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臺灣農會簡介

臺灣農會簡介

農會是臺灣農村基層社會最重要的組織，從日據時期設立以來，歷經百年，至今不衰。迄今已經成長為巨型農民社會企業集團。臺灣農會有自己的中央農業銀行。每個鄉鎮農會有自己的辦公大廈、信用部、運銷公司、超市、培訓中心等巨額資產，信用事業、保險事業、供銷事業均為市場運作。到2007年，臺灣農會有正會員1038569人，贊助會員924131人，會員總數為臺灣人口總數約8.5%。2007年，臺灣農會的凈盈余總額為483719萬元新臺幣，總資產為790.65億元新臺幣。迄今為止，這個百年老店仍然具有良好的經營效能和工作業績。這對改革開放30年后的大陸農村發展走向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分析與借鑒的對象。

臺灣農會和大陸20世紀20-30年代的農會以及合作社概念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政治團體，也不是單一經濟功能且只有部分農民參與的專業合作社，而是農業者的公會。它以專業農民為主要會員，兼具農政（農業行政）、農事（農業事業運營）、農推（農民教育推廣）三大功能，下設農業推廣、農業信用、農業運銷機構，為農業謀改良，為農民謀福利，為農村謀繁榮。

在農政方面，重點在于指導農民生產技術，促進農業發展：農會接受政府委托，作糧食代理、土地劃分、代發老農津貼；在農事方面，不僅從事農業金融、信貸、保險、供銷等經濟業務，還在農民養老、健康、文化等方面推進社會事業；在農推方面，既承擔農業技術推廣教育，又承擔婦女和農村青少年教育。

農業從傳統走向現代，必須實施產業化，而產業化的前提是農戶的組織化。無論大農戶還是小農戶都需要組織化。只不過大農戶的組織化更類似于工業的專業性行業組織，它與大批生產的工業社會類似，也需要大批生產的農產品規模與之相適應。而小農戶的組織化則必須解決經濟社會效益能否穩定提升的焦點問題。

在農戶自有小塊土地的條件下上如何形成效益，怎樣的合作互助能走出低成本、高效率的現代農業的道路？這是一個困擾世界的難題。臺灣農會通過建立產銷班、供銷部、推廣部和信用部，將小農戶個體的生產積極性與合作互助的集體經營相結合，形成了小農戶無法匹敵的強大的市場競爭力，走出了農民合作組織主導產業化運營的路子，達到了上述目標。

臺灣農會的經營功能十分強大，既是農業技術的承接者和推廣者、產銷公共設施的管理者，還是專業農戶共同經營的組織者、農產品大宗進入市場的運銷者，發揮了對于小農戶的組織、協調、推廣教育與合理分配的諸多功能。而且，在實施農業產業化、發展區域性特色產業、研發和推廣農業高新技術方面，農會也發揮了良好的組織和政策推進作用。

傳統的農村合作組織內部都只有經濟功能，社會功能來自合作社的外部，而臺灣農會則做到了社會功能與經濟功能在組織內部互補。

農會內部功能互補的性質是由農會的經營支撐的?！掇r會法》規定農會的經營目的要以收補支，盈余的62%用來補助農業技術推廣和文化、社會服務事業，實現財務總體平衡，略有盈余。在這樣的目的指引下，農會興辦聯合購銷等經濟事業并非以賺錢為目的，而是為給農民提供有償的公共服務，因此對于會員的收費水平較低。而技術推廣、文化活動和婦女、青年工作的服務基本上不收費，是用農會經營信用事業和保險事業的贏利來償付。臺灣農會的這種模式既借鑒了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的做法，又融合了美國的社會教育經驗，可以稱為綜合農協的模式。

第二篇：臺灣農會發展簡介及思考

臺灣農會發展簡介及思考

（湖北建始縣河水坪綜合農協）

一、臺灣農會組織變遷

臺灣農會最早成立于1899年，是有農民自發成立，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在1908年之前，日本殖民當局對農會采取無為政策，1908年，日本殖民者為了控制臺灣農產品，滿足國內戰爭需要，對農會進行改組，形成了一個由政府控制的組織，之后，臺灣農會主要有三大功能：

1、收購運銷農產品（主要是稻谷）以補充日本本土糧食不足。

2、統一配售日本農業器材和設備（肥料、農藥和機械）。

3、訓練農民統一使用優良種子和改良農業種植方法。

伴隨著1945年臺灣收復之后，農會的作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經過國民黨政府的幾次改組和扶持，使臺灣農會變成了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農民自治組織，并有力的促進了臺灣農業的發展，在臺灣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對農民的同步增收起了關鍵性作用。

收復以后，臺灣農會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是混亂時期（1945年——1949年），農會主要是繼承日據時期的農業推廣功能，同時農村存在著各種專業合作社，農會與合作社并存，這一階段農會主要經辦政府在農村的各項委托業務。

