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改革鋪平農民增收致富路

農村改革鋪平農民增收致富路

2008年10月06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王亦君

30年前的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在“大包干”的契約上摁下了18個鮮紅的指印，從而成為我國農村改革邁出的第一步。而這場變革的先行者是農民，實驗場在農村。

從家庭聯產承包，解決溫飽，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種種歷程，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10個“中央一號文件”讓農民擁有了土地承包權，從15年不變，到30年不變，農民吃了定心丸；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在2003年被終結，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等一系列獎勵補貼政策先后出臺，讓農民朋友欣喜不已。1978年開始的以市場化為取向的農村改革，是我國農業發展的歷史性轉折點，不僅突破了傳統體制的束縛，而且極大地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長。1978年~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農村經濟司近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7.1%。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有力地支撐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產品生產快速發展。197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為6642億斤，2007年則突破1萬億斤大關；肉、禽、蛋、奶、菜等主要農產品生產也改變了長期短缺的狀況，呈現出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新格局，為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穩步提高提供了堅實可靠的保證。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我國農業基礎地位大大增強，農業對國民經濟的保障和支撐力得到了穩步提升。

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撰文指出，發軔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發展。數據顯示，1978年~1984年，我國農業產出平均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長速度。1984年與1978年相比，農業總產值以不變價計算增加了42.23%，按照生產函數估算，其中約有一半來自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若以生產反應函數估計，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為42.2%，提價貢獻為16.0%。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是中國農民的一項偉大創舉，它不僅迎來了我國農業增長的“黃金時期”，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了上億人的溫飽問題。農村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5億人下降到1.3億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15.1%，成為人類消除貧困歷史上的一項奇跡。同時，它把整個中國帶入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農民為啟動改革開放立下了首功。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2003年~2007年，中央財政“三農”投入達1.6萬億元，年均增長17.8%；取消了農業稅、牧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每年減輕農民負擔1335億元；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補貼規模不斷擴大，2008年“四補貼”達到1028億元，比上年翻一番；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和價格，對主要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并逐步提高最低收購價；對糧食、生豬和油料生產大縣進行獎勵，對農業保險保費進行補貼，并對鮮活農產品運輸予以費用減免。上述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農民增收。

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把統購統銷納入改革議程，從農產品流通領域著手開始了農村市場化改革進程；1985年，中央決定，對糧食和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訂購，放開了豬、牛、羊、水果、水產品及蔬菜等農副產品價格，實行市場調節；1999年又放開了棉花市場和價格；2004年全面放開了糧食市場和價格，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目前，除煙葉、蠶繭外，所有農副產品市場全部放開，農產品市場體系進一步完善。農產品價格的放開使農民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明顯增加。

改革開放30年來，鄉鎮企業的崛起和發展，對農村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不僅帶動了農村經濟結構的轉變，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道路，而且為農民收入增長提供了新的來源，為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1978年

~2006年，來自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工資水平逐步提高，由人均每年308元增加到8369元，鄉鎮企業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8.2%提高到34.6%。鄉鎮企業已成為支持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逐漸恢復并日益活躍。近幾年隨著城鄉管理體制的不斷改革，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環境不斷改善，尤其是2006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2007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就業促進法和勞動合同法，進一步明確了統籌城鄉就業的重大戰略。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按照統一部署，積極組織開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等工作。2004年~2007年，僅“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就培訓農村勞動力1230萬人，其中85%以上實現了轉移就業。同時，不斷加強對農民外出就業的服務，加大拖欠農民工工資清理力度，積極推進農民工參加工傷、基本醫療和基本養老保險，解決農民工工資待遇低、子女上學難、勞動條件差等突出問題，農民外出務工環境明顯改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規模不斷擴大。2007年，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達1.26億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1.5億，扣除重復計算部分，2007年農民工達到2.26億人。外出務工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源泉。

第二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三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現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現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可以考慮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可以有效避免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校或農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促進農民增收

白水民間資本助推經濟發展澄城六大舉措促進農民增收

（記者 王小麗 通訊員 楊娟）作為全省首個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意見》的白水縣，今年民間資本呈現出活躍態勢，已有48億民間資本計劃投向71個建設項目。白水縣圣源果業有限責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設中，這個占地15畝，由民間資本投資2800萬元的工程計劃建設18個冷庫、兩個儲藏庫和加工車間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貿加工，預計6月份就可以投入運營。白水康貿糧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項目也已開始試運營。這些注入白水民間資本的項目不僅涉足果業、糧食等基礎產業，同時也逐步進入白水的基礎設施、民生和社會事業等領域。

