對立和“城市病”，但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現在發達國家的城鄉對立和“城市病”普遍緩解，有的甚至基本消除。

過度城市化模式

該模式又稱超前城市化，是根據城市化水平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謂“過度”或“超前”是說：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的速度，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業化和農業發展的基本上，而是主要依靠傳統的第三產業（傳統的生活性、商業性服務）來推動的城市化，甚至是“缺乏工業化的城市化”。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建設的步伐趕不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不能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業機會和生活條件。這是一種以犧牲農業發展為代價、造成嚴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畸形城市化。造成過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推力和拉力，再加上政府沒有采取必要的宏觀調控措施。相當數量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這種模式。這種過度城市化不僅沒有帶來高度工業化和經濟繁榮，相反還使農業衰敗、鄉村凋敝，糧食由出口國變成進口國。

滯后城市化模式

這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謂“滯后”是說：城市

化率落后于工業化率，城市化的水平低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水平。滯后城市化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為了避免城鄉對立和“城市病”的發生，采取了種種措施限制城市化的發展，結果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都不能很好地發揮，嚴重阻礙了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這是一種違背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的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前的中國城市化是這種城市化的突出代表。１９８０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為４２．２％，發達國家為７０．２％，發展中國家為２９．２０％，而中國城市人口比重僅為１９．３９％。即使是改革初期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中國城市化的水平仍然滯后。按照世界銀行提供的亞洲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關計量模型，１９８８年中國工業化率為２２．６％，城市化率應為４２．５％，而實際上只有２８—３０％，滯后１０多個百分點。滯后的城市化，既不利于工業現代化，也不利于農業現代化和人民生活的現代化。

逆城市化模式

又稱反城市化，是指城區人口郊外化、城市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謂“逆”或“反”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農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農村化，而是說城區人口向郊區遷移，大城市人口向衛星城遷移的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包括：集中型的城市化使得城區，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區人口過于密集、就業困難、環境惡化、居住擁擠、地價房租昂貴、生活服務費用上升、生活質量下降，引起市區人口向環境優美、地價房租便宜的郊區或衛星城遷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