二是調整時期（1949年——1956年），1949年國民黨政府派出在大陸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成員赴臺研究農民組織，并提出改進意見，7月，農復會提出將臺灣的農會和合作社合并，建立多目標多功能的農會組織，國民黨政府接受農復會建議，于同年12月進行合并改組；1950年冬，美國人安德生博士接受農復會的邀請赴臺研究農會，并提出改組建議，促使臺灣于1952年公布《臺灣省各級農會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農會會員區分為正式會員和贊助會員兩種，贊助會員無選舉權，被選舉權也有嚴格的規定，只能當選監事，并且也不能超過一定比例。

1953年臺灣農會實施權職分離的改組計劃，確立了會員大會和理事會領導下的總干事負責制，明確了理事會和總干事的權責劃分，總干事負責農會的日常經營管理，理事會負責對農會業務的監督。

這次改組改變了農會由地方精英把持的局面，使農會真正成為農民“自有、自享、自治”的農民組織，為保障農民的權益和推動臺灣農村發展和農業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三是發展時期（1956年以后），1953年農會改組以后，農會的自營業務逐步增加，更重要的是信用業務的迅速發展為農會的業務擴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同時由于國民當政府的扶持，使得臺灣農會在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臺灣農村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臺灣農會的業務變遷

幾乎與農會的組織變遷同步，收復后臺灣農會的業務變遷也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委托業務發展階段（1945年——1953年），這一時期主要是發展政府的委托業務：稻谷的征收、儲藏與加工、稻谷換肥料計劃以及政府在農村各項政策的實施。

二是委托業務與自營業務的消長階段（1953年——1956年），這一時期由于農會的改組和政府對農村政策的改變，使得農會在自營業務上取得發展。

三是自營業務發展階段（1965年以后），這一是期尤其是信用業務迅速發展，為其他自營業務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尤其是農會的推廣業務，按照臺灣農會法的規定，農會的盈余必須不得低于62%用作推廣業務。

三、臺灣農會的業務部門介紹

臺灣農會分為供銷、信用、業務推廣和家畜保險四大部門，各部門的主要活動是：

供銷部門分為自營業務和委托業務，自營業務包括供給、運銷、倉儲、加工、制造和運輸。

信用部門分為自營業務和委托業務，自營業務包括存款和放款。

農業推廣部門包括農事指導、家政改進和四健活動，其中家政改進主要是針對婦女的教育，四健活動主要是針對青年的教育。

家畜保險業務包括疫疾預防、疾病治療和死亡賠償。

四、臺灣農會的特點

正如《農會法》所指出的臺灣”農會是以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 為宗旨的多目標、多功能的農民團體，形成了供銷、信用、推廣、保險為一體的農民自治組織，這個四個方面互相聯系，緊密配合。其中信用是關鍵，而其它三項是基礎，信用部是臺灣農會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是支持農會發展業務的支柱，而其它三項與農民密切相關的服務，又是支持信用發展的基礎，各項業務互相支持，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政府在農會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政府在農會的發展過程中始終處于一個監管者和保護者的角色，通過各種法律、規定為農戶發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為農會的信用部注入大量低息貸款，增強了農會的實力；各種農業政策通過農會實施，增強了農會與會員的聯系；通過法律，保護了農會成為真正的農民團體。

五、臺灣農會發展對大陸發展合作社的借鑒

20世紀50年代，臺灣也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地區，農業人口也占總人口的40%以上，然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在臺灣的農業人口僅占總人口的3%左右，臺灣農民隨著經濟的發展也成功的實現了現代化，并沒有出現農業的衰敗和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這縱然與一些外在因素有關，但是更主要的可能要歸功于臺灣農會在農村發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2007年以來，我國大陸地區也在大力發展農民組織化，尤其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出臺之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數量上猶如井噴般成數量級增長，截止2010年合作社法出臺三周年之前的6月底，數量已經超過31萬家，但是很多合作社經過一番掙扎之后就是一個空架子在那，尤其是由真正的農民參與的合作社更是步履維艱。這與大陸目前的組織發展環境有密切關系：

首先，大陸的合作社法強調的是專業性合作，這與小農的多樣性需求是很不相適應的?？v觀世界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大致分為專業性合作和綜合性合作兩大類型，專業性合作組織是以歐美大農場國家為代表，這一類國家人均耕地面積多，以大農場、專業化種植為主，單個農戶的實力雄厚，專業化生產強，加上國家對農業的高額補貼，這種專業化的合作組織是適合其發展的。而東亞的小農經濟的特點就是人均耕地少，單個農戶經濟薄弱，需求多樣化，所以環顧周邊日韓臺地區，都是保護綜合的組織來保護小農，使得小農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地位，尤其是臺灣地區的農會，全方位的保護了農民的利益。