近兩年，白水不斷放寬民間投資范圍，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縣內各階層自主創業、引導外出打工人員回鄉創業，吸引縣外人員來白水創業。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性產業、市政設施、公益性事業、旅游開發等領域。開展各類培訓活動，提高民營企業主管理水平和市場開拓能力。減免各類稅費，幫助企業減輕負擔。

據介紹，今年全縣民間資本共投向71個建設項目，總投資48.6億元。目前已有26個項目開工，投資1.97億元，全部項目有望在明年內完成。

本報澄城訊（通訊員 張建軍 記者馮戰武）今年以來，澄城縣委、縣政府結合縣情實際，圍繞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21%的目標，重點實施六大舉措，確保群眾增產增收。這六大舉措即：深入開展“水利建設年”活動，明確今年水利建設七大重點任務，為促進全縣農業農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水利支撐和保障；縣財政列出300萬元專項資金，加大對蘋果新建園苗木補貼力度。截至目前，全縣新建果園2.4萬畝，占全年任務的60%；對新建標準化圈舍每棟獎補1.8萬元，對新建600頭

種豬場獎補80萬元，進一步增強群眾發展生豬產業的積極性，力爭年內實現存欄70萬頭，出欄100萬頭目標。同時，狠抓生豬產業發展的飼料來源，全面擴大地膜玉米種植面積，積極落實農資補貼等，確保全縣18萬畝任務完成；嚴格按照“城鄉增綠、農民增收”的方針，堅持經濟林與生態綠化并舉，全縣新發展核桃經濟林1.2萬畝，綠化道路20公里，義務植樹35萬余株；抓住農民進城基礎在戶籍、核心在住房、關鍵在社保、重點在培訓、根本在就業五個關鍵問題，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衛生等各項相關保障機制，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目前700余人已辦理落戶手續；積極開展農村環境衛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動，積極推行村、組（巷道）垃圾“戶清掃、村收集、鎮拉運、集中處理”模式，有效改善群眾生產生活環境，加快了新農村建設步伐。

第五篇：農民增收困難

農民增收困難

農民富則中國富，農民強則中國強。農民增收困難，我們必須予以重視，盡快幫助他們走出困境。如果領導派我解決，我會如下處理：

一、了解情況。我會到村里進行走訪調查，深入與農民進行交流，充分了解農民家庭收入來源以及農民收入情況。考慮到農民可能不方便說，我會向他們承諾保密。

二、根據農民反映的問題，分析其原因。查明問題的關鍵是在于農民還是在于市場。

三、根據原因制定對策，如果問題在于農民，我會積極聯系相關部門進行農民培訓，提高農民的盈利能力；如果問題出在市場，我會對市場進行調查，以幫助農民適應市場 第四，對本次工作進行總結，向領導匯報

亮點略有不足。本道題的亮點，我覺得可以加上兩個，大前提：深入了解當地農民增收困難的原因，以及本地的優勢資源。比如農產品資源、人力資源等。

1：集中本地優勢農業資源，進行產品的深加工，實現產業化經營，或者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實現規模化經營；

2、招商引資，擴大增收渠道，積極開發本地剩余勞動力資源，實現農民的本地就業增收。

稅收的重要性

稅收是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工具，作為最主要的國家經濟來源，承擔著重大的社會責任，所以我們應全面的看待這個問題

首先，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們目前還處于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實力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時要看到我們的國家人口眾多，基礎設施還很不完備，教育，醫療，三農等建設項目還等待進一步的資金投入，政府只有保證充足的財政資金支持，這些項目才能繼續實施

其次，我國目前共有23個稅目，針對各行各業，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行，稅收的三性首先保證了公平和執行，而且稅收的征收比率都是結合實際嚴格計算的結果。

第三稅收具有監督經濟活動的作用

國家在征收稅款過程中，一方面要查明情況，正確計算并征收稅款；另一方面又能發現納稅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或是在繳納稅款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國家稅務機關對征稅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可以采取措施糾正，也可以通知納稅人或政府有關部門及時解決，保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第四，稅收是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杠桿之一。稅收可能對某些行業征收的稅率確實比別的行業高，但是，這是站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基礎上制定的，比如針對奢侈品和化妝品征收高額的消費稅，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國在給企業和個人減稅所作出的努力，比如出口退稅，調高個稅起征額，調節社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校車事故的反思

近來，各地連續發生了幾起校車重大安全事故，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后，校車的安全問題終于受到社會各方的重視

原因:

一、駕駛人員安全意識淡薄，違規超載超速。

二、幼兒園私自改裝車輛逃避監管，限定9座改裝為無座。

三、園長安全責任意識不強

四、大霧等惡劣天氣、司機教師遇緊急情況處置不力

五、教育、交通部門監管不力

一、觀念及技術的介入正在改變著校車的安全性。

先看理念，保障校車安全的最強大力量其實還是來自人本身，是否真正認同“孩子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最有價值的財富”的原則，假設人們日常看待校車如同消防車與救護車一般，那么想必也就不會有各種摩托車、拼裝車敢于充當校車了。

除此之外，技術的介入也正在逐步改善校車的安全狀況，像近期在重慶亮相的最新校車，只需一個按鈕，車窗玻璃全部碎成渣，這也是在菲律賓劫持事件之后做出的改進；高分子材料武裝的輪胎遭遇鐵釘也不會爆胎；油箱遇火不會爆炸；這些強大的功能以前只會出現在軍用車輛上，但現在已經開始為孩子們保駕護航。

二、很多安全事故的發生正是由于對隱患的忽視，平時對設備在觀念上不夠重視，設備部門則抱怨投入太少、資金不足。設備定期維護檢修，排查安全隱患。

三、政府：有關部門迅速制訂《校車安全條例》，完善校車標準，做好校車設計、生產、改造、配備等工作，建立相應管理制度。加大資金投入和技術支持。宣傳教育引導人們轉變安全理念，重視校車安全。

優越的硬件條件、嚴格的安全標準、完善的管理措施和科學的人力安排，軟件、硬件雙管齊下，才能有效保障乘車學生的安全。

該事故暴露出一些地區存在車輛違法嚴重超載、非法擅自改裝車輛以及有關部門在校車安全管理方面責任不落實、措施不到位、監管有漏洞等突出問題。

一、高度重視中小學和幼兒園校車交通安全工作，建立完善校車交通安全監管的長效機制。中小學（幼兒園）校車安全工作是當前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切實把保護廣大中小學和幼兒園學生上下學安全擺在突出位置，以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全面構建校車安全監管工作的長效機制。要堅持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切實落實相關主管部門的監管責任和屬地監管責任，依法嚴格監管，促進各類中小學校（幼兒園）落實校車安全主體責任；要加大校車購置經費投入力度，引導學校（幼兒園）購置符合國家安全技術標準的校車；要創新校車經營管理模式，完善公共財政支持補貼政策，提高校車的普及應用程度；要細化校車安全管理規章制度，確保校車安全出行。

二、全面開展中小學和幼兒園校車安全隱患大排查。地方各級教育部門要逐校逐園逐生對學生上下學乘車情況進行全面檢查了解，對學校（幼兒園）租用的車輛進行安全檢查，存在安全隱患的要立即停用維修；公安交通管理部門要加大路面巡視檢查力度，結合公安部開展的集中整治超速超員超載和疲勞駕駛違法行為專項行動和“護衛天使”行動，通過警力下沉、區域聯勤聯動、交叉巡邏等措施，嚴查校車超速、超員等違法行為，對違法行為實行“零容忍”，發現一起、處理一起；交通運輸部門要認真核實交通運輸企業的包車情況，對于被租賃從事接送中小學生（幼兒）業務的車輛，要嚴把運輸經營者市場準入關、營運車輛技術關和駕駛員資格關，督促運輸企業切實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

三、進一步加大對中小學和幼兒園校車安全的宣傳教育力度。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集中進行一次中小學生及其家長交通安全教育，以這起事故為反面教材，教育中小學生堅決不乘拼裝車、報廢車、農用車、貨運車等非法運營車輛和超員車輛上下學，教育提醒步行上下學的中小學生遵守交通規

則，主動安全避讓行駛車輛，并要提醒學生家長提高安全意識和監護人責任意識，不得租用不符合安全規定的車輛接送學生。要認真開展對校車駕駛員的安全教育，增強駕駛員的安全意識、責任意識和守法意識。要督促中小學、幼兒園注意防范冬季大霧、降雪及路面結冰對學生和幼兒上下學交通安全的不利影響，嚴格遵守雪、霧天氣安全駕駛的規定，必要時可采取停運接送學生上下學車輛或調整上課、入園時間等安全措施。認真執行事故查處掛牌督辦制度，嚴肅事故查處。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嚴格按照《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國務院令第493號）的規定，堅持“四不放過”和“依法依規、實事求是、注重實效”的原則，在查清事故原因、認定事故性質的基礎上，嚴肅處理對事故負有領導、監督、管理責任的單位和人員。要認真執行事故查處掛牌督辦制度，確保按期結案，及時向社會公布查處結果，并跟蹤督促事故責任和整改措施的落實。要認真吸取事故教訓，舉一反三，切實搞好道路交通安全尤其是中小學（幼兒園）校車安全工作。