我國由于歷史原因，改革開放以后，把小農也推到了汪洋大海般的市場之中，如此分散弱小的農民，怎么可能與強大的工商資本競爭呢？其結果必然是小農越來越貧困，越來越弱勢。

第二，大陸目前的合作社扶持政策其實還是在資本上打轉，沿襲著舊的“扶強不扶弱，扶假不扶真”的路子，對真正的弱勢全體的小農組織扶持很少，可以說是“公司+農戶”的翻版，變成了“公司+合作社+農戶”的組織形式。實踐證明“公司+農戶”的模式是失敗的，那么，我們現在所鼓吹的“公司+合作社+農戶”的路子可行嗎？理論上，加上合作社這個載體，我們的農戶就形成了與公司談判的主體，能夠有效地保護農民的利益，但是現實情況是什么呢？我們姑且不論那些由公司直接翻牌成立的合作社的作用，就是由農民自己成立的合作社在現實的條件下能夠與公司形成相對平等的談判地位嗎？我看很難，且不說現在農產品總體上過大于求的現實讓這些合作組織是有求于公司，就是合作社本身實際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合作，寄希望于一種組織而不去培育農民合作的意識和提高他們合作的能力就希望通過“組織”的力量來使得農民增收，這無異于天方夜譚。而我們的政策不管是扶持也好，優惠也好，都有一個很硬性的規定，就“是合作社”要有一定的實力，什么影響多少農戶，帶動農民增收多少，有品牌，有基地之類的，實際上還是在變相的補貼資本，還是在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在現實的條件下，弱者的聯合仍然是弱者。在三十多年市場經濟大潮的熏陶下，小農也變得很理性，人們之間的信任程度很低，而合作的前提是信任，所以我們就很能理解，小農一方面需要合作，也有強烈的合作愿望，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合作起來的小農卻又往往表現更多的“不合作”，從而使合作組織的整體效益無法發揮，也就不能夠避免在市場沒有談判的地位。

第三，我覺得更致命的是，現在的合作組織依然是以發展經濟為第一目標，追求產業化。我不反對產業化，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產業化是需要條件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搞產業化的，甚至可以說我們大部分農村是沒有條件“被產業化”的，同樣的道理，如果產業化能夠使大部分農民致富的話，那么我國現在根本不會出現嚴重的“三農”問題，正是因為我們產業化政策在農村的失敗，才讓我們不得不尋找農村發展的另一種方式。

而我們反觀臺灣農會，他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大的成功，就是與它對小農的全方位保護和支持的結果，尤其是在農會剛剛起步階段，政府不僅給予了大量的政策、資金支持，更從法律上禁止了工商資本對農村的侵蝕，有力的促進了臺灣農會的成長，也為臺灣農村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臺灣農會的成功，關鍵在于它的多目標多功能是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能夠滿足小農的多樣化需求，而不是寄希望于資本來帶動小農和農村的發展。

從臺灣農會的發展軌跡中，我覺得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借鑒，尤其是對于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1、多目標、多功能的服務體系，臺灣農會集供銷、信用、推廣、保險為一體，全面滿足農民需要。農村的衰敗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更主要的是農民對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觀的否定，農民的基本生存得不到滿足，如果一味的強調農村經濟的發展，其結果必然是農村精英更進一步對農村的逃離，加速農村的空心化和衰敗。

2、以鄉鎮為單位，以農事小組為支柱。臺灣農會將其基層組織定位于鄉鎮范圍，通過農事小組開展活動，農事小組是以村為單位。這種基層組織結構既有利于于發揮農會的規模效益，又便于農會開展活動。

目前大陸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以村為單位，并且一個村有可能會出現一個以上的合作社，這基本上無法形成合作社的規模效益，發揮合作社的組織作用。一個村莊的規模是有限的，在目前農村空心化的情況下，村級的合作社實際上只相當于一個大戶，有的合作社規模甚至是趕不上一個大戶，對他們來說，合作的組織成本往往要高于收益，所以我們發現有很多合作社只有一個牌子，很少有實質性的活動開展。

臺灣農會以鄉鎮為單位，在農會的領導下，有可以成立合作社和產銷班，也產銷班也就相當于我們所說的供銷類的合作社，通過農會的指導，最終把農會內的合作社或者產銷班又組織在一起，這樣就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比較有規模的組織，而且隨著農會的發展和業務的鞏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對有些地區的農會進行了合并，并進一步有向縣市級農會發展的趨勢。

3、以信用合作為核心，業務推廣為基礎。臺灣農會資金的來源一方面是政府，另一面是農會本身的盈利，而又以信用盈利為主。臺灣幾乎每個農會都有信用部，信用業務是臺灣農會的主要盈利部門。

由于農村的農業的投資回報率很低，所以資本基本上外流的，又因為小農是相當分散的，對資金需求是季節性和小額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銀行資本由于無法掌握小農的全部信息，出于安全性和營利性考慮，小農一般不容易從正規的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因此，解決適合小農

需要的資金，也是農村發展的重要瓶頸。臺灣農會通過信用部成功解決了這一矛盾，由于農會的信用部是以本農會成員為服務對象的，而且通過農會的農事小組活動，能夠比較清楚的了解農會的情況，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可以隨著農戶的需求而靈活放款收款。

臺灣農會信用部不僅給臺灣農村的資金尋求提供了保障，而且臺灣農會法規定信用部的盈利要不低于62%用于推廣事業，這不僅為農村發展提供了資金保障，也為農會的業務推廣、更好的服務農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真正體現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農會各項事業互相配合，支持著農村的發展。

在信用部門的支持下，臺灣的推廣部門又能夠興辦農村的各項公共事務，加強對會員的農事指導，開展一系列會員的公共活動，這又更一步加強了會員對農會的信任和依賴，而為其他各項服務的開展奠定了良好的組織基礎。

4、權職分離，限制非農民成員的權利。1953年臺灣農戶改組，規定了臺灣農會權職分離的經營體制，并且對農會的會員資格進行了限制。1952年《臺灣省各級農會暫行辦法》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入會，農業從業收入低于總收入二分之一的人員不得成為會員，可以作為贊助會員，贊助會員沒有選舉權，可以當選為監事，但不能超過監事人數的三分之一；總干事由理事會聘任等。

這些規定不僅保護了農民對農會的自治權利，農民能夠通過農會的業務更好的為自己服務，也有利于農會業務在愿意服務農民的精英更好的發揮作用。

5、限制工商資本，保護小農經濟發展。

臺灣對農會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保護措施就是限制工商資本對農村的剝奪，資本的本性就是獲得利潤，這本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對于脆弱的小農根本就無力與資本競爭，如果不采取措施，任由資本的蠶食，那農村的衰敗可以說是必然的。

對照大陸與臺灣農村發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臺灣對農戶的保護，在農會設置信用部，解決了小農發展的內部循環金融，信用部的盈利又反過來支持農會其他各項業務的開展，把資金都留在了農村內部循環，使農村得以免除外來資本的的侵蝕，使農村發展的資本逐漸積累，進而帶動了整個農村的發展。

而大陸一直推行的資本下鄉，不僅沒有使大部分農村富裕起來，反而是農民相對日益貧困。工商資本的進入只會將小農的有限利潤進一步帶走，而且使農村日益破敗，另一個很主要原因的原因就是所有的生產要素是向外流動的，尤其是信用社、郵政儲蓄等金融機構就是農村的抽血機，把農村有限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抽向城市，造成了農村金融嚴重“失血”。對農村來說，我們的機制是一個讓農村逐漸“失血”的機制

第三篇：借鑒臺灣農會經驗 提升合作社服務水平

借鑒臺灣農會經驗 提升合作社服務水平

臺灣農會分布廣、功能全、影響大，在為農民服務、發展精致農業、一鄉一品建設、打造品牌、農產品供銷經營、農技推廣、農產品質量安全、融資信貸服務等方面優勢明顯，成效卓著。臺灣農會的組織架構、運作模式和發展經驗，對我省農民合作社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7月30日—8月7日，省農委組織部分市、縣農工辦分管農民合作社工作的主任和業務骨干28人，赴臺灣地區參加了農民合作社發展第二期專題培訓班。專題培訓采取集中授課、討論、交流和實地考察相結合，收到了較好效果。

啟示之一，小地主大佃農，較好地解決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誰來種地的問題。近年來，臺灣地區為了解決農民老齡化（平均年齡63歲）、經營規模?。☉艟夭坏?公頃）、農耕成本過高（水稻成本達70-80%）、青年從農意愿低等難題，“小地主大佃農”等做法應運而生，即政府引導無力耕種的老年農民和無意耕種的離鄉農民將自有土地長期出租給想種地、會種地且愿意多種地的農業經營者。小地主大佃農的經營方式，實現了土地規模經營和務農勞動力年輕化、專業化，催生了臺灣農業的規模經營，較好地解決了“誰來種地”和土地產出率低的問題，助推了現代農業的發展。小地主大佃農，啟示我們要加快土地流轉，鼓勵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轉；要加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解決好誰來種地和怎么種地的問題；要加快職業農民培養，讓農民成為體面的職業。

啟示之二，精致農業，打造了農業品牌，提升了農產品質量。臺灣地區采取了一系列質量安全和管理辦法，從追求“量”的增加轉向重視“質”的提升，大力發展“精致農業”。通過抓標準的制定、抓農產品質量的嚴格認定、推行有機農產品、強化農產品質量的跟蹤督查、使用認證標志、農產品注明產地等，來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在農會開設的超市或直營店里，果蔬銷售均注明生產者姓名、采摘日期、重量單價等信息，這種方式有效保證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可追溯，讓消費者吃得更放心。幾乎每個鄉鎮都有鮮明的產業特色，有效避免了相互間的惡性競爭，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增產不增收；同時，各地每年定期舉辦一些名特優產品或農產品質量評定比賽和農業文化節，并進行宣傳和標識，加大了農產品的知名度和市場推銷力度。精致農業，加深了我們對中央提出的“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的理解。要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程的農產品安全監管制度，建立從田間到餐桌、從生產加工到銷售的全程質量安全控制制度和產品質量安全追溯制度；要致力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等優質農產品生產，打造農產品品牌。

啟示之三，農會推廣體系及農業產銷班，貼近農民，實現了小農戶與大市場的有效對接。臺灣農會建有自上而下的農技推廣體系，每年從盈余分配中提取不低于62%的費用，為技術培訓、產品推介等提供財力保障。農會推廣課與農戶關系緊密，重點圍繞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市場營銷開展交流輔導，并積極配合專家學者開展農產品研發和咨詢服務，有的農會還將服務延伸到幫助農戶處理紅白喜事方面。農業產銷班（相當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將土地相毗連或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聯合在一起，凝聚零散的生產數量達到一個合適的運銷規模，按照產銷班訂立的班公約，自我約束、共同遵守，共擔成敗責任。產銷班通過共同投資，共同經營，集中營銷，共擔風險，共享盈利，追求銷售的最大化。農產品流通通過產銷班直接銷售和農會自辦超市或直營店，同時借助網絡、電話、電視等搭建新興媒體銷售平臺，有效解決了農產品銷售問題，提升了農戶市場競爭力。農會推廣課和產銷班的功能與運作模式，啟示我們農業工作者要進一步深入農村田間地頭接地氣，為農服務要真、要實；要加強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范化建設，提升合作社服務能力和組織化程度；要探索綜合性農民合作社建設，增強合作社凝聚力和帶動農民增收致富效應。

啟示之四，信貸服務，保障了農會自身建設和農業發展的資金需求。鄉鎮級農會設有信用部，下設分支機構，服務到村，有的鄉鎮農會在村里還設立信用點，主要從事存貸款和代理業務，抵押物可以是農民的土地、房產或山林，存款主要來自于會員、贊助會員和其他非會員，放款對象則不限于會員，貸款優先滿足農民會員和農業需求。信貸服務，啟示我們要呼吁加快推進農村金融制度改革，積極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豐富農村地區金融機構類型，為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創造寬松的金融環境。

第四篇：臺灣歷史簡介

臺灣的早期開發，凝聚著我們祖先的血汗，融匯著我們民族的精神。在中國的史籍記載中，臺灣在戰國時代稱為“島夷”，前后漢和三國時代稱“東鯤”、“夷洲”，隋、唐以后稱“流求”，明萬歷年間正式在公文上使用“臺灣”的名稱。

據古文獻記載，中國大陸軍民東渡臺灣，墾拓、經營臺灣島，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國時代。公元230年（三國吳黃龍二年），吳主孫權曾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1萬水軍渡海到達臺灣。這是中國大陸居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臺灣的開始。吳人沈瑩所著《臨海水土志》中，就曾詳細記載了當時臺灣的生產和生活形態。到了6世紀末、7世紀初的隋代，大陸和臺灣的接觸增多。據載隋煬帝曾3次派人到臺灣，“訪察異俗”，“慰撫”當地居民。是時，大陸和臺灣已有貿易往來。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間，大陸沿海人民，特別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帶居民，為了躲避戰亂兵禍，紛紛流入澎湖或遷至臺灣，從事墾拓。至南宋時，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并派有軍民屯戍。大陸和臺灣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日漸頻繁。

近日，為進一步加強與臺灣地區的經貿交流合作，推動煙臺產業升級，煙臺市委副書記、市長王良率煙臺市經貿考察團赴臺，拜訪大企業集團，務實推進合作項目，取得良好效果。煙臺市委常委、煙臺開發區工委書記、管委主任王曰義，煙臺市副市長楊麗等一同赴臺活動。

在臺期間，王良市長等隨山東省經貿考察團一起對鴻海集團高層進行了拜訪洽談，參觀考察了鴻海集團研發中心、奇美面板廠和賽博3C數碼廣場，與郭臺銘董事長等鴻海集團高層管理人員進行了多次會談，就立足煙臺現有產業基礎，圍繞鴻海集團長遠發展戰略，進一步做大做強以消費電子為主體的富士康煙臺園區，促進煙臺開發區產業轉型升級達成了充分共識，初步確定了一批新的投資項目。

王良市長表示將為鴻海集團在煙臺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支持企業在科技研發、精密電子、商貿物流等方面加大投入，實現新的發展。

考察團還拜訪了工業總會、電機電子公會、華新麗華集團、臺北世貿中心、三三企業交流會、聯發科技、英業達集團、日月光集團等，就雙方合作發展進行了廣泛交流，形成了一些新的投資意向。煙臺市委副秘書長、市臺辦主任孫迎軍和市商務局等部門負責同志參加了上述活動。(你好臺灣網與煙臺市臺辦聯合報道）

元代進一步加強了對臺灣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萬戶楊祥、禮部員外郎吳志斗和珍部員外郎阮監到臺灣“宣撫”。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臺灣民政，隸屬福建泉州同安縣（今廈門）。中國在臺灣設立專門政權機構，也自此開始。

明朝以后，大陸與臺灣的人民往來不絕。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樂年間），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訪問南洋各國，曾在臺灣停留，給當地居民帶去工藝品和農產品。至今民間傳說高雄鳳山的特產“三寶姜”，就是鄭和遺留下來的。15世紀以后，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設“游擊”，“春秋汛守”；同時在基隆、淡水二港駐屯軍隊。

到17世紀20年代的明朝末葉，大陸居民開始大規模移居臺灣，給臺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其時，福建人顏思齊、鄭芝龍為抗拒官府欺壓，率領閩粵居民遷居臺灣，一面從事農耕、貿易，一面組織武裝力量抗御倭寇和荷蘭人的侵擾。公元1628年（明崇禎元年），時值福建大旱，百姓無以為生，鄭芝龍（后官至都督同知）組織災民數萬到臺灣，“使墾荒食力”，各地逐漸形成了許多村落。臺灣自此進入了大規模的開發時期。

16世紀中葉以后，美麗富饒的臺灣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凱覦的對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強相繼侵擾臺灣，或掠奪資源，或進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領。17世紀初，荷蘭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權地位，來到東方，積極參加對殖民地的掠奪。它先后于1602年（明萬歷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啟二年）兩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啟四年）。明政府出兵將荷蘭殖民者逐出澎湖，俘獲荷軍主將，余眾逃往臺灣南部，侵占了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兩年后，西班牙人又從呂宋入侵臺灣，占據了基隆和淡水一帶。1642年，荷蘭人奪取了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的據點，臺灣自此滄為荷蘭的殖民地。

荷蘭殖民者盤踞臺灣38年，先后在臺灣修筑城和普魯文遮堡（赤嵌樓），作為進行殖民統治的中心。但其占領區實際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區，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兩港，而且它的統治一直是極不穩固的。荷蘭殖民者對臺灣同胞進行殘酷的盤剝，不斷激起臺灣人民的反荷斗爭。1652年由鄭芝龍舊部郭懷一領導臺灣軍民發動的起義，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群眾曾一度攻克熱蘭遮城，6000人在起義中壯烈犧牲。這次起義愈發堅定了臺灣同胞收復國土的斗爭決心。九年以后，他們終于配合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虜，收復了臺灣。

2012第五屆兩岸專利論壇今天在臺北開幕。

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賀化以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高級顧問身份與會。

賀化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說，雖然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兩岸專利論壇，但他一直都在關注兩岸專利合作的進展。2010年，《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簽署，兩岸開始相互受理優先權請求。之后，大陸率先向臺灣同胞開放了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這些措施安排為加強兩岸同胞的知識產權保護、推動兩岸產業界的知識產權運用、加速知識要素的流動提供了切實保障。越來越多的創新主體從中受益，也大大推動了兩岸產業界的合作共贏。

賀化透露，截至2012年9月底，大陸共受理要求臺灣地區優先權的專利申請8601件，臺灣地區共受理要求大陸優先權的專利申請5770件。

賀化表示，兩岸文化理念同宗同源，利益基點共生重疊，優勢資源互補明顯。中國文化講求“和合”處世，兩岸專利更是“合則兩利，和則雙贏”，合作創新空間無限。

賀化說，今天，我們在這里踐行這一理念。雙方交流除了專利制度新近變革、專利審查實務經驗等經典話題，更將目光轉向知識經濟時代產業界極為關注的專利運用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也更能凸顯兩岸專利合作所追求的理念價值?？梢哉f，此次兩岸專利論壇恰逢其時、恰恰相合。

臺灣“智慧財產局”局長王美花、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副會長李勇也分別致辭。兩岸知識產權界、法律界、產業界及經濟界代表約280人參加了開幕式。本次論壇由臺灣工業總會與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共同舉辦，為期兩天。(董會峰 路梅)

但鄭成功收復臺灣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農歷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時年僅39歲。爾后，其子鄭經，孫鄭克爽前后治理臺灣22年。鄭氏祖孫三代治理臺灣，獎勵制糖、制鹽，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開辦學堂，改進高山族的農業生產方式。這些措施，推動了臺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這在臺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開發和發展時期，史稱“明鄭時代”。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軍進攻臺灣，鄭克爽率眾歸順。自此臺灣在清政府直接統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后，翌年在臺灣設1府3縣，隸屬福建省。臺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與大陸的聯系更加密切了，成為國家統一整體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從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現了大陸居民再度大規模移居臺灣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臺灣居民已超過200萬人，較鄭氏父子治臺時增加近10倍。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清政府陸續在臺灣增設行政機構。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將臺灣建為行省，派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廣招福建、廣東等地居民遷臺，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先后設立撫墾總局、電報總局、鐵路總局、軍械局、通商局、礦油局、伐木局等機構；修筑炮臺，整頓防務；架設電線，創辦郵電；鋪鐵路，開礦山，造商輪，發展工商業；興建中西學堂，發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設項目，在當時全國尚屬創舉。例如臺灣鐵路不但是全國最早的鐵路之一，而且是中國自己集資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臺灣的200余年間，臺灣的封建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全省各地相繼出現許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與此同時，臺灣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剝削的斗爭也不斷高漲，且與大陸人民的反清斗爭遙相呼應。事實表明，凡較大的起義組織幾乎都是從大陸傳入的。如1786年臺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就是大陸人民的反清秘密團體“天地會”傳入臺灣后，由臺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起義軍眾達十數萬。清政府調動浙江、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等數省兵力馳臺鎮壓，歷時1年2個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前后，臺灣天地會、小刀會，又與之呼應，多次起義。

臺灣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愛國精神。他們在反抗國內反動統治的同時，為了抵御外患，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臺灣和大陸邊沿各省份成為我國反帝斗爭的最前線，直接承擔著中華民族的憂患。在鴉片戰爭期間，臺灣同胞動員組織了人數2倍于當地戍兵的抗英民團，并捐資輸銀，共赴國難。他們和官兵一道擊退了入侵的英軍，粉碎了敵人試圖侵占臺灣的陰謀，贏得了抗英斗爭的勝利。當時臺灣兵備道姚瑩在其《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中寫道：“臺灣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卒得保守巖疆，而獲安，未煩內地一珍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鴉片戰爭之后，臺灣同胞還先后擊退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臺灣。19世紀后半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力圖躋身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1894年它發動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敗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臺灣從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

日本占據臺灣后，在臺北設有總督府，作為統治臺灣的最高機構。并在各地建立鄉鎮公所，實行警察、保甲制度，對臺灣實施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時，基于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初時把臺灣作為其發展農業和農產品加工基地，使臺灣加工工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得到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為配合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又進一步在臺灣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工業，擴大了工業在全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使臺灣開始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逐步向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形態轉變。據統計，抗戰結束前夕，臺灣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紀初期的約占7%上升到約占18%。與此同時，臺灣勞工階級也在此轉變中逐步萌芽發展起來。1920年，臺灣約有勞工4萬多人；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增至8萬余人；到了1943年，臺灣勞工已達20余萬人。

從1895年臺灣淪失，到1945年重新光復的整整半個世紀中，不堪忍受亡國奴生活的臺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從而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

反對割臺議和的斗爭 1895年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后，舉國嘩然，人人“痛心疾首”，萬分憤慨?？涤袨?、梁啟超等集十八省舉人千余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地求和，主張變法圖強。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膽涂地而無所悔?！鼻逋⒏骷壒倮粢嗉娂娚蠒?，陳述臺灣為中國東南七省藩籬，“今日無臺灣，明日即可無南洋；中國雖大，雖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譚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茍以自救”，舉疆土而贈之于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臺灣紳民電奏清廷：“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愿與撫署誓死守御。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馬關條約簽訂之次日，全省同胞哭聲震天，悲憤無可抑制的臺北人民鳴鑼罷市，民眾擁圍撫署，反對割臺，并要求餉銀不準運出，軍械制造局不準停工，稅收全部留作抗擊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臺籍士紳還試圖以“自主”的辦法抵抗日本的占領，建立“臺灣民主國”，并要請政府臺灣巡撫唐景崧任總統?！蹲灾餍浴分蟹Q：“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后，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但隨著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陸，12天之后，這個“民主國”即告解體。

武裝抗擊日寇占領 日軍侵占臺灣后，清政府敕令其駐臺巡撫唐景崧等官員離臺。臺灣同胞紛紛拿起武器，自行組織抗日民軍，保衛祖國疆土。他們持續進行了前后長達7年之久的武裝斗爭。

初時，臺灣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詔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等清軍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和臺南一帶與日寇拼死搏斗。他們手拿土槍和長矛，憑血肉之驅，前赴后繼，猛撲敵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義保衛戰最為激烈、悲壯，抗日民軍首領徐驤等人、黑旗軍的將領以及劉永福新軍七星隊的大部都壯烈犧牲。一個日本人當時記載道：“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斗。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里，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p>

臺南抗敵的最后階段極為艱苦。清政府一再嚴令禁絕大陸各地支援臺灣，黑旗軍和民眾軍械糧餉俱絕，隊伍餓極不能起。在此情況下，劉永福堅持抗日5個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輪退返大陸。臺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淪陷。至臺南失守時止，臺灣軍民總共斃傷敵3.2萬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臺南失陷后，臺灣各地人民繼續堅持武裝抗日。他們在臺北的深坑、云林鐵國山，嘉義臺南之間的番仔山、鳳山附近及屏東潮州等山區先后建立抗日據點。抗日民軍隊伍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他們進攻日寇軍營，襲擊日寇官署，抗擊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瘋狂掃蕩，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簡大獅是臺北農民抗日武裝的領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領隊伍同其他民眾武裝一道直襲臺北，攻入市區。其后，簡輾轉至廈門。日寇殺其妻以泄憤，并向清政府將他本人索去。簡就義前慷慨陳詞：“我簡大獅，系清國臺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臺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一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余，血戰百次。自謂無負于清。??愿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裝起義 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鎮壓之下，臺灣人民的武裝抗日斗爭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低潮時期。1906年以后，在祖國大陸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下，臺灣同胞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義；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義；1913年的苗栗起義；

915年臺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是辛亥革命直接影響下較大的一次愛國抗日斗爭。領導人羅福星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派赴臺灣的人員之一。羅以其家鄉苗栗為據點，建立中國革命黨臺灣支部，在臺北、基隆、桃園、臺南等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籌劃起義。事敗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慘遭殺害。羅福星就義前的絕命詩說：“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背鄉離井赴瀛州，掃空東庭指顧間，世界腥膻應滌盡，男兒不誤大刀還。彈丸如雨炮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尸回?！蔽鱽礅制鹆x是愛國志士八清芳、江定、羅俊等人組織的。他們以臺南西來庵等處為據點，訓練骨干，籌劃起義，號召全省同胞“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臺灣”。參加者遍及臺北、臺中、南投、嘉義、屏東等地。因事機為日警獲悉，余、江等率千余人臨時舉事，血戰七晝夜。起義失敗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處死刑，被日寇濫殺的群眾竟達數萬人，引起了世界震驚?！拔濉に摹币院蟮拿褡褰夥胚\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祖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臺灣同胞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并和祖國的革命斗爭密切相聯系，成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一環。1920年１月，受“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臺灣籍青年學生產上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發刊《臺灣青年》雜志，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廈門、南京等地的臺灣籍學生相繼成立“臺灣青年會”、“臺灣學生聯合會”，“中臺同志會”等組織。1921年10月以蔣渭水為主聯合林獻堂等人于臺北成立旨在“喚起漢民族自覺、反對日本民族壓迫”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啟蒙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提出“反對民族差別”、“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廣東中山大學等校的臺籍學生在郭沫若等人影響下，建立“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在該團發表的《告中國同胞書》中呼吁：“勿忘臺灣”，“臺灣乃中國之臺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在這同時，臺灣各地農會和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后春筍，紛紛建立起來。1928年4月，在大陸的臺灣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留學日本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于上海成立了臺灣的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臺灣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眾黨亦登上政治舞臺。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組合。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同年底“臺灣農民聯合會”領導下的會員達３萬多人。各種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階級意識迅速提高。他們把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民族的階級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支持中國工農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鮮明的戰斗口號。

在臺灣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形勢鼓舞下，居住在臺中濁水溪上游霧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壓迫，于1930年10月27日舉行武裝暴動。這就是震憾中外的霧社起義。他們在搗毀十幾處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軍警激戰20余天。許多高山族婦女，為激勵丈夫殺敵而無后顧之憂，集體跳下懸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彈盡糧絕，起義領袖等自戕以殉。

高漲的民族民主運動猛烈地沖擊著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同胞開始全面大鎮壓，實行白色恐怖。無數臺灣同胞、愛國進步人士被囚人鐵牢，慘遭迫害。但是，臺灣人民并沒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們繼續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根據歷史的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協定重新肯定了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后又有蘇聯參加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8年的艱苦抗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終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使臺灣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結束了臺灣同胞蒙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的屈辱歷史。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臺北舉行臺灣省日軍受降儀式。會后臺灣省行政長官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臺灣及澎湖列島所屬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國主權之下。臺灣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戶戶張燈結彩，祭告祖先，通宵歡飲。臺北市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環市大游行，歡呼回到祖國的懷抱，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實現民主，建設獨立、自主和富強的新中國；但是依附于美國的國民黨政府卻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共內戰。它一方面大舉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解放區，一方面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瘋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圖把中國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國人民，迫使人民起來與之進行堅決斗爭。1947年2月28日，在全國民主革命的高潮下，臺灣全省人民舉行了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武裝起義。“二·二八起義”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給予熱烈支持，指出：“臺灣人民的武裝自衛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宣布“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斗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薄岸ざ似鹆x”在國民黨政府的血腥鎮壓下雖然失敗了，但它又一次表現了臺灣同胞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新中國宣告誕生。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在祖國大陸解放的前夕，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部分軍政人員跑到臺灣，他們依靠美國的庇護與支持，在臺灣維持偏安局面，使臺灣與祖國大陸再度處于分裂狀態之中。

第五篇：臺灣中原大學簡介

附件2：

臺灣中原大學簡介

中原大學（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YCU）創立于1955年，由美籍牧師賈嘉美（Rev.James Graham）及基督教長會張靜愚、鈕永建等人，首倡設立基督教大學，得到中壢地方士紳吳鴻森、許崇德等人之贊助支持并進行規劃，于1955年立案成立，定名為中原理工學院，位于桃園縣中壢市普仁里。

中原大學以“篤信力行”為校訓，初設物理、化學、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等4個學系。1972年設立全臺灣唯一的醫學工程學系。1980年8月正式改制為中原大學，設有理、工、商等3個學院、發展至2000年，校地面積有27公頃，學生有14000人，教職員6000人，設有理、工、電機資訊、法、商、設計、人文與教育等7個學院，30個系所。中學大學是一所強調“教學、研究、輔導”三者平衡之綜合性大學。

臺灣中原大學為私立高校，目前（2010年）有在校生1.5萬人，專任教師800人，設有理、工、電機資訊、法、商、設計、人文與教育等7個學院。該校在臺灣私立高校中排名較前，其畢業生頗受企業歡迎，特別是工科畢業生在臺灣的就業排名位于私立大